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休妻制度總結
中國古代休妻制度
中國古代婚姻十分注重形式,有一套嚴格的制度,只有符合制度才算是合法婚姻,受到法律保護。但其實法律上除了“三不出”外,并沒有起到保護公民權益的實際內容。因為除了婚姻的締結必須具備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外,婚姻的解除也需要遵守完整的離婚制度。
由于男女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特別是在離婚問題上,雖也有和離、義絕和呈訴離婚等形式,但休妻是最主要的離婚方式,丈夫有休妻的特權,而妻子無離婚的自由。“義絕”與“和離”以及一定條件下的“呈訴離婚”為補充。中國古代休妻制度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古代男女地位差距,對后代的婚姻法律和風俗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深刻分析該制度能夠對后世的男女等級認識和婚姻法律有較強的反鑒作用。
古代離婚制度內的離婚類型有多種分類方法,有分為強制離婚和合意離婚的,也有分為離和斷離的。在此以后者為例闡述古代的離婚類型:
出妻制度也稱棄妻、去妻,宋代以后也稱休妻,與棄妻并稱“休棄”。在周代,離婚現象是較為隨意的。周代丈夫離棄妻子的現象十分普遍,方式也很隨意,談不上什么手續,只是由媒氏記錄下來罷了,叫做“書之于版”,不管他們為什么離異。先秦時男子離棄妻子也不需要理由,直到漢代,出妻的理由逐漸歸納為七條,做妻子的觸及其中任何一條,都可以被丈夫合法的拋棄掉。這就構成棄妻的法定理由叫“七出”,也叫“七去”。“七出”,原來是禮制上的規范,最早見于《大戴禮記·本命》,內容如下:“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妻子如果犯了其中的一條,丈夫就可以把妻子休棄。七出制度實際上反映了包辦買賣婚姻把婦女當作私有物,是片面的強加給婦女的枷鎖。七出與其說是解決男女雙方之間的對抗,不如說是靠犧牲婦女的利益來維護宗法等級制度、保全宗法孝道、保證男方傳宗接代。“七出”的規定在法律上做了不許隨意出妻的限制,使夫妻離異要有一定的根據。恐怕也引導男子去找出妻的根據。它片面要求妻子,其苛刻有時甚至也是違背丈夫的意愿的。《孔雀東南飛》就是寫一隊恩愛夫妻,只因妻子不被婆婆喜歡而遭遣出,釀成夫妻生離死別的結局。
不過,在“七出”之外,還有“三不去”的規定,如我第一段所提及,是封建禮法上唯一能對婦女權益有稍稍保證的制度:1.“無所歸”不去。娘家已經沒有人的妻子可以不去,免得她離開后無法生活,產生新的社會問題。2.“與更三年喪”不去。與丈夫共同守過公婆三年喪期的妻子不能拋棄,為的是不忘恩情。3.“先貧賤后富貴”不去。貧賤時娶的妻子,富貴后不能棄去,為的是不悖德行。
“七出”和“三不去”基本沿用至清,但各朝有稍許變化。唐、宋規定有兩種情況,一是惡疾必去,二是犯奸必去。而元、明、清的規定僅有一種,只是犯奸必去。就是說,雖有惡疾,如具備“三不去”理由的也可以不去,惟獨對犯奸者視為大逆不道,無論如何也得棄去。可見對婦女的貞操問題看的最為嚴重。
中國古代的離婚除了以上的法定棄妻形式外還有協議棄妻;法律強制離異;官府斷離等形式。
古代的協議棄妻,不同于現代意義的協議離婚。所謂協議棄妻,是指在不具備“七出”條件的情況下,男方發起離婚提議,女方也同意,法律允許離婚。《唐律·戶婚》規定:“若夫妻不相和諧者,不坐。”但法律是不承認婦女有離婚請求權的,在男尊女卑的社會里,“三從”的枷鎖牢牢的桎皓住婦女,妻只能終身屈服于夫,盡力求夫之垂憐,怎敢與夫分庭抗禮不想和諧呢?所謂不相和諧,只能是丈夫單方面的好惡,決不可能是雙方的合意。
法律強制離異在古代叫“義絕”。“義絕”,是指夫妻間因為某種事情的發生已經情義斷絕,因此法律上規定這種婚姻關系應當解除。如果這種婚姻關系不自動解除,國家就要強迫解除并給以懲罰。“義絕”,最早見于《唐律·戶婚》規定:“諸犯義絕者離之,違者徒刑一年。”明、清律的條文一樣,都是“若犯義絕應離而不離者,亦杖八十。”根據《唐律疏議》解釋,構成“義絕”的條件有:夫毆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殺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
1. 夫妻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殺。2. 妻毆夫之祖父母、父母,殺傷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 妹。
3. 妻與夫之緦麻以上親奸,或夫與妻母奸。4. 妻欲害夫。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男女雙方都可以呈訴要求解除婚姻關系,此即呈訴離婚制度。唐朝稱合意離婚為“和離”,唐《戶令》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疏議:“夫妻不相安諧,謂彼此情不相得,兩愿離者”。此后,明清各代均有此項規定。中國古代,離婚的主動權始終掌控在丈夫手中,妻子則從未獲得過相應的權利。如果妻子擅自離夫出走,即構成犯罪。《唐律·戶婚》規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
上述三種形式的離婚,都屬于片面保護男方家族利益,基本上不承認婦女的離婚請求權,這是中國古代幾千年離婚制度的基本情況。從元代起,有一種官府斷離的特殊做法,才稍稍有一點保護婦女的因素。元律規定:“諸強奸妻前夫男婦未成及強奸妻前夫女已成,并杖一百七,妻離之。”“諸翁欺奸男婦(不問已成未成),男婦歸宗。”“翁戲男婦,斷離。”在對婦女利益的保護上不能不說比以前的王朝有些進步。
中國古代離婚制度整體態勢顯示為休妻制度,故以此為題,以強調婦女在中國古代婚姻中的地位低下中國古代的休妻制度,既有合理因素又有消極因素。“三不出”體現了對他人境遇的同情、對他人恩惠的回報、對他人利益的維護,具有時代的超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三綱、孝、貞則是中國古代特定歷史背景與文化背景的濃縮,是片面苛求女性的道德枷鎖,深化了男女兩性地位的不平等、社會價值判斷的不公正、個人利益維護的不均衡,是休妻制度自我更新與自我超越的癥結所在,也是離婚領域剔除糟粕與移風易俗的重要指向。
第二篇:孟子《孟子欲休妻》文言文翻譯
《孟子欲休妻》是一篇關于禮儀的文言文,以下是小編跟大家分享孟子《孟子欲休妻》文言文翻譯,希望對大家能有所幫助!
原文
“孟子妻獨居,踞①,孟子入戶②視之,向其母曰:“婦無禮,請去③之。”母曰:“何?”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④,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⑤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于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譯文
孟子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屋里,伸開兩腿坐著。孟子進屋看見妻子這個樣子,對母親說:“我的妻子不講禮儀,請允許我休了她。”孟母說:“為什么?”孟子說:“她伸開兩腿坐著。”孟母問:“你怎么知道的?”孟子說:“我親眼看見的。”孟母說:“這就是你沒禮貌,不是婦人沒禮貌。《禮記》上不是說了嗎?‘將要進屋的時候,先問屋中有誰在里面;將要進入廳堂的時候,必須先高聲傳揚,(讓里面的人知道);將進屋的時候,必須眼往下看。’為的是不讓人沒準備。現在你到妻子閑居休息的地方,進屋沒有聲響,因而讓你看到了她兩腿伸開坐著的樣子。這是你沒禮貌,并非是你妻子沒禮貌!”孟子認識到自己錯了,不敢休妻。
注釋
①踞:箕踞,坐時伸開兩腿,像個簸箕,這里指坐相不好。
②戶:此處指內室。
③去:除去,去掉。此處指男方把女方趕回家,即休妻。
④堂:正屋,客廳。
⑤燕私:閑居休息。
⑥親:親自。
⑦備:準備。
⑧責:責備。
⑨請:請允許我。
⑩孰:誰。
文學常識
(1)說古代的坐姿 中國古代非常講究禮儀。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古人唯一正規的坐姿是跪坐,臀部擱在腳跟上,跪坐是對對方表示尊重的坐姿,也叫正坐。姿勢就是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腳踝,上身挺直,雙手規矩的放于膝上,身體氣質端莊,目不斜視。有時為了表達說話的鄭重,臀部離開腳跟,叫長跪,也叫起,樂羊子妻勸丈夫拾金不昧時,就用這個姿勢說話。像上文中孟子妻“踞”而坐,即使在家人面前也是不允許的。
(2)孟子: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待考,一說字子車或子居)。鄒國(今山東省鄒城市)人,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有人認為鄒國是魯國的附屬國,也有人說孟子是魯國人。是儒家的思想主義流派。在政治上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在學說上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
孟子相傳為魯國姬姓貴族孟孫氏
孟共仲(孟恭仲)公子慶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ang)氏。孟子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對儒術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較為偏激。被后世尊稱為亞圣。其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游歷于齊、宋、滕、魏、魯等諸國,希望追隨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后歷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后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第三篇: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研究中國古代證據制度是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據是訴訟的基礎,證據制度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有訴訟開始,與訴訟制度相伴隨的證據制度也即產生并隨之不斷地發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發展于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定型與成熟于唐宋,殆于進化于元明清,最終解體于清末。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古代的證據制度較為簡單、粗疏且不成體系,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具備其應當具有的地位。中國古代證據主要分為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筆錄、檢驗與鑒定、神示。中國古代法定證據制度先天不足、重視口供與刑訊逼供的采用、輕神判重人判。中國古代的證據制度按歷史的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各個階段各有其不同的特點。
一、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
公元前21世紀,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建立,從而標志著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時期。根據我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我國奴隸制時期三個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公制“禮”,呂侯制“呂刑”。這些法律制度對于處理犯罪事件和財產糾紛的程序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同時其中也包含了與證據制度有關的內容。我國奴隸制社會時期已經有較為完備的證據制度。在奴隸社會這一階段,奴隸社會的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曾有過“神明裁判”的斷案方法,歷史傳說中就有““皋陶治獄用神羊”的說法,也就是在審理疑難案件時,讓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頂被告人,就證明被告人有罪,否則被告人就無罪。我國奴隸制時期已經實行證據裁判,訴訟中涉及的證據種類很多,有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還有勘驗結果等等,其中當事人陳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證據形式,但同時也不忽略其他證據種類的證明作用。奴隸社會證據制度的主要特點有:
1、神判方法適用較少、消逝較早,法官斷案主要依據各種證據。
2、法官審查判斷證據主要采用“察聽五辭”的方法進行。
3、對疑罪的處理,遵循“疑罪唯輕”原則。
第一,夏商時期。夏商兩代基本處于神權法時代,“天罰”、“神判”特色構成了司法審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相當有限,人們的法制指導思想以表達神權法意志為宗旨,體現出“神判”、“行天之罰”的顯著特色。夏朝尚處于樸素的自然神崇拜階段,而商朝時已由較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發展到將“天罰”與借占卜巫術進行“神判”相結合。夏商時代的統治者時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動領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決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時期。首先,創立了“五聽”的審訊方式。所謂“五聽”就是采用察言觀色的方式進行審訊,進而判斷受審者的供述是否屬實的一種方法。一為“辭聽”,即通過觀察發現其言辭供述的虛假或矛盾;二是“色聽”,即通過觀察期面部表情的變化;三為“氣聽”,即通過觀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現;四是“耳聽”,觀察其聽覺的失常之處;五是“目聽”,即觀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應。在審理案件時,要善于察言觀色,看說話人的神態是否從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氣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過外在的表現和內在的心理活動的觀察,從而揭露案件事實。“察聽五辭”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聲聽獄訟,要求法官親自坐堂問案,面對面聽取當事人陳述并注意觀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確的判斷,案件得到正確處理;另一方面,“五聽”總結了審判實踐中的一些有益經驗,其內容中不乏正確之處。但是,“察聽五辭”制度的缺陷也較為明顯:一方面,“五聽”過于強調司法官吏用察言觀色的方法對證據和案情作出判斷,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缺乏對法官心證的客觀制約;另一方面,“五聽”對審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法官必須具有較高的觀察能力,才能正確適用這一方法,但這種理想狀態實際上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過于依賴法官的個人素質,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為法官主觀擅斷、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條件。這種“自由心證”式的審訊方式,是運用司法心理分析審理案件的一種嘗試。與夏商時期所盛行的“天罰”、“神判”相比,是個歷史進步。其次,還要收信相關證據,注意“五聽”與證據材料的結合運用。在西周的訴訟審訊過程中,十分注重各種證據。原被告雙方的口供及“盟詛”誓言是最重要的訴訟證據,原告與被告雙方出庭時,必須在法庭上進行盟誓或對質。另外,為了取得口供或查驗虛實,往往會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訴訟審判活動也注意運用證人證言和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西周還對疑罪采取從輕處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社會,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種封閉形態,生產力發展極度緩慢,外在表現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諸法合體。分析封建社會的訴訟證據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的訴訟制度具有強烈地糾問式特點,表現有證據規范上即十分重視當事人口供、證人,其他證據種類較少;
2、審判的權限相當大而且充滿著露骨的唯心主義,由于專制制度的原因決定了收集證據的極端野蠻性。畫押是認定證據與收集證據的重心,刑訊逼供是取得證據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級制度滲透進證據制度之中,體現在證言效力上。具體的表現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須取得被告人認罪的供詞。2.依法刑訊與法外用刑相互交織。3.以五聲聽獄訟,驗諸證信,自由推斷。4.誣告反坐,偽證者罰。5.疑罪唯輕,實行有罪推定。6.物證技術發展較早。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盡管在證據理論方面,積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實踐經驗,反映了某些訴訟規律,但從總體上來講,還是以重口供和刑訊為其主要內容,因而是十分野蠻、殘酷的證據制度。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證據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個人決斷。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雖然與歐洲大陸封建社會的法定證據制度不同,但在階級本質上則是一致的,都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時期。案件審理要經過起訴、調查、勘驗等階段。秦時稱審訊為“訊獄”,秦朝處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據是口供,因此,審訊的重要目的是獲得口供。秦朝把審訊制度分為上、中、敗三個等級,上為口供、中為刑具、敗為恐嚇,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實行刑訊逼供。
第二,漢朝時期。首先,刑訊已是漢朝合法的審訊方式。漢朝時期,在審訊過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詰問被詢問人,如果詰問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證據,審判官可以進行刑訊。其次,“春秋決獄”是漢朝的一種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決議”是從客觀事實出發,推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動機、目的、故意與過失等),在綜合權衡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基礎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罰。再次,儒家思想開始對司法制度有所影響。漢武帝時期確立了“親親得首相匿”的原則,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思想在這一原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訴訟中一定范圍內親屬之間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證。而且,如果問事官為取證而違反此原則,使“有罪者子證其父、弟證其兄、婦證其夫、奴證其主”,問事官則“以違例坐罪”,受到刑事懲罰。
第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個階段盛行刑訊逼供之法,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下,重枷、測罰、測立等一些刑訊逼供的酷刑得到廣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時,一些司法官員為了刑訊逼供,發明了一種重量很大的頸枷,甚至還用石頭縋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時,發明了“測罰”逼供之法,對拒不招供者采取斷食饑餓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陳武帝時,又發明了更加野蠻的“測立”酷刑,對受審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強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個僅能容納兩腳的圓頂土垛上,以達到逼取口供的目的。這些刑訊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蠻黑暗,也折射出當時復雜嚴峻的社會形勢。
第四,唐朝時期。首先,唐朝規定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唐朝在繼承“親親的首相匿”原則的同時,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四代以內的親屬、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認定的證據有當事人的口供、物證和旁證。口供是最重要的。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許考訊,并規定了考訊的程序和要求。考訊必須是在有其他旁證,但在事實仍然不清的情況下,由主審官和其他參審官員共同決定,進行考訊。考訊只可用常行杖,次數不得超過3次,每次考訊間隔在20天以上;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經過法定的考訊程序,當事人仍不供認的,取保防人。考訊不得適用于享有議、請、減等特權的貴族官僚,老幼篤疾和懷孕、生產的婦女等等。考訊的確體現了封建法律的野蠻性,但將其限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唐朝證據制度的進步意義在于它規定了違法刑訊逼供的責任、同居相為隱的作證規則。
第五,宋朝時期。宋朝時期的證據制度比較發達。首先,宋代證據制度中發展程度高、發展成就大的是檢查勘驗制度。宋代時期,法律明文規定,在哪些情況下,司法人員必須檢驗或不必檢驗;規定檢驗必須經過報檢、初檢、復檢三個程序;還規定檢驗必須做筆錄;法律還明文規定檢驗人員的組成及其責任。宋代還相繼出現了一些檢驗學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錄》、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洗冤集錄》的貢獻最大,它對法醫學鑒定和現場勘驗所應注意的問題做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他被傳到了很多國家,是古典法醫學的代表之作,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其次,書證在宋代民事訴訟活動中運用非常廣泛,而契約是書證中最主要的一種,也是訴訟紛爭發生時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證據。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明朝創立了一套會官審錄制度,有:三司會審(即由司法長官刑部尚書、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審理)、圓審(即九卿會審)、朝審(即對已決在押囚犯會官審理)等等,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證。明朝時期,出現了廠衛干預司法,這雖是明朝法制一個重要的特點,但它實際上破壞了司法。廠衛假造證據、嚴刑逼供,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時期(1840年以前)。清朝對刑事審判中的“尸格”(即尸檢報告)、“贓證”、“失單”等證據有很多規定。而證人證言、被害人證詞也是重要的證據,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種,口供是定案的關鍵。清朝還規定了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僅要驗證證據的確鑿性,有的還需要進行實地勘查,搜集新證據。還規定了私改證據、提供偽證者,應當予以懲罰。近代以后,隨著西方的沖擊和中國社會自身的新陳代謝,中國法律制度開始受西方的影響而逐步轉型,傳統證據制度以及與之相伴的刑訊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證據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編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首次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隨后又編定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標志著傳統證據制度的終結和國近代證據制度的誕生。
第四篇: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
一、監察組織與機構
1.秦朝
?秦朝首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監察官吏稱為御史,其長官為御史大夫,位高權重,其職權:一是掌法令,監督法律和法令的實施;二是對違法官吏進行彈劾;三是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活動。
–2.漢朝
?漢承秦制,中央設御史大夫,漢代的地方監察機關主要有:
–(1)司隸校尉,其職“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漢武帝時,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個州部設部刺史一人,為地方固定的監察官。刺史規定“以六條問事”。
–3.魏晉隋唐
魏晉時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唐代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若干人組成。
此外,唐代將全國分為十道(玄宗開元間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監察機關的權力進一步擴大。首先,彈劾的范圍擴大了。其次,允許御史“風聞彈人”而不一定要有實據。
?宋代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比唐代嚴密。州、府、軍、監均有通制官,職責是監察州縣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嚴密的監察體制:
–(1)監察機關的地位明顯提高;(2)監察機構進一步充實;(3)元朝還制定了一系列監察法規。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又稱“風憲衙門”,由此建立了空前龐大的監察機構。增設13道監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師和地方監察工作。建立了監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還創立了負有獨立監察權的六科給事中組織。負責監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將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監察機構一體化。
–8.清末
?清末監察機構并無變動,光緒十八年修訂公布了《欽定臺規》,確定了行政監察的基本綱要,類似監察法總則,其后修訂頒布的《都察院則例》,類似監察法的分則。
?南京國民政府設置了專門的監察院,作為中央五大機關之一,對官員行使監察權。
二、監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從機構設置來看,監察機構和司法機構始終是分立的,從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統,中央御史臺,明代改為都察院,作為最高監察機關,而大理寺、刑部分別作為最高審判機關和復核機關,三者合稱“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兼理司法,地方監察機構直接隸屬中央,與地方行政互不統屬;從權力職責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監察機關始終是司法機關的監察主體,對司法機關行使著監督權。
第五篇:中國古代回避制度
古代回避制度
原因:夏、商、周三代,血緣關系是權力分配的根本原則,國家政權掌握在宗族勢力手中。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變革,政治上的血緣關系受到極大沖擊。世襲貴族中有的腐敗無能,一些諸侯國有作為的君主,大膽任用無血緣關系的賢能志士擔任國家要職,對宗族王室人員則加以限制。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實施變法,明文規定宗室人員如果沒有軍功,就要從宗室中除名,任職受到限制,這就是回避制度的萌芽。兩漢時期,回避制度正式產生。可見回避制度的產生與宗法制是密切相關的。
任官回避制度草創于西漢時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以其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敏銳地意識到了異地為官對維護中央集權,對防止裙帶關系滋生、抑制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的重要意
1.起源:東漢桓帝時期,中國第一個關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規“三互法”正式出臺,就是“婚姻之家”和“兩州之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東漢官吏史弼為例,他本應出任山陽太守,但是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陽轄內,于是史弼上書自陳應回避,被調任為平原相。
2.發展:宋代被細化為籍貫回避、親屬回避、職務回避以及科舉回避四類。(1)親屬回避,就是親屬不得在同一地區、同一部門供職。
(2)籍貫回避,也叫地區回避,即官員不得在本籍任職,所以古人云:“千里去做官。”(3)職務回避,始自唐代,規定凡職責相連或監臨檢察的官職,親族內均需實行職務回避。如宰相的兒子不能為諫官。
(4)考試回避,即在科舉考試中,主考官與考生有師生關系或親屬關系的,都要回避。
3.頂峰:明清時期的回避制度更加嚴格。明朝規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個中國。清朝法律略有緩和,只規定不得本省為官。一旦為官,便要拿著身份證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稱為“避籍”。這種避籍也存在一些問題。官員遠赴他鄉,異地為官,對于任職地的風俗很難事先了解,也可能會出現語言不通的現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難。然而通過這樣的辦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轄地舉目無親,避免過多的社會關系造出人情網。
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盡管回避制度不能完全制止營私舞弊行為,也杜絕不了腐敗,但對于防止和克服親屬關系對國家政權管理的干預,對防范朋黨、澄清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對于當前世界各國公務員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原創試題訓練:
1.西漢初年,高祖劉邦錯誤地吸取秦國滅亡的教訓,恢復分封制,不久發生了“七國之亂”,劉氏諸王謀叛。對此西漢政府明文規定: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文武長官不得由王室成員擔任。這項規定主要打擊了
A.地方官員結黨營私
B.中央王室專權
C.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文武長官
D.官場中的宗法血緣關系 2.如果為中國古代史上的清官做一個排行榜,那么包拯包大人無疑名列前茅。特別是他大義滅親痛斬自己的親侄兒包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但大多數歷史學者多認為包公斬侄應為傳說,不是歷史史實。下列宋朝實行的制度或規定中,最能支持上面歷史學者觀點的是 A.回避制度
B.死刑需報請中央復審核準
C.知州“三歲一易”
D.科舉制度
3.(北宋時)有一次,宰相讓自己的兒子負責鼓院工作,鼓院就是掌管受理臣民奏章的部門。當時有一個叫滕元發的諫官對宋神宗說:“不能這樣。”宋神宗說:“鼓院不過是上傳下達的部門而已,與政事有什么相干?”滕元發說:“鼓院是個關鍵部門,在用人上應該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兒子要是作弊怎么辦?”宋神宗醒悟過來,最終沒有讓宰相的兒子掌管鼓院。這個故事所講的主要是回避制度當中的 A.親屬回避
B.籍貫回避
C.職務回避
D.考試回避
4.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六十一條規定: 國家公務員之間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以及近姻親關系的,不得在同一機關擔任雙方直接隸屬于同一行政首長的職務或者有直接上下級領導關系的職務,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擔任領導職務的機關從事監察、審計、人事、財務工作。該規定和中國古代實行的制度中類似的是 A.刺史制度
B.回避制度
C.三省六部制
D.科舉制度 參考答案: 1.D
2.A。
3.C。此題A項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只要弄清楚親屬回避和職務回避的不同概念,然后由材料“鼓院不過是上傳下達的部門而已,與政事有什么相干?”“鼓院是個關鍵部門,在用人上應該注意回避。假如有人控告宰相,他的兒子要是作弊怎么辦?”便可做出判斷。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