第一篇：生態學還原論分類及內涵研究論文

一、生態學認識論層面的還原論

認識論還原和本體論還原不同，本體論還原重點關注還原的對象是什么的問題，但認識論還原論關注如何實現還原的問題。一般科學哲學中，認識論還原論包含術語還原和理論還原兩大研究主題。從還原論的發展來看，對術語還原和理論還原兩大主題的研究一直呈交織狀態。邏輯經驗主義后期，物理主義所主張的學科還原是以語言的還原為基礎。1958年，奧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的“微向還原”雖然主要是指學科的還原，但其中較大篇幅提到了術語間的溝通。1961年內格爾的“橋接原理”主要是指理論的還原，盡管其只是指涉了術語之間的連接，但這種連接和術語還原也并非沒有關聯。內格爾關于這種連接是如何實現的，給出了三種可能：

1.兩者之間存在邏輯關聯，對于這一邏輯關聯內格爾表述為“可能是通過同義性或某種單向衍推分析”；

2.兩者之間是約定關系，即協調定義，但理論詞項之間沒有必然的意義關聯；

3.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事實的，即兩者之間的關系不能通過邏輯分析得出，而只能通過經驗證據來支持。其中，通過“可能的同義性或某種單向衍推分析”是對術語間邏輯關聯的要求，通過這種邏輯關聯起來的術語可以視為是實現了術語間的還原。由此可見，該階段學科或理論還原的研究中術語的研究占了較大比重。這種不同理論或學科的術語之間的連接成為術語還原的前提。1966年，亨普爾對術語還原進行了單獨的研究。他認為術語間的還原是通過“描述性定義”實現的，即不要求定義項與被定義項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而只要求兩者具有相同的外延或應用范圍。例如，用“無毛的兩足動物”來定義“人”，兩者指稱相同，含義可以不同。另外，他認為這種兩個術語間的協調定義是通過科學發現而實現的。這種通過協調定義而實現的術語還原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這種協調定義的前提是理論術語具有一定的指稱，或者說具有一定的實在論地位，否則便無法實現指稱一致的還原。但是目前對理論術語的實在性尚存在頗多爭議，簡單通過協調定義的方式實現術語的還原也存在進一步探討的可能。進一步地，如果理論術語具有一定的實在性，那么術語還原的問題便轉換為術語的指稱間的關聯。實際上，指稱間的關聯并非簡單通過科學發現而實現的。生態學術語還原包括實體、過程及屬性術語的還原。生態學領域，術語還原也存在一些爭論。例如，勒萊（Loehle）認為“多樣性”和“演替”是生態學中兩個較為成熟的術語，可以以此展開術語還原的研究。謝瑞德-弗瑞切特（K.S.Shrader-Frechette）對此提出了質疑，她認為一方面演替和多樣性的內部機制并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這兩個術語不能作為成熟的術語進行還原，另一方面她認為術語還原無法克服高層次和低層次背后不同的分類系統所導致的還原鴻溝。前一點是質疑術語還原的非形式條件，后一點是質疑術語還原的形式條件。但是，謝瑞德-弗瑞切特的質疑也將導致兩個問題：如果這兩個術語的內部機制已經研究得足夠透徹，可能其本身就表明了一種還原的實現，但至少不能通過術語有無被還原的事實來證明其可還原性。另外，如果高層次和低層次因為所處不同的分類系統，故而無法實現有效還原的話，這顯然是在層次論的框架下進行的論證，但是許多的生態學術語例如演替等呈現出的是時間而非空間的制約性，其還原已經不能簡單地在層次論的框架下展開，即她的質疑反映了一種預設，這種預設本身就包含了一種邏輯矛盾。理論還原主題方面，奧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通過微向還原的方式實現理論間、學科間的還原。內格爾對理論還原做了較深入的分析，他重點關注學科間的異質還原，內格爾提出需要具備“形式條件”和“非形式條件”兩類條件，這被稱為是理論還原的“橋接原理”。“可連接條件”保障了術語的關聯，結合“可導出條件”便實現了由次級學科理論到初級學科理論的還原。進一步地，“可連接條件”中兩個理論詞項間如何實現連接是理論還原的首要問題，這也涉及術語還原的問題。對于“可連接條件”，內格爾解釋為“同義的或某種單向衍推分析”、“協調定義”、“經驗事實”等可能的連接途徑。如果通過“同義性”獲得理論詞項或術語間的溝通，那么可能會面臨這樣一些問題：一方面，不同理論術語指稱可能一致，但其意義卻不可能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學科的發展將導致術語的含義發生變化，從而導致理論間無法通約。如果通過協調定義的方式實現理論詞項間的溝通，這種協調定義和術語的連接顯然是一種同語反復，而如果通過“經驗事實”來說明理論詞項間的溝通，卻又無法保證這種經驗事實的可靠性。對于“可導出條件”，如果將內格爾的理論還原模型可以簡化為T1∧L輔→T2，就可能出現多重悖論：

1.如果T1、L輔為真，那么T2為真，但這暗含了一種對理論真值的預設，可能與科學發展的事實不符；

2.如果T1、L輔為假，那么T2為假，即還原是沒有意義的，而且這種還原可能與經驗事實不符；

3.如果T2為假，那么T1或L輔為假，這也可能與科學研究的經驗事實不符。面對理論還原受到的種種質疑，還原論者紛紛對其進行了修正。沙夫納（Schaffner）認為存在與理論T2強類似的理論T2′，理論還原模型也因此轉換為T1∧L輔→T2′。尼克（Nickles）隨后將這一類似關系進一步精致化，認為邏輯導出關系發生在T1′和T2′之間。對理論還原模型的修正不僅未能就“可連接條件”和“可導出條件”給出合理的解釋，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疑問。一方面各修正模型均忽略了理論術語間的“可連接條件”，另一方面修正后的模型仍然是以理論的邏輯導出關系為前提，原來“可導出條件”所引起的邏輯質疑仍然存在，另外理論間的強類似關系也似乎很難去界定。可以說，內格爾理論還原所引起的種種質疑絲毫沒有通過修正得以避免。維姆賽特（Wimsatt）認為這種強類似關系實際上是理論各不同發展階段的關系體現，即理論間的還原實質上是理論的一種演替過程，其中低層次理論對高層次理論起到了解釋和說明的作用，是一種解釋還原。舒納爾認為群落生態學的理論可以還原為與種群或個體相關的理論，通過這種理論間的還原最終發揮理論對理論的解釋功能，這一點和維姆賽特的觀點是一致的。但是，舒納爾主張通過機制論的方法實現群落生態學理論的還原，該方法主要將群落或種群生態學理論中的變量翻譯為相關的個體理論的變量。由于這一還原方法強調理論變量之間的邏輯導出關系，實質上和沙夫納一樣維護了內格爾理論還原模型的內核。羅杰主張通過“協調定義”的方式實現理論間的還原，例如為了將Lotka-Volterra理論模型還原為生態位理論，可以將Lotka-Volterra模型中的關鍵變量環境容納量進行重新定義，即通過資源供應量和個體的多度或增長速率對資源影響的比值來定義環境容納量，然后對此進行微向聚合并最終還原為現代生態位理論。這一理論間的還原和內格爾的橋接原理一樣，實際上是通過“協調定義”的方式獲得不同理論術語間的“可連接性”，進一步通過微向聚合的步驟實現理論間的溝通。由此可見，生態學哲學視域下術語還原和理論還原仍面臨許多的問題。目前，生態學哲學中的還原論思想正呈現一種逐漸弱化的趨勢。認識論層面，這種弱化正體現為不再要求術語間、理論間的“可連接性”、“可導出性”，而只強調通過還原實現理論的解釋功能，這無疑是對“科學的統一”目標的徹底放棄。

二、生態學方法論層面的還原論

方法論層面的還原論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作為研究策略的方法論，其二是作為研究方法的方法論。例如，植物群落的初級生產力與它們所吸收的輻射成正比，因此可以通過對植物輻射能分數的測定來計算群落的生物量，這反映了一種還原論的研究策略。另外，研究中對光合作用進行測定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往往體現了一定的還原論思想。這兩種方法論既有不同也存在一定關聯。一方面，作為研究策略的方法論更傾向于從微觀世界中找尋原因，提出假說，并以此展開研究，這就涉及研究方法的選擇。另一方面，研究方法是研究策略的具體體現。生態學方法論層面的還原論研究不僅要關注作為研究策略的方法論，也應關注作為研究方法的方法論。作為研究策略的方法論而言，主要體現為“分析”或者“綜合”兩種策略。自上而下進行“分析”的研究策略蘊含了一定的還原論思想，自下而上的“綜合”研究策略則體現了一定的整體論思想。生態學研究中漸進式分析的研究策略體現了方法論層面的還原論思想。這種分析的研究策略重視對現象進行逐步分解，從而發現其中的內在機制，進而對系統行為進行解釋。但是，這種下向的研究策略和認識論層面下向的認識策略是不同的。認識論層面，還原論主要體現為下向溯因的認識策略，而方法論層面主要體現為下向分析的研究策略。認識論層面認識策略的選擇對方法論層面的研究策略提供指導，方法論層面的研究策略是認識策略的具體體現。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例如生態學實驗也經常采取設置對照等方法來進行比對研究。例如，潘尼（Paine）在巖底潮間帶群落中去除海星的實驗，該實驗證明了頂級食肉動物成為取決群落結構的關鍵種。這些實驗方法均體現出一定的還原論思想。生態學方法論層面的還原論可以結合生態學相關研究進一步分析。以克萊門茨（Clements）為代表的機體論學派認為群落類似于一個客觀存在的有機體，群落的演替過程類似于個體生物的發育過程。機體論學派還認為群落具有明顯的邊界，群落的分布通常呈間斷分布的狀態。格里森對機體論觀點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群落并非獨立存在的實體，而是研究者為了研究方便而人為確定的一組物種的集合。這種集合并沒有明顯的邊界，且呈連續分布的狀態。個體論的這種觀點是還原論思想在生態學本體論層面的體現。方法論層面，個體論學派也同樣采取了一種還原論的立場。首先，個體論學派持有兩個基本觀點：1.構成群落的種群是獨立的；2.群落沒有明顯邊界，且處于一種連續分布的狀態。這兩種觀點得到了惠特克（R.H.Whittaker）等生態學家的研究支持。惠特克的研究證明了群落并非一個具有明顯邊界的實體，該研究主要采取了一種梯度分析的方法。梯度分析方法是將一定區域內物種的組成情況和環境梯度聯系起來的一種研究方法。具體而言，以植物物種的相對密度作為物種組成情況的主要指標，同時測定各個地點的海拔和干濕度作為表征環境梯度的兩個指標。根據兩方面的指標最終尋找環境要素的變化與群落的物種組成變化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物種組成和環境要素的變化之間具有密切關聯，這說明每個物種都具有各自獨特的生存方式，沒有任何兩個物種的分布是相同的。每個物種或種群都是獨立的，根據物種屬性的不同各自與周圍環境發生相互作用。群落往往是根據環境梯度連續地依次排列，從而無法分辨出明確的邊界。可以看出，環境梯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側重從物種層面進行群落屬性的研究，這是一種下向分析的研究策略，也是還原論思想在實際研究中的體現。由于個體論學派認為群落僅僅是物種或種群的一組集合，構成群落的各個物種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也將促使生態學家更為關注物種或種群的屬性及特征，希望從物種的角度對群落構成進行解釋。這一方面會促使相關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將促使研究者對一些適用于物種水平，觀測尺度相對較小的研究方法的運用。

三、余論

自奎因在對邏輯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的批判中首次提出“還原論”一詞以來，還原論便成為許多學科領域質疑的對象。這一方面是由于物理主義希望通過邏輯構建來實現“科學的統一”，卻忽略了各學科領域特質的不同及學科發展的變化。這導致了作為其工具的還原論無法有效實現學科間的邏輯溝通，進而陷入“為了還原而還原”的哲學泥沼。另一方面，各個學科領域對還原論的辯護或質疑中，包含了對還原論的多種解讀，爭論也因此更加含糊不清。因此，對該主題的有效討論一方面需要對其工具角色進行反思：還原為了什么？或者為了什么而還原？另一方面需要對還原論做出清晰的界定。生態學作為一門研究生物和環境相互作用的學科，研究尺度較大，研究對象復雜多樣。對這樣一門學科中還原論思想的研究，無疑將對科學統一目標這一哲學論題的合理性進行驗證。對生態學還原論思想及其內涵的分析，首先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進行初步界定。其次，目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均呈現出了不同強度的還原。例如，本體論層面種群可以被視為是同種生物個體的集合，也可以被視為由單體生物和構件生物構成的集合，其中單體生物和構件生物是以相同的基因構成為依據；認識論層面，成土作用的研究表明該研究不僅運用到物理學、化學、地理學、生態學等多種理論，而且對這些理論的運用并不要求邏輯的可導出性和可連通性；方法論層面，捕撈業中對年捕撈量的估算經常通過年齡結構或體型大小來進行，而通過魚類生活史等方法可以使相關推測更接近實際情況。因此，有必要對生態學還原論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框架之下做出強還原和弱還原的進一步區分。實際的生態學研究中，還原論思想往往體現在多個層面，從而呈現出一種綜合還原的態勢。對這種綜合還原思想的研究可以更真實反映還原論思想對生態學研究的影響。

第二篇：淺談品牌危機的內涵-分類及應對策略研究

淺談品牌危機的內涵-分類及應對策略研究

篇一：品牌危機策略

淺析品牌危機應對策略

內容摘要：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企業難免會遭受品牌危機，導致公眾對該品牌的不信任感增加，銷售量急劇下降，品牌美譽度遭受嚴重打擊，甚至使品牌被市場吞噬，使企業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困境。如何采取正確策略使品牌度過危機，并在危機中抓住契機迅速復蘇，已成為企業發展所必須面對和專注重要課題。令人擔憂的是，從各種案例中我們可以可以看到，比起一些實力雄厚的國際品牌，中國企業在面對危機和處理危機方面稍顯弱勢和青澀。本文將以探討危機產生的原因為基礎，通過對數個中外企業在應對危機時采取的措施進行深入的對比與研究，發現中國企業在危機應對上的不足和犯下的錯誤，從而提出應對危機的策略與原則，使中國企業在危機應對上有更多更有效的策略，在危機發生后轉危為機，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更好的發展。

關鍵詞：品牌危機 危機應對策略 中外差異

一：品牌危機概述

品牌危機指的是由于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或企業品牌運營管理過程中的失誤，而對企業形象造成不良影響并在很短的時間內波及到社會公眾，進而大幅度降低企業品牌價值，甚至危及企業生存的窘困狀態。品牌危機的產生原因通常有：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品質缺陷最易引發質量事故，導致品牌危機。經調查，企業品牌危機中60％以上都是由產品質量事故引起的。假冒產品對名品及企業的沖擊。產品缺乏創新：如國內外一些老字號品牌出現的品牌危機。競爭不當，如前段時間蒙牛與伊利鬧得沸沸揚揚的“誹謗事件”，使中國岌岌可危的乳品行業雪上加霜。企業品牌延伸不當，如極具陽剛之氣的世界著名品牌哈雷—戴維森進軍香水領域引發出來的危機。由品牌合并或兼并不當、品牌授權經營不當引起的危機。企業商標意識不強：因企業商標不到位而使品牌產生危機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更換品牌名稱與標識所引起的品牌危機。

二：危機應對中外差異

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即便是國際大品牌也常會不可避免的產生品牌危機。電子業界的實力派——蘋果也因其開發的新型產品——iPhone面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危機。

自iPhone4在09年6月下旬發售以來，很多消費者都抱怨手機天線可能有問題，導致信號不好，但蘋果公司先將此問題歸咎于用戶握手機部位不對，后來又說是電信運營商的軟件問題。美國權威的消費品測評雜志《消費者報告》7月13日發表報告認為，iPhone4手機天線存在設計缺陷，并宣布不向消費者推薦該產品。由于該雜志的影響力、公信力，蘋果公司市值一度蒸發超過160億美元。對此，蘋果公司連續兩天保持沉默。

16日蘋果公司在加州總部就此舉行新聞發布會。喬布斯在發布會上承認了問題：“我們想讓所有用戶滿意，但我們并非完美。”蘋果給出的辦法是：給手機裝個保護套。9月30日前購買iPhone 4的消費者都可免費獲得一個軟膠保護套（市場售價29美元），已購買了該保護套的消費者將獲得返款。如用戶仍不滿意可在30天內退貨，只要手機沒有人為損壞，就可獲得全額退款。蘋果還開放了天線設計實驗室給媒體參觀，首次對外公開其無線產品如iPhone和iPad的設計過程。

如蘋果向iPhone 4手機用戶提供免費手機套的活動持續至2011年6月底，那么該公司總計將為此支出近2億美元，這將占據蘋果這段時間內總運營收入的1%左右。若蘋果實現召回的策略可能帶來的15億美元損失，與這相比發手機套的支出相比只是小數目。

在此次危機公關中，蘋果采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喬布斯公開表示，手機握住后信號有不同程度的衰減，這是手機全行業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們是人，是人就會犯錯，但我們很快發現了錯誤。”喬布斯引用數據來證明這一錯誤如何無足輕重。他表示，蘋果客服接到的信號問題投訴只占投訴總量的0.55%；運營商AT&T的退貨比率中iPhone 4只是iPhone 3GS的1/3；iPhone 4每100次通話的掉話率比iPhone 3GS多不到1次。

但事實表明，信號問題根本沒有影響蘋果的銷售。發布會之后，美國硅谷中心的斯坦福大學購物中心的Apple Store零售店，消費者如往常般絡繹不絕，收款臺前排著長隊。一位購買iPhone 4的大學生表示，雖然iPhone系列向來非議頗多，但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并未出現過于嚴重的故障。相信天線問題不會影響他的使用。發布會之后，蘋果（Apple Inc.NasdaqGS: AAPL）股價一度上揚，收市亦僅跌0.62%，收報249.9美元。

事實上，從iphone剛上市起就頻遭質疑，07年6月iPhone因其電池的內置設計，用戶不能自行更

換，而受到眾多用戶的控告，而蘋果的應對策略只是是推出了85.95美元的電池更換計劃。

雖然蘋果在面對這種危機時的應對策略總是顯得不那么積極與及時，但是從2007年至今iphone的銷量卻一路上漲，絲毫沒有被這些別人看來的危機影響，而是銷量驚人。

一些跨國巨頭，諸如麥當勞、肯德基、雀巢都出現過問題，麥當勞的“橡膠門”，肯德基的蘇丹紅事件，雀巢就更多了，諸如使用轉基因原料等等，但是這些事件通常都不了了之了。為何國際品牌屢遭危機而不倒，這值得我們思考。

從許多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歷經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積累起來的國際品牌，本身擁有較強大的品牌文化和品牌信譽在里面，擁有一般依靠廣告快速轟炸起來的所謂的品牌所不具有的品牌內涵和張力，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負面信息和危機抵抗能力和自我危機修復能力。而作為公眾，又往往會給予該品牌較高的品牌和生活行為的依賴度。因此，這也就不難理解三株和秦池可以因為媒體報道而很快地覆亡，三鹿因為“三聚氰胺”而徹底被清盤，而雀巢、麥當勞卻屢遇危機而不倒的原因之一。而蘋果跨時代的創新與實力，和在消費者心中高端的形象使其有自信，從容應對危機，甚至忽視危機，這是需要實力的積淀，而非所有品牌都可以達到的。

另外，十分關鍵的一點是：作為比較知名的跨國公司，它們都擁有比較完善的危機管理或者說危機公關和應對機制，危機管理組織機構相對一些國內企業比較健全，危機意識較強，危機管理能力相對也比較成熟。

中國乳業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起似乎正在慢慢淪陷，危機已使國人對乳業漸漸失去了信心。2008年9月中旬，就三鹿牌嬰幼兒奶粉這件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國務院啟動了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機制，國家質檢總局緊急在全國開展了嬰幼兒配方奶粉及液態奶三聚氰胺專項檢查，結果蒙牛伊利光明等多家知名企業紛紛被查出產品含三聚氰胺，導致整個乳制品行業陷入危機。12月19日，三鹿集團借款9.02億元付給全國奶協，用于支付患病嬰幼兒的治療和賠償費用。三鹿凈資產為 負11.03億元，已嚴重資不抵債。12月25日，河北石家莊市政府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三鹿集團破產案處理情況。曾經的乳業巨頭轟然倒下。

先且將乳品業本身的質量安全問題放一邊，危機管理能力不足也是三鹿的破產的重要原因。三鹿集團的危機預警系統啟動緩慢，事實上，從2008年3月起，就陸陸續續有消費者投訴三鹿集團的奶粉存在問題，這些投訴其實是危機前的征兆。而直到全國各地多名嬰兒查出腎結石后才啟動危機公關程序。這說明企業缺乏危機的敏感性，對危機存在僥幸心理，沒有防微杜漸的危機意識。與此同時，三鹿還采用了蹩腳的推卸責任言論。三鹿在事發之后，聲稱自己也是受害者，因為產品召回損失了6億元，此次事件的賠償應由不法奶農賠償。一切責任在奶家身上。然而。這種轉移視線的公關手段并不高明。對于分散的奶農來說，要進行700噸奶粉原料造假無疑是很有難度的，何況在賣奶給三鹿集團時，奶農并不清楚那些奶液將用于哪種配方的奶粉，而恰恰是三鹿集團18元的低端嬰幼兒奶粉出了問題，其他高價位產品暫時沒有檢出含三聚氮胺。三鹿這樣簡單的推卸責任言論很明顯是站不住腳的。將事故責任和賠償責任推到處于弱勢地位的奶農身上，這一舉動對危機的解決無益，更加大失民心。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外資企業的老道經驗值得中國的企業們學習，但外國企業也有處理不當的案例。比如SK-II因為虛假宣傳和含致腐蝕性物質，以及寶潔公司對危機管理了遲鈍而最終導致日化高端子品牌SK-II直接退貨退市乃至退出中國市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到現在也沒有恢復過來，在中國市場成為了邊緣性品牌。

三：品牌危機應對策略

應對危機，企業首先要做的就是強化產品質量和品牌建設，從源頭扼殺品牌危機的產生。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產品質量和品牌建設對于一個企業的重要性越來越強，產品質量高低和品牌的知名度是企業有沒有核心競爭力的體現之一，提高產品質量是保證企業占有市場，從而能夠持續經營的重要手段。其次，因為品牌危機產生的原因有許多，質量有保障了也不一定意味著危機就被避免了。所以，未雨綢繆，加強危機管理意識，為自己的企業尋找優秀的應對危機的團隊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當危機真正發生時，企業則應敢于正視危機, 積極應對危機，主動承擔責任，高調接觸媒體，把握輿論主導權。來看中美史克的成功案例：2000年11月，國家下發禁止PPA通知。康泰克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是就在同月16日中美史克公司立即停止了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回收所有含PPA的產品。并召開了新聞媒介懇談會，表示維護廣大群眾的健康是中美史克公司自始至終堅持的原則，得到了廣大消費者 的支持和諒解。之后公司很快推出“新康泰克”，取代原有品牌的市場空白，取得了難得的銷售成績，將危機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

當企業發生公關危機時，在妥善處理后要盡快把公眾視線吸引開，否則糾纏下去對企業會十分不利，但這種方式不是推委責任與瞞天過海，而是在正確采取措施并得到妥善解決。比如推出新產品，新發明，企業捐助公益事業等相關新聞，以轉移大眾的視線。谷歌輸入法面臨抄襲搜狗輸入法的質疑時，谷歌不僅發聲明稱已注意到了部分用戶對谷歌輸入法詞庫的質疑，承認“該詞庫在試驗階段確實包含了一些非谷歌的數據源”，愿意直面問題。更重要的是該事件發生后的不久，谷歌便在各媒體發布了這樣一則新聞：谷歌職員寵物蟒蛇在公司失蹤。轉移視線的方法得到了不錯的效果。處理后讓事件的余震盡快結束。

品牌危機處理有一定的原則：快速反應原則，主動性原則，真誠坦率原則，統一性原則，全員性原則，人道主義原則。

掌握好這些原則與方法，我相信，面對危機，企業一定能轉危為機，化險為夷，實現自我拯救、自我修復，打造出刀槍不入的品牌金身。

1.吳旭燕.基于AHP的企業品牌危機模糊綜合評價.科技 進步與對策[J]，2005.3 2.戴亦一.品牌營銷[M].朝華出版社，2004 3.李春芳.加強品牌管理.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 版）[J]，2006.7 [1] 劉鳳軍.品牌營運論[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266.[2] 李敬強.基于心理契約的品牌危機管理[D].青島大學學位論 文,2008.[3] 鄭秋錦.企業品牌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危機后管理[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3):180-182.[4] 韋曉菡.淺論品牌危機管理的對策[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7,(6):68-71.[5] 倪明軍.企業品牌管理探討[J].經濟視角,2009,(1):49-50.篇二：淺析品牌危機管理

淺析品牌危機管理

摘要

在當今復雜多變的商業環境中，幾乎所有企業都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各種危機的威脅，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危機發生的概率和頻率也在不斷增加。不難看出現階段品牌所處的環境和市場是動蕩不定、變幻莫測的，突如其來的危機對于一個品牌來說，就像流感一樣防不勝防，但同時品牌危杌管理也正悄悄地叩響中國各企業的大門。

首先,本文闡述了品牌危機、品牌危機管理等概念；其次，文中主要從五個方面入手進行分析研究，總結出現階段存在的問題，即管理、品牌危機防范、品牌危機反應、面對品牌危機的態度以及品牌危機恢復。再次，針對上述問題本文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在品牌危機管理中，企業要做到以實相告、坦誠面對；在品牌危機防范中，企業要樹立全員危機意識，加強危機培訓；在品牌危機反應中，企業要做到反應迅速、及時；對于面對危機的態度，企業應敢于面對、承擔；對于危機恢復機制，企業應找出原因、總結經驗教訓為今后做準備。最后，本文對品牌危機管理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概括總結。

關鍵詞：品牌危機；品牌危機管理；品牌危機管理策略

一 前言

（一）本課題的研究背景

近年來的 “肯德基蘇丹紅”事件、“高露潔” 致癌事件、三鹿“三聚氰胺”事件等字眼不斷地充斥著我們的眼球，還有以往的“三株”、“巨人”、“秦池”等品牌的一一倒閉，讓我們不得不對品牌危機管理研究給予高度的重視。

（二）本課題的研究意義

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營銷危機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企業的生存，忽視危機或不能對危機采取有效的對策，將給企業帶來重大損失，甚至危及企業的生存。然而，我國企業領導層和管理層對于危機的認識還遠遠不夠，零點調查公司發布的《京滬兩地企業危機管理現狀研究報告》顯示，京滬兩地半數企業處于危機狀態。這項報告還顯示，我國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普遍具有危機識別能力和危機處理能力薄弱的通病，有72.7％的被訪者屬于低危機識別能力者，9.4％屬于中等危機識別能力者，僅有18％屬于較高危機識別能力者[1]。因此，現階段準確把握企業品牌危機的內涵和特征，深入探討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研究現狀

關于企業危機的研究，國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末，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學者在研究企業危機現象時，提出將管理失誤作為危機起源來研究其過程。日本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研究企業危機管理問題。其中英國羅伯特·希斯教授則提出了“危機管理4R模型”，即縮減(Reduction)、預備(Readiness)、反應(Response)、恢復(Recovery)[2]等。而我國近代對危機管理的相關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一些專家學者也相繼出版了一些刊物，最為權威的是蘇偉倫的《危機管理——現代企業實務手冊》和《危機管理》[3]。大批學者也從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對品牌危機管理進行了研究。例如夏洪濤(2008)[4]論述了危機管理，不僅關系著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構建，而且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是企業必備的職責和能力。文華(2008)[5]將脆弱度評價模型引到企業危機管理過程之中，構建了危機管理脆弱度評價模型。

（四）本課題的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目前我國對品牌危機管理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國對企業生產經營、市場營銷，以及企業長短期發展戰略的研究相對較多，但對品牌危機及其管理研究卻較少。現階段企業的品牌危機意識不高，危機防范意識相對淡薄，特別是在企業危機已發生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仍漠然視之。因此，如何加強品牌危機的管理，已成為每個企業迫在眉睫的事情。本論文主要采用理論分析的方法，系統地闡述了企業營銷危機管理的理論，找出現階段存在的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應對措施。

（五）本課題的研究框架 本文主要分五部分來對企業營銷危機展開研究：

第一部分，即本文的前言部分前言部分，主要介紹本文選題背景、研究意義、現階段國內外各企業對品牌危機管理的研究現狀、研究內容及方法；

第二部分，闡述了品牌、品牌危機、品牌危機管理等一些基本概念和品牌危機管理的特征，為論文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第三部分，闡述了品牌危機存在的問題以及對品牌危機成因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

第四部分，針對第三部分存在的問題及成因，在這一部分逐一提出了有效地應對管理措施。

第五部分，對全文進行了系統的總結，說明了存在的問題及提出了一些建議等。

二 品牌危機概述

（一）品牌危機的涵義

要對品牌進行危機管理，必須首先清楚什么是品牌危機。對于品牌危機的定義，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探討：

赫爾曼(HERMANN)認為，危機是指一種情境狀態，在這種形勢中，其決策主體的根本目標受到威脅且作出決策的反應時間很有限，其發生也出乎決策主體的意料之外[6]。

美國北佛羅里達大學教授Thomas L Barton認為，危機是具有突然性、必須在時間壓力之下做出決定、高度威脅到企業主要價值的事件。

波士頓大學教授Donald A Fishman認為，危機是指公司遇到了不可預測的事件，從而導致公司的重要價值受到威脅，公司對外回應的時間極短，組織扮演較輕微的角色。

羅森塔爾(ROSTER)認為，危機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性和不確定性很強的情況下必須對其作出關鍵性決策的事件。

巴頓(BARTON)認為，危機是一個會引起潛在負面影響的具有不確定性的事件，這種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對組織及其員工、產品、資產和聲譽造成巨大的傷害。美國的危機管理學者Michael Bland認為，危機是指造成公司產品和公司的信譽被不利宣傳而使公司陷入危險邊緣的嚴重意外事件。

英國危機管理專家邁可爾·里杰斯特把危機定義為“一種能夠使企業成為普遍的和潛在不適宜的關注的承受者的事件，這種關注來自于國際和國內媒體以及其他群體，例如消費者、股東、雇員及其家庭、政治家、工會會員以及由于一種或多種原因而對環境保護組織的活動有著天然興趣的環境保護主義者。”

學者們的定義雖然在細節上各有偏重，但是他們都指出危機具有威脅性，是一種失控的，將會帶來可見和不可見的潛在危害的狀況。但對于管理者來說，從管理的角度，品牌危機不但具有上述特征，更重要的是危機之所以成為危機是因為外部或者內部的管理環境發生了突變；品牌危機中管理者的反應有限，必須及時作出決策。在管理者眼中，品牌危機絕不僅僅是一次突發的帶來災難性結果的意外事故，而是對目前品牌管理機制的一次嚴重挑戰，是對管理管理者水平的巨大考驗，也是完善品牌管理結構、構建更合適的品牌管理模式的一次機遇。

結合上述觀點，在本論文中把危機理解為：由于企業的某種情況突然變化或企業品 牌運營管理的不當，而對企業品牌的整體形象造成不良影響并在很短的時間內波及到社會公眾的利益，對企業會產生惡劣影響，損害企業品牌乃至整個企業的信譽。這時企業管理者必須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內，做出對企業關鍵性的決策和具體的危機應對措施，并盡量將危機所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限度。品牌危機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形象危機、信譽危機、質量危機、服務危機等。

（二）品牌危機的特征意外性

意外性，是指危機一旦發生，往往會將品牌推向生與死的邊緣，如果不妥善處理，很有可能會給品牌帶來滅頂之災。因此對品牌危機進行管理，是品牌管理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管理者應該尋求更多的時間、更多的信息，將宏觀調控與微觀管理相結合，保護并有效運用資源，及時決策，將危機對品牌管理的突破性影響降到最低。2 危害性

危害性，是指危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破壞，對企業、顧客、社會公眾造成直接或間接不同程度的損害，尤其是對企業，危機會破壞社會公眾對企業品牌的感知、識別和忠誠，損害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進而給企業帶來損害。蔓延性

蔓延性，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現代社會高度發達的信息技術為人們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途徑，但同時為負面消息的傳播也提供了便利，因此負面消息一旦產生，危機信息會以一種極快的速度傳播開來，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對企業造成不可泯滅的損傷。

（三）品牌危機管理

品牌危機管理是一種使危機對品牌造成的潛在損失最小化并有助于控制不良事態發展的職能的管理。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品牌危機管理應該包含對危機事前、事中、事后所有方面的管理。企業在其經營活動中，面對各種危機是必然的事情。而對目前仍處于發展中的企業危機管理研究，學者們有著不同看法：

盧冰(2002)提出了品牌危機管理的定義：“品牌危機管理是指在品牌的生命周期中，采取恰當的管理活動，以盡可能避免導致品牌價值損失事件的發生，以及在發生品牌危機后盡可能降低品牌價值的損失。”[7]寧凌(2006)亦傾向于這個定義。

程勁芝(2004)認為，“品牌危機管理是指企業在品牌經營過程中針對該品牌可能面 篇三：淺談企業危機管理及應對策略畢業論文

淺談企業危機管理及應對策略

摘要：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商場中，任何一個企業都不可能避開大大小小的危機，危機處理得當與否和企業的生存發展有著密切相關的聯系。但是綜觀近些年來發生的諸多危機事件可以看出很多企業并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危機管理機制，處理危機的能力比較薄弱，本文采用了文獻綜合研究法、例證法、比較法等，分析了企業在危機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

關鍵詞：危機管理 問題 對策

正如同在戰場上不可能有永遠勝利的那一方，在商場搏殺中也不可能有永遠一帆風順的企業。尤其是在如今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急速轉型，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任何一個企業無論其規模大小，無論其所處行業，都無時無刻不在面臨著大大小小的危機，不可能每次都高枕無憂安然無恙度過每一次**，企業的發展如同螺旋有起有伏，可以說這已經成為了一種不可避免的普遍現象。在這樣的形勢下，企業危機管理就成為有效應對危機的良策。

一、危機管理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對于企業而言，危機并不完全意味著危險災難，相反很多時候是機會的來臨，處理得當的話甚至可以絕處逢生煥發新機，繼而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類例子在風云詭譎的商場并不少見。因此，危機管理對一個企業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它是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針對企業可能面臨的或正在面臨的危機，而就危及預防、危機識別、危機處理和企業形象恢復管理等行為所進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動。1成功有效的危機管理不僅僅能減少危機的危害，幫企業解決當前的麻煩，更能夠利用危機，尋找機會，使企業在危機過后樹立更優秀的形象，公眾對其有更深的了解和認同。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企業危機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當前中國正處在重要的戰略發展機遇期，經濟實力持續強勁增長，不斷變革和完善的市場秩序給大大小小的企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是另一方面，越來越復雜的商業環境和變革中的矛盾沖突也日益顯現，綜觀近年以來，企業發生危機的頻率明顯增多，而且一旦發生，其后果相當嚴重，甚至很多老字號、名牌企業都難逃劫難，可能一夜之間就淪為公眾口誅筆伐的對象，在消費者心目中的聲譽受損，形象一落千丈，隨之而來的就是市場份額迅速減少，再難與其他品牌競爭抗衡。同時，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市場運營的外部環境和輿論的監督環境都與以前大不相同，公眾的消費心理和意識也越來越主動自覺，這使得企業的每一個細小的問題或危機情境都暴露在社會大眾面前，所采取的措施都要步步穩妥得當。因此，企業的危機管理亟需上升到戰略性即“日常性”管理的地位，對每一個可能產生的問題防微杜漸，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和沖擊，為企業的發展營造一個和1 丁永波，淺談企業危機管理，現代情報，2004（12）

諧有利的環境，保證企業沿著正確的成功的道路前進。

二、企業危機管理的主要問題

然而，現在中國的大多企業都沒有建立起完善的企業管理意識，他們注重品牌建設、市場調研、品牌推廣，但是極容易忽視對隱形或顯性的危機進行預防管理，或者不能及時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而危機的爆發往往是不確定的、突如其來的，同時又具有較強的擴散性，一個危機的發生通常伴隨著許多相關問題的暴露、難以控制，可能會引起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是企業陷入困境無法自拔。所以危機具有一定的破壞性，如果不及時加以控制，會急劇惡化，最終引發一連串惡性后果，輕則損失物力財力，重則企業倒閉破產。像許許多多的大品牌如三株、冠生園、蒙牛，曾是行業內各自的領軍翹楚，但是在危機事件上處理失當從而徹底失去信譽，難以東山再起。

（一）缺乏危機管理意識

由于我國過去一直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大多數企業的管理活動都在行政計劃的范圍之內，并不存在很大的危機，即使有也很快能夠通過行政指令化解。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完善，這種徹底的變革給企業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給企業經營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壓力。而企業對環境變化不敏感，其管理方式并沒有完全地順勢而變、加以適應，大多數企業的危機意識較為淡薄，他們總覺得自己現在發展得很穩定，認為危機不是常態，對小事不以為然，對潛在的危機因子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企業過分注重產品、服務、推廣、品牌推廣等公關活動，過度追求具體可見的經濟效益，忽視自身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對危機管理缺乏認識，在危機尚未全面爆發時不能敏銳快速第意識辨別出潛在危機。調查顯示，我國企業管理人員具有的危機識別能力的國有企業僅為24.1%，合資企業為34.8%，外資企業為25.2%，私營企業為29.4%。2

（二）未建立有效的危機反應機制

危機反應體制的投入建設需要花費一定的物力財力，對很多規模不大利潤微薄的企業來說，這筆支出促使他們心懷一種僥幸心理，從來沒有危機預警、危機演習，更不用說未雨綢繆地提前建立危機管理體系以應對危機的可能發生。目前也有許多企業建立了危機處理機制，但是在預警防范階段沒有及時反應，危機處2 馮辛酉，對企業危機管理若干問題的探討，經濟問題，2005（05）

《淺談品牌危機的內涵分類及應對策略研究》

第三篇：論自然資源資產的內涵屬性與分類

論自然資源資產的內涵、屬性與分類

自然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只能保護好、利用好。自然資源資產是國家、民族最為重要的資產，只能保全好、經管好。眾所周知，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2015年4月25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都對自然資源資產進行了較多的論述，特別是對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等的論述。此后的討論、研究呈井噴之勢。然而，時至今日認識不統一、歧見甚多。冷靜分析，發現問題出在對自然資源資產基本概念的認識上。為此，極有必要對自然資源資產的內涵、屬性及分類作一次系統而簡要的梳理。

一、自然資源及其基本屬性

自然資源，簡言之就是“（主要）以自然形態存在的資財的來源”。或者是指“人類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的物質與能量”。同時，也可以視為“在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以提高人類當前和將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和條件”。

自然資源的基本特征或屬性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有用性”，也就是說只有“有用的”自然要素，才能稱之為自然資源。這是自然資源最基本的屬性，也是“以人為本”的體現。

其次是“可控性”，也就是說只有在人的能力范圍內的自然要素才能稱之為自然資源，而超技術能力之外，或超經濟承受能力之外，或者不為法律法規或宗教信仰所允許的自然要素，只能視作自然條件，而不能視為自然資源。顯然，自然資源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隨著科學技術進步、經濟能力提升和制度觀念改進等，自然資源的范圍不斷拓展。

第三是“區域性”，即自然資源呈現顯著的區域性、地帶性分布特征，水資源有流域性，植物資源有地帶性，礦產資源有成礦帶。這就決定了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必須因地制宜，沒有放之四海皆準的模式。

第四是“系統性”，也就是說各類自然資源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構成一個自然資源復雜系統，農業資源中的水土平衡、礦產資源中的共生伴生現象，都是系統性的典型體現。這就決定了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必須堅持系統思維，不能就水論水、就土論土，或就礦說礦、就林說林。

第五是“更新性”，即自然資源受物理作用（重力、沉降等）、化學作用、生物作用（消化、轉化、光合）和人類干預等影響，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可更新性，相對于人類壽命 來說更新較快的資源，稱之為可更新資源，如森林、地表水資源，反之稱之為不可更新資源，如礦產資源。

第六是“時效性”，自然資源的范疇隨著人類認識、技術水平等發展而不斷變化，總體上呈現不斷拓展的態勢；同時，從自然資源存在的時間看，有些資源不因時間而發生變化，如礦產資源，有些資源則存在時間極短、稍縱即逝，如光照、風力等資源，前者稱為恒定性資源，而后者稱為流逝性資源。恒定性資源，要盡可能控制開發利用的速度，而流逝性資源往往要盡可能快地加以開發利用。

二、自然資源資產的基本內涵

所謂自然資源資產，是指以自然資源形態存在的物質資產。

當然，并非所有的自然資源都可稱之為自然資源資產。自然資源要成為自然資源資產，需要具備如下條件：一是自然資源的稀缺性。這是自然資源成為自然資源資產的基本條件。凡是不稀缺的，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然資源資產。當然，自然資源本身也必須是稀缺的。二是自然資源能夠產生經濟價值，并且這種經濟價值能夠評價，甚至能夠在市場上得以實現。三是產權主體盡可能明確。如果產權主體不明確，則易導致自然資源資產的過度開發利用或收益的流失。四是產權邊界盡可能清晰，如果邊界不清晰，就不能保證資產權益的清晰，也不能保證權益的完全實現。結合上述條件，有必要對自然資源資產作進一步的界定：所謂自然資源資產，是指產權主體明確、產權邊界清晰、可給人類帶來福利、以自然資源形式存在的稀缺性物質資產。

三、自然資源資產的基本屬性

自然資源資產是自然狀態（以及伴有人工狀態）存在的資產，與道路、橋梁、房屋等固定資產不一樣，是以自然狀態存在的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資產。其一，自然資源資產是基礎性資產，關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的生存和發展，關系到國家安全。自然資源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自然資源資產的使用具有排他性，由于自然資源資產的使用權賦予某個主體，往往由于空間的不可重疊特性，其他主體就不能再取得相應的使用權。其三，自然資源資產往往具有剛性需求的特性，這與人口增長、自然資源稀缺度不斷提升是聯系在一起的。其四，自然資源資產的替代性較差，水、土、能、礦、生物等自然資源資產往往很難有替代品，替代是漸進的、有限的。其五，自然資源資產的保值特性與增值特質，這也是由自然資源資產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或有限替代特性所決定的，由此土地資產、森林資產等往往是保值和增值的重要領域。最后，自然資源資產具有區位性或非遍布同質的特性，這也是由自然資源的區域性特點所決定的。上述特性或屬性，在自然資源資產評價、交易和管理中，應給予高度重視。

四、自然資源資產與自然資源的關系

首先，自然資源資產源于并基于自然資源，沒有自然資源便沒有自然資源資產；自然資源的功能和屬性是自然資源資產功能和屬性的基礎。

其次，自然資源資產是從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角度，對自然資源基礎的重新思考。換句話說，目前之所以如此重視自然資源資產，是因為傳統增長（發展）方式出現了重大偏差，資源浪費、資源破壞、資源枯竭、資源流失現象已經嚴重動搖了國家發展的基礎，為此，要重視經濟增長的自然資源問題，對傳統的經濟核算方式進行反思、修正甚至革命，要進行自然資源資產核算。

再次，自然資源資產，亦可理解為包括自然資源和自然條件在內的一切自然狀態存在的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資源資產的范圍要大于自然資源；另一方面，自然資源資產，亦可理解為貢獻正向（否則就是負資產）、產權清晰（否則矛盾）、可以管控、可以交易的自然資源。從這個意義講，自然資源的范圍又比自然資源資產的范圍大。因此，自然資源資產與自然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講并無本質的差異，是相互包容的關系，只是視角上的差別或側重點不同。最后，自然資源資產與自然資源也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前者強調的是價值，后者強調的是實物；前者同質性與后者的非遍布同質性；前者的管理一體化基礎較好，而后者的管理一體化基礎較差，換句話說，自然資源資產統一監管的難度要遠遠小于后者的統一監管。

五、自然資源資產的分類

自然資源資產的類別極其多樣，可以有多種分類方法。第一，按自然資源資產的主體性質，可分為公有（國家所有、集體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私有自然資源資產、共有（混和所有）自然資源資產；以及無主的自然資源資產。在我國，自然資源資產公有制是主體。隨著改革和發展，事實上的自然資源資產共有、私有亦不斷出現，但在法律上目前還難以認定。無主的自然資源資產是不合理的現象，應予以消除。

第二，按自然資源資產的實物性質，可分為土地資源資產、水資源資產、礦產資源資產、生物資源資產、生態資源資產和綜合性資源資產。這其中，由于土地的空間屬性，土地資源資產是最重要、最基礎的自然資源資產，其他自然資源資產往往與此有高度的關聯性。

第三，按自然資源資產的使用性質，可分為公益性資源資產、非公益性資源資產和介于二者之間的準公益性資源資產。公益性資源資產，顧名思義，指完全用于公共目的、不 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資源資產。要嚴格禁止公益性資源資產用于非公共用途。

第四，按自然資源資產存在的位臵特性，可分為原位性自然資源資產和開采性或非原位性自然資源資產，前者位臵不可移動，如土地；后者位臵可以移動，如礦產資源。在評價一個地區的自然資源資產總體狀況時，應把重點放在原位性資源資產上，非原位性資源資產可通過貿易、合作等方式來獲得。

第五，按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分割特性，可分為專有資源資產和共享資源資產。前者邊界清楚、可以分割、可以排他；后者要么邊界不清、要么不可分割、要么不可排他、要么法律規定或歷史形成的公共進入。共享資源資產，要交由政府進行公開配臵和代理管理；專有資源資產，主要交由市場配臵，并接受政府監管。

最后，按自然資源資產的作用大小，可分為戰略性資源資產和非戰略性資源資產。前者關系國計民生，是資源資產中最活躍、位臵最關鍵、在非常態下難以從國際市場獲得的資源資產；后者的作用則非基礎性、關鍵性、戰略性的。在構建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系、建立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時，應重點關注戰略性資源資產，包括耕地資源資產、水資源資產、重要能源資產、森林資源資產等。對于自然資源資產的分類，有助于認識各類資源資產的功能和特點，有助于采取差異化的管理對策。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谷樹忠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后、云南財經大學副教授 謝美娥 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制度研討會在石家莊召開

2014年5月17日—1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與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石家莊經濟學院在石家莊聯合舉辦了“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制度研討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谷樹忠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巡視員、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林家彬研究員，國土資源部調控司副司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吳太平，中國國土資源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賀冰清研究員，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人文經管學院院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安海忠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書記、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琦教授，石家莊經濟學院副校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舉鋼教授，中國礦業大學教授、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王棟民等出席研討會，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政策研究專業委員會的各位委員、相關單位的專家共約110人參加了會議。石家莊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郝東恒教 授到會祝賀。

研討會圍繞自然資源資產的科學內涵、外延、屬性、類型，自然資源管理與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管理的關系及其協調機制，自然資源資產評估的理論、方法與規程，自然資源資產收益的實現與分配制度及方式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會議認為，自然資源資產管理是我國生態文明體制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自然資源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必將有力地推進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實施，推動自然資源用途管制制度的實施，推動國有資產管理和利益分配的改革和完善，推動干部績效考核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第四篇：教育生態學視角下英語課堂管理研究論文

教育生態學是起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該理念給教育帶來了全新的視角，但是我國對教育生態學的研究比較落后，直到近年來在進行課程改革的時候，才開始將教育生態視角引入進來。教育生態學是指將生態學理念和教育理念結合起來的一種新的教學思路，也就是說在教育的過程中要注重教育和周圍環境（如自然、社會、規范行為）之間的和諧統一，注重學生在教學過程總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目前初中英語教學在不斷改革，因此將生態教育學理念應用進來也就成為必然。

一、形成生態取向的課堂文化

教育生態學應用到初中英語教學中，首先就是要形成生態取向的課堂文化。目前初中英語教學中面臨著新舊教學方式的沖擊，傳統僵化的教學模式會影響當前充滿活力、注重開放的教學過程，因此為了促進師生之間和諧發展，就需要形成生態取向的課堂文化。要在課堂中形成合作互助的教學風氣，開展小組式的學習，這樣學生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通過和別的同學共同探究來獲得結果。教師要在課堂中營造出一種輕松愉快的教學氛圍，每天都留出一定的時間和學生之間進行交流，讓學生敢于向老師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樣學生的學習能力就會得到提升。比如在學習牛津版初中英語八年級上冊“Unit6Naturaldisasters”這部分內容的時候，教師為了讓學生了解目前世界上的各種自然災害，教師就可以給學生放映有關地震、海嘯、泥石流以及蟲害等自然災害的視頻，最好是選取一些與學生生活比較近的地區發生的自然災害，學生就會了解自然災害和自己其實并不遠，而這些自然災害很大程度上都是人類對自然的不合理開發引起的。因此教師就在整個班級里面開展了“ProtectNature，ProtectUs”的活動，讓學生收集有關保護自然的英文名言，然后寫在標簽上貼在教室后面的教學園地中，整個班級的文化氛圍就發生了改變，教師和學生共同開展整個活動，學生增強了對自然了解的同時，也提升了自身的英語學習能力。

二、培養生態和諧的課堂共同體

在形成生態和諧的課堂共同體的時候，教師要轉變自己的思維觀念，樹立綠色的生態觀，逐漸從課堂的獨奏者向伴奏者進行轉變，而引導學生成為整個課堂演奏的主角。為了在班級中營造出和諧生態的學習氛圍，教師就需要對自己和學生交流的方式進行轉變，放低自己的姿勢，不要歧視任何一個同學，學生在犯錯誤的時候要通過恰當的形式給學生指出，否則就會讓學生產生逆反心理，這是更不利于課堂教學的有序進行的。教師要在保證平等對待學生的基礎之上來開展差異教學過程，這主要是因為初中學生處于不平衡的成長過程中，對事物的認識程度是不同，因此教師就需要開展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來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比如在學習牛津版初中英語七年級下冊“Unit4Wildanimals”這部分內容的時候，教師為了讓學生更多了解“野生動物”，就讓學生表演以“保護野生動物”為主題的話劇，讓學生將課本上學到的英文句子和單詞應用起來，設計話劇臺詞和服裝，在整個活動的過程中，有的同學非常用心在準備，而有的同學則感覺整個活動跟自己關系不大，教師最后在對話劇的表演過程進行點評的時候，要對一些積極的同學進行表揚，也要指出一些學生在整個話劇準備過程中不良行為，比如消極對待、不參與等，要單獨來對這些同學進行談話，教師讓學生進行換位思考，“如果在一個團隊中，自己認真做事，而別的同學則消極怠慢的時候，自己會如何想呢？”經過這樣的引導，學生就會逐漸產生一種集體的榮譽感。

三、構建動態可持續的評價機制

教育動態學中也提倡要對教學過程中的評價機制進行優化，構建動態可持續的評價機制。要豐富評價過程的主體，在評價過程中不再僅僅局限于教師的評價，還需要讓學生參與到評價過程中，學生在對別人進行評價的時候，就會熟悉評價規則，自己再完成任務的時候就會按照標準來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這樣就加強了學生的自我評價和自我管理。初中英語作為一門語言的學習，在學習中涉及多方面的能力，因此教師在對學生進行評價的時候，不能僅僅局限于成績的評價，還需要從情感、態度、合作能力以及交際能力等多方面來進行評價，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比如在學習牛津版初中英語七年級上冊“Unit6Fashion”這部分內容的時候，教師在對學生講解課文內容以后，為了鞏固學生的理解，就讓學生針對自己對“fashion”的理解來做一個5分鐘的報告，每個學生都有展示的機會，學生需要自己來準備英文演講稿，并且熟練背誦下來。初中學生已經開始關注“fashion”，因此每個人的理解也不一樣，因此準備的過程也不盡相同，最后呈現出來的內容也不同。有的學生就是平鋪直敘將課本上的句子引入進來，而有些學生就注重將演講通過PPT的形式展現在同學們的面前，將自己的演講稿通過圖文并茂的形式展現出來，比如自己認為流行的服裝、流行的顏色、流行的偶像等，將課本內容進行了課外拓展，因此演講效果就非常好。教師在對學生進行評價的時候，就可以從準確充分程度、重視程度、演講水平以及展示水平等多方面來進行評價，可以將這個學生的演講過程作為一個標準，這樣就能夠對別的同學起到一個榜樣的作用，促進整個課堂的和諧發展。

第五篇：行政許可內涵研究論文

提要：行政許可的內涵是政府準許個人或者組織從事特定活動的行政行為，其本質是“自由的恢復”。從世界范圍看，現代社會中的政府都正在經歷“放松管制”的政府革命，行政許可作為放松管制的手段之一，正為各國政府所重視，我國也不例外。行政許可它不僅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行為，其所達到的目的是實現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良性互動。

關健詞：行政許可 自由 權利 管制

作者章劍生，1964年生，浙江海寧人，現任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浙江大學公法與比較法研究所長。（浙江杭州 310028）

我國行政許可法對行政許可所下的定義是：“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注釋1）此定義雖然比較簡潔，但在解決行政許可具體問題的過程中，仍然是困惑重重。作為世界上第一部行政許可法，規范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政府管理行為，其所把握的行政許可是否與現代法治精神相吻合，直接關系到行政許可法能否獲得預期的效果。本文以解讀行政許可內涵為邏輯起點，就行政許可制度相涉的基本理念與現代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基本關系展開論述，期以有裨益于行政許可法的實施。

一、“自由的恢復”抑或“權利的賦予”？

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具有不受任何約束從事各種活動的心理傾向。然而，人不可能孤立地生活，人要生活必然與他人打交道。如果對人的行為不作任何強制性的約束，弱肉強食就不可避免，人也不可能構成一個理性、有序的社會。因此，為了獲得了一個有利于社會正常發展的秩序，必須對個人的行為作出如下三種區別對待：（1）絕對禁止，即通過法律絕對禁止個人從事某些行為，如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他人的生命。這些被絕對禁止行為往往是一國法律所規定的違法犯罪行為。（2）絕對放任，即沒有法律對這些行為作出禁止性的規定，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從事這些行為，由此導致的后果也由個人承擔，如個人因家務聘用保姆。（3）相對禁止，即預先通過法律對這些行為作出禁止或者限制，同時設置相關的解禁條件，如果個人具備了這些條件并提出申請，經行政機關審查后可準許其從事某一具體活動，如駕駛汽車。這類相對禁止的個人活動構成了行政許可的基本內容。

個人的活動無論歸入哪一類，一個極其重要的邏輯前提是個人因為是人，或者是作為人所擁有的自由。對于危及他人生命、財產的自由，國家可以完全剝奪；對于可能危害他人生命、財產的，且又有利于社會正常發展的自由，國家通過事先設置條件，盡可能消除其可能產生的危害性，在個人滿足了條件之后讓個人恢復從事這類活動的自由。由此可見，行政許可的本質是“自由的恢復”，其前提是法律對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自由的恢復”意味著行政許可內容的“所有權”是屬于個人的，政府作出的行政許可決不是對個人的恩惠或者施舍，僅僅是政府基于社會發展等各種因素的考量之后作出的解除法律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或者禁止的一種行政行為。

將“自由的恢復”作為行政許可的本質，將凸現如下兩大法律價值：（1）個人的尊嚴和自由獲得了國家的尊重與保護。無論是在中國文化觀念中還是現實的生活中，個人的尊嚴獲得國家的尊重與保護所存在的問題，已經成為一種法治的詬病。如果個人的尊嚴和自由脆弱的如同瓷器，那么法治必然失去堅如磐石的社會基礎。“一個社會如果不承每個個人自己擁有他有資格或有權遵循的價值，就不可能尊重個人的尊嚴，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注釋2）“自由的恢復”對于政府來說只要個人符合了預設的法定條件，就必須恢復他的自由。當然政府可以在給出充分理由之后拒絕恢復個人的自由，但政府決不能剝奪個人的這些自由。（注釋3）（2）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促進個人的自由。政府與個人的關系一直是政府哲學發展的基本主題之一，現實政治生活中兩者關系中誰決定誰的狀態可以作為政府體制是民主還是專制的基本標準。當“自由的恢復”作為行政許可的本質之后，政府與個人之間本末關系也就一目了然了。政府之所以有行政許可的權力，是因為它具有增進個人自由進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的責任。一個可以為絕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事實是，個人的自由程度與其處的社會發展成正比關系。政府所擁有的行政許可權力只有在為促成這種比例關系的良性發展時才具有正當性。

在行政法學理論上，關于行政許可的本質有一種影響較大的觀點是，行政許可是個人權利的賦予，如有學者認為：“行政許可是行政主體應行政相對方的申請，通過頒發許可證、執照等形式，依法賦予行政相對方從事某種活動的法律資格或實施某種行為的法律權利的行政行為。”（注釋4）依此觀點，個人從事某種活動的法律資格或實施某種行為的法律權利是行政機關依法賦予的。順其邏輯，沒有行政機關就沒有個人的權利。顯然，這樣的結論是偏面的，它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質疑。如有學者認為：“‘賦予’或‘設定’權利，是表明原本沒有，而新予創設、給予。事實上，行政許可中所‘許可’行使的權利，都是已由法律或行政法規（以及地方性法規）所明定的權利。”（注釋5）也有學者以“禁止的解除”來解說行政許可的性質。（注釋6）以上兩種對峙的觀點，反映了它們背后所蘊藏的法治理念的差異。前一種觀點是基于行政機關的立場，用它來解說行政許可的性質時仍然蘊含著“管人”的政府本位理念，其思考的路徑是“權力——法律——權利”即權力通過法律產生了權利。后一種觀點是基于個人的立場，用它來解說行政許可的性質時是個人本位的理念，其思考的路徑是“權利——法律——權力”即權利通過法律確認權利，并通過權力保護權利。

我認為，這兩種觀點的不同在于雙方立場的對立，而這種立場的對立反映了兩種不能政府治理的理念，并匹配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因此，上述前一種觀點比較適宜于政治高度集權下的計劃經濟體制，后一種觀點比較適宜于政治相對民主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任何一種概念的誕生與其當時的社會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系，用此社會背景下形成的概念去解釋另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現象，概念就必須“旅行”，即概念的內容應當在基本內涵不變的前提下為適應解釋對象的需要而作出適當的變遷。（注釋7）用“權利的賦予”來解釋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行政許可，甚至解釋中國古、近代以來歷朝歷代政府的相同的管理方式，應該說在法理上是可以自圓其說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經濟、政治體制的變化，使得原有的概念在解釋若干社會現象時失去了說服力，行政許可便是一例。如果我們懂得了概念的生命力在于旅行，那么今天就不會再有此爭論。21世紀初的我國政治、經濟發展正在逐步發展出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和自由的經濟制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自由的恢復”便是行政許可本質的最好表達。（注釋8）

二、放松管制：作為現代政府治理方式的行政許可

在世界范圍內，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徹底宣告了自由放任經濟理論的破產，導致了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成為政府治理經濟的主要手段。在國家對市場干預之后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的事實，使國家干預理論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注釋9）雖然國家干預解決了不少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疑難雜癥，但客觀上導致了政府的權力全面擴張，雖然個人自由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己受到政府的管制，但到了20世紀中后期政府所帶來的管制卻是前所未有的。與此同時這種對社會、個人過度的干預產生的弊端也漸漸暴露出來，表現為社會因個人自由的限制而減弱了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英、美等國家掀起了一場以放松規制為核心的行政改革運動。（注釋10）放松管制作為政府的一種治理方式漸漸獲得了更多人的認同。

雖然我國沒有因自由放任經濟導致國家干預個人自由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實行的計劃經濟制度，以及相適應的集權政治體制，導致了政府權力過分擠占社會與個人的自由空間，窒息了社會發展的活力。改革開放之后雖然漸漸放松對社會的管制，但仍然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非經濟領域中的個人自由，仍然嚴重受制于政府的管制。自1979年以來政府的各種改革“直接表現為行政作用范圍的縮小或行政法調整范圍的縮小。相應地，就是個人自由空間的擴大。”（注釋11）行政許可作為我國政府治理社會的一種方式，正是試圖回應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對個人自由的需求。

（一）預防性管制

行政相對人從事某些活動可能會產生危害他人的后果，從而危及正常的社會發展秩序。對于政府來說，解決這樣的問題可以采用預防性管制，也可以采用追懲性管制。預防性管制是通過預設條件來消除這些活動可能產生的危害，而追懲性管制僅是事后對行為人作出法律上的制裁，以達到消除這些活動產生的危害。比較兩種管制方式，無論從管理成本還是對社會產生的消極影響，預防性管制顯然優于追懲性管制。因此，作為現代社會的政府應當學會通過預防制的管制方式來管理社會。

預防性管制的基本方式是行政許可。政府管制社會所要達到的第一個目標是社會穩定；離開了這個前提，政府將一事無成。將行政許可引入政府對社會治理的方式，“防止危險是行政許可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注釋12）如果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完全無益于社會的，那么國家應當通過法律予以絕對禁止，并采用追懲性管制方式予以保障。然而個人或者組織的有些行為具有有益有害的雙重效果，如果采用“洗澡水和嬰兒”一并倒掉的辦法，并不能夠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行政許可的優點在于它通過事先理性地設置若干條件，并借助于這些條件抑制某些行為的危害性，以達到倒掉洗澡水留住嬰兒的結果。同時，行政許可通過預設的條件可以激勵個人或者組織從事有益于社會的活動，從而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

與此相關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是哪些事項可以列入預防性管制的范圍？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行政相對人行為的事項危害性的判斷標準。我以為首先這個判斷是一個立法判斷，即納入行政許可的事項是由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立法程序確定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是一個立法政策的問題。其次這個判斷是一個經驗判斷，即納入行政許可的事項的危害性已經發生，通過行政許可進行管制是為了防止類似的危害性以后不再發生。

（二）治理與善治

現代政府治理的方式一直處于變革狀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源源不斷的需求，迫使政府盡可能地作出回應。為此，政府本身的改革作為改善治理方式的一個路徑，為許多國家的政府所選定。“從政府改革實踐來看，當代各國政府改革的普遍趨向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進行政府職能轉變、放松管制、調整政府與市場關系、把市場機制引入公共管理領域、實現政策執行的自主化改革。”（注釋13）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政府控制社會的能力不足、方式失效等問題，迫使政府近年來作出的種種變革。這些努力從根本上說也是在尋求治理之道的變革，力圖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上述政府與市場、社會和個人之間的關系核心問題是解除或者放松管制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浮出了水面，但如何解決仍是困惑的。正如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行政學家B.蓋伊。彼得斯所說：“解除管制是否符合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換中國家的需要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中內部管制的色彩極為強烈。這不僅抑制了創造辦的發揮，而且在與人民打交道的過程中帶來了很多問題。”

治理之道的變革應當是尋求一種善治。“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注釋14）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注釋15）行政許可作為放松管制的一種治理之道，不是限制行政相對人的自由，而是為行政相對人設定了自由選擇的機制，即行政相對人自主決定自己的行為。在這里，單純的、基于國家強制力的命令為行政相對人的自由選擇所替代，行政相對人作為獨立的主體不再是行政權支配的對象，而通過行政許可達到的善治首先是以尊重行政相對人的愿意為前提的。同時，行政相對人應當給予必要的尊重本身就是政府權力任意擴張的外部阻力。

因此，政府治理社會應當學會善治。治理之道多種多樣，但并不一定都能達到善治。這里既有政府方面的因素，也有社會、個人方面的因素，但歸根結蒂是政府是否選好通往善治之路。通過行政許可放松對社會的管制，對于我們今天的政府來說應是一種明智之舉。因為我們社會與個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管制，而是自由。

（三）適度自由與社會發展

自由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驗上都已獲得了充分的證明，即社會的發展與個人的自由程度呈正比關系。正如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說過：“個人自由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社會產品，這里存在一種雙向的關系：（1）通過社會安排來擴展個人自由；（2）運用個人自由來不僅改善單個個人的生活，而且使社會安排更為恰當和富有成效。”（注釋16）如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那么我以為對于現代政府來說它的職責就是如何在制度上作出適當的安排，協調這一雙向關系，從而確保社會有秩序的發展。

我國從1949年以來實施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威權政治統制，把個人的自由收縮到了最低限度，窒息了社會發展的活力，以至于國民經濟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1979年改革開放之后，政府開始嘗試恢復個人的自由，如農民種地的自由，結果是同樣的人在同樣的土地上產生出來的、截然不同的效果，這讓人們深深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以放松管制為基本指導思想的國有中小企業的改革政策，同樣也讓國有中小企業獲得了新生。同時，民營企業獲準進入以前國家自然壟斷行業的領域，表達了政府意欲全面推進社會發展的決心。事實證明，正是政府放松對社會的管制，還給了個人基本自由，保證了我國的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漲和社會眾多領域中的全面發展。但是，“中國放松規制的步伐緩慢，與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中國對自然壟斷行業的經濟規制仍然很嚴厲，放松規制的廣度和深度都很小，致使放松管制的成果未能充分體現出來。”（注釋17）因此，我國政府仍然面臨著如何放松管制的問題。

基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我們在社會的許多領域中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這就需要政府進一步放松對社會的管制。但是，放松管制并不意味著放棄管制，也就是說政府放松對社會的管制仍然是有一條必須恪守的底線，即確保社會穩定。行政許可作為政府放松管制的一種基本手段，其放松管制的底線是恢復個人適度的自由，而不是絕對的自由。進而言之，對于政府來說，最困難的可能不是放松管制，而是尋求放松管制與適度自由之間的均衡點。一個善治的政府往往是能夠找到這個均衡點并利用它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政府。

三、良性互動：連接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行政許可

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全能政府以“莫非王土”的心態，在政府與個人之間建構了一個畸形的等級社會。“這個有等級的權威制度賦予一些人一種權力來凌駕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單位保存著關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檔案，就象一大摞報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單位，你的上級控制著你的工作安排、住房事項、配給的數量、教育、旅行、娛樂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注釋18）在這樣的政府統制下，個人成為政府行政權力可以任意支配的客體，而個人對于行政權力除了服從以外，基本上沒有其他正常的救濟途徑可供選擇。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狀態雖然比較穩定，但這種穩定是以犧牲社會發展為前提的。

以“自由的恢復”構建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至少表達了如下意義：個人的自由既是行政權力的價值取向，也是行政權力的外部邊界。行政權力存在的全部意義是保衛個人的自由且不侵入個人自由的領地。通過行政許可這一治理社會的方式，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

（一）行政權力軟化：妥協性

長期以來，“國家至上”的觀念一直是我們處理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基本準則。在這樣的觀念之下，行政權力必然具有強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協性。（注釋19）在奉行國家主義的傳統法律文化中，政府一直向往擁有強有力的行政權力，能夠向社會發出說一不二的行政命令。這種觀念至今仍然存在于各級政府的許多官員的意識形態之中。改革開放以來關于政府體制的改革主題一直是政府職能的轉變，但是行政權力的軟化始終沒有成為這一改革題中應有之義，我以為這正是政府職能至今遲遲不得明顯轉換的原因所在。

從世界范圍看，自20世紀尤其是二戰以來，行政權力軟化已成為行政活動過程中引人注目的現象。行政權力軟化主要表現在政府在作出行政決定之前，學會了與受不利影響的個人或者組織交換意見，就行政決定的具體內容進行妥協性的談判。這種妥協性談判的制度性平臺是從司法程序中引入的行政聽證。美國、日本、德國、西班牙等都在這個時期通過行政程序立法建立了行政聽證制度。我國雖然沒有制定統一行政程序法典，但是行政聽證作為一種行政法律制度已經在我國的成文法中得以確立。這說明我國也順應這一法治行政的發展趨勢，調和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注釋20）行政許可作為政府管制社會的一種手段，過去我們更多地強調了它的最終決定權歸屬于政府，個人或者組織的申請僅僅是引發政府是否作出行政許可決定的前因，尤其是我們把行政許可看作是“權利的賦予”時，行政許可更凸現其強有力的支配性和不可妥協性。政府沒有在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之前聽取利害關系意見的習慣，也不能接受在其作出或者不作出行政許可決定之后，被法院通過訴訟程序進行司法審查。這樣的“黃金歲月”正漸漸地成為歷史，無論政府是否愿意都是無法挽留的。我國行政許可法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的聽證程序，正是軟化政府行政權力的一種制度性安排。它要求政府在作出是否同意許可申請的過程中，學會妥協性行使行政許可權。在行政許可決定之前，政府應當盡可能地多聽聽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在行政許可決定作出之后，無論是否準許申請，應當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政府在行政許可過程中是以理服人還是以力服人，基本上可以作為判斷其是否能夠善治的標準。

（二）回歸理性的公民

一個政府善治的社會必然以相對理性的公民為基礎，也就是政府的善治決不是政府的“單相思”，而是需要理性的公民作出適度的回應。然而，理性并不是天生的，他們需要后天的培養與鍛煉。從歷史上看，凡是專制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公民一般都比較缺乏理性，他們經常是處于要么是被政府權力隨意支配的順民，要么是揭竿而起，占山為王的暴民。政府與他們之間的對立使政府的權力經常處于高壓狀態，公民沒有機會參與政府權力的行使過程，他們只能被動、消除地接受政府權力的行使結果。

我國在1949年之前，社會中公民便是這種生存在狀態。1949年之后新的社會制度原本可以培養出理性的公民，但由于政治體制仍未實現民主化、法治化，理性的公民群體仍然沒有生成。為什么我們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革命運動卻沒有徹底摧毀專制統制及其思想體系，反而讓它以一種迷惑的外表在新的體制中獲得了再生呢？恩格斯所說的這段話似乎可以解釋這個原因：“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注釋21）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理性的法庭來審判存在的一切，公民在沒有理性的啟蒙下接受了存在的一切，也就沒有成長為理性的公民。

我們的政府現在開始慢慢地懂得了行政權力軟化的意義，并學著通過與公民溝通意見的方式行使行政權力，并盡可能在行政權力行使過程中將支配性和強制性悄悄地抹去，使政府的臉面盡可能變得親和起來。行政許可法中多處人性化的規定，如出具行政許可申請的書面憑證、信賴利益保護、行政許可資訊公開以及聽證等，都為政府的善治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充分依據。然而，我們有足夠理性的公民群體去回應政府方面的努力嗎？我以為我們還需要有意識地作這一方面的培養。公民作為個人時其本質是利己的，他們是一個個追逐利益的個體，雖然道德可能會約束他們過分的自私行為，但這種約束是非常軟弱的。在與政府打交道過程中，過分追逐私利的公民不可能理性地對待因政府行政權力所致的不利影響，他們可能會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舉動，如無理糾纏、聚眾滋事。這類現象在今天的政府治理過程也時有發生，必須認真對待。

因此，我認為行政許可法的實施除了政府需要轉變思想觀念外，公民這一邊也需要學會理性地對待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否則，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良性互動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三）通過行政程序實現良性互動

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良性互動是社會穩定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因此，任何一個希望永遠執政的政府無不以此作為施政的一個重要目標。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良性互動表現為雙方都能充分考慮對方活動的價值目標，從而使各自所追求的利益達到最大化。同時，由于對立面的存在，各方的活動一旦偏離預定的規則，將會獲得及時的糾偏。放眼看世界，凡是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實現了良性的互動，則往往可以形成一個良好的民主政治體制。

行政許可作為現代政府管制社會的一種基本手段，調節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因為行政許可具有授益性，所以與具有懲罰性的行政處罰相比，它更能調動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行政許可給政府以“善”的面孔，因此更容易為公民接受，這為公民主動與政府交往提供了很好的心理思想準備。在這一點上行政許可顯然具有行政處罰所沒有的優勢。

作為在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調節良性互動的行政許可，如何發揮這一調節作用呢？我以為通過行政程序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選擇。行政程序“通過以一種公眾認為公平的方式作出決定，當政者可以獲得對這些決定的更大認可，就使得決定涉及的各方更容易服從。”（注釋22）同時，行政程序為政府確立一個挑剔的對立面，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不斷地指出政府在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存在的錯誤，使政府在作出最終決定時把可能存在的錯誤降到最低限度。我國盡管沒有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是，行政許可法已經為政府行使行政許可權設定好了一個以行政聽證為核心的基本的行政程序規則。可以相信，這一科學、簡潔的行政許可程序，可以為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良性互動提供一個基本的行政程序保障。

注釋：

1、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2條。

2、[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鄧正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93頁。

3、人欣喜的是，“尊重與保障人權”作為一種法治精神的表述被寫入了我國憲法，從而在根本上確立的人權先于憲法存在的法治理念。

4、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周佑勇教授也持這種觀點，參見其著《行政法原論》，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

5、郭道暉：《對行政許可是‘賦予’行為的質疑——關于享有與行使權利的一點法理思考》，轉引張步洪編著：《中國行政法學前沿問題報告》，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6、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頁。

7、關于“概念旅行”的含義，請參閱孫亮：《概念的負重之旅》，載《讀書》2003年第11期。

8、令人遺憾是的，我國《行政許可法》沒有完全擺脫“賦權說”的影響，如該法第12條第（二）項規定：“有限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需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

9、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26年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公開放棄自由放任經濟理論的立場。1936年他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系統地提出了他的國家干預主義理論。

10、葉必豐、李煜興：《中國的改革、規制緩和與行政法》，東亞行政法研究第五屆年會提交論文（2002.日本名古屋）

11、葉必豐、李煜興：《中國的改革、規制緩和與行政法》，東亞行政法研究第五屆年會提交論文（2002.日本名古屋）

12、張興祥：《中國行政許可法的理論和實務》，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頁。

13、毛壽龍等：《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14、[美]B.蓋伊。彼得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吳愛民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頁。

15、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16、[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版，第23頁。

17、陳良富：《放松規制與強化規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69頁。

18、[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頁。

19、這一認識在我國行政法學理論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如在論述行政法律關系時，“不對等性”仍然是缺一不可的特征。我認為在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權的憲政思想下建構行政法，行政法律關系的“不對待性”正在漸漸失去它存在的意義，并為“妥協性”所取代。行政訴訟可以和解的理論突破和實踐中的“庭外和解”，正是對此一社會發展需求所作出的回應。

20、迄今為止，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價格法、立法法和行政許可法中，都確立了行政聽證制度。同時，在一些政府規章中，聽證制度也作為一項基本程序制度被確立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

2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劉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