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訴訟中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問題研究

刑事訴訟中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問題研究作者： 李文成作者所在單位：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

文章來源：

發表時間： 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理論與實務問題研究2002-02

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訴方

式由原來的卷宗移送式向僅移送主要證據式轉變，庭審方式也由糾問

式向抗辯式轉變，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階段，但律師在偵查階段不

得進行調查取證。刑事訴訟法第３６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

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

術性鑒定材料”?！稗q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材料”。這些規定使律師所見到的僅限于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見不到具有實際證明意義的證

摘要： 據材料，諸如證人證言和實物證據。在這一點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訴法較之１９７９年刑訴法的規定后退了一步，這種規定使律師

在調查取證及庭審舉證、質證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而掌握著全部

證據材料的控方，在庭審中側重列舉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證據，而對被告人無罪和罪輕的證據及各證據材料之間相互矛盾的證據，控

方則往往不予舉證或不予全部舉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辯護

制度的功能和辯護人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證據展示制度，這一

對保持控辯平衡和保護被告人免遭錯誤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后，起訴方式由原來的卷宗移送式向僅移送主要證據式轉變，庭審方式也由糾問式向抗辯式轉變，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階段，但律師在偵查階段不得進行調查取證。刑事訴訟法第３６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稗q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材料”。這些規定使律師所見到的僅限于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見不到具有實際證明意義的證據材料，諸如證人證言和實物證據。在這一點上，１９９６年修改后的刑訴法較之１９７９年刑訴法的規定后退了一步，這種規定使律師在調查取證及庭審舉證、質證中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而掌握著全部證據材料的控方，在庭審中側重列舉指控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證據，而對被告人無罪和罪輕的證據及各證據材料之間相互矛盾的證據，控方則往往不予舉證或不予全部舉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庭辯護制度的功能和辯護人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證據展示制度，這一對保持控辯平衡和保護被告人免遭錯誤的刑事追究有重要作用的制度的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證據展示（discovery 或disclose）又稱證據開示、證據公開。這一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在辯護方提出合理申請的情況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審判前允許辯護方查閱或得到其掌握的證據材料，同時，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情況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辯護方將其準備在審判中提出的證據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開。建立證據展示制度的目的：英美學者看來，建立證據展示制度有助于實現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檢察官與被告人之間的資源平衡，確?？剞q雙方盡可能做到“平等武裝”（equalityefarms）。

另一方面，建立證據展示制度，使控辯雙方在審判前的專門程序中進行證據信息的交換，可以防止審判的拖延和無序，確保訴訟的高效、快捷，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

一、未建立證據展示制度帶來的弊端

刑事訴訟法第３６條第二款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雖然刑事訴訟法賦予辯護律師以閱卷權，但由于審判方式的改革，司法人員總會將上述條款與刑訴法第１５６條的規定聯系起來執行。也就是說，辯護律師在審判階段“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只能是公訴機關移送到法院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

實踐中，“公訴機關的證據目錄”，往往只有目錄沒有證據，“證人名單”時常只有證人名單而沒有證人證言，“主要證據”幾乎只是被告人有罪或罪重證據，而基本上沒有無罪或罪輕的證據，只有公訴人認為不是“主要證據”才會提供，而大量的無罪或罪輕的重要證據，公訴機關總會以不是“主要證據”為由不予提供。

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尚未建立證據展示制度，刑訴法規定律師在審判階段到法院查閱的只是“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并非案件全部“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這一規定帶來以下弊端?。?這一規定不符合國際準則要求。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２１條規定，“主管當局有義務確保律師能有充分的時間查閱當局所擁有或管理的有關資料檔案和文件，以便律師能向其當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協助，應該盡早在適當時機提供這種查閱。多個國家刑訴法規定，以提起公訴之后至開庭審判之前，辯護律師可查閱全部案卷材料，為法庭辯護工作作準備。日本刑訴法第４０條規定，“辯護人在提起公訴以后，可以在法院閱覽和抄錄與訴訟有關的文書及物證”。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六條規定了控、辯雙方須向對方透露證據目錄的范圍及例外情況。

２.不利于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修改后的刑訴法從原來“糾問式”改為“控辯式”庭審方式，法官保持中立，居中裁判。刑訴法規定公訴機關只向法院移送“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并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旨在防止法官先入為主，但不能因此也不能以此為據削弱辯護律師的閱卷權?！豆駲嗬驼螜嗬麌H公例》和《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等多部國際公約規定控辯雙方地位平等和對等，辯護律師對公訴機關擁有或管理的案卷材料更應具有完全的閱卷權。

在刑訴法修改前，全案證據隨起訴全部移送到法院，律師可以到法院了解全部證據并據此進行防御的準備，在刑訴法修改后，由于檢察院只向法院移送主要證據復印件及證人名單，使得這一切成為不可能。律師只有直接向檢察院請求證據的展示。這就產生了如檢察官不肯主動向律師開示自己手中的資料，是否可以強制開示，尤其是法院是否有權根據律師要求向檢察院發布開示命令的問題。日本的判例認為：就進入了證據調查階段之后對具體證據的開示而言，將案件的性質、審理的狀況、被告請求閱讀、觀察的證據的種類及內容，證人及閱讀、觀察的時期、程度、方法等加以考慮，這對被告人的防御特別重要，且無毀滅罪證、威嚇證人之危險的情況下，裁判所得依訴訟指揮命令、檢察官開示證據（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２３卷４號２４８頁、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５日）

二、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訴訟價值

１.有利于真實客觀地反映案件的真實，實現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

一般來說，控辯式訴訟模式要求雙方力量均衡。在我國，辯護人收集證據能力明顯于弱于控方，因此從最大限度保護被告人權益的角度來說，證據展示也有其重要作用。只有辯方在庭前充分了解了控方的指控證據及其來源，才有可能對控方的證據進行質證，從而保障控辯雙方在庭前對彼此的證據材料都有充分、徹底的調查了解，在庭審中就會有針對性地就爭議焦點作出充分的辯論和質詢，從而有利于法官發現案件的實體真實。

２.有利于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及支持檢察官出庭公訴。

相對國家公訴而言，刑事被告人處于弱勢地位。而通過庭前證據展示，其辯護律師將更多了解、掌握提起公訴的證據，從而有針對性地為其辯護。這樣，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將得到更為實在的保障，同時，由于證據展示是雙向的，檢察官可以通過證據展示了解律師的辯護證據，特別是被告人不在現場和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等證據，從而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出庭準備，避免辯護人出庭出示這些證據，搞“突然襲擊”造成控方不得不請求延期審理的尷尬局面。

３.有利于訴訟效率目標的實現。

在我國，庭審中雖然引進了對抗制，但如果不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控辯雙方相互不了解對方所掌握的證據情況，在庭審中對對方所提出的證據及主張準備不足，往往會申請延期審理，同時庭審中隨時提出證據的做法，也會導致質證、辯論不充分，秩序混亂。法官為避免錯案，只好依靠庭后閱卷，然后合議再行宣判。故在實際工作中，合議庭當庭宣判的比例不高。

三、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具體建議

（一）證據展示的內容包括以下兩方面

１.檢察官向被告人的展示，即檢察官向辯護律師展示本案全部起訴證據的復印件?！蛾P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１３條第二款規定：在庭審過程中，辯護律師在提供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時，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被告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向人民檢察院調取該證據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該證據材料。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最高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控方提供的證據目錄和主要證據作出解釋（第１１６條）的同時，還在第１１９條中首次規定了辯護人應于開庭５日前進行證據展示的內容，要求辯護人于開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證的身份、住址、通訊處明確的證人鑒定人名單及不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名單和擬當庭宣讀、出示的證據復印件、照片。

２.辯護方應展示的證據包括：（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證據；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據；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證明有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證據。（２）擬傳喚出庭或其證言將在法庭上出示的證人的姓名、地址及聯系方法。

（二）證據展示的主體

根據有無法官的參與分為兩種：一種有法官的參與，即在法官的主持下，控、辯雙方按照法定次序、范圍分別向對方展示本方的證據。在展示中遇到諸如某份證據是否屬于展示范圍等程序性問題時，可以由法官及時裁決。另一種是控、辯雙方在法定的時間、地點、按法定程序進行證據展示，這兩種模式各有利弊。我們更傾向于有法官參與的證據展示模式。因為只有在法官參與下，控辯雙方證據展示的結果，才能得到法官的認同和配合，特別是在控辯雙方在證據展示中出現爭議時，沒有中立的法官居中裁決，證據展

示很難進行。但是否每一次證據展示都必須有法官參與呢?當然也不能太過機械地理解。建立證據展示制度是為了能使控辯雙方達到力量平衡，更好地保護被告人的權益，如果控辯雙方的證據展示能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順利進行，法官就沒有介入的必要。

（三）證據展示的時間

為了保證證據開示和效果，使得公訴人和辯護律師能夠為證據展示做好準備，對證據開示的時間，筆者認為定在公訴人對案件審查完畢以后，提起公訴前進行比較合適。

（四）證據展示的次數

英國證據展示分為預先提供信息和義務（duty toprovide advanceinformation），一是指檢察官應當向辯護方告知他將要在法庭上作為指控根據使用的所有證據。在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前，檢察官就要將本方全部起訴證據的復印件移送給辯護一方。二是檢察官應向辯護一方展示其不準備在審判過程中使用的任何相關材料。這種材料將在檢察官的初次展示和二次展示中向辯護方展示出來。結合我國的司法實際，我們認為二次展示的模式既可以適應證據隨時都在變化的現實，也符合保證訴訟質量與效率并重的原則，即在訴訟在進入庭審階段之前與判決之前可以進行第二次證據交換。當然，二次展示也不是要求每個案子都要進行二次展示，要根據案件現實需要來決定進行二次展示與否。

（五）證據展示的內容

１.控方應展示的證據：

（１）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構成犯罪和罪行輕重、責任大小，可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材料。具體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前的供述及辯解；證人證言，被告人陳述，物證、書證、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等。

（２）不準備在法庭上出示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證據。鑒于我國證人出庭作證方面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對于證人、被害人的信息以不展示為宜。此外，控方也有權對于符合公共利益豁免原則的證據，拒絕向辯方展示，但應說明拒絕展示的原因。

２.辯護方應展示的證據有：

（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未達到刑事責任的證據，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據，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證明有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情節的證據。

（２）擬傳喚出庭或其證言將在法庭上出示的證人的姓名、地址、聯系方式。

（六）證據展示的互惠原則

證據展示是雙向的制度，檢察官向辯護律師展示證據，當然是主要的，但不是說辯護律師就可以不承擔證據展示的義務。如果辯護方不承擔向檢察官展示證據的義務，一旦辯護方在法庭中突然提出有關證明被告人不在現場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證據，必然導致檢察官措手不及，可能造成審判的拖延和混亂。因此在英美法中建立了“互惠”體制，這種“互惠性”程序設計帶有保證控辯雙方平等取得雙方防御武器的意味，使辯護實現可以增強防御能力，也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和風險，避免雙方均采用“突然襲擊”策略進行對抗。

如英國法律規定辯護方向檢察官展示的材料還必須包括一份記載其與控訴方重要分歧及理由的“辯護陳述”。

（七）違反證據展示制度的制裁措施

證據展示過程中，有時難免會發生參與展示一方或多方違反證據展示規定的行為，對此如沒有相應制裁性規定，證據展示制度難以推行。美國法律規定：不論是檢察官還是辯護方只要沒有依法向對方展示有關證據材料，法官均可以將該證據材料排除于法庭之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將違反證據展示制度一方未展示的證據予以排除，雖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約雙方，但不僅過于嚴苛，也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因此宜根據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具體如下：

（１）無正當理由而不予展示的，法庭可命令其展示；

（２）有正當理由，沒有展示的，可延期審理；

（３）對沒有適當理由而拒絕展示的，可拒絕采用該證據；

（４）故意偽造、隱匿證據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刑事訴訟法的功能在于約束和限制權力濫用，其目的是為被告人

提供權利保障。特別是從程序上力求能形成一個單一焦點和中心，能平等爭辯和論戰的條件，從這一意義上說，證據展示制度有它自身的價值，這也正是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在刑事法律中規定了這一制度的原因。我國的刑事法律無疑也在從“集權式”的訴訟體制向尊重人權、約束國家強力的方向發展，因此，在刑事訴訟中早日建立證據展示制度，正是適應這一趨勢的應有之舉。

第二篇：刑事證據展示規則

第一條為了促進司法公正，提高辦理刑事案件的質量和效率，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刑事公訴案件實行證據展示的若干意見（試行）》,并結合刑事訴訟的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刑事證據展示是人民法院對公訴案件開庭審理以前，控辯雙方

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和本規則相互交換證據信息的訴訟活動。

第三條適用普通程序審理并有律師提供辯護的第一審刑事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和辯護律師可以實行證據展示。

第四條凡涉及國家秘密、與證據有關的特情人員的情況：可能影響其他案件的偵查、可能暴露特殊偵查手段的證據等，其展示可能會給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不予展示。

辯護律師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對檢察人員拒絕進行展示的證據是否涉及國家秘密進行審查，并裁定是否予以證據展示。

第五條控辯雙方進行證據展示必須嚴格遵守法律關于證據展示的規定，不允許違背法律和本規則。不得利用證據展示，互相串通，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對于證據展示中涉及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檢察人員和辯護律師應當履行保密義務。

第六條控辯雙方不得利用證據展示所獲取的證據信息，授意或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供翻供；不得授意或唆使證人拒證、翻證；不得實施有礙證人、鑒定人等客觀公正反映案件真實情況的行為；不得泄露所知悉的案件秘密。

第七條人民檢察院對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經審查后擬提起公訴的，應當在提起公訴前通知律師進行證據展示。辯護律師掌握的證據，也應當同時向人民檢察院展示。

第八條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后，在證據展示期間內，又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辯護律師又掌握了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不負刑事責任的新的證據以及法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等情節的證據的，都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再次進行證據展示。

第九條在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后，被告人才委托律師或聲更換律師的，以及人民法院指定律師進行辯護的，辯護律師應當主動向人民檢察院提出證據展示的要求。

第十條證據展示以二次為限。第一次證據展示應當在人民檢察院對案件提起公訴前完成。第二次證據展示應當在人民法院對案件正式開庭審理前完成。

人民法院應當在證據展示完成后開庭審理案件。

第十一條證據展示的地點設在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應當設置進行證據展示的專門場所，配備必要的設施，方便證據展示的順利進行。

第十二條辯護律師接到證據展示通知后，應當及時到人民檢察院查閱、摘抄、復制證據材料。

對于辯護律師要求查閱、摘抄、復制證據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三日內辦理。

第十三條辯護律師應當及時將人民檢察院已公開的證據告知，出示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其交換意見，準確了解其意思表示，客觀、完整地記載其對控方證據的意見，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簽字認可。

第十四條公訴人在證據展示中應當展示下列證據：

(一)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重或罪輕；

(二)準備在法庭上使用的和不準備在法庭使用的全部證：據；

(三)對案件所作出的公訴意見。

第十五條辯護人在證據展示中應當展示下列證據：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證據；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據；行為不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的證據。

(二)擬傳喚出庭或其證言將在法庭上出示的證人的姓名、地址及聯系方法。

(三)對案件所作的初步辯護提綱及辯護要點。

第十六條公訴方參與證據展示的人數一般不得少于兩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多名辯護人的，受委托的辯護人原則上均應參加證據展示。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沒有全部參加的，參加者視為對己方有代表權的參與人。

第十七條證據展示程序由公訴人主持，證據展示開始前，公訴人應當查明各方訴訟參與人是否到齊；宣布參加展示的組成人員；宣布展示過程中應遵守的紀律。

第十八條證據展示開始后，應當按照先控方，后辯方的順序進行。具體可根據案件情況選擇下列順序進行；

(一)控方將證據全部展示完畢后，再由辯方展示；

(二)一案中有多起事實的，依照案件事實逐一對等展示；

(三)依照證據種類分組對等展示；

(四)參加各方協商確定的其他方式展示。

第十九條證據展示按件逐一展示，每展示一件后，應征詢對方意見。各方可就該證據的內容和形式充分交換意見。

展示方法依證據種類

第三篇：刑事訴訟中建立缺席判決制度之思考研究與分析

刑事訴訟中建立缺席判決制度之思考

陳志堅

缺席判決是審判程序中的一項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的三大程序法中，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已明確規定了這一法律制度。在民事和行政審判實踐中，通過實行缺席判決制度，有效地提高了辦案效率，準確及時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實踐證明，缺席判決是審判程序中一項重要的、切實可行的法律制度。在刑事訴訟中由于還沒有規定缺席判決制度，因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如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或自訴人提起控訴后，有些并未受到逮捕羈押的被告人為逃避審判而逃跑，致使人民法院無法開庭審判，造成刑事訴訟無限期拖延，使不少犯罪嫌疑人長期逍遙法外，特別是有些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大案要案得不到及時審理判決，給社會造成較大的負面效應，從而增加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據此，筆者建議在刑事訴訟中建立缺席判決制度，這對于促進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順利開展刑事訴訟活動，提高辦案效率，正確實現刑事訴訟任務，具有重要意義。

一、在刑事訴訟中建立缺席判決制度的必要性

刑事訴訟缺席判決，是指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時，在被告人因逃避審判未到庭的情況下，根據公訴機關或自訴人的指控，就到庭的被害人、自訴人、證人或其他被告人等核對證據，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依法作出的判決。隨著新形勢下刑事審判任務的日趨繁重和審判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建立缺席判決制度也越來越顯示出其必要性。

(一)、建立缺席判決制度是完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必然步入規范化、科學化的軌道，刑事訴訟中遇到的一些實際問題及因此產生的一些弊端，必然要建立一種配套的制度來加以解決。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為逃避審判，在未被采取強制措施前或借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之機逃跑，致使該類案件無法及時審結，影響了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而在刑事審判實踐中，對自訴案件被告人在宣判前一般不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即使是公訴案件，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也有許多條款規定了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措施，實踐中使用這兩項措施的范圍比較廣、人次比較多,雖然《刑事訴訟法》對防止被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偵察和審判作出了具體規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審判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缺席判決這樣一種配套制度來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在國際司法實踐中，也有不少國家在刑事訴訟中建成立了缺席判決制度。我們應當借鑒國外的一些成功經驗，以完善我們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

(二)、建立缺席判決制度是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的必然要求

《刑事訴訟法》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是刑事訴訟法的首要任務。因此，無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只要有犯罪發生，我們就要準確、及時地將犯罪事實徹底揭露和查明，并且應用《刑法》對犯罪分子予以應有的懲罰。所謂準確，就是必須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整個案件事實準確無誤。所謂及時，就是要有時間的限制和要求，要抓住有利時機偵察破案，并及時提起公訴和審判，不得無故拖延。使犯罪分子能及早受到懲處，以便有效地打擊犯罪，儆戒犯罪。如果因為被告人逃跑而無限期拖延訴訟，勢必影響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證人必須出庭作證，證人的證言必須當庭訊問、質證并查實后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如果對被告人逃跑的刑事案件不及時采取缺席審判的方式，非等到被告人到庭后再開庭審理，到時證人就有可能會由于時過境遷而對事實記憶模糊，有些物證或其它證據材料也會因間隔時間太長隨之滅失或變形，而無法辯認。這樣就很難收集到

與案件事實有關的各種真實證據材料，因而也就難以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甚至會導致放縱犯罪分子或冤枉好人的惡果。

(三)、建立缺席判決制度是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必然要求

由于在刑事訴訟中尚無缺席判決制度的規定，使不少被告人外逃的刑事案件即使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也無法及時開庭審判，致使被害人和公民產生一些消極情緒甚至產生誤會，認為是因執法機關軟弱無能、執法不力而導致犯罪分子長期逍遙法外，甚至認為是執法機關放縱了犯罪分子。因此，喪失了同犯罪分子作斗爭的積極性，從而出現了有的公民在自身權益受到犯罪分子侵害時也不敢報案或不愿報案的極不正?，F象，有的甚至甘愿吃虧而與犯罪分子“私了”，這樣就在無形中助長了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更為嚴重的是，社會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將要犯罪的不法分子看到有的人犯罪后只要逃離犯罪地就能“相安無事”，因此也肆無忌憚地實施犯罪，從而形成了犯罪率不斷上升，社會治安狀況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若在刑事訴訟中建立缺席判決制度，就有利于執法機關對刑事犯罪案件及時偵察、起訴和審判，只有及時對被告人進行公開審判，及時揭露犯罪及其對社會的危害，并及時懲治犯罪分子，才能充分發揮刑事訴訟在法制宣傳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廣大群眾增強法制觀念，明確違法必究的道理，從而提高遵守法律的自覺性和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才能以一警百，使社會上一些可能犯罪或將要犯罪的不法分子受到儆戒，不敢以身試法。

二、建立缺席判決制度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在司法實踐中，對在刑事訴訟中建立缺席判決制度雖存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缺席判決會影響被告人正確行使訴訟權利，也不利于對案件事實的調查和難以確認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因而會直接影響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準確性，還認為如果被判處刑罰的犯罪分子缺席，沒有執行刑罰的對象，判決也會失去實際意義。但筆者認為，只要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堅持以公正與效率為主題,以司法為民為宗旨,正確行使各自的職權;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辦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把案件質量關;堅持依靠群眾和主動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建立刑事訴訟缺席判決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一)、缺席判決不會影響被告人行使在刑事訴訟中應有的訴訟權利

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具有多項訴訟權利,但最主要的訴訟權利是辯護權和上訴權。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保障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的辯護權、上訴權及其他各項訴訟權利。一是采用公告形式送達法律文書。立案后及時向被告人公告送達起訴書(自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和開庭時間，以利被告人歸案參加訴訟或委托辯護人出庭辯護。如被告人經公告傳喚后仍未到庭參加訴訟，宣判后還應及時公告送達判決書，告知其判決結果和上訴期限，以便被告人提出上訴。公告送達的時間不計入案件的審限之內，但不宜過長，以防同案的被告人羈押時間過長。二是及時通知被告人的近親屬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其近親屬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當指定負有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出庭辯護。即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一定要為其委托辯護人參與訴訟，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三是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親屬出庭參與訴訟，并由其會同律師代被告人行使訴訟過程中的各種訴訟權利，包括與附帶民事訴訟原告自愿調解等。同時，人民法院還應向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親屬送達各種法律文書，使其了解審判的全過程。

(二)、缺席判決并不會影響對被告人的正確定罪量刑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由此可見，在司法實踐中，定案的根據主要是證據，而不是被告人的口供，只要證據充分確實，不管被告人是否供認，都可以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并對被告人定罪。但在缺席審判時，必須嚴格按規定傳證人到庭作證，對一切可能用作定案依據的證據，心須在法庭上查證，以防冤假錯案的發生。其次，被告人缺席也不會影響正確量刑。有的人認為，沒有被告人的供述，很難確認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因而會直接影響對其量刑的準確度。筆者以為，被告人逃避審判就是認罪態度不好的具體表現，因此審判時完全可以根據被告人在作案中的具體情節以及其他法定、酌定量刑情節來把握量刑幅度。

如被告人在判決生效后主動投案自首或歸案后確有新的證據能證明其無罪、罪輕的，則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由人民法院按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

(三)、缺席判決制度與刑事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并不相悖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提起公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后，對于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的，應當決定開庭審理”;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自訴案件進行審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一)犯罪事實清楚，有足夠證據的案件，應當開庭審判??”。根據上述規定可知，對于提起公訴或自訴的案件，只要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就應當開庭審判。由此可見，建立缺席判決制度對一些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案件及時審理判決，與刑事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并不矛盾。

(四)、缺席判決并不會因為暫時沒有執行刑罰的對象而失去實際意義

缺席判決后，雖然暫時不能對被告人執行刑罰，但卻具有如下實際意義：第一，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節約審判資源。缺席審判可防止刑事訴訟無限期拖延，對一些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案件做到快審快結，判決書生效后，一旦被告人歸案，即可及時對其執行刑罰，從而提高辦案效率。同時也可避免有多名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出現多次重復開庭的現象，以減輕審判機關的訴累，避免審判資源的浪費。第二，有利于及時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和挽回國家或集體的經濟損失。對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判決生效后雖然不能及時對被告人執行刑罰，但對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的判決則不因被告人未到案而影響執行。判決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及時以被告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財產賠償被害人或國家、集體的經濟損失;此外，如對被告人判處罰金或沒收財產亦可及時執行。第三，可有效的發揮法律的威懾作用，消除被告人“一走了之”的僥幸心理，以敦促被告人及時歸案接受審判或服刑。

三、刑事訴訟中適用缺席判決制度的幾種情形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缺席判決制度應持慎重的態度，其范圍不宜擴大。缺席判決適用的前提必須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如因被告人(當事人)沒有到庭而無法查清案情事實的，不能缺席判決，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審理，待其到庭后再恢復審理。筆者認為，缺席判決適用的幾種情形有：(一)、公訴案件的被告人為逃避審判逃跑而沒有到庭的;(二)、自訴案件的被告人逃跑或雖未逃跑但經兩次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而人民法院又無法將其拘傳到庭的，或者被告人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三)、在自訴案件被告人提出反訴的情況下，自訴人經兩次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其適用的例外情形：對可能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不宜缺席判決。因為死刑是刑罰體系中最嚴厲的一種刑罰，判處死刑，畢竟是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一旦發生錯判，就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甚至傷及無辜，造成無可挽回的嚴重后果，因而必須特別慎重。

第四篇：刑事訴訟中如何使用行政執法證據

刑事訴訟中如何使用行政執法證據

時間：2012-08-200作者：楊維立

來源：正義網—檢察日報

修改后刑訴法第52條第2款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

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边@一條款強化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但是,目前對于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范圍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待進一步明確和探討。

上述條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從字面意義上看,列舉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為“列舉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舉未完”。有觀點認為:在本條本款中,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僅僅包括條文中明確列舉出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四種證據,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訴法第48條中列舉的其他證據種類。目前持這種觀點的,在理論和實務界不是個別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筆者認為,此處雖然列舉了“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四種證據,但仍未列舉窮盡。另外,修改后刑訴法多處使用了列舉后加“等”字的模式。這些“等”字只能理解為“列舉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講,倘若立法本意為“列舉后煞尾”,這個“等”字就沒意義,應當刪除。

事實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1〕3號)明文規定,行政執法部門依法收集、調取、制作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檢驗報告、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現場筆錄,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庭審質證確認,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筆者認為,修改后刑訴法實施后,至少,行政機關依法制作的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如果統一由司法機關重新制作,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偵查機關的負擔,而且實際上因為時過境遷,重新收集此類證據,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當然,并非任何行政執法證據都可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蛾P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行政執法部門制作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調查筆錄,公安機關認為有必要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的,應當依法重新收集、制作?！毙薷暮笮淘V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毙姓谭ú块T所作的證人證言,原則上應當由偵查機關重新收集、制作筆錄后才能轉換為刑事訴訟證據。但依據修改后刑訴法第52條第2款所作的特別規定,刑事訴訟過程中偵查機關也沒有必要自縛手腳,完全排除行政機關收集的證人證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機關收集的證人證言。如,有的證人作證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證能力、死亡等,無法再找其當面核實。偵查機關應對行政機關調查程序進行嚴格審查,尤其注意審查行政執法證據與犯罪嫌疑人供述、書證、物證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此類證據經過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的嚴格審查,再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也應該作為定案根據。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訴法第54條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訴訟規則和司法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律義務。對照來看,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要想成為刑事訴訟證據,前提條件是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必須具備關聯性(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真實性(證據形成的原因、發現證據的客觀環境、證據是否為原件、原物等、提供證據的人或證人與行政機關是否有利害關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

(作者單位: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檢察院)

第五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精選）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xx

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钡?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钡?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钡?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調查報告《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钡?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钡?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p>

四、目前我國法律界對于非法證據效力的不同觀點

1、一律排除說，即否認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證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因非法取證行為與所取得證據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否定非法取證行為的同時，也應該否定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如果僅從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對非法取證行為進行處理，在訴訟法上卻承認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則難以從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證，侵害公民人權的現象。

2、真實肯定說，即主張把“非法手段”與“證據”區別開來，對違法取證的行為可視情節輕重予以處理和追究行為人的責任，但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若與案情相關，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實事求是”是我國證據制度的核心，我國刑事訴訟法追究實質真實，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關聯的證據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從而導致放縱犯罪。

3、線索轉化說，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證據線索”并以此為線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證和查證，從而將非法證據轉化為合法的證據。其理由是：（1）、我國目前的刑偵技術手段落后，刑偵水平較低，人員素質薄弱，如果對刑事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不采信的話，將妨害最終完成我國刑事訴訟懲罰犯罪的任務；（2）、目前我國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則下偏重實體；（3）、雖然衍生證據的線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響衍生證據的真實性、聯系性和合法性。

4、區別證據種類說，主張將非法取得的口供與物證材料區別開來，前者無論真實與否，都應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質、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來證明案件真實性的證據，與言詞證據相比，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對此應以采信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虛假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為證據使用，無異于承認或允許刑訊逼供。而物證不同于口供，實物證據不會因為收集程序而改變其性質。”

5、例外排除說，即對非法取得的證據原則上不能采用，但應設若干例外。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慮以下兩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員的違法程度。法律可以從上述兩個因素的單獨或綜合之中設定若干個例外情形。

五、非法證據效力認定的價值沖突以上各種學說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價值選擇的結果，是刑事訴訟法律價值沖突在司法實踐中的集中體現。主要表現在：

（一）、實體真實與程序公正沖突的集中體現。所謂實體真實也被稱作實體正義是指司法活動中就訴訟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義務關系所作出的裁決或處理是真實的。所謂程序正義是指訴訟活動的過程中對有關人員來說是公正的。對于認定非法證據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證據表明證據的證明能力優先于證據的證據能力，就是證據的證明性優先于合法性，這將有助于發現實體的真實，實現刑事訴訟的工具價值；排除非法證據表明證據的證據能力優先于證明性，將有助于維護程序的公正，實現刑事訴訟的目標價值。

（二）、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沖突的集中體現。國家制定刑事訴訟法，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懲罰犯罪、保護人權這兩種社會價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統一的。一方面，國家通過刑事訴訟活動，要在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對構成犯罪的人進行懲罰。另一方面，國家還須在刑事訴訟中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不受非法的、無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實踐中，這兩者卻難以保證完全一致。體現在對于非法證據的認定上，對于非法證據的舍棄，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的排除，盡管因非法取證的行為使證據材料喪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棄其證明性與相關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罰處罰的結果。而采信非法證據，則可能鼓勵司法人員違法辦案，只在乎結果而不在乎過程，造成公民權利被侵犯的后果。協調兩種不同法律價值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使兩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圍內保持最大限度的統一，應當樹立刑事非法證據運用中價值沖突時各種利益的均衡觀念和均衡價值觀，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達到某種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證據的認定上，應當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合理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六、關于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絕對排除刑事非法言詞證據。言詞證據即以人的言詞陳述作為表現形式的證據，其真實性不僅受到客觀因素、陳述者的主觀傾向的影響，而且還與陳述者的感受力、記憶力、判斷力、表達力密切相關。這類證據是否真實可靠與人的因素聯系較大，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更是以損害人權為代價的，其真實性也會受到破壞，不應作為定案的依據。此類刑事非法證據應予以絕對排除。在我們的司法實踐過程中，可以對偵查人員的訊問行為進行規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權利；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賦于律師刑事偵查在場權等。

（二）、相對排除刑事非法實物證據實物證據是以物品的性質或者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來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以及內容有證據價值的書面文件。非法實物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相當非法言詞證據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證并不因為非法取證行為而會破壞其真實性，因此在對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上應加以區別：對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證，且有相關證據證實其內容真實的證據應予采信；對于在案件中雖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沒有相關證據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的應予排除；對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證據應當及時的用其他證據代替或者將其轉化為合法證據。

（三）、加強對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的業務培訓，更新執法觀念建立并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勢必對司法工作人員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偵查人員充分了解非法取證的危害性，規范偵查和取證行為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收集證據；正確對待排除非法證據的做法，積極配合有關各方排除非法證據。要求檢察人員了解每個證據的取證過程，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過程中嚴格履行法律監督的職責，不得將非法證據作為批捕和起訴的證據使用。要求審判人員堅持司法獨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邏輯能力，對于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實行自由裁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