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論文文獻綜述

一、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內涵及其發展

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是指國家在一定范圍內對因遭受犯罪損害又無法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獲得賠償的被害人及其家屬，通過法律程序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使被害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復的制度。從此概念中知道，在這里，國家是對被害人進行補償的主體；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害是由犯罪人的犯罪行為造成的；補償的對象是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補償的方式是支付金錢；補償的原因通常是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生活貧困且無法從犯罪人處獲得應有的賠償。

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XX年左右的漢漠拉比法典。而近代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的先驅則是杰里米?邊沁，他主張“社會不應拋棄那些人身或財產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被害人曾經對其作出貢獻的社會且有責任保護他們的社會應當補償他們的損失。”到了現代，在加羅法洛、菲利等實證主義犯罪學派代表的努力下，墨西哥在1929年、古巴在1936年就有過建立該制度的嘗試。1947年3月29日，與馮?亨蒂希、雷德里克?沃瑟姆一同為被譽為“被害人學之父”的耶路撒冷律師本杰明?門德爾松，在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精神病學學會上作題為《被害人學——生物、心理、社會學的一門新學科》的研究報告，認為在被害人已盡到了自己的努力，但因為社會機構的責任或低效率而使其被害，加害者又未能賠償被害人的損害的場合，該損害應當由國家負責彌補。為此，國家應建立一種保險制度，彌補這類被害人的損失。50年代，在著名的監獄改革家m?弗萊積極倡導下，英國于1963年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研究不同的賠償方案。以此為契機，作為英聯邦成員國之一的新西蘭于1963年建立一個刑事補償法庭，1964年1月制定《犯罪傷害補償法》，成為第一個補償犯罪被害人的現代國家，實現了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從理論到現實立法的突破。1965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頒行了《暴力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此后被害人補償制度從英語圈國家發展到其他國家，亞洲的日本與韓國，也分別于1980年和1986年，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印度尼西亞也在1995年設立犯罪被害國家補償基金。

二、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必要性及意義

在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理論依據中，學術界有著爭議，曾友祥在《建立我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中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學說：第一，社會保險說，即認為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第二，國家責任說，即認為國家對其國民負有防止犯罪發生的責任。第三，社會福利說，即社會要通過良好的社會政策來改善和關心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條件。第四，社會防衛說，即認為加強對刑事被害人的保護，將增進其對司法的認同感及向心力，使之主動與司法機關合作，社會防衛能力將得以鞏固。在以上四種學說中，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筆者比較傾向于國家責任說。從實用的角度來說，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還可以起到減少犯罪的作用。如果被害人可以獲得國家的補償，他們訴訟過程中就必然會積極配合司法機關的活動，從而犯罪分子就更難以逃脫法律的懲罰，整個社會的犯罪率也必然會下降。這樣，無論是從國家的角度還是被害人的角度來考慮，國家都應當對被害人進行必要的補償。

從刑事被害人的發展歷史到理論依據，并結合我國國情，分析我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現狀：第一，制度空白，目前我國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沒有出現明確的規定。第二，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無法得到賠償的情況大量存在。第三，對設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我國司法、學術界通過召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研討會，呼吁國家應該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以確保刑事被害人的合格權益。

建立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是保障被害人基本生存條件的客觀需要。在刑事訴訟過程被害人常常遇到因為加害人的經濟能力無力賠償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物質損失的情況。有些被害人是從附帶的民事訴訟和社會救助中得到一定的補償。但是，一般情況下犯罪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是巨大而持久的。有些被害人因治療傷病花費大、被致殘喪失獨立生活的能力等情況而造成生活相當困難，加害入的賠償和社會的救助只能緩解被害入及其家屬的一時之需，并不能長久保障被害人的生活。因此，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由國家給予被害人一定的補償是必要的。如果被害人生活難于維持并且又不能從加害人和國家得到必要的賠償和補償，被害人很可能會對生活喪失信心，這種心理一旦達到一定程度，被害人將會做出各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徹底地由一個被害人轉化成一個新的犯罪者，從而形成一個惡性的犯罪循環。長此以往，這支龐大的、不能通過法律手段獲得自己為犯罪所害而造成的損失的隊伍，勢必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喪失信心。這部分人很有可能會形成一股社會不穩定因素，甚至會轉化為一支潛在的犯罪大軍。從這個角度來說，建立我國的國家補償被害人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康數華在《犯罪學通論》中指出德國犯罪學家汗斯?亨梯在《論犯罪者與被害人的相互作用》一文中，提出了“犯罪者與被害者的關系是一種動態關系，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角色可以發生轉化。”筆者同意此種觀點，如果被害人（包括一定范圍的近親屬）在受害以后，沒有獲得公正待遇或充分、合理的賠償，就會對司法正義失去信心甚至走向犯罪道路。國家對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正是通過對被害人的物質補償，可以防止和避免其向犯罪人轉化，達到控制犯罪總量的目的。郭建安在《犯罪被害人學》中說“刑事被害人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守門人’，有90%的案件是通過被害人的報警而進入刑事訴訟的。”被害人的報案或控告是刑事案件立案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且他/她作為直接受害者，對查清案情、審結案件具有重要意義。如果被害人因為擔心犯罪人入獄后，其損害賠償無法實現，就會選擇私了，不愿訴諸法律。而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這一情況的發生，有利于被害人積極揭露犯罪行為，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開展，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的穩定。

三、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相關問題

關于賠償原則問題，周欣,袁榮林在《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初探》中提出以下幾種原則：第一，公平正義原則，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應當由犯罪人為其破壞性行為付出代價，即令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并給予被害人經濟賠償，以便在恢復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狀態同時彌補其經濟上的損失。第二，適當補償原則，由于犯罪的性質和侵害的對象不同，被害人遭受傷害程度也各不相同。有的被害人能從犯罪人得到一定的賠償，有的能獲得社會方面的救濟，但大多數被害人的損害不能從這些途徑得到彌補。在這種復雜的現實狀況下，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就必須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那些最需要補償的被害人優先給予補償。第三，及時補償原則，被害人受害后通常處于經濟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經濟上的幫助，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被害人提出國家補償申請后，補償決定部門應及時、迅速地作出決定，不得無故拖延。筆者同意適當補償原則，我國應該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下，堅持以賠償為主，補償為輔的原則。刑事被害人在申請補償時，已經通過其他渠道或途徑如社會捐助、社會救濟獲得了相關的資助，能夠保障其正常生活時，就不應當納入國家補償的范圍，以免重復賠償；對于因遭犯罪行為侵害而又未從其他渠道獲得資助，或者即使獲得過相關資助但還是陷于生活困難的被害人，就應當納入國家補償的范圍，使其生活達到當地最低生活底線，體現出社會人道主義。

第二篇：被害人國家補償論文

月1日下午，省院機關黨委組織召開青年干警座談會，13名來自省院機關各部門的青年干警共同研討青年檢察人員如何開展向先進典型張敬艷學習，進一步推進省院機關創先爭優活動的深入開展。正廳級檢察員崔久明出席會議并與青年干警進行了座談，機關工會主席陳建華主持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青年干警結合學習張敬艷同志的先進事跡以及各自的工作和思想實際，暢談了學習先進典型的心得體會，對省院機關深入開展創優爭先爭做齊魯先鋒活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大家一致認為，張敬艷同志是新時期優秀檢察官的杰出代表，他在26年職業生涯中，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憲法和法律，他將忠誠熔鑄于血液，守護著社會的公平正義，詮釋了當代檢察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崇高的價值追求，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是廣大青

年檢察人員的學習楷模。大家紛紛表示，要借這次開展主題實踐活動的有利時機，認真學習張敬艷等先進典型的先進事跡，積極投身創先爭優活動中。一是要以張敬艷為榜樣，爭做新時期優秀檢察官。象張敬艷同志那樣，以忠誠為要，把忠誠根植于內心，付諸于行動。二是要很好地學習。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學習，多讀書，多研究，不斷增強知識的儲備。三是要愛崗敬業。作為年輕檢察人員，要志存高遠，腳踏實地，象張敬艷同志那樣，用心工作，有所作為，勇于創新，爭當先進，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四是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養。積極參加主題實踐活動，認真學習國檢察長的題詞，領悟其深刻內涵，不斷加強檢察職業道德建設，培養樹立良好的職業操守，做到工作上用心，學習上刻苦，事業上執著。虛心向身邊的老同志學習，不斷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提高干好本職工作的能力和素質，以奮發有為的積極心態，爭做齊魯先鋒模范，以優異的工作成績，回報省院黨組的關懷和信任。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研究

——以山東為實證分析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課題

組?

王瑞君

梁翔宇

梁厚金

摘 要：現代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始于20世紀50年代，迄今歐、美、亞洲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建立起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我國目前相關立法尚屬空白，該項制度的本土化，需要一個充分的實證調研和理論論證過程。本選題以實證分析為研究進路，通過信息收集、問卷調查、人員訪談和實地調研，借助現代科學統計方法，著重從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理念，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認知程度、救助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救助制度建構和未來趨勢等方面探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相關問題，以為理性結論的得出提供重要的依托。

關鍵詞： 刑事被害人； 國家救助； 實證分析

前 言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獲山東省人民檢察理論2009年重點課題立項立項。構成該項目重要成果設計和內容安排的?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資金來源的民意調查?、?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試點調研?等，需要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為保證實證研究質量，專門成立由學者、司法實務工作人員組成的課題調研組。項目組制定詳細周密的調研活動實施方案，明確調研內容和和具體安排，多次與有關方面專家和辦理過被害人救助案件的司法實務人員就理論與實踐調研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交流，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并吸納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加入調研組，多次組織項目組成員進行集體學習且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對項目組成員進行前期調研培訓，為調研的順利進行進行充分的準備。

此次調研，主要采取調查問卷、實地調研、集體訪談、個別走訪方式。其中，通過民意調研問卷和司法機關調研問卷，意圖了解掌握民眾關于被害人權利及保護與救濟的認知和司法人員對此問題的感受；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必要性的認識；救助基金來源的民意態度；救助對象、范圍、程序等與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建構相關的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基于現有的條件，此次實地調研重點放在山東省，選擇已經開展救助實踐的淄博、青島市和臨沭縣，此外，對威海、濟南市也進行了調研，且對臨沂、德州、萊蕪、聊城等地市進行了分散調研走訪，目的是了解有關實踐或意向；問卷調研以山東省為重點，其中民意調研問卷500份，司法調研問卷330份；對被害人個案訪談3例；對調研信息、資料的統計使用SPSS數據統計軟件，力求調研內容合理、客觀。題的認識。因此，此次調研進路的設定首先從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現狀入手，通過對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不足及其救濟的缺失這一現實的揭示，凸顯出在構建和諧法治社會與刑事司法文明理念的大環境下，刑事被害人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重視與保護不足的現實，由此，提出通過國家救助制度來彌補刑事被害人合法權益保護的不足。其次，鑒于傳統的犯罪觀和犯罪人賠償理念，這樣一種建構性的制度在我國不免面臨會不會水土不服，普通民眾能否接受及司法實務中能否推行等問題，于是有必要對該制度在社會中的認知程度進行調研與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進行必要性與可行性的調研、分析與論證，一則了解和確認該制度是否必要與可行，二則為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進行程序上與實體上的制度建構提供基本的前提和依據。當然，在調研基礎上，思考對制度實體和程序內容的構建，是調研的最終歸宿。此外，針對我國學界近年來近乎一致的呼聲?應借鑒外國的經驗，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探討未來是否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什么時間完成，即未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進程問題，也是本選題關注的話題之一。

術語進行說明。在本次調研中，我們發現，有的為突出被害救濟中受領救濟?被害人?的特殊性，特別采用?受害人?之表達。并強調，之所以使用?受害人?而不是?被害人?，?是根據審判實踐權衡的結果。我們認為，一般來說，刑法理論上所稱‘被害人’，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但實踐中救助制度的對象卻不僅僅是針對被害人本人而言，為避免與我國刑事訴訟中規定的被害人概念相混淆，我們將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統稱為受害人，以示區別。……?[1]我們認為，采取?受害人?之表達更能滿足人們的一般理解需要，但必要性不是很突出。因為學界已經接受所謂直接被害人、間接被害人的分類，包括被害國家救助意義上的被害人，盡管外延有自己的特點，但也無需用其它概念來予以取代，以徒增概念之多的繁瑣。更何況，在日常生活中，?被害人?和?受害人?本來就是同義詞，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各種事故的受害者、犯罪行為的受害者等都可以稱作被害人或受害人，而法律規范用語中則為?被害人?。因此，本調研中所稱的刑事被害人，如無特別說明，不僅僅是指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包括直接遭受犯罪侵害人的近親屬，至于近親屬的范圍，目前可參考刑事訴訟法關于近親屬的范圍進行界定。

關于?補償?還是?救濟?、?救助?、?援助?? ?救助?與?救濟?以及?援助?當與?被害人?一詞相關聯時，通常在使用上并未作刻意的區分，如麻國安博士在其《國外被害人援助歷史簡介》一文中使用?被害人援助（Victim Assistance）?一詞，以概括?所有旨在減輕被害人的痛苦和增強被害人康復能力的活動。?而在莫洪憲主編的《刑事被害救濟理論與實務》一書中，使用的是?被害救濟?的表達，用以概括?針對犯罪行為所侵害的人或證人而采取的各種救助措施的總稱。?[2]有的將對被害人的國家救助與社會救助區分開來，?對犯罪被害人的關心和救助，同對被害人的賠償和補償，是有區別的。……前者的主體是社會，其中包括社會組織、社會群體和個人，二后者的主體是國家及加害人。?[3]田思源的《犯罪被害人的權利與救濟》一書對被害人權利救濟作了更為寬泛的理解。但不管學者觀點如何不同，?救助?、?救濟?、?援助?的外延比?補償?寬泛許多，前者包括后者，后者只構成前者的具體措施之一。然而，實證調研中發現，在我國，有的基于可行性之考慮，在關涉國家、政府對被害人補償時，采取?救助?、?救濟?而非?補償?的表達，2007年8月20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濟制度的決定》中使用的是?救濟?一詞；2008年1月7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擬建議稿《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意見》中使用的是?救助?一語；2004年2月，山東淄博市委政法委、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出臺的《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難救助制度的實施意見》中使用的是?救助?的表述。《臨沭法院設立特困群體案件執行救助基金》救助被害人，使用的也是?救助?一詞。

所說的包括學界近年來探討的國家補償、政府補償并沒有本質的區別。正如在青島市中院《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報告題目和前言交待中的強調和報告全文盡管均使用?救助?一詞，但同一份報告中所談到，?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國既非是一種憑空的理論想象，也并非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制度創造。放眼世界，這種以公共基金向未能從犯罪人處得到賠償的刑事受害人支付金錢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實施已四十余年，且已在國際社會形成普遍共識。1985年聯合國通過的《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就明確倡導各國建立這一制度。?[4]顯然，這里所講的制度就是國外通常所說的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當然，從我國嘗試的作法為前提，本次調研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調研報告，采用?救助?一詞。

一、刑事被害人的權利保護與救濟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GDP年均9.6%以上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犯罪率也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長[5]。惡性案件頻發、治安形勢嚴峻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普遍規律。然而，多年來旨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刑事訴訟理念和設計，導致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被忽視，被害人權益保障旁落。

在實踐中，刑事被害人往往被視為調查取證的對象，其因遭遇犯罪所帶來的各種損害難以獲得罪犯的賠償，也無法得到社會的有效救濟。在調研中，通過實地走訪刑事被害人，了解到刑事被害人特別是暴力犯罪被害人所遭受的身體上殘疾、精神上痛苦和物質財富的損失往往是終生的。相對于罪犯在監獄服刑喪失自由的痛苦來說，刑事被害人所承擔的苦難也許要深重的多。

當談及對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及救濟措施時，常常以現有刑事訴訟法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條款，說明對被害人權利的關注。然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在維護被害人權益的實踐效果方面卻很不理想。在司法實務中，大量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案件?空判?，致使刑事被害人合法權益無法保障，長期困擾著審判實踐，而且這個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如右下圖所示）。

無論是在內地法院還是沿海法院，無論是基層法院還是中、高級法院，因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難以兌現成為急需解決的難題。以在青島中院的調研了解為例，青島中院審理的重大人身傷害犯罪案件附帶民事賠償率不足7%，而且這種狀況在本

次調研中根據調查問卷得出的統計數據呈現出逐年上升趨勢（如下圖所示）。

此外，遭受嚴重刑事犯罪的被害人應獲得的賠償與實際賠償結果懸殊太大。仍以青島市為例，據調研了解，2001年至2006年青島中院審理的嚴重刑事犯罪附帶民事訴訟的比例分別是：2001年101件占刑事案件總數90.9%；2002年119件占91.5%；2003年123件站91.1%；2004年127件占91.3%；2005年148件占88.9%；2006年164件90.6%。

如果說，刑事被害人物質損失只是現有救濟制度實踐效果不足，那么，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則體現出現有制度的缺失。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立法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限定為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且在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物質損失的界定范圍等都有明確的條件，對于不符合條件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賠償等人民法院都不予受理。那么可想而知，實踐中，除去由國家對犯罪人判處刑罰，被害人由此獲得安撫之外，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精神損害無從得到救濟。項目組在調研地走訪了大量的刑事被害人家庭和各地的司法實務部門，得到的結果印證了這一結論。

可見，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在司法實務中遭到極大損害，而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等途徑尋求的救濟卻是蒼白無力的。?一旦法律失去力量，一切都絕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不會有力量。?[6]試想如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大量的得不到保障，無疑會使刑事被害人?二次?受害，甚至成為加害人，誘發報復性犯罪，這樣的個案時常見諸報端。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就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安全隱患，同時也是社會的不和諧因素。至此，無論是現有救濟制度實踐效果不佳的財產損失救濟還是制度缺失的精神損害補償，總之，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力及其救濟缺失的結論就不難得出了。

二、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認知

近些年，隨著被害人學的興起，許多國家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立法與實踐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在理論研究和立法、司法實踐中都日趨完善，這一制度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西蘭率先于1963年通過?犯罪被害人補償法?，英國則于1964年正式通過施行?犯罪被害補償法?，1965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率先通過犯罪被害人政府補償條例，其他各州相繼引進該項制度，1984年聯邦補償法案的通過及自此開始的資金資助，推動了各州補償制度的建立，至1992年美國各州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補償制度。到70、80年代，該制度得到瑞典、德國、荷蘭、法國、日本、韓國等的采納，并得到各種國際會議的支持。

對于我國來說，現代被害人學是一個舶來品，其在中國的起步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是從翻譯和介紹國外相關著作開始的[7]，但刑事被害人學在我國的發展是比較迅速的，尤其是近幾年，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問題逐步引起重視且探討也日益深入。但與之相關的實證研究卻很是缺乏，僅有的實證研究也有較大的，局限性，且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相關問題中，民眾、司法實務人員的認知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響著該制度的本土化的進程及效果。基于此，調研中充分重視挖掘對該制度的社會認知與分析。

在設計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認知調研環節上，采用了民意調研與司法實務部門調研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對于此制度的認知調研可以反映出該制度的觀念問題和成熟程度。通過發放、回收調查問卷，再運用SPSS數據統計軟件資料

包的分析、統計，得知一般民眾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認知程度（如右圖所示）：熟悉或知道此制度的普通民眾分別占2%和48%，合計達到一半，在統計普通民眾從何途徑了解此制度時電視、報刊等途徑是一般民眾獲取此制度主要途徑。（如下左圖所示）。

根據對調研地司法實務部門的調研結果統計，有95.7%（見上右圖）的司法實務人員聽說過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話題，通過實地的調研走訪，發現其中大部分司法實務人員通過各種途徑、方法，以集體或個人等形式學習對刑事被害人國家制度有較為深入的了解，許多司法實務人員都發表了較為深刻的見解（當然其中存在缺乏體系性、邏輯性等不足），據調研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司法實務人員是通過新聞媒體和學習的方式了解到的，此兩項比例合計高達79.1%，另外有的是從地區試點得知的，如山東青島市，青島市中級法院和12個基層法院均開展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由于試點搞得好，因此，司法人員和民眾了解程度比較高。

三、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 對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在司法實務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一個大的原則問題是如何建立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建立的問題，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顯而易見。

（一）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從理論上看，可將學界給出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的分析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保障人權的應有之義；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維護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此外，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還體現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防止、減少犯罪，國際刑事司法相互協作的需要等方面。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必要性的確認，不但要從學理上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進行理論分析和論證，更可根據實證調研獲得直接的認知。從實證調研來看，實地調研走訪的結果，彰顯出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不僅必要性，甚至帶有急迫性。在?您對國家現有對刑事被害人關注的制度與實踐的做法是否滿意？?一項調查中有86.8%的民眾對國家對刑事被害人關注的制度與實踐的做法不滿意（如右圖所示）。且從本次調研得到的數據來看，在對一般民眾的調查中有86%的民眾對表示同情或非常同情（如下左圖所示），而司法實務人員對刑事被害人充滿同情或非常同情的高達97.9%（如下右圖所示）。

在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一項調查中，有99%的民眾對建立該制度認為必要或非常必要（如下左圖所示），而司法實務人員對建立該制度認為必要或非常必要的也高達90.3%（如下右圖所示）。調研數據再次印證了建立該制度的民意基礎和民意及司法人員對此制度的渴望和期待。

（二）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必要性的考察只能說明該項措施的重要性，但如何將這項重要的措施加以推行，能否將其制度化，還需考察其制度化的可行性問題。

理論上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論證主要從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否具備；刑事被

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在觀念上是否已逐步為社會所接受；各國理論研究上還是立法的日趨完善程度；等方面進行論證。此次調研，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可行的條件?一項調查中，有92.6%（如下左圖所示）的民眾認為可行的條件是國家經濟實力強盛、社會條件成熟（社會條件成熟與否，很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的經濟實力）。有90.1%（如下右圖所示）的司法實務人員認為該制度可行的條件是國家經濟實力強盛或社會條件成熟。一項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或其他制度相配套或支撐，還需具備理念的支撐。首先，就物質基礎或經濟條件來說，盡管調研中試圖對經濟條件的掌握有一定難度，但就筆者了解的目前我國已有北京、寧夏、甘肅、湖北、四川、浙江、山東、廣東、福建、河南等10多個省（市或自治區）建立起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該制度被視為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雛形），可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條件在這些地區是否能夠有所保障作出說明。此次調研中了解的青島市，2006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200余億元，地方一般性財政收入236億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性收入12000余元。據報道，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1978年全國財政收入只有1132億元，1994年，全國財政收入接近6000億元，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已達到51304.03億元，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將突破6萬億元。[8]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全國法院為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271人次，減免緩訴訟費22.6億元，同比上升26?26%；2005年至2006年底，為困難群體提供法律援助43萬人次，援助資金約6億元。[9]據估算，全國每年至少要救助2萬個被害人家庭。[10]借助這些數據，讓我們來對國家救助制度的設立進行一下預測：假設按照受害人家庭平均救助3萬元測算，國家財政每年約需投入資金6億元左右，這個數字或者適當放大一些，對于我國來說應該是能夠承受的。

其次，從理念支撐來看，構成國家救助的理念，自然包括學界對國家救助理論的探討和作輿論先導。但同時，國家救助是否制度化，民意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此次調研問卷統計、實地走訪，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答案。在對一般民眾?您認為在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否可行？?這一項的調查統計中，認為可行的占到總人數的91%（如右上圖所示），如果說一般民眾的看法或觀點或許或多多少存在感性認識偏多、理性因素偏少的話，那么對司法實務人員關于此項的調查中認為可行的高達91.3%（如上頁右下圖所示）。

四、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制度建構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一項較為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的環節諸多，牽涉到法院、檢察、公安、司法行政、財政等多個部門和單位，而且僅就某一個單位和部門來說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要囊括所有的內容、所有的環節并進行深入徹底地論證是極為困難的。因此，本文所言的制度建構是建立在本次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的初步設想。

第一，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對象。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對象應當包括遭受犯罪傷害的自然被害人，這是毋

庸臵疑的。犯罪侵害的法人和其他組織雖然也也是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但是，不屬于救助對象的范疇。如前言部分所言，刑事被害人救助意義上的被害人作廣義的理解，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對于近親屬的范圍問題，我們建議采現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近親屬范圍的界定。此外，關于救助對象還有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如罪案已經發生卻未能得到偵破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如何處理，是否使用國家救助？我們建議在立法中應充分考慮到這種情況，應當適用國家救助的范疇。另外，關于被害人的國籍問題，具有中國國籍的被害人無疑屬于我國救助對象，但是對于外國國籍或者無國籍的自然人來說，他們能否受到我國法律的同等保護，則存在一定爭議。對于此種情況應采對等原則，簡言之即相對國給予我國公民何種程度的保護，則與之對等。

此次調研統計的結果顯示，司法實務人員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對象的范圍界定中，有90%（如上左圖所示）的人認為應該包括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有10%的人認為范圍應以直接刑事被害人為限，對一般民眾的調查統計中，84.5%的人認為范圍應以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為限，有13.1%的人（如上右圖所示）認為僅以直接刑事被害人為限，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實務人員和一般民眾多認為救助對象范圍應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

第二，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范圍。現行刑事訴訟法和最高院、最高檢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讓我們先看看此次調研數據統計情況。（下頁左圖為對一般民眾的調查統計結果，右圖為對司法實務人員的調查統計結果）在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對被害人的作用？?一項調查統計中，一般民眾中26.7%的民眾認為作用為物質生活救濟，29.7%的民眾認為作用為精神撫慰，43.6%的民眾認為作用為緊急救濟（如下圖所示）。

在筆者看來，由于犯罪給刑事被害人帶來的精神痛苦往往相伴終生，遠遠超出物質損失。物質損失可以得到賠償，但精神損害卻要自己承受，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沒有什么不平等的現象會像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一樣招致如此大的怨恨?。[11]我們認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中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將精神損害救助納入國家救助的范圍。在我們的調研走訪中發現，雖然受到救濟（救助）的資金從1000元到30000元不等，也許對于一些家庭極為困難的被害人來說，這些為數不多的資金并不能解決其后顧之憂，但已經受到救濟（國家救助）絕大多數刑事被害人坦言，錢雖然不多，卻使他們?心理好受多了?，青島市一位官員曾感嘆地說，?救濟金派上了大用場?。盡管得到的救濟或救助不一定是精神損害所得，但加入將精神損害適當納入救助范圍，則勢必收到很好的效果。

救助對被害人的條件要求來看，包括被害人犯罪后的態度如是否與司法機關配合；被害人與犯罪人是否屬于同一家庭成員；被害人國籍、居住地等。此次調研涉及的內容包括：其一，被害人戶籍地或居住地等是否有限定。此次各地的調研走訪，我們發現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條件中，在不同的調研地，在刑事被害人是以戶籍地為標準還是以犯罪地為標準劃分和法院有無告知被害人有權申請國家救助這兩個問題上形成鮮明的兩種姿態，在淄博和臨沂等地的調研中，司法實務人員均認為刑事被害人應該以戶籍地為標準，法院對任何刑事被害人（包括符合救助條件的刑事被害人）均無告知的義務。而在對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法院的調研中則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是青島市中院還是基層法院均認為對刑事被害人應該以犯罪地為標準劃分，即只要是犯罪行為發生在本轄區內，就屬于符合救助的而不管其戶籍所在地，認為法院有告知刑事被害人有權申請國家救助的義務，包括符合條件的和不符合條件的，都要進行告知。在各地的調研結束后，反思這幾種不同的態度的原因，我們認為，這幾種不同態度的根本原因還是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說

到底就是資金問題。其二，關于對被害人是

否應當存在不予救助或減免的條款。在司法實務人員關

于?您認為是否存在不予國家救助的情形？?一項調研中，認為應當存在的高達97.3%（如下左圖所示），并且在不予救助的類型選擇中，認為被害人直接參與犯罪或被害人不予司法機關配合比例較高分別占42.7%和32.9%（如下右圖所示）。出，對刑事被害人也應當存在減免條款。根據本次調研數據統計的結果，再次印證了這個推理的正確性。在對司法實務人員關于?您認為是否應當存在對被害人救助減免的情況??一項調查統計中，認為應當存在減免條款的占91.4%（如下左一圖所示），且在減免條款的設計中，認為是被害人有過錯，負全部或部分責任的占到65.1%，認為被害人與被告人系親屬關系的占11.2%，認為被害人已從其他途徑獲得救濟的占19.7%（如下右一圖所示），而民意調研中，認為應當存在減免條款的也高達85%（如下左二圖所示），對減免條款的設計選擇中，也基本與對司法實務人員調研統計的數據一致（如下右二圖所示）。第五，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資金來源問題，這也是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中帶有全局性的關鍵問題。理論上認為，由國家財政支持，當然，鑒于我國現有的條件，資金來源渠道應該多元化，對于社會捐助、犯罪人的罰沒等都可以納入資金來源的范疇。在調研中司法實務人員和民眾對此問題也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對一般民眾的調查中，56.5%的民眾認為資金應該來源于國家財政，8.7%的人認為應該來源于社會捐助，23.5%的人認為資金應該來源于對犯罪人的罰沒，11.3%的人認為資金應該來源于監獄企業的收入（如右上圖所示）。司法實務人員中認為資金來源于國家財政的占到57.5%，其他比例同一般民眾的比例大體相當（如上頁右下圖所示）。從實地調研了解的情況來看，在山東省已推行試點的青島、淄博、臨沂等地，救助資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財政承擔的[12]。

第六，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機構設臵。關于國家救助的機構設臵問題，從國外實踐來看，有的設臵在法院，如法國設立在地方法院內的救助委員會；有的設臵在檢察機關，如韓國在地方檢察廳內設臵的犯罪被害救助審議會；有的設臵在社會保險福利部門，如德國的勞工及社會福利部分；有的由行政機關負責救助事務，如日本的公安委員會；還有的設立專門的救助組織機構，如英國的刑事損害救助局。我國臺灣地區設于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審議委員會和?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復審委員會。

我國理論界有幾種學說模式：法院模式；檢察院模式；行政機關模式；獨立設臵模式。實踐情況是，有的嘗試法院模式，如山東青島市和淄博市，有的嘗試檢察院模式，如山東臨沂市。其他省份如浙江省、湖北省采取法院模式，[13]河南省采取檢察院模式。[14]在調研問卷中，在對司法人員進行的調查統計中，認為應該設立專門機構的占到47.7%，另有30.6%的人認為機構應設在法院（如上頁圖所示）。我們認為對于機構設臵應根據不同階段的國情而有所不同，結合本次調研的實地考察，我們認為在制度建立初期，以法院內設較為妥當，成熟后，可設立獨立的專門機構。

第七，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原則設計。關于救助的原則在各地進行的實踐探索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有所不同，以青島市為例，青島市在實踐中遵循量力而行、救急為主、分級負責、當事人申請等原則。而臨沭縣則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量入為出的原則。以實證調研為基礎，我們認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時應遵循適度救助、緊急救助等原則，在對司法實務人員的調研中認為應遵循適度救助、緊急救濟兩原則占到83.4%。救助適度原則與各調研地的?量力而行?原則、?量入為出?原則等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但又有所區別。救助適度原則一方面考量了我國的具體國情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另一方面，救助適度原則也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宗旨相一致。

五、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進程展望

制定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或救助）法已是當今世界刑事法發展的潮流和趨勢。自上個世紀以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相繼制定了相關法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我們也理由相信在構建和諧社會和文明司法理念的大背景下，在人權受到高度關注和重視的今天，這項惠及社會及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一定能夠在我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并且，我國已經開始這項工作的理論準備和實踐嘗試，2006年在江西南昌召開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研討會?，與會代表提出，從長遠開看，我國應當制定一部?被害人法?或?被害人保護法?，但就目前而言，當務之急是解決被害人因加害人犯罪導致的生活困難問題，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救助法?較為現實[15]。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第21條中，特別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200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強調，要?依法保護被害人及其親屬的合法權益，探索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辦法?。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刑事申訴檢察工作要點》中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以試點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機制?。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孫謙在2007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了關于制定《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的議案，受到與會代表的高度關注和重視。并且，《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立法計劃》已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列入18件建立立法項目之一[16]。

抱以很大程度上的同情，并對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多持贊成的觀點，但試點地區表現出的對被害人國家救助未來的情緒卻不盡相同，有的充滿信心，如青島，自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動議論證，2004年11月建立實施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隨著救助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青島市12個基層法院也都建立了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這與青島市自身的經濟實力是分不開的。青島地處黃海，是山東改革開放的?龍頭?，近年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看，基本具備了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的財力條件。有的對刑事被害人的未來預期不敢說沒有信心，但從調研中相關地區工作人員對此話題的回避，至少可以說明他們在努力嘗試一種新的事物的同時也面臨一些困境。加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包括實質性問題，也包括技術性問題，還牽涉與其他制度的銜接。因此，國家救助并不是?作秀?，也不僅僅具有象征意義，而應當對刑事被害人確實發揮救濟作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意味著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絕非應急性政策，而是給予充分考慮、反復論證的結論。青島市、淄博市的嘗試告訴我們，在推進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過程中，必須立足現實，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的方法，更不能為標新立異，搞所謂不切實際的改革措施。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論是經濟基礎、理論水平還是實踐經驗都有所欠缺。現在全國范圍內對受害人實施救助的工作剛剛逐步展開，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總結經驗教訓階段，這當中的一些問題還需要我們深思熟慮。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國外曾有盲目照搬別國法律結果司法失敗的先例，如果法律的設立沒有執行的可能，那么這項法律就成了無用的法律，法律的尊嚴也不復存在。因此，我們要三思而后行。最可行的辦法是，在初級階段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待初級階段救助工作成熟后，再根據總結的經驗和教訓，將國家救助的實體性和程序性問題法律化，具體形式初步設想以單行法規——《刑事受害人國家救助法》的形式出現，我們現在不好說是今年、明年、后年或者哪一年最合適。

? 課題組主持人：王瑞君，法學博士，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教授；課題組成員：梁翔宇，法學碩士，威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梁厚金，威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主任。

[1]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2008年2月。

[2] 莫洪憲主編：《刑事被害救濟理論與實務》，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頁。[3] 趙可，周紀蘭，董新臣：《一個被輕視的社會群體——犯罪被害人》，群眾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頁。

[4]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2008年2月，第21頁。

[5] 趙國玲：“犯罪被害人補償：國際最新動態與國內制度建構”，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7期。

[6]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刷館1980年版，第168頁。

[7] 王瑞君：“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的誕生與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犯罪被害人學發展與學術熱點回顧”，2008年山東省法學會“法治30年：回顧、反思與展望”研討會論文。

[8] 中央電視臺2008年10月24日新聞聯播。

[9] “司法救助：讓貧困者跨過通向正義的門檻”，《法制日報》2007年1月15日第1版。

[10] 《法制日報》“今日關注”，2007年6月26日第8版。

[11] [德]哈耶克著：《法律、立法與自由》，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頁。

[12] 分別參見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青島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難救助辦法》第十條的規定、淄博市委政法委和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救助制度的實施意見》的相關規定及臨沭縣人民法院：《特困群眾案件執行救助基金監督管理辦法》第三條的規定等。

[13] 截止2006年底，浙江全省103個法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2006年湖北省高院和13個中院設立司法救濟基金。[14] 河南省檢察機關從2005年開始在11個市級檢察機關開展了刑事被害人檢察救濟工作。

[15] 孫永生、柴春元：“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新探討”，載《人民檢察》2007年第19期。

[16] 曲濤：《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頁。

第三篇：犯罪被害人的國家救助論文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綜述

學界對犯罪被害人的救助問題提到一個較高的層面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但有關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理論基礎和具體的制度設計，則各國學者觀點不一。德國學者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在《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一書中寫道：“國家賠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國家應該為公民提供保護。”????施奈德認為，犯罪被害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國家沒有能保護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社會成員之間組成了一個共同體，如果他們其中的某一成員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的社會成員就必須分擔其損失。各國法律既然都規定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不受侵犯，那么，國家就應該為公民提供保護，防止犯罪的發生。因為罪犯常常無法賠償他所造成的損失，為被害人著想，應當贊成對犯罪被害人進行國家補償。并且他進一步的提出，國家未能保護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但國家至少能夠通過刑事司法制度為被害人提供一個使他們感到舒適、方便和安全的環境。

而日本的菊池幸一在《新犯罪學》一書中對于國家救助的理論基礎卻持不同的觀點。他主張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其認為，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是讓社會全體平等負擔犯罪被害的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與其說補償制度的實質是基于國家社會的責任的補償，還不如說是對生活因被害而困苦的人的一種保險，該制度兼具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的性質。???

就犯罪被害人的“權利救濟”問題，美國學者艾爾弗雷德?s?雷格尼里在《1979年美國國會的被害人立法情況》中寫道：犯罪被害人在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是被遺忘了的角落，在每一個可想到有援助和支持作用的方面，都給予了被告人，這包括法律代理的自由，辯護權，平反和許多其他的服務。???他認為，被害人的權利因犯罪人的行為而遭受嚴重侵害時，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援助，這與提倡的權利對等、權利均衡的觀念是不相等的，因此要給犯罪被害人同等的法律援助。

經過學者們奔走呼吁與各個國家實務部門的努力，犯罪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在國際社會引起普遍的關注與各國的合作。1985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了《為犯罪和濫用權利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規定當無法從罪犯或者其他來源得到充分的補償時，會員國應設法向被害人提供金錢上的補償，并且XX年12月，世界被害人學會召集世界各國的被害人學專家，為聯合國起草了“為犯罪、濫用權利和恐怖主義受害者取得公理和支持的公約（草案）”。由此可見，對犯罪被害人進行國家救助已經取得國際上普遍的支持與認可。

二、國內研究現狀綜述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郭建安編寫了《犯罪被害人學》一書。在該書中作者介紹了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歷史、理論基礎和美國的相關經驗。與此同時,作者還提出了在我國建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緊迫性。郭建安認為：建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目的，在于強調國家對控制犯罪和補償犯罪被害人的責任，使不能獲得被告人賠償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從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復，尤其是對暴力犯罪中的殺人、人身傷害、xx等引起嚴重后果的案件的被害人及家屬予以賠償。?1?但該書更多是側重于對他國經驗的介紹，并沒有就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制度沒有做具體的設計。

劉貴萍、許永強在XX年發表的《構建我國犯罪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一文,對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作出了具體設計。他們認為，要構建這一制度，應首先確立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弘揚公平正義原則；有條件取得補償原則；補償的力度與損害的程度相適應的原則；以賠償為主、以補償為輔的原則。上述原則的提出，對構建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制度具有積極推動作用。該文提出的救助原則所體現的法理精神是較為深刻的。該文作者還對有關國家救助資金的來源、救助范圍和順序、救助機構和程序等問題進行了具體分析。該文的缺陷則在于沒有對救助的對象作出規定。因為救助對象是該制度的基礎性要件，若沒有明確的救助對象，接下來的救助措施就無從下手。

李鵬的《論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價值及本土化》,則對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論述。他認為：法律本身蘊含的價值，是指法律制度本身所弘揚的、代表全社會進步和全人類福祉的理念，諸如正義、自由和秩序等。我們所構建的制度也應當具有正義的本性，并體現對人性的要求和尊重，否則，該制度更難有生命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矯正了被破壞的正義，符合理性的要求。???在他看來，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設立的理論基礎是基于公平正義的理念，國家的契約責任和公民的信賴利益及其公共福利的需要。該文章看到了構建某一制度，必須有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如同一棟建筑應當有足夠堅固的地基一般。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救助的機關應當是在人民法院內部建立專門的被害人補償委員會，設立專門的國家補償基金，專款專用，并且對補償對象作了較具體的規定。這些規定，有相當多是值得借鑒的，其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但有所不足的是，作者沒有給予那些案件未破獲的犯罪被害人的關注，所以其制度設計是有一定缺陷的。

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很重要，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國的成功經驗。李楠的《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本土制度建構》為我國了解他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措施打開了一扇窗戶。該文章分別從救助的對象、救助的犯罪類型、救助的范圍及救助金額、救助金的來源及管理、救助的裁定機構和程序等方面，重點介紹了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在上述方面的立法狀況及具體措施。而孫彩虹的《亞洲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比較研究》一文,則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與我國國情有相似之處的亞洲各國，對其他國家的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作了一個橫向的比較研究后，李楠和孫彩虹認為：首先的問題是要制定一部專門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才能使具體的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實。在制度的設計上，比較之前的研究更為細致，從多角度多方面來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問題。

近期武玉紅的《對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思考》對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制度設計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該文章不再贅述在我國構建該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而是從兩個具體的刑事案件中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處遇出發，深入思考我國對犯罪被害人權利救濟的現狀以及如何來實現對他們的保護。作者談到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賠償的現象也大量存在，應當把他們納入到國家救助的范圍中來，只是應做嚴格的限定。這一建議使得我們看到保護犯罪被害人背后的公平正義的法理精神，正如作者所說：“國家對于社會成員應當提供平等的保護，對未能從加害人處獲得足額賠償的被害人都應當救助和撫慰，厚此薄彼，易造成新的社會不公，不利于國家補償制度的有效展開。”???作者還看到過失犯罪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問題，提倡救助的犯罪類型不應當僅限于故意犯罪類型，過失犯罪行為的被害人也應在救助之列。同時，在救助程序上，作者更傾向于最大限度的保護犯罪被害人的權益。在犯罪被害人申請國家救助的時候，只要其能充分證明自己受到暴力犯罪的侵害重大損失就可以了，至于犯罪人是誰，有沒有捉拿歸案等問題，那是屬于公安機關的職責。

上述有關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研究的著述，無論是對外國成功經驗的介紹還是對本國制度的架構，不論是在理論基礎的研究和還是在具體制度設計方面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從當前的研究狀況看，學者們對問題的分析更加全面，在制度設計上也更加細化，而且還充分考慮到了犯罪被害人權益保護的實現途徑，為我國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法律的出臺和制度措施的設計提供了大量可借鑒的思想。但是,這些制度措施的設計也還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救助機關的確定和救助資金的監督等方面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第四篇：論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濟制度_刑法論文_論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濟制度_刑法論文

內容提要：在訴訟法學研究方面，司法救濟并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它同國家推行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制度有著緊密聯系。所謂司法救濟，是指當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人民法院應當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對受害人給予必要和適當的補償，以最大限度地救濟他們的生活困境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維護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目前，我國有關司法救助制度的法律規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而此規定中的司法救助，內容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免交。實踐證明，現有的法律規定已不能完全滿足司法工作發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國建立起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司法救濟制度實屬急需。本文擬從我國司法救濟制度的現狀、完善我國司法救濟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完善我國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司法救濟制度等幾個方面進行初步探討。論文關鍵詞：刑事被害人 司法救濟 司法和諧

一、我國司法救濟制度的現狀

1、司法救濟在現行法律中的體現 目前我國有關司法救助的比較全面和系統的規定是200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該規定第二條是這樣定義司法救助的：本規定所稱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對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免交。第三條：當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

（一）當事人追索贍養費、扶養費、撫育費、撫恤金的；

（二）當事人追索養老金、社會保險金、勞動報酬而生活確實困難的；

（三）當事人為交通事故、醫療事故、工傷事故或者其他人身傷害事故的受害人，追索醫療費用和物質賠償，本人確實生活困難的；

（四）當事人為生活困難的孤寡老人、孤兒或者農村“五保戶”的；

（五）當事人為沒有固定生活來源的殘疾人的；

（六）當事人為國家規定的優撫對象，生活困難的；

（七）當事人正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領取失業救濟金，無其他收入，生活困難的；

（八）當事人因自然災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難，正在接受國家救濟或者家庭生產經營難以為繼的；

（九）當事人起訴行政機關違法要求農民履行義務，生活困難的；

（十）當事人正在接受有關部門法律援助的；

（十一）當事人為福利院、孤兒院、敬老院、優撫醫院、精神病院、SOS兒童村等社會公共福利事業單位和民政部門主管的社會福利企業的。第四條規定：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應當提交書面申請和足以證明確有經濟困難的證據材料。其中因生活困難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費用申請司法救助的，應當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符合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規定的公民經濟困難標準的證明。「1」 另外，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人民法院應當為當事人指定辯護人的三種情況：⑴被告人是盲、聾、啞；⑵被告人是未成年人；⑶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最高院刑訴法司法解釋的第三十六條對其進行了補充，第三十七條規定了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的七種情況：⑴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⑵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⑶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愿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⑷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辯護人的；⑸具有外國國籍的；⑹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⑺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中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2」

2、司法救濟制度的局限性（1）受案范圍的限制性。從理論上講，只要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國家就應當提供司法救濟。但在實踐中，由于各種社會矛盾的復雜性和法律調整范圍的確定性，司法機關受理案件總是限制在法律明確規定的受案范圍內。對不屬于受案范圍內的案件，司法機關一律不予立案，當事人堅持起訴的，司法機關裁定駁回起訴。如我國行政訴訟法對人民法院受理一審行政案件作了嚴格的規定，特別對不受理案件的范圍也作了規定。（2）訴訟時效的機械性。我國三大訴訟法都對訴訟時效作了嚴格的規定，即行為人的行為超過一定期限就不再承擔法律責任。相對而言，權利人的權利受到侵害超過一定期限法律也不予保護。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知道或應當知道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超過兩年未通過法定程序主張權力的，法律不予保護，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實踐中，許多當事人就是由于超過訴訟時效失去司法救濟的機會。法律規定訴訟時效是要求當事人在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后應當及時尋求司法救濟，以便司法機關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但從社會意義上講，規定訴訟時效就相對剝奪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力，使其合法權利得不到法律保護。但是，司法機關只能依法辦事。（3）訴訟活動的有償性。由于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支出的訴訟成本較高，國家規定司法機關在受理這類案件時必須向當事人收取一定費用。主要包括訴訟費、執行費、再審費、法院認為應當由當事人支出其它訴訟費用和實際支出費用。這些費用原則上由承擔法律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但在裁判和執行前必須由原告或申請人預交。各種費用對有些當事人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盡管法律有規定，當事人經濟特別困難的上述費用可以實行減、緩、免，但實際操作程序復雜。因此，司法實踐中，還是有許多當事人由于交不起各種費用而打不起官司。明明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侵害，但因為經濟困難而失去司法救濟的機會。（4）訴訟程序的復雜性。國家為了保證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對訴訟程序作了嚴格而又繁瑣的規定。僅以民事訴訟為例：當事人起訴后必須經過立案審查，預交訴訟費，通知當事人答辯，庭前交換證據或舉行聽證會，通知開庭，開庭，調解，宣判，送達，上訴或申訴，申請執行等。如果案件需要再審、重審、審計、評估、鑒定或法院內部請示等，其過程更復雜。因此，往往一個案件中，當事人要耗費大量財力精力，有時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終結。由于當事人的合法權利未能得到及時保護，即使最終裁判是公正的，權利人仍感到不滿意。但從司法程序上看，都是符合法律規定的。（5）裁判公正的相對性。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先后制定和頒布了許多法律法規，司法機關也采取了許多措施，提高審判質量，這為司法機關公正裁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任何裁判公正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是因為司法裁判公正僅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正，它與社會意義上的公正有很大的距離。（6）權利實現的有限性。公正的裁判并不能最終保證權利人的合法權利絕對得到實現。這是因為權利的實現需要相對權利人的自動履行和其有無實際履行能力。司法實踐中，許多負有法定義務的當事人法律意識較差，不能自動履行生效判決。案件進入強制執行階段后，有的當事人還逃避執行，長期下落不明；有的當事人隱藏、轉移財產，而申請人又提供不出被執行人的下落和財產線索，人民法院采取相關措施后，仍查找不到被執行人和其財產，案件不得不依法中止終結，這樣，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就得不到實現。同時，也有相當多的當事人確實沒有履行能力，如刑事犯罪中的殺人案件，一般被告都比較困難，被判死刑后，對民事賠償義務根本沒有履行能力。「3」

3、我國司法救濟制度的缺陷 我國司法救濟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缺乏統一完整的立法。僅限于民事、行政訴訟，應將刑事訴訟中的相關內容囊括到司法救助制度中來，制定統一的司法救助法。司法救助制度內容牽涉三大訴訟法，故不可能將其列入哪一部訴訟法的內容；雖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非實體法的權利內容規定，而是訴訟程序中的方式方法、操作程序方面的規定，針對目前的情況單獨立法較為合適，待我國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逐步建立起來后可納入該體系。第二，司法救助的規定救助范圍過于狹窄，采取的是列舉式，很難窮盡。還有相當一部分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打不起官司卻又無法依法得到救助。第三，司法救助的具體方式還僅限于訴訟費用方面，需要予以擴展。讓我們來看看刑事案件被害人在被告人無力賠償時的痛苦和無奈：1998年9月的一天，某省一村莊，兄妹二人吃了家里的剩飯，即出現嘔吐、昏迷現象。經搶救，妹妹脫離危險，哥哥死亡。后在他人提醒下，死者父親攜帶剩飯到省公安廳檢驗，并報案。經鑒定，剩飯中含毒鼠強成分。遂立案偵查。同村一男性村民（46歲）有重大犯罪嫌疑，被刑事拘留。偵查終結后，以涉嫌故意殺人罪移送審查起訴。但是，指控犯罪嫌疑人故意殺人的證據不足，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仍未調取到足夠證據。最終，該案作不起訴處理。相似的案例揭示了這樣的現實：

刑事訴訟是靠證據來推進的，但是，由于受客觀條件和辦案能力等方面的限制，證據的搜集有時十分困難，這也直接導致在不同的訴訟階段，案件無法偵破，或者被作不起訴處理，或者被撤銷，或者被告人被判決無罪等情況難免時有發生。那么，在這些情況下，被害人的利益該如何保障？比如，上述兩起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家屬不僅承受著巨大悲痛，由于沒有明確刑事責任人，理應從加害方得到的民事賠償也無從談起，生活陷入艱難。而且，實踐中，被害人及其家屬因為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而上訪申訴的案件，已經占到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中的相當大比例，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4」 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孫謙說：“雖然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刑事訴訟中對人權保障問題予以高度重視，特別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比較充分地體現了人權保障的立法理念，但是，在對被害人實體性權利保障方面，無論是認識上、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護，尤其是對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從加害方得到損害賠償，又沒有其他社會救濟的情況下，由于國家補償制度的缺失，導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現危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所以，進一步加強被害人的人權保障，是完整地實現刑事訴訟原則和目的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國家救濟制度的迫切需要。近代被害人補償制度由邊沁提出，經過加羅法洛、菲利等為代表的實證學派的發展，逐步得以確立。新西蘭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損害補償法庭，開始對刑事被害人進行補償，成為第一個對被害人進行補償的國家。此后，英格蘭、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通過立法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陸續開始對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實行國家補償。1985年聯合國通過了《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明確規定了締約國對刑事及濫用權力的被害人的補償制度。注重刑事程序中對被害人的保障，已成為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

二、完善我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濟制度的必要性

1、適應弱勢群體希望得到社會幫助的實際需要。司法的宗旨在于保障人權，因為“沒有救濟的權利就不是權利”（A right without is not a right.）「5」。朱鎔基總理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公開提出了弱勢群體的概念，他是就經濟地位而言的。在司法地位方面，面對強大的司法職權和龐大的司法機制，弱勢群體也同樣存在。1991年公布施行的民事訴訟法作出“主持起訴原則”的規定，其精神內核完全符合司法救濟的思想；1994年初，國家司法部提出建立和實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設想，并在后來相繼出臺的《刑事訴訟法》（第34條）、《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39條）里得以確認，它為保障公民權提供了具體的救濟手段；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近日獲息，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要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出司法救助的新舉措。上述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政府歷來重視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也預示著司法救濟理論大有發展前景。

2、適應懲治司法腐敗、推進司法改革的實際需要。腐敗現象已經滲透到司法領域，司法權未能得到有效監督、內部人事權管理混亂、政法干部隊伍的素質參差不齊、司法三權的設置不盡合理等問題的客觀存在，是產生司法腐敗的重要原因。先賢早有預言，不受約制的權力不是倒向專制，就是倒向腐敗，唯以權制權才是硬道理。按照權力均衡理論，當某一方的權力過分強大的時候，不妨適當提高權力相對方的權利，使之趨于均衡，它符合現代法治理論提出“以權利約制權力”的論斷；或者為權力設立專職“看門人”，實施有效的權力監督。均衡論的觀點正是司法救濟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辯護律師被無理地驅逐出法庭、行政訴訟原告在開庭前后遭到被告人拘捕、法官違背自愿原則強行調解，等等。在這些司法現象的背后，相伴隨的往往就是司法腐敗。以司法救濟理論指導司法改革，首要的一條就是要在政法干警的頭腦中正確樹立為弱者仗義執法的思想。只有消除政法隊伍中的一部分敗類，把好進人關與用人關，理順公安司法機關之間的權義關系及監督機制，提高訴訟參與人的具體訴權，加大司法辦案的透明度，才能真正把司法改革引向深入。「6」

3、完善我國刑事被害人的

司法救濟制度是貫徹我國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自亞里士多德的名言：“穩定的國家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基礎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當今世界各國公認的法律原則。人類最早的平等觀念產生于古希臘，公元前6世紀梭倫曾說：“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公元前5世紀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中，第一次提出了“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口號，并論述了雅典民主制與法律的關系：“這種民主制的特點在于政權是在公民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而寬恕的，但在公共事務中則遵守法律”。在當代，平等觀主要是基于分配正義而主張的事實平等，亦即主張基于基本人權同等之上的存在合理差別的平等。平等的實質是基于政治結構與社會制度之上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問題，在公法上則體現為國家權力對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干預問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從憲法誕生那天起，就成為憲法的靈魂，深入人心。憲法平等權原則，即公民在法律面前要一視同仁地受到平等對待，不分性別、種族、職務、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財產狀況，都享有同等權利，承擔同等義務。不允許有任何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殊公民，不允許有任何凌駕法律之上的特權。憲法平等權所蘊涵的法制理念深邃、高遠。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精神得以光照民眾，正是人民法院以“公正與效率”為主題進行的各項司法審判活動。憲法的平等權基本精神在我國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審判體系中，得到充分體現，并通過確保程序公正得以全面實施。對弱勢群體實行司法救助，減、免、緩交訴訟費用，使孤老殘幼平等行使訴權成為可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向社會鄭重承諾：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但因經濟困難交不起訴訟費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要讓那些確有冤情但正義難以伸張的群眾，打得贏官司。「7」 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介紹，目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有訴前救助和訴訟中救助。已經有部分法院在探索建立訴訟終結后的司法救助，比如建立執行救助基金，對部分申請執行人進行經濟救助或救急資助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指出，“如果沒有對困難群眾、困難群體特殊的制度保護，法庭就容易變成訴訟技巧的競技場，強者和弱者在形式正義面前會很難獲得實質正義的平衡，這絕對有違我們的初衷，我們要提倡更耐心一點地傾聽弱勢一方的聲音。”

4、完善我國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濟制度與司法和諧密不可分。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9年人民法院工作時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顯司法人文關懷。其中，“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成為一項重要任務。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指出，“如果沒有對困難群眾、困難群體特殊的制度保護，法庭就容易變成訴訟技巧的競技場，強者和弱者在形式正義面前會很難獲得實質正義的平衡，這絕對有違我們的初衷”。與此對應的是，在1月6日的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肖揚曾首次提出“司法和諧”理念，并要求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努力創建和諧的訴訟秩序，著力維護和諧的司法環境。顯而易見，這種司法和諧，并不只適用于民事司法，同樣也適用于刑事司法。在筆者看來，“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提出，正是對這樣一種司法理念的具體彰顯和生動詮釋。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在刑事司法實踐過程中，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闕如，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到的人身、財產損失，要想得到補償，途徑一般只能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犯罪人來進行賠償。而這樣一種賠償途徑的缺陷無疑十分明顯：其一，如果刑事案件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偵破，無法確定犯罪人，那么受害人則難以落實具體的索賠對象；其二，即使案件破獲、犯罪人被確定，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夠的賠償能力，“附帶民事訴訟”也會因無法得到執行而成為一紙“法律白條”。比如“邱興華案”，就是這方面一個典型的案例——由于邱興華家庭貧寒，根本沒有賠償能力，11個被害家庭不得不在人身傷害后再次陷入極大的經濟困頓之中。這種情況下，顯然只有通過國家、政府出面建立專門的救助制度，給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適當的補償，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濟他們的生活困境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從而最大程度上維護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從更深層次上，所預示的實際上也是國家在司法、法治責任承擔上的和諧。為什么明明是犯罪人造成的受害人損失，卻需要國家進行補償？

顯然，在這里，并不僅僅是因為國家對受害人具有一種抽象的人道救護責任，而根本在于，這是一種國家必須承擔、責無旁貸的司法、法治責任——毫無疑問，從法治角度看，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打擊犯罪，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不受非法侵害，任何時候都是國家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如果公民因犯罪而受到各種非法傷害，就不能只看做是具體犯罪人的過錯，在很大程度上也應視為國家的過失，即國家未能充分履行自己有效保護公民的法治責任。這種背景下，一旦找不到犯罪人或者犯罪人無法進行賠償，國家出面予以補償，為受害人的損失承擔起責任，自然就成為司法、法治和諧的必然之義。只有通過國家、政府出面建立專門的救助制度，給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適當的補償，才能最大程度上救濟他們的生活困境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從而最大程度上維護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8」

三、如何完善我國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濟制度 據統計，我國近八成的刑事賠償難以兌現，多數受害人的家庭因此陷入了人財兩空的艱難境地。對于受害人而言，因被告人的行為導致疾病、殘障甚至失去親人，經濟上又得不到補償，生產和生活上往往陷入困境，這無異于對他們的第二次傷害。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曾對近5年來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執行情況作過調研。結果顯示，5年來，有2300余件以判決方式結案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80%以上的案件民事部分執行不了，成為“空判”。尤其是部分犯罪后果嚴重，受害人及其家庭損失大，且得不到任何賠償的案件，受害人往往以“人財兩空”為由，大鬧法院，長期上訪，嚴重干擾了法院辦案，影響了社會穩定。眾多的法學學者和機構提出了“犯罪被害人是被刑事司法遺忘的人”、“在犯罪研究中最被忽略的一個問題就是對被害人的保護”。專家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我國傳統的“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舊觀念制約了刑事案件附帶的民事賠償難以到位；另一方面，這與目前我國刑事案件受害人國家賠償制度的缺位有關。著名刑法學專家、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馬克昌說，當許多國家都已進入“被害人時代”時，如果我們還是空白，甚至判決時不考慮被告的承受能力，就會造成像現在這樣，表面看起來是法律給當事人主持了公正，但實在的“勝利”他什么都沒感受到，只能陷入“無期的等待”。雖然我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如果施害方無錢可執行或案子進入漫長的司法程序，這些受害人就無法及時得到賠償。對于刑事被害人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人們充滿了期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張志銘教授說：“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將來必定要建立刑事受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這是不容置疑的。而當務之急則是探究一條建立國家補償制度的法律途徑。”據報道，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已經有人大代表提出“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議案。這次最高人民法院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部署，也是對備受關注的這一問題的回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說：“司法救助是社會主義救助制度的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重要方式，對司法活動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這段話的最好注腳，就是在一些地區已經開始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有益嘗試。山東青島某高校學生王某兩年前遭到搶劫，頭部受重傷，成了植物人，家人為其救治花費了50多萬元。案件很快偵破審結，但兩名被告人均系未成年人，都來自農村，無任何賠償能力，加上家庭貧困，根本無法支付高額賠償。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隨即啟動了刑事受害人救助程序，將2萬元救助金送到了王某家里。「9」目前，刑事案件受害人救濟制度正在青島市各基層法院逐步推廣。“這項制度運行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但實踐證明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是滿意的。下一步我們要進一步完善這一利國利民的好事。”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鄒川寧對這項制度的前景很有信心。「10」 馬克昌介紹，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助和救濟制度早在二戰以后，就被新西蘭和歐美等國迅速采納，日本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國家賠償委員會。并設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付法》。而這項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撥款還是慈善募捐等何種形式，都要設立一種公共基金，對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進行救濟。即由國家代那些確實拿不出錢的刑事被告給受害人以應得的補償；既讓受害人切

切實實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也維護了國家法律的尊嚴。我國現在一些地方法院已經開始了大膽的探索。在福州，遭到犯罪行為侵害但又無法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獲得賠償、生活困難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屬，可以向法院申請經濟救濟。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為此制定了《關于對刑事案件被害人實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規定》，救助一般情況下限于人民幣2萬元以內，救助基金由市財政撥款，收入和支出實行專項管理，專項核算。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寶成認為，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的立法模式，可以歸結為兩種：一是制定一個單獨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法；二是制定一個刑事被害人保護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種立法模式當中，除了要規定被害人國家補償這方面的制度內容以外，還要規定被害賠償、被害援助等內容。這種立法模式，相對于前者來講是一個大立法。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以后一種模式更加適宜。因為，如果只考慮到被害人的國家補償，而對其他與被害人保護相關的制度沒有設計或者沒有通盤考慮，那么保護和救濟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難達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規定我國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濟制度，才能真正達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權利與合法權益的目的。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劉仁文認為，對被害人的救助決不能靠法院自己創收來解決，而是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皇糧”來保證。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財政部申請專項撥款，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實行配套撥款。筆者認為，如果刑事被害人國家救濟制度最終得以成文，那么，這必將是中國司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表現。但是它又面臨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實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濟尚任重而道遠，更需要不斷試驗。司法救涉及到很多方面，表現在：第一，這一制度的貫徹落實需要政府財政支持，需要地方人力與物力支持，還需要防止可能出現的資金截留。第二，就目前來看，可能的司法救濟范圍主要是針對貧困人口的。那如何認定誰需要國家救助誰不需要國家救助？如果這個問題不辨別清楚，勢必引起未受救助家庭的反彈，從而使得本來造就和諧的好事情變成引發不和諧的導火索。所以公平的實現也需要合情合理公正透明的程序。第三，從法理上來講，國家責任應該是不分貧富不分地位的，不能由受害人的財產多寡來決定國家責任的多寡。無論富人窮人，在享受法律救濟的權利方面，應無大小之分，否則，新的不公平又將出現「11」，勢必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背道而弛。綜上所述，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既是匡扶社會正義、實現社會公平之必需，亦是關乎社會和諧之必要，但又面臨重重陷阱，既包括制度陷阱，又包括實施程序陷阱，更有法理的陷阱。所以，司法救濟尚任重而道遠，更需要不斷試驗，期望有關方面擔負起更大的國家責任，勇于實現制度進步，以為民謀生存、與民造安康。司法救濟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救濟方式。但司法救濟具有相對性，不能絕對的保護當事人的一切合法權利。國家應當加強司法救濟有限性的宣傳教育，教育公民、法人、有關組織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和法律意識，減少經營風險和安全風險，力爭自己的合法權利不被侵犯，當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侵犯時，要通過各種合法途徑來解決。只有其它途徑無法解決時，再啟動司法救濟程序，但要考慮到司法救濟的固有屬性，預測司法救濟可能得到的結果，積極配合司法機關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司法機關也應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最大限度地及時保護權利人各種合法權益，以充分發揮司法救濟在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中的積極作用。筆者以為，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一方面需要國家通過立法對他們進行司法救濟，另一方面也需要被害人自己加強法律知識的學習，學會保護自己的法定權利。只有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與法定權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規定》。「2」唐芹《完善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思考和建議》，載于《中國法院網》。「3」張日才《試述司法救濟的有限性》，2009年10月2日。「4」張建升、周文英《盡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載于《檢察日報》。「5」轉引齊樹潔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頁。「6」張光宇《司法救濟理論與人權保障》，載于《福建法學》。「7」崔麗《中國青年報》，2001年12月3日。「 8」張貴峰《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彰顯司法和諧》，載于《燕趙都市報》，2009年1月9日。「9」申愛山《完善司法救助·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有望出臺》，2009年1月14日。「10」參見《人民日報》，2009年8月9日，第14版。「11」《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任重而道遠》，載于《南方日報》，2009年1月11日。

第五篇：淺談我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淺談我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

作者：王永東 王少華 出處：北大法律信息網 日期：2012年9月30日

早在二戰以后，新西蘭和歐美等國就出臺了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日本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國家賠償委員會，并頒布了《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付法》。而這項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撥款還是慈善募捐等何種形式，都要設立一種公共基金，對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進行救濟。即由國家代那些確實拿不出錢的刑事被告人給被害人以應得的補償，既讓被害人切切實實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也維護了國家法律的尊嚴。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立法模式，可以歸結為兩種：一是制定一個單獨的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法；二是制定一個刑事被害人保護法或救助法。在后一種立法模式當中，除了要規定被害人國家補償這方面的制度內容以外，還要規定被害賠償、被害救助等內容，這種立法模式，相對于前者來講是一個大立法。通過調研得知前一種模式更加適宜，但同時也要考慮后一種模式。因為，如果只考慮到被害人的國家補償，而對其他與被害人保護相關的制度沒有設計或者沒有通盤考慮，那么保護和救濟被害人的初衷就很難達到。所以，只有以成文法形式規定我國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濟制度，才能真正達到保障公民和法人的法定權利與合法權益的目的。無論采取何種立法形式，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則是如何完善這一救助制度的相關環節。

一、基本原則

考慮我國的國情，依據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論基礎，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和補償實踐，我們認為，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應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則：

1、加害人賠償前置原則。所謂加害人賠償前置原則，是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因加害人的犯罪行為所遭受的損失在沒有通過法律救濟途徑（一般是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途徑）要求加害人賠償，并就加害人的財產依法強制執行仍不能得到賠償前，無權申請國家補償。也就是，如果加害人有責任有能力賠償，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無權再要求國家補償。因為，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害，直接的侵權主體是加害人，是加害人直接的犯罪行為所致，按照“行為責任理論”理應由加害人承擔賠償責任。而國家補償雖體現了一種國家責任，但更多的則是體現國家對弱勢群體的救助，國家并不是直接的侵權責任主體。因此，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申請國家補償前必須先行要求加害人實際承擔加害賠償責任，否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放棄對加害人要求賠償的權利或者在對加害人的財產沒有實際強制執行仍不能得到賠償前，無權申請國家補償。

2、國家適當補償原則。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國家承擔的只是一種國家救助補償責任，體現的是對弱者的救助理念，更多的是一種道德責任。因此，國家對被害人的救助金額應堅持適當補償原則，并且國家救助金額和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實際從加害人處獲得賠償金額之和，一般以達到當地的最低生活水平為準。司法救助具有補償性和撫慰性，它不同于國家賠償；救助不是陽光普照式的福利，只有在符合救助條件確有必要時才能進行；對被害人的救助也不是全額補償，僅僅是部分救助；救助金的確定要區別不同情況，綜合考慮被害人的受傷害程度、救助對象的生活狀況、當地居民生活水平和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等各種因素，以彰顯救助制度公平合理之本色。

3、司法救助從屬性原則。被害人從其他法律途徑獲得賠償的應先予扣除，禁止重復賠償。關于應扣除的“其他法律途徑獲得的賠償”有著不同理解。臺灣《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11條規定，“依本法請求補償之人，已受有社會保險、損害賠償給付或因犯罪行為被害依其它法律規定得受之金錢給付，應自犯罪被害補償金中減除之”。德國暴力犯罪賠償法規定首先要從賠償金中支付醫療保險公司為被害人治病或進行治療所預付的醫療費用，有人不無幽默地稱該法為“醫療保險公司賠償法”；瑞典刑事損害補償法也規定應扣除保險金。

4、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相結合原則。司法救助，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國家財政收入一般都是為了大型的國家公共利益建設和國家安全防護設施的需要，如果一切都要國家財政開支，勢必會出現“僧多粥少”的局面，并且犯罪是一種社會風險，每一個社會成員應風險共擔，才能體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理念。因此，被害人補償制度應堅持國家補償與社會救助相結合的原則，可以成立刑事被害人社會救助基金會等組織，收集社會捐贈，予以救助。

5、效率原則。需要國家補償的被害人通常處于經濟上的窘境，迫切希望能得到經濟上的幫助，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被害人再度受害，國家補償應該在被害人提出申請后及時、迅速進行，不得無故拖延；補償程序的設計和運作要科學、高效、方便、快捷，能夠切實保障被害人補償權的順利實現。

二、救助的對象及范圍

絕大多數國家的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救助對象主要是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但從我國實際來看，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充足賠償的現象大量存在，只限暴力犯罪被害人不利于國家救助制度的有效開展，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被害人救助的對象也應當包括兩種：一是因遭受犯罪侵害生活極端困難的被害人或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導致嚴重人身損害的被害人和死亡被害人的近親屬，不包括單位；二是因幫助執法官員而受到傷害的人，即在企圖阻止犯罪發生或者企圖抓捕嫌疑犯的過程中受傷或死亡的人。其他人一律不予救助。近親屬只限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以及被害人生前的法定扶養對象。受到救助的近親屬可以排列順序：第一順序為被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和被害人生前的扶養對象；第二順序為被害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有前一順序補償對象的，后一順序的不能補償，但確有特殊情況的例外。同一順序的救助對象為數人時按比例分配，但不得代位受償。至于犯罪的類型則無需細分，無論故意與否，只要犯罪行為侵犯被害人生命健康權并導致被害人死亡或重傷或者是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即可。行為人被決定不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或終止刑事訴訟，不影響被害人等的受償權。同時救助對象一般應排除以下情形：（1）被害人誘發犯罪的；（2）被害人的死亡或重傷應歸責于本人的；（3）具有補償資格的近親屬是傷害被害人的行為人或對被害人曾經實施過犯罪行為的；（4）被害人死亡前，具有救助資格的近親屬故意使申請救助金的先順序或同順序的遺屬死亡的；（5）被害人死亡后，具有救助資格的近親屬故意使申請救助金的先順序或同順序的遺屬死亡的；（6）具有救助資格的近親屬因實施其他犯罪行為正在服刑或者正受到刑事責任追究的，包括囚犯、假釋者、緩刑者、共犯、有組織犯罪的成員等。

在救助范圍上應堅持有限范圍補償原則。首先應堅持犯罪類型有限化，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受到犯罪侵害而得不到加害人賠償導致生活極度困難的被害人都應得到國家救助，救助的犯罪類型應堅持人身受到傷害造成死亡或重傷致殘導致勞動能力喪失的原則。被害人喪失勞動能力不能再通過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和其近親屬的生活困境，并且其近親屬本來也沒有勞動能力，也不能通過其近親屬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困境的，這時國家應伸出救助之手進行補償。如果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喪失勞動能力，雖然沒有得到加害人的賠償，但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善其生活困境的，國家完全可以不進行補償，或者只幫助其走出一時的生活困境即可。其次應堅持過錯責任化，也就是國家補償也要考慮被害人的過錯，被害人在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過程中無過錯的優先賠償，有過錯的降低賠償數額，有嚴重過錯的，可以不予救助。對因見義勇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被害人，符合國家補償標準的應優先救助。再次應堅持有限對象受救助，也就是實際應當得到補償的當事人的范圍應有所限制，一般應是被害人本人及其近親屬和有其他撫養贍養關系的人，范圍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范圍大致相同，包括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在救助項目上應限于：（1）被害人的醫療費用。（2）對被害人扶養對象的救助，可以參照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標準，再乘以若干倍數，實行分期發放；該扶養對象還有其他法定扶養義務人的，應當扣減其他扶養義務人應當承擔的部分；該扶養對象獲得了其他社會援助或者補償后又取得賠償的，應相應減少補償金額。（3）基于特殊需要而救助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的特殊救助金（比如死亡補助金、殘疾賠償金、精神撫慰金等），一般不考慮生活或醫療的實際開支，實行一次性定額補償，具體金額可以以上一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額乘以法定倍數計發。（4）死亡被害人的喪葬費，可以參照目前民事賠償的數額確定，但不能太高，以不超過3000元為宜。

三、救助金額的確定

1、資金來源和管理

設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國家一般都設立專項補償基金，由專門機構負責管理。聯合國《基本原則宣言》第13條提出：“應鼓勵設立、加強和擴大向受害者提供補償的國家基金的做法。在適當情況下，還應為此目的設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國無法為受害者所遭傷害提供補償的情況。”我國也應該設立被害人專項救助基金，基金的來源渠道可以多樣化，除國家財政撥款為主外，還可以考慮如下來源：（1）對罪犯適用附加刑中的罰金；（2）監獄服刑者的勞動收入的一部分；（3）犯罪人的犯罪所得或其財產依法沒收后的變賣所得；（4）考慮將管制和拘役“以罰代刑”；（5）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的一部分；（6）國家代位求償所得；（7）社會捐贈等。

為防止資金被挪用，保證專款專用，應由基金管理部門統一管理，并且在基金的管理上實行基金管理部門與救助決定機構相分離的原則，基金采取專款專用、單獨核算、帳務公開的管理辦法并接受救助決定機構的監督。基于救助基金的補償安撫功能，可以考慮由民政部門作為基金的專門管理機關，但救助基金應該與其它類型的救助金相分離。救助金的決定由人民法院承擔，具體而言，人民法院內部設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委員會，并吸收社會上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師、法學研究者等）和醫療機構的專家參與。

2、救助金額確定標準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是對被害人的補償，是國家對被害人的一種救助或援助，具有國家福利的性質，而不是賠償刑事被害人的一切損失。因此，在建立國家補償制度時應對救助金額的總額根據我國財政情況進行適當的限定。同時，在救助金額時，既要考慮被害性質、程度，也要考慮刑事被害人在被害過程中的過錯與責任。

四、救助管轄

各國一般以犯罪發生地的救助機構管轄為原則，因為這樣有利于補償機構審查核實有關案件事實。我國的補償管轄也應以受理刑事案件地的中級人民法院救助委員會管轄為原則，補償任務較重的中級人民法院可以設立若干分支機構或委托有關機關協助核查救助證據；我國公民在外國受到侵害需要在我國提出補償申請的，應該向被害人原住所地或最后居住地的救助機構提出，但犯罪發生地所屬國已經予以救助的除外。

我國各級救助機構管轄案件的劃分應以救助金的數額為標準，救助金不超過5萬元的由中級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員會管轄，其中對于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補償數額不超過3000元的可以由補償委員會中的一人單獨做出決定，超過3000元的由委員會成員3至5人做出，需要聽證的則由救助委員會全體成員決定；5萬元以上不超過10萬元的救助決定由中級人民法院核實證據后報高級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員會決定；救助數額超過10萬元的應逐級層報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的國家救助委員會決定。另外，對于社會影響很大、涉及救助人員很多、救助數額很高的特大型案件（比如石家莊棉紡廠爆炸案）的救助可以由國家救助委員會直接管轄。

五、救助程序

救助程序是指被害人取得犯罪損害補償應當履行的手續及救助機關作出補償決定應該遵循的方式、方法和步驟。為避免刑事被害人在申請補償過程中再度被害，必須建立方便、快捷的救助程序，使符合條件的刑事被害人能夠及時、迅速地得到公平合理的救助。救助程序一般包括啟動、調查、聽證和裁決、執行、救濟等幾個階段。

1、救助的啟動

救助的啟動以適合條件的申請人在法定期限內向有關機關提交救助申請表為標志，救助的啟動應包含以下內容：

（1）救助權的告知。為了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救助權的實現，法律應當規定公安司法機關的告知義務，即負責案件偵查、起訴、審判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案過程中應當及時告知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有申請司法救助的權利，負有告知義務的機關沒有依法履行告知義務的，被害人的申請期限可以適當延長。另外，對被害人進行援助的服務機構也應當負有一定的告知義務。告知的內容應當包括救助的條件、申請期限、申請應當提供的材料、申請提交的機構、補償的救濟等。在告知時，告知義務機關應該重點告知申請應該符合的前提條件。

（2）申請的前提條件。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提出申請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A、公安機關在立案后二年內無法偵破的引起人身重大傷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B、檢察機關做出的生效不起訴的引起人身重大傷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C、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無罪判決的引起人身重大傷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D、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裁定無法執行被告人財產的引起人身重大傷害后果或者死亡的刑事案件。

（3）提起申請的期限。對提出救助的期限，國外有不同的規定。美國各州對報案時間的要求從1天到3個月不等，一般為3天，若超過時限，則不予受理。日本對被害人的補償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屬在知道犯罪被害之日起2年內或從被害發生時起7年以內提出。法國要求補償金的請求應當自犯罪之日起1年內提出，逾期將喪失請求權；對侵害人追究刑事責任的，1年期間應予延長自法庭對刑事訴訟做出確定裁判時算起，但逾期提出請求的人能夠證明自己有正當理由時，委員會應當接受其請求。具體到我國，申請期限可以分兩種情況設定：一是對被告人或其責任人單獨或附帶提起過民事訴訟的，自執行終結裁定生效之日起1年；二是犯罪嫌疑人不明確、下落不明或死亡而無法行使請求權的，可以在知道或應當知道犯罪侵害之日起3年內提出，但最長不超過5年，逾期則不予受理；但超過申請期限的申請人確有正當理由的，有關機關可以受理。

（4）申請人提出申請的途徑和應提交的材料。一般而言，申請人應當直接向有管轄權的救助委員會提出申請，申請人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被害人援助機構或者服務機關提出申請的，這些機構應當將申請材料及時轉交有管轄權的救助委員會。申請人提出救助申請時須填寫申請表，救助申請表通常可以通過公安司法機關或被害人援助和服務機構獲得，或者直接通過救助機構獲得；申請人書寫有困難的，有關機關應當按照申請表的內容詢問申請人并代為書寫。救助申請書應當寫明申請人的基本情況、職業狀況、月收入水平、有無扶養人、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基本情況、被害人與加害人的關系、被害的程度、有無后遺癥及其種類、已經和將要發生的治療費用、被害人有無過錯、損害賠償情況、有無加入保險、目前生活狀況等。申請人提交申請書應當附有相應證據，如個人身份證明、被扶養人情況、被害人醫療診斷證明及法醫鑒定書、醫療建議書、基層組織或所在單位出具的生活困難證明、刑事判決書附加執行終結裁定書或刑事立案決定書附加犯罪嫌疑人尚未歸案證明，撤銷案件決定書附加犯罪嫌疑人死亡證明，不起訴決定書等。申請表填寫完畢后申請人應當簽名或蓋章。

2、救助調查

救助委員會接到申請后需指派一名或數名委員會成員單獨或組成合議庭進行調查，救助調查主要以書面方式進行，必要時還可以派專人或請求有關組織、單位進行調查、詢問，申請人及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予以配合。調查人員認為必要時，可以要求被害人接受檢查、復驗。被害人拒不合作或提供虛假證據材料的，救助委員會可以駁回申請。調查的內容包括程序性事實和實體性事實兩個方面：

（1）救助的程序性事實包括：A、申請人是否具有申請資格；B、申請是否符合申請時效的規定；C、案件性質是否屬于救助的范圍，申請是否屬于受理的救助委員會管轄；D、申請手續是否完備，申請表的內容和所附材料是否明確具體。

（2）救助的實體性事實包括：A、被害人的性別、年齡、職業及收入、受養人的有無及基本情況；B、加害者的性別、年齡、職業及收入、受養人的有無及基本情況；C、被害情況：包括原有的健康狀況、被害的程度、已造成的物質損失及遠期影響、后遺癥的有無及種類、治療費的數額、被害者與加害者的關系、被害者責任的有無及程度，被害人同司法機關的合作情況等；D、被害后的影響：包括由該犯罪被害引起的被害者職業變化、收入變化、家庭成員生活變化等；E、損害賠償的狀況：被害人是否受領過損害賠償金和緊急補償金，損害賠償金和緊急補償金的受領額及方式，是否參加保險，是否接受過社會捐助等；F、犯罪的性質：國外對犯罪性質的要求一般限于嚴重暴力犯罪，基于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我國對犯罪性質限定不能太嚴，只要是導致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犯罪都應該包括在內，但財產犯罪一般應排除在外，除非財產犯罪造成了被害人生活極端困難；G、救助委員會認為需要查明的其他事實。

3、聽證和裁決

救助委員會在審查后應當及時作出是否救助的決定，對于符合聽證條件的，救助委員會應申請人的申請舉行聽證。

（1）聽證。為確保司法救助的客觀公正，5000元以上的救助在作出決定之前，應當告知救助申請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救助申請人在被告知聽證權利之日起5日內提出聽證申請的，救助委員會應當在20日內組織聽證。救助委員會應當于舉行聽證的7日前將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通知救助申請人。聽證一般應公開舉行。救助委員會應當指定調查該申請的工作人員以外的人員為聽證主持人。聽證主要圍繞救助的事實、證據和法律適用等方面的內容展開，主持人應聽取各方的陳述意見，審查各方提出的事實、證據并組織各方進行辯論與質證，在此基礎上查明事實。聽證應當制作筆錄，聽證筆錄應當交聽證參加人確認無誤后簽名或蓋章。救助委員會應當根據聽證筆錄作出公平合理的補償決定。

（2）裁決。救助委員會應在受理申請后30日內或聽證程序結束后10日內做出是否支付救助金的決定，決定支付的，必須同時決定支付的具體金額。救助金額應綜合考慮被害人實際遭受的損失、救助對象的生活狀況、被害人過錯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及經濟賠償能力、當地的生活水平和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等因素，對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殘或者未成年人的，國家應根據其生活來源情況予以適當補償而不必考慮其責任大小。決定書一經送達即發生法律效力，申請人即取得受領救助金的權利，此權利的時效期限可定為6個月，并且不得轉讓。

4、救助決定的執行

對于救助委員會做出的救助決定，申請人有權要求有關部門給付救助金，有關部門應當執行；執行救助決定主要是指基金管理部門依照救助決定發放救助金，這涉及支付方式、先行支付、支付救助金三個方面。

（1）支付方式。各國救助金的支付方式歸結起來主要有三種：一次性支付、定期支付或部分支付；有些國家為防止被害人逃避付賬，救助機構直接把救助金付給救助被害人的主體（比如醫院）。具體到我國，除殘疾賠償金可以分期支付外其他費用應堅持一次性補償原則，喪葬費等其它費用可以直接付給申請人，必要時，醫療費救助金可以直接支付給醫院。

（2）先行支付。救助委員會受理申請后，因無法查獲加害人或者被害人的傷害程度一時無法確定而不能迅速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及其具體金額的決定時，如果被害人的生活狀況已因其受害而極度惡化或被害人急需搶救而需治療費用時，救助委員會有權在審查核實后作出支付緊急救助金的決定，并區分不同情況采取一次性或數次臨時支付的方式先行支付。此后，如果救助委員會作出正式救助決定，則按照多退少補的原則進行支付或退回。

（3）救助金的支付。救助委員會作出救助決定書后應該在10日內抄送基金管理部門和送達救助申請人，救助申請人接到救助決定書后應當在法定期間內持該決定書和其他相關材料（比如身份證）請求基金管理部門支付救助金，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提出申請的則不予救助；基金管理部門接到救助委員會抄送的救助決定書和救助申請人要求救助的申請后應當在7日內進行審核并予以支付。基金管理部門應當每半年定期向救助委員會書面報告支付情況。被害人取得的救助金，免征個人所得稅。

5、救助的救濟程序

申請人對駁回申請的決定或者對決定的救助數額不服的，可以在接到救助決定書后15日內向上一級救助委員會申請復議，上一級救助委員會應當在接到復議申請后20日內做出維持原決定的決定或變更決定。復議期間應停止原決定的執行。

（六）救助金的返還和國家的追償權

救助金的返還是指被害人得到緊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又從罪犯或其他途徑得到賠償或救助的，應主動返還救助金，被害人不主動返還的，救助資金管理機構有權要求返還。

國家的追償權是指在被害人得到緊急救助金或救助金后，如果其他負有賠償責任的人或單位有賠償能力而沒有賠償或者被害人沒有要求賠償，國家有權在救助金范圍內追償。但國家追償并不妨礙被害人要求罪犯賠償除國家補償以外的應該得到的其他損失。國家對犯罪分子的追償權無時效限制，即當犯罪分子刑滿出獄參加勞動取得收入有了償債能力時，救助資金管理機構有權隨時向其追還為其承擔的補償款項。

長久以來，那些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臉上，總是寫滿了極度悲愴的表情。犯罪分子帶給他們的痛苦，會成為他們心靈永遠抹不去的烙印，每一次碰觸都會帶來銳利的疼痛。而且，這樣的傷害，往往又是同時賦含于肉體、精神以及經濟等等多重因素之上。對刑事被害人群體來說，如果得不到及時的精神撫慰和經濟補償，他們很容易陷于更為困頓窘迫、更為邊緣的境地。當那些苦難的犯罪被害人處于國家法律遺忘的角落，我們必然也就離“司法和諧”會越來越遠。顯然，正是因為相關制度的闕如，才使刑事被害人很難獲得及時的權利救濟。在司法和諧的現實語境下，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現在才提上了重要日程。希望本課題能對這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些許促進作用，讓那些遭受不幸的刑事被害人通過獲得國家制度性的救濟，感受到國家應有的人文關懷，實現社會正義與司法和諧。有一句話，很經典：你可以保證自己一輩子不成為刑事被告人，但是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一生不成為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尚任重而道遠，更需要不斷試驗，期望有關方面特別是我們法院擔負起更大的國家責任，勇于實現制度進步，以為民謀生存、與民造安康。（編輯：余孟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