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職官制度

中國古代職官制度

一、概述

1.談古代官制，先從“官”字說起

官，作為一個整體，歷來有多種稱呼和解釋。“官”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經出現。西周時又稱“寮”，亦作“僚”。《詩.大雅.板》中有“及爾同僚”一語，“寮”被解釋為”官”《說文解字》釋為“事君也”，官是為君主效命，為君主服務的。君、臣、民三者間，凡稱“臣”者都可視為“官 ”，或已具備了做官資格的人。

祁雋藻（1793-1866），清代著名文人，結合自己的為官經歷，在不同場合下，對“官”字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官”者“管”也。古語說“堯舜官天下”，這個“官”字是“公有”的意思，是說堯舜的天下是天下萬民的，是天下萬民共有的官長。“管”是在“官”字上面加“竹”字頭，是說堯舜在治理天下的時候，茅檐不翦，土階不修，住的是草屋，門前的臺階是土砌的，日子和老百姓完全一樣。只有這樣，這個“官”才能變成“管”，才能夠代替上天管理天下萬民。

2.學習官制的重要性

（一）官制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傳說從夏朝開始，就有了職官的設置。至少從商朝起，就有了確切有關職官的記載。《左傳.定公五年》“職官五年正”，即以“職官”泛指眾官。大約產生于戰國時代的《周官》（即《周禮》），表述了“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的一套宏大的職官體系。

（二）官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

“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結構，制度變遷則決定了社會演進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歷史變遷的關鍵。”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

經濟績效》

（三）官制是治史的鑰匙，入門的途徑

3.古代官制的基本特征

（一）官是替君治民的官為君治民，即官為君而設，這是古代官制最本質的特征。可以說，效忠皇帝、俯首帖耳、惟命是從，是古代官僚的真實寫照。

“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上”成為為官者的不變信條；

“貞觀之治”時代，唐太宗接納諫諍以“忠君”為前提。

因此，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以及個性、涵養、興趣等，對于官僚群體便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二）嚴密的管理機制

1.君主控制官員的選任

從鄉舉里選，到推薦、保舉、征召、察舉、九品中正，乃至科舉制的推行，這其中體現了君權在選拔官員中的作用越來越強化；

2.君權控制下的管理制度

管理的核心內容是要官員牢記忠君，為君效力。如實行官員品級、俸祿制，旨在使為官者隨時想到“食君之祿，死君之事”，不忘為君效忠。而考課、監察、回避、致仕等制度，則包含了君對臣嚴密控制的一面。

3.錯綜復雜的牽制關系

為防止官員擅權，歷代在設官分職的基礎上，大多建立起權力制約機制。自秦漢起，在皇帝之下形成了丞相總政務、太尉主兵、御史大夫掌監察的三權并立格局。魏晉至隋唐，則是三省并立，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復奏，尚書省施行，被視為古代最佳的權力制約機制。

權力制約，旨在防止大臣擅權，避免皇權旁落。這種制約機制雖然在某一時期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往往使得官僚機構疊床架屋，冗官冗員充斥，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

（三）設官變化的一定之規（趨勢）

中國古代設官制度中有兩個變化趨勢：一是朝廷設官始終存在著一個由內官向外官轉換的趨勢，二是地方設官往往由派出的監官轉換定型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

朝廷設官的轉換：戰國時期，各國國君的家臣、奴仆，一變而為該國的官員。漢武帝以后，為削弱相權，不斷擴大內朝（中朝）的權力，提高少府屬官尚書令、仆射等的地位，賦予其參決機務的職能，最終使尚書臺成為中樞決策機構。

地方設官的轉換：漢朝分天下為十三部（州）作為監察區，以刺史監臨郡守。隨著刺史事權的不斷擴大，到東漢末刺史便由單純的監察官發展為行政長官了。

（四）吏胥弄權

“閻王好見，小鬼難當”——《官場現形記》

歷朝設官，皆有吏胥。漢朝公卿以掾吏起家者為數頗多。魏晉南北朝，始分流品，吏不入流，也不得與清流為伍。唐宋以下重科舉，吏胥之選日輕。盡管吏胥在古代選官系統中所占地位越來越輕，但其在官場中弄權弄法之事卻有增無減，甚至凌駕于官長之上，招搖納賄，草菅人命，這是古代吏治中的一大積病。

二、官

1.官的誕生

意大利歷史學家維科把歷史分為三個時代，即神祇時代、英雄時代和凡人時代。所謂神祇時代就是人類的原始狀態，在這個時期，官吏還不曾出現，但是權力已經產生（圖騰崇拜和神話體現權力意識），而這種權力正是導致官吏產生的內在根源。

“官”是個會意字，其甲骨文字形從“宀”意為“深屋”、“覆蓋”，以“宀”覆眾，有治眾的意思。起初，“官”本是臣吏之居所，意思是為君主和朝廷辦事者的處所，或管理群眾的處所。《禮記.曲禮下》中說：“在官言官，在府言府。”鄭玄對“官”所做的注解是：“官謂板圖文書之處。”后來，“官”這個字逐漸引申為對有政府職務人員的稱呼。《說文解字》對它的解釋是“官，吏事君也”，揭示的是官與君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官是隸屬于君，并為君服務的。因此，《易經.系辭下》里有“百官以治”的說法。官對上為君主朝廷辦事，對下管理群眾，所以他的地位就處于官與民之間。

“官吏”這兩個字合在一起恰好與“管理”諧音，孔穎達在給《禮記·王制》中“王者之制祿”這句話做注疏時說：“其諸侯三公以下及三公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一個人之所以能管領另一個人是因為他有權力。

2.官吏的動態刻畫：吏自身權力的取得以及職位的升遷，針對民眾實施權力的具體方式；

取得：

（一）如君主的父子相承，或權力的介入下變相地承襲父職；

（二）科舉制的選拔；

官吏的罷免升遷是個復雜的問題，他既關系到君主的個人好惡，還牽涉到官吏之間的黨派斗爭；

官吏的權力滲透于他的語言當中，實施權力的方式往往通過語言或文字。話語成了權力的體現物，在地位有差異的人群之中，談話總是圍繞著有權力的人展開的，而沒有權力的人所能充當的只不過是服從者、迎合者以及沉默的存在者。

例：《紅樓夢》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賈政笑道：“這一處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

3.官吏的靜態刻畫：

（一）文官與武官文高于武武：“古來材大難為用”

（二）忠臣與奸臣

岳飛、陸游、辛棄疾、文天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愛國大于忠君；

“忠”其實是對最高權力的以身相許和絕對服從，因而，“忠”是對不平等秩序的認可，是對權力頂點的依附和崇拜。“忠”使官吏們表現為對君主的絕對順從，長期順從勢必造成人的奴性。——《權力的旋流——中國官吏群像館》

（三）女官

4.君、官、民

（一）君臣關系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時，孔子回答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聽了非常贊同，他說：“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栗，吾得而食諸？”

《逸周書·官人解》：“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就是說君臣之間要看君是否有惠于臣，臣是否忠誠于君。

張養浩在《廟堂忠告》中直接提醒在上者說：“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那些有作為的皇帝大多嚴于律己，勤于國事重視選拔人才。古人云“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面對一個德威兼備、政治清明的皇帝，做臣子的既不忍欺，也不能欺，更不敢欺。

反例：宦官專權，明英宗被俘

面對清明或昏庸的皇帝，大多官吏習慣于以忠心待之，其典型表達出自《水滸傳》中的宋江：“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第一百二十回）反例：曹操：“寧教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個人意識的覺醒

（二）官民關系

作為權力的主體，包括皇帝在內的官吏在官民關系中處于主動地位，而實施仁政的權力主體理所當然地會受到人民的擁戴，推行暴政的權力主體最終難免落個被推翻的結局。所以，官民關系和諧與否首先取決于官吏對民眾的態度，這一態度也決定了國力的興盛與否。

例：“載舟覆舟”論形象揭示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

孟德斯鳩的總結：“中國在歷史上有過?關閉在同樣的深宮里了。”

盡管官民可以轉化，但這并不曾消除官民之間的鮮明界限，這種始終存在的鮮明界限強化的是權力的威嚴，他使官吏鮮明地意識到自己是手握大權的人，民眾在認同官吏權力的基礎上對他們既敬畏又羨慕。——《群像館》

例：“這些個中老爺的?才是正經！”——《儒林外史》第三回

在見官時，民眾往往表現出溫順和服從，英國人對中國平民見官時的情景描繪：“派出的士兵帶回來一些搜羅來的可憐蟲，他們趴在地上回答問題。”

民眾希望直接管理他們的官是清官，因而他們視清官為保護神。例：包拯

三、制

1.首先，要講一代制度，必先精通一代人事。

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制度隨人事改變而改變；

第二，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三，制度雖勒定成文，其實還是跟著人事隨時有變動；

第四，某一項制度之逐漸創始而臻于成熟，在當時必有種人事需要，逐漸在醞釀；又必有種種用意，來創設此制度；

第五，任何一制度，決不會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

第六，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

第七，說到歷史的特殊性，則必牽連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中國歷代政治的趨勢：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

第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已造成了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向于

平等；

第三，長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的知識分子，至多也只

能維持三代；

第四，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

西方：重人，重事實中國：重制度制度越繁密，人才越拘束 明末黃梨洲：“有治人，無法治”

2.官制的種類：

宰相制度

中央官制與官吏職能；

地方官制與官吏職能；

官吏選拔任用制度；

官吏管理制度（任用、考核、監察、俸祿、政仕與付繳）；

官吏的待遇制度

主要參考文獻：

中國古代官制概論

中國古代官員與創新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著

權力的旋流——中國官吏群像館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王亞男著

中國古代文化常識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價值研究李承、宋新天著

清代官德叢談李文海

第二篇：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研究中國古代證據制度是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據是訴訟的基礎，證據制度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有訴訟開始，與訴訟制度相伴隨的證據制度也即產生并隨之不斷地發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發展于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定型與成熟于唐宋，殆于進化于元明清，最終解體于清末。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古代的證據制度較為簡單、粗疏且不成體系，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具備其應當具有的地位。中國古代證據主要分為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筆錄、檢驗與鑒定、神示。中國古代法定證據制度先天不足、重視口供與刑訊逼供的采用、輕神判重人判。中國古代的證據制度按歷史的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各個階段各有其不同的特點。

一、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

公元前21世紀，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建立，從而標志著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時期。根據我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我國奴隸制時期三個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公制“禮”，呂侯制“呂刑”。這些法律制度對于處理犯罪事件和財產糾紛的程序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同時其中也包含了與證據制度有關的內容。我國奴隸制社會時期已經有較為完備的證據制度。在奴隸社會這一階段，奴隸社會的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曾有過“神明裁判”的斷案方法，歷史傳說中就有““皋陶治獄用神羊”的說法，也就是在審理疑難案件時，讓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頂被告人，就證明被告人有罪，否則被告人就無罪。我國奴隸制時期已經實行證據裁判，訴訟中涉及的證據種類很多，有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還有勘驗結果等等，其中當事人陳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證據形式，但同時也不忽略其他證據種類的證明作用。奴隸社會證據制度的主要特點有：

1、神判方法適用較少、消逝較早，法官斷案主要依據各種證據。

2、法官審查判斷證據主要采用“察聽五辭”的方法進行。

3、對疑罪的處理，遵循“疑罪唯輕”原則。

第一，夏商時期。夏商兩代基本處于神權法時代，“天罰”、“神判”特色構成了司法審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相當有限，人們的法制指導思想以表達神權法意志為宗旨，體現出“神判”、“行天之罰”的顯著特色。夏朝尚處于樸素的自然神崇拜階段，而商朝時已由較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發展到將“天罰”與借占卜巫術進行“神判”相結合。夏商時代的統治者時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動領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決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時期。首先，創立了“五聽”的審訊方式。所謂“五聽”就是采用察言觀色的方式進行審訊，進而判斷受審者的供述是否屬實的一種方法。一為“辭聽”，即通過觀察發現其言辭供述的虛假或矛盾；二是“色聽”，即通過觀察期面部表情的變化；三為“氣聽”，即通過觀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現；四是“耳聽”，觀察其聽覺的失常之處；五是“目聽”，即觀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應。在審理案件時，要善于察言觀色，看說話人的神態是否從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氣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過外在的表現和內在的心理活動的觀察，從而揭露案件事實。“察聽五辭”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聲聽獄訟，要求法官親自坐堂問案，面對面聽取當事人陳述并注意觀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確的判斷，案件得到正確處理；另一方面，“五聽”總結了審判實踐中的一些有益經驗，其內容中不乏正確之處。但是，“察聽五辭”制度的缺陷也較為明顯：一方面，“五聽”過于強調司法官吏用察言觀色的方法對證據和案情作出判斷，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缺乏對法官心證的客觀制約；另一方面，“五聽”對審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法官必須具有較高的觀察能力，才能正確適用這一方法，但這種理想狀態實際上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過于依賴法官的個人素質，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為法官主觀擅斷、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條件。這種“自由心證”式的審訊方式，是運用司法心理分析審理案件的一種嘗試。與夏商時期所盛行的“天罰”、“神判”相比，是個歷史進步。其次，還要收信相關證據，注意“五聽”與證據材料的結合運用。在西周的訴訟審訊過程中，十分注重各種證據。原被告雙方的口供及“盟詛”誓言是最重要的訴訟證據，原告與被告雙方出庭時，必須在法庭上進行盟誓或對質。另外，為了取得口供或查驗虛實，往往會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訴訟審判活動也注意運用證人證言和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西周還對疑罪采取從輕處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社會，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種封閉形態，生產力發展極度緩慢，外在表現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諸法合體。分析封建社會的訴訟證據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的訴訟制度具有強烈地糾問式特點，表現有證據規范上即十分重視當事人口供、證人，其他證據種類較少；

2、審判的權限相當大而且充滿著露骨的唯心主義，由于專制制度的原因決定了收集證據的極端野蠻性。畫押是認定證據與收集證據的重心，刑訊逼供是取得證據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級制度滲透進證據制度之中，體現在證言效力上。具體的表現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須取得被告人認罪的供詞。2．依法刑訊與法外用刑相互交織。3．以五聲聽獄訟，驗諸證信，自由推斷。4．誣告反坐，偽證者罰。5．疑罪唯輕，實行有罪推定。6．物證技術發展較早。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盡管在證據理論方面，積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實踐經驗，反映了某些訴訟規律，但從總體上來講，還是以重口供和刑訊為其主要內容，因而是十分野蠻、殘酷的證據制度。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證據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個人決斷。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雖然與歐洲大陸封建社會的法定證據制度不同，但在階級本質上則是一致的，都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時期。案件審理要經過起訴、調查、勘驗等階段。秦時稱審訊為“訊獄”，秦朝處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據是口供，因此，審訊的重要目的是獲得口供。秦朝把審訊制度分為上、中、敗三個等級，上為口供、中為刑具、敗為恐嚇，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實行刑訊逼供。

第二，漢朝時期。首先，刑訊已是漢朝合法的審訊方式。漢朝時期，在審訊過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詰問被詢問人，如果詰問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證據，審判官可以進行刑訊。其次，“春秋決獄”是漢朝的一種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決議”是從客觀事實出發，推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動機、目的、故意與過失等），在綜合權衡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基礎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罰。再次，儒家思想開始對司法制度有所影響。漢武帝時期確立了“親親得首相匿”的原則，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思想在這一原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訴訟中一定范圍內親屬之間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證。而且,如果問事官為取證而違反此原則,使“有罪者子證其父、弟證其兄、婦證其夫、奴證其主”,問事官則“以違例坐罪”,受到刑事懲罰。

第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個階段盛行刑訊逼供之法，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下，重枷、測罰、測立等一些刑訊逼供的酷刑得到廣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時，一些司法官員為了刑訊逼供，發明了一種重量很大的頸枷，甚至還用石頭縋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時，發明了“測罰”逼供之法，對拒不招供者采取斷食饑餓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陳武帝時，又發明了更加野蠻的“測立”酷刑，對受審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強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個僅能容納兩腳的圓頂土垛上，以達到逼取口供的目的。這些刑訊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蠻黑暗，也折射出當時復雜嚴峻的社會形勢。

第四，唐朝時期。首先，唐朝規定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唐朝在繼承“親親的首相匿”原則的同時，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四代以內的親屬、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認定的證據有當事人的口供、物證和旁證。口供是最重要的。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許考訊，并規定了考訊的程序和要求。考訊必須是在有其他旁證，但在事實仍然不清的情況下，由主審官和其他參審官員共同決定，進行考訊。考訊只可用常行杖，次數不得超過3次，每次考訊間隔在20天以上；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經過法定的考訊程序，當事人仍不供認的，取保防人。考訊不得適用于享有議、請、減等特權的貴族官僚，老幼篤疾和懷孕、生產的婦女等等。考訊的確體現了封建法律的野蠻性，但將其限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唐朝證據制度的進步意義在于它規定了違法刑訊逼供的責任、同居相為隱的作證規則。

第五，宋朝時期。宋朝時期的證據制度比較發達。首先，宋代證據制度中發展程度高、發展成就大的是檢查勘驗制度。宋代時期，法律明文規定，在哪些情況下，司法人員必須檢驗或不必檢驗；規定檢驗必須經過報檢、初檢、復檢三個程序；還規定檢驗必須做筆錄；法律還明文規定檢驗人員的組成及其責任。宋代還相繼出現了一些檢驗學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錄》、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洗冤集錄》的貢獻最大，它對法醫學鑒定和現場勘驗所應注意的問題做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他被傳到了很多國家，是古典法醫學的代表之作，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其次，書證在宋代民事訴訟活動中運用非常廣泛，而契約是書證中最主要的一種，也是訴訟紛爭發生時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證據。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明朝創立了一套會官審錄制度，有：三司會審（即由司法長官刑部尚書、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審理）、圓審（即九卿會審）、朝審（即對已決在押囚犯會官審理）等等，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證。明朝時期，出現了廠衛干預司法，這雖是明朝法制一個重要的特點，但它實際上破壞了司法。廠衛假造證據、嚴刑逼供，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時期(1840年以前)。清朝對刑事審判中的“尸格”（即尸檢報告）、“贓證”、“失單”等證據有很多規定。而證人證言、被害人證詞也是重要的證據，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種，口供是定案的關鍵。清朝還規定了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僅要驗證證據的確鑿性，有的還需要進行實地勘查，搜集新證據。還規定了私改證據、提供偽證者，應當予以懲罰。近代以后，隨著西方的沖擊和中國社會自身的新陳代謝，中國法律制度開始受西方的影響而逐步轉型，傳統證據制度以及與之相伴的刑訊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證據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編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首次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隨后又編定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標志著傳統證據制度的終結和國近代證據制度的誕生。

第三篇：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

一、監察組織與機構

1．秦朝

?秦朝首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監察官吏稱為御史，其長官為御史大夫，位高權重，其職權：一是掌法令，監督法律和法令的實施；二是對違法官吏進行彈劾；三是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活動。

–2．漢朝

?漢承秦制，中央設御史大夫，漢代的地方監察機關主要有：

–(1)司隸校尉，其職“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漢武帝時，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個州部設部刺史一人，為地方固定的監察官。刺史規定“以六條問事”。

–3．魏晉隋唐

魏晉時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唐代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若干人組成。

此外，唐代將全國分為十道(玄宗開元間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監察機關的權力進一步擴大。首先，彈劾的范圍擴大了。其次，允許御史“風聞彈人”而不一定要有實據。

?宋代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比唐代嚴密。州、府、軍、監均有通制官，職責是監察州縣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嚴密的監察體制：

–(1)監察機關的地位明顯提高；(2)監察機構進一步充實；(3)元朝還制定了一系列監察法規。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又稱“風憲衙門”，由此建立了空前龐大的監察機構。增設13道監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師和地方監察工作。建立了監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還創立了負有獨立監察權的六科給事中組織。負責監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將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監察機構一體化。

–8．清末

?清末監察機構并無變動，光緒十八年修訂公布了《欽定臺規》，確定了行政監察的基本綱要，類似監察法總則，其后修訂頒布的《都察院則例》，類似監察法的分則。

?南京國民政府設置了專門的監察院，作為中央五大機關之一，對官員行使監察權。

二、監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從機構設置來看，監察機構和司法機構始終是分立的，從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統，中央御史臺，明代改為都察院，作為最高監察機關，而大理寺、刑部分別作為最高審判機關和復核機關，三者合稱“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兼理司法，地方監察機構直接隸屬中央，與地方行政互不統屬；從權力職責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監察機關始終是司法機關的監察主體，對司法機關行使著監督權。

第四篇：中國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回避制度

原因：夏、商、周三代，血緣關系是權力分配的根本原則，國家政權掌握在宗族勢力手中。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變革，政治上的血緣關系受到極大沖擊。世襲貴族中有的腐敗無能，一些諸侯國有作為的君主，大膽任用無血緣關系的賢能志士擔任國家要職，對宗族王室人員則加以限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實施變法，明文規定宗室人員如果沒有軍功，就要從宗室中除名，任職受到限制，這就是回避制度的萌芽。兩漢時期，回避制度正式產生。可見回避制度的產生與宗法制是密切相關的。

任官回避制度草創于西漢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銳地意識到了異地為官對維護中央集權，對防止裙帶關系滋生、抑制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的重要意

1.起源:東漢桓帝時期，中國第一個關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規“三互法”正式出臺，就是“婚姻之家”和“兩州之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東漢官吏史弼為例，他本應出任山陽太守，但是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陽轄內，于是史弼上書自陳應回避，被調任為平原相。

2.發展:宋代被細化為籍貫回避、親屬回避、職務回避以及科舉回避四類。（1）親屬回避，就是親屬不得在同一地區、同一部門供職。

（2）籍貫回避，也叫地區回避，即官員不得在本籍任職，所以古人云：“千里去做官。”（3）職務回避，始自唐代，規定凡職責相連或監臨檢察的官職，親族內均需實行職務回避。如宰相的兒子不能為諫官。

（4）考試回避，即在科舉考試中，主考官與考生有師生關系或親屬關系的，都要回避。

3.頂峰:明清時期的回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個中國。清朝法律略有緩和，只規定不得本省為官。一旦為官，便要拿著身份證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稱為“避籍”。這種避籍也存在一些問題。官員遠赴他鄉，異地為官，對于任職地的風俗很難事先了解，也可能會出現語言不通的現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難。然而通過這樣的辦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轄地舉目無親，避免過多的社會關系造出人情網。

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盡管回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營私舞弊行為，也杜絕不了腐敗，但對于防止和克服親屬關系對國家政權管理的干預，對防范朋黨、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對于當前世界各國公務員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原創試題訓練：

1．西漢初年，高祖劉邦錯誤地吸取秦國滅亡的教訓，恢復分封制，不久發生了“七國之亂”，劉氏諸王謀叛。對此西漢政府明文規定：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文武長官不得由王室成員擔任。這項規定主要打擊了

A．地方官員結黨營私

B．中央王室專權

C．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文武長官

D．官場中的宗法血緣關系 2．如果為中國古代史上的清官做一個排行榜，那么包拯包大人無疑名列前茅。特別是他大義滅親痛斬自己的親侄兒包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但大多數歷史學者多認為包公斬侄應為傳說，不是歷史史實。下列宋朝實行的制度或規定中，最能支持上面歷史學者觀點的是 A．回避制度

B．死刑需報請中央復審核準

C．知州“三歲一易”

D．科舉制度

3．（北宋時）有一次，宰相讓自己的兒子負責鼓院工作，鼓院就是掌管受理臣民奏章的部門。當時有一個叫滕元發的諫官對宋神宗說：“不能這樣。”宋神宗說：“鼓院不過是上傳下達的部門而已，與政事有什么相干？”滕元發說：“鼓院是個關鍵部門，在用人上應該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兒子要是作弊怎么辦？”宋神宗醒悟過來，最終沒有讓宰相的兒子掌管鼓院。這個故事所講的主要是回避制度當中的 A．親屬回避

B．籍貫回避

C．職務回避

D．考試回避

4．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六十一條規定： 國家公務員之間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以及近姻親關系的，不得在同一機關擔任雙方直接隸屬于同一行政首長的職務或者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系的職務，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擔任領導職務的機關從事監察、審計、人事、財務工作。該規定和中國古代實行的制度中類似的是 A．刺史制度

B．回避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科舉制度 參考答案： 1.D

2.A。

3.C。此題A項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弄清楚親屬回避和職務回避的不同概念，然后由材料“鼓院不過是上傳下達的部門而已，與政事有什么相干？”“鼓院是個關鍵部門，在用人上應該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兒子要是作弊怎么辦？”便可做出判斷。4.B。

第五篇：中國古代軍事制度

中國古代的軍事制度

一、先秦兵制

先秦時期普遍實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時代，軍事制度與宗族政治相輔相成。春秋晚期，隨著宗族政治的逐漸崩潰，建立在宗族體制上的貴族軍隊也在不斷分裂瓦解。郡縣征兵的現象，在春秋時期已漸露端倪。征兵的對象擴大到郡縣的編戶齊民，使各國軍隊的數量空前增加。戰國時代，為了適應頻繁激烈的兼并戰爭，各國還建立了常備兵制度。常備兵以戰爭為專職，經過嚴格考選和訓練。魏國的常備兵稱為“武卒”，入選者可免除全家的賦稅徭役。齊國的常備兵稱為“技擊”，斬獲敵人一個首級給予黃金一錙（八兩）的獎賞。秦國的常備兵稱為“銳士”，立功者重賞，有過者受罰，賞罰嚴明。

二、秦漢軍制

秦統一全國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國各地。當時以郡縣為單位征兵，兵丁約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發而來的。秦代兵役制規定：男子到了二十三歲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當兩次兵：一次參加警衛部隊，叫做“正卒”，守衛都城咸陽，期限為一年；一次參加戍邊部隊，叫做“戍卒”，守衛邊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還要在本縣、本郡服兵役一個月，稱為“更卒”。但由于秦代戰爭較為頻繁，男子的兵役負擔實際上比兵役制規定的負擔要重。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等考古資料，不少男子在二十歲之前就已經當兵，參軍的次數也不止三次，只要在當兵的年齡范圍之內，隨時都有可能被征調當兵。這種兵役制度體現了秦代“窮武極詐”的傳統。

漢承秦制，規定男子二十歲就要在官府登記，按照三年耕一年儲的原則當兵，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為當兵年齡。在適齡期間，每年農閑都要接受軍事訓練。每人一生要服兩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稱“正卒”；一次在邊疆或京師，稱“戍卒”或“衛士”。漢武帝時，加強宮廷禁衛軍的力量。選擇英勇善戰的“六郡良家子”組成羽林、期門二軍。另將羽林軍中所養孤兒組成軍隊，稱羽林孤兒。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將禁衛軍分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個校尉率領，八校尉為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這支軍隊后來成為西漢的主力軍隊。

三、魏晉南北朝軍制

三國時出現了世兵制，父子相繼為兵。世兵不屬郡縣，由軍府統一管理，稱作“士家”、“軍戶”。北朝時期軍事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西魏時宇文泰在大統九年（543）創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個柱國大將軍率領，每個柱國下設兩個大將軍，每個大將軍下又設兩個開府將軍，共二十四軍。當時府兵不屬郡縣，只管打仗，不納賦稅。

四、隋唐軍制

隋朝繼續實行府兵制。隋文帝規定：府兵一面在州縣落籍，耕種田地，“一與同民”；一方面仍保留軍籍，輪番宿衛，從而使府兵制與均田制進一步結合起來。唐朝改進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組織機構大體沿襲隋朝，十二衛仍為最高領導機關。而基層組織則由隋時鷹揚府改為折沖府。全國共有折沖府640多個，其中關中地區就有261個，形成了內重外輕的軍事布局。折沖府下又有團、旅、隊、火等。府兵由均田農民中的丁壯充任，定期宿衛京師或戍守邊防。不服役時則從事農耕，農閑則進行軍事訓練。府兵的征調要由中央兵部下發兵符，經與地方軍政長官對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戰事，則命將以出，戰事結束，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免除了將帥專兵之弊。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寓兵于農”，兵農合一。從均田農民中點兵，兵源較為保證；資糧甲杖自備，把部分軍需品轉嫁于民，減少了封建國家的開支。第二，中央十二衛督率各府，軍府又相對集中在關中地區，京城地區擁兵二十六萬，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馭輕”之勢。第三，戰士平時有訓練，保證了戰斗力。有事“命將以出”，事畢“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將帥難以吏兵跋扈。這些特點表明：府兵制有強化中央集權的性質。

唐朝中期，開始實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農民受田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統治時期，土地兼并加劇，賦役滋重，大批農民破產或逃亡，均田制逐漸廢弛。隨著均田制的廢弛，府兵制也逐漸破壞；逃亡農民自不待言，破產農民亦無法承擔自備甲杖的負擔，于是，兵源成了大問題。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時府兵受到了種種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潰。開元十一年（723）衛士渙散，朝廷開始實行募兵制，后改稱“彍騎”。開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邊，稱“長征健兒”。天寶八年（749），各折沖府已無兵可調，朝廷只好下令停發魚符敕書，府兵制正式廢止。

五、宋元軍制

宋代軍制主要是募兵制。當時有四種部隊：禁軍、廂兵、蕃兵和鄉兵。禁軍是皇帝親兵，駐守京師，兼備征討，是正規軍。廂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軍，不能作戰，只服雜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數民族士兵，屯戍邊疆。鄉兵多為當地征發，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時期實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當兵。元朝軍隊有四種：由蒙古人組建蒙古軍和由最先歸附的西北諸族組建探馬赤軍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還有“漢軍”和“南軍”。

六、明清兵制

明代在軍事上制定“衛所”制度。將全國軍隊編為衛所軍和京衛軍。衛所軍的來源

有四：一從征；二歸附；三謫發；四垛集。府縣各衛歸各省都指揮使司管轄，各都司又歸統于五軍都督府。京都的衛軍則為四十八衛軍（后增到七十二衛）、三千營和神機營，合稱“京軍三大營”。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訓練與管理。有戰事則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調，派將軍統領出征；事成后各歸本位。

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軍事、行政和生產三方面的職能，是與當時滿族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入關后，滿族統治階級利用八旗制度加強對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產意義日趨縮小。以軍事組織言，八旗軍隊與綠營兵構成清代統治工具。以行政機構言，八旗各級衙署與州縣系統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員統稱“旗人”，與州縣所屬“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統治者役使。綠營兵是八旗兵的補充。清代軍制，漢兵用綠旗，稱綠營兵或流旗兵。兵種分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設水師。在京師簡為巡捕營，隸屬步軍統領。在各省都有督檢、撫檢、提檢等，檢下設協，由副將統領；協下設營，由參將等分別統領，營下設汛，由千總、把總分別統領。綠營兵額，時有增減，一般在六十萬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