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犯罪被害人救助體系論文文獻綜述大全

國外研究現狀綜述

當前，犯罪被害人救助研究在世界各國已經普遍展開。不過，由于文化傳統和理論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各國關于犯罪被害人救助的制度設計和類型劃分并不一致，救助的內容也有很大的區別。

當時，賠償和補償是向被害人提供幫助的兩種主要方法,20世紀60年代,各國關于犯罪被害人補償與賠償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其間,美國學者吉爾伯特?蓋斯在《被害人學研究在被害人重返社會中的應用》一文中對與這兩種方法有關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蓋斯重新梳理了補償與賠償的相關事項,他認為刑事司法領域補償計劃的具體內容要在“可靠資料”下確定；而賠償計劃基于其不依賴于罪犯是否被逮捕或定罪量刑的優點，不能僅將重點放在經濟賠償上，它還應包括醫療服務、心理指導等等。在蓋斯看來，社會正義的原則應明確規定所有遭到不幸命運的人都應得到社會援助服務機構的幫助，盡可能高水平地使他恢復到從前的生活狀態，這是補償與賠償的基本目標[1]。

在國際上，1985年由聯合國制定通過的《聯合國為犯罪和濫用權力行為的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2]、XX年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在涉及罪行的兒童被害人和證人的事項上堅持公理的準則》等文件是犯罪被害人獲得社會救助助的國際人權規范

關于救濟的內容，德國的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認為對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損害，可以采取國家賠償、罪犯賠償、犯罪保險賠償以及愿意將自己與被害人視為一體的社會成員自愿支持等辦法予以賠償。他還認為，在賠償的同時，應該設立被害人服務中心，為無辜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庭的法律、經濟、社會以及精神方面的需要提供綜合性的全面服務[3]。盡管世界各國被害人救助實踐的具體類型和內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大都體現在以物質補償與精神撫慰為主要內容這兩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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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吉爾伯特?蓋斯.被害人學研究在被害人重返社會中的應用[a].[2] 麻國安.被害人援助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XX.第156頁.[3]（德）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國際被害人學現狀[a].二、國內研究現狀綜述

在傳統文化和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理論與實踐滯后的情況下，我國被害人自救研究一片空白，社會救助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的內容只側重于與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有關的制度上。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學》一書中，以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為后所受的機體損傷、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為研究對象，將對被害人的賠償分為罪犯賠償、國家補償以及其他途徑的賠償與補償（主要是保險賠償、社會救助、社會捐助）三種。他還提出應當設立民間性質的被害人服務機構，為被害人提供感情支持、醫療服務、經濟援助、為人身仍然受到威脅的被害人提供保護、心理咨詢與服務以及法律援助等等[1]。該書具有前瞻性，對我國被害人救助體系的設立有巨大的指引作用，但遺憾的是，此書沒有對各種賠償以

及與服務機構有關的制度進行系統的構建和說明。90年代以后，我國學者對與犯罪被害人救助相關的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上，趙國玲建議進行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立法[2]，并在《犯罪被害人補償：國際最新動態和國內制度構建》一文中對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立法提出了一些意見，但是他提出的意見只涉及到制度的表層，沒有深入。隨后，趙可在《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構想》[3]一文中從理論上詳細論證了在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可行性，同時他還對與該制度有關的各種細節性問題進行了完整的討論。趙可是我國犯罪被害人補償研究方面的重要學者之一，在他看來，在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進行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立法，既要結合我國國情和被害人問題的現狀，還要借助別國的立法經驗。然而，他并沒有對制度中的細節性問題作出最后定論，其關于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構想也太過理想化。

當然，除了學者針對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所作的大量研究之外，XX年以來，山東、浙江、四川、上海、福建等地已對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并為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實踐經驗；XX年中國刑事法治網《法院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體系彰顯人文關懷》的報道呼吁針對現行犯罪人賠償難以執行、社會規范尚不規范的情況下設立刑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對被害人給予經濟撫慰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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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第257~309頁.[2] 趙國玲.犯罪被害人補償：國際最新動態和國內制度構建[j].人民檢察，XX，（9）：第10~12頁.[3] 趙可.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構想[j].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0，（6）：10~12.濟救助。

在社會救助方面，湯嘯天通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一文為構建被害人救助制度提出了五項基本原則：即弘揚正義的原則；救助與損害相適應的原則；有條件獲得救助的原則；以賠償為主、救助為輔的原則以及政府為主、多方援助的原則[1]。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湯嘯天強調應當將社會救助的理念引入到司法救助中去，他認為，適合我國實際的社會救助體系應該是以政府救濟為主，以社會互助為補充，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核心，以民政補助、司法救助、醫療救援、慈善捐助、臨時救濟等制度為配套的法制化體系。湯嘯天關于社會救助體系的設想比較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不足的是，這個設想并沒有對各種制度的體系結構和層次順序作任何說明。

XX年田思源通過《論犯罪被害人的社會支援》一文闡明了我國犯罪被害人的社會支援活動開展薄弱的原因：即國家被害人法政策的誤區；公民的被害恢復等被害人的權利救濟意識的淡薄；國家經濟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的不發達以及志愿者活動意識和習慣的淡薄[2]。田思源認為，目前我國對犯罪被害人的救助只是一種對“弱者集團的交叉保護”，他強調，開展犯罪被害人的救濟與保護工作緊靠國家的力量是不夠的，它需要依賴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在田思源看來，只有在國家觀念改變和經費、志愿者問題等制約條件有效消減的基礎上，在半民半官的犯罪被害人社會支援體系正常運作的前提下，我國犯罪被害人的社會支援活動才能有效展開；但是他并沒有就與犯罪被害人的社會支援活動有關的問題進行細節性的論述，被害人社會支援體系的框架太過空洞。

XX年，蔡國芹在《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之論綱》一文中就在我國設立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的保障機制提出了幾點構想，建議從立法、社會援助的主體、機構的地位和性質、援助的方式和內容以及援助程序與刑事訴訟司法程序幾個方面構建我國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的保障機制[3]。在她看來，充分把握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的一般特性和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的法理價值，理性對待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的國際人權規范和域外范例，才能在國際經驗和國內現實的基礎上合理構建我國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的保障機制。該文為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提出的保障機制對設立具體的救助制度有較大的指引作用，可惜的是，她提出的保障機制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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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湯嘯天.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j].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XX，（3）：第25~27頁.[2] 田思源.論犯罪被害人的社會支援[j].法制與社會發展，XX，（4）：第78~82頁.[3] 蔡國芹.刑事被害人獲得社會援助權之論綱[j].法學論壇，XX，23（5）：第42~49頁.蓋的面太窄，不利于實現對犯罪被害人的整體保護。

在近年來，隨著恢復性司法理念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被害人救助的領域開始逐步擴大。

孫長春、陳淑智在《犯罪被害人經濟救濟的新思維——以恢復性司法模式為視角》一文中思考了恢復性司法模式下的救濟方式在我國的適用。他們認為人民調解是現行我國司法框架下對犯罪被害人基于被害的現實所能做的比較可行的救濟方式[1]。可惜的是，他們并沒有對恢復性司法模式下通過人民調解如何實現對犯罪被害人的經濟救濟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同時，徐凝在《要重視犯罪被害人的心理救助》一文中強調要重視對犯罪被害人進行心理救助，保障被害人的人權。她呼吁建立類似于法律援助機構的司法心理救助機構，對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內外進行心理援助[1]。徐凝對犯罪被害人救助研究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在物質補償之外加入了精神撫慰和權利救濟；但是她并沒有對這種司法心理救助機構的相關內容進行進一步的論證與說明，她的心理救助還是一張白紙，沒有內容。

第二篇：犯罪被害人的國家救助論文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綜述

學界對犯罪被害人的救助問題提到一個較高的層面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但有關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理論基礎和具體的制度設計，則各國學者觀點不一。德國學者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在《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一書中寫道：“國家賠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國家應該為公民提供保護。”????施奈德認為，犯罪被害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國家沒有能保護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社會成員之間組成了一個共同體，如果他們其中的某一成員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的社會成員就必須分擔其損失。各國法律既然都規定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不受侵犯，那么，國家就應該為公民提供保護，防止犯罪的發生。因為罪犯常常無法賠償他所造成的損失，為被害人著想，應當贊成對犯罪被害人進行國家補償。并且他進一步的提出，國家未能保護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但國家至少能夠通過刑事司法制度為被害人提供一個使他們感到舒適、方便和安全的環境。

而日本的菊池幸一在《新犯罪學》一書中對于國家救助的理論基礎卻持不同的觀點。他主張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其認為，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補償是讓社會全體平等負擔犯罪被害的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與其說補償制度的實質是基于國家社會的責任的補償，還不如說是對生活因被害而困苦的人的一種保險，該制度兼具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的性質。???

就犯罪被害人的“權利救濟”問題，美國學者艾爾弗雷德?s?雷格尼里在《1979年美國國會的被害人立法情況》中寫道：犯罪被害人在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是被遺忘了的角落，在每一個可想到有援助和支持作用的方面，都給予了被告人，這包括法律代理的自由，辯護權，平反和許多其他的服務。???他認為，被害人的權利因犯罪人的行為而遭受嚴重侵害時，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援助，這與提倡的權利對等、權利均衡的觀念是不相等的，因此要給犯罪被害人同等的法律援助。

經過學者們奔走呼吁與各個國家實務部門的努力，犯罪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在國際社會引起普遍的關注與各國的合作。1985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了《為犯罪和濫用權利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規定當無法從罪犯或者其他來源得到充分的補償時，會員國應設法向被害人提供金錢上的補償，并且XX年12月，世界被害人學會召集世界各國的被害人學專家，為聯合國起草了“為犯罪、濫用權利和恐怖主義受害者取得公理和支持的公約（草案）”。由此可見，對犯罪被害人進行國家救助已經取得國際上普遍的支持與認可。

二、國內研究現狀綜述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郭建安編寫了《犯罪被害人學》一書。在該書中作者介紹了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歷史、理論基礎和美國的相關經驗。與此同時,作者還提出了在我國建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緊迫性。郭建安認為：建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目的，在于強調國家對控制犯罪和補償犯罪被害人的責任，使不能獲得被告人賠償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從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復，尤其是對暴力犯罪中的殺人、人身傷害、xx等引起嚴重后果的案件的被害人及家屬予以賠償。?1?但該書更多是側重于對他國經驗的介紹，并沒有就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制度沒有做具體的設計。

劉貴萍、許永強在XX年發表的《構建我國犯罪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一文,對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作出了具體設計。他們認為，要構建這一制度，應首先確立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弘揚公平正義原則；有條件取得補償原則；補償的力度與損害的程度相適應的原則；以賠償為主、以補償為輔的原則。上述原則的提出，對構建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制度具有積極推動作用。該文提出的救助原則所體現的法理精神是較為深刻的。該文作者還對有關國家救助資金的來源、救助范圍和順序、救助機構和程序等問題進行了具體分析。該文的缺陷則在于沒有對救助的對象作出規定。因為救助對象是該制度的基礎性要件，若沒有明確的救助對象，接下來的救助措施就無從下手。

李鵬的《論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價值及本土化》,則對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論述。他認為：法律本身蘊含的價值，是指法律制度本身所弘揚的、代表全社會進步和全人類福祉的理念，諸如正義、自由和秩序等。我們所構建的制度也應當具有正義的本性，并體現對人性的要求和尊重，否則，該制度更難有生命力。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矯正了被破壞的正義，符合理性的要求。???在他看來，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設立的理論基礎是基于公平正義的理念，國家的契約責任和公民的信賴利益及其公共福利的需要。該文章看到了構建某一制度，必須有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如同一棟建筑應當有足夠堅固的地基一般。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救助的機關應當是在人民法院內部建立專門的被害人補償委員會，設立專門的國家補償基金，專款專用，并且對補償對象作了較具體的規定。這些規定，有相當多是值得借鑒的，其考慮到我國的國情，但有所不足的是，作者沒有給予那些案件未破獲的犯罪被害人的關注，所以其制度設計是有一定缺陷的。

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很重要，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國的成功經驗。李楠的《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本土制度建構》為我國了解他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措施打開了一扇窗戶。該文章分別從救助的對象、救助的犯罪類型、救助的范圍及救助金額、救助金的來源及管理、救助的裁定機構和程序等方面，重點介紹了德國、英國、美國等國在上述方面的立法狀況及具體措施。而孫彩虹的《亞洲犯罪被害人補償制度比較研究》一文,則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與我國國情有相似之處的亞洲各國，對其他國家的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作了一個橫向的比較研究后，李楠和孫彩虹認為：首先的問題是要制定一部專門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才能使具體的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實。在制度的設計上，比較之前的研究更為細致，從多角度多方面來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問題。

近期武玉紅的《對建立我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思考》對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制度設計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該文章不再贅述在我國構建該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可行性，而是從兩個具體的刑事案件中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處遇出發，深入思考我國對犯罪被害人權利救濟的現狀以及如何來實現對他們的保護。作者談到非暴力犯罪被害人得不到賠償的現象也大量存在，應當把他們納入到國家救助的范圍中來，只是應做嚴格的限定。這一建議使得我們看到保護犯罪被害人背后的公平正義的法理精神，正如作者所說：“國家對于社會成員應當提供平等的保護，對未能從加害人處獲得足額賠償的被害人都應當救助和撫慰，厚此薄彼，易造成新的社會不公，不利于國家補償制度的有效展開。”???作者還看到過失犯罪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問題，提倡救助的犯罪類型不應當僅限于故意犯罪類型，過失犯罪行為的被害人也應在救助之列。同時，在救助程序上，作者更傾向于最大限度的保護犯罪被害人的權益。在犯罪被害人申請國家救助的時候，只要其能充分證明自己受到暴力犯罪的侵害重大損失就可以了，至于犯罪人是誰，有沒有捉拿歸案等問題，那是屬于公安機關的職責。

上述有關我國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研究的著述，無論是對外國成功經驗的介紹還是對本國制度的架構，不論是在理論基礎的研究和還是在具體制度設計方面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從當前的研究狀況看，學者們對問題的分析更加全面，在制度設計上也更加細化，而且還充分考慮到了犯罪被害人權益保護的實現途徑，為我國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法律的出臺和制度措施的設計提供了大量可借鑒的思想。但是,這些制度措施的設計也還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救助機關的確定和救助資金的監督等方面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第三篇：被害人社會救助保障體系研究

被害人社會救助保障體系研究

【摘要】刑事訴訟中對被害人的保護一直以來都是以國家為視角，忽略了社會的救助作用。在社區矯正興起以來，社會的幫扶作用日益得到重視。本文立足于社會角度，希望能夠構建一個社會對被害人的救助保障體系。

【關鍵詞】社會 被害人 精神撫慰。

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恢復性司法理念的產生，各國對于被害人開始直接而全面的保護。首先，建立了國家補償制度，對于那些因犯罪行為而受重傷或者死亡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予以金錢補償；其次，建立了相應的被害人援助制度，從提供法律建議、心理慰藉、經濟援助等方面保護被害人；再次，刑事訴訟當中也注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增加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參與權。其中，對于被害人在受侵害后的社會救助與撫慰尚付闕如，亟待一套完備的體系幫助被害人更好的恢復。

一、社會對被害人救助的作用。

社會對被害人的救助主要體現在避免被害人受到“二次侵害”。二次侵害是指“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是第一次被害，犯罪之后由于社會的歧視、忽視以及在刑事司法過程中因為不當刑事司法行為所遭受的侵害是第二次被害。”i在現實生活中，被害人通常通過刑事訴訟程序懲治罪犯，獲得經濟賠償，但其卻不能因此得到徹底解脫，被害人常常會表現出強烈的自我封閉心理傾向，強迫自己與社會生活分離。精神病心理學家桑德拉·布魯姆在其《避難所的建造》一書中指出：尚未治愈的精神創傷易于被激發。如果沒有對精神創傷加以妥善的處置，在經歷此創傷的人、家庭甚至其后代的生活中，這些精神創傷都會被激發ii。精神創傷不僅是被害人的核心經歷，而且也是許多加害人的經歷。許多暴力事件的發生，實際上是先前經歷了精神創傷而該創傷又沒有加以妥善地對待，由此重新被激發。因此，恢復精神創傷對被害人來說是重要的。

國家對被害人的救助主要表現在職權性、物質補償性、條件性。首先、國家的任何行為都是依職權所作出的，該行為具有合法性無疑但欠缺合理性。對于已經受到傷害的被害人更需要社會中有愛心的群體給予溫和的、恰當的幫助與救濟。其次，國家對被害人的撫慰與救濟是以懲罰犯罪、給予被害人補償金實現的，而對于被害人精神上的傷口卻無法安撫，也無法幫助其更快的恢復與融入。在此，社會的功能則能更好的體現，特別是在幫助被害人彌補精神創傷、融入社會方面。最后，國家對任何救助行為都有嚴格的規定，符合一定條件和標準方能作出，也就是說，有很多被害人會因為救助標準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救助。因為有的被害人雖然遭受的犯罪侵害較輕，但造成的傷害卻很重，由于國家的嚴格規定，不能法外施恩。

因此，從上看出我們絕不能忽視社會對被害人恢復方面的作用，它是國家這個主體無法替代的，在救助方面具有人性化、溫和化、全面化的特點。

二、構建被害人社會救助保障體系。

《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對犯罪人社區矯正已經陸續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社會的矯正與救助作用得到認可。建立對被害人的社會救助保障體系已經勢在必行。這個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建立被害人服務機構。我國尚無被害人援助機構，考慮到我國目前龐大的被害人隊伍，這類機構很有建立的必要。同時這些機構可以是政府機構，也可以是社會團體、民間組織iii。可以根據受侵害的犯罪種類不同，組建不同的服務機構，例如性犯罪被害人服務機構、未成年人被害人服務機構以及被拐賣婦女兒童親屬的服務機構等。

其次，提供特殊的醫療服務。由于社會中存在對犯罪事件的反感，使得無論是被害人還是犯罪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歧視現象，因此被害人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同情和應有的治療或在醫藥費用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樣不但被害人的傷情得不到有效治療，其心理還會受到進一步的創傷。因此，各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對待被害人應比一般的病人要重視。

再次，提供有效的經濟援助。被害人受害之后，由于突然遭受巨大的財產損失或因治療身體遭受重大損傷而支付巨額醫療費，往往在經濟上會遇到困難，雖然被害人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獲得被告人賠償和國家賠償，但由于具有滯后性且數量有限，遠遠不能滿足其要求，我們應通過保險賠償、社會援助、社會捐助等途徑對其給予適當的經濟援助。這類經濟援助是非常必要的，是社會救助對國家救助的必要補充。因為國家只有在判處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啟動附帶民事訴訟和國家賠償，而在之前的一段訴訟關鍵時期卻得不到物質補償，這是很大的漏洞。

同時，應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詢服務。應當在被害人受害之后及時向他們提供心理咨詢服務，消除和緩解被害人所受的心理損害，被害人的親友、鄰居、同事、刑事司法人員、醫療人員和其他人員及新聞媒體應對被害人的被害經歷表示理解與同情，不能對其進行歧視，而應向其提供感情上的支持。盡量發揮社區的矯正、修復功能，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修復被害人的損失。

最后，尊重被害人的人格。應對司法人員、醫療保健人員、自愿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及其其他有關人員進行培訓，使他們認識到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需要，對受害者不應抱有輕蔑甚至是指責的態度。對涉及被害人隱私的案件不應傳播，并限制新聞媒體公開報道。通過法制宣傳教育，動員社會力量為被害人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包括生活、就業等方面，以促進被害人人格尊嚴的恢復，使其重歸社會。

應當指出的是，社會對被害人的保障體系并不能代替國家對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國家仍然是主導。只有國家以其強制力為保障，才能實現懲罰犯罪、追索賠償金，即“矯正的正義”。而且社會救助體系應當形成與國家救助制度相配套的補充體系，互通有無、信息共享，從而營造一個包容、安寧、和諧的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1]孫孝福著。《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的運行機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馮衛國著。《行刑社會化研究——開放社會中的刑罰趨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陳彬，李昌林。論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J].政法論壇，2008年4月。

注釋。

1參見劉會平，《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問題研究》，碩士畢業論文，吉林大學，2009年10月。

2霍華德·澤赫。恢復性司法[A].狄小華，李志剛。刑事司法前沿問題——恢復性司法研究[C].北京：群眾出版社，2005.3參見孫孝福著：《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的運行機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69頁。論文關鍵詞：社會救助

第四篇：被害人國家補償論文

月1日下午，省院機關黨委組織召開青年干警座談會，13名來自省院機關各部門的青年干警共同研討青年檢察人員如何開展向先進典型張敬艷學習，進一步推進省院機關創先爭優活動的深入開展。正廳級檢察員崔久明出席會議并與青年干警進行了座談，機關工會主席陳建華主持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青年干警結合學習張敬艷同志的先進事跡以及各自的工作和思想實際，暢談了學習先進典型的心得體會，對省院機關深入開展創優爭先爭做齊魯先鋒活動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大家一致認為，張敬艷同志是新時期優秀檢察官的杰出代表，他在26年職業生涯中，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憲法和法律，他將忠誠熔鑄于血液，守護著社會的公平正義，詮釋了當代檢察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崇高的價值追求，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是廣大青

年檢察人員的學習楷模。大家紛紛表示，要借這次開展主題實踐活動的有利時機，認真學習張敬艷等先進典型的先進事跡，積極投身創先爭優活動中。一是要以張敬艷為榜樣，爭做新時期優秀檢察官。象張敬艷同志那樣，以忠誠為要，把忠誠根植于內心，付諸于行動。二是要很好地學習。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學習，多讀書，多研究，不斷增強知識的儲備。三是要愛崗敬業。作為年輕檢察人員，要志存高遠，腳踏實地，象張敬艷同志那樣，用心工作，有所作為，勇于創新，爭當先進，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四是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養。積極參加主題實踐活動，認真學習國檢察長的題詞，領悟其深刻內涵，不斷加強檢察職業道德建設，培養樹立良好的職業操守，做到工作上用心，學習上刻苦，事業上執著。虛心向身邊的老同志學習，不斷在實踐中積累經驗，提高干好本職工作的能力和素質，以奮發有為的積極心態，爭做齊魯先鋒模范，以優異的工作成績，回報省院黨組的關懷和信任。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研究

——以山東為實證分析

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課題

組?

王瑞君

梁翔宇

梁厚金

摘 要：現代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始于20世紀50年代，迄今歐、美、亞洲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紛紛建立起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我國目前相關立法尚屬空白，該項制度的本土化，需要一個充分的實證調研和理論論證過程。本選題以實證分析為研究進路，通過信息收集、問卷調查、人員訪談和實地調研，借助現代科學統計方法，著重從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理念，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認知程度、救助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救助制度建構和未來趨勢等方面探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相關問題，以為理性結論的得出提供重要的依托。

關鍵詞： 刑事被害人； 國家救助； 實證分析

前 言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獲山東省人民檢察理論2009年重點課題立項立項。構成該項目重要成果設計和內容安排的?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資金來源的民意調查?、?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試點調研?等，需要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為保證實證研究質量，專門成立由學者、司法實務工作人員組成的課題調研組。項目組制定詳細周密的調研活動實施方案，明確調研內容和和具體安排，多次與有關方面專家和辦理過被害人救助案件的司法實務人員就理論與實踐調研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交流，虛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并吸納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加入調研組，多次組織項目組成員進行集體學習且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對項目組成員進行前期調研培訓，為調研的順利進行進行充分的準備。

此次調研，主要采取調查問卷、實地調研、集體訪談、個別走訪方式。其中，通過民意調研問卷和司法機關調研問卷，意圖了解掌握民眾關于被害人權利及保護與救濟的認知和司法人員對此問題的感受；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必要性的認識；救助基金來源的民意態度；救助對象、范圍、程序等與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建構相關的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基于現有的條件，此次實地調研重點放在山東省，選擇已經開展救助實踐的淄博、青島市和臨沭縣，此外，對威海、濟南市也進行了調研，且對臨沂、德州、萊蕪、聊城等地市進行了分散調研走訪，目的是了解有關實踐或意向；問卷調研以山東省為重點，其中民意調研問卷500份，司法調研問卷330份；對被害人個案訪談3例；對調研信息、資料的統計使用SPSS數據統計軟件，力求調研內容合理、客觀。題的認識。因此，此次調研進路的設定首先從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現狀入手，通過對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不足及其救濟的缺失這一現實的揭示，凸顯出在構建和諧法治社會與刑事司法文明理念的大環境下，刑事被害人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重視與保護不足的現實，由此，提出通過國家救助制度來彌補刑事被害人合法權益保護的不足。其次，鑒于傳統的犯罪觀和犯罪人賠償理念，這樣一種建構性的制度在我國不免面臨會不會水土不服，普通民眾能否接受及司法實務中能否推行等問題，于是有必要對該制度在社會中的認知程度進行調研與分析。在此基礎上，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進行必要性與可行性的調研、分析與論證，一則了解和確認該制度是否必要與可行，二則為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進行程序上與實體上的制度建構提供基本的前提和依據。當然，在調研基礎上，思考對制度實體和程序內容的構建，是調研的最終歸宿。此外，針對我國學界近年來近乎一致的呼聲?應借鑒外國的經驗，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探討未來是否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什么時間完成，即未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進程問題，也是本選題關注的話題之一。

術語進行說明。在本次調研中，我們發現，有的為突出被害救濟中受領救濟?被害人?的特殊性，特別采用?受害人?之表達。并強調，之所以使用?受害人?而不是?被害人?，?是根據審判實踐權衡的結果。我們認為，一般來說，刑法理論上所稱‘被害人’，是指在刑事案件中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但實踐中救助制度的對象卻不僅僅是針對被害人本人而言，為避免與我國刑事訴訟中規定的被害人概念相混淆，我們將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統稱為受害人，以示區別。……?[1]我們認為，采取?受害人?之表達更能滿足人們的一般理解需要，但必要性不是很突出。因為學界已經接受所謂直接被害人、間接被害人的分類，包括被害國家救助意義上的被害人，盡管外延有自己的特點，但也無需用其它概念來予以取代，以徒增概念之多的繁瑣。更何況，在日常生活中，?被害人?和?受害人?本來就是同義詞，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各種事故的受害者、犯罪行為的受害者等都可以稱作被害人或受害人，而法律規范用語中則為?被害人?。因此，本調研中所稱的刑事被害人，如無特別說明，不僅僅是指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包括直接遭受犯罪侵害人的近親屬，至于近親屬的范圍，目前可參考刑事訴訟法關于近親屬的范圍進行界定。

關于?補償?還是?救濟?、?救助?、?援助?? ?救助?與?救濟?以及?援助?當與?被害人?一詞相關聯時，通常在使用上并未作刻意的區分，如麻國安博士在其《國外被害人援助歷史簡介》一文中使用?被害人援助（Victim Assistance）?一詞，以概括?所有旨在減輕被害人的痛苦和增強被害人康復能力的活動。?而在莫洪憲主編的《刑事被害救濟理論與實務》一書中，使用的是?被害救濟?的表達，用以概括?針對犯罪行為所侵害的人或證人而采取的各種救助措施的總稱。?[2]有的將對被害人的國家救助與社會救助區分開來，?對犯罪被害人的關心和救助，同對被害人的賠償和補償，是有區別的。……前者的主體是社會，其中包括社會組織、社會群體和個人，二后者的主體是國家及加害人。?[3]田思源的《犯罪被害人的權利與救濟》一書對被害人權利救濟作了更為寬泛的理解。但不管學者觀點如何不同，?救助?、?救濟?、?援助?的外延比?補償?寬泛許多，前者包括后者，后者只構成前者的具體措施之一。然而，實證調研中發現，在我國，有的基于可行性之考慮，在關涉國家、政府對被害人補償時，采取?救助?、?救濟?而非?補償?的表達，2007年8月20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濟制度的決定》中使用的是?救濟?一詞；2008年1月7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擬建議稿《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意見》中使用的是?救助?一語；2004年2月，山東淄博市委政法委、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出臺的《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難救助制度的實施意見》中使用的是?救助?的表述。《臨沭法院設立特困群體案件執行救助基金》救助被害人，使用的也是?救助?一詞。

所說的包括學界近年來探討的國家補償、政府補償并沒有本質的區別。正如在青島市中院《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報告題目和前言交待中的強調和報告全文盡管均使用?救助?一詞，但同一份報告中所談到，?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國既非是一種憑空的理論想象，也并非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制度創造。放眼世界，這種以公共基金向未能從犯罪人處得到賠償的刑事受害人支付金錢的制度，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實施已四十余年，且已在國際社會形成普遍共識。1985年聯合國通過的《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就明確倡導各國建立這一制度。?[4]顯然，這里所講的制度就是國外通常所說的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當然，從我國嘗試的作法為前提，本次調研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調研報告，采用?救助?一詞。

一、刑事被害人的權利保護與救濟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GDP年均9.6%以上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犯罪率也以年均7.5%的速度增長[5]。惡性案件頻發、治安形勢嚴峻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普遍規律。然而，多年來旨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刑事訴訟理念和設計，導致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被忽視，被害人權益保障旁落。

在實踐中，刑事被害人往往被視為調查取證的對象，其因遭遇犯罪所帶來的各種損害難以獲得罪犯的賠償，也無法得到社會的有效救濟。在調研中，通過實地走訪刑事被害人，了解到刑事被害人特別是暴力犯罪被害人所遭受的身體上殘疾、精神上痛苦和物質財富的損失往往是終生的。相對于罪犯在監獄服刑喪失自由的痛苦來說，刑事被害人所承擔的苦難也許要深重的多。

當談及對刑事被害人權利保障及救濟措施時，常常以現有刑事訴訟法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條款，說明對被害人權利的關注。然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在維護被害人權益的實踐效果方面卻很不理想。在司法實務中，大量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案件?空判?，致使刑事被害人合法權益無法保障，長期困擾著審判實踐，而且這個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如右下圖所示）。

無論是在內地法院還是沿海法院，無論是基層法院還是中、高級法院，因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難以兌現成為急需解決的難題。以在青島中院的調研了解為例，青島中院審理的重大人身傷害犯罪案件附帶民事賠償率不足7%，而且這種狀況在本

次調研中根據調查問卷得出的統計數據呈現出逐年上升趨勢（如下圖所示）。

此外，遭受嚴重刑事犯罪的被害人應獲得的賠償與實際賠償結果懸殊太大。仍以青島市為例，據調研了解，2001年至2006年青島中院審理的嚴重刑事犯罪附帶民事訴訟的比例分別是：2001年101件占刑事案件總數90.9%；2002年119件占91.5%；2003年123件站91.1%；2004年127件占91.3%；2005年148件占88.9%；2006年164件90.6%。

如果說，刑事被害人物質損失只是現有救濟制度實踐效果不足，那么，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則體現出現有制度的缺失。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立法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限定為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且在相關司法解釋中，對物質損失的界定范圍等都有明確的條件，對于不符合條件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賠償等人民法院都不予受理。那么可想而知，實踐中，除去由國家對犯罪人判處刑罰，被害人由此獲得安撫之外，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精神損害無從得到救濟。項目組在調研地走訪了大量的刑事被害人家庭和各地的司法實務部門，得到的結果印證了這一結論。

可見，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在司法實務中遭到極大損害，而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等途徑尋求的救濟卻是蒼白無力的。?一旦法律失去力量，一切都絕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東西也不會有力量。?[6]試想如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大量的得不到保障，無疑會使刑事被害人?二次?受害，甚至成為加害人，誘發報復性犯罪，這樣的個案時常見諸報端。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就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安全隱患，同時也是社會的不和諧因素。至此，無論是現有救濟制度實踐效果不佳的財產損失救濟還是制度缺失的精神損害補償，總之，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力及其救濟缺失的結論就不難得出了。

二、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認知

近些年，隨著被害人學的興起，許多國家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立法與實踐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在理論研究和立法、司法實踐中都日趨完善，這一制度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新西蘭率先于1963年通過?犯罪被害人補償法?，英國則于1964年正式通過施行?犯罪被害補償法?，1965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率先通過犯罪被害人政府補償條例，其他各州相繼引進該項制度，1984年聯邦補償法案的通過及自此開始的資金資助，推動了各州補償制度的建立，至1992年美國各州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補償制度。到70、80年代，該制度得到瑞典、德國、荷蘭、法國、日本、韓國等的采納，并得到各種國際會議的支持。

對于我國來說，現代被害人學是一個舶來品，其在中國的起步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是從翻譯和介紹國外相關著作開始的[7]，但刑事被害人學在我國的發展是比較迅速的，尤其是近幾年，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問題逐步引起重視且探討也日益深入。但與之相關的實證研究卻很是缺乏，僅有的實證研究也有較大的，局限性，且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相關問題中，民眾、司法實務人員的認知程度的高低

直接影響著該制度的本土化的進程及效果。基于此，調研中充分重視挖掘對該制度的社會認知與分析。

在設計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認知調研環節上，采用了民意調研與司法實務部門調研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對于此制度的認知調研可以反映出該制度的觀念問題和成熟程度。通過發放、回收調查問卷，再運用SPSS數據統計軟件資料

包的分析、統計，得知一般民眾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認知程度（如右圖所示）：熟悉或知道此制度的普通民眾分別占2%和48%，合計達到一半，在統計普通民眾從何途徑了解此制度時電視、報刊等途徑是一般民眾獲取此制度主要途徑。（如下左圖所示）。

根據對調研地司法實務部門的調研結果統計，有95.7%（見上右圖）的司法實務人員聽說過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話題，通過實地的調研走訪，發現其中大部分司法實務人員通過各種途徑、方法，以集體或個人等形式學習對刑事被害人國家制度有較為深入的了解，許多司法實務人員都發表了較為深刻的見解（當然其中存在缺乏體系性、邏輯性等不足），據調研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司法實務人員是通過新聞媒體和學習的方式了解到的，此兩項比例合計高達79.1%，另外有的是從地區試點得知的，如山東青島市，青島市中級法院和12個基層法院均開展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由于試點搞得好，因此，司法人員和民眾了解程度比較高。

三、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 對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在司法實務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一個大的原則問題是如何建立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建立的問題，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顯而易見。

（一）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從理論上看，可將學界給出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的分析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保障人權的應有之義；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維護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此外，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還體現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防止、減少犯罪，國際刑事司法相互協作的需要等方面。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必要性的確認，不但要從學理上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進行理論分析和論證，更可根據實證調研獲得直接的認知。從實證調研來看，實地調研走訪的結果，彰顯出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不僅必要性，甚至帶有急迫性。在?您對國家現有對刑事被害人關注的制度與實踐的做法是否滿意？?一項調查中有86.8%的民眾對國家對刑事被害人關注的制度與實踐的做法不滿意（如右圖所示）。且從本次調研得到的數據來看，在對一般民眾的調查中有86%的民眾對表示同情或非常同情（如下左圖所示），而司法實務人員對刑事被害人充滿同情或非常同情的高達97.9%（如下右圖所示）。

在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一項調查中，有99%的民眾對建立該制度認為必要或非常必要（如下左圖所示），而司法實務人員對建立該制度認為必要或非常必要的也高達90.3%（如下右圖所示）。調研數據再次印證了建立該制度的民意基礎和民意及司法人員對此制度的渴望和期待。

（二）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必要性的考察只能說明該項措施的重要性，但如何將這項重要的措施加以推行，能否將其制度化，還需考察其制度化的可行性問題。

理論上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論證主要從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否具備；刑事被

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在觀念上是否已逐步為社會所接受；各國理論研究上還是立法的日趨完善程度；等方面進行論證。此次調研，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可行的條件?一項調查中，有92.6%（如下左圖所示）的民眾認為可行的條件是國家經濟實力強盛、社會條件成熟（社會條件成熟與否，很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的經濟實力）。有90.1%（如下右圖所示）的司法實務人員認為該制度可行的條件是國家經濟實力強盛或社會條件成熟。一項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或其他制度相配套或支撐，還需具備理念的支撐。首先，就物質基礎或經濟條件來說，盡管調研中試圖對經濟條件的掌握有一定難度，但就筆者了解的目前我國已有北京、寧夏、甘肅、湖北、四川、浙江、山東、廣東、福建、河南等10多個省（市或自治區）建立起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該制度被視為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雛形），可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條件在這些地區是否能夠有所保障作出說明。此次調研中了解的青島市，2006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200余億元，地方一般性財政收入236億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性收入12000余元。據報道，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1978年全國財政收入只有1132億元，1994年，全國財政收入接近6000億元，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已達到51304.03億元，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將突破6萬億元。[8]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全國法院為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271人次，減免緩訴訟費22.6億元，同比上升26?26%；2005年至2006年底，為困難群體提供法律援助43萬人次，援助資金約6億元。[9]據估算，全國每年至少要救助2萬個被害人家庭。[10]借助這些數據，讓我們來對國家救助制度的設立進行一下預測：假設按照受害人家庭平均救助3萬元測算，國家財政每年約需投入資金6億元左右，這個數字或者適當放大一些，對于我國來說應該是能夠承受的。

其次，從理念支撐來看，構成國家救助的理念，自然包括學界對國家救助理論的探討和作輿論先導。但同時，國家救助是否制度化，民意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此次調研問卷統計、實地走訪，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答案。在對一般民眾?您認為在我國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否可行？?這一項的調查統計中，認為可行的占到總人數的91%（如右上圖所示），如果說一般民眾的看法或觀點或許或多多少存在感性認識偏多、理性因素偏少的話，那么對司法實務人員關于此項的調查中認為可行的高達91.3%（如上頁右下圖所示）。

四、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制度建構

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一項較為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的環節諸多，牽涉到法院、檢察、公安、司法行政、財政等多個部門和單位，而且僅就某一個單位和部門來說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要囊括所有的內容、所有的環節并進行深入徹底地論證是極為困難的。因此，本文所言的制度建構是建立在本次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的初步設想。

第一，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對象。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對象應當包括遭受犯罪傷害的自然被害人，這是毋

庸臵疑的。犯罪侵害的法人和其他組織雖然也也是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但是，不屬于救助對象的范疇。如前言部分所言，刑事被害人救助意義上的被害人作廣義的理解，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對于近親屬的范圍問題，我們建議采現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近親屬范圍的界定。此外，關于救助對象還有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如罪案已經發生卻未能得到偵破的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如何處理，是否使用國家救助？我們建議在立法中應充分考慮到這種情況，應當適用國家救助的范疇。另外，關于被害人的國籍問題，具有中國國籍的被害人無疑屬于我國救助對象，但是對于外國國籍或者無國籍的自然人來說，他們能否受到我國法律的同等保護，則存在一定爭議。對于此種情況應采對等原則，簡言之即相對國給予我國公民何種程度的保護，則與之對等。

此次調研統計的結果顯示，司法實務人員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對象的范圍界定中，有90%（如上左圖所示）的人認為應該包括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有10%的人認為范圍應以直接刑事被害人為限，對一般民眾的調查統計中，84.5%的人認為范圍應以刑事被害人（指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為限，有13.1%的人（如上右圖所示）認為僅以直接刑事被害人為限，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實務人員和一般民眾多認為救助對象范圍應包括遭受犯罪直接侵害的人及其近親屬。

第二，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范圍。現行刑事訴訟法和最高院、最高檢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讓我們先看看此次調研數據統計情況。（下頁左圖為對一般民眾的調查統計結果，右圖為對司法實務人員的調查統計結果）在對?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對被害人的作用？?一項調查統計中，一般民眾中26.7%的民眾認為作用為物質生活救濟，29.7%的民眾認為作用為精神撫慰，43.6%的民眾認為作用為緊急救濟（如下圖所示）。

在筆者看來，由于犯罪給刑事被害人帶來的精神痛苦往往相伴終生，遠遠超出物質損失。物質損失可以得到賠償，但精神損害卻要自己承受，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沒有什么不平等的現象會像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一樣招致如此大的怨恨?。[11]我們認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中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將精神損害救助納入國家救助的范圍。在我們的調研走訪中發現，雖然受到救濟（救助）的資金從1000元到30000元不等，也許對于一些家庭極為困難的被害人來說，這些為數不多的資金并不能解決其后顧之憂，但已經受到救濟（國家救助）絕大多數刑事被害人坦言，錢雖然不多，卻使他們?心理好受多了?，青島市一位官員曾感嘆地說，?救濟金派上了大用場?。盡管得到的救濟或救助不一定是精神損害所得，但加入將精神損害適當納入救助范圍，則勢必收到很好的效果。

救助對被害人的條件要求來看，包括被害人犯罪后的態度如是否與司法機關配合；被害人與犯罪人是否屬于同一家庭成員；被害人國籍、居住地等。此次調研涉及的內容包括：其一，被害人戶籍地或居住地等是否有限定。此次各地的調研走訪，我們發現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條件中，在不同的調研地，在刑事被害人是以戶籍地為標準還是以犯罪地為標準劃分和法院有無告知被害人有權申請國家救助這兩個問題上形成鮮明的兩種姿態，在淄博和臨沂等地的調研中，司法實務人員均認為刑事被害人應該以戶籍地為標準，法院對任何刑事被害人（包括符合救助條件的刑事被害人）均無告知的義務。而在對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法院的調研中則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無論是青島市中院還是基層法院均認為對刑事被害人應該以犯罪地為標準劃分，即只要是犯罪行為發生在本轄區內，就屬于符合救助的而不管其戶籍所在地，認為法院有告知刑事被害人有權申請國家救助的義務，包括符合條件的和不符合條件的，都要進行告知。在各地的調研結束后，反思這幾種不同的態度的原因，我們認為，這幾種不同態度的根本原因還是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說

到底就是資金問題。其二，關于對被害人是

否應當存在不予救助或減免的條款。在司法實務人員關

于?您認為是否存在不予國家救助的情形？?一項調研中，認為應當存在的高達97.3%（如下左圖所示），并且在不予救助的類型選擇中，認為被害人直接參與犯罪或被害人不予司法機關配合比例較高分別占42.7%和32.9%（如下右圖所示）。出，對刑事被害人也應當存在減免條款。根據本次調研數據統計的結果，再次印證了這個推理的正確性。在對司法實務人員關于?您認為是否應當存在對被害人救助減免的情況??一項調查統計中，認為應當存在減免條款的占91.4%（如下左一圖所示），且在減免條款的設計中，認為是被害人有過錯，負全部或部分責任的占到65.1%，認為被害人與被告人系親屬關系的占11.2%，認為被害人已從其他途徑獲得救濟的占19.7%（如下右一圖所示），而民意調研中，認為應當存在減免條款的也高達85%（如下左二圖所示），對減免條款的設計選擇中，也基本與對司法實務人員調研統計的數據一致（如下右二圖所示）。第五，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資金來源問題，這也是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中帶有全局性的關鍵問題。理論上認為，由國家財政支持，當然，鑒于我國現有的條件，資金來源渠道應該多元化，對于社會捐助、犯罪人的罰沒等都可以納入資金來源的范疇。在調研中司法實務人員和民眾對此問題也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對一般民眾的調查中，56.5%的民眾認為資金應該來源于國家財政，8.7%的人認為應該來源于社會捐助，23.5%的人認為資金應該來源于對犯罪人的罰沒，11.3%的人認為資金應該來源于監獄企業的收入（如右上圖所示）。司法實務人員中認為資金來源于國家財政的占到57.5%，其他比例同一般民眾的比例大體相當（如上頁右下圖所示）。從實地調研了解的情況來看，在山東省已推行試點的青島、淄博、臨沂等地，救助資金基本上都是由政府財政承擔的[12]。

第六，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機構設臵。關于國家救助的機構設臵問題，從國外實踐來看，有的設臵在法院，如法國設立在地方法院內的救助委員會；有的設臵在檢察機關，如韓國在地方檢察廳內設臵的犯罪被害救助審議會；有的設臵在社會保險福利部門，如德國的勞工及社會福利部分；有的由行政機關負責救助事務，如日本的公安委員會；還有的設立專門的救助組織機構，如英國的刑事損害救助局。我國臺灣地區設于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審議委員會和?高等法院?及分院檢察署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復審委員會。

我國理論界有幾種學說模式：法院模式；檢察院模式；行政機關模式；獨立設臵模式。實踐情況是，有的嘗試法院模式，如山東青島市和淄博市，有的嘗試檢察院模式，如山東臨沂市。其他省份如浙江省、湖北省采取法院模式，[13]河南省采取檢察院模式。[14]在調研問卷中，在對司法人員進行的調查統計中，認為應該設立專門機構的占到47.7%，另有30.6%的人認為機構應設在法院（如上頁圖所示）。我們認為對于機構設臵應根據不同階段的國情而有所不同，結合本次調研的實地考察，我們認為在制度建立初期，以法院內設較為妥當，成熟后，可設立獨立的專門機構。

第七，關于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的原則設計。關于救助的原則在各地進行的實踐探索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有所不同，以青島市為例，青島市在實踐中遵循量力而行、救急為主、分級負責、當事人申請等原則。而臨沭縣則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量入為出的原則。以實證調研為基礎，我們認為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時應遵循適度救助、緊急救助等原則，在對司法實務人員的調研中認為應遵循適度救助、緊急救濟兩原則占到83.4%。救助適度原則與各調研地的?量力而行?原則、?量入為出?原則等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但又有所區別。救助適度原則一方面考量了我國的具體國情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另一方面，救助適度原則也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宗旨相一致。

五、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進程展望

制定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或救助）法已是當今世界刑事法發展的潮流和趨勢。自上個世紀以來，一些國家和地區相繼制定了相關法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我們也理由相信在構建和諧社會和文明司法理念的大背景下，在人權受到高度關注和重視的今天，這項惠及社會及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一定能夠在我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并且，我國已經開始這項工作的理論準備和實踐嘗試，2006年在江西南昌召開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研討會?，與會代表提出，從長遠開看，我國應當制定一部?被害人法?或?被害人保護法?，但就目前而言，當務之急是解決被害人因加害人犯罪導致的生活困難問題，因此，制定?犯罪被害人救助法?較為現實[15]。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第21條中，特別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200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強調，要?依法保護被害人及其親屬的合法權益，探索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救助辦法?。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刑事申訴檢察工作要點》中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以試點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機制?。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孫謙在2007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了關于制定《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的議案，受到與會代表的高度關注和重視。并且，《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立法計劃》已將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列入18件建立立法項目之一[16]。

抱以很大程度上的同情，并對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救助制度多持贊成的觀點，但試點地區表現出的對被害人國家救助未來的情緒卻不盡相同，有的充滿信心，如青島，自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動議論證，2004年11月建立實施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隨著救助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青島市12個基層法院也都建立了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這與青島市自身的經濟實力是分不開的。青島地處黃海，是山東改革開放的?龍頭?，近年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看，基本具備了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的財力條件。有的對刑事被害人的未來預期不敢說沒有信心，但從調研中相關地區工作人員對此話題的回避，至少可以說明他們在努力嘗試一種新的事物的同時也面臨一些困境。加之，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包括實質性問題，也包括技術性問題，還牽涉與其他制度的銜接。因此，國家救助并不是?作秀?，也不僅僅具有象征意義，而應當對刑事被害人確實發揮救濟作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化、法律化，意味著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絕非應急性政策，而是給予充分考慮、反復論證的結論。青島市、淄博市的嘗試告訴我們，在推進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過程中，必須立足現實，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的方法，更不能為標新立異，搞所謂不切實際的改革措施。我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論是經濟基礎、理論水平還是實踐經驗都有所欠缺。現在全國范圍內對受害人實施救助的工作剛剛逐步展開，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總結經驗教訓階段，這當中的一些問題還需要我們深思熟慮。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國外曾有盲目照搬別國法律結果司法失敗的先例，如果法律的設立沒有執行的可能，那么這項法律就成了無用的法律，法律的尊嚴也不復存在。因此，我們要三思而后行。最可行的辦法是，在初級階段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待初級階段救助工作成熟后，再根據總結的經驗和教訓，將國家救助的實體性和程序性問題法律化，具體形式初步設想以單行法規——《刑事受害人國家救助法》的形式出現，我們現在不好說是今年、明年、后年或者哪一年最合適。

? 課題組主持人：王瑞君，法學博士，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教授；課題組成員：梁翔宇，法學碩士，威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梁厚金，威海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主任。

[1]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2008年2月。

[2] 莫洪憲主編：《刑事被害救濟理論與實務》，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頁。[3] 趙可，周紀蘭，董新臣：《一個被輕視的社會群體——犯罪被害人》，群眾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頁。

[4]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的調研》，2008年2月，第21頁。

[5] 趙國玲：“犯罪被害人補償：國際最新動態與國內制度建構”，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7期。

[6]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刷館1980年版，第168頁。

[7] 王瑞君：“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的誕生與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犯罪被害人學發展與學術熱點回顧”，2008年山東省法學會“法治30年：回顧、反思與展望”研討會論文。

[8] 中央電視臺2008年10月24日新聞聯播。

[9] “司法救助：讓貧困者跨過通向正義的門檻”，《法制日報》2007年1月15日第1版。

[10] 《法制日報》“今日關注”，2007年6月26日第8版。

[11] [德]哈耶克著：《法律、立法與自由》，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頁。

[12] 分別參見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青島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難救助辦法》第十條的規定、淄博市委政法委和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經濟困難救助制度的實施意見》的相關規定及臨沭縣人民法院：《特困群眾案件執行救助基金監督管理辦法》第三條的規定等。

[13] 截止2006年底，浙江全省103個法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2006年湖北省高院和13個中院設立司法救濟基金。[14] 河南省檢察機關從2005年開始在11個市級檢察機關開展了刑事被害人檢察救濟工作。

[15] 孫永生、柴春元：“犯罪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新探討”，載《人民檢察》2007年第19期。

[16] 曲濤：《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頁。

第五篇：未成年人犯罪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

近些年來，國內有關未成年人違法與犯罪的文獻資料、報道、研究越來越多，這主要是現在未成年人違法與犯罪問題已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危害性極強的大問題，而且未成年人違法與犯罪的數量有遞增的趨勢，而年齡卻呈遞減的趨勢，這引起了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心理學家、法學家以及政府決策層的廣泛關注。下面各個方面的綜述的概括也存在上述的問題，幾乎都是違法、犯罪的共因，而沒有違法、犯罪各自的特點。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

未成年人是指未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但是從預防犯罪的角度來說，未成年人是指六周歲到十八周歲的公民所謂違法是指違反刑法以外法律的行為。未成年人違法從廣義上講是未成年人指違反一切現行法律規范的行為，包括違反刑法、違反義務教育法等等。從狹義上講是指違反刑法以外法律的行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危害社會、觸犯刑律、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現狀

從犯罪性質看，盜竊犯罪最為突出；從犯罪形式看，兩人以上共同犯罪人數增多；從犯罪年段年看，作案手段殘忍，犯罪后果嚴重；從犯罪年齡看，逐漸趨向低齡化；從犯罪身份看，輟學少年人數居多

三、青少年違法、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學校

學校的成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應試教育，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做法還很嚴重。素質教育還停留在口頭上。這給整個的教育制度和考試制度改革有關。整個教育評價制度、考試制度、升學制度等還停留在應試教育制度上。學校德育工作疲軟，重智輕德在各個學校還很普遍。法制課還沒有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政治課中分離出來，而且形式單一，沒有統編的與學生思想、生活實際和心身發育狀況相適應的法制教學大綱和教材，以及也沒有受過正規的法律的培訓的師質力量。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各個學校應配備法制副校長，但大部分學校流于形式，法制副校長沒有受過正規的法律培訓，而且法制副校長在學校的法制教育工作很少開展，或者以變相的思想品德教育形式開展。師德建設還抓的很不夠，大部分老師還存在教育方法簡單粗暴，對學生情感互動不夠，而且對成績差的學生學校和老師關懷不夠。工讀學校在改革中面臨困境，使之在提前預防有不良行為的學生犯罪上做的很不夠。工讀學校在改革開放之前在預防學生犯罪、提前干預學生的不良行為、轉化學生使之健康成長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近幾年

來，工讀學校在教育定位、辦學體制、辦學規模、政府支持、社會認同、辦學效果等等方面遇到困境，使之在轉化不良行為的學生方面顯的力不從心。對已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學校要慎用“開除權”，不要動不動就把學生推向社會。學校對青春期孩子的教育較小，特別是對青春期性教育知識很少，而青春期是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一個頂峰，特別是性侵犯的一個高峰。

（二）家庭

由于我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出現了家庭結構和家長觀念的雙重失衡，造成因離婚、分居或外出而產生的破碎家庭或單親家庭大量出現，進而對青少年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不完整家庭雖并不一定是造就犯罪的場所，但不完整的家庭可能會形成不完善的家庭動力，導致其成員比一般的人更展現比較貧乏的適應行為模式。惡化的家庭關系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既指父母之間的關系，也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在一個家庭中，如果父母婚姻不和諧，經常發生沖突，容易導致子女有越軌行為，因為不順利的婚姻生活往往使父母無暇顧及子女的事務，這種控制力量的消失正是青少年越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他比父母離異對子女造成的負面影響還要大。如果青少年在家中能和父母有良好的溝通，保持好的情感，他們就會遠離犯罪，如果被父母遺棄，或者置之不理，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或情感的滿足和慰籍，就可能逃離家庭，在社會上尋求支持與認同。這使之過早的接觸社會，很容易結交一些不良的朋友，然后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惡劣的家庭氣氛。家庭氣氛對青少年個體人格的發展產生原發性影響，他既可能對青少年健全人格形成產生良好的影響，也可能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許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人際關系與家庭氣氛有很大的關系，家庭中的生活快樂程度、父母關愛度、對父母的滿意度等都對青少年產生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大于家庭的結構因素。

家庭中父母的言傳身教對子女的負面作用。現在有一部分家庭，父母存在大量不良的行為，有的甚至存在違法、犯罪行為，由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在加上孩子長期的耳濡目染，使孩子形成了扭曲的價值觀、人生觀，從而很容易走向違法、犯罪。另還有一部分家長存在著反社會的傾向，從小就向孩子灌輸反社會的一些不良言論和行為，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違法、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不適當的管教方式。家長是孩子的監護人和教育責任人，父母教育方式和教養態度對孩子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溺愛、放任、粗暴、打罵等偏激的教育方式容易造成孩子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

（三）社會

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社會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整個社會的轉型給青少年違法、犯罪提供了一定的土壤。我國現階段正是舊的社會規范還沒有完全消解，新的社會規范尚未完全確定的時期，其發生的變化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在這個新舊交接的階段，整個社會存在大量的不公平和違法、犯罪的現象，而青少年尚未有完全的認知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形成扭曲的人生觀、價值觀，從而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大眾傳媒和娛樂場所管理不力，不健康文化制品和文化現象大量泛濫，對青少年成長產生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互聯網的產生，大量的黃色網站和不健康的文化在互聯網上到處可見，對還沒有成為成熟理智的未成年人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新的讀書無用論的消極影響；不良交往對青少年的危害。有一部分青少年由于學校或者家庭的原因，交往了一些社會上的不良青年，有的甚至加入了帶黑社會性質的幫派，以尋求在家庭和學校所缺乏的關愛，而這是大部分違法、犯罪的青少年的走向違法、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上對青少年的一些關心機構和救濟機構以及輔導性機構太少，對一些需要幫助的青少年無能無力。沒有對青少年起到一種真正的保護和救濟的作用；社會對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關心不夠，如對一些聾、啞等身體有某種殘疾或弱智的未成年人關心不夠。近來這些特殊未成年人犯罪率有升高的趨勢，而且表現比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要殘忍。

未成年人個人的主觀方面的原因。外部因素如社會、家庭、學校等方面最終也要通過未成年人的內因起作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心理成因：從所擁有的資料來看，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的心理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易受暗示心理、從眾心理、好奇心強、逆反心理、逞強心理、模仿心理、尋求刺激心理、報復心理、拜金心理、嫉妒心理；大部分研究知識列舉了未成年人的心理特點，并不是針對具體的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還是缺乏具體的社會調查數據和依據。

四、預防和對策

（一）學校預防和對策

整個教育體制、考試制度、招生制度應進行改革，進一步推動素質教育的發展。要大力加強師德建設，同時要在各個學校加強心理健康教育，配備具備法定資質的心理輔導員或心理輔導老師；學校法制教育要正軌化：重視和加強法制教育；編寫統一的法制教學大綱和教材；配備能勝任崗位工作的合格教師；按照《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法制教育形式應多樣化，重點培養同學們的法制觀念；加強假期、待業期間的銜接法制教育；加強工讀教育。

（二）家庭

強化家庭教育功能首先父母應對子女的道德觀念和法律意識進行培養和引導，其

次，父母應注意引導子女將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對傳統目標的追求和對未來成功的期盼，再次，父母應正視青少年的一些現實問題；建立良好的家庭關系；改進管教方式，提高管教質量；加強親職教育培訓；舉辦免費的家長學校，提高家長的素質；嚴厲懲罰家庭暴力，特別是父母對孩子的家庭暴力

（三）社會

加大對社會轉型過程中怎樣對未成年人進行預防進行研究；加強在新時期下的綜合治理的研究，把綜合治理作為根治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方針長抓不懈，而不只是停留在一種泛泛的大而全的口頭理論。特別是要研究怎樣把綜合治理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結合起來。

（四）加強未成年人自身抵御誘惑的能力

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慎交朋友，樹立正確的友誼觀；加強自治教育，提高法制觀念。

（五）針對未成年人導致犯罪的心理成因采取的對策

針對犯罪未成年人的認識低下與是非顛倒的心理特點，應加強對未成年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教育；根據未成年人的心理特點進行教育；幫助未成年人及時擺脫情緒上的疼苦；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特點，多開展適合于未成年人興趣愛好的集體活動，對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發展與預防犯罪心理有著重要的意義；正確對待未成年人的需要和欲望；教育未成年人正確認識與對待戀愛、婚姻問題，對于防止未成年人的性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重視未成年人的文化生活，陶冶未成年人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