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立法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

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立法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人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城市化水平已由1980年的20％發展到2002年的38％。作為世界上城市化進程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口、資源、環境與城市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國外經驗表明，立法先行，運用法律的強制約束力，協調人口、資源、環境與城市化的矛盾，是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制度保障。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一些大中小城市相繼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目標，目前660多個城市中，已有近百個城市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目標。然而由于相關立法不完善，中國生態城市建設在城市規劃、城市產業結構、城市生態、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運行、公眾參與等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因此，借鑒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立法經驗，通過完善的立法建立健全保障中國生態城市建設的法律法規體系，對于依法規范生態城市建設，避免重復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當務之急。

1、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立法概況及特點分析

從20世紀60年代末起，一些工業發達國家開始通過嚴格的立法來推進城市生態化建設并取得明顯成效，例如，日本、美國、德國、法國、荷蘭等。這些國家通過立法，已經建立了涉及綠色生產、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綠色貿易、綠色稅收、綠色審計、綠色教育、公眾參與等一系列完善的生態城市建設的法律保障體系。下面以日本、美國、歐盟為例論述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立法的特點。

1．1日本城市生態化建設立法進程

日本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密度高，自然資源匱乏，人口、資源和環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約束使日本成為世界上環境立法最全面和最早探索循環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之一。目前，日本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為城市型環境問題，有關城市生態化建設方面的立法大多存在于環境法律體系之中。作為環境保護綜合性的基本大法，日本環境法的立法經歷了從1967年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到1972年的《自然環境保全法》，再到1993年的《環境基本法》的過程，立法目的從公害控制發展到對環境整體的保護，立法目的不斷深化。《環境基本法》針對城市型污染提出了生態環境保護基本策略，提倡全程的環境保護，確認了國家、政府、企業、民眾等社會主體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引導和規范全社會的環境保護行動，積極支持環境教育和民間環保活動，還涉及提供環境信息服務與發展環境保護的科學技術。自1993年以來，日本相繼頒布《容器包裝回收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家電產品回收法》、《推進形成循環型社會基本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綠色購買法》、《建筑廢物回收法》、《容器再利用法》、《食品回收法》、《汽車回收法》、《化學物質綜合管理法》、《家用電器再利用法》等法律，其中的《推進形成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提出“促進物質的循環，減輕環境負荷，從而謀求實現經濟的健全發展，構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從法制上保障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日本環境立法重視建立綜合性基本環境計劃和協調機制，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采取行政控制和市場調節等多元機制相結合的管理方式，強調民眾參與和公民的環境權益，最終確立了整體環境觀指導下的統一、綜合性的環境基本法模式，通過理性化的漸進法律制度設計，形成健全的環境法律體系。

日本建設省從1992年開始組織專家研究生態城市建設。北九州市從1997年開始實施以環境產業建設、環境新技術開發、減少垃圾、實現循環型社會為主要內容的生態城市建設計劃。目前，日本的城市規劃中，與土地、住宅、城市建設相關的法律有200多個，城市規劃法是其中的母法。在法律體系中《國土綜合開發法》、《國土利用規劃法》等全國性、綜合性土地利用規劃法律是《城市規劃法》的基礎。與《城市規劃法》關系密切的平行法律有《土地收用法》、《地方稅法》、《農地法》、《森林法》、《自然環境保護法》等。與《城市規劃法》關系密切的下屬范疇的法律有：《建筑基準法》、《土地區劃整理法》、《城市再開發法》、《新住宅地開發法》、《城市公園法》、《文物保護法》、《河流法》、《港灣法》、《道路法》、《軌道交通法》、《停

車場法》以及其它與城市道路、市政、公園、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相關的法律。上述法律法規體系有效規范著日本的生態城市建設，起到良好效果。

1．2美國生態城市建設立法概況

美國的環境法律制度分為地方、地區、州和聯邦四個層次，不同的行政管轄區域具有不同的規制方案。作為普通法法系國家，其綜合性的環境成文法——《國家環境政策法》制定于1969年，較早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形成了命令控制、排污控制、技術強制和市場控制這四種模式。《國家環境政策法》還創造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有效矯正了傳統發展戰略忽視環境利益和環境價值的弊端，符合經濟與環境協調、持續發展的客觀規律，取得了良好實效。單行立法方面，美國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預防的國家，并特別重視發展環境技術，其污染預防包括污染物的源頭預防和消減、再循環利用以及必要的末端處理等環節J。其《資源保護和回收法》就是對危險廢物實施全過程監控的綜合性環境基本法，該法有力地促進了廢物循環和綜合利用。

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環境問題的激化與公眾環境意識的增強，促成美國先后通過《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環境教育法》、《職業安全和健康法》、《噪聲控制法》、《寧靜社區法》和《綜合環境反應、補償和責任法》等。同時，美國對土地利用的規劃管理進行了城市規劃歷史上劃時代的變革。其主要表現為：一是為保護城市環境、維護社會公正，強化“土地用途管制”的調控機制；二是對土地概念的新認識，城市規劃的廣域化和中央集權化，開發控制機制的改善與強化。城市規劃成為實現經濟成長、環境保護和社會公平的法制保障。例如，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在1971年以前城市總體規劃處于顧問性地位，重視城市規劃的人不多。1971年以后，加州開始承認總體規劃的重要性，并通過司法判例使城市總體規劃取得了城市開發憲法的地位，所有土地利用資格的審批權力必須以它為依據。據該州有關法律規定，城市總體規劃必須具備防治環境污染和環境安全等要素j。1990年通過的《污染預防法》，宣布“對污染應該盡可能地實行預防或源削減是美國的國策”。1992年頒布的《能源法》，規定開發和利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能及沼氣等新能源將享受稅收優惠，立法鼓勵使用新能源、推廣新技術和淘汰落后工藝等。2000年頒布的《有機農業法》，對農業的發展做出嚴格規范，生態城市伯克利發展的都市型農業為生態農業的典范。

1．3歐盟生態城市建設立法態勢

歐盟的大多數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末起就開始關注城市建設對生態化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歐洲1973年的第一個環境行動計劃就討論了城市可持續發展政策，之后在環境領域建立了管理機構。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增強、生態法規的頒布，歐盟國家有關城市生態化建設的科學知識、工程技術、政府管理和公眾行為均達到了較高水平，包括：經濟發展與城市生態的協調；污染控制、節能措施和可更新能源的使用；水資源的嚴格管理；城市生態景觀的明顯改善；公民積極參與生態建設。歐盟的環境法規是基礎性準則。歐盟成員國的環境立法需要同歐盟的環境立法接軌，成員國法律的調整則是一個轉變過程。要加入歐盟的國家必須通過談判與歐盟就未來的發展達成一致，符合歐盟的法規水平和這些國家在改善環境狀況方面的意向是談判的標準之一。許多成員國為達到歐盟環境法規的標準而積極采取措施，例如，德國于1998年修訂的《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明確宣布：“本法的目的是促進循環經濟，保護自然資源，確保廢物按有利于環境的方式進行清除”；法國有關法律規定到2003年要有85％的包裝廢物得到循環使用；荷蘭將歐盟的環境法規都融人其立法中，而且清潔產品的生產和使用有來自消費者的壓力。

從德國的城市建設法制看，經過近兩個世紀的不斷充實完善，其城市規劃法已發展成為以《建設法典》為主導法律，包括《空間秩序法》、《聯邦自然保護法》、《城市建設促進法》、《聯邦有害物質防護法》、《文物保護法》、《田地重整法》以及《建設法典措施法》、《地產交易計價原則的規定》、《建設用地的法律規定》、《規劃圖例的法律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在內，覆蓋空間秩序規劃、區域規劃、環境保護、文物保護等諸多層面的綜合體系。其《建設法典》特別強調在規劃編制之前與完成之后的公眾參與以及其它城建、環保等國家行政部門的參與。

總之，從國外城市生態化建設的實踐看，除了公眾有較強的環保意識和生態建設的參與意識外，還擁有崇尚法治的社會氛圍，注重通過嚴格的立法來保障城市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的協調，充分發揮立法的規范、強制和保障作用，構建了符合城市生態化發展要求的法律體系，使法律成為推進城市生態化建設順利進行的根本的制度保障。

2、中國現階段生態城市建設立法狀況分析

在立法上，中國有關生態城市建設的法律法規有三類：一是《環境保護法》及各部污染防治法，這些法律法規對城市的環境保護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大氣污染防治法》中明確提出“劃定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防治城市揚塵污染”、防治城市飲食服務業油煙污染、城市要使用清潔能源等規定；《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中專章規定“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水污染防治法》中強調“城市污水要集中處理”；《環境噪聲防治法》中，有很多針對“城市市區噪聲敏感建筑物集中區”的立法規范。二是以《城市規劃法》為核心，包括《城市綠化條例》、《城市市容和環境管理條例》、《城市規劃編制辦法》等以解決城市發展諸多矛盾為目的的法律法規。三是許多省市積極開展了地方性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的綜合性法規的立法工作。例如，2004年11月，由貴州省貴陽市人大常委會正式頒布的《貴陽市建設循環經濟生態城市條例》開始施行，從法規上保障循環經濟型生態城市建設能夠長期規范地堅持下去。深圳市政府從2004年起全面開展生態城市建設規劃工作，并提出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緊密結合地方實際的環境保護法規體系，依法強化環境監督管理等。目前，中國相關立法對生態城市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法制保障作用，但也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盡管中國現已初步形成包括憲法、法律以及相應的行政法規、規章和地方性法規所構成的保障城市生態化建設的法律法規體系，但與國外較完善、成熟的規范城市生態化建設的法制相比，中國的相關立法還處于較低層次，某些法律、法規甚至有沖突之處。中國環境法多為污染防治立法，缺少促進生態化建設的立法。從環境法律法規的創制來看，由于缺乏公開透明的促進公眾、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立法活動的法定程序和機制，導致一些法規在頒布后才發現缺乏針對性，脫離實際而難以實施，甚至出現不必要的立法沖突。另一方面，現行環境立法權多由行政權支配，屬于行政管制立法，對公民環境權利的實體及程序性規定既少，又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當公民環境權益受到侵害時，很難通過適用具體法律實現救濟。這既背離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環境法原則，也造成公眾環保意識不高以及生態建設力量薄弱。

第二，從立法導向看，國外立法將可持續發展、尊重生態規律、預防污染、污染者負擔、污染物綜合控制，尤其是公眾參與、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綜合決策等原則納入立法中，而中國并沒有完全納入。中國現行環境法律法規多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體現了從人的利益出發間接保護環境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與當代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觀要求完全不符，這就要求在可持續發展思想指導下重構環境立法，以構建促進整個環境生態系統有序更替與演進的環境法律體系。

第三，《城市規劃法》在生態城市建設中至關重要，但中國城市規劃法現已滯后于城市生態化建設的要求，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規劃對城市建設的軟約束。許多城市總體規劃尚未到期，但城市建設規模已突破原定規劃的現象與總體規劃的實施進程滯后于規劃期限的現象同時并存；城市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和重復建設浪費并存；城市建設時序混亂，基礎設施不能合理布局和相互銜接，道路建設修了挖，挖了又修。二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城市規劃的銜接問題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由于對城市郊區的規劃管理沒有具體細則，規劃部門與土地管理部門分而治之，使得城郊接合部成了“兩不管”的臟、亂、差地帶。三是開發區建設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開發區規劃建設與城市總體規劃脫節，破壞了城市的總體規劃。各類開發區、大學城、科技園、軟件園、旅游度假村等可獨立進行規劃，自成體系，給城市的長遠健康發展埋下隱患。四是缺乏規劃監督約束機制，違法建筑泛濫、環境污染嚴重。

3、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立法對中國的啟示

根據日本、美國、歐盟等國家城市生態化建設的立法經驗，結合國情，中國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完善生態城市建設立法。

3．1確立可持續發展、環境權的憲法地位

在憲法中確認和保障“可持續發展”，并與國際接軌，共同履行《21世紀議程》所規定的國際義務，是生態時代憲政重心從傳統的工業經濟轉向以生態、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必然表現。從國外立法的演進歷程看，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所導致的人與自然矛盾的不斷加劇，尤其是1992年聯合國環發大會后，許多國家在憲法中增加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容，有的國家還把公民有在良好環境下生活的權利，即“環境權”作為公民基本權利之一規定在憲法中。隨著可持續發展、環境權的憲法地位的逐步確立，各國法律“生態化”趨勢明顯，開始出現全球環境法的趨同現象。雖然中國現行憲法第9條、第10條、第22條和第26條已明確了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職責，是環境保護立法的憲法依據，但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要比環境保護的概念深刻廣泛得多。可持續發展涉及人口、糧食、物種和遺傳資源、能源、工業、人居環境等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以中國如果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憲法地位，將有利于把尊重生態規律，促進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和綠色貿易的立法精神融人整個法律體系中。同時，在憲法中明確公民的環境權，將有利于從憲法層次，為促進環保與生態化建設的公眾參與提供立法依據。

3．2修改完善現行《環境保護法》、《城市規劃法》體系

環境保護法的修改方面：一是修改現行環境保護法側重污染防治的狀況，確立對廣義的環境保護進行全面綜合整體規范的立法模式，為環境單項法的立法提供依據，并發揮指導地方政府進行有針對性的地方環境立法的作用。二是構建以預防為主和全過程控制的環境管理模式，實現行政機關間的有效配合與協作。三是明確公民參與環保的具體機制和渠道，建立促進非政府環保組織發展的激勵機制。

城市規劃法的修改方面，借鑒國外經驗，明確《城市規劃法》在城市法中的核心地位，協調與土地、農村規劃、自然保護、市政、交通、文物保護等相關法律的關系。城市建設應力求經濟目標、社會目標和生態目標相統一，優化產業結構和街區布局，在不斷完善城市社會經濟功能的同時，力圖改變生態功能脆弱的狀況。要合理控制城市規模，把城市建設從外延擴大轉向內涵發展。切實發揮城市規劃法對城市土地及空間資源的調控作用，建立對規劃行政主管部門及其公務員的監督約束機制。

3．3通過立法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國外經驗表明，循環經濟是生態城市的支撐和標志，其運行是通過實施生態預算、生態指標、綠色會計、環境審計、環境標志、生態產業、清潔生產等建立可持續的生產、生活和消費模式，并促進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和資源再生產業的發展。國外的循環經濟立法，明確把生態環境作為資源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領域內，建立消費拉動、政府采購、政策激勵的循環經濟發展機制，使循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者有利可圖，使企業和個人對環境保護的外部效益內部化。借鑒國外經驗，全國人大常委會現已將制定循環經濟法

納入立法規劃。

3．4通過立法加強環境教育、鼓勵公眾參與

從環境意識看，國外通過立法加強生態文明的建設，向公眾提供免費的環境教育，公民有較強的環境意識和參與意識。美國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就頒布了環境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規，促使國家、地方政府和經濟機構積極支持環境教育，20世紀90年代后環境教育的內容已邁向可持續發展教育¨。盡管中國政府1994年頒布的《中國2l世紀議程》，明確提出通過教育提高全民環境意識，1996年頒布的《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提出實施全民環境道德教育的長期規劃，但與發達國家的教育力度和國民的環境意識相比，中國還有很大的差距，也不適應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環境教育的內容包括環境科學、環境法律和環境倫理等諸多方面，可通過制定《環境教育法》構建面向全民全程終生的環境教育體系，要通過剛性的生態城市建設法制與柔性的環境教育的良性互動，促進生態城市建設的法治化。同時，可考慮在國家環保局頒布的《環境許可聽證暫行辦法》和《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的基礎上，制定《公眾參與環保法》，確保公眾通過法定程序和途徑全面參與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管理活動，在涉及環保的各個環節和領域，建立公眾知情權機制、表達機制、監督機制和救濟機制，促進全社會參與生態環境保護。

第二篇：國外養老經驗對中國養老的啟示

國外養老對中國養老的啟示

1歐美國家

法盛全球資產管理公司根據各國財務狀況、物質福利、健康和生活質量等指標評出全球退休指數。評出世界上最適合養老的十大國家，位居榜單前十位的國家，其中7個歐洲國家，1個北美洲國家，2個大洋洲國家。

（1）瑞士是全球公認的、名副其實的“最適合養老的國家”。居住環境一流：面積不大，但星羅棋布地盤踞著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它包含了太多我們所能想象的美。還有各種高爾夫、登山、滑雪運動，讓老人退休生活更精彩。這里的人平和、樸實、包容，熱愛生活，崇尚自然，相處融洽。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全民醫療保健體系和強制性養老金制度等讓瑞士成了“最適合養老”的國家。

一是時間銀行。

“時間銀行”由瑞士開發的一個養老項目，即人們在退休以后，在身體狀況良好的情況下，去照顧需要幫助的老人。其服務時間將會存入社保系統的個人賬戶內，“時間銀行”會將服務時間統計出來，并頒發一張“時間銀行卡”，在未來自己需要他人照顧時，可取出使用。另外，對于那些已經把時間存起來，但最后由于種種原因不使用“時間”的老人，“時間銀行”便把義務服務的時間折合成一定的金錢或物質獎勵，返還給老人。

二是，先進貼心的養老院。

瑞士大概有1700家養老院，其中60%為公立，40%為私立。瑞士養老院的規模都不大，每家通常設有幾十至三百張床位不等。雖然容納人數不多，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瑞士養老院基本可以做到1個專業護工照顧1個老人。

（2）挪威建立的石油基金（2006年更名為養老基金），目前資產達到1000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養老基金。除以挪威520萬人，相當于每人擁有19萬美元的養老財富

在挪威并沒有“養兒防老”的說法，他們更樂于去到養老院養老。挪威養老機構的環境靜逸、空氣清新，關注老人的身體心靈。很多養老院都會為長者開設演講比賽、歌舞表演、電腦課程、外語培訓等活動，甚至連心理醫師、音樂理療師、牧師等工種都配備了！

2亞洲

在亞洲也有養老很好的國家，比如我們的鄰居，日本和韓國。

（1）韓國的社會保障做的很好，社會保險（四大保險）、公共扶持（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服務。

韓國現代養老金體系的發展起源于1960年設立的公務員養老金計劃。1963年，韓國從公務員養老金計劃中分離出軍人養老金計劃；1975年，韓國設立了私立學校教師養老金計劃；1988年，韓國建立覆蓋全民的國民養老金計劃。公務員、軍人及私立學校教工等特殊職業養老金與國民養老金計劃形成了第一支柱的公共養老社會保障制度。1994年和2005年，韓國分別引入了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計劃和第二支柱退休養老金計劃作為國民養老金計劃的補充。2008年，韓國引入基礎老年養老金計劃，資金由財政撥付，用于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構成了零支柱。至此，韓國形成了以第一支柱為主體、第二和第三支柱特色發展、零支柱保障低收入老年家庭的多支柱養老金體系。

（2）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老年化特別嚴重，社會中的各個行業都有大量的高齡工作者。

日本的養老保險有三個層次，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厚生年金基金和企業年金，這些福利幾乎包括了社會中所有年齡及階層的人，所以說日本的養老機制福利，社會福利都是很好的。

日本的養老體系經歷了多次改革并具備了有以下特點，多結構形式的制度、養老保險基金的金融上的運用。

3我國

我國的養老機制也經歷了多次改革，在制度不斷完善改進的過程中，我國老年人的福利也在不斷改進，比如我們身邊的例子，在我們家鄉老年人出行就享受了很多福利，公共交通上老年人有很多優惠，有老年免費卡和老年優惠卡，對老年人出行有很大的便利。

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特別驚訝于瑞士的時間銀行制度。因為我國較大的人口基數，在這種雙刃劍的條件下，我感覺這個制度能很好的彌補劣勢并把它轉為優勢。因為養老對于我國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護理人員，比如很多敬老院都存在人手不夠的情況，這就導致了部分老人得不到足夠的照顧，以及必要的聊天談心的精神照料。在家的老人雖然能得到兒女的照顧，但是兒女都是有工作的，對于一個孩子的老人，必要的照顧更是不夠的，也會給孩子加大負擔。而如果實行這種制度，創建這么一個組織，參與這個組織的很多剛退休身體健康的老人都可以安排照料年紀更大的老人，這些老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共同的話題，愛好，能更好的省去一大部分護理人員，甚至可以幾個老人配備一個有醫學知識的護理人員也是可以的。

另外，我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增長，國家富強，雖然還沒達到發達國家但已經全面脫貧。在這種情況下，老人的福利也在不斷上升。國家可以再接再厲，吸取日本挪威等國家高福利的經驗，繼續增加老年人的福利。

第三篇：國外生態城市建設成功經驗

國外生態城市建設成功經驗

2006-8-

211 引言

生態城市思想提出后，有關的示范建設也在世界上廣泛展開，目前國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了建設生態城市的經驗和效果。1992年美國在加州伯克萊實施了生態城市計劃，其理念和做法在全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加坡經過幾十年努力，已建設成為舉世公認的花園城市和生態型城市。澳大利亞的哈里法克斯生態城項目是該國第一例生態城市規劃，不僅涉及社區和建筑的物質循環規劃，還涉及社會與經濟結構，它走出傳統商業開發的老路，提出了“社區驅動”的生態開發模式；懷阿拉市則充分融合了可持續發展的各種技術，包括城市設計原則、建筑技術、設計要素與材料、傳統的能源保證與能源替代、可持續的水資源使用和污水的再使用等，解決了該市的能源與資源問題。巴西的庫里蒂巴以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典范而享譽全球，其公交導向式的交通系統革新與垃圾循環回收入項目、能源保護項目曾榮獲國際大獎。日本的九州市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以減少垃圾、實現循環型社會為主要內容的生態城市建設，提出了“從某種產業產生的廢棄物為別的產業所利用，地區整體的廢棄物排放為零”的構想。德國Erlangen市率先執行“21世紀議程”有關決議，采取多種節地、節能、節水措施，修復生態系統，進行綜合生態規劃，成為德國“生態城市”先鋒市。西班牙馬德里與德國柏林合作，重點研究、實踐城市空間和建筑物表面用綠色植被覆蓋、雨水就地滲入地下、推廣建筑節能技術材料、使用可循環材料等，改善了城市生態系統狀況。此外印度的班加羅爾、巴西的桑托斯市、意大利的羅馬、美國的華盛頓、克利夫蘭和波特蘭大都市區、俄羅斯的莫斯科、澳大利亞悉尼、坎培拉等城市都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目標或開展這方面研究。建設成果突出、影響較大的工作有美國加州伯克萊生態城市計劃(1992)、克利夫蘭和波特蘭大都市區、印度的班加羅爾，巴西的庫里蒂巴和桑托斯市、澳大利亞的懷阿拉市和Halifax生態城市建設計劃(1994)、新西蘭的Waitakere市、丹麥的哥本哈根、日本東京生態城市建設計劃(1993)等。當前的趨勢是從傳統上那些小城市／鎮延伸到一些開發時間較長、城市空間較大、產業形態復雜的國際大都市，如：東京、紐約、倫敦這樣的全球性大都市，以及像新加坡、香港、漢城這樣的洲際性大都市。與生態城市已有的豐富理論相比，這些實踐并不完善，也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生態城市建設，這些城市只是在向生態城市邁進的道路上走得更近一些，但卻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去學習和總結。

當前我國學界對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的研究，還停留在案例介紹階段，對這些成功的經驗并未有全面和系統的總結。本文試圖深入分析當前較為成功的建設案例，對其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和梳理，以圖為我國的生態城市建設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發。國外生態城市建設成功經驗

總結國外影響較大的生態城市建設案例，其成功的經驗主要在于明確而具體現實的目標體系、具體的項目、突出的重點領域、城市建設與生態建設的一體化、詳細的分工實施體系、廣泛的公眾參與，加上具有明確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進和實施機構及完善的法律條例、市場化的管理體制等作為支撐條件。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生態城市建設經驗，并不是對已經存在的“生態城市／鎮”的建設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因為尚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城鎮)，而主要是敘述和總結以“生態城市”為目標的生態城市建設試驗和實踐過程。即使是那些并沒有明確提出要建設“生態城市”的城市或地區，只要其實踐活動對“生態城市”建設具有積極的、可借鑒的意義，我們仍然把這些實踐當作生態城市建設的實踐來對待。

2.1 明確而具體、現實的目標

西方國家的生態城市建設，一開始就非常注重對目標的設計。面對紛繁復雜的城市生態問題，這些目標的設計者并沒有好高騖遠地想要一下子改變一切，提出諸如在我國生態城市

建設中經常提出的如“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等等宏大而空洞的目標，而往往是從小處入手，非常具體和貼近現實，能夠直接用于指導實踐活動。如丹麥生態城市建設的階段性環境目標是：試驗區內水的消費量減少10%、電消費量減少10%、回收入家庭垃圾減少城區垃圾生產、通過建立60個堆肥容器回收入10%的有機垃圾制作堆肥、回收入40%的建筑材料。這樣的目標清晰明確，利于公眾的理解和積極參與，也便于利用職能部門主動組織規劃建設，保障了生態城市建設能一步一個腳印地取得實質性的成果。

2.2 具體的項目

不論是歐洲還是美洲，生態城市建設的目標后面，總是有具體的項目支撐，并且有保證這些項目得以實施的政策。

譬如，被譽為全球“生態城市”建設樣板的美國加州伯克利，它的實踐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具體的行動項目之上，如建設慢行車道、恢復廢棄河道、沿街種植果樹、建造利用太陽能的綠色居所、通過能源利用條例來改善能源利用結構、優化配置公交線路、提倡以步代車、推遲并盡力阻止快車道的建設、召開有關各方參加的城市建設會議，等等。這些項目在有些人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微不足道的行動使生態城市建設得以扎實有效地進行。

又譬如，德國生態城市弗萊堡建設別具特色的項目包括：①大氣環境保護項目，依據交通污染占到了大氣污染的80%的調查結果，弗萊堡通過加強城市與周邊地區之間公共交通系統和鼓勵自行車使用，來進行環境保護。經過長期有序地建設城市有軌和公共汽車交通，形成了與整個周邊地區融為一體的公交換乘網絡，統一了在價格上極具吸引力的票價體系，鼓勵市民在所有公交換乘地點換乘城市公共交通，方便到達城市和郊區的各個出行點，減少私人汽車的出行，降低空氣污染。另一方面，通過積極發展與郊區相連的自行車道路網絡、在市區增建自行車停車場和停車位，使自行車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比重逐年得到提高，極大地減少了由于交通發展而導致的環境污染。②能源利用的環境保護項目，通過在節約能源、使用新型能源以及發展熱電聯合等三個方面來減少環境負擔，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其中，在節約能源方面，該市通過提高能源價格以及分發節能燈等方式減少居民的能源消耗。在開發新能源方面，利用對太陽能研究、開發和生產項目的資助以及建設“太陽能城市”等措施來推廣新能源的利用。此外還有城市垃圾處理項目、居民區生態環境處理項目等等，每一個項目都具體明確并有系統的推進措施，保證了生態城市建設項目按科學的軌道穩步推進。

2.3 廣泛的群眾參與

在美國生態學家Richad Rezister提出的生態城市建設的十項計劃中，第一項就是普及與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公眾是城市的生產者、建設者、消費者、保護者，因此，國外成功的生態城鎮建設都刻意地鼓勵盡可能廣泛的公眾參與，無論從規劃方案的制定、實際的建設推進過程、還是后續的監督監控，都有具體的措施保證群眾的廣泛參與。這種做法，在很多城市收入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說，廣泛的群眾參與是國外生態城鎮建設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

如哈利法克斯生態城創立了“社區驅動”的一切程序。“社區驅動”是開發由社區控制，社區的規劃、設計、建設、管理和維護全過程都由社區居民參與，是一種社區自助性開發方式。社區開發的管理機構一管理組，是通過邀請個人和重要組織的代表加入而組建的。作為居民、簽約的投資者或支持者(人或組織)，在個人或者組織的目標是恰當、允許的情況下，可通過各種方式參與社區建設。每一個居民都可參加到生態城市“赤腳建筑師計劃”隊伍中去。在來自股權登記和居民會議反饋的基礎上，一系列赤腳建筑師計劃評議會、設計討論會傳遞有計劃、開發及設計方方面面的信息，這些信息涉及從區域基礎設施、歷史、生態到社區藝術、設計，從地方規劃、管理到整個場地規劃建議，從詳細設計、材料獲取到場地建設組織和程序等內容。每居民都可參與計劃最后的詳細設計，同時在設計、建設過程中學到城市生態學的有關理論和實踐應用知識，使建設者既了解社區，又了解生態學。建筑師、城市

生態學家則在其中起咨詢、教育的作用。社區還設有城市生態中心作為公共教育場所，公眾在這里通過圖書館、展覽、咨詢、報告可方便地知曉城市生態的有關知識，了解生態城市規劃、設計和建設進展。這種廣泛的公眾參與和公眾的深度參與是項目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又如德國生態城市Erlansen城在建設中，努力與市民一起進行規劃，有意與一些行動小組，特別是與環境有關的小組合作，并使他們在一些具體項目中作為合作伙伴，同時又使他們保持自由，并可以抨擊當局的某些決策。韓國漢城21世紀議程中，在每一個目標的背后都具體地提出公眾參與的領域和途徑，有效地保障了項目的實施。日本大阪市每年9月發動市民開展公共垃圾收入集活動，并向100萬戶家庭發放介紹垃圾處理知識和再生利用的宣傳小冊子。加拿大蒙特利爾市更是利用廣告衫、日歷卡、筆記本、公交車等多種多樣的載體，號召市民參與廢棄物回收入再利用活動。

2.4 突出的重點領域

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其問題指向性，它往往不試圖在城市中全面鋪開地進行生態城市建設，而是面向問題、抓住重點、逐步推進，針對城市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如交通擁擠、地面硬化、垃圾污染等問題，集中力量促使一兩個問題的解決，并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積累經驗、培養人才、教育公眾、樹立形象、凝聚人心，逐漸擴展到對其它問題的解決。比如巴西的庫里蒂巴建設重點在于城市交通和垃圾資源化，日本有些城市的建設重點在于生態工業園和循環經濟，而歐洲的一些城市則重點考慮生態社區，美國在建設生態城市的初期，主要是建造一些生態核心場地項目，即這些場地的建筑物均由節能、節水技術建造，后來逐步擴大到水的循環使用、雨水的保持、太陽能供熱、城市工業使用再生能源等。

德國南部著名的生態城市弗萊堡，一開始就將生態城市建設的重點放在硬化地面的透水改造、屋頂綠化、河道自然景觀的恢復上。首先，對城市所有的硬化地面(公路除外)進行徹底拆除，代之以多種形式的透水地面(包括透水磚地、卵石地、孔型磚地、碎石地、有機質屑地等)。這一項改造，給弗萊堡的環境帶來了多方面的改善。其次，弗萊堡城市的居民通過庭院自助綠化、墻面立體綠化、陽臺綠化、屋頂綠化、讓天然植被回歸城市等方法，有效地幫助自己居住的這個太陽輻射強的城市減少了熱島效應，使其衛生狀況、環境質量和居住舒適度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三，弗萊堡城中的河道以模擬自然河床、保持河與岸的自然過渡結構、維持岸邊自然植被為原則來維護河流環境，使河道中的水質清，河岸景觀自然美麗，而且維護費用少。

生態城市的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實施需要系統而復雜的支撐條件，而在人們認識尚待深化、各種支撐條件遠不完善的情況下，選擇面向問題的重點突破，要比急功冒進的全面推進科學得多。首先，選擇突出的問題入手，容易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同時投入也相對小得多，并且實施的主體也相對明確，容易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其次，在解決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可以積累經驗，完善相關的支撐條件，培養人才，教育廣大的公眾，使下一步的工作更容易推動；第三，一個問題解決得好，可以為城市樹立良好的形象，增強城市的吸引力，激發居民和決策者的自豪感與主人翁精神，使其有更大的意愿和投入來將生態城市的建設推向更深、更廣。

2.5 生態建設與城市建設的一體化推進

有別于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經常出現生態建設與城市建設“兩張皮”的狀況，國外的生態城市建設通常將生態目標的實現融入到城市建設過程中，通過對城市建設統籌安排、科學規劃，使經濟建設、城市建設和生態建設協調發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通過在城市建設中強調發展公共交通和土地的綜合利用來實現節約資源、降低污染、保護生態等目標。

在西方發達國家，大部分學者認為，為了實現生態城市的目標就應該盡量鼓勵人們使用公共交通運輸，因此當前國外較為成功的生態城市，多數把優先發展公共交通作為主要的交通政策。所謂土地綜合利用，就是在規劃和設計中，把工作、居住和其他服務設施結合起來，綜合地予以考慮。使人們能夠就近入學、工作和享用各種服務設施，縮短人們每天的出行距離，減少能源消耗。

巴西著名生態城市庫里蒂巴是將公共交通與土地的混合利用有機結合、成功實現城市建設與生態建設一體化推進的杰出代表。為避免小汽車使用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土地占用、城市蔓延等問題，該市并未單純地采用傳統的控制小汽車使用或擁有、提高排放標準、減少道路供應以及其它的稅收入、收入費等政策，或對公共交通進行財政補貼等方式，而是成功地將土地利用與交通相結合，不僅鼓勵混合土地利用開發的方式，而且總體規劃以城市公交線路所在的道路為中心，對所有的土地利用和開發密度進行了分區，城市僅僅鼓勵公交線路附近2個街區的高密度開發，并嚴格抑制距公交線路2個街區外的土地開發。一體化道路系統提供的高可達性促進了沿交通走廊的集中開發，土地利用規劃方法也強化了這種開發。軸線開發使寬闊的交通走廊有足夠的空間用作快速公交專用路。在許多建成區，也使用類似方法，使現有公交線路的沿線開發沿著主要線路向城市外緣發展，并把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規劃與已有的交通走廊規劃合為一體。土地利用與交通的成功結合，以及公共汽車快速交通技術的應用，保證了城市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車，并且做到公共汽車服務無需財政補貼，研究人員估計每年減少的小汽車出行達2700萬次。

2.6 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上的保障體系

生態城市的保障體系包括自然基底、經濟實力、科技、文化、社會穩定、法律、政策和管理體制等等多個方面。在諸多因子中，自然基底、經濟實力、科技、文化和社會穩定等因素往往是既定的，很難在短期內有所改變，但法律、政策和管理體制上的保障卻可以相對比較快地提高和完善。綜觀國外成功的生態城市建設案例，極為重視這幾項保障因子的建設，都有詳細的分工實施體系、具有明確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進和實施機構及完善的法律條例、市場化的管理體制等作為支撐條件。從國家層面到地方層面，國外對生態城市建設的立法工作極為重視，一些國家通過立法，已經為生態城市建立了一套綠色(或生態)法律保障體系，即：綠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資源產權制度、綠色市場制度、綠色產業制度、綠色技術制度等；綠色產銷制度，包括綠色生產制度、綠色消費制度、綠色貿易制度、綠色包裝制度、廢物回收入利用制度等；生態激勵制度，包括綠色財政制度、綠色金融制度、綠色投資制度、綠色稅收入制度、綠色統計制度、綠色審計制度、綠色會計制度等；綠色社會制度，包括綠色教育制度、綠色信息(宣傳)制度、綠色行政制度、綠色采購制度、公眾參與制度等。對作為生態城市建設重要保障的管理體制，也在一些著名的生態城市得到了重視。例如，澳大利亞著名生態城市Halifax近十年的建設自始至終都是由著名的非贏利機構——澳大利亞生態城市委員會組織實施，該機構豐厚的專業知識、先進的理念和高超的組織能力，將來自政界、建筑、森林、采礦和能源組織，自然保護組織以及如南澳大利亞燃氣公司等企業和Kauma遺產保護委員會(Kauma Heritage Committtee)等等來自各方的力量都凝聚到生態城市的建設活動當中。又如，為避免政府機構的官僚作風，南非生態城市米德蘭德(Mi&and)還專門創設了一個獨立的非政府機構——米德蘭德生態城市聯合會(Midr and Ecocity Trust)，以保障生態城市規劃和建設項目順利開展。討論與思考

對比國外生態城市建設的成功案例，我們也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差距和努力的方向。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生態市建設不同層面的探索，在至今近三十年的實踐歷程中，已有生態城市建設案例上百個，但真正成功、在國際國內產生重大影響的例子并不多見。總結其原因，在于以下四個主要的共性問題：一是對生態、生態城市等概念認識不足甚至曲解，加上對生態城市建設的困難估計不足，導致建設內容片面化或者空洞化，同時出現大量建設性破壞現象；二是生態城鎮建設目標過于超前或過于模糊，甚至自相矛盾，與目前全國多數城市的平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三是生態城鎮規劃地位不明、人才不足、脫離公眾、內容混亂、實施不力；四是包括立法、體制、群眾生態意識等等在內的生態城鎮建設的支撐體系不健全，導致生態城鎮建設推進不力，進展緩慢。因此，依據國外成功經驗和我國國情，我國未來生態城市建設必須從加強理論研究、重視人才培養、發動群眾參與、突出重點領域避免貪大求全、加快法律法規和政策、公眾生態意識的提升等保障體系建設等方面努力縮小差距、迎頭趕上。

當然，在肯定國外生態城市建設成功經驗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國外生態城市建設實踐也有它的不足之處，突出地表現在生態理想主義與現實社會、文化的沖突和矛盾，譬如，它往往排斥全球化和區際貿易這兩個現代經濟的重要基礎，強調在區域內獲取區域所需的一切資源和產品；同時它試圖打破和重構現代人類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元素，如大眾住房的理想模式、汽車等，它的推進也要以技術進步和區內居民高度的自覺性和認同感為前提，這首先使它失去了在現階段廣泛推廣的可能性。因此，導致許多生態城市建設只能是在相對小的城鎮或大城市中的小片區域進行實驗，在一個現代城市這樣大的尺度上的推進尚缺乏較成功的例子；同時也使一些生態城市建設項目(如Halifax生態城)走入了困境。

第四篇：國外安樂死的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安樂死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安樂死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中國的歷史傳統中有提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在當今的年代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單單是自己的，是父母給予的應當珍重。這里主要通過對于日本對于安樂死的立法來看到中國的情況，日本和中國的文化有著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說明問題。一．安樂死的意義

安樂死源于希臘的EUTHANASIA一詞，原意為“快樂死亡”或“尊嚴死亡”。又由于安樂死是一種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對它仍然沒有統一的定義。目前，我國的學者普遍認為安樂死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及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的過程，它的目的是通過人工調節和控制，使死亡呈現出一種良好的狀態，以避免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折磨，達到舒適或愉快，即改善死者瀕臨死亡時的自我感覺狀態，維護死亡時的尊嚴。二．日本安樂死的發展

日本最早的安樂死案例出現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發生了六起安樂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謂的積極安樂死,并且是由親屬執行結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樂死協會試圖通過一項根據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維持治療措施的法案,這項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結束后,有關協會成員努力游說議會成員,但是最終由于社會的反對聲音過高而沒有進行表決。根據該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導的安樂死應當是消極安樂死,也就是放棄生命維持治療,而不是現在所說的積極安樂死或者輔助自殺。后來,安樂死協會開始改變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遺囑的執行上,而不再試圖改變法律。

2.1日本關于臨終關懷,特別是終止生命維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衛生與福利部和醫學會1989年印制了生命臨終措施指導手冊。該手冊在前言中寫道:根據探討中的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負擔的考慮,對于僅僅是為了延長患者臨終生命的醫療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對于心臟即將停止跳動和呼吸系統將要終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復蘇措施只能是延長患者的痛苦??從今以后,類似情形的醫療保健措施應當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決定權。而且。1992年3月,日本醫學會生命倫理委員會印制了一份題為“給臨終關懷醫生的建議”的報告。這份報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遺囑。

1994年,日本科學委員會死亡與醫學保健專門委員會出版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明確指出,只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停止生命維持治療措施是可以允許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現有醫學條件所無法逆轉的;第二、必須病人在清醒時表達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終止治療措施必須由醫生實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實施。這份報告的主要內容集中在終止治療方面,也多處提到了“有尊嚴的死”一詞,盡管死亡與醫療保健專門委員會沒有詳細論及“安樂死”,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禁止“積極安樂死”。報告指出“殺死??通過藥物方式,盡管是為了減輕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許。”

三．中國安樂死的發展

1988年7月5日，中華醫學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法學會、上海醫科大學以及其他有關單位，聯合發起召開了“安樂死”學術討論會。與會的各界代表一致認為，盡管中國在實際工作中，安樂死，特別是消極的安樂死幾乎經常可以遇到（積極的安樂死，在中國已經公布至少7個案例，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糾紛，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現在還不存在為安樂死立法的條件。

自1994年始，全國人代會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一份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國安樂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嘗試：在1988年七屆人大會議上，最早在全國人大提出安樂死議案的是嚴仁英和胡亞美，兩人分別是中國婦產科學和兒科專業的泰斗。嚴仁英在議案中寫下這么短短幾句話：“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地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第二次嘗試：1994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32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要求結合中國國情盡快制定‘安樂死’立法”議案。

第三次嘗試：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遞交了4份有關安樂死立法的議案。

第四次嘗試：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吁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在隨后于1997年首次舉行的全國性“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國安樂死事件

1986年發生在陜西漢中的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曾歷經6年艱難訴訟。醫生蒲連升應患者兒女的要求，為患者實施了安樂死，后被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準逮捕。案件審理了6年后，蒲終獲無罪釋放。但這并不意味著安樂死的合法性，安樂死仍是違法的，只不過由于蒲連升給患者開具的冬眠靈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構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主要當事人王明成離開人世, 王明成的“安樂死”請求之所以被如此關注，在于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卻不能實現安樂死的愿望。三．結論

在我國，受到儒家對于生死觀念的影響，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們對于死亡充滿了害怕和恐懼。死，總是和黑暗、鬼神等聯系在一起。這種傳統的文明在現代文明出現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據著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念并沒有被安樂地死所代替。在倫理，道德，觀念，社會輿論以及國策等條件的束縛之下導致人民對于安樂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國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樣，歷史的不一樣導致者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文化，觀念和意識。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中國關于安樂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傳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們不能不說安樂死是一個外來的文化，中國對于這個問題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傳統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種傳統的安樂死定義，即無痛苦死亡法。

目前學術界依照不同的標準將“安樂死”分成不同的種類： 1.根據終止生命的行為方式不同，分為積極的“安樂死”與消極的“安樂死”。積極的“安樂死”又稱為主動“安樂死”或仁慈助死，指醫務人員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結束病人的生命。消極“安樂死”又稱為被動“安樂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對那些身患絕癥處于極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棄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輔助設施和藥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達愿望，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時候，有過明確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實施“安樂死”。如通過立遺囑。而非自愿“安樂死”針對的是那些無行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腦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嬰兒實施“安樂死”。

從日本的立法過程中我們可以大致的看出，安樂死在日本備受關注和爭議,日本成文法律尚無關于安樂死的規定。但是從案例的處理方式上我們不難看出對于消極安樂死,雖然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日本社會和民眾絕大部分能夠接受它已經做出了肯定性規定。盡管消極安樂死從法理上講在日本屬于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但是由于其已經基本上被社會接受和認同,所以在日本還沒有因消極安樂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對于積極安樂死,日本社會和民眾所持的是積極反對的態度,而且積極安樂死屬于日本刑法上確定的犯罪行為。從日本發生的積極安樂死案例來看,行為人都以殺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處罰,但是,從量刑上看明顯較輕,不同于其它殺人罪,這說明人們認為它的社會危害性較小。

而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學術界討論，以及近年來關于安樂死案例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對于。中國對于安樂死的處理方式和態度和日本很類似，對消極安樂死有著較大的肯定性。而積極安樂死存在著很大的討論。從中國政府對安樂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態度來說，安樂死在立法方面有著很大的阻礙，其中積極安樂死是一大方面。

雖然國外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對于安樂死設立了法律進行規定，但是用于中國的現在的國情還是不符合的。在亞洲東方文化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中，從中國，日本等國家現在對于安樂死的立法態度以及討論。對安樂死的認可只在存于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認可，不能接受安樂死的積極死亡方面。所以說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對安樂死的立法都會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現狀不立。文化，道德，觀念，倫理等等思想上的影響對安樂死中國化的進程有著無可估計的阻礙。但是它的發展卻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對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導致于安樂死的進程的快速發展。因此，安樂死在中國的發展將是沖突傳統，也是人的解放的發展。

第五篇：國外關于農民工立法經驗的借鑒

國外關于農民工立法經驗的借鑒

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德國和英國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早在1871年的時候，德意志帝國成立，屆時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成為工人階級，他們為保護自己的權益與資產階級展開了斗爭。威廉一世為緩和社會矛盾于1881年提出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規定工人因傷、老、病、殘、事故而帶來的經濟困難時，應當有獲得救濟的權利，德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由此源來。1889年，德國在《殘疾和老年養老保險法》中規定所有農民都必須參加此保險，將所有農民包括農民工都囊括在義務保險的范疇內，可見早在當時，德國就對農民工有了針對性的養老保險制度。二十世紀以來，德國又陸續以《職業介紹法》和《失業保險法》問世，由此，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三大體系相輔相成，成為德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英國是一個典型的福利型國家，在英國，絕不因國民身份、戶籍、職位和地位的因素而影響他們養老金的獲得，這些福利均可無條件獲得，由政府稅收承擔。英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也趨于完善，在英國，國民的醫療費用中百分之八十八是由政府承擔，剩下的部分由醫院承擔，醫療保險幾乎等同于公共福利。由此及彼，英國的工傷保險制度也是相對完善的，所有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工傷保險都是強制的，不管個人繳納金額的多少，都能獲得同等及時的服務。

在戶籍管理制度方面，日本和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對人口的遷徙都沒有限制。日本對戶籍的遷移沒有任何條件的限制，人在哪里戶籍就跟隨在哪里，該國只對戶口登記程序進行嚴格要求，大大不同于中國的嚴格限制戶籍遷入遷出的政策。在印度，法律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種族、地區、信仰、宗教而歧視別人，農民與城市市民有著同等的權利和身份地位。

在教育和培訓制度方面，德國采用的是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并存的雙元制教育制度，不僅注重適齡青年的義務教育，還重點投入建立了大批職業培訓機構，保證所有職位的工人入崗前都要獲得專門的技術培訓并獲得相應的資格。除此而外，德國海通過《童工法》很好的解決了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問題，這在其城市化進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職業培訓機制，美國大力投入并支持職業培訓，以工作在在一線的老師授課，來培養工人豐富的實踐經驗，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同樣被高度重視。這無疑是美國經濟發達的因素之所在。

近年來我國農民工問題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只有妥善解決好農民工的權益保障，才能統籌城鄉建設，才能促進中國現代化事業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正真意識上的達到社會公平。針對我國農民工問題，我們應當從社會保障體制健全的國家吸收經驗并借鑒精華，來針對我國發展的社會不公平現狀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民工權益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