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宦官制度

中國古代宦官制度

中國封建社會里皇宮中專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特有產物。歷史上多次發生宦官專權、干預朝政，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有重要影響。

沿革 宦官指經過閹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進入皇宮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員，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來源不一，有自宮，因罪被宮，進貢，拐賣、挑選后被強行閹割而成等。史書上對宦官稱謂很多，如以曾經閹割稱為閹宦、刑臣,以任職宮中稱為內侍、中官,以官職稱為軍容、太監，以服飾稱為貂,尊之為公公,貶之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禮》中對帶有各種職銜的宦官的人數、職掌已有明確記載。這時宦官人數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擔負看守宮門、傳達命令、侍奉起居等雜役，地位低賤。但由于宦官侍君側，容易得到君王的寵信,能對君王施加某些影響,甚至參與政治。春秋戰國時，齊豎刁、宋伊戾等個別宦官開始擠入統治者的行列，參與政治活動。秦漢時，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加強，宦官制度也在強化，對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宮內范圍，正式進入政治領域。秦朝宦官趙高任中丞相，勢力足以總攬朝政，策動廢立。漢朝宦官擔任的中書謁者令、中常侍均擁有丞相之實權。但從制度上來說，宦官仍屬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監督。東漢以后，內官職屬全部由宦官擔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樣享有俸祿、食邑、食租。從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權力體系，成為一種特殊的、干預國家政治的勢力。“宦官”一詞亦正式見于《后漢書》。和帝以后，幼帝頻更，母后臨朝，導致外戚、宦官輪流執政。在權力斗爭中，宦官集團得勝，出現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勢力遍于各州郡，禁軍亦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晉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訓，歷代對宦官干政均有嚴格限制，但都由于沒有觸動宦官制度而終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決一般政事，監軍、統兵出征。安史之亂后,宦官擔任的樞密使可代替皇帝裁決政務,宦官還出任兵部尚書、觀軍容使，統領神策軍，充當節度使等,宦官典軍成為定制。其勢力的強大,以致唐朝后期從肅宗到昭宗十三帝，無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謂“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皇帝與官僚聯合反宦官的斗爭，“二王八司馬事件”、“甘露之變”均以朝官慘敗而告終。宋朝童貫掌兵權20年，有“媼相”之稱。元朝的侍衛制度雖不利于宦官竊權，但仍有宦官插手廢立。

明朝皇權空前膨脹，宦官制度發展到頂點，其機構的龐雜,人員的冗濫,為史上僅見。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如元輔”；秉筆太監可代皇帝批，實權凌駕于內閣首輔之上。明朝后期，閣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見司禮大。掌管東廠的司禮監太監“權如總憲”，東廠作為“朝廷心腹”,可以偵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滅亡前夕,城防大權全部由宦官掌握,終至開門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構成對皇權的威脅，顯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劉瑾、“九千歲”魏忠賢，其命運仍操縱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較嚴格，規定不準領軍，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權力系統。宦官干政的程度已遠遜于前朝。

歷代宦官機構設置 宦官員額在各朝均無嚴格的限制,其統屬、機構設置、職掌,歷代繁簡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時稱巷伯、司宮、寺人等。戰國趙有宦者令，秦有監。秦漢時有宦者令，屬少府。東漢以后，由宦官擔任的職務有：中常侍、小黃門、黃門令、黃門、畫室、玉堂、丙等署長、中黃門冗從仆射，中黃門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鉤盾等令。皇后官屬大長秋以下，太后官屬長信、長樂少府，全部用宦官，屬少府。南朝梁宦官屬大長秋。北齊有長秋寺掌諸宮閣；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內侍省。隋朝內侍省設內侍、內常侍等，領內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仆、內府等局。大業三年(607)，改內侍省為長秋監，參用士人。唐朝內侍省又稱內侍監、司宮臺、北司，全部用宦者，設監、少監、內侍等，下屬掖庭、宮闈、奚官、內仆、內府等局。宋朝于內侍省外增置更為親近的人入內內侍省,稱前后省。南宋時合并為入內內侍省,職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稱有內客省、延福宮等使。元豐改制改為通侍、正侍等大夫。遼內省有內省使、副使等。內侍省有黃門令、內謁者等。金朝內侍省隸屬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總數最多時達到10萬，宦官機構有二十四衙門,即司禮等十二監,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內府供用諸庫,甲字等十庫，御酒、御藥等房,盔甲、安民等廠,提督東、西廠,京營。二十四衙門的太監還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備、織造、鎮守、市舶、監督倉場、諸陵神宮監，以及監軍、采辦、糧稅、礦稅、關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為十三衙門，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稱宮殿監辦事處）辦理宮內一切事務，隸屬內務府。宦官以總管太監、首領太監為首。

產生的原因和特點 中國封建君主集權制的產生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延續，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國封建社會充分發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點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專制政治的必然產物。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皇位實行宗法世襲制。帝王設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眾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員，又要確保自己家天下血統的純潔性。皇帝時刻防范臣下不忠，擔心皇位被篡，深居宮禁，成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聽命于他。他們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后代，必然緊緊依附于皇權，不會成為皇權的威脅。故宦官在歷史上的亂政雖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卻與封建王朝相始終。

② 宦官專權是皇權的異化，皇權的旁落。皇帝獨攬大權,如隨侍君側的宦官操縱皇帝,便控制了國家的政柄。歷史上，宦官專權往往出現于皇帝昏庸、幼主臨朝、母后主政之時。隨著封建專制主義走向頂峰，宦官專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來越加深。秦漢時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權,唐朝以后進一步控制軍權,明朝則從中央到地方、軍政刑財獄無所不包。宦官專權與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化密切相關。它往往促使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更加尖銳劇烈，導致或加速農民起義的爆發，使舊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專政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總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權力和財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會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級森嚴，在充滿利害傾軋的環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寵，一旦得勢，則以殘害臣民作為補償；宦官缺乏儒學的熏陶，只知仗勢求個人眼前之利，不顧國家長治久安；他們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監察，他們擅權往往比官僚擅權為禍更烈。

④ 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彈性，宦官職務的考核、升降、俸祿待遇、職掌雖有一般規定，實際上并未嚴格遵行。宦官雖然有官品，實際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極少數宮外有第宅，年老被恩準退休外，大多數均衣食于內庭，終身供職。生殺予奪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為宮廷派系斗爭的犧牲品。

第二篇：淺談清代宦官制度

淺談清代宦官制度

歷史文化學院 09級2班

朱恩會

209012530

宦官，已成太監，文書上稱為很多，例如閹人，閹臣，宦者，中官，內官，內侍，內監等，是中國古代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先秦和西漢時期并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則全為被閹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據《后漢書·宦官列傳序》記載，我國先秦和西漢時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才全部用閹人。“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用調他士”。這是由于在皇宮內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宮女等，女眷較多，難免會發生穢亂宮帷的事，所以決不允許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宮中當差。

在封建社會消亡之前看，沒有與宦官的時代不多，太監作為皇帝和后妃的仆役，支撐著皇家宮廷的金碧輝煌，成就了皇宮內統治者優裕舒適的生活條件。宦官制度是封建專制的產物，是統治階級對窮苦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由于太監不僅涉足于王公貴族的日常生活，而且或多或少的接觸復雜的政治斗爭，所以當中不乏專橫暴虐這結黨營私蒙蔽圣聽，殘害忠良。中國古代歷代的衰亡大都與太監作亂有關。而且漢，唐，明三朝的覆滅就與宦官專權有直接關系。這些人雖數量不多，但殘忍狠毒，狡黠陰險，危害性極強。我想這不僅與外部條件有關，更是由于他們生理殘缺所造成的心理畸形。

鑒于宦官勢力膨脹危害極大，故歷朝都有些許限制宦官的規定。然而在朝代后期，皇帝一旦沒有威信或者過于幼小，都會依賴于其一起生活的太監。生活上的依賴一旦升級為心理依賴，后果不堪設想。宦官專權時期往往是一個朝代最為黑暗的時期。宦官主演過一幕幕禍國殃民的慘劇，其中以明朝最甚，成化年間的汪直，武宗時期的劉瑾，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等，他們權傾朝野，專橫跋扈，加劇了明朝的腐敗，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鑒于明朝宦官為害之烈，清朝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改革了明朝臃腫的太監機構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宮規宮法。清初規定宦官鬼內務府管轄，具體由敬事房管轄。敬事房亦稱宮殿兼辦處,設總管，副總管，帶班首領，御前太監，殿上太監，一般太監和下層打掃處大小太監之分。發展至清代末期，太監等級更加復雜，在宮殿監中就有總管，首領，掌案，回事和大小太監之分。在各處所中又有領班，大師傅，師傅，帶班，陳人，徒弟之別等等。如此層層節制，一級壓一級，統治的十分嚴密，而總監并不大過四級官職。裁明代“二十四衙門”為“十三衙門”，人數大幅度縮減，順治時設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間增至三千余人，直至清末過此數。宦官升遷由內務府移文吏部決定，宦官犯法，內務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順治帝仿朱元璋舊制，鑄鐵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規定凡有不法行為，均凌遲處死。些措施得到了較好的貫徹，雖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寵臣安德海李蓮英等屢犯例禁，朝臣為之側目，終未出現漢唐明宦官專權的現象。

例如，公元1813年，爆發李文成，林清理教起義，宮內太監劉金、劉德才、楊進忠等在入宮前即是天理教徒，他們準備里應外合，一舉推翻清王朝。起義失敗后，劉金等人被殺害。經此變故，清廷對宦官的約束更加嚴格，規定宦官一經當差，就不準回本主私宅。違者都要嚴懲，杖斃宦官時有發生。這時，宦官們的地位很低，管束又嚴，生活困苦，反抗行為也在所難免。

清朝后期，朝廷內憂外患的同時出現了母后垂簾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現了像安德海，李蓮英等大宦官，雖然沒有如前朝一樣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但這些大宦官們也曾經威風一時。

安德海是清咸豐帝時的太監總管。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勢，安德海與權力欲極為旺盛的懿貴妃相互勾結。適逢咸豐帝病死在熱河，遺詔載垣、肅順等人為顧命八大臣，輔佐皇子載淳。已經晉升“西太后”的懿貴妃企圖制服八大臣，實現自己專權的目的，急需聯絡遠在京城的恭親王。安德海獻苦肉計，被打得皮開肉綻后被趕回京師，正好成為與恭親王通氣之人。安德海還聯絡了手握京城兵權的勝保等武官對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親王與勝保等人強有力的支持下顧命大臣或被殺或被斥，西太后政變成功。

西太后掌權后，安德海又幫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為議政王的恭親王奕的職務。至此，清廷中已無人能與西太后爭鋒。大權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專橫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趨，不僅不敬畏皇帝，反而經常在太后面前說皇帝的壞話。對安德海充滿仇恨的同治帝，因為安德海是太后的紅人，也無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為太后采辦龍衣織料為名，在太后的默許下出宮。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隨便出京的，擅出都門者就地處斬。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撐腰，耀武揚威地離開京城，與隨從乘坐兩條大船，冒名欽差，掛著“奉旨欽差”、“采辦龍袍”的條幅，順京杭大運河南下，很快到達了山東的德州。

山東巡撫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發現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當時西太后正在生病，這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勢力提供了大好的時機。山東巡撫果斷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還有恃無恐，聲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宮辦差。決心已定的山東巡撫以“太監私自出宮，違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詐無疑”為由，處死安德海。

由此可見，清朝的宦官制度雖然過于殘忍無情，對于盡心盡力服侍自己的太監們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是殘酷的剝削，但它極大地防止了宦官專權，為保障政治的清明，人民的安居樂業，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說是犧牲了受部分人的利益，保證了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利，也是無可厚非的。

第三篇：明代宦官政治（精選）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 明代宦官的總體概況

歷數中國古代各朝，唯東漢、唐、明三代，宦官為禍最烈，而尤以明朝為最。作為皇權卵翼下禍國殃民的一股特殊勢力，他們威福遠達官門之外，滲透到各地各部門，人數竟達數萬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國古代是比較多的，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等，這些都算是宦官一門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有的能夠挾持皇帝，有的被稱為“站皇帝”，有的被稱為“九千歲”，那么究竟他們是怎樣做到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機構有二十四個，還有好些附屬機構。朝政上他們甚至可以與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分庭抗禮，地方上他們還可以監督封疆大吏，軍隊中可以監軍。可以這么說，他們已經完全的參與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參與者。下面讓我們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洪武建文朝概況

作為開國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禍國亂政的劣跡，他曾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所以他對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還特地在一塊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幾個大字，以示威懾。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銷了丞相，以致事無巨細都得有皇上一人來處理，但是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將一些事交給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當政的中后期，宦官開始在政治舞臺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參與稅務，參與茶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還增設宦官機構，后來的二十四衙門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礎。

建文朝時由于朱允炆嚴格遵從祖訓，所以宦官勢力沒有興起。

宦官勢力的抬頭

明成祖朱棣時，宦官開始受到重用，權勢也越來越大，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屬于謀逆性質的，竊取機密，宦官充當耳目，“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鄭和。

宦官稱謂在此時得以揚眉吐氣，歷史上宦官的職務，秦有中車府令，漢唐沿襲不變，至于中謁者、中常侍之類，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間以監正、監丞之類。永樂初“始改監正曰太監”，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躍身為“太”字輩了。

在任職上更是開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監軍、宦官分鎮地方、進一步插手經濟而且還開始利用東廠進行特務活動。臭名昭著的東廠就是在這個時候登上歷史舞臺的，關于東廠，后面再詳細介紹，這里不再贅言。

文宗在位僅僅十個月，倒是沒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兒子宣宗在位時，卻做出了一件貽害無窮的事，那就是：設立了內書堂。

內書堂就是宮內較小太監讀書識字的地方，內書堂的設立也就改了太監不得識字的祖訓，這樣也就為以后太監參政提供了方便。內書堂的第一任教授還是為大學士，叫做陳山。其實為那些小太監講學的人書評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閣等這種有學問的地方。順便說一下內書堂有副對聯很有特色，上聯：學未到孔孟門墻，須努力趲行幾步；下聯：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

其實明宣宗還是個很不錯的皇帝，他叫太監識字也只是想讓他們幫自己處理一下政務。畢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們老祖宗朱元璋那樣的勞模，一天處理幾百件政務，所以就不得不找點幫手了。宣宗對太監實際上是

很好的，他曾賜幾個太監免死詔，還送給太監銀牌，那些銀牌可有諸如“忠肝義膽”、“忠誠自勵”、“心跡雙清”的字樣，以示褒獎。不過由于明宣宗還是個勤政的皇帝，太監雖受寵，卻還不敢放肆，也未專權，但是宦官掌權的苗頭開始萌發。

宦官勢力的急劇膨脹

從明英宗到明武宗時，這段時期是宦官勢力發展的黃金期，這時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實的成為了呼風喚雨的一股勢力。

先是英宗朝正統年間有挾持皇帝以致發生土木之變的王振，接著天順時又有陰謀篡位的曹吉祥（電影《新龍門客棧》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還有憲宗時期的汪直，武宗時期的“站皇帝”劉瑾。

這一時期宦官的情況和明初就有著很大的不同了，宦官開始把持朝政，專權誤國，橫行無忌。后人曾這樣評論“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時所說的明朝太監的拙劣事跡其實也主要是指這個時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這時已經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經濟、軍事生活的個個方面，后面還要細講，這里不再多說。

宦官事業的低迷期

如果你認為宦官的勢力會一直膨脹下去，那么你就錯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監管宦官最為嚴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卻沒有一個權宦出現，與他對宦官的嚴格控制是不無關系的。這是與嘉靖皇帝的自身經歷有關的，由于他出身王爺，正是由于皇帝無子，他才得以入繼大統。而他早些年當王爺的經歷讓他看到了宦官的種種劣跡。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個性，使他不會像那些皇帝那樣信任宦官。他總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實上嘉靖帝認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們當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監遠沒有前朝的太監風光，當然更好沒有他們后朝的太監啦。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不過陽光總在風雨后，嘉靖朝過后便迎來了宦官們的春天。

宦官勢力登峰造極

穆宗時期太監沒有太大作為，轉機發生在萬歷朝。先是有“大伴”馮保飛揚跋扈，而萬歷皇帝本人極力往各地派遣鹽鹽稅使，為自己大肆斂財，因而這時期的宦官勢力實際上是相當的囂張。頂峰發生在明熹宗年間，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歲”魏忠賢。

天啟年間，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殘害百姓，收受賄賂，拉幫結黨無惡不作，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實際上也給明王朝敲響了喪鐘。而崇禎皇帝雖然鏟除了魏忠賢這一惡勢力團伙，但是由于崇禎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來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宦官的惡劣形跡又進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機構

既然明朝宦官能夠在這樣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國柄，那么他們的機構也必然疊床架屋，異常龐大。前面提到過培養小宦官的內書房，其實那只不過是宦官機構的冰山一角。下面我們要說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門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機構。

廿四衙門

? 司禮監惜薪司

? 內官監鐘鼓司

? 御用監寶鈔司

? 司設監混堂司

? 御馬監兵仗局

? 神宮監銀作局

?

?

?

?

?

? 尚膳監浣衣局 尚寶監巾帽局印綬監針工局 直殿監內織染局 尚衣監酒醋面局都知監司苑局

“十二監、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

除了這二十四個衙門外，還有很多部門，比如文書房、中書房、提督東廠、御前近侍、提督京營、南京守備等等，這幾個只是宦官衙門中上層的機構，其他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鹽醬醋方面的宦官部門還有很多。這些機構中我們著重講兩個—司禮監、御馬監。

宦官第一官— 司禮監

司禮監，在宣德年間成為宦官系列中的總領，排于二十四衙門之首，該監人員編制最多，職責范圍最廣，職權也最大，是名副其實的太監第一職務。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內一應儀禮刑名，及鈐束長隨、當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催督光祿供應等事。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記奏章及諸出納號簿。”到后來，提督太監和掌印太監逐漸發展為一人。掌印太監同大學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視元輔”，權力相當于內閣首輔，而其寵信程度，則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輔之上。其實這只是司禮監最為重要的職務，另外司禮監還與三法司會審大案，代表皇帝參加內閣會議、廷議，以對閣臣或眾大臣的議事進行控制和監視。

南京守備是司禮監的外差，其地位相當高，守備南京的公侯伯都得聽他的指揮。排座次時，守備太監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側左。

司禮監下還有文書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并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圣諭旨意御批的機要部門。“凡升司禮者，必由文書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這樣司禮監得以掌握國家軍政大事的一切機密動態。

司禮監還掌握著宦官衙門的升遷降貶、外派、撤回、懲辦的權力。

司禮監所有權力中最為關鍵、與中樞決策系統關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廠衛。

第二“司禮監”—御馬監

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寫道“（御馬監）掌乃御廄兵符等，與兵部相關。近日內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馬中丞。”這就是說，御馬監與兵部及督撫共執兵柄，實為內廷“樞府”。其實，御馬監還要管理草場和皇莊、經營皇店，與戶部分理財政，為明廷的“內管家”；兩度設置的西廠，也由御馬監提督，與司禮監提督的東廠分庭抗禮。

御馬監相當重要的的一個職能就是統帥禁兵。這一職能使得御馬監在內廷諸衙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參與軍政事務的基礎，也使御馬監本身逐漸具備多種軍事職能，并被視為內廷中的武職衙門。另外，御馬監還具有財政職能。這一點主要體現在管理御馬草料場上。至成化時期，由于御馬監管理草料場的經驗，皇莊后來也由御馬監來經營。這樣，御馬監由于具有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權力成為太監機構中的第二熱門。

宦官政治的具體體現

一、架空內閣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廢除了中國歷史上有著上千年歷史的丞相制度，將中書省的權力分歸于六部，另外還設了其他一些機構。但是這樣造成權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無法處理政務，所以后來又設置了內閣、殿閣大學士，以后發展為內閣制度。但是內閣畢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機構，而只是類似于一個智囊團的性質，因而他們得到的權力也只是票擬。隨之而產生的另一項權力則是批朱，這一特權則掌握在司禮監的手里。

所謂“批朱”，相當于現在的蓋印。批朱權是皇帝的權利，也是明王朝辦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著最后拍板，而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利，本該由皇帝完成，后來卻落入了內宮的手中。因為有這樣的規定，司禮太監批朱時“間有偏旁偏訛者，亦不妨略為改動 ”有這樣的權力，有就是改動票擬之權。這批朱權就成了司禮監壓制內閣的有力武器。

二、操縱廠衛

眾所周知的東廠，其實只是司禮監的一個下屬機構而已，是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三人擔任廠公，人稱“督主”。東廠作為一個特務機構，由于直接聽命于皇帝，權勢非常之大，這一點僅從東廠一把手的稱謂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關防一顆，篆文是“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如若司禮監掌印太監與東廠督主同為一人，那么此人勢力絕對如日中天，非同尋常。

與東廠相呼應的則是錦衣衛。雖然錦衣衛設立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勢力的不斷膨脹錦衣衛的地位逐漸屈居于東廠之下。錦衣衛的官員常常由掌握東廠的司禮太監親信出任，這樣司禮監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控制錦衣衛了。比如英宗時期王振為司禮太監，而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就是他的私黨，可謂政出一門。

三、插手財政

征收各種賦稅的大權，關系到整個國家財政的收入。而在明代，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權卻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預。永樂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楊實等核天下庫藏出納之數，這便是宦官插手財政的開始。隨著宦官勢力的增大，稅務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萬歷時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萬歷皇帝貪婪的性格，加之皇宮大興土木，軍費又大量增加，他不斷的向各地派遣礦、鹽稅使搜刮銀兩。而宦官為了中飽私囊，也不遺余力地增加稅務的項目，提高稅務的比率，也就是所謂的增稅、濫稅。

在明代紡織業是第一大手工業，而其中又以絲織為主，而監督織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攬了下來。在宦官職務中有“織造”一職，而且有提督太監南京、蘇州、杭州各一員。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個地方是絕對的經濟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織造所管有基本上以絲織為主，而絲綢又是值錢的東西，所以宦官把持這個職務，使他們對經濟的干預又加深了一步。當時輿論有這樣的呼聲“今天下之為民害者，熟有甚于監督織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織造久已”，這主要是宦官借織造之名，加大所需織造的數額，營私舞弊，敲詐民財。關于宦官插手財政的方面還有很多，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四、統兵監軍

關于宦官統兵，大名鼎鼎的鄭和就是因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賴的。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也正是由于王振親自統兵的結果，而汪直更是喜歡統兵打仗。至于宦官監軍，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明末時期，每有戰事，將領所到之處則必有監軍之太監。而那些太監非但不能起到積極作用，反而處處掣肘軍事將領，因而所打之仗也多敗績。《國史舊聞》中指出宦官監軍的四處弊病：侵蝕軍實、避敵殃民、遏制大將、謊報軍功。

五、擔任鎮守和守備

所謂鎮守和守備，本來都是武將的職銜。但是隨著宦官勢力的擴張，各地的鎮守、守備逐漸由他們所把持。《明史?職官志》中有“鎮守，鎮守太監始于洪熙，遍設

于正統，凡各省各鎮無不有鎮守太監，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另外職官志中還設有南京守備、天壽山守備、湖廣承天府守備等職務。由宦官擔任地方鎮守和守備，地方行政必然會受到干預，加之宦官的惡劣本性，地方百姓則會嚴重受到他們禍害。

宦官個例分析—站皇帝

劉瑾，陜西興平人。本姓談。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后自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來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深受信任。太子繼位后，他數次升遷，爬上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寶座。但他一旦大權在握，便引誘武宗沉溺于驕奢淫逸中，自己則趁機專擅朝政，時人稱他為立皇帝，武宗為坐皇帝。他排斥異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員大都受他迫害。如戶部尚書韓文被罷職下獄，五官監侯楊源受杖刑而死??而劉宇、焦芳等小人則奔走其門，成為其黨羽。但他最終落得個凌遲處死、千刀萬剮的下場，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那么劉瑾是怎樣一步步控制大權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寵愛和信任，所以他極盡所能的討好明武宗。第二，劉瑾掌握了權力最大的宦官機構—司禮監。這樣他就能夠橫行無忌的干預朝政，包括欺壓內閣，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禮監強大的權勢，它能夠在幾乎所有的朝臣頭上作威作福，并且時不時的打壓不服從他的官員。

還有就是劉瑾設立“內行廠”，這是一個比東廠還要黑暗的特務機構，它監視的層面比東廠更廣，甚至東廠，也在它的監視之下，而且用刑比東廠還要殘酷。內行廠完全就是一個劉瑾用來打擊異己，監視官員和百姓行動的特務機構。

掌握大權之后，劉瑾開始了各種非法和不軌的勾當。他利用自己的職權極度的斂財，大肆地收受賄賂。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是要向劉瑾行賄，叫做“拜見禮”。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謝”劉瑾，叫做“謝禮”。送少了還不行，否則要馬上撤職，但如果你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復。接受別人賄賂之后，劉瑾還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獄。劉瑾的專權使朝政混亂，他的索賄受賄也直接導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劉瑾在權勢的路上越走越遠，最后竟動了篡位之心，企圖尋機奪位。后來，劉瑾被另外一虎—張永和大臣楊一清算計，被明武宗一舉拿下。當武宗得知劉瑾要謀反后，被處以凌遲刑，共行刑三天。劉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財的數字，各史籍記載不一。高岱《鴻猷錄》記為：“金24萬錠又57800兩；銀元寶500錠又1583600兩；寶石2斗；金甲2；金鉤3000；金銀湯鼎500；蟒衣470襲；牙牌2櫝；穿宮牌500；袞龍袍4；金龍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帶4160束；他物稱是”。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曾將明朝太監劉瑾列入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單。

宦官政治的影響

宦官橫行，宦官勢力的蔓延，給明王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了嚴重的影響。這里我們分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分別闡述。

政治上進一步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由于宦官只聽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傾軋內閣和六部的權力，這樣就導致皇權的進一步集中。

宦官的惡劣行跡，還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由于操縱著廠衛，這些特務便會利用職務之便為非作歹，凈是做些傷天害理的勾當，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見有華衣怒馬、操京師語音者，即驚恐相告，遠遠避開。明朝宦官的逞兇肆虐，使明代封建專制主義的枷鎖更緊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劇了封疆統治與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專權，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明爭暗斗，如明朝后期的東林黨與閹黨之爭。

作為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別，閹黨與東林黨之間的門戶之見是很深的。而魏忠賢秉政后，兩黨的爭斗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尤其是楊漣上書揭發魏忠賢的24大罪后，“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他命其黨羽炮制《三朝要典》、《東林點將錄》等，將反對自己的東林黨人統統殺掉。可是魏忠賢死后，東林黨東山再起，又極力將閹黨及與閹黨有關的人統統一網打盡，兩派力量一直持續到明亡。這也極大削弱了統治階級的力量。

宦官對經濟的破壞則更加嚴重。他們插手財政，擾亂正常的經濟政策。作為礦、鹽稅使，他們橫征暴斂，大肆搜刮；作為織造，他們巧立名目，中飽私囊。正常的經濟生活已經完全被他們打破了，這樣的結果是到處“鼎沸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桑腳困”，“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百姓無法生存，農民起義便會揭竿而起。

宦官監軍，加快了軍隊的腐敗，加之設守備、鎮守之處又多是邊塞要地，導致邊防大為削弱，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這樣一來，明末發生農民戰爭后，由于各處軍隊皆有宦官掣肘，導致將領無法有效統帥軍隊，使農民軍得以較為順利的發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對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們來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強中央集權，諸如撤銷丞相，設立四輔官、殿閣等等，這樣皇權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處理朝政和其他宮廷事務。這樣，宦官的參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預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權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撤銷了丞相，這樣一來，皇帝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皇帝的任務驟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會找人幫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為當初就是怕相權過大才撤銷的，跳來跳

去就選擇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慣例，皇帝所選妃子一概選自民間，這樣后宮的素質必然不高，因而對皇子的教育也就會相應的弱化。這樣，與皇儲接觸最多的宦官對皇儲的影響就會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對宦官的過度依賴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時，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明朝皇帝的綜合素質是歷朝歷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們可以從各種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權力有多大，它畢竟不過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權力。不論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厲害，他們無不是拉著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們不能滿足皇帝的意愿，或是對皇權造成了威脅，立即就會被皇帝除掉。王世貞曾經說過，“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就是像魏忠賢那樣，勢力權傾朝野，生祠遍立中國，真是到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啟帝一死，照樣還是被崇禎帝一舉拿下，最后自縊身死。這就充分表明，宦官專權是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午發根除的積弊。

參考書目:

《明史》張廷玉等著 網絡版

《中國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綱主編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 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與三案》溫宮義著

第四篇：中國宦官歷史

2011-6-25

簡述中國宦官的歷史

宦官, 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語，習稱為太監，是指古代宮廷中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的成員。宦官一般由被閹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子充任。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文明史上，宦官與宦官制度始終與君主專制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整個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主要是淺談一下“宦官”這一特殊群體在中國歷史上產生的原因和過程，加深對中國宦官制度的理解，以及宦官制度與中國政治文化之內在聯系的最初環節。

一、封建集權體制下的毒花——“宦官”

中國的宦官,產生的年代大約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同。但是,其制度之嚴密、數量之龐大、左右政治之能力、影響之范圍、持續時間之久遠,恐怕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當然,宦官并不是中國惟一的獨特的歷史現象。據考證，宦官具有很強的世界普遍性。距今三四千年前,古埃及、古希臘、古巴比倫、印度王國,都曾出現過宦官這一特殊群體。

首先,宦官現象的出現，必須是在私有制、階級社會產生以后，而且是相當于“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地區內，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君主專政時代。在中國，人們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從夏商周時期開始，宦官在中國就已經出現。史書所說:“自書契以來,不無閽寺。”這里的閽指宮門,閽寺就是指看守宮門的閹宦奴隸。

其次,宦官現象出現在男性中心家天下的社會。按男系確立血統和父系的繼承權，在這樣的社會中，男子“家長”成為政治的權威，掌管著人的生殺予奪大權，眾多女性成為男性主人泄欲的工具，使得宦官這一群體的出現成為必然。

隨著父權制的確立，男性取代女性成為姓氏始祖，需要明確父子間的血統關系，而父子間血統關系的確立，必然以夫妻關系的固定為前提，由此，新的婚姻意識形態產生。原始的祖先祟拜，集中體現在對擔負繁衍后代職能的性器官祟拜上。意識形態的另一變化是女子貞操觀的出現。宗法制要求血緣的純正宗主——天子無比高貴，血統也就更加重要。

我國從夏朝開始，就已經進入到了“家天下”的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據史書記載，夏王有12后妃，到了商代，王妃的數量進一步增加。到西周時，后妃制度更為完備。據《禮記》所載：“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婦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宮女性已過百人。如此龐大的后宮，必然要求大量的宦官為其服務，以維持皇宮的正常運轉，滿足帝王驕奢淫逸的生活。因此，如何保證帝王的血統純正和后妃的貞操，不能不成為帝王必須解決的問題。

為了保證女子的貞操，對犯了男女關系戒條的雙方，處以殘酷的刑罰。為解決這—問題設立了相應的法律和法律機構。在刑法的設立過程中，宮刑的對象和范圍逐漸明確和擴大。夏朝設立宮刑，已有明文記載。商代刑法中，僅有墨、刵、劓、殺四刑，獨缺官刑。但出土的甲骨文證實了商代宮刑的存在，對象是用

于宮廷內部服役的戰俘。

最后，宦官現象的出現，還必須有一個科學技術條件，即社會已出現了成熟的閹割術。魏特夫先生做過一番論證，認為“古代美洲看來沒有出現過制度化的宦官”，而在“舊世界的東方社會”，出現宦官現象，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這些“許多主要文明地區都存在著家畜的閹割制度”。加上中國上古醫學的發展，也為官刑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總之，夏商兩朗，隨著專制王權的確立，社會各種矛盾日益尖銳，統治階級運用國家的力量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以鞏固自身的統治為解決維護專制王權、宗法制、血統繼承、生活安全等各方面的需求，需要體力、武力上勝過婦女，但又不會同婦女發生性關系的“中性”奴隸。發達的醫學為閹割人體提供了可能，法律又為這種殘暴行為提供了依據，宦官制度產生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了。

二、宦官的來源

在封建儒家文化主導的封建時代，男女之間的自由相戀被認為是超越禮法的越軌事件。中國的倫理觀念向來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孝之始也。”然而不管怎樣，自西周建立以至清朝滅亡的3000多年歷史中，宦官從未間斷，表現了無與倫比的延續性，其來源何在，不能不令人深思。

早期的宦官主要來源于戰爭時期的俘虜，這包括外國、外族或敵對王朝的俘虜，從年齡上又有幼童和成入之分； 還有罪人或罪人的家屬遭宮刑而成為宦官。《詩經·寺伯篇》中的宦官孟子，因被讒言判為罪人，而受官刑。西漢石顯、弘恭，因犯法被處宮刑。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護，觸怒漢武帝，被處死刑，以宮刑代皆．

除此之外，將普通百姓的年幼子弟，閹割后進獻或入貢給宮廷做宦官，是封建社會進入繁榮時期后的一個重要途徑。自隋朝廢除宮刑以后，切斷了把罪犯閹割然后入宮為宦的途徑。但歷代王朝對宦官的需求從未停止，而且日益擴大，再加上宦官往往驟然得勢，對無力取得仕途之人是極大的誘惑，促使社會風氣和倫理觀念發生很大變化，所以自宮成為宦官的主要來源，沒有宮刑之名。而有宮刑之實的閹割術，也開始向私刑化和民間化發展。

三、宦官的畸形人生

宦官，是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少、特征最殊、影響很大、但又頗受鄙視的一個階層，是畸型、殘忍、最不人道的產物。宦官首要的心理特點，就是自卑感和權力欲。這種自卑感來自生理上的缺陷，來自社會心理的歧視，來自喪失家庭或被家庭拋棄的悲哀，來自低賤工作而帶來的軟弱、無知和依附。然而，這種自卑感與巨大的、無法想象的生理痛苦的共存，對心理造成了巨大刺激。

同時．宦官的心理特征又與年齡、出身和受教育程度有關。一般來講，受儒家思想熏陶較深的宦官不會反抗降禍于他的社會制度，也不會憑借手中的權力為非作惡，而是采取其它的途徑去表達憤怒和實現自己的目標。對大多數宦官來說，他們出身下層，沒有受過教育，有掌握權力的欲望，而無儒學和后人的束縛。一旦得勢，會將掌握的權力發揮到最大程度，以求其一逞一快，盡一生之欲，從而打亂封建社會的正常秩序。如東漢宦官，競恣奢欲，使海內嗟毒。唐代宦官

手握兵權，劫脅天子，如持嬰兒。明代宦官得勢者，把持朝綱，成為社會**的重要原因。

宦官的另一明顯特點就是報復心理。對于宦官來講，權力的獲得可作為自身所受苦難的酬報，有如藥物和麻醉品，這是一種統治別人、主宰別人并讓別人經受報復的欲望。某些宦官專權時所作所為，近于胡鬧，令人不可理解，但可感覺到在其內心深處有一種向全社會報復的變態心理。

除此之外，宦官的心理特征在其它方面也有表現。在生活上，部分宦官娶妻納妾，無所不為，里現出種種性變態。在經濟上表現出對財富的極大貪婪，為滿足貪欲而又不擇手段，宦官雖無后代，卻廣納養子，蔭其子侄。凡此種種，不一而論。

綜上可見，宦官的生理特點引起了心理上的一系列變化。這種變化又與社會心理、社會環境產生了巨大矛盾，使宦官心理進一步復雜。在種種復雜心理的驅使下，宦官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和封建政體的種種漏洞，廣泛參與了各種斗爭，對歷史進程造成了極大影響。

二，毒花——“宦官”的綻放及其最終的消亡

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和最明顯的特征是絕對的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與此相適應，秦漢以至明清的行政組織盡管變化很大，但其演化發展的總趨勢則是各級機關愈來愈嚴密地被皇帝一人操縱和控制，其中，宦官與宦官制度始終與君主專制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

從西周確立宦官制度開始，各王朝無一例外地沿襲了宦官制度表現出無以倫比的延續性。宦官機構在長期的演變中，由分散到完整，由零亂到嚴密，在國家機構中占有重要地位，成為君主集權不斷加強的重要保障。

先秦時期，宦官被稱為寺人，主要來源于戰俘與受過宮刑的罪犯。西周以后，中國進入分裂割據的春秋戰國時期，雖出現了個別宦官干政的現象，其社會經濟地位較之以前也有所提高，但整體來說宦官的勢力還比較弱小。

到了秦皇漢武時期，宦官與宦官制度得以成熟。統一的封建王朝，使得封建官僚機構鞏固下來，成為后世封建王朝的楷模。其中包括宦官系統．宦官的稱號出現，宦官開始具有亦官亦奴的雙重身份。

三國兩晉時期，由于統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訓，壓制宦官勢力，宦官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較前朝有所下降。到了北朝，宦官不僅把持內廷高官，而且出任地方長官，宦官干政現象嚴重，如北魏的宗愛、劉騰干政，給當時的政局與社會地位帶來嚴重危害。

唐時朝，宦官可以正式擔任外廷職務，可以擔任高級武職。唐中期以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軍，凡有節度使和觀察使處皆有監軍使，形成了一張從地方到中央的宦官監軍網。唐代宦官集團興盛一時，尤其是掌握禁軍的左右中尉、少護軍，握有操縱政局的實權；而擔任樞密使的宦官，更以內廷宰相自命，以至發展到隨意廢立皇帝的程度。

宋朝在形式上承襲了唐代舊制，不過，由于宋代君主專制的加強及元代內廷任用貴族管理，宋元時期的宦官勢力有所削弱，在政治上鮮有作為，社會地位也不高。

明朝建立民君主集權進一步加強，宦官及其宦官制度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頂峰。明代宦官機構計有十二監、四司、八局，統稱為宦官二十四衙門，首腦是

司禮監太監。從明代歷史看，宦官全面介入國家生活，機構遍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外交各個別域。規模上自成體系，人數龐大，在作用上日益凌駕于國家機構之上，逐漸成為直屬于皇帝而與官僚機構平行的第二行政系統。

清朝建立之初，設立宦官十三衙門，以宦官為主管。康熙即位后，鑒于歷代宦官之禍，設立專管皇室事務的內務府，并且制定出了詳細的制度嚴格限制宦官活動，這對防止宦官專權起了很大作用。清代，宦官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始終被界定在一個很低的層次上。只是在清末，才出現了安德海，李連英、小德張少數幾個宦官干政的現象。

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摧毀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同時也埋葬了延綿數千年的宦官與宦官制度，宦官隨之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總之，宦官之禍古來烈矣，宦官之論古來多矣。宦官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宦官專權亂政的原因等，引起了許多人的重視。然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能夠專權亂政的宦官畢竟只為極少數。同為宦官階層，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遺臭萬年，有的性情兇殘，有的人忠勇敦厚。

在權閹干政，給社會政治、經濟造成嚴重危害的同時，歷史上宦官中也出現過不少英杰之士，漢時的蔡倫、司馬遷，后唐的張承業，明代的鄭和，清末的寇連材等，他們以自己的睿智與正義之氣，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抹上了濃重的一筆。

參考書目：

《宦官的歷史》，李新偉、謝茂發、歐陽林編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正說慈禧》，清·德齡著，秦瘦鷗譯述，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第五篇：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研究中國古代證據制度是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據是訴訟的基礎，證據制度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有訴訟開始，與訴訟制度相伴隨的證據制度也即產生并隨之不斷地發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發展于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定型與成熟于唐宋，殆于進化于元明清，最終解體于清末。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古代的證據制度較為簡單、粗疏且不成體系，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具備其應當具有的地位。中國古代證據主要分為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筆錄、檢驗與鑒定、神示。中國古代法定證據制度先天不足、重視口供與刑訊逼供的采用、輕神判重人判。中國古代的證據制度按歷史的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各個階段各有其不同的特點。

一、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

公元前21世紀，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建立，從而標志著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時期。根據我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我國奴隸制時期三個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公制“禮”，呂侯制“呂刑”。這些法律制度對于處理犯罪事件和財產糾紛的程序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同時其中也包含了與證據制度有關的內容。我國奴隸制社會時期已經有較為完備的證據制度。在奴隸社會這一階段，奴隸社會的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曾有過“神明裁判”的斷案方法，歷史傳說中就有““皋陶治獄用神羊”的說法，也就是在審理疑難案件時，讓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頂被告人，就證明被告人有罪，否則被告人就無罪。我國奴隸制時期已經實行證據裁判，訴訟中涉及的證據種類很多，有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還有勘驗結果等等，其中當事人陳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證據形式，但同時也不忽略其他證據種類的證明作用。奴隸社會證據制度的主要特點有：

1、神判方法適用較少、消逝較早，法官斷案主要依據各種證據。

2、法官審查判斷證據主要采用“察聽五辭”的方法進行。

3、對疑罪的處理，遵循“疑罪唯輕”原則。

第一，夏商時期。夏商兩代基本處于神權法時代，“天罰”、“神判”特色構成了司法審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相當有限，人們的法制指導思想以表達神權法意志為宗旨，體現出“神判”、“行天之罰”的顯著特色。夏朝尚處于樸素的自然神崇拜階段，而商朝時已由較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發展到將“天罰”與借占卜巫術進行“神判”相結合。夏商時代的統治者時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動領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決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時期。首先，創立了“五聽”的審訊方式。所謂“五聽”就是采用察言觀色的方式進行審訊，進而判斷受審者的供述是否屬實的一種方法。一為“辭聽”，即通過觀察發現其言辭供述的虛假或矛盾；二是“色聽”，即通過觀察期面部表情的變化；三為“氣聽”，即通過觀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現；四是“耳聽”，觀察其聽覺的失常之處；五是“目聽”，即觀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應。在審理案件時，要善于察言觀色，看說話人的神態是否從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氣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過外在的表現和內在的心理活動的觀察，從而揭露案件事實。“察聽五辭”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聲聽獄訟，要求法官親自坐堂問案，面對面聽取當事人陳述并注意觀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確的判斷，案件得到正確處理；另一方面，“五聽”總結了審判實踐中的一些有益經驗，其內容中不乏正確之處。但是，“察聽五辭”制度的缺陷也較為明顯：一方面，“五聽”過于強調司法官吏用察言觀色的方法對證據和案情作出判斷，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缺乏對法官心證的客觀制約；另一方面，“五聽”對審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法官必須具有較高的觀察能力，才能正確適用這一方法，但這種理想狀態實際上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過于依賴法官的個人素質，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為法官主觀擅斷、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條件。這種“自由心證”式的審訊方式，是運用司法心理分析審理案件的一種嘗試。與夏商時期所盛行的“天罰”、“神判”相比，是個歷史進步。其次，還要收信相關證據，注意“五聽”與證據材料的結合運用。在西周的訴訟審訊過程中，十分注重各種證據。原被告雙方的口供及“盟詛”誓言是最重要的訴訟證據，原告與被告雙方出庭時，必須在法庭上進行盟誓或對質。另外，為了取得口供或查驗虛實，往往會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訴訟審判活動也注意運用證人證言和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西周還對疑罪采取從輕處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社會，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種封閉形態，生產力發展極度緩慢，外在表現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諸法合體。分析封建社會的訴訟證據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的訴訟制度具有強烈地糾問式特點，表現有證據規范上即十分重視當事人口供、證人，其他證據種類較少；

2、審判的權限相當大而且充滿著露骨的唯心主義，由于專制制度的原因決定了收集證據的極端野蠻性。畫押是認定證據與收集證據的重心，刑訊逼供是取得證據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級制度滲透進證據制度之中，體現在證言效力上。具體的表現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須取得被告人認罪的供詞。2．依法刑訊與法外用刑相互交織。3．以五聲聽獄訟，驗諸證信，自由推斷。4．誣告反坐，偽證者罰。5．疑罪唯輕，實行有罪推定。6．物證技術發展較早。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盡管在證據理論方面，積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實踐經驗，反映了某些訴訟規律，但從總體上來講，還是以重口供和刑訊為其主要內容，因而是十分野蠻、殘酷的證據制度。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證據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個人決斷。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雖然與歐洲大陸封建社會的法定證據制度不同，但在階級本質上則是一致的，都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時期。案件審理要經過起訴、調查、勘驗等階段。秦時稱審訊為“訊獄”，秦朝處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據是口供，因此，審訊的重要目的是獲得口供。秦朝把審訊制度分為上、中、敗三個等級，上為口供、中為刑具、敗為恐嚇，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實行刑訊逼供。

第二，漢朝時期。首先，刑訊已是漢朝合法的審訊方式。漢朝時期，在審訊過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詰問被詢問人，如果詰問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證據，審判官可以進行刑訊。其次，“春秋決獄”是漢朝的一種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決議”是從客觀事實出發，推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動機、目的、故意與過失等），在綜合權衡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基礎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罰。再次，儒家思想開始對司法制度有所影響。漢武帝時期確立了“親親得首相匿”的原則，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思想在這一原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訴訟中一定范圍內親屬之間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證。而且,如果問事官為取證而違反此原則,使“有罪者子證其父、弟證其兄、婦證其夫、奴證其主”,問事官則“以違例坐罪”,受到刑事懲罰。

第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個階段盛行刑訊逼供之法，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下，重枷、測罰、測立等一些刑訊逼供的酷刑得到廣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時，一些司法官員為了刑訊逼供，發明了一種重量很大的頸枷，甚至還用石頭縋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時，發明了“測罰”逼供之法，對拒不招供者采取斷食饑餓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陳武帝時，又發明了更加野蠻的“測立”酷刑，對受審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強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個僅能容納兩腳的圓頂土垛上，以達到逼取口供的目的。這些刑訊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蠻黑暗，也折射出當時復雜嚴峻的社會形勢。

第四，唐朝時期。首先，唐朝規定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唐朝在繼承“親親的首相匿”原則的同時，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四代以內的親屬、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認定的證據有當事人的口供、物證和旁證。口供是最重要的。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許考訊，并規定了考訊的程序和要求。考訊必須是在有其他旁證，但在事實仍然不清的情況下，由主審官和其他參審官員共同決定，進行考訊。考訊只可用常行杖，次數不得超過3次，每次考訊間隔在20天以上；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經過法定的考訊程序，當事人仍不供認的，取保防人。考訊不得適用于享有議、請、減等特權的貴族官僚，老幼篤疾和懷孕、生產的婦女等等。考訊的確體現了封建法律的野蠻性，但將其限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唐朝證據制度的進步意義在于它規定了違法刑訊逼供的責任、同居相為隱的作證規則。

第五，宋朝時期。宋朝時期的證據制度比較發達。首先，宋代證據制度中發展程度高、發展成就大的是檢查勘驗制度。宋代時期，法律明文規定，在哪些情況下，司法人員必須檢驗或不必檢驗；規定檢驗必須經過報檢、初檢、復檢三個程序；還規定檢驗必須做筆錄；法律還明文規定檢驗人員的組成及其責任。宋代還相繼出現了一些檢驗學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錄》、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洗冤集錄》的貢獻最大，它對法醫學鑒定和現場勘驗所應注意的問題做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他被傳到了很多國家，是古典法醫學的代表之作，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其次，書證在宋代民事訴訟活動中運用非常廣泛，而契約是書證中最主要的一種，也是訴訟紛爭發生時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證據。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明朝創立了一套會官審錄制度，有：三司會審（即由司法長官刑部尚書、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審理）、圓審（即九卿會審）、朝審（即對已決在押囚犯會官審理）等等，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證。明朝時期，出現了廠衛干預司法，這雖是明朝法制一個重要的特點，但它實際上破壞了司法。廠衛假造證據、嚴刑逼供，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時期(1840年以前)。清朝對刑事審判中的“尸格”（即尸檢報告）、“贓證”、“失單”等證據有很多規定。而證人證言、被害人證詞也是重要的證據，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種，口供是定案的關鍵。清朝還規定了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僅要驗證證據的確鑿性，有的還需要進行實地勘查，搜集新證據。還規定了私改證據、提供偽證者，應當予以懲罰。近代以后，隨著西方的沖擊和中國社會自身的新陳代謝，中國法律制度開始受西方的影響而逐步轉型，傳統證據制度以及與之相伴的刑訊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證據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編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首次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隨后又編定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標志著傳統證據制度的終結和國近代證據制度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