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的皇帝制度

中國古代的皇帝制度

（1）皇帝掌握全國社會和軍政信息的渠道主要有奏事、朝議、刺察等形式。奏事有面奏和書奏的區分：面奏是有一定級別的大臣、貴族當面向皇帝反映情況。書奏是通過寫好的文書（章、表、書、啟、議、疏、封事）向皇帝反映情況。朝議有集議、廷議之別。皇帝在一個月內要幾次在殿堂聽政，百官按例朝見，有事當朝議論，皇帝從諸多意見中選擇一種做出決斷。集議：有些事，皇帝下其議于百官，議論時皇帝不在場。刺察：皇帝通過自己的檢察系統來監督和審查百官，了解社會的政治情況。如派使者到各地巡行等。

（2）皇權繼承是封建王朝的頭等大事。早在周代，就確立了立嫡立長的制度，以后歷代基本遵照這個原則。為了避免皇子之間因爭奪皇位而禍起蕭墻，從漢到明，都把預立太子看作是國家一件大事。立太子的原則有兩條，即所謂的“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賢”。清圣祖康熙時，也曾預立過太子，后屢廢屢興，終于演變成奪嫡之爭。雍正帝有鑒于此，創立秘密建儲制度。他將預立太子之事親寫密封，藏于匣中，置之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之后，在他臨死前或死后，由輔政大臣共同開啟，由御書指定的皇太子，繼承皇帝位。這種秘密立儲制，較之立嫡立長制，對于防止皇室內部為爭奪皇權的糾紛和爭斗，確實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3）所謂外戚，是指皇室的外姓親戚、后妃系統以及皇家公主的夫族。他們是一個依附于太后、皇后或皇帝寵妃的裙帶政治集體。外戚無功受祿，僅憑裙帶關系獵取富貴，所以是封建王朝的腐化因素之一。一旦幼主即位，女主臨朝，外戚干政的局面就會出現。如西漢初的呂氏，昭帝、宣帝時的霍氏，元帝時的王氏的擅權，最終將劉氏皇朝易于王氏皇朝（新莽）。東漢中期以后，鄧氏、竇氏、梁氏等相繼擅權，把東漢政治導向黑暗。

（4）東漢和帝以后，歷朝皇帝“多不永年”，主要是因為宦官和外戚相互斗爭、交替把持朝政，皇帝成為了犧牲品。宦官還竭力打壓正直的朝廷士大夫，在東漢桓帝、靈帝統治時期先后興起兩次黨錮之禍。唐代從肅宗始，宦官勢力發展到“總天下之政”的地步，從宮廷到地方，宦官爪牙遍布天下，憲宗、敬宗竟被宦官殺死，穆、文、宣、懿、僖、昭諸帝均由宦官擁立。明初永樂年間，委任宦官出使、監軍、刺探臣民隱事等，尤其是設立專門負責緝事的東廠，由司禮監太監管理和掌握。從此明代的宦官偵伺異端，陷害忠良，草菅人命，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明代宦官除在操縱天子的生殺廢奪上不如唐代宦官外，其權勢顯赫，用心狡詐，手段殘忍等方面決不亞于漢唐宦官。明朝的政治被宦官搞得滿目創痍，最終導致明王朝的滅亡。

（5）歷代最高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君權神授的說教，利用上帝和諸神的名義，從理論上證明天命的存在。如漢武帝時的董仲舒創立了君權神授的天人感應論，借此，論證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上天意志的體現，皇帝是代天統治萬民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兩漢之際，王莽和劉秀大力宣揚和提倡讖緯的宗教神學，所謂“讖”，即“詭為隱語，預決吉兇。”假托神的啟示，進行某種政治活動。“緯”則是把經書神學化，并把帝王神化，證明他們都是受之于天命。為了維護“君君、臣臣”森嚴等級制，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禮樂的制定。因為禮樂對于維護帝王尊嚴有著極端重要性。禮儀的本質是嚴格的等級制。比如皇帝的冕服規定以十二章紋樣（即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為飾，其他人不能穿用，否則就是“僭越”。皇帝的服色歷代也有嚴格的規定，秦漢為黑色，隋唐為黃色，明清為玄黃色。皇帝定有專用的服飾、儀仗，如有僭用，就是

大逆不道。歷代的后妃制度，也鮮明地體現出尊卑等級。

第二篇：中國古代皇帝結婚前的習俗

與民間一樣，皇帝找老婆與民間在程序上并沒有兩樣，一般也要遵守《禮記》中約定的“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告期、親迎。不同的是，儀式更為隆重和講究。為了娶媳婦，皇帝也要給老丈人家送彩禮，但不是親自去，而是派適合的臣子去，也不會親自去迎娶，而是讓老婆娘家人送上門。這彩禮對皇帝的老丈人來說，是一份真正的厚禮。如在漢代，僅黃金要送萬斤以上。東漢桓帝劉志娶權臣梁冀的閨女時，照著皇帝納后的例子辦，“聘黃金二萬斤，乘馬束帛，一如舊典”，禮金翻了一倍。實際上，在完成“六禮”的每一個過程中，皇帝家都要送彩禮。皇帝結婚也要進“洞房”。與民間進洞房的習俗不一樣，皇帝結婚的洞房并不在自己的寢室內，并沒有固定的洞房，一般會在舉行儀式的地方先找個房間臨時用用。明清兩朝皇帝結婚一般在坤寧宮舉行。坤寧宮是皇宮中后三宮的第三宮，在明朝是皇后的寢宮，清朝時將東面兩間設為皇帝大婚時的洞房，西面五間則改為祭祀薩滿教的神堂。清朝皇帝大婚娶老婆相當隆重，也極為講究。新娘子要從大清門抬進來，經天安門、午門，直至后宮。而妃嬪進宮，只能走紫禁城后門神武門。奢侈的皇帝洞房皇帝的洞房比老百姓家的要高檔豪華多了，但也不能免貼紅雙喜、喜慶對聯的習俗。洞房的主題也是大紅色，形成紅光輝映，喜氣盈盈的氣氛。床前會掛“百子帳”，鋪上會放“百子被”，就是繡了100個神態各異的小孩子的帳子和被子；床頭懸掛大紅緞繡龍鳳雙喜的床幔，帝王之家也希望“多子多福”。隋唐時，皇帝的洞房鋪設地毯，設置多重屏障，龍鳳大喜床的四周有布幔，洞房的私密性很好。在清朝，洞房一般設在坤寧宮的東暖閣，墻壁都是用紅漆及銀殊桐油髹飾的。洞房門前吊著一盞雙喜字大宮燈，鎏金色的大紅門上有粘金瀝粉的雙喜字，門的上方為一草書的大“壽”字，門旁墻上一長幅對聯直落地面。從坤寧宮正門進入東暖閣的門口，以及洞，各豎立一座大紅鑲金色木影壁，乃取帝后合巹(音jǐn)和“開門見喜”之意。洞房內金玉珍寶，富麗堂皇。東暖閣為敞兩間，東面靠北墻為皇帝寶座，右手邊有象征“吉祥如意”的玉如意一柄。東暖閣內西北角安放龍鳳喜床，喜床上鋪著厚厚實實的紅緞龍鳳雙喜字大炕褥，床上用品有明黃緞和朱紅彩緞的喜被、喜枕，其圖案優美，繡工精細，富貴無比。要喝交杯酒皇帝、后的大婚相當復雜，入洞房后先要祭拜神靈，向天、地、祖宗表達敬意。進入洞房后的祭拜活動在行合巹禮前進行，是夫妻倆一起祭。這每祭一次，一起吃一次飯，這樣真的到了共度良宵前肚子也飽了。所謂的“合巹禮”，就是民間所謂的“喝交杯酒”。“同牢”，就是夫妻兩人一起食用弄熟的牲畜肉，如一頭小豬；“合巹”，本意是把剖開的瓠合為一體，古時多用之盛酒。把帝、后各自瓠內的酒摻和到一起，共飲，即是“合巹”。這種交杯酒可不是現代婚禮上互飲對方的酒，而是各自喝摻到一起的酒，現在的喝交杯酒形式應該是鬧新房的產物。當然，行合巹禮后，就是喝了交杯酒后，下面該干什么？結。但是皇帝當新郎官，那床可不能隨隨便便就上的，要分先后的。唐朝皇帝納皇后入洞房是這樣上床的：皇帝被侍寢的宮人帶到房間，脫下冕服，換上便衣；皇后先被宮人引入帳內，宮人先將她的禮服脫了，這才把著便衣的皇帝引入內，與皇后睡到一張床上，共度花燭良宵。

第三篇：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研究中國古代證據制度是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據是訴訟的基礎，證據制度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有訴訟開始，與訴訟制度相伴隨的證據制度也即產生并隨之不斷地發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發展于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定型與成熟于唐宋，殆于進化于元明清，最終解體于清末。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古代的證據制度較為簡單、粗疏且不成體系，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具備其應當具有的地位。中國古代證據主要分為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筆錄、檢驗與鑒定、神示。中國古代法定證據制度先天不足、重視口供與刑訊逼供的采用、輕神判重人判。中國古代的證據制度按歷史的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各個階段各有其不同的特點。

一、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

公元前21世紀，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建立，從而標志著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時期。根據我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我國奴隸制時期三個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公制“禮”，呂侯制“呂刑”。這些法律制度對于處理犯罪事件和財產糾紛的程序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同時其中也包含了與證據制度有關的內容。我國奴隸制社會時期已經有較為完備的證據制度。在奴隸社會這一階段，奴隸社會的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曾有過“神明裁判”的斷案方法，歷史傳說中就有““皋陶治獄用神羊”的說法，也就是在審理疑難案件時，讓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頂被告人，就證明被告人有罪，否則被告人就無罪。我國奴隸制時期已經實行證據裁判，訴訟中涉及的證據種類很多，有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還有勘驗結果等等，其中當事人陳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證據形式，但同時也不忽略其他證據種類的證明作用。奴隸社會證據制度的主要特點有：

1、神判方法適用較少、消逝較早，法官斷案主要依據各種證據。

2、法官審查判斷證據主要采用“察聽五辭”的方法進行。

3、對疑罪的處理，遵循“疑罪唯輕”原則。

第一，夏商時期。夏商兩代基本處于神權法時代，“天罰”、“神判”特色構成了司法審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相當有限，人們的法制指導思想以表達神權法意志為宗旨，體現出“神判”、“行天之罰”的顯著特色。夏朝尚處于樸素的自然神崇拜階段，而商朝時已由較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發展到將“天罰”與借占卜巫術進行“神判”相結合。夏商時代的統治者時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動領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決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時期。首先，創立了“五聽”的審訊方式。所謂“五聽”就是采用察言觀色的方式進行審訊，進而判斷受審者的供述是否屬實的一種方法。一為“辭聽”，即通過觀察發現其言辭供述的虛假或矛盾；二是“色聽”，即通過觀察期面部表情的變化；三為“氣聽”，即通過觀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現；四是“耳聽”，觀察其聽覺的失常之處；五是“目聽”，即觀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應。在審理案件時，要善于察言觀色，看說話人的神態是否從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氣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過外在的表現和內在的心理活動的觀察，從而揭露案件事實。“察聽五辭”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聲聽獄訟，要求法官親自坐堂問案，面對面聽取當事人陳述并注意觀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確的判斷，案件得到正確處理；另一方面，“五聽”總結了審判實踐中的一些有益經驗，其內容中不乏正確之處。但是，“察聽五辭”制度的缺陷也較為明顯：一方面，“五聽”過于強調司法官吏用察言觀色的方法對證據和案情作出判斷，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缺乏對法官心證的客觀制約；另一方面，“五聽”對審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法官必須具有較高的觀察能力，才能正確適用這一方法，但這種理想狀態實際上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過于依賴法官的個人素質，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為法官主觀擅斷、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條件。這種“自由心證”式的審訊方式，是運用司法心理分析審理案件的一種嘗試。與夏商時期所盛行的“天罰”、“神判”相比，是個歷史進步。其次，還要收信相關證據，注意“五聽”與證據材料的結合運用。在西周的訴訟審訊過程中，十分注重各種證據。原被告雙方的口供及“盟詛”誓言是最重要的訴訟證據，原告與被告雙方出庭時，必須在法庭上進行盟誓或對質。另外，為了取得口供或查驗虛實，往往會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訴訟審判活動也注意運用證人證言和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西周還對疑罪采取從輕處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社會，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種封閉形態，生產力發展極度緩慢，外在表現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諸法合體。分析封建社會的訴訟證據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的訴訟制度具有強烈地糾問式特點，表現有證據規范上即十分重視當事人口供、證人，其他證據種類較少；

2、審判的權限相當大而且充滿著露骨的唯心主義，由于專制制度的原因決定了收集證據的極端野蠻性。畫押是認定證據與收集證據的重心，刑訊逼供是取得證據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級制度滲透進證據制度之中，體現在證言效力上。具體的表現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須取得被告人認罪的供詞。2．依法刑訊與法外用刑相互交織。3．以五聲聽獄訟，驗諸證信，自由推斷。4．誣告反坐，偽證者罰。5．疑罪唯輕，實行有罪推定。6．物證技術發展較早。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盡管在證據理論方面，積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實踐經驗，反映了某些訴訟規律，但從總體上來講，還是以重口供和刑訊為其主要內容，因而是十分野蠻、殘酷的證據制度。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證據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個人決斷。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雖然與歐洲大陸封建社會的法定證據制度不同，但在階級本質上則是一致的，都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時期。案件審理要經過起訴、調查、勘驗等階段。秦時稱審訊為“訊獄”，秦朝處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據是口供，因此，審訊的重要目的是獲得口供。秦朝把審訊制度分為上、中、敗三個等級，上為口供、中為刑具、敗為恐嚇，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實行刑訊逼供。

第二，漢朝時期。首先，刑訊已是漢朝合法的審訊方式。漢朝時期，在審訊過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詰問被詢問人，如果詰問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證據，審判官可以進行刑訊。其次，“春秋決獄”是漢朝的一種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決議”是從客觀事實出發，推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動機、目的、故意與過失等），在綜合權衡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基礎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罰。再次，儒家思想開始對司法制度有所影響。漢武帝時期確立了“親親得首相匿”的原則，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思想在這一原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訴訟中一定范圍內親屬之間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證。而且,如果問事官為取證而違反此原則,使“有罪者子證其父、弟證其兄、婦證其夫、奴證其主”,問事官則“以違例坐罪”,受到刑事懲罰。

第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個階段盛行刑訊逼供之法，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下，重枷、測罰、測立等一些刑訊逼供的酷刑得到廣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時，一些司法官員為了刑訊逼供，發明了一種重量很大的頸枷，甚至還用石頭縋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時，發明了“測罰”逼供之法，對拒不招供者采取斷食饑餓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陳武帝時，又發明了更加野蠻的“測立”酷刑，對受審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強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個僅能容納兩腳的圓頂土垛上，以達到逼取口供的目的。這些刑訊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蠻黑暗，也折射出當時復雜嚴峻的社會形勢。

第四，唐朝時期。首先，唐朝規定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唐朝在繼承“親親的首相匿”原則的同時，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四代以內的親屬、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認定的證據有當事人的口供、物證和旁證。口供是最重要的。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許考訊，并規定了考訊的程序和要求。考訊必須是在有其他旁證，但在事實仍然不清的情況下，由主審官和其他參審官員共同決定，進行考訊。考訊只可用常行杖，次數不得超過3次，每次考訊間隔在20天以上；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經過法定的考訊程序，當事人仍不供認的，取保防人。考訊不得適用于享有議、請、減等特權的貴族官僚，老幼篤疾和懷孕、生產的婦女等等。考訊的確體現了封建法律的野蠻性，但將其限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唐朝證據制度的進步意義在于它規定了違法刑訊逼供的責任、同居相為隱的作證規則。

第五，宋朝時期。宋朝時期的證據制度比較發達。首先，宋代證據制度中發展程度高、發展成就大的是檢查勘驗制度。宋代時期，法律明文規定，在哪些情況下，司法人員必須檢驗或不必檢驗；規定檢驗必須經過報檢、初檢、復檢三個程序；還規定檢驗必須做筆錄；法律還明文規定檢驗人員的組成及其責任。宋代還相繼出現了一些檢驗學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錄》、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洗冤集錄》的貢獻最大，它對法醫學鑒定和現場勘驗所應注意的問題做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他被傳到了很多國家，是古典法醫學的代表之作，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其次，書證在宋代民事訴訟活動中運用非常廣泛，而契約是書證中最主要的一種，也是訴訟紛爭發生時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證據。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明朝創立了一套會官審錄制度，有：三司會審（即由司法長官刑部尚書、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審理）、圓審（即九卿會審）、朝審（即對已決在押囚犯會官審理）等等，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證。明朝時期，出現了廠衛干預司法，這雖是明朝法制一個重要的特點，但它實際上破壞了司法。廠衛假造證據、嚴刑逼供，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時期(1840年以前)。清朝對刑事審判中的“尸格”（即尸檢報告）、“贓證”、“失單”等證據有很多規定。而證人證言、被害人證詞也是重要的證據，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種，口供是定案的關鍵。清朝還規定了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僅要驗證證據的確鑿性，有的還需要進行實地勘查，搜集新證據。還規定了私改證據、提供偽證者，應當予以懲罰。近代以后，隨著西方的沖擊和中國社會自身的新陳代謝，中國法律制度開始受西方的影響而逐步轉型，傳統證據制度以及與之相伴的刑訊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證據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編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首次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隨后又編定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標志著傳統證據制度的終結和國近代證據制度的誕生。

第四篇：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

一、監察組織與機構

1．秦朝

?秦朝首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監察官吏稱為御史，其長官為御史大夫，位高權重，其職權：一是掌法令，監督法律和法令的實施；二是對違法官吏進行彈劾；三是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活動。

–2．漢朝

?漢承秦制，中央設御史大夫，漢代的地方監察機關主要有：

–(1)司隸校尉，其職“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漢武帝時，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個州部設部刺史一人，為地方固定的監察官。刺史規定“以六條問事”。

–3．魏晉隋唐

魏晉時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唐代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若干人組成。

此外，唐代將全國分為十道(玄宗開元間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監察機關的權力進一步擴大。首先，彈劾的范圍擴大了。其次，允許御史“風聞彈人”而不一定要有實據。

?宋代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比唐代嚴密。州、府、軍、監均有通制官，職責是監察州縣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嚴密的監察體制：

–(1)監察機關的地位明顯提高；(2)監察機構進一步充實；(3)元朝還制定了一系列監察法規。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又稱“風憲衙門”，由此建立了空前龐大的監察機構。增設13道監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師和地方監察工作。建立了監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還創立了負有獨立監察權的六科給事中組織。負責監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將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監察機構一體化。

–8．清末

?清末監察機構并無變動，光緒十八年修訂公布了《欽定臺規》，確定了行政監察的基本綱要，類似監察法總則，其后修訂頒布的《都察院則例》，類似監察法的分則。

?南京國民政府設置了專門的監察院，作為中央五大機關之一，對官員行使監察權。

二、監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從機構設置來看，監察機構和司法機構始終是分立的，從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統，中央御史臺，明代改為都察院，作為最高監察機關，而大理寺、刑部分別作為最高審判機關和復核機關，三者合稱“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兼理司法，地方監察機構直接隸屬中央，與地方行政互不統屬；從權力職責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監察機關始終是司法機關的監察主體，對司法機關行使著監督權。

第五篇：中國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回避制度

原因：夏、商、周三代，血緣關系是權力分配的根本原則，國家政權掌握在宗族勢力手中。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變革，政治上的血緣關系受到極大沖擊。世襲貴族中有的腐敗無能，一些諸侯國有作為的君主，大膽任用無血緣關系的賢能志士擔任國家要職，對宗族王室人員則加以限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實施變法，明文規定宗室人員如果沒有軍功，就要從宗室中除名，任職受到限制，這就是回避制度的萌芽。兩漢時期，回避制度正式產生。可見回避制度的產生與宗法制是密切相關的。

任官回避制度草創于西漢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銳地意識到了異地為官對維護中央集權，對防止裙帶關系滋生、抑制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的重要意

1.起源:東漢桓帝時期，中國第一個關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規“三互法”正式出臺，就是“婚姻之家”和“兩州之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東漢官吏史弼為例，他本應出任山陽太守，但是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陽轄內，于是史弼上書自陳應回避，被調任為平原相。

2.發展:宋代被細化為籍貫回避、親屬回避、職務回避以及科舉回避四類。（1）親屬回避，就是親屬不得在同一地區、同一部門供職。

（2）籍貫回避，也叫地區回避，即官員不得在本籍任職，所以古人云：“千里去做官。”（3）職務回避，始自唐代，規定凡職責相連或監臨檢察的官職，親族內均需實行職務回避。如宰相的兒子不能為諫官。

（4）考試回避，即在科舉考試中，主考官與考生有師生關系或親屬關系的，都要回避。

3.頂峰:明清時期的回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個中國。清朝法律略有緩和，只規定不得本省為官。一旦為官，便要拿著身份證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稱為“避籍”。這種避籍也存在一些問題。官員遠赴他鄉，異地為官，對于任職地的風俗很難事先了解，也可能會出現語言不通的現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難。然而通過這樣的辦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轄地舉目無親，避免過多的社會關系造出人情網。

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盡管回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營私舞弊行為，也杜絕不了腐敗，但對于防止和克服親屬關系對國家政權管理的干預，對防范朋黨、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對于當前世界各國公務員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原創試題訓練：

1．西漢初年，高祖劉邦錯誤地吸取秦國滅亡的教訓，恢復分封制，不久發生了“七國之亂”，劉氏諸王謀叛。對此西漢政府明文規定：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文武長官不得由王室成員擔任。這項規定主要打擊了

A．地方官員結黨營私

B．中央王室專權

C．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文武長官

D．官場中的宗法血緣關系 2．如果為中國古代史上的清官做一個排行榜，那么包拯包大人無疑名列前茅。特別是他大義滅親痛斬自己的親侄兒包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但大多數歷史學者多認為包公斬侄應為傳說，不是歷史史實。下列宋朝實行的制度或規定中，最能支持上面歷史學者觀點的是 A．回避制度

B．死刑需報請中央復審核準

C．知州“三歲一易”

D．科舉制度

3．（北宋時）有一次，宰相讓自己的兒子負責鼓院工作，鼓院就是掌管受理臣民奏章的部門。當時有一個叫滕元發的諫官對宋神宗說：“不能這樣。”宋神宗說：“鼓院不過是上傳下達的部門而已，與政事有什么相干？”滕元發說：“鼓院是個關鍵部門，在用人上應該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兒子要是作弊怎么辦？”宋神宗醒悟過來，最終沒有讓宰相的兒子掌管鼓院。這個故事所講的主要是回避制度當中的 A．親屬回避

B．籍貫回避

C．職務回避

D．考試回避

4．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六十一條規定： 國家公務員之間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以及近姻親關系的，不得在同一機關擔任雙方直接隸屬于同一行政首長的職務或者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系的職務，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擔任領導職務的機關從事監察、審計、人事、財務工作。該規定和中國古代實行的制度中類似的是 A．刺史制度

B．回避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科舉制度 參考答案： 1.D

2.A。

3.C。此題A項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弄清楚親屬回避和職務回避的不同概念，然后由材料“鼓院不過是上傳下達的部門而已，與政事有什么相干？”“鼓院是個關鍵部門，在用人上應該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兒子要是作弊怎么辦？”便可做出判斷。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