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

一、監察組織與機構

1．秦朝

?秦朝首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先河。秦朝的監察官吏稱為御史，其長官為御史大夫，位高權重，其職權：一是掌法令，監督法律和法令的實施；二是對違法官吏進行彈劾；三是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活動。

–2．漢朝

?漢承秦制，中央設御史大夫，漢代的地方監察機關主要有：

–(1)司隸校尉，其職“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

–(2)州刺史。漢武帝時，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個州部設部刺史一人，為地方固定的監察官。刺史規定“以六條問事”。

–3．魏晉隋唐

魏晉時期，中央三大法司基本形成，其中御史臺是中央監察機構。唐代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若干人組成。

此外，唐代將全國分為十道(玄宗開元間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4．宋朝

?宋朝監察機關的權力進一步擴大。首先，彈劾的范圍擴大了。其次，允許御史“風聞彈人”而不一定要有實據。

?宋代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比唐代嚴密。州、府、軍、監均有通制官，職責是監察州縣官吏。–5．元朝

?元朝建立了嚴密的監察體制：

–(1)監察機關的地位明顯提高；(2)監察機構進一步充實；(3)元朝還制定了一系列監察法規。

–6．明朝

?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又稱“風憲衙門”，由此建立了空前龐大的監察機構。增設13道監察御史110人，分掌京師和地方監察工作。建立了監察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

?明代還創立了負有獨立監察權的六科給事中組織。負責監察六部官吏。

?7．清朝

?清朝將六科并入都察院，使監察機構一體化。

–8．清末

?清末監察機構并無變動，光緒十八年修訂公布了《欽定臺規》，確定了行政監察的基本綱要，類似監察法總則，其后修訂頒布的《都察院則例》，類似監察法的分則。

?南京國民政府設置了專門的監察院，作為中央五大機關之一，對官員行使監察權。

二、監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從機構設置來看，監察機構和司法機構始終是分立的，從中央到地方二者各有系統，中央御史臺，明代改為都察院，作為最高監察機關，而大理寺、刑部分別作為最高審判機關和復核機關，三者合稱“中央三法司”，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兼理司法，地方監察機構直接隸屬中央，與地方行政互不統屬；從權力職責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監察機關始終是司法機關的監察主體，對司法機關行使著監督權。

第二篇：淺析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十個基本特點

文章標題：淺析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十個基本特點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封建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以下一些基本特點。

（一）監察機構隨著皇權的加強而不斷強化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形成于秦漢。監察官統稱御史，最高長官是御史大夫。東漢光武帝把御史的官署從皇宮里搬出來，并入蘭臺（收藏和

管理宮中典籍的機構），御史的長官叫御史中丞，他辦公的地方叫御史臺，也叫憲臺或蘭臺。東漢御史臺名義上隸屬于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宮中服務性事務的部門）。三國時曹魏的御史臺脫離了少府，這是體制上的重大改革。從此御史臺成為獨立的監察機構，地位顯要了。唐模仿隋在中央設三省六部，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同時在御史臺下設三院，即臺院（御史臺本部，處理臺內日常事務）、殿院（在宮廷舉行重大儀式時糾察禮儀）和察院（主管彈劾百官），監察機構進一步完善。到了明代，朱元璋廢除宰相，改御史臺為都察院，突出了唐代察院的職能，說明御史工作的重點更加明確。同時設置六科（有點像今天監察部的派駐機構），對中央主要部門實施對口監察。六科直接對皇帝負責，監察機構又得到加強。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特點是不斷削弱相權、不斷加強皇權，監察機構正是適應了這一趨勢而不斷地被強化。

（二）監察官是皇帝的御用工具

清初編纂的《欽定臺規》明確說，監察機構是“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監察官是皇權的耳目工具，他們的根本任務就是為了維護皇權。三國時的曹操為了樹立權威，特設了校事一職，執行監察和軍事執法官的任務。校事的職位很低，但權力很大，完全秉從曹操的旨意行事，是典型的鷹犬與爪牙。宋代不僅中央御史臺直屬皇帝，地方的監司和通判也直隸皇帝。明代的都察院和六科都歸皇帝直接領導。清代以法規的形式規定，監察官的考選、差遣、內升以及外轉都由皇帝說了算。所有這些都體現了監察官御用的性質，這種御用性從根本上決定了監察官在多數情況下不可能站在社會公正的立場上履行職責。

（三）一般監察官秩低權重，以小監大

古代統治者對監察官職級的配置十分微妙，高級監察官的職級有增高的趨勢，而作為工作骨干的中下級監察官的職級一直不高，但卻可以監督、彈劾高級干部，即所謂以小監大。高級監察官指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前者隋代為從三品、宋代從二品，到元代為從一品；后者隋代為從五品、宋代從三品，到元代為正二品。明代的左、右都御史均為正二品。做具體工作的監察官的職級卻不高。漢武帝派出的刺史，論職級只有六百石（當時沒有品），只相當于一個中下等縣令的級別，卻能監察職級二千石的郡國守相，權力很重。隋代的監察官為從七品，宋代為從七品，元代為正七品，明代的十三道監察御史也是正七品，相當于現在的縣處級干部，而他們彈劾的對象卻是從一般官吏到宰相。這種設計可謂用心良苦。清人趙翼的一句話道破了其中的奧秘，他說：“官輕則愛惜身家之念輕，而權重則整飭吏治之威重。”職位低的人顧忌少，可以大膽工作，同時也聽話，便于管理。從當年的實踐看，還是行之有效的。

（四）對地方官的監察割裂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

這種做法始于漢武帝，他把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稱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在自己的監察區內進行巡察。巡察時“乘傳（公家驛站馬車）周流”，年底回京匯報。唐代在地方劃分十道（監察區），由中央派出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監察區內巡視。明代在地方設十三道（按省劃分），配置十三道監察御史，再從他們中間選派巡按御史出巡地方。中國古代對地方的監察，以這種巡視方式實行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它的成功之處，就是用流動的方式把監察官與行政官的利害關系割裂開來，保證監察官能夠較好地履行職責。這個理論的創始者是戰國時的商鞅，他說過一段很經典的話，意思是：雖然官員人數很多，但他們擔任同一類的職務，站在同一個立場上，讓他們彼此監督是不可能的，他們利害關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就好比讓馬夫監督馬夫，行不通。假如馬兒能夠說話，就可以監督馬夫，因為馬兒與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按照他的觀點，只有確立利益相異的鉗制關系，才能使監督真正發揮作用。概括成一個公式，就是“流動的方式——割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馬兒說話”。這里馬兒說話是關鍵。讓馬兒開口，機制就是割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而割斷這一層關系的途徑是采用流動的方式。漢、唐、明統治者踐行了商鞅的監察理論，并且在實踐中又有新的發展。

（五）在府縣一級不設監察機構

元代以前地方沒有固定的監察機構。到了元代，先后在行省這一級設立了幾個行御史臺，行臺之下有諸道肅政廉訪司，共有二十二道，是地方正式的監察機構。元代地方行省之下的行政機構依次為路、府、州、縣，道是在中央的中書省、地方行省和路府之間設置的監察區劃。也就是說，在州縣（大致和今天的縣相當）一級是不設監察機構的。明代地方行政機構是承宣布政使司（習慣上仍稱行省），之下是府、縣兩級政權。明朝初年，朱元璋只在行省一級設立了提刑按察司，主管監察工作。到清代，地方上有省、道、府、縣四級。省一級保留了明代的按察司，道（包括守道和巡道）這一級是個創新，有點像現代行政區劃中的地區行署，因與監察有關，勉強可以

算作監察機構。但道以下的府縣沒設監察機構。

這種現象值得深思。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圖遼闊的大一統國家。由于疆域廣袤，在地方上設置固定、專門的監察機構成為必然之舉，但問題是地方監察機構設在哪一級更為合適？在省一級設立監察機構的必要性無需贅言，省以下或者確切地說在府、縣一級呢？朱元璋曾一度設置監察機構，但不久就罷除了。朱元璋為什么撤回了府、縣的試僉事？因為他們沒能履行自己的職責。他給后人留下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么在府、縣設立監察機構沒能達到預期目的？按照商鞅的理論，有效監察的前提是割斷監察者與被監察者的利害關系。相對來說，中央的監察官與省一級行政官員的利害相異，中央監察官在省里是超脫的，易于行使監察權；省一級監察官與同級行政官員雖然藕絲難斷，對下一級的行政官吏卻也是超脫些，也能較好地發揮作用；但作為地方行政建制最低一級府、縣的監察官來說，他們沒有超脫的余地。中國古代監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自上而下的單向監督。如果一個監察官無法擺脫與其監察對象的利害關系，就不能指望他會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六）監察工作為封建政治服務

古代監察官的基本職責是查辦官員違法亂紀的案件，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許多工作，如薦舉人才，言事諫諍，參與司法審判，監督財政、宮廷禮儀、學術、軍隊，維持治安，賑濟災荒等。看起來很雜亂，但都是圍繞一個大局，即為封建政治服務。這個政治就是鞏固皇權、維護封建秩序。當然，在不同時期工作的重點是不同的。比如漢武帝給十三部刺史規定的六條任務中，除第一條監督豪強大族外，其余五條都是針對郡守的。因為當時經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擊，諸侯國的勢力大為削弱，已不能構成對中央的威脅，而郡的官員（西漢初在地方實行郡和國并行的雙軌制）不執行中央政令、違法亂紀的現象十分嚴重，所以加強對郡守的監督就成了監察工作的重點。古代重視宮廷禮儀，所謂“禮儀征伐自天子出”，是王權的象征。在唐代，御史臺下面有一個專門負責維護宮廷禮儀的殿院。統治者通過這些做法嚴格規范封建等級制度，進而達到維護皇權威嚴、強化專制統治的目的。古代監察官與司法的關系密切。唐以前，監察官可監督案件（相當于今天法院審理的案件）的審理，糾正冤案錯案。到了唐代，監察官可以直接參與審案工作了。明代都御史可以參加大要案的審理，當時大的案件由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三家共同會審。清代也是如此。從監督的角度講，唐代以前，監察官是事后監督（糾錯只能在事后），唐以及明清變成事中監督了。當然，監察官參與審案不符合今天司法工作獨立的要求，大理寺和刑部的審判應該不受其他部門和個人的干預。但是古代社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社會，而且司法腐敗（即貪贓枉法）相當普遍。在沒有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只能用人治的方法去監督制約，在當時的體制下，恐怕只能如此。這是服務于封建政治的需要，結果是監察官的權力向其他領域延伸了。

（七）監察工作交叉，監督者也被他人監督

古代統治者用監察官監督行政官吏的同時，又對監督者施以監督，同時讓監察官之間彼此監督和制約，所以在制度的設計上有意識地進行職權交叉。西漢中央的監察系統中，司隸校尉監督京城百官，包括丞相司直（由丞相直接領導的監察官），還可以監督地方七個郡（三輔、三河和弘農郡）的官吏，但他又受御史中丞的監督。諫官的本職工作是言事諫諍，到了宋代，御史可以諫言，諫官可以彈劾，兩者的職責混淆了。宋代地方上的監司（提點刑獄司、安撫司、提舉常平司和漕司）都負有監察的職能，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監督轉運使的走馬承受之間的工作，有許多是扯在一起的。明代中央的督察院監督百官，六科監督中央六個部門（吏、戶、禮、兵、刑、工）的官員，兩者監察的對象有重合的部分。這樣做的好處是在理論上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沒有不受監督的特殊官員。但是弊端也顯而易見，就是機構重疊、臃腫，欽差大臣滿天飛，各方推諉扯皮，監察工作效率低下。

（八）諫官組織基本上是擺設品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除了監察官系列外，還有一個諫官系列。諫官的職責最初是言諫，后來又加上了封駁。言諫是提意見，封駁分封和駁兩個方面。封是對上的，指對以皇帝名義發出的指示認為不當，可以送還；駁是對下的，指對臣下的奏章認為不妥，可以退回。《舊唐書》總結歸納了諫官工作的幾種方法，總的精神是表述意見時要盡量婉轉，而且要看皇上的臉色行事。所謂言諫，多數時候是擺樣子的，像李世民那樣善于納諫和魏徵那樣敢提意見的君臣，畢竟鳳毛麟角。宋代有了專門的諫官機構，同時諫官和監察官的職責開始混淆。元代廢除了諫官機構。到明代，六科給事中兼有監察官和諫官的責任。但在君主專制高度發展的明代，給事中的封駁權實際上只有“駁”下而不能“封”上。不能“封”，諫官也就不成其為諫官了。清朝雍正皇帝繼位后，覺得連擺設的必要都沒有了，索性把六科并入都察院。雖說有監察官和諫官兩個系統，但諫官的作用根本無法與監察官相提并論。

（九）監察官選任的標準很高，日常的管理很嚴

古代統治者非常重視對監察官的選拔和任用，越到封建社會后期，這個特點越加明顯。總括選拔監察官的標準，主要有這么幾條。一是在人品上要求剛直不阿和公正廉明；二是注重文化素質；三是要有基層工作經驗；四是實行回避法。由于嚴把入口關和管理關，在多數時候保證了監察官隊伍的總體素質是好的或比較好的。

（十）監察制度的作用是彈性的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理論脫離實際。有制度但不一定按制度辦事，制度有時也不管用。監察制度的作用，有這么幾個特點。一是因時而異。在新王朝建立伊始，統治者勵精圖治，政治比較清明，在這種客觀環境下，監察制度能夠較好地發揮作用。反之，如果在王朝末世或遭逢政治黑暗時，監察制度就喪失了其應有的制衡調節作用，有時甚至形同虛設。明代中期以后朋黨之爭日益激烈，監察官也參與其中。他們非但不能擊濁，反而以身事逆，助長了官場上的壞風氣。二是因人而異。由于監察制度是為加強皇權設計的，這個制度的作用往往取決于皇帝的個人意志。歷史上一些有所作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代前期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在位時，都懂得利用監察制度鞏固封建統治，在許多時候能夠支持監察工作，因而他們在位時涌現了一些不畏權貴、敢于執法的監察官。但如果皇帝昏庸，監察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有些秉公執法的監察官還會受到迫害。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臺規》、《清史稿》和《清史列傳》記載，清代受到處分的監察官達300多人，他們中多數人是在工作中因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受到打擊報復，或者因皇帝聽信讒言受黜的。三是因事而異。查小不查大，即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元代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說，監察官員的工作，就是“鞭撲一二小吏細過而已”。這是他的經驗之談。在中國封建社會，監察制度是一種具有雙重職能的特殊制度。首先它是皇帝加強專制統治的工具，其次又是地主階級內部維護封建特權、協調利益關系的制衡器。前者是一個人，后者是一個整體，兩者在本質上都是私有制的產物，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利益上又有不一致、甚至沖突的地方，監察制度的作用主要取決于他們的意志以及他們之間利益調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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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1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院系：管 理 學 院

班級：07行管2班 姓名： 次

城 學號：107506218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監察制度是指國家對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進行監督、檢舉、懲戒的制度。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構成部分，歷史源遠流長，體系嚴密完備。它不僅在監督法律法令的實施、維護其統一，糾舉不法官員、保持官員的廉潔性，維護統治秩序、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而且也為后世積累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孫中山先生曾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的彈劾權是一種很好的制度，“不獨行之官吏，即君上有過，犯顏諫諍，亦不容絲毫假借”，是“自由與政府中間一種最良善的調和方法。”

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征分析

縱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嬗變歷程，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監察機構獨立化。伴隨著封建中央集權和封建君主專制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監察機構亦由最初的監察行政不分逐步走向獨立。秦漢時期，由于封建監察制度尚處于創建和形成過程中，監察機構及其職權的行使只是相對獨立，御史大夫一身二任，既為御史府的最高長官，又領副丞相之職，在隸屬關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統制。東漢御史臺的建立和中丞制的實行，標志我國古代專門監察機構的確立，表現了監察與行政分離的趨勢。但御史臺在組織上卻隸屬于少府，仍缺乏高度的獨立性。自魏晉始，御史臺脫離少府而成為完全獨立的監察機構。及至唐代，中央監察機構不僅獨立，而且健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和察院，分工監察，自成系統。元代的御史臺與中書省、樞密院三權分制，地位并重，鼎足而立。元世祖忽必烈曾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言表明了御史臺在皇權領導下的獨立地位。明代的六科給事中作為六部的部門監察機構，在編制和地位上完全獨立，只對皇帝負責，不附屬于任何機關。而清代的都察院無論在地位上還是在職權上，都超過了前代。不僅如此，地方的監察機構亦是獨立的，垂直于中央領導，如漢朝的刺史、唐朝的十道巡按、宋朝的監司、元朝的行臺和肅政廉訪司等，均由朝廷的御史臺管理，而明朝的督撫和明清的巡按御史均隸屬于都察院，同級或上級行政長官無權對其發號施令。監察機構的獨立，為監察職能的有效發揮提供了組織保證。

2．監察官員選任制度化。監察官員是治官之官，為“百司之率”。監察效果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察官員素質的高低。因此，中國歷代有作為的君主對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都給予高度的重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頗具特色的制度。通觀我國古代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其標準均嚴于一般官員，大致包括品德、學識和經驗三方面。一是在個人品德上，要求監察官員必須具有“清廉耿直”、“剛正不阿”、“不畏權勢”、“秉公執法”、“敢諫敢言”等品格，能“表率群僚”。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誡監察官員說：“臺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品。”因為只有具備這種品格的監察官員，才能身當“風霜之任”。二是在學識上，一般要求監察官員“學識宏博”、“思辨敏銳”、“通經懂史”、“熟諳律例”、“文詞暢達”，故監察官員的選任大多經過比較嚴格的文化考核。漢魏時選用御史一般通過察舉考試的方式，而唐宋明清的監察官員大都選自進士出身。明成祖朱棣曾說：“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他甚至作出規定：御史之職，“勿復用吏”。這表明了中國歷代王朝對監察官員文化素質的高度重視。三是在經驗上，要求監察官員具有豐富的從政經歷和治政能力。

3．監察方式多樣化。為了有效地通過監察控制內外百官，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監察方式。從組織方式上看，在中央既設有國家最高監察領導機構，又在各部院設有部門監察機關；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領導的地方獨立監察機構，亦有遣使監察，還有地方行政衙門對下屬的分級監察。從監察內容上看，有對財政、倉庫、立法、司法、軍事、人事和禮儀等等方面的監察。從監察的實踐形式上看，有接受檢舉、控告；采訪調查、深入部門定期檢查、重大政事活動親臨督察以及考課監察相結合、常駐巡回相結合的監察方式。不僅如此，為了制約監察權力，有效地防止失監現象發生，大多數朝代還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反監互察機制；反監機制主要是指監察系統以外的官員對監察機構和監察官員的糾舉彈劾，如唐代尚書省左右仆射兼掌對御史的監察，“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

4．監察制度法律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這些監察法律詳細地規定了監察機構的設置、監察制度的構建、監察活動的合法性以及監察官吏的職責與紀律等。早在戰國時期，對官吏的監督與懲戒即已成為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如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制定《七法》以督奸吏；魏國李悝的《法經·雜律》亦為懲治假借不廉、逾制等職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秦初，國家亦頒布了察吏律令，《秦簡·語書》載：“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獨多犯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這就規定了監郡御史的工作對象和職權范圍，同時規定了辨察良吏和惡吏的細則，作為監察官員的執法依據。漢初制定的《監御史九條》是“朝廷授權監御史監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據，是中國古代性質較為明顯的監察法規”。而漢武帝親自制定的刺史《六條問事》則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為其社會基礎的強宗豪右為主要監察對象，“奠定了地方監察法的基礎，具有深遠的影向。

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現代借鑒

1．獨立的、權威的監察機關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重要前提。縱觀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歷史演變，歷朝各代的監察體制雖有變化，但基本上都實行了獨立、垂直的管理體制，保證監察機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以實現對各級官員的有效監督。而我國現行的監察機構卻實行雙重領導體制：中央設立國家監察部，接受國務院直接領導；地方政府依法設立各級行政監察機關，同時接受上級監察機關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領導。這種雙重領導體制雖然有利于保證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亦有利于各級政府對行政監察工作的領導，但也可能為各級地方政府過多干涉轄內行政監察機關獨立行使監察職能提供機會，侵蝕行政監察機關的獨立性。而獨立性的喪失，必然影響行政機關的威信，有損其權威性。因此，我國現行行政監察制度的完善，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加強監察機關的獨立性，保證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使他們能夠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權力不合理的干涉，影響監察效果。

2.科學的監察官員選任制度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關鍵。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監察的職能主要是通過廣大監察官員的工作來完成，監察官員素質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監察制度能否充分發揮其監察效用。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并制定了一套嚴格的選拔標準和任用程序。當下，我國現行行政監察制度要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同樣需要高度重視監察任務的執行者——行政監察官員綜合素質的要求，嚴格行政監察官員的選任與考核。在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上，我們除了要借鑒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對監察官員選任的三項標準和要求外，還要求被選任的監察官員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時在選任過程中要改變監察官員選任的傳統行政模式，加強上級監察機關的決定權，弱化行政機關的決定權，逐步形成上級監察機關官員主要從下級監察機關官員中擇優選任、監察官員自上而下有序流動的機制。

3．嚴密的反監互察機制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縱觀中國歷史，歷代王朝都把監察官員視為防止官吏腐敗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對他們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學者顧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為了發揮監察官員的作用，防止監察官員弄權行私，貪贓枉法，大多數朝代均實行了反監互察機制。這種反監互察機制的運作極大地強化了監察系統的自我制約和自我控制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監察權力的濫用。我國現行的監察體制是一種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線形體系，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上命下從的、縱向指揮有力監督到位、橫向分工明確協調監督的工作機制。而權力監督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工程，需要形成一個完善而健全的協調、制約機制。為此，我們可以借鑒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的反監互察機制，改變過去那種線形組織管理體系，逐步建成全國各種各級監察機關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監督的工作機制。

總之，歷史是一面鏡子，盛衰之理盡收其中。監察制度之演變從一個側面窺見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歷史地考察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嬗變，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學地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可為我國當今監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第四篇：2018年高考熱點復習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2018年高考熱點復習之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導入：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提出：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制定國家監察法，……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監察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三號主席令予以公布

復習：我國目前的臨監察機關性質繼承了許多傳統的東西……古今中外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基本要求，盡管不同國家、不同政體，在目的與手段上可能存在著差異，但在保持官員廉潔性、對官員實行監督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監察制度和現今監察制度職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監察體制改革中借鑒古代御使監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內核，無疑是必要的。

-----摘自百度百科：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當代啟示

請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把黨內監督同國家機關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貫通起來，增強監督合力。

-----習近平黨的十九大報告 材料二

元朝至元五年（1268年），制定了《定臺綱三十六條》，隨后，《行臺（行御史臺）體察條例》等法規陸續出臺并錄入《元典幸》。這些法規改變了歷朝奉行的“以卑察尊”傳統，第一次使監察制度得到國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設御史臺，在地方置行臺和廉訪司，對御史 臺負責，《定臺綱三十六條》規定御史臺與中書省、樞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權彈劾這些部門。《定臺綱三十六條》規定行臺具有“彈劾行中書省、宣懋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奸邪”的權力，行省行政體系與行臺監察體系各自平行，互不統屬。廉訪司負責監察行省以下路、府、州、縣。元代監察體系覆蓋全國，為明清監察體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礎，是現代中央、省、市（縣）三級監察體系的最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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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編自李曉春《從制度改革看元代監察體制的歷史貢獻》

根據上述材料，概述十九大提出的我國要建立的監察體制和元代監察體制有何異同。

同：監察法規不斷完善（監察有法律保障）；構建起從中央到地方，覆蓋全國的監察體系；擴大了監察職權，提高監察官員政治地位；監察機構相對獨立。

異：十九大提出的監察體制對所有公權力公職人員全覆蓋監督；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相結合，從上到下、自上而下實行全方位的民主監督；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對人民負責。

元朝的監察制度只對政府部門和行政官員監督，是自上而下的監督；監察部門對皇帝負責，為專制制度服務。

考點回顧：中國古代監察制度

歷年高考真題（2012·全國課標卷）漢武帝設置十三州刺史以監察地方，并將豪強大族“田宅逾制”作為重要的監察內容，各地財產達300萬錢的豪族被遷到長安附近集中居住。這表明當時(C)

A、政權的政治與經濟支柱是豪強大族

B、政治權力與經濟勢力出現嚴重分離 C、抑制豪強是緩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經濟手段是鞏固專制集權的主要方式(2013?大綱全國)中國歷史上有監察區轉為行政區的現象，如漢代的州、唐代的道、宋代的路。這體現出(A)A．中央集權促成地方行政制度變遷

B．經濟發展導致地方行政區域調整

C．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力度越來越弱

D．疆域變化影響地方行政區域設置

(2016年浙江卷)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強化，往往通過削弱相權、完善監察體制、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等手段來實現，在這一過程中政治架構的設計與職權的變更較為突出。下列選項中，在地位和職權大體相當的一組是(B)

A.東周諸侯國與元行省

B.唐政事堂與宋中書門下 C.西漢州刺史與明監察御史

D.宋提點刑獄司與明通政司

知識鞏固和能力探究

材料一

秦朝建立了從上至下的比較系統的監察機構，并將這個機構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秦朝中央監察機構稱為御史大夫寺，其最高首腦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尊，是副丞相，主要職責就是統率監察官員……。御史大夫之下設副職御使丞、御使中丞各一人，統率眾多的御使。御使一部分在中央負責日常監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駐地方郡一級機構，負責對郡縣兩級官員的監察，又稱監御使、監察使，或簡稱郡監。……這樣，中央和地方官員，莫不在監察機構的監控之下。秦朝建立了獨立于行政系統之外的垂直的監察系統，這個系統直接向皇帝負責。

——單衛華、賴紅衛、張相軍《中國廉政文化史》

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秦朝的監察制度及其主要特點。

制度：在中央設御史大夫，負責國家監察事務；在地方各郡設監御史，代表皇帝監察地方官吏。

特點：監察系統垂直獨立于行政系統之外，直接向皇帝負責。材料二

貞觀六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后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上許之。”

貞觀十八年，太宗本人對當朝重臣做了精當評價，其中，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愈違“，岑文本“性質敦厚”……戴宵性貞正，死時“宣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

（高宗永徽三年）政府頒布《唐律疏議》規定：（官員）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

——摘編自王春瑜《中國反貪史》

據材料二，概括唐朝反腐敗的舉措。

舉措：高薪養廉；褒獎清廉官員（或樹清廉典型）；嚴刑峻法

材料三

在漢代，御史大夫專門行使監督權，其下屬御史中丞常駐內宮，專門負責監督王室和宮廷也可以說是監察皇帝的；另一下屬御史丞則負責監督政府，不論中央、地方都在內。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監察權是相權的一部分。… …唐代單獨設立御史臺，其職權限于監察政府，沒有監察皇帝和宮廷的權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專責監督皇帝的，那就是諫官，諫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諫官改由皇帝任命，他們就不再監督皇帝，反過來監督宰相。明代將御史臺改為糾（都）察院，專門監察政府。

—摘編自管華《我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憲法學透視》

據材料三，指出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變化趨勢，其反映的本質問題是什么？ 變化趨勢：由監察政府、皇帝至只監察政府；監察權獨立行使。本質問題：皇權不斷強化。

材料四

宋英宗欲擢王疇為樞密副使，封駁官錢公輔認為王疇“素望淺”，不宜擢升。英宗不僅不采納其意見，反而貶錢公輔為滁州團練使。

—賈玉英《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發展史》

根據材料四分析古代中國權力監督的局限。

局限：在皇權專制制度下，監察制度服務并受制于皇權，實際效能有限。課外探索

查閱百度百科：《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進一步加深對本節知識的理解。

第五篇：從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看當前反腐工作3

從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看當前反腐工作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面臨新的機遇，又遇到新的挑戰。中央領導同志在中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我們既置身于多極化、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潮流之中，又面臨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和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我國正處在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諸多社會矛盾相互交織。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這些因素的存在，給解決腐敗問題增加了復雜性。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土壤和條件尚未消除，重大違紀違法案件一再發生，有些不正之風還比較突出，腐敗問題仍然是人民群眾十分關注的問題，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但在當代，而且在我國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發揮著重要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監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有著重要影響。中國古代就把它概括為“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和“政之理亂”的關鍵。在當代，鄧小平同志也同樣強調了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工作的重要意義，并把它作為我們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等不良作風的重要措施之一。當然，由于當前我國的監察制度建設與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建設所面臨的歷史階段、經濟條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國際條件根本不同，具體情況自然也就有所差別。這些差別事實上就構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當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監察制度建設的時候，這些傳統將和外來經驗一樣成為我們必須考察和借鑒的內容。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用較短的時間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通過閱讀我對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如《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中闡述了古代監察制度的發展與特點，指出了當今社會權力與腐敗的問題，然后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只有確立并有效實現對各級政府的監督，才可能防止和減少腐敗現象的發生。

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簡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針對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監察活動，后來隨著我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國的最終確立，中國逐漸形成了系統的監察制度。中國監察制度數千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先秦前的萌芽時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時期、清末至民國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時期及1949年以后的社會主義制度時期。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由兩大系統構成：一是御史監察系統，二是諫官言諫系統。其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一）萌芽時期

這個時期也是奴隸制時期和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型時期，在這個時期行政監察最顯著的特點就在于監察活動的非制度化、非規范化。不管是從監察機構的設置上、監察人員的選拔任用上、監察法規的配備上看還是從具體的運作效果看，監察活動還處于萌芽狀態。這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在當時的奴隸制度下，實行的是分封制，國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諸侯國所組成，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還沒有出現。相對于君主的權力而言，各諸侯享有大量獨立的權力，君主既無力也沒有對其進行監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們都很難說這些諸侯及其所屬的官員是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

（二）封建制度時期

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體現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要求。為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建立了龐大的國家機構和官僚體制，同時為了保證皇帝對整個國家機構和官僚體制的控制，為了皇帝的意志能貫徹到龐大帝國的方方面面，封建統治者相應的建立了規模同樣龐大的御史機構（監察機構），以監察各級官吏的行為。因此可以說，作為一種系統化、制度化的監察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是為適應封建國家的行政管理而產生的。

（三）半殖民半封建時期

這一時期，是從1840年至1949年。在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的特點主要有：變化巨大、類型多樣，不但具有封建監察制度的殘余，而且還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質、資產階級性質和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監察制度的存在；開始向西方學習，引進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監察制，設立了資政院和咨議局。

（四）社會主義時期

新中國監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國的行政監察制度必然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更快的發展。

盡管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設計十分精細嚴密，但是由于皇帝不放心臣下可又無力控制所有臣下，導致監察官系統內部或互相制肘或互相勾結，尤其是監察系統與行政和軍事系統的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官官相護，包庇徇私，不了了之的事無法杜絕，根本不可能徹底鏟除腐敗。這種監察畢竟是為專制君主服務，并為其操縱的，歸根結底逃不出人治的范疇。人治與法治根本性的沖突也因此已經決定了：無論多詳盡完善的監察制度都受到最高統治者的好壞影響，權力以外的腐敗雖然可以抑制，權力本身的腐敗卻無法抑制。當今社會的權力與腐敗問題

從歷史中不難得知：權力是腐敗的來源。現如今，產生腐敗的原因雖然來自社會、制度、經濟、環境、道德、社會心理等多個方面，但權力滋生腐敗已是一個顛簸不破的事實，腐敗與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營私舞弊，利欲橫流、世風敗壞等問題，由于舊社會習慣勢力和專制思想的影響，在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特權觀念，特權現象，主要表現形式有，居功自傲，言論和行動不受黨紀國法的約束；獨斷專行，實行家庭制；用人唯親，排斥異已；開后門，拉關系；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特殊化等，這些特權的膨脹，必然是腐敗現象的發生 現階段我國社會上存在的四種腐敗基本形態，都與特權直接相關。

（一）權錢交易：在當前市場經濟環境中，腐敗案件一半以上發生在經濟領域，權錢交易成為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中移動重慶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沈長富，在任職期間先后利用擔任重慶市電信局無線分局局長、重慶市電信局副局長、重慶移動總經理、重慶移動董事長等職務便利，在設備供應、股份轉讓、工程承攬等方面為他人謀取不當利益，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3616萬余元，作為地方上權傾一時的移動公司一把手，并擔任過政協委員，還是全國人大代表，在他那里，權力卻變成了謀私的特權。

（二）權權交易：一種是我用權力幫你辦好這件事，你用權力幫我辦好那件事，互為方便，互得利益。中央規定，領導干部子女不得在自己管轄之下經商做買賣，那么就演變為我的子女到你那里經商、做官，你的子女到我這里經商、做官，互相照顧。另一種是買官賣官，我花錢從上級那里買來一個權，然后利用這個權力再把一些權力賣出去，不顧禮義廉恥，其中不少人上當受騙，如果不首先把公共權力演變為特權，怎么可能拿來為自己的私利做交易？

（三）權色交易：這些年來被查處的貪官中，他們包養的情婦，并不是純粹兩情相悅的情人關系，而是互相利用的權色交換關系。官員看中的是美色，情婦看中的是權力。所以，一旦權色交易的關系建立起來，官員幫助、庇護情婦經商辦企業或給予其他利益，便成為普遍現象，如目前網絡上給全國官員包二奶所定的九項冠軍： 1．數量獎：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共有情婦146位。2．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3．學術獎：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性日記9 5本，標本236份。4．青春獎：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5．管理獎：安徽省宣城市書記楊楓，用知識管理，有效管理77名情人。6．揮金獎：深圳市沙井銀行 行長鄧寶駒，僅“五奶小青”，800天花了1840萬元，平均每天23萬元，每小時1 000元。

7、團結獎：福建省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為其22名情人共辦群芳宴，并設30萬元的佳麗獎。8．和諧獎 ：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6個情人，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9．干勁獎：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他們共同演繹出一幅貪官集淫亂、權亂于一體的“群魔亂舞圖”！

（四）縱權享樂：公共權力屬于人民，本該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然而一些領導干部卻把公權變成了自己的特權，成為追求享樂、奢侈浪費的工具。溫家寶分析民調中有115宗民眾共鳴嚴重的都是呼吁、控訴、抗議，是隨時發生的定時炸彈，并舉出每天發生的統計數字： 其中；每天數以萬計人次要求游行、示威、集會維護人權，爭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應有的權利； 每天有數以十萬次計的民眾上訪、信訪；每天數以七萬次的黨、政干部揮霍、侵吞人民財富于享樂； 每天數以百萬計的資金、資產流出境外，進入當官的及其家屬的口袋； 每天領導干部都在說假話，說空話，弄虛作假，混日子，發橫財。此為多年前統計，迄今的數據肯定還不止。

制約當今社會權力腐敗的建議

我們社會出現的形形色色的腐敗現象與我們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沒有切實實行依法行政的重要關系。我們的某些領導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識，法制觀念淡薄，甚至踐踏民主，破壞法制，干些專橫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諛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見，唯我獨尊，大權獨攬，高高在上，目無組織，目無黨紀國法，權力欲膨脹，特權思想嚴重，辦事缺乏正當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長官一人說了算，寫條子、打招呼、辦事缺少公開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導致徇私枉法、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腐敗現象就產生了。

（一）依法行政是反腐敗的關鍵：我們必須運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來制約權力、防治腐敗。鄧小平在反腐倡廉問題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問題上，他講到“對于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做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現在實行依法治國，重要的是堅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約權力。（1）依法配置權力資源。建立穩定的合理的權力制度，建立國家機關的工作范圍和責任制度，使國家機關權限分工、權力取得規范化、法律化。

（2）依法制約權力主體。使權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規范和約束，廢除終身制，實行任期制、輪崗制、民主評議制、選舉制。鄧小平指出：“任何領導干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的。”

（3）依法監督權力的運行。依法建立權力運行的監控制約機制。通過公眾參與、審議、質詢等方式監控權力，防止權力的濫用和專權。

（4）依法監督矯正權力的濫用。對權力濫用，以權謀私者，通過彈劾、罷免、撤銷、制裁的方式來矯正權力的濫用。鄧小平指出：要健全領導制度、規范權力制約活動，“關鍵是要健全干部的選舉、招考、任免、彈劾、輪換制度”，設置罷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有權對單位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有權向上級建議罷免本單位的不稱職的行政領導人員。”

依法行政是保證我們辦事的公開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敗的產生的關鍵。官吏的任免、選舉、重大事項的決策、重大項目的招標、投標等必須按照正當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進行，向社會公開，增加公眾參與性，保障公民的參政權、知性權、監督權。防止官員的專斷擅斷，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產生的腐敗現象。

（二）加強司法監督是反腐敗的后盾：以嚴厲法律的懲治貪污腐敗分子，懾于法律的威嚴使欲貪污腐敗者不敢貪。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治力度，發揮黨紀國法的特殊預防功能。不僅對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違規經商等違反黨紀政紀者也要從嚴懲處，決不姑息。應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組織全面的清理檢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勵檢舉揭發，從而震懾犯罪分子，純潔干部隊伍，堅決堵住腐敗這一黑洞。

（三）加強社會監督是反腐敗的保障：權力的運行受到社會的監督，可以有效防止權力運行中產生的專權擅斷，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社會監督包括黨派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司法監督等。發揮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敗現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國的孟德鳩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鄧小平指出：“要有群眾的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護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對各級干部的職權范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要有專門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權力的運行需要制約和監督，監督是制約權力、抵制腐敗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手段。權力制約的內在依據在于權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人民有權監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權力的濫用、專橫、跋扈，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腐敗的核心問題，表現為權力的腐敗，而決策又是權力的核心源泉，加強對決策權的監督，制約，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舉措。十六大報告強調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到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應發揮從大、紀委、行政監察、司法、新聞、輿論及人民群眾等對各級各部門政府決策的監督作用，建立環境與發展重大決策的監督機制。

總結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和腐敗防治的可行性。腐敗、是現代社會政治的瘟疫，是國家權力的蛀蟲，要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發揮從大、紀委、行政監察、司法、新聞、輿論及人民群眾等對各級各部門政府決策的監督作用，建立環境與發展重大決策的監督機制。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在體制轉軌、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時期，反腐倡廉既要從嚴治標，又要著力治本，把治標與治本統一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進程中。要繼續保持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的強勁勢頭，依紀依法查處各種腐敗行為，嚴懲腐敗分子；要從人民群眾反應強烈的問題入手，切實糾正以權謀私、與民爭利等直接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不正之風。要適應形勢發展和斗爭深化的要求，逐步加大治本力度。要立足教育，著眼防范，從思想上筑牢拒腐防變的堤防。通過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黨風廉政法規制度，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機制。要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