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品格證據

【出處】《青少年犯罪問題》2008年第5期

【摘要】品格證據在國外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證據法中被廣泛運用，我國雖然沒有具體的適用規定，但在未成年人司法起步較早的上海，一些基層檢察院、法院已開始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適用品格證據，并將其作為量刑的參考依據之一。本文旨在通過探討品格證據的概念定位、適用依據、價值取向及取證方式等，為今后品格證據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具體適用提供理論支撐。

【關鍵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證據；適用依據；取證方式

【寫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對未成年人案件適用品格證據是世界各國的通行作法，我國雖沒有具體的適用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已開始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適用品格證據，并將其作為司法處置的參考依據。

一、品格證據的概念定位

英美證據法中，品格證據是指證明某些訴訟參與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證據。其證明內容，包括前科劣跡、名聲和評價三類。

在我國，適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證據，是指能夠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等方面情況的證據。就其形式分，包括書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等證據種類；就其內容分，包括證明前科劣跡的材料、有關名聲等情況的知情人評價（社會調查結論）、行為傾向評估（心理測試結論）；就取證對象而言，可分為被告人品格證據和被害人品格證據等。

各國證據法均未將品格證據視為新的證據種類，而是規定了關于品格證據特殊的適用規則。與此相同，我們認為，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適用的品格證據也不是新的證據種類，并未突破現階段我國刑事訴訟法律構架，之所以稱為品格證據，是因其證明內容或證明作用而言的，品格證據的證據形式都可以涵蓋在我國七種法定證據種類中。如未成年人品格證據中的前科劣跡材料，一般表現為判決書、處罰決定書等書證，或知情人的證人證言等形式。

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內容是未成年人的一貫表現，它是由知情證人對于其知曉的或調查者對于其調查的涉案未成年人品格方面的情況所作的證人證言或書證，因此，具備了證據內容和形式的客觀性。其通過對未成年人一貫表現的證明，可能使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因而與案件事實有了關聯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的規定，賦予了檢察官、法官、社會團體組織人員的社會調查主體資格，因此主體合法；而其程序只要沒有違反證據采集規則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我國未明確心理咨詢師等社會團體組織人員作為鑒定人的資格，且心理評估結果準確性等有待進一步考察，其所作的心理評估結論不宜認定為鑒定結論，根據其量刑的輔助性參考作用，將其作為書證更妥。

二、品格證據適用依據

一些國際公約及我國的法律、司法解釋都規定，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應綜合考慮未成年人的品格狀況，并將其作為司法處置的參考。從國際公約來看，我國簽署的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和《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即《北京規則》）都對未成年人的做了特殊保護規定。從我國法律規定來看，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正確把握“相適應”必然要求考慮犯罪人的個人情況及其人格特征，即“刑法應切中人的意志。[1]此外，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8條、《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條和第44條也對調查品格狀況方面做出規定。從司法解釋來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用法律的解釋》第11條規定，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應當依照刑法第61條的規定，并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此外，《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也對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證據做出相應規定，為辦案提供參考。

品格證據也有深厚的學理依據，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格責任論。對刑法學理論和各國制定法產生深刻影響的人格責任論代表人物團藤重光教授認為，犯罪行為是行為者人格的現實化以及主體的現實化，而不僅僅是社會危險性的表征，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行為及其背后之潛在的人格體系，并且不能將行為與人格分離，僅論述行為，更應考察行為責任的背后形成人格的責任。”[2]二是刑罰個別化理論。刑事責任是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統一，通常情況下，人身危險性與人格有緊密聯系，[3]其“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和人格為基礎的”[4]為了懲罰和預防犯罪，不僅應對行為時的主觀心理狀態、危害結果等因素加以評價，還應將作為預示犯罪的人身危險性基礎的特定人格納入刑法評價體系之中。三是全面調查原則。全面調查原則是很多國家少年刑事司法的共有程序，是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個特有原則。指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對案件事實證據收集、審查外，還要對導致未成年人被指控罪行的主觀和客觀原因，以及對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書籍等情況進行調查，注意調查收集家庭、學校、單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少年身心狀況、一貫表現、個性特點和道德品行，查清他們成長的過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動機目的。[5]

對未成年人適用品格證據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國外相關法律對此做出了明確規定。如美國《青少年教養法》的補充規定明確調查內容包括：查明少年的年齡和社會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質、少年過去的違法經歷的程度和性質、少年現在的智力發展和思想成熟狀況等。

三、品格證據價值取向

為偵查機關提供偵查線索。偵查人員根據案發現場情況或嫌疑人作案手段等排查出懷疑對象，通過進一步向有關人員了解懷疑對象的一貫表現、品行，查明其是否受到過治安處罰、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可更為順利地確定犯罪嫌疑人，及早破案。

為準確適用強制措施提供依據。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越嚴重、人身危險性越大，采取羈押性的強制措施越有必要，品格證據比較客觀地反映了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對正確適用強制措施提供了參考。

有利于準確定罪。品格情況可能對判定罪與非罪、此罪于與彼罪產生影響。前者如盜竊罪，對于累計盜竊數額雖未達到“數額較大”標準，但多次實施盜竊行為的，也構成犯罪。因此作為犯罪嫌疑人劣跡的先前盜竊行為在達到一定次數時，會成為定罪依據。后者如誹謗罪，如果公開宣揚的是他人已有的劣跡，不能構成誹謗罪，視情況可能構成侮辱罪，因此，為了準確定罪，是否有前科劣跡就成為法官必須調查的問題之一。

有助于公正量刑。量刑公正至少應包含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量刑應當與犯罪的客觀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相適應；二是應當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其中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證明就與“品格證據”密切相關。

有利于更好地改造未成年罪犯。行刑過程中，人民法院可根據罪犯的相關品格證據，調整刑罰的執行情況，對人身危險性較低的罪犯采取假釋等執行方式，以達到更好的行刑效果。

可作為證據鎖鏈的一個環節對證據起補充和加固作用。單獨一個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須與其他證據結合，排除多種可能性才能使結論具有唯一性。品格證據往往與其他間接證據相印證，共同證明案件的事實。雖然品格證據可能會使司法人員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可能會讓刑事訴訟判偏離主線、浪費司法資源，但這些影響可以通過建立健全內外部監督機制、完善相關法律規定等措施予以減少或避免。品格證據不僅填補了我國法律的一項空白，而且體現了法律對人文的關懷精神，推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入貫徹，從而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四、品格證據的取證方式

品格證據的取證主體包括兩類：一類是公檢法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和辯護律師，該類人員作為取證主體，我國《刑事訴訟法》已做出明確規定，在此無需贅述。另一類是社會團體組織，包括青少年保護辦公室或共青團組織的工作人員、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詢師等。對這類人員特別是社會工作者能否作為品格證據取證主體，目前存在一定爭議，我們認為，社會團體組織成員作為品格證據的取證主體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和實踐意義。理由是：

1.相關法律規定賦予了社會團體組織人員參與品格證據收集的權利。根據最高法《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規定，社會團體組織有進行社會調查的權利。

2.社會團體組織人員擔任取證主體具有多重優勢。目前，上海檢察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較為普遍地委托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對未成年人開展社會調查，該中心是由政府主導推動、社團自主運作、社會各方參與的民辦非營利組織。社工等社會團體組織人員，不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具有親和力，且相對獨立于各方當事人，所做社會調查報告更具客觀性，還可彌補司法資源緊張等缺陷，是人民參與司法的具體表現。

相反，法院或控辨雙方擔任品格證據取證主體存在一定弊端。如檢察官，社會調查制度要求其積極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甚至內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夠影響法官定罪量刑的情節，這些要求似乎與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職責不相協調。[6]調查過程的“先入為主”、“先定后審”的弊端，有可能對法官公正判決產生影響。由辯方擔當社會調查主體，調查內容可能有失偏頗。

3.一些國家已實行社會團體組織人員收集品格證據的作法。例如美國的矯治社會團體組織人員在青少年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主要職責是通過與受助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和周圍社會的接觸了解，寫出一份有關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調查報告提交法庭，在承認犯罪事實的基礎之上為法庭判決提出建議參考。

對品格證據的收集，司法人員作為取證主體，應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社會團體組織人員則可參照司法機關對刑事訴訟證據的取證程序進行：（1）司法機關開具委托書。只有在接受司法機關的委托后，才可開展相關調查；（2）進行相關調查或評估。包括出示相關證件、告知權利和義務（必要時可邀請法定代理人到場）、制作筆錄等相關證據、簽字確認；（3）制作社會調查報告或心理評估報告。社會團體組織人員應實事求是、客觀全面地制作相關報告，每一犯罪嫌疑人應當單獨制作一份報告。心理評估報告只有經負責測試工作的心理學專家簽名，才能運用于訴訟中；（4）反饋工作。司法人員、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報告結論有知情權，如對報告結論有異議，可以要求或申請重新調查或測試；（5）注意事項。社會團體組織人員在取證過程中應注意保護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名譽權、隱私權，調查報告應予保密并隨案歸檔，未經批準，不得查詢、摘錄和公開傳播。并不得隨意向第三人或外界披露

第二篇：對品格證據的一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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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品格證據的一點思考

對品格證據的一點思考

摘 要 在我國大陸地區品格證據的適用情況不容樂觀，法律條文沒有明確規定證據種類有品格證據，但是從英美國家可以看到品格證據的適用，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里對品格證據的適用是不反對的，甚至可以在條文和案列中找到其功能的光芒，但是我國一直對品格證據的適用不反對也不明文規定，我國視為域外的法律現象，文章將結合現狀提出品格證據的適用要素和品格證據的作用，以期達到對品格證據有一個更好的科學認識。

關鍵詞 品格 證據 證明力 心證

作者簡介：馬景園，碩士，西南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專業，刑事法方向；馬景燕，云南省甸沙小學，英語教師。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05-078-02

一、簡述品格證據淵源

品格是指在人類文明的發展路徑中，人們比較贊成與肯定并符合社會公共道德文明價值的內心評價標準，以此來判斷衡量個體行為長期持久品行的總稱。例如，對勞動模范的評價和敬老扶幼孝敬長輩的品行、樂于助人保護弱者不以強凌弱等行為。證據，能證明自己想表達的事情的依據。當然依據也存在真偽，那它所要證明的事情的真假性也是隨著，依據的真假性的改變而改變，在品格證據中，品格本來就是一個很難判斷的的道德價值體，要把它用做為證據使用，就需要有“心有猛虎，細嗅薔薇”的謹慎細心。

伊斯蘭司法審判具有訴訟程序靈活、訴訟形式多樣、重視宣誓的證據效力等特征。阿拉伯國家的掌教阿訇或宗教領袖的言詞證據的證明力遠遠大于一般公民的證據效力。其中重視宣誓證據的效力，也說明對品格證據的適用。

西方國家的中世紀的神權法思想和我國西周時期皋陶時期的神獸斷獄，也相當注重品格證據的使用，隨著社會變遷科學進步，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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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據的適用的效率酌減降低。品格證據與自由心證有相似點，自由心證原則的主要內涵是，法律不預先設定機械的規則來指示或約束法官，而由法官針對具體案情，根據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自己的理性良心來自由判斷證據和認定事實。自由心證在我國又被稱為內心確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據法律規定，通過內心的良知、理性等對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進行判斷，并最終形成確信的制度。①相似在于都是理性良心的自由判斷，品格證據更多的是外觀表征的公德教化自我修養，以此來證明行為人有無其期待可能行或違法阻確事由；也可以證明刑法條文中的定性因素。在我國品格證據是弱勢證據，大多數運用于對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的補強，強化證據的證明效率，在證據開示后，法官會根據證據質證之后的事實進行內心判斷，此時法官就會考慮到品格證據所產生的證明力，以此判斷案件的罪名與量刑。

在所屬英美法系的美國和英國，還有曾經風靡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法系時至今仍有法律效力的宗教信條的國度里，品格證據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美國的辛普森案件檢方的關鍵性證人洛杉磯警察弗爾曼被辯方證明有種族歧視、濫用職權等多重品格問題，而在他宣誓作證的時候，他聲稱自己絕無種族歧視行為，工作敬業。最后由于辯方的強大攻勢和確鑿無誤的證據，使得弗爾曼的證詞完全失去效力。1995年10月2日，辛普森因為檢方證據不足而被宣布無罪開釋。②

二、品格證據的先天缺陷

（一）品格證據的前提缺失

品格證據制度上的先天缺陷。首先，證據的前提是合法性、關聯性、客觀性。品格證據對案件本身的事實和犯罪的事實缺乏關聯性，品格存在關聯性障礙。根據《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可以將關聯性界定為：“具有促使對訴訟的確定有影響的任何事實之存在，比若無該證據時更有可能或不可能之傾向。” 在證據的三性中，品格作為證據使用，最大的瓶頸就在于關聯性，犯罪事實與犯罪行為之間，罪名的定性量刑的輕重與品格的好壞沒有關聯，甚至無罪罪輕也不具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就是一個不能用作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使用的反駁，我國四要件的犯罪耦合模式也恰恰排除了品格證據的使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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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中，一個犯罪事實發生后，犯罪嫌疑人對案件的主要事實采取避重就輕的供述，大量間接證據指出案件的犯罪事實是其所為，只有少量的直接證據做佐證，這樣檢察官就會結合當事人的平常行為的品格和全案證據材料做出一個不予起訴或者補充偵查的決定：另外一種情況是間接證據儼然已經形成了一個證據鏈條，此時就不用去考慮人格品行。品格證據的用于不用完全取決于檢查官和法官對全案的綜合分析，是司法部門根據經驗法則做出的判斷與案件沒有太大關聯，品格證據只能左右實務人員的倫理判斷，但是不會左右對案件的定罪量刑，因為它不具有證據關聯性，缺少與事實之間的物理聯系。

（二）品格證據影響法官對證據的甄別

容易造成法官的主管偏見，影響定罪量刑的罪責刑刑相適應原則，品格證據游離于證據的邊緣，當法官和檢察官正確適用了將會強化司法的公信力，一旦適用錯誤了將會有損司法公信力，因而品格證據的適用要謹慎細微。在品格證據的適用，前提是要有一個廣闊的文化背景，而這個文化背景應是正確的公民價值觀，法官的內心評價應是善良公正的，行為人的品格是在生活中多次印證業已習慣的品格操守。是可以采信為品格證據的首要前提。在一起盜竊案中，A進入B的房間入室盜竊，在庭審中C作為目擊證人證實A入B的房間進行行竊，但D也可以證明A作案的時間段和他在一起，此時C和D之間的言詞證據是誰做了偽證，用品格證據才判斷C和D之間的真實性，C證人品行一直不端，有多次前科；D無前科一直品行忠厚待人誠懇；此時法官的心證角度將游離于D品格之上，而相應的會偏離C所作出的言詞證據，當然D也有可能存在做偽證的可能性，但至少D贏得了法官的先期信任。

實際品格證據在證據的證明力上來說，是比較低能的，但是如果能承認品格證據的適用，則會帶來很好的社會效果，有助于倫理道德的提升，在一個物化的社會人自私觀念的深重，我們是否應該對證據的品格性稍微給以傾斜，以司法對證據認定的技術性思維，來強化人們對道德的認證。例如前不久的浙江幼教教師虐童案、加拿大的食人臉案、大學生一齊祖母案，這些案件的發生，是道德扭曲滑坡慢慢異化下的社會畸形發展所間接引起的。在司法公信力下滑，道德品行的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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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下，如果能很好的以幾個典型案例適用好品格證據，則產生的影響力將是不可估量的。

三、實務中對品格證據的看法

在我國的的證據法中，從實務的經驗來看，品格證據不直接適用，歸結起來有三種情況：一是用來強化直接證據的證明力，讓直接證據的證明力更有說服力；二是用來佐證間接證據的證明力，當傳聞證據中的言詞證據存有漏洞的時候，品格證據的開示反過來彌補漏洞；三是在定罪量刑的時候適當考慮行為人生活品行的優劣影響法官在定性和定量的自由裁判。品格證據做為域外的法律現象存在利弊，對其所證明的事實要心有猛虎，細嗅薔薇的判斷力。

我們應該建立品格證據的排除規則與采納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見、混淆爭議或誤導評審團的危險實質性損害超過證據價值時或考慮過分遲延、浪費時間或無需提交重復證據之情形的，關聯性證據也可以排除，這是美國的品格證據排除規則，我國也應該建立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排除規則。賦予專業法官適當的自由裁量權，讓其慎重的采信雙方提供的品格證言。

美國可以限定不良品格證明范圍，但是我認為我國本土化因素的話，應該絕對禁止不良品格的證明范圍，不良品格本身就存在不良瑕疵，我國的今天道德的直線下滑，司法辦案部門職業價值淪喪，品格證據本身就存在判斷難的問題，品格瑕疵就就更不能適用，品格瑕疵是源頭產生不良，支流的清純度就不能保證，是否受到污染，因而在我國司法法律資源相對完善的今天，但是普遍產生司法公信力弱，執行難度大的時期，不良品格證據因絕對排除適用。

法庭上禁止通過對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譽評價而對被告人的犯罪傾向或被告人的過錯進行攻擊。因為此種情況是當事人自主打開品格證據適用范圍的大門。

定罪和量刑是分不開的，偵查中的犯罪嫌疑人后期開庭審理中的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實情況不能成為定罪的間接依據，只有在量刑時才具有參考價值，所以，為了不左右法官的自由心證，在定罪階段不允許提出被告人人格缺陷和是史前犯罪的相關品格材料。只有在法庭辯論的駁論環節，法官在取舍品格材料以確定罪名和量刑。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章第四十八條規定可以用于的證明案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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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材料，都是證據。但是又一一列舉了八大類別的種類的證據卻沒有品格證據的列舉，但是這八大種證據也沒有窮盡所有的證據種類，一些品格事實也可以用于證據使用。在刑事訴訟法中我們也能捕捉到品格證據的影子，并在實務中影響著定罪量刑，第三十九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期間、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這里的材料做廣義擴大理解也囊括了品格證據。

在這里，結合我國本土的司法情況，提出我國品格證據的適用前提以供參考。第一品格定義要準確；結合本土的習慣法則和先驗法則綜合考量。第二；品格證據，要在控方證人證言和辯護方證人證言有較大矛盾和分歧時才能考慮，作證人證人證言的品格，去衡量證人證言的的可采性。第三，法官在采信品格證據階段不受外界的干擾，完全取決于內心的自由判斷。第四，控方在審查案件偵查卷宗的時候，卷宗中如果存在控方和辯護方的所提出的品格材料的時候，應將提交的主體資格人所提出的材料進行一個面對面質問評價。第五，疑難案件應該請專家證人對所提交的品格材料做一個可信度評估。例如心理咨詢師對證人證言所提供的品格材料進行心理評估。根據上述五點去量化品格證據，結合實際的運轉情況恰當排除和適用。品格證據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正當化的必然走勢，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一個信息綜合的分析，結合地方習慣差異對其量化的規則進行一個本土化考量，這樣的話合時合宜。

在證據理論上對品格證據規則予以系統的確立。在證據規則中明確地方品格證據概念、形式、分類以及相關性意義，從而從立法的層面上賦予品格證據合法地位。從以上的角度得出品格證據在實務中是隱性的適用，我們對品格證據不能因為其存在瑕疵而放棄對其的應用，反而要強化它的證據證明力和社會效果，強化司法的公共信任度，借助品格證據帶來的道德倫理優勢，深化人們的法律意識價值觀和道德的認知感。

四、總結

本文主要簡述了品格證據在英美的信教的的國家里運用的相當廣泛，在我國是隱性適用了品格證據，品格證據對庭審中所生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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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證據不能逾越的，它會給人一個正確的道德價值思考，借此引導社會司法文化從良性的角度去發展而不是一個私權社會，通過文章的簡述，對我們有所啟發。

注釋：

①引自百度百科?名片詞條解釋.② 蕭翰.從辛普森案看英美證據法上的證據法.出版信息不詳.參考文獻：

[1]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2]張明楷.刑法分則解釋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3][美]喬治?弗萊徹著.鄧子濱譯.反思刑法.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4][日]大?仁.刑法概說.1992年改定增補版.[5]日]平野龍一.刑法概說.東京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6]指南針司法考試命題研究中心編：國家司法考試考試必讀法律法規匯編.研究出版社.[7]張明楷.法益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8]王志祥，許會東.英美法系刑法中侵占罪構成條件之比較.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6（2）.------------最新【精品】范文

第三篇：淺談在刑事訴訟中的品格證據范文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品格證據

摘要 品格證據作為當代證據法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在英美法系國家已經建立起相關的制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常被使用，本文通過對品格證據的內涵，分類以及我國相關立法和司法現狀的介紹，試圖分析品格證據制度的利與弊，從而對我國建立相關制度進行初步探索。

關鍵詞 品格證據相關規定本土化

一、品格證據的內涵及其分類

品格證據是指證明某些訴訟參與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證據，是用以證明一個人在特定

[1]情形下會基于已有的一定的品格特征來從事特定行為的證據。英美法系認為品格包含三層

涵義：第一，指一個人的整體聲譽，即某人在其生活的社區，擁有的他所認識的人給予他的總體評價。第二，指性格傾向，即一個人的某種特定行為方式。第三，指的是某人歷史上的特殊事件，如先前的有罪判決。情感意志（包括行動在內）所恒有的傾向或趨勢，我便謂之①性，.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品格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結構系統,它是單獨個體各種不同的性格特征的合成體，標示并指導主體的行為模式和取向。大陸法系常以“人格”代替“品格”，是指某人身上擁有的獨特而穩定的心理品質的總和。

（一）、以訴訟主體為標準，可以將品格證據分為被告人的品格證據、被害人的品格證據和證人的品格證據三種。

1、被告人的品格證據。是指由被告提供的證明其有關品格特征的證據，或者由公訴方提供的控訴被告人品格的證據。此種品格證據在未成年犯罪中，常被使用。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通常會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品格證據，使法庭減輕處罰，或者能適用寬緩刑罰。而公訴方對被告前科的證明實質上正是一種不利于被告的品格證據。

2、被害人品格證據。指由被告人提供的關于被害人品格的證據或者由起訴方提供來反駁被告人所舉的關于被害人品格的證據。被害人的品格證據在司法實踐中只在少數特定的犯罪情形中出現。如在傷害案或者殺人案中，被告人和辯護人常以被害人是黑社會人員或常尋釁滋事的閑雜人員為由，主張己方是正當防衛。

3、證人品格證據。主要指那些可以證明證人的誠信度，提高證言的可信度的證據。證人的品格證據通常用于質疑證人的誠信問題或質疑與對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的公正性。如證明證人本身就經常違法犯罪，其證言可信度就會大大降低。

對被告人和被害人而言，品格證據主要是涉及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影響量刑的作用。而對于證人而言，品格證據可以起到審查證人證言可信度的作用。

（二）、以品格證據的影響力為依據，可以分為良好的品格證據和不良好的品格證據。

1、良好的品格證據。英美普通法長期以來容許提出良好品格證據，特別是被告提出自己的良好品格證據，制定法對此從未進行過任何干涉，這似乎是早期司法實踐中有利于被告

[2]人的具體體現。同時也體現出英美法系國家對于良好證據，一般遵循“采納為主，排除為輔”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都允許被告對其以前沒有犯罪經歷進行陳述，而已可以請證人證明自己的良好品格。被告人的良好品格是否包含某一特定行為的傾向性，至今仍沒有定論。但是，被告的好品格和其可信性具有一定的關聯，而且也與其是否會實施案件中的犯罪相關，這是得到公認的事實。

2、不良好的品格證據。有學者認為，品格證據的提出僅僅是為了表明某種行為的一致性而與定罪問題無關。雖然壞品格的人更有可能做壞事這一推論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仍然不能被直接采納。所以英美法系國家一般對于不良品格證據依照“排斥為主，采納為輔”的原① 梁潄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133

則，嚴格約束關于不良品格證據的采納。

二、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關于品格證據運用的相關規定

在我國的刑事立法中，并不能直接找到品格證據的系統規定。但與其他大陸法系國家一樣，在各種法條中我們仍可見一些委婉體現品格證據的零星規定。

（一）、關于被告人的品格證據

最具有代表性的規則表現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在司法解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關于品格證據的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這些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如《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規定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

（二）、關于被害人的品格證據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在認定是否違背婦女意志時，不能以被害婦女作風好壞來劃分，強行與作風不好的婦女發生性行為的，也應認定為強奸罪。這實際上是對被害人不良品格證據的排斥。

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依品格證據量刑的案件，我國關于減輕加重刑罰的規定中都存在與被告品格有關的量刑因素。

三、對品格證據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品格證據制度的缺陷

1、品格證據存在關聯性障礙。根據《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可以將關聯性界定為，“具有促使對訴訟的確定有影響的任何事實之存在，比若無該證據時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之傾向”。關聯性的判斷是證據成為案件事實裁決基礎的首要的、必經的階段。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證據應當合法、客觀并具有關聯性。允許刑事訴訟中提出品格證據的首要理論基礎即犯罪行為與道德狀況之間的關聯性，但是正是因為這種關聯性并不是絕對的，所以從嚴格意思上來說是不符合刑事訴訟證據相關性的本質要求。品格證據規則的關聯性取決于它的證明目的。在刑事訴訟中，品格證據主要在兩個方面具有關聯性，一是可能與爭議事實，[3]即被告人是否實施了犯罪有關，二是于被告人或證人的誠信度（可信性）有關。

2、不良品格證據容易引起司法人員偏見和司法不公。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律修改委員會曾明確指出：“品格證據只具有很小的證明價值，而且可能會極具偏見性。它會造成事實審理者不關注主要問題，即不關注在具體場合實際發生了什么的問題。它能巧妙地為事實審理者提供機會，使他們能夠不考慮證據證明實際發生了什么，而僅憑有關人員各自的品格而獎勵好人和處罰壞人。”當不良的品格證據被提出，不論是案件的偵查人員，還是檢察官和法官都容易在判決前就對有前科或不良品格的被告人產生了“有罪”的推理性偏見和情緒化偏見。所以，如果在起訴狀中載明并且在庭審一開始就說明被告人有無職業、是否受過刑事處罰的情況，這無疑會給法官特別是沒有受過專業培訓的陪審員產生預斷提供更多的可能，會對客觀事實的認定產生障礙，容易忽略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影響司法公正的。當然“無業者必偷盜，一次做賊，永遠是賊”的說法在法律上并不成立，所以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證據只有在其自身試圖證明自己品行良好而向檢控方開啟辯駁之門和控方用于證明被告人動機、意圖、主觀心態時，才能由控方提出。

3、容易產生證據失衡問題。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品格證據除法定的累犯證據材料以外，一般不會被提出。也就是說被告人的不良品格證據常常是被排除的。有利證據（良好品格證據）能正常使用，而負面證據（不良好品格證據）的采納往往受到多重的限制，這就容易產生證據失衡問題，同時也是證據規則不完善的一個表現。

②

4、降低訴訟效率。一定數量的富余信息可能會增加而不是降低交流的可理解性。品格

證據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證明某個案件主要事實的，屬于間接證據，而且其證明價值也是比較低的。而對被告人品格證據的調查及核實將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轉移案件審查的注意力，導致拖延訴訟。

（二）、品格證據的好處

1、品格證據對審查判斷證據有積極作用。蘇力教授認為：‘只要社會制約沒有重大變化，從生物學上看，每個人都會在一定程度是重復自己先前的行為、視角和分析理解問題的方式，否則他/她就會呈現出必定為社會所拒絕的多重人格。其實，即使是一個具有高度創造力的③人在更大程度上還是一個重復的人，······。”根據實踐，品格證據可以判斷的證據大多在證人證言這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例如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案中，對警官弗爾曼在警察生涯中的[4]名聲和其對黑人有歧視等品格為由排除其證言的使用。由此可見在刑事訴訟中證人證言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可信度主要取決于證人的主客觀要件，證人誠實公正的品格對于證言可信度的提升是不言而喻的。

2、品格證據可作為證據鏈上的一個環節。品格證據可以用來印證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的可信度，以及對法官和陪審員形成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均產生一定的作用，雖然在刑事證明層次上屬于第二層次的證明，但其仍為證據鏈上的一個環節，所以其具有的證明意義還是不容否定的。單獨一個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須與其他證據結合，排除多種可能性而使結論為唯一，所以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作為一個間接證據的品格證據能夠對其他證據起到一個輔助證明的作用，幫助法官判定查明案件及重建各種證據材料的關系。

3、有助于實現量刑公正。刑事案件中，實體公正簡而言之就是“罰當其罪”，“罰當其

[5]罪”體現在定罪和量刑兩方面。品格證據對實體公正是有意義的。首先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可能影響定罪，其次會影響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量刑應當與犯罪的客觀危害和罪犯的主觀惡性相適應。二是量刑應當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而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的證明就需要品格證據的證明了。在量刑階段，犯罪人的行為已定性，此時品格證據具有的偏見和不公的影響已不是很重要，運用品格證據僅是對刑法的量定進行“微調”，體現法律的“人情”，實現刑罰的個別化。

4、有助于提高判決的認可度，從而提高執行的效果。有罪的判決并不光是一種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財產進行處罰，還是道德選擇的宣稱，所以這樣的選擇其中是需要顧及道德倫理，因為它將會對其他人產生深遠的影響。

四、品格證據制度的本土化

品格證據制度滿足了我國建立完善的被害人權利保障制度的需要，促進了交叉詢問制度的完善，同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正當化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介紹了中外品格證據的立法、司法現狀后，我們有必要對其本土化進行思考和探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粗略構想：

（一）、在證據理論上對品格證據規則予以系統的確立。在證據規則中明確規定品格證據的概念、形式、分類以及其相關性的意義，從而從立法的層面上賦予品格證據合法的地位。同時，只有明確的概念定義才能使品格證據在運用時高度一致。②

③[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124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23

4（二）、建立品格證據的排除規則與采納的限制。如果不公正的偏見（unfair prejudice）、混淆爭議（confusion of the issues）或誤導陪審團的危險實質性超過證據的證據價值時，或者考慮過分遲延（undue delay）、浪費時間或無需提交重復證據

④（cumulative evidence）之情形的，關聯性證據亦可排除。這是美國的品格證據排除規則，我國也應該建立起與國情相適應的排除規則，賦予專業法官適當的自由裁量權，讓其慎重的采信雙方提供的品格證據。

（三）、限定不良品格的證明范圍。在此，首先介紹訴諸人身攻擊的論證，這是美國一種常見的而有時非常有力的論證類型，它主要是通過論證某人本身道德上是一個壞人來攻擊其論證。當有爭議的人所提供出的論證屬于那種取決于那個人作為資料提供者的可信性的可接受性的論證時，訴諸人身攻擊論證是最強有力、最適當的。???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論證的目的，即為了使被攻擊者的論證惡化，且僅限于此目的。否則，其他的品格證據只能稱為侮辱和誹謗，除了能讓攻擊者取得傾向性的私人利益外，對于整個審判的公正是有害無益的，所以應該對其進行限制。

（四）、規定在法庭上禁止通過對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名譽評價進而對被告人的犯罪傾向或被害人的過錯進行攻擊。此種情況由一種例外情形，即當被告人或被害人證明自己具有良好的品格時，可以對此進行攻擊。因為這種情況是當事人自主打開品格證據證明的大門的。

（五）、將定罪和量刑程序分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品格不好的事實情況不能成為定罪的間接證據，只能在量刑處罰時才具有參考價值。所以，為了不影響法官公正的判斷，在定罪階段不允許提出被告人身危險性和犯罪史的相關品格證據，在量刑程序階段再由雙方提出被告人的品格證據，并經過雙方的辯駁，法官再決定采信與否，從而確定量刑。

（六）、出于訴訟成本的考慮，只有在證據缺乏時才允許品格證據的提出。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被提出，追加的證據，即便具備關聯性，也可能一方面構成浪費——意為產生了遞減的收益（就準確性而言）而成本并未相應減少，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混淆——意為實際上降低了準確性.???

五、總結

霍姆斯有一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邏輯，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經驗”。法律總是時間和地點的產物，它反映的是人們的習慣并包含現存的社會和經濟規定。任何外來的制度，在其本土化的過程中都不能照搬照抄，必須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推進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品格證據基本原則，然后再根據國情將其細化，逐步地彌補我國證據規則中的品格證據的空缺。對品格證據的研究，將有助于程序正義的進一步實現。

[參考文獻] [1]劉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證據在刑事案件中的運用[M].中國檢察出版社.[2]劉宇平.論英國刑事訴訟中的品格證據規則[J].貴州大學學報.2006(5):49

[3]2008.11郭志媛.刑事證據可采性研究[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107~108

[4]蕭翰.從辛普森看英美證據法上的品格[EB/OL].http://.[5]何家弘.刑事證據的采納標準和采信標準[M].人民檢察.2001.10

[6] 道格拉斯·沃爾頓.梁慶寅，熊明輝譯.法律論證與證據.中國政法大學.2010.60

[7][美]理查德·A·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127

④ 參見《聯邦證據規則》第401條

第四篇：證據格式

交通事故受傷人員起訴需要的證據

一、原告身份證復印件

二、交通事故認定書（最好是原件）

三、車輛的行駛證和駕駛員駕駛證（復印件加蓋交警隊章，實在蓋不了也沒事）

四、相關的保險單（復印件加蓋交警隊章，實在蓋不了也沒事）

五、住院的病歷、入院證、出院證、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票據（原件）

六、如果受傷人員是農村戶口，但想得到城鎮賠償的標準，必須有下列證據之一來證明：

(一)暫住證或經常居住地公安機關、居民委員會所出具的書面證明；(二)相應房屋租賃登記手續或城鎮房屋產權證明；(三)在城鎮入托，保健、就讀等證明；(四)與用人單位所簽訂的勞動合同或工資領取證明或繳納社會保險金的證明；(五)從事合法經營的登記又件及相應的納稅證明；

并且以上證據必須顯示的是事故發生前已經在城鎮持續了一年。

七、如果受傷人員要誤工費，則需要準備：

單位營業執照復印件加蓋公章，勞動合同書，事故發生前三個月單位的工資發放表（加蓋財務章），因事故受傷扣發工資的證明；如果工資超出3500元，需要提交完稅證明。

因事故受傷扣發工資的證明最重要，必須有。

證 明

201 年 月 日，我公司員工 以其發生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治療為由，請假 天（201 年 月 日至201 年 月 日），請假期間工資未予發放。該員工月工資為 元。

某某公司（蓋章）

年 月 日

八、如果有受傷人員有陪護，則陪護人員最好是其能夠證明的了的親人，比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姐妹，且陪護人員最好是城市戶口。陪護人員誤工費的證據內容和格式同六，也是工資停發證明最重要。

另外如果是兩個人陪護的話，需要有所在醫院的二人陪護的證明。

證 明 一

201 年 月 日，我公司員工 以其（妻子/父親/姐姐/兒子）發生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治療需要陪護為由，請假 天（201 年 月 日至201 年 月 日），請假期間工資未予發放。該員工月工資為 元。

某某公司（蓋章）

年 月 日

九、被撫養人生活費（即上有老下有小中間有兄弟姐妹的證明），姑且說受傷人叫劉甲。本條是在構成傷殘的時候才需要準備。

如果受傷人的父母均在六十歲以下且有勞動能力，則不要開證明二；如果受傷人所有的子女都在一個戶口簿上或者受傷人的子女都年滿十八且有勞動能力，則不需要開證明三。

如果受傷人受傷人的父母或者子女在農村，卻想按照城市主張被撫養人生活費，則需要有父母或者子女事故發生前在城市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證明；或者在城鎮連續打工一年以上的證明（單位營業執照復印件加蓋公章，事故發生一年前簽訂的勞動合同書，單位在事故發生后出具的該人目前還在我公司上班的證明——證明 茲有某某某，系我單位某某崗位員工，其自某年某月某日開始在我公司工作，目前勞動合同仍在履行）；

證明二

劉某某，身份證號 ；陳某某，身份證號 ；二人系夫妻。膝下共有子女 人，長子劉甲，身份證號 ；次子劉乙，身份證號 ；女兒劉丙，身份證號。

特此證明！

某某街道辦事處或者村

委會某某派出所

年 月 日

證明三

劉甲，身份證號，其有子女 人。長子劉某，身份證號 ；次子劉某某，身份證號 ；女兒劉某女，身份證號。

某某街道辦事處或者村委會

某某派出所

年 月 日

十、準備一些陪護人員家到醫院、受傷人員家到醫院的長途車票，最好是住院期間發生的；準備一些醫院所在城市的出租車發票和住宿費票據。這是為了

要交通費，交通費法院一般是酌定的，不多，幾百到幾千元。

第五篇：品格證據在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中的運用與完善

品格證據在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中的運用與完善

商鳳廷

[關鍵詞]未成年人 品格證據 刑事檢察

[摘 要]品格證據是指能夠證明未成年人品性優劣和人格特點的證據。它在證明涉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險性和可改造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中，建立和完善品格證據制度將有效促進對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方針的有效落實。

近年來，隨著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的推進，司法機關為了貫徹“教育和挽救”的基本政策，從不同層面探索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心理評估等，將其結果作為涉罪未成年人定罪、量刑、幫教、矯治的重要參考。這些以確認其品格為內容的證據，在理論上講屬于品格證據的范疇。運用品格證據對涉罪未成年人做出最適當的處理，促使其更好地改過自新，回歸社會已成為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但由于目前我國對品格證據的研究相對滯后，缺乏規范的運用機制，影響了其應有做用的發揮，筆者試結合工作實踐，對此談幾點認識。

一、品格證據的基本理論

（一）品格證據的涵意

品格證據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是指證明某些訴訟參與

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證據。所謂“品格”，理論界和國外已經采用品格證據國家，在法律界定上對其的解釋大致相同，包括三層含義：一是指其人在其生存的社區環境中所享有的名聲；二是指某人為人處世的特定方式或思考的傾向；三是指某人以前所發生的特定事件。這三層意思中包含了一個人好的品格和不良的品格。

各國證據法均未將品格證據視為新的證據種類，而是規定了關于品格證據特殊的適用規則。為了防止品格證據帶來的倫理性和推理性偏見，品格證據一般運用于量刑階段，對于定罪階段的運用則予以明確的限制，制定了嚴格的品格證據規則（又稱排除品格證據規則），規范用以證明被告人、被害人及證人品格之證據。在我國適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證據則是指能夠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的等方面情況的證據。

（二）適用品格證據的理論依據

1、人格責任論。作為論證刑事責任的本質及根據的重要學說，人格責任論認為犯罪行為是行為者人格的現實化以及主體的現實化，確定刑事責任，不僅要考察其行為的社會危險性，還要考察其背后潛在的人格體系。即主張以客觀具體的犯罪行為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刑事責任的根據。

2、刑罰個別化理論。現代刑法在強調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同時，亦開始重視刑罰個別化的理論。刑罰個別化，是指

運用刑罰時必須充分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等具體情況，處以適當的刑罰，從而實現一般正義和個別正義的統一。我國當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也正是體現了這一理論主張。

3、恢復性司法理念。恢復性司法理念是在批判傳統的報應性司法的基礎上產生的，與傳統上強調“以惡治惡”的觀念不同的是，恢復性司法更加注重的是恢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對犯罪者而言，就是如何促使其更好的回歸社會。這與我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教育與挽救”方針一脈相承。

（三）適用品格證據的法律依據

（1）國際公約。我國1984年11月參加并締結的國際公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簡稱《北京規則》）在“社會調查報告”一條中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在主管當局作出的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上述規定對涉訟少年案件中品格證據的收集和運用提出了明確要求。

（2）國內立法。刑訴法修改之前，有關品格證據的規定僅散見于一些司法解釋和文件中，如《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規定，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

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新修改的刑訴法在 268條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從而為開展品格證據調查確立了立法上的依據。

二、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運用

在我國，對品格證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運用，實務界的探索要早于理論上的研究，早在90年代末、21世紀初，上海、青島、北京等地司法機關就開展了嘗試，取得了許多非常有益的經驗。

（一）代表性的做法

檢察機關中以上海市最具代表性，發展也最為迅速，制訂了很多具體的操作規則。他們的主要做法是：檢察機關運用品格證據主要在對未成年罪犯審查批捕或審查起訴時作參考，并提供法庭作量刑的依據。品格證據調查與收集的主體為案件承辦人或社會調查員(由學校老師或青少年保護辦老師等擔任)；內容包括前科證明、社會表現調查，以及開展心理測試；調查方式有訪談、函調等；主要形式有《社會調查表》或社會調查報告。但具體到每個地區做法又各不相同，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制度規范。

（二）運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品格證據的地位、性質不明確。因目前我國理論上對品格證據的研究剛剛起步，對品格證據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效力與證明作用等均沒有統一認識。司法解釋中也僅僅將其中“社會表現調查”的作用界定為“為辦案提供參考”，并沒有明確它的證據定位，這就給實踐應用造成了混亂。有的地方司法機關將社會表現調查報告、心理評估報告作為一項證據在法庭上舉證、質證，有的地方僅僅作為一項參考，僅在法庭上宣讀，并不質證，采信與否完全取決于承辦人同的自由裁量。

2、立法規定較為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無論是原來的文件還是新修改的刑訴法，僅規定“可以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表現開展調查”，但如何開展調查、調查結果如何運用均不明確，無具體的操作規程，加之是可以性的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很多地方因人員、時限的限制，不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社會調查或是隨意選擇開展調查的案件。關于心理評估，立法上更未提及，這樣以來，就造成地區與地區之間，個案與個案之間，在是否適用品格證據以及適用的范圍上不均衡的現象，不僅影響了品格證據它本身作用的有效發揮，也影響了司法公正。此外，對于現在開展相對普遍的未成年人社會表現調查而言，也存在著調查形式、內容簡單、調查主體不清，缺乏責任機制，真實性難以保障等問題。

3、配套制度不完善。品格證據運用的主要目的是綜合

判斷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及改造可能性，以選擇恰當的處理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非羈押性強制措施，暫緩起訴等制度及社會幫教機制不健全，使得品格證據的運用往往要受到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難以發揮其應有作用。

三、刑事檢察環節完善未成年人品格證據制度的幾點設想

（一）明確未成年人品格證據的法律定位

首先要明確品格證據的“證據”定位，只有這樣才能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使用對證據的一些取證、質證規則，確保其客觀性和真實性。其次在功能定位上，運用重點應放在對涉罪未成年人羈押判斷、起訴猶豫、免刑量刑、刑罰執行上。具體到檢察環節，在審查逮捕階段：根據品格證據的調查結果，對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及逮捕必要性做出恰當判斷，盡可能減少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適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人員可以根據品格證據結合案件客觀情況，判斷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危害性及應受懲罰性，做出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對應當提起公訴的案件中，作為提出量刑建議的一項重要參考依據。

（二）建立未成年人品格證據制度基本規范

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盡快建立未成年人品格證據制度的基本操作規范，其基本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品格證據的基本形式。上述試點地區品格證據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三項即前科劣跡、社會調查、心理評估。前科劣跡在傳統的調查取證過程中已作為一項基本內容，心理評估目前即沒有法律上的依據又受到客觀條件所限，在全國范圍實行時機尚不成熟。筆者認為目前品格證據應將社會表現調查作為的基本形式，逐步探索其他形式的運用。

2、品格證據的取證主體。建立多元化的取證主體，包括司法機關、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社會組織等。未成年人案件的承辦人在偵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時，要將品格證據與事實證據同步取證，在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等中反映調查取證過程中了解到的涉罪未成年個品格情況。同時，由司法人員為主體吸納教育、團委等部門人員參加，開展專門的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表現調查。檢察機關要立足自身職能，引導督促偵查人員對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證據的調取，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審查起訴環節，要積極發揮檢察人員的主導作用，確保社會表現調查客觀性和真實性。

3、品格證據的范圍和內容：關于未成年人品格證據的內容由應由一貫品行表現、適應社會能力、生活成長背景三部分構成，它具有合理界定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主觀惡性程度、科學預判人身危險性、重犯可能性、改造成功率的重要參考價值。

4、品格證據的運用原則。（1）正確審視監禁刑和犯罪

化，運用品格證據確定人身危險性，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捕率和不訴率。積極適用優良品格證據，限制適用不良品格證據。（2）克服品格證據的缺陷，限制使用不良品格證據。

（三）完善品格證據相關制度及機制建設

加快非羈押性措施、暫緩起訴、幫教機制的建立與完善，避免出現調取了相關品格證據，證實了涉罪未成年人可以不予羈押、可以不起訴、可以判處非監禁刑，但由于幫教機制等措施不到位而導致做出不當處理情況的發生。

1、完善未成年人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基于未成年監護人的法定代理人身份，強化其保證責任，擴大取得候審等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應用，根據未成年人的特色，強化相應的控制機制，以減少逮捕措施的適用。

2、建立完善不起訴和猶豫起訴制度。制訂專門適用于未成年人的相對不起訴標準，依據新修改新訴法關于附條件不起訴的規定，逐步完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為未成年人的非刑罰化締造更大的空間。

4、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幫教組織和機制。強化學校、家庭、社區等相關機構和組織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管理、教育責任。爭取當地黨委、政府支持聯合相關部門建立未成年人幫教組織和協調工作機制，強化幫助責任，完善幫教機制，確保真正實現對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目的。

（作者單位：廣平縣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