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變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論

原始社會土地是公有的，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土地制度也開始發生了變化，由原始社會的氏族、村社公有轉為奴隸主國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國奴隸社會的開端，經過商、周的進一步發展，土地成為以井田制為標志的奴隸主國家所有。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奴隸制的逐漸解體，社會各階層對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趨強烈，進入春秋戰國之時，土地私有戰勝土地國有而蓬勃發展起來了。

我國封建土地私有制產生于春秋戰國，到秦漢最后形成，為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的早期階段。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個體農民土地所有制三種形式組成，并在不同的歷史時一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階級斗爭的漲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總是占著支配地位。

春秋時期，社會生產力有了重大發展，鐵器得到廣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隸紛紛開墾荒地，這些新墾之地，為開荒者隱瞞下來，成了私田。私田的產生，土地國有觀念動搖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劇增長，到末期出現土地買賣，此時奴隸主也更熱心于私田的擴大和經營，各國先后進行了稅制改革，放棄土地國有的井田制，承認了土地私有制。

戰國時期各國都實行改革和變法，商缺兩次變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它標志著占統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結束，土地私有制已經形成。這一時期，地主階級雖已形成，但人數還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數量也不大。

秦漢時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發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頒布命令:“使黔首自實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權的確認和保護。秦滅六國后，對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沒有干預，雖下令遷徙各國舊貴族和豪富，但他們占有的土地狀況并未改變，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連降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給地主階級以沉重打擊。

西漢政權建立后，采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使農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土地兼并，至西漢末年土地終于引發了綠林、赤眉大起義，顛覆了西漢政權。東漢政權建立后，為了限制豪強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強竟發生武裝暴動，度田不了了之。以后東漢政府再也沒有推行干預地主私有制的政策，東漢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斷發展，出現了戰國秦漢時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前期為封建土地所有制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一時期是歷代封建王朝對土地所有制關系進行國家千預極為頻繁時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發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國長期戰亂，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無主荒地，曹操為了解決急需的軍糧和普遍存在的饑荒間題，將這些無主荒地轉化成國有土地，實行屯田。西晉建立后，屯田制罷廢，貴族官僚爭相侵占官田，豪強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國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發展。十六國時期，使北部中國遭受嚴貢破壞，豪門大族趁機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規模龐大的田莊，這不利于封建政權的鞏固和皇權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試圖將所有權不同的各類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納入國家統一分配的軌道，但卻沒有撼動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均田制受到破壞。后來北齊、北周雖重新頒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隨唐兩朝基于建國之初荒閑土地大量存在，為使流亡的農民回到土地上進行生產，實行賦役制度，繼續推行了均田制。隨唐兩朝的均田制對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給予限制，農民也得到了一點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況，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隨著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葉徹底崩潰。總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著與過去明顯不同的特點，這一時期政局變動大，土地制度隨著也幾次變動，可以說是秦漢至明清土地制度變動最大的時期，也是國家對土地占有進行干預最頻繁的時期。從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階段。這一時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擺脫國家法權的強力扭曲，土地自由買賣已沖破了漢唐間政治上的干預和社會

傳統的制約;: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隱蔽到公開，以更大的勢頭向前發展著。均田制弛壞后，封建國家采取“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的政策，以莊田制經濟為特點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發展，并且延續到明清。兩稅法的實行，標志著均田制為莊田制所代替，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中又一轉扳點。北宋建立之初，自耕農有所發展。但趙宋政權認為“富室連我汗陌，為國守財爾……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買賣無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較之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主田莊迅速發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來長期積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問題，經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得到了調整和緩和。但明中葉后“毋許兼并”又變成一紙空文。土地兼并產生的流民問題，最終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清統治者鑒于明朝滅亡的教訓，對官僚地主的特權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華北大規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經濟手段通過買賣占有土地。

綜上所述，中唐以降，“兩稅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這一變化，不但徹底結束了長達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標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擺脫“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買賣、轉移、繼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種較為自由發展的形式進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時期，地主階級千方百計購置田產，形成了累千上萬畝的大地主，實通絕了地主階級獨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權轉移方式上，幾隨著唐宋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由買賣漸成地權流動的主要方式。雖曹一度以圈占、投獻等強制手段奪取土地還相當嚴重，但隨著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通過買賣日益成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徑。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帶來的變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貴族地主擴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現和發展是地主制經濟充分發展的標志。在土地的經營方式上官私莊田契約租佃關系日益普遭，隨著土地私有權的日益深化，佃戶手中的使用權亦在向長期化方式發展，形成了永佃權，以及土地關系中資本主義萌芽新因素的滲入，勞動者與土地結合由超經濟強制發展為經濟強制。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現的新特點。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標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變

奴隸社會

土地公有制為原始社會，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國君交納貢賦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們為了爭奪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廝殺拼打，亂的不可收拾。此時，大禹已經建立起

確立土地私有→按畝納租稅（少）、按人丁負擔賦、役（重）, 基本上是以稅人為主，人身控制嚴格。

其間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國土地改稱“王田”，不許買賣。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民禁錮在“王田”里當牛做馬，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時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國有制→以人丁為主負擔均田制、租庸調制（庸在隋出現，唐朝取消年齡限制，保證了農民的勞動時間）、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是三位一體。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強，地主進行土地兼并→國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實（均田制徹底崩潰，租庸調制無法實施）→780年實行兩稅法（戶稅和地稅、時間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動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現，地主在大規模的莊園中實行分工合作的勞動，有利于封建經濟發展。

兩稅法實際上是在國家承認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據土地資產向地主征稅，性質上屬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

北宋王安石變法之方田均稅法

募役法是對“庸”的繼承和發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稅法是對兩稅法稅地的繼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戶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貧瘠收取賦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這些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1581年，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改革賦稅制度，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賦役合并、將田賦、徭役、雜役分攤在田畝上，即役歸于地、量地計丁、計畝征收、折銀征收。說明了封建國家重視土地的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重視人口。而折銀征收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于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清朝的攤丁入畝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固定丁數的基礎上，推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徹底解決就丁、田并征的雙軌制征稅形式，從而完成了自唐代兩稅法以來我國封建賦役制改革——并役于賦、人頭稅歸于土地稅的歷史進程。1712年，清政府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作為征收丁稅的固定丁數，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松弛，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階級矛盾暫時得到了緩和，促進康乾時期經濟的較快發展；隱蔽人口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促進了我國人口增長。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會

氏族公有，集體耕種，平均分配

2、奴隸社會（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齊耘

（1）實質：國王所有的貴族土地所有制

（2）表現：① “公田”：貴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給農夫，只有使 用權，沒有所有權

（3）內容：①一切土地名義上屬于國家公有；②國王把土地層層分封給各級貴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轉讓和買賣；諸侯要向國王交納一定的貢賦。

（3）瓦解：齊·管仲，相地而衰征；魯·初稅畝，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變法，承認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推動地主經濟的發展。

3、封建社會（戰國—1840）

私有制為主體的多種土地所有制 國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農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強地主、士族地主）。土地來源：占有公田轉私，獲賜，兼并買賣（主要）。

租佃關系：戰國產生，漢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經營成為僅次于自耕農形式的重要經營方式；明清時期，租佃制普及全國，成為農村經濟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態：勞役－實物（宋）－貨幣（明清）農民雇工自主權積極性提高。

人身依附關系：東漢豪強地主形成田莊，田莊的勞動者與田莊主形成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之后依附關系越來越減弱，特別是明清時契約納租方式確立后。解脫出來的農民，生產自主權提高，提高了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體（截止1952）

（1）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農民個體私有，平均主義。（2）辛亥革命：平均地權（理念）

5、國民革命時期（1924—1927）

目的：為發動農民反對軍閥。政策：耕者有其田（口號）。

影響：有利于開展農民運動、反對軍閥統治。

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6、十年対峙時期（1927—1937）

目的：為了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農民土地所有制。

路線：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響：鞏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使廣大貧雇農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調動了他們革命的積極性。

7、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

（1）進行根據地建設—大生產運動（抗戰時期中共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軍墾屯田。

①目的：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

②影響：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健康發展，成就顯著。農業和工商業的產值迅速增長，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軍民生活明顯改善。大生產運動使根據地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

難時期,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2）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團結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

②影響：中共在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改變了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認了地主土地所有權、地主對農民的債權和租佃關系。但對地主的封建剝削又進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這一措施把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解放農民問題很好地結合起來，即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有利于團結地主抗日，鞏固了抗日統一戰線。

8、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

目的：調動廣大群眾革命積極性

政策：1946-5《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變減租減息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 1947年《中國土地法大綱》，耕者有其田。影響：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進程。

認識：變革土地制度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是廣大農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決土地問題，就不可能把廣大農民真正的發動起來，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在國共政權十年對峙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的國內矛盾，分別制訂了切實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為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而制訂的減租減息政策已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要求，為了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中國共產黨制訂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是一個比較完善的土地革命綱領。

9、建國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土地所有制，按勞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區農民迫切要求獲得土地；為了徹底廢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③特點：采取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④影響：1952年底全國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徹底廢除；廣大農民翻身解放，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農民土地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規模集體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針和原則：積極發展穩步前進、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進。

③過程：互助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勞動）→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完全社：土地歸公、集體所有）

（3）1978 家庭聯產承包制（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大規模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

②方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改革后新體制實行家庭分散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③性質：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④實質：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使農村獲得生產和分配自主權。

⑤意義：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凋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改革逐漸向專業化、商品化和社會化發展。它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條件。

第二篇：淺談中國古代軍事制度發展演變

淺談中國古代軍事制度發展演變

中國古代軍事制度的產生要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私有財產的增加和階級分化的加劇，刺激了氏族顯貴和父權家族首領的貪欲。為了掠奪鄰人的財富和供使用的奴隸，經常發動對周圍氏族部落的戰爭。出于戰爭和防御的需要，幾個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共同利害關系的部落組成了部落聯盟。這一時期，也叫做軍事民主制時期。這一時期中，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是部落聯盟，部落聯盟中有部落大會，其決策機構是聯盟議事會。部落聯盟的首領通常出自聯盟中實力最強大的部落。軍事民主制時期是階級社會和國家出現的前夜，部落聯盟是其最高組織形式，已具有國家雛形。他有兩個重要特點：一，它的軍事性。部落結成聯盟是為了軍事需要。二，部落聯盟保留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階級社會出現第一支軍隊出現在夏朝，是從軍事民主制時期軍事首領周圍的親兵集團蛻變而成，因而帶有不少的原始性。這是夏朝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鞏固對平民奴隸統治和對外掠奪性戰爭的需要。夏王是夏朝軍隊的最高統帥，可以控制中央王朝的軍隊和地方侯 伯的軍隊。夏朝的軍隊兵農合一，沒有常備軍等的原始性影響了其指揮系統不完善，將佐文武不分。但其軍事制度在對內鎮壓平民和奴隸的反抗對外掠奪和擴張的戰爭中，鞏固了夏朝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并擴大了版圖，成為奴隸主階級的重要支柱。到了商朝軍隊成為其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最高統治者對國家擁有統領指揮權。從武丁時期開始，軍隊中出現了編制單位，商王室軍隊稱為師或旅。商代軍隊中“王師”最強大，用于鎮壓各種反抗力量，鞏固統治地位。討伐諸侯反叛穩固王朝的統一。商朝也同夏朝一樣通過不斷的征伐戰爭掠奪了大批奴隸和財富，擴大了王朝領土。

西周時期，已初步形成戰時指揮系統，周王是中央軍和諸侯地方軍的最高統帥，有權指揮和調動全國的軍隊。執政大臣太師、太保是王以下最高指揮官。西周的軍隊由中央王朝的正規軍和諸侯地方軍組成。中央王朝軍隊有西六師，成周八師的正規軍、王室禁衛軍和特殊的夷隸兵等幾部分組成。地方諸侯也有軍隊建制，因大小不同軍隊數量也不同。西周族軍的編制是以百人團，千人團，萬人團為單位的十進制編制，軍隊也有定期訓練的制度，有時還進行實戰演習。西周的軍隊是奴隸主手中強大的暴力工具，它的設置和組成體現了宗法等級制度。在西周初期，西周同夏商王朝一樣，鞏固和加強了中央王朝的統治，在后期，鎮壓了諸侯的反抗，得以維持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軍事制度發展到春秋時期，最高統帥依然是各國君主，未形成常備軍，沒有專門的武官系統，基本文武不分制。各國的軍隊數量無確切記載，在編制方面，戰車由武士和步兵混編，各國情況不盡相同。春秋時期的武裝力量可分為三大類：國家軍隊，地方部隊和貴族私人武裝。其中，各國大小不一的私人武裝力量是造成內亂不斷的根源。由于戰國時期各國間戰爭頻繁，所以都十分重視軍隊，與春秋時期相比，戰爭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因此，戰國時期各國軍隊的人數更多，并且已形成常備軍。常備軍是各國軍隊的中堅，是軍隊的核心。在軍隊數量不斷擴充的同時，常備兵制與郡縣征兵制應運而生。較過去相比，步兵成為軍隊的主力，騎兵的作用也增大了。與此同時，各國軍隊制定了嚴格的軍紀，規定獎懲條例。對戰功實行重賞重罰制，鼓勵士卒奮力作戰。

秦漢時期的軍事制度體現了中央集權制原則，兩朝都建立了龐大的武裝部隊，有一個復雜的軍事統馭系統。皇帝依然是軍事的最高統帥，有對全國軍隊的最高指揮權。軍隊調動必須是皇帝的命令。秦漢時期的武裝力量大體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指揮系統。中央軍事指揮系統是皇帝需要直接命令的各類將軍及其幕僚。秦漢四百多年間士兵來源和兵役制度經歷了不少變化，秦朝實行普遍征兵制，西漢承秦制也實行征兵制。但在漢武帝時出征匈奴用兵越來越多，兵源匱乏，不得不增加募兵選募和謫兵等方法來保證兵源。于是募兵成為重要組軍手段。東漢建立后雖稀罕的征兵制還未廢除，但募兵制已成其士兵主要來源。這樣，由秦開始的兵民合一制度逐漸向兵民分離發展，東漢中期以后基本分離。秦漢的軍隊實行的是共同對皇帝負責的多頭多級多層次管理。這種軍隊管理體制對于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將帥挾兵權以自重或反叛朝廷顯然是有好處的。秦漢時期在軍事上加強中央集權的制度、措施和經驗被后世皇朝普遍重視和采用。軍權必須集中于皇帝之手，成為歷代皇朝努力追求的目標和制度。

東漢末年以來，社會政治制度十分紊亂，豪強擁兵自重，為保證兵源，曹操在收編豪強武裝的基礎上建立軍隊，推行士家制度。作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兵制，其特點在于：兵民分離，兵民分籍。世襲當兵。役使繁雜，勞逸沉重。控制嚴酷。身份卑賤。十六國北朝時，少數民族貴族在中原建立政權，依仗本族的軍事力量實行由兵募合一的部族兵制沿襲下來的士兵制。在這一基礎上，西魏北周推行了府兵制。府兵大多是軍府所在均田民中財富力強之人。這一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秦漢編戶征兵的舊制。皇帝之所以能夠控制政局光劍在于有效地對軍事力量進行控制。在魏晉南北朝混亂割據的時代，有效控制軍隊更為重要。曹魏皇帝推行士家制度，直接控制士兵及其家屬，禁止將領擁有私兵，因此中央專制主義集權強大，對軍隊能夠能夠做到令行即止，指揮若定。孫吳皇帝通過實行將領世襲領兵制，統馭將領，或者說是通過與將領的妥協來實現。東晉皇帝對北府兵的統帥權是通過駕馭北府兵將領來實現的。部落兵制的基礎是宗族血緣關系，十六國北魏前期的君主利用其本族原有的酋長身份對中原地區實現武裝割據。

第三篇：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淺析

研究領域：經濟史

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淺析

賈春澤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100026)

摘要：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從最早的井田制到名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再到均田制的這一發展過程體現了生產關系不斷調整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生產力的過程。通過對這幾種土地制度的研究，從歷史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對我們今天的土地改革將大有裨益。

關鍵詞：井田制名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

The Chinese ancient land system simplying analyse

Sumarry: The Chinese ancient land system was made from earliest”Jing tian” to the “Ming tian”, “Wang tian” , “Tun tian”,”Zhan tian” and to”Jun tian”.This evolution has reflecte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being adjusted so as to the course of adapting to the productivity of consta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constantly.Through the study on these kinds of land systems , draw som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history, that is of great advantage in today's land reform to us.Keyword: “Jing tian”,”Ming tian”,”Wang tian”,”Tun tian”,”Zhan tian”,”Jun tian”

對于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來說，土地對其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可小覷。從夏商周至晚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土地制度歷經井田制、名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不斷發展演變著。本文擬就對這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分別加以考察分析以期對解決我們今天的土地問題有所裨益。

一、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國最早的土地制度，也是史學界爭議最多的土地制度。且不論歷朝各代文人政客對井田制的富含理想主義色彩的憧憬，單是近現代以來，在20世紀近百年內眾多學者對其存在與否的問題便也曾展開過無數次的激烈論戰。在經歷了一個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之后，史學界基本達成了井田制在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共識。井田制始自夏商，成熟完善于周。但關于它的較早且為完備的記載當數《孟子·滕文公》：“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從孟子的描述中可知井田以方塊為形共九百畝，由八家共用一井耕之，每家各占私田一百畝，中間一百畝為公田。經此細分之后的土地形狀像“井”字，故謂之井田。八家需先在公田上耕作，以繳納孟子稱之為“助”的勞役地租，然后，各家才能對自家的百畝私田進行耕作。盡管孟子對井田制的描述可能也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治國理念，但透過其理想化、模式化的外殼，我們也仍能從中窺得井田制的一斑。除了公私田之分，井田制最突出的另一個特征便是勞役地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兇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在這里勞役地租和公田密不可分，二者成為階級和剝削形成初期的第一個較完善的表現形式。就井田制的性質而言，應該是“一種打上了階級、國家烙印的村社土地所有制”1，是已經不再完善的土地公有制，是土地原始村社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轉化的一種過渡形態。

除了狀像“井”字的田塊之外，還有一種溝洫縱橫其上的井田形式。成書于戰國而反映西周政治經濟制度的《周禮》對此有所記載。《周禮·地官·遂人》所謂:“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王畿”。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在成片的方塊土地上縱橫其間的大大小小的田間水道和道路阡陌，這已經是相當完備的農田區劃體系了，標志著當時的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之原始社會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另外，井田制還采取了定期調整輪換份地的方式，以消除因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可能導致的不公平現象。《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說:“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能獨樂,饒角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土)易居,財均力平。”通過調整更換份地，不僅能夠“財均力平”，對調動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也是大有幫助的。

盛行于西周的井田制集土地使用、管理和賦稅于一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到了春秋中期，鐵制農具和牛耕的出現使得公田之外的私田被大量開發，耕地面積日益擴大。貴族領主對私田的狂熱追求使得公田日漸荒廢，國家歲入難以為繼，各國不得不改變勞役地租的稅賦制度，紛紛實行“初稅畝”、“相地而衰征”、“十一而稅”等稅制，井田制逐漸荒廢。

二、名田制

以商鞅“開阡陌決裂封疆”的一系列改革為標志，古老的井田制被徹底廢除了，領主貴族的世襲土地所有特權也隨之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名田制。秦國的名田制包括以下內容:“第一，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所有人口均需登記在冊；第二，士兵在戰斗中殺敵1 名,就可獲得1 級爵位,并增加1 頃田和9 畝宅。秦國這里的宅,顯然是指一塊面積為9畝的宅地,而不是一套住宅。第三,每獲得1 級爵位,就可以向官府申請1 名庶子。第四,爵位在五大夫以上者,享有數量不等的“稅邑”。五大夫享有300 戶的“稅邑”;原來是五大夫并享有300 戶稅邑的,則在此基礎上再增加300 戶。稅邑是指從某一地區的農民中劃出若干戶,其賦稅由有爵者享用,而不是上繳國庫。這些農戶仍然由當地官府管理,有爵者只是衣食租稅,并不占有稅邑內的土地和農民。第五,擁有600 戶稅邑的五大夫,以及爵位高于五大夫者,還可以養“客”。第六,由于爵位只能降等繼承,決定了與爵位掛鉤的田宅和其他各項待遇都不可能世代享用。打破世卿世祿制度是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減少變法中的阻力,貴族的既得利益不可能一夜之間被剝奪,而是以漸進的方式進行的。”2之后的漢朝仍然承襲了秦的制度，按戶籍和軍功授田的土地制度除了各等級所授田宅的數量有所不同之外，秦的名田制基本上在漢朝沿襲了下來。

名田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按戶籍計口授田（此所謂名田制的由來）的同時，又按軍功大小分封不同的爵位和不同數量的土地。國家授出的土地即成為私人占有，國家不再收回。土地可以買賣。按戶籍授田實現了國家借用土地對農民的嚴1

2《世紀回眸：井田制問題再認識》李學功《簡牘所見秦名田制蠡測》于振波

密控制；凡在戶籍之民皆可得一定土地，也能使民休養生息從而國家安穩、稅賦充足穩定。按軍功封賞土地的制度打破了封建貴族的世襲特權，產生了大批的軍功地主，無疑對當時的封建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正是在這一土地制度之下秦一統六國，而漢朝的文景之治也創造了令后世艷羨不已的繁榮與昌盛。

名田制開了土地私有之先河，然而土地私有制不可避免的矛盾-----土地兼并隨著社會的發展、土地買賣的大量進行開始顯現，并最終成為一股浪潮開始沖擊名田制。至漢武帝時，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幾乎到了“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程度。在這實行名田制后的第一次兼并浪潮中，除了普通自耕農的土地紛紛被豪強所兼并之外，另一類被大量兼并的土地便是軍功土地。軍功地主的子孫多半驕逸無度、難承其祖之遺風，他們或因違反國家法禁亡國隕命，或碌碌無為雜于庸保，祖上因軍功所獲得的土地皆被他們變賣一空。名田制漸至名存實亡，加之后來國家不再以軍功授田宅而開始以金銀實物為賞賜，名田制終至消亡。土地兼并沖垮了名田制，從此以后，兼并與反兼并便在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史上開始了長達千年的此起彼落、此消彼長的拉鋸式斗爭。

三、王田制、屯田制和占田制

王莽在歷史上是一位被嚴重歪曲了的人物，在他登上帝位之后所實行的一系列新政以及由此體現的經濟思想確是相當獨特和有見地的。尤其他推行的王田制，盡管僅實行三年即被廢除，但所體現出來的對土地兼并原因的認識可以說是非常深刻而明確的。正是基于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是土地兼并根源的正確認識，他推行了以抑制土地兼并為目的的王田制。其主要內容是將土地收歸國有、禁止私人買賣土地，將男丁不過八口的家戶所占土地限制在一“井”（九百畝）之內，超過部分分與鄉鄰宗族，無地農戶可按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標準由國家授予土地。但為何這樣一個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改革方案最終卻是徹底的失敗呢？史家所言“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可見本身不盡明確的制度規定和富豪吏胥勾結乘機變相大量侵占土地的人為因素共同導致了非但未見緩解反有加劇之勢的土地占有的兩極分化。但這只是表象，真正導致王田制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卻正是禁止土地買賣這一解決土地兼并的根本良方。因為在當時那樣一個以分散的單個家庭勞動為主的封建農業生產力水平條件下，與之相適應的只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相伴而生的土地買賣制。盡管會不時導致土地兼并的泛濫，但封建經濟中的土地小私有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居于主導地位的。小私有經濟既需不斷分化，則土地買賣便不能人為加以阻斷。一句話，在封建經濟體系的上升時期，在封建土地制度還有發展空間的時期，就要硬生生斬斷它，這種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超時代做法是不可避免要走向失敗的。

王田制未能扼制住土地兼并便即告破產，加之漢朝末年戰亂迭起，民不聊生，大量土地荒棄。為了應付戰事需要，曹魏又開屯田之風，吳、蜀也緊隨其后。屯田制可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是指組織軍隊開墾荒田以給軍糧，民屯是指招徠流民耕種屯田為軍隊或國家生產糧食。屯田為國家所有，士兵、農民在其上耕種要上交給國家和軍隊一定數量的佃租，留下的余糧歸自己，且屯田兵客不得隨意離開，否則罪及妻子。這一時期廣泛實行的屯田制給連年征戰的三國提供了大量的軍糧給養，也使一些無地農民能夠依靠屯田糊口，有助于安撫百姓穩定人心。但是隨著西晉王朝的建立，戰亂紛爭暫告一段落，屯田制已無繼續存在的必要。加之到屯田制后期，軍民所屯之田大都被監督屯田的官吏所侵占，國家對屯田的控制日益薄弱，國家之屯田大量流失于豪吏。另外一些世族大姓由于占有大量土

地其勢力非常強大，往往有大批的破產農民和自耕小農依附之以求得到蔭庇。足以同國家相抗衡的世族地主由此產生，他們往往有某種免役免稅的特權，從而對國家財政收入構成了一定威脅。為了同世族地主爭奪勞動力，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西晉太康元年頒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實質上是一種限田制，規定了不同等級的貴族與官吏的占田數量的最高限額，對世族蔭附勞動力的數量加以限制，另外，還有對普通百姓占田課田的規定 見于《通典·食貨門》“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課田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歲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對于稅賦規定要以實物繳納，謂之“戶調”“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棉三斤”。

從上述占田制的內容來看，它對門閥世族最高土地占有數量加以限制以期能對土地兼并加以抑制，對大戶蔭庇依附的勞動力數量的限制是為了能夠將一部分勞動力吸引到國家所控制的公荒土地上來，從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對普通百姓按照勞動力強弱的不同分配土地數量和征課租稅，這較之于以前的土地制度大有進步且是值得稱道的。盡管占田制本身存在著很多問題：比如對世族大姓所擁有的土地超過限額時應作何處理，還有隨著正丁次丁、男女小老的變化，原有分配的土地該如何變換等等，這一土地制度均未做出明確規定。但是，單就其滿足許多農民對土地的需求來看，它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另外對恢復當時殘破的封建經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均田制

在占田制實行兩百多年后另一種更進步更完備的土地制度建立起來了，這就是北魏于泰和九年頒布實行的均田制。后來的北齊、北周以及隋唐都沿襲了此制。均田制產生的客觀條件和占田制差不多。也是因北魏建國前的戰亂紛爭破壞了原本穩定的封建社會經濟。廣大人民流離失所，北方的漢族居民大量南遷，北方土地或成為無主荒地或為外族征服者所占成為牧場。為了在戰亂中自保，一些世族彼此結為堡塢勢力強大，大量未南遷的貧苦民戶為了生存也依附于堡塢大地主。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由堡塢地主掌握，對已經趨向鞏固的北魏政權產生了阻礙，對封建經濟的恢復也很不利。另外由于北魏政權對漢族來說是外族，為了緩和民族矛盾，吸引南遷百姓返回故里并對返回者進行安撫，也促進了均田制的實行。

均田制將土地分為露田、麻田、桑田和宅地四種。超過十五歲者即行受田，男夫受露田四十畝，女二十畝，奴婢和耕牛也可受田。但奴婢所受之田歸其主人所有，對耕牛受田數也有一最高限制。在產麻地區，每一男丁另受麻田十畝，女丁五畝。這兩種田對于受田者來說需“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對奴婢及牛所受的田地則須隨奴婢耕牛的變動而變動。對于初次受田的人，還要另給男夫桑（榆）田二十畝，該田一經分配“皆為世業，終身不還”。奴婢不受世業田。超額之桑（榆）田不必歸還政府，可以自行賣與不足者，但定額內之田不得買賣。新到居民每三口給宅地一畝建筑屋舍，奴婢每五口給宅地一畝。每年還田定于正月舉行。還有一些對老小殘疾、寡婦守志者的特殊優惠規定以及其他一些較為詳細的規定。這些都使得均田制比占田制在可行性和完備程度上更進了一步。由于農民獲得了一定量的土地，農業生產開始恢復，百姓生活逐漸安定，國家財政稅收更有所增長，北魏經濟由此走向繁榮。可見對于恢復并鞏固封建經濟以及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均田制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屬于土地國家所有制的均田制成為中國封建史上最為有效和周密的土地制度。但是，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只要私有的小農經濟存在，農民階級就要不斷分化，地主階級就會不斷兼并土地，這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必然。因此到了唐代中期隨著國有土地的日益衰竭、大土地的激烈兼并以及大量農民的破產逃亡和戶籍混亂使得均田制難以為繼，終于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而徹底崩潰。

至宋朝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兼并現象愈發嚴重，從而租佃制度有了較深入的發展，契約佃租和定租制逐漸普及。租佃契約期滿后佃農可以自行決定離開或繼續續約，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逐漸減輕；固定的地租使得佃農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在一定時期內對封建經濟的發展有促進作用。隨后的明清兩代土地兼并現象仍是廣泛存在。在宋朝的基礎上租佃和雇用關系進一步發展。在南方商品經濟發達地區永佃權開始流行。永佃權是指永久租種某塊土地的權利，這種對土地的耕作使用權是田面權，和屬于田底權的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且相當徹底。租佃者不僅可以長期使用這塊土地還可以將田面權出賣、抵押、典當。佃農的生產積極性由此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也更有所發展。農業雇工的出現是農民對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進一步減弱。這些都反映了封建社會晚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時期的土地關系狀態。

縱觀我國歷史上實行的各種土地制度，從井田到名田再到王田、占田和均田，土地制度不斷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通過不斷的改變和調整以適應社會狀況的變化。每一種制度從產生到成熟再到消亡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當時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到促進發展再到阻礙其發展的過程。超前或落后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都不可能有促進作用，最終只能被淘汰。因此，我們今天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也一定要遵循這一規律，根據不斷變化的社會情況以及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反映生產力發展內在要求的基準上進一步完善、創新和改革當前的農村土地制度。任何忽視當前農村生產力狀況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即便在理論設計上相當完善，但是對農村土地問題的有效解決則難以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甚至反而會引發更大的混亂。大躍進時期建立的土地集體所有、集中經營的制度模式便是一個很好的反面例證。只有立足農村生產力發展實際和我國社會的整體經濟發展狀況，在此層面上去探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創新的道路，這才是根本的解決當前農村土地問題之道。

當前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大體上有如下三種思路:土地私有化、土地國有化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進一步發展完善。關于土地私有化，是從上古的井田制就開始了村社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轉化的過渡，到商鞅變法實行名田制使土地私有制合法化，之后歷朝歷代雖有各種形式的國有土地，但私有土地均占主體。除了短命的王田制之外，始自北魏泰和九年的均田制一度使得以土地私有為主體的制度發生變化，至唐中葉均田制衰敗，從此土地制度又恢復私有化為主，直到新中國建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土地私有才就此結束。從上文對史上各種土地制度的分析來看，我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史，又是一部兼并與反兼并的土地斗爭史。土地私有制、土地買賣和土地兼并相伴而生，這是客觀的經濟規律。以史為鑒，對今天的土地私有化和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主張，我們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我國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一旦恢復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勢必會造成土地的大量兼并。盡管兼并和集中是土地規模經營的基礎，但是，落后的農村生產力狀況以及大量廉價農村勞動力的存在，會使勞動力對資本進行大量替代，從而土地集中經營成本可能會高于分散經營的成本。另一方面，即便能形成一部分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從土地上脫離出來的農民，由于自身技能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不可能全部被非農產業吸收，加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將會造成眾多失地

又失業的農民流離失所、無計維生，從而引發社會混亂。如此一來，非但不能解決三農問題，反而會使問題進一步惡化。再說土地國有化：隨著人口的大量增加，作為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土地，其稀缺性會日漸凸顯且人地矛盾日益尖銳。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其所有制形式的發展趨勢是從私有化到公有化。因此，土地國有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是，在我國目前生產力條件下，除了將現歸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收歸國有的現實可操作性（要視國家承擔巨大人力、財力和物力支出的能力而定）有待商榷之外，仍然是，土地收歸國有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非農產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能力，能否解決好從土地上脫離出來的農民的就業和生計問題。因此，綜合來看，當前的土地改革以維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創新最為可行。針對當前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一些弊病，可以進一步探索清晰界定集體產權主體、大力發展和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促進土地使用權有效流轉的改革方案。同時，通過制定和采取一系列相關措施推進和加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量和速度、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和生產力水平，為日后的土地國有化改革掃清障礙。

參考文獻：

《孟子·滕文公》

《中國經濟思想史簡編》胡寄窗

《井田制—中國最早的土地制度》文津《中國土地》1998.11

《世紀回眸—井田制問題再認識》李學功《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1 《論漢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壞》朱紹侯《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1 《簡牘所見秦名田制蠡測》 于振波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均田制述論》吉成名《社會科學戰線》2003.5

《析中國古代土地制度之演變》王紅蕾《發展》1996.8

《中國古代土地制度淺析》姚偉鈞《高師函授學刊》1994.5

《史論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公有、私有與國有問題》程念祺《史林》1997.3 《從模糊到明晰：中國古代土地產權制度之變遷》魏天安《中國農史》2003.4

第四篇：我國歷代土地制度演變

我國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種：

1.原始社會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農土地所有制

先秦時期土地屬于國有。當時曾實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經出現，到西周時期得到全面推廣。因土地被劃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屬于王屬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賜封給諸侯及卿大夫相當差數的土地，受封者對于井田只有使用權而無私有權。土地不能轉讓或買賣，“田里不鬻”。井田的經營方式，是奴隸的集體勞動。

秦國在統一之后，實行爰田制，雖然承認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數量的休耕地，政府對土地的使用權干預較多，賦稅的征收也比較繁瑣。統一之后，這種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實田”，即讓老百姓如實上報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礎上，廢除爰田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土地私有制。兩漢時期，土地原則上歸國家所有，稱作“公田”，由皇帝“假”給農民耕種。

曹魏建國后，實行屯田制。當時的屯田有民屯和軍屯兩種形式：民屯是把召募來的流民和收編的黃巾軍家屬按軍事制度編制起來，專門從事農業生產。軍屯是由軍隊進行的屯田，由大司農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軍屯所在地管理軍隊屯田。屯田的實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根據門閥政治的需要，西晉王朝實行了占田制。國家準許個人占有的土地數量，并不是由國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時，實行均田制。規定：男子15歲以上授露田40畝，桑田20畝；婦女授露田20畝。為備休耕，露田加倍授給。露田年滿七十還官；桑田可作為私田，不必還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買賣，但原有桑田超過二十畝的可以買賣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擁有奴婢和耕牛的情況另外獲得土地。奴婢授田與農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畝，但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職大小授給公田，刺史15頃，縣令6頃。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對百姓、貴族官僚受田的規定和對土地買賣的規定。唐代均田的辦法，和前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①受田的對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關于官吏受田的規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備。③土地買賣的限制益形松馳。④優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但國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這些土地以“皇莊”、“官莊”的面目出現，經營方式與地主經營沒有多少差別。明代清丈土地，繪制《魚鱗圖冊》，確定土地的私有權。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國社會貧富不均，階級矛盾空前激化。針對土地兼并，以洪秀全為代表的農民階級提出了《天朝田畝制度》，觸及了當時社會的弊端，但解決的辦法過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由于沒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眾基礎，革命也沒有成功，只有共產黨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歷經土改、解放戰爭的《土地法大綱》，建國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滿足了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解決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國。

建國后共產黨人又經過了艱苦的探索，先后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終找到了中國特色的農業發展之路，冢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將土地長期承包給各家各戶經營，既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又解決了封建時代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土地兼并問題，從而迎來了農村生產力的大發展時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基。

第五篇：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其存在必然有其得天獨厚與歷史必然性。迄今為止，我國始終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始終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是，維系這個國度的經濟支柱和后勤保障。這種情況不僅僅是一定生產力水平的產物，更是中國歷史特點與現實要求的產物。

中國古代的所有制關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的產生、發展、衰落均與生產力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盡管從本質上講，我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但是我國私有制何以能存在上千年之久？這是由于我國古代也在不斷調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以此緩和社會矛盾，更好的達到統治階級的需求。

古代中國的土地制度實際上主要是從商周時期開始的，在此之前的原始社會還維持著土地所有制，至于夏朝，它的土地制度是公有制，這是由于奴隸制，是指奴隸主擁有奴隸的制度。勞力活動須以奴隸為主，無報酬，且無人生自由；夏朝是奴隸制的依據就是奴隸的產生，奴隸社會也是有平民存在的；土地私有制并非奴隸制社會產生的必要條件。

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可以概括為：井田制—相地而衰征、初稅畝—按畝納稅—屯田制—均田制—方田均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通過一次次土地制度的演變調整，放松了農民的人身控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階級矛盾，促進了人口增加，穩定了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其中出現了中國古代四大盛世：漢代文景之治、唐代開元盛世、貞觀之治、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這些朝代興旺與其農業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可見我國農業發展的底蘊是何其深厚。

面對如今經濟格局，耕地面積日益減少，農民收入不高的局面，是亟需解決的，不可懈怠一步，因此要想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必須了解中國國情，以實現農業的振興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