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在刑事訴訟中的品格證據范文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品格證據

摘要 品格證據作為當代證據法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在英美法系國家已經建立起相關的制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常被使用，本文通過對品格證據的內涵，分類以及我國相關立法和司法現狀的介紹，試圖分析品格證據制度的利與弊，從而對我國建立相關制度進行初步探索。

關鍵詞 品格證據相關規定本土化

一、品格證據的內涵及其分類

品格證據是指證明某些訴訟參與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證據，是用以證明一個人在特定

[1]情形下會基于已有的一定的品格特征來從事特定行為的證據。英美法系認為品格包含三層

涵義：第一，指一個人的整體聲譽，即某人在其生活的社區，擁有的他所認識的人給予他的總體評價。第二，指性格傾向，即一個人的某種特定行為方式。第三，指的是某人歷史上的特殊事件，如先前的有罪判決。情感意志（包括行動在內）所恒有的傾向或趨勢，我便謂之①性，.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品格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結構系統,它是單獨個體各種不同的性格特征的合成體，標示并指導主體的行為模式和取向。大陸法系常以“人格”代替“品格”，是指某人身上擁有的獨特而穩定的心理品質的總和。

（一）、以訴訟主體為標準，可以將品格證據分為被告人的品格證據、被害人的品格證據和證人的品格證據三種。

1、被告人的品格證據。是指由被告提供的證明其有關品格特征的證據，或者由公訴方提供的控訴被告人品格的證據。此種品格證據在未成年犯罪中，常被使用。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通常會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證據，使法庭減輕處罰，或者能適用寬緩刑罰。而公訴方對被告前科的證明實質上正是一種不利于被告的品格證據。

2、被害人品格證據。指由被告人提供的關于被害人品格的證據或者由起訴方提供來反駁被告人所舉的關于被害人品格的證據。被害人的品格證據在司法實踐中只在少數特定的犯罪情形中出現。如在傷害案或者殺人案中，被告人和辯護人常以被害人是黑社會人員或常尋釁滋事的閑雜人員為由，主張己方是正當防衛。

3、證人品格證據。主要指那些可以證明證人的誠信度，提高證言的可信度的證據。證人的品格證據通常用于質疑證人的誠信問題或質疑與對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的公正性。如證明證人本身就經常違法犯罪，其證言可信度就會大大降低。

對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言，品格證據主要是涉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影響量刑的作用。而對于證人而言，品格證據可以起到審查證人證言可信度的作用。

（二）、以品格證據的影響力為依據，可以分為良好的品格證據和不良好的品格證據。

1、良好的品格證據。英美普通法長期以來容許提出良好品格證據，特別是被告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證據，制定法對此從未進行過任何干涉，這似乎是早期司法實踐中有利于被告

[2]人的具體體現。同時也體現出英美法系國家對于良好證據，一般遵循“采納為主，排除為輔”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都允許被告對其以前沒有犯罪經歷進行陳述，而已可以請證人證明自己的良好品格。被告人的良好品格是否包含某一特定行為的傾向性，至今仍沒有定論。但是，被告的好品格和其可信性具有一定的關聯，而且也與其是否會實施案件中的犯罪相關，這是得到公認的事實。

2、不良好的品格證據。有學者認為，品格證據的提出僅僅是為了表明某種行為的一致性而與定罪問題無關。雖然壞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壞事這一推論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仍然不能被直接采納。所以英美法系國家一般對于不良品格證據依照“排斥為主，采納為輔”的原① 梁潄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33

則，嚴格約束關于不良品格證據的采納。

二、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關于品格證據運用的相關規定

在我國的刑事立法中，并不能直接找到品格證據的系統規定。但與其他大陸法系國家一樣，在各種法條中我們仍可見一些委婉體現品格證據的零星規定。

（一）、關于被告人的品格證據

最具有代表性的規則表現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司法解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關于品格證據的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這些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如《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規定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

（二）、關于被害人的品格證據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在認定是否違背婦女意志時，不能以被害婦女作風好壞來劃分，強行與作風不好的婦女發生性行為的，也應認定為強奸罪。這實際上是對被害人不良品格證據的排斥。

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依品格證據量刑的案件，我國關于減輕加重刑罰的規定中都存在與被告品格有關的量刑因素。

三、對品格證據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品格證據制度的缺陷

1、品格證據存在關聯性障礙。根據《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可以將關聯性界定為，“具有促使對訴訟的確定有影響的任何事實之存在，比若無該證據時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之傾向”。關聯性的判斷是證據成為案件事實裁決基礎的首要的、必經的階段。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證據應當合法、客觀并具有關聯性。允許刑事訴訟中提出品格證據的首要理論基礎即犯罪行為與道德狀況之間的關聯性，但是正是因為這種關聯性并不是絕對的，所以從嚴格意思上來說是不符合刑事訴訟證據相關性的本質要求。品格證據規則的關聯性取決于它的證明目的。在刑事訴訟中，品格證據主要在兩個方面具有關聯性，一是可能與爭議事實，[3]即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有關，二是于被告人或證人的誠信度（可信性）有關。

2、不良品格證據容易引起司法人員偏見和司法不公。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律修改委員會曾明確指出：“品格證據只具有很小的證明價值，而且可能會極具偏見性。它會造成事實審理者不關注主要問題，即不關注在具體場合實際發生了什么的問題。它能巧妙地為事實審理者提供機會，使他們能夠不考慮證據證明實際發生了什么，而僅憑有關人員各自的品格而獎勵好人和處罰壞人。”當不良的品格證據被提出，不論是案件的偵查人員，還是檢察官和法官都容易在判決前就對有前科或不良品格的被告人產生了“有罪”的推理性偏見和情緒化偏見。所以，如果在起訴狀中載明并且在庭審一開始就說明被告人有無職業、是否受過刑事處罰的情況，這無疑會給法官特別是沒有受過專業培訓的陪審員產生預斷提供更多的可能，會對客觀事實的認定產生障礙，容易忽略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影響司法公正的。當然“無業者必偷盜，一次做賊，永遠是賊”的說法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所以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證據只有在其自身試圖證明自己品行良好而向檢控方開啟辯駁之門和控方用于證明被告人動機、意圖、主觀心態時，才能由控方提出。

3、容易產生證據失衡問題。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品格證據除法定的累犯證據材料以外，一般不會被提出。也就是說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證據常常是被排除的。有利證據（良好品格證據）能正常使用，而負面證據（不良好品格證據）的采納往往受到多重的限制，這就容易產生證據失衡問題，同時也是證據規則不完善的一個表現。

②

4、降低訴訟效率。一定數量的富余信息可能會增加而不是降低交流的可理解性。品格

證據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證明某個案件主要事實的，屬于間接證據，而且其證明價值也是比較低的。而對被告人品格證據的調查及核實將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轉移案件審查的注意力，導致拖延訴訟。

（二）、品格證據的好處

1、品格證據對審查判斷證據有積極作用。蘇力教授認為：‘只要社會制約沒有重大變化，從生物學上看，每個人都會在一定程度是重復自己先前的行為、視角和分析理解問題的方式，否則他/她就會呈現出必定為社會所拒絕的多重人格。其實，即使是一個具有高度創造力的③人在更大程度上還是一個重復的人，······。”根據實踐，品格證據可以判斷的證據大多在證人證言這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例如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案中，對警官弗爾曼在警察生涯中的[4]名聲和其對黑人有歧視等品格為由排除其證言的使用。由此可見在刑事訴訟中證人證言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可信度主要取決于證人的主客觀要件，證人誠實公正的品格對于證言可信度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2、品格證據可作為證據鏈上的一個環節。品格證據可以用來印證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的可信度，以及對法官和陪審員形成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均產生一定的作用，雖然在刑事證明層次上屬于第二層次的證明，但其仍為證據鏈上的一個環節，所以其具有的證明意義還是不容否定的。單獨一個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須與其他證據結合，排除多種可能性而使結論為唯一，所以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作為一個間接證據的品格證據能夠對其他證據起到一個輔助證明的作用，幫助法官判定查明案件及重建各種證據材料的關系。

3、有助于實現量刑公正。刑事案件中，實體公正簡而言之就是“罰當其罪”，“罰當其

[5]罪”體現在定罪和量刑兩方面。品格證據對實體公正是有意義的。首先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可能影響定罪，其次會影響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量刑應當與犯罪的客觀危害和罪犯的主觀惡性相適應。二是量刑應當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而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證明就需要品格證據的證明了。在量刑階段，犯罪人的行為已定性，此時品格證據具有的偏見和不公的影響已不是很重要，運用品格證據僅是對刑法的量定進行“微調”，體現法律的“人情”，實現刑罰的個別化。

4、有助于提高判決的認可度，從而提高執行的效果。有罪的判決并不光是一種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財產進行處罰，還是道德選擇的宣稱，所以這樣的選擇其中是需要顧及道德倫理，因為它將會對其他人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品格證據制度的本土化

品格證據制度滿足了我國建立完善的被害人權利保障制度的需要，促進了交叉詢問制度的完善，同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正當化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介紹了中外品格證據的立法、司法現狀后，我們有必要對其本土化進行思考和探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粗略構想：

（一）、在證據理論上對品格證據規則予以系統的確立。在證據規則中明確規定品格證據的概念、形式、分類以及其相關性的意義，從而從立法的層面上賦予品格證據合法的地位。同時，只有明確的概念定義才能使品格證據在運用時高度一致。②

③[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124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23

4（二）、建立品格證據的排除規則與采納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見（unfair prejudice）、混淆爭議（confusion of the issues）或誤導陪審團的危險實質性超過證據的證據價值時，或者考慮過分遲延（undue delay）、浪費時間或無需提交重復證據

④（cumulative evidence）之情形的，關聯性證據亦可排除。這是美國的品格證據排除規則，我國也應該建立起與國情相適應的排除規則，賦予專業法官適當的自由裁量權，讓其慎重的采信雙方提供的品格證據。

（三）、限定不良品格的證明范圍。在此，首先介紹訴諸人身攻擊的論證，這是美國一種常見的而有時非常有力的論證類型，它主要是通過論證某人本身道德上是一個壞人來攻擊其論證。當有爭議的人所提供出的論證屬于那種取決于那個人作為資料提供者的可信性的可接受性的論證時，訴諸人身攻擊論證是最強有力、最適當的。???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論證的目的，即為了使被攻擊者的論證惡化，且僅限于此目的。否則，其他的品格證據只能稱為侮辱和誹謗，除了能讓攻擊者取得傾向性的私人利益外，對于整個審判的公正是有害無益的，所以應該對其進行限制。

（四）、規定在法庭上禁止通過對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譽評價進而對被告人的犯罪傾向或被害人的過錯進行攻擊。此種情況由一種例外情形，即當被告人或被害人證明自己具有良好的品格時，可以對此進行攻擊。因為這種情況是當事人自主打開品格證據證明的大門的。

（五）、將定罪和量刑程序分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實情況不能成為定罪的間接證據，只能在量刑處罰時才具有參考價值。所以，為了不影響法官公正的判斷，在定罪階段不允許提出被告人身危險性和犯罪史的相關品格證據，在量刑程序階段再由雙方提出被告人的品格證據，并經過雙方的辯駁，法官再決定采信與否，從而確定量刑。

（六）、出于訴訟成本的考慮，只有在證據缺乏時才允許品格證據的提出。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被提出，追加的證據，即便具備關聯性，也可能一方面構成浪費——意為產生了遞減的收益（就準確性而言）而成本并未相應減少，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混淆——意為實際上降低了準確性.???

五、總結

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邏輯，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經驗”。法律總是時間和地點的產物，它反映的是人們的習慣并包含現存的社會和經濟規定。任何外來的制度，在其本土化的過程中都不能照搬照抄，必須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推進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品格證據基本原則，然后再根據國情將其細化，逐步地彌補我國證據規則中的品格證據的空缺。對品格證據的研究，將有助于程序正義的進一步實現。

[參考文獻] [1]劉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證據在刑事案件中的運用[M].中國檢察出版社.[2]劉宇平.論英國刑事訴訟中的品格證據規則[J].貴州大學學報.2006(5):49

[3]2008.11郭志媛.刑事證據可采性研究[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107~108

[4]蕭翰.從辛普森看英美證據法上的品格[EB/OL].http://.[5]何家弘.刑事證據的采納標準和采信標準[M].人民檢察.2001.10

[6] 道格拉斯·沃爾頓.梁慶寅，熊明輝譯.法律論證與證據.中國政法大學.2010.60

[7][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127

④ 參見《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

第二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精選）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xx

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調查報告《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四、目前我國法律界對于非法證據效力的不同觀點

1、一律排除說，即否認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證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因非法取證行為與所取得證據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否定非法取證行為的同時，也應該否定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如果僅從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對非法取證行為進行處理，在訴訟法上卻承認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則難以從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證，侵害公民人權的現象。

2、真實肯定說，即主張把“非法手段”與“證據”區別開來，對違法取證的行為可視情節輕重予以處理和追究行為人的責任，但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若與案情相關，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實事求是”是我國證據制度的核心，我國刑事訴訟法追究實質真實，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關聯的證據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從而導致放縱犯罪。

3、線索轉化說，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證據線索”并以此為線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證和查證，從而將非法證據轉化為合法的證據。其理由是：（1）、我國目前的刑偵技術手段落后，刑偵水平較低，人員素質薄弱，如果對刑事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不采信的話，將妨害最終完成我國刑事訴訟懲罰犯罪的任務；（2）、目前我國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則下偏重實體；（3）、雖然衍生證據的線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響衍生證據的真實性、聯系性和合法性。

4、區別證據種類說，主張將非法取得的口供與物證材料區別開來，前者無論真實與否，都應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質、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來證明案件真實性的證據，與言詞證據相比，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對此應以采信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虛假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為證據使用，無異于承認或允許刑訊逼供。而物證不同于口供，實物證據不會因為收集程序而改變其性質。”

5、例外排除說，即對非法取得的證據原則上不能采用，但應設若干例外。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慮以下兩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員的違法程度。法律可以從上述兩個因素的單獨或綜合之中設定若干個例外情形。

五、非法證據效力認定的價值沖突以上各種學說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價值選擇的結果，是刑事訴訟法律價值沖突在司法實踐中的集中體現。主要表現在：

（一）、實體真實與程序公正沖突的集中體現。所謂實體真實也被稱作實體正義是指司法活動中就訴訟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義務關系所作出的裁決或處理是真實的。所謂程序正義是指訴訟活動的過程中對有關人員來說是公正的。對于認定非法證據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證據表明證據的證明能力優先于證據的證據能力，就是證據的證明性優先于合法性，這將有助于發現實體的真實，實現刑事訴訟的工具價值；排除非法證據表明證據的證據能力優先于證明性，將有助于維護程序的公正，實現刑事訴訟的目標價值。

（二）、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沖突的集中體現。國家制定刑事訴訟法，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懲罰犯罪、保護人權這兩種社會價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統一的。一方面，國家通過刑事訴訟活動，要在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對構成犯罪的人進行懲罰。另一方面，國家還須在刑事訴訟中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不受非法的、無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實踐中，這兩者卻難以保證完全一致。體現在對于非法證據的認定上，對于非法證據的舍棄，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的排除，盡管因非法取證的行為使證據材料喪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棄其證明性與相關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罰處罰的結果。而采信非法證據，則可能鼓勵司法人員違法辦案，只在乎結果而不在乎過程，造成公民權利被侵犯的后果。協調兩種不同法律價值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使兩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圍內保持最大限度的統一，應當樹立刑事非法證據運用中價值沖突時各種利益的均衡觀念和均衡價值觀，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達到某種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證據的認定上，應當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合理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六、關于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絕對排除刑事非法言詞證據。言詞證據即以人的言詞陳述作為表現形式的證據，其真實性不僅受到客觀因素、陳述者的主觀傾向的影響，而且還與陳述者的感受力、記憶力、判斷力、表達力密切相關。這類證據是否真實可靠與人的因素聯系較大，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更是以損害人權為代價的，其真實性也會受到破壞，不應作為定案的依據。此類刑事非法證據應予以絕對排除。在我們的司法實踐過程中，可以對偵查人員的訊問行為進行規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權利；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賦于律師刑事偵查在場權等。

（二）、相對排除刑事非法實物證據實物證據是以物品的性質或者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來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以及內容有證據價值的書面文件。非法實物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相當非法言詞證據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證并不因為非法取證行為而會破壞其真實性，因此在對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上應加以區別：對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證，且有相關證據證實其內容真實的證據應予采信；對于在案件中雖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沒有相關證據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的應予排除；對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證據應當及時的用其他證據代替或者將其轉化為合法證據。

（三）、加強對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的業務培訓，更新執法觀念建立并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勢必對司法工作人員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偵查人員充分了解非法取證的危害性，規范偵查和取證行為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收集證據；正確對待排除非法證據的做法，積極配合有關各方排除非法證據。要求檢察人員了解每個證據的取證過程，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過程中嚴格履行法律監督的職責，不得將非法證據作為批捕和起訴的證據使用。要求審判人員堅持司法獨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邏輯能力，對于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實行自由裁量權。

第三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xx

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四、目前我國法律界對于非法證據效力的不同觀點

1、一律排除說，即否認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證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因非法取證行為與所取得證據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否定非法取

第四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xx

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

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

第五篇：刑事訴訟中如何使用行政執法證據

刑事訴訟中如何使用行政執法證據

時間：2012-08-200作者：楊維立

來源：正義網—檢察日報

修改后刑訴法第52條第2款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

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一條款強化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但是,目前對于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行政執法證據范圍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待進一步明確和探討。

上述條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從字面意義上看,列舉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為“列舉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舉未完”。有觀點認為:在本條本款中,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僅僅包括條文中明確列舉出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四種證據,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訴法第48條中列舉的其他證據種類。目前持這種觀點的,在理論和實務界不是個別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筆者認為,此處雖然列舉了“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四種證據,但仍未列舉窮盡。另外,修改后刑訴法多處使用了列舉后加“等”字的模式。這些“等”字只能理解為“列舉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講,倘若立法本意為“列舉后煞尾”,這個“等”字就沒意義,應當刪除。

事實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1〕3號)明文規定,行政執法部門依法收集、調取、制作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檢驗報告、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現場筆錄,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審查,人民法院庭審質證確認,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筆者認為,修改后刑訴法實施后,至少,行政機關依法制作的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可以作為刑事證據使用。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如果統一由司法機關重新制作,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偵查機關的負擔,而且實際上因為時過境遷,重新收集此類證據,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當然,并非任何行政執法證據都可作為刑事訴訟證據使用。《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行政執法部門制作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調查筆錄,公安機關認為有必要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的,應當依法重新收集、制作。”修改后刑訴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行政執法部門所作的證人證言,原則上應當由偵查機關重新收集、制作筆錄后才能轉換為刑事訴訟證據。但依據修改后刑訴法第52條第2款所作的特別規定,刑事訴訟過程中偵查機關也沒有必要自縛手腳,完全排除行政機關收集的證人證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機關收集的證人證言。如,有的證人作證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證能力、死亡等,無法再找其當面核實。偵查機關應對行政機關調查程序進行嚴格審查,尤其注意審查行政執法證據與犯罪嫌疑人供述、書證、物證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此類證據經過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的嚴格審查,再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也應該作為定案根據。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訴法第54條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訴訟規則和司法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律義務。對照來看,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要想成為刑事訴訟證據,前提條件是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必須具備關聯性(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真實性(證據形成的原因、發現證據的客觀環境、證據是否為原件、原物等、提供證據的人或證人與行政機關是否有利害關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

(作者單位:江蘇省鹽城市亭湖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