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中介服務業經驗及啟示

國外中介服務業經驗及啟示

發布日期：2006-08-1

5通過對美國、法國及巴西等國中介組織發展問題的研究可以發現, 發達國家和滋生于市場經濟土壤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中介組織的運作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職能定位的合理性。非決策性、服務性、公益性、技術性及輔助性等是國外中介組織的職能范圍。無論以追求整個行業或集團的總體利益為己任的非營利性組織(如行業協會等), 還是在提供服務的同時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的營利性組織(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 都是非政府機構, 都不具有制定決策的權利。如:美中貿易委員會便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會員性機構,它強調對會員企業沒有約束作用, 不要求企業或指示企業怎么做, 也從不行使政府價格管制等職責, 而是在企業需要之時, 為其提供各種服務。作為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 中介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社會事務管理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它以其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等特點, 履行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溝通政府與民間、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市場等多方面的聯系;為企業和社會提供內容廣泛、品質優良的各種服務。二是運行機制的市場性。國外中介組織的運作體現了市場化運行機制的特點。主要體現為:自發成立、自主運行。國外中介組織的產生不是基于外力的推動和行政安排, 而是企業或個人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 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如參加法國雇主委員會的企業眾多, 而這些企業完全是自愿的。由此所形成的中介組織不是政府的附屬物或代言人, 也不政府的派出機構, 而是在自主、公平、公開及公正的前提下承擔其職能并獲取利益。自我發展、自律運行。國外的一些中介組織在組織機構上實行董事會管理, 如美中貿易委員會即由董事會進行管理, 其成員由杰出的企業領導組成。中介組織在經濟來源和經費維持問題上, 一方面來自于會員的會費。如: 按照美國稅法規定, 協會不得接受任何個人尤其是政府的任何資助和捐贈, 只能靠收取會費維持運轉。美中貿易委員會的經費都來自會員的會費, 企業繳納會費的多少依會員在對華貿易或國際貿易中的規模而定。法國雇主委員會的財政達113 億法郎, 均為會員繳納的會費, 會費的標準視企業的營業額和雇員人數而定。另一方面來自于中介組織為企業或社會所提供的服務收費。中介組織以其自身能力和獲利空間進行自我積累、自我發展, 并力圖在競爭中取勝。國外中介組織無論是自發成立、自主運行, 還是自我積累、自我發展都是依律運行、自我約束, 都以相應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三是運行結果的有效性。國外中介組織的運行對其國內經濟起重要的作用。首先, 中介組織通過為會員提供服務, 支持企業的經營, 促進企業的活力。如, 為企業進行市場調查, 傳遞市場信息, 進行咨詢服務;其次,對政府制定政策施加影響。盡管中介組織不是決策機構,但是由于其在各國經濟舞臺上發揮重要的作用, 因此,企業甚至政府對中介組織有較深的依賴性, 對政府政策法規的出臺有較大影響。如, 經常在對華貿易的相關立法過程中向參眾兩院議員闡述其觀點, 為中美間的貿易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游說工作, 從而影響其相關決策。在中國加入WTO 的中美雙邊談判過程中, 美中貿易委員會在美國政府、美國商業界、美國公眾以及中國政府之間進行信息的傳遞和意愿的表達, 對中美談判以及雙邊協議具體條款的產生都產生重要影響。而且, 中介組織為了自身的發展, 也必須與政府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再次, 中介組織的發展對各國就業增長的促進作用也不可忽視。僅就一些國家1986 年專業經濟服務就業增長率的情況便可說明這一點。

在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當今世界, 國外中介組織的發展對于加強一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通過國際市場調研、國際慣例和東道國政策法規的研究, 為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提供信息咨詢和指導, 成為企業跨國經營最經濟、最有效率的辦法。特別是, 在現代世界經濟舞臺上, 刀光劍影、博弈激烈的背后, 其實體現著產

業代表的力量, 而相比之下政府的角色相對被動。如, 多數情況下, 美國有資格、有能力督促政府啟動重大對外貿易保護措施的集團,是政治影響力巨大的產業協會。

國外中介組織運作的啟示:

如上所述,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建立和完善, 政府職能轉變的力度需進一步加大, 而加快、扶持中介組織的發展并使其規范有序則成為這一過程的重要條件。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 以下幾個方面是我國目前發展中介組織尤其應該注意的問題。

一是積極發展中介組織, 真正發揮中介組織應有的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國中介組織的數量有限, 規模狹小, 實力較弱, 分布失衡, 難以很好地發揮作用。僅就行業協會來說, 目前近300 家行業協會在行業的覆蓋率只有40 %左右, 而且會員主要是國有企業,而近些年來迅速發展的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則難以尋找與政府及社會溝通的渠道, 難以在新形勢下尋求利益保護的代言人。特別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問題上, 中介組織嚴重“缺位”, 使得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單打獨斗, 加大了企業運行的成本和風險。因此, 我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應該進一步發展中介組織, 既應大力發展非營利性中介組織, 也應大力發展營利性中介組織, 充分發揮其在承接政府職能方面的作用;發揮其在產業標準的制定、維護及貿易爭端解決中的作用;發揮其公正、客觀、獨立的有償服務功能;發揮現階段在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

二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來發展中介組織, 使其根植于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國中介組織發展面臨的最大、最重要的問題, 也關系到中介組織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 能否有序并蓬勃發展起來。在這一方面, 目前存在著諸多問題。首先, 相當多的中介組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發成立和自主運行。許多中介組織或者由政府部門設立, 或者與政府“聯姻”, 進而成為政府的附屬物, 形成新形勢下的政企不分, 影響了中介組織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 也容易滋生中介壟斷, 阻礙公平競爭的進行。其次, 一些中介組織難以實現自我發展。中介組織的會員繳費機制不完善, 缺乏科學性。特別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我國的中介組織不能為企業或會員提供實質性的、優良的服務, 因而有償服務收費這一資金來源也顯得欠缺。在這種狀況下, 中介組織自我積累、自我發展便不可能有效實現。也正因為如此, 一些中介組織更愿意掛靠政府, 更愿意成為大企業的利益代表。

再次, 中介組織的運行缺乏法律依據和法律約束。對于中介組織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等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對于其具體運行方面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完善。由此引起中介組織發展中出現的條塊分割、地區部門封鎖的現象;引起惡性競爭、無序競爭的后果。一些中介組織用不正當的手段承攬業務, 隨意地處理業務, 甚至為企業提供非法服務。有鑒于此, 我國中介組織的發展應特別注重其市場化運作, 與政府脫鉤, 真正按市場機制和市場規則運行,不斷增強其自我發展的能力。尤其是應盡快建立和進一步完善有關中介組織發展方面的法律法規。對于中介組織的主體資格、活動范圍、權利義務, 對于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 對于中介組織的收費標準以及其運行中的違法處理等諸多方面都應不斷完善, 進而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并良性地發展。

三是應注重提高中介組織從業人員的素質。目前,制約我國中介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從業人員的素質較低。僅以行業協會來說, 一些行業協會成為政府分流人員、安排離退休干部的重要渠道, 這不僅使得人員的年齡結構不合理, 也使得專業從業人員嚴重缺乏。即使經營服務性的中介組織, 由于資格認證和注冊登記制度的相對落, 大多數從業人員也難以勝任。針對這種情況, 我國應盡快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提高業務水平和整體素質。同時, 不斷增強其服務意識, 培養其職業道德, 規范其職業行為。

四是應加強政府對中介組織運行的宏觀調控和管理,處理好政府與中介組織之間的關

系, 既防止政企不分,又要有效地實施政府對中介組織的監督與管理。在我國目前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狀況下, 中介組織的發展已成為解決諸多問題的重要條件。隨著我國中介組織的不斷發展, 其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真正按市場機制和市場規則運行,不斷增強其自我發展的能力。尤其是應盡快建立和進一步完善有關中介組織發展方面的法律法規。對于中介組織的主體資格、活動范圍、權利義務, 對于從業人員的資格認證, 對于中介組織的收費標準以及其運行中的違法處理等諸多方面都應不斷完善, 進而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并良性地發展。

三是應注重提高中介組織從業人員的素質。目前,制約我國中介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從業人員的素質較低。僅以行業協會來說, 一些行業協會成為政府分流人員、安排離退休干部的重要渠道, 這不僅使得人員的年齡結構不合理, 也使得專業從業人員嚴重缺乏。即使經營服務性的中介組織, 由于資格認證和注冊登記制度的相對落, 大多數從業人員也難以勝任。針對這種情況, 我國應盡快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提高業務水平和整體素質。同時, 不斷增強其服務意識, 培養其職業道德, 規范其職業行為。

四是應加強政府對中介組織運行的宏觀調控和管理,處理好政府與中介組織之間的關系, 既防止政企不分,又要有效地實施政府對中介組織的監督與管理。在我國目前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狀況下, 中介組織的發展已成為解決諸多問題的重要條件。隨著我國中介組織的不斷發展, 其作用將會進一步顯現出來。

第二篇：國外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經驗及啟示

國外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經驗及啟示

20世紀70年代前后，歐美等國均實現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并逐漸成為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以美國為例，美國現代服務業增長快、總量高，居世界領先地位。形成良性循環的區域產業鏈是美國現代服務業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例如紐約服裝產業、好萊塢電影業和硅谷電子產業，它們的研發、設計與制造形成一體化運作，保障了產業的穩定發展；都市區是美國現代服務業的核心載體，都市區在地區內形成勞動力、資金、信息的集聚，還擁有較好的交通網絡系統，為各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隨著全球經濟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趨勢進一步加快，美國、英國、日本等國政府均出臺了相關政策措施，推動區域現代服務業發展，這些政策措施對于我國發展現代服務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產業發展政策。美國芝加哥政府于1989年提出“以服務業為中心的多元化經濟”，大力推動區域高技術產業發展，吸引企業集聚。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芝加哥吸引了摩托羅拉、朗訊等一批IT企業落戶，區域高技術產業得以飛速發展。

稅收優惠減免。韓國政府制定了強化服務產業競爭力的相關措施，并通過稅收減免支持服務業發展。尤其對屬于現代服務業的中小企業給予了大力支持，擴大減免稅種，并增加特別稅額扣除。

優化基礎環境。英國曼徹斯特市政府著力解決住房、公共運輸、土地供應等直接影響服務業企業發展的環境問題，積極促進經濟與服務業的可持續發展。日本政府在2006年頒布的“新經濟成長戰略”中提出，建立服務業研究中心，完善服務業統計體系，協助拓展服務業領域和國際市場，制定政策措施推動人力資源培訓、信息技術利用等。

開放服務業市場。美國不僅積極推進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亞太經合組織貿易自由化進程，還與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亞等簽訂雙邊貿易協定，為服務業出口市場提供支持。另外，美國以信息技術為基礎，建立全球共享信息通信網絡，創造了一個全球性的信息市場，有力支撐了本國通信產業的發展。

借鑒國外現代服務業發展經驗，我國應當進一步明確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戰略，推動我國現代服務業市場拓展和發展環境建設，發揮科技對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支持我國中小現代服務業企業發展，為現代服務業提供有效的財稅支持措施，為我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第三篇：國外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情況介紹

國外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情況介紹

國外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歷史悠久，迄今已經走過近百年的歷程，除了美國、德國以外，像英國、日本以及歐洲其他經濟強國也都是科技中介服務業發達的國家。美、英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咨詢類服務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期，尤其是二戰以來，伴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美、英、法、德、日等國為了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比較優勢，都把發展科學技術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各國為提升科技對本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率，大都依托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在科技與經濟、政府與科技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系紐帶。

但直到20世紀中后期，世界科技中介服務業才真正進入了發展最快的時期，科技中介服務業在各方面均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一方面服務范圍向全球推進，國際貿易額迅速增長，世界進出口貿易的重心逐漸由貨物貿易向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轉移。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專業服務業貿易已列入了服務貿易總協定中，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行業不斷細化，專業性越來越強，使科技中介業在發展中廣泛應用現代科技手段，服務水平迅速提高，產業規模日趨擴大，給世界性的經濟結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美國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情況

美國建立起了較為完備的社會中介服務體系，不同類型的科技中介機構在科技創新創業中發揮著橋梁和潤滑劑的重要作用。美國的科技中介機構可以大體上分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兩大類。非盈利性中介機構主要是一些綜合性中介機構，其中有一部分是國家設立的，但更多的是民間機構。如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創建了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隸屬于美國商務部小企業管理局的小企業發展中心、中小企業信息中心以及建在大學的生產力促進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這些機構明確為非盈利性機構，運行經費來自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其他收入。目前已形成龐大的全國性網絡，共有57個州中心和950個分中心、17個美國出口援助中心、39個企業信息中心，為中小企業提供管理和技術上的援助，主要業務形式是咨詢和培訓，設計生產、營銷、金融、人力資源、工程等多個方面，成為促進美國科技成果產業化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社會力量。美國盈利性的科技中介機構主要是一些專業性的中介機構，從功能上可以分為孵化器（如Safeguard Scientifics.Inc）、技術咨詢和技術成果評估公司等，其中后一種是美國盈利性科技中介機構的主要形式。

英國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情況

英國作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高度重視發揮科技中介機構在提升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方面的關鍵作用。英國政府不但為科技中介機構創造較好的外部環境，而且在實施政府各項工作中充分利用、借助科技中介組織甚至扮演中介角色，這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英國科技中介業的發展。

英國具有多層次、全方位、結構合理的完整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整體上可分為三個層面：政府層面、公共層面、民間層面。英國政府層面的科技中介機構主要是英國小企業服務局。英國政府在全國各地建立了240個地區性的“企業聯系辦公室”(Busine Link)，其目的之一就是促進當地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以及金融機構等的聯系，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推廣。這些企業聯系辦公室，把政府、大學和企業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促進了知識的快速轉移。

英國公共層面的科技中介機構包括英國學會、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會、各大學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科技園、專業協會等。其中英國學會、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會這些機構都具有科技咨詢的職能，在國家的科技政策和重大工程項目咨詢中起著關鍵作用。而各大學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科技園、專業協會等，在提高國家整體科技成果轉化能力與中介服務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英國民間層面的科技中介機構包括慈善機構(Charity)、擔保有限責任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股份有限責任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合伙經營(Partnership)和個體經營(Sole Trading)等。英國科技中介公司中，大中型公司是少數，小型公司占絕大多數。雖然政府和公共層面的許多科技咨詢部門，嚴格地說，不能稱為科技中介機構，但它們的確發揮了明顯的科技中介作用。一般來說，政府層面和公共層面上的科技中介職能主要是與相關機構的其它職能融合在一起，而民間層面的科技中介公司則往往與咨詢、工程、商務等融合在一起，并且大部分都具有商業模式，它們是英國科技中介機構的主體。

德國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情況

科技中介服務業在德國的科技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是使德國科技實力僅次美、日排世界第三的一個重要原因。德國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主要是行業協會和技術轉移中心。其中行業協會門類較多，涉及行業廣，組織體系科學完善，而且許多有幾百年的發展歷史。行業協會由三大類系統組成，第一類是“德國雇主協會”；第二類是“德國工業聯合會”、“手工業聯合會”、“交通運輸業聯合會”以及其他專業協會；第三類是“工商會”。行業協會依靠會費和自身造血來維持和發展，對政府依賴程度小，主要通過法制渠道來影響政府行政部門的決策過程。協會還依法享有直接參與國家有關立法的權利，政府與協會之間的聯絡透明度大。德國行業協會的中介服務功能主要體現在信息、咨詢、職業教育三個方面。

技術轉移中心是德國的一個全國性組織，原則上德國每個州有一個這樣的機構，類似于我國的生產力促進中心。德國的技術轉移中心以中小企業作為自己服務的重點，為它們提供技術咨詢和科技創新服務、國內外專利信息查詢以及申請專利的咨詢；還對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提供財政補助，幫助企業從歐盟申請科技創新補助經費和尋找歐盟范圍內的合作伙伴；組織生動活潑的學術報告會、技術洽談會，幫助研究院所、高校、企業的新技術、新產品進入市場等。

日本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情況

日本的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也很迅速，目前其產業規模僅次于美國。日本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主要包括五類：政府認定的事業法人機構、民間的科技中介機構、外資系統和銀行系統的大型咨詢機構、科學城、技術城，以及技術交易市場等。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日本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功能也主要是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對一些技術創新提供必要的扶持和資助，即在實施“產業再生”、推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的過程中，進行咨詢服務。主要做法有如下幾種：一是委托開發。對于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性基礎技術，一般通過國立中介機構實行“委托開發”。國立機構把新技術的開發采用“委托”的形式交給企業，提供開發所必需的費用。二是開發斡旋。即通過“契約”調整彼此關系的中介方式。中介機構向技術所有者支付“技術使用費”，從其手中征集“技術”后，交給開發性企業實施“產業化”或“商業化”；并從其完成后的銷售收入（或利潤）中提取償還金。三是獨創性研究成果育成事業。中介機構通過獨創性開發和協調企業之間各種關系，獲得新的商業化的技術。四是支援成果專利化。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針對那些產業化程度較高的技術，通過實施“專利申請代理”，對成果所有者提供咨詢和評估報告，提出專利申請建議，代理專利申請。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也較好，如意大利也非常重視中介服務業體系的建設，通過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官民并舉等建設形式，形成了遍布全國的專業協會、上回咨詢機構、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科技園區以及企業創新中心服務網絡。1997年歐洲18個國家的管理咨詢公司年收入達207億美元，且以每年20－30%的速度在遞增。總體來看，目前國外發達國家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逐漸形成了以專業性、知識性勞務投入取代資本或體力勞動投入的集風險性和知識產品提供為主的發展趨勢，在服務業范圍上，已從專業咨詢發展到綜合咨詢，從技術咨詢發展到戰略咨詢。特別是隨著高科技產業發展步伐的加快，各行業和領域的相互滲透，新興的、具有特色的中介服務機構不斷產生。從國外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現狀看，主要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1.政府努力營造有利于科技中介發展的制度環境。科技中介服務員的發展離不開完善的制度保障，為了更好地促進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發達國家都通過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引導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消除其發展中的障礙，使科技中介服務業成為了溝通科技研發與市場，聯系政府與創新主體，促進了技術創新的發展。

2.科技中介服務業呈現多元化趨勢。各種科技中介服務由于功能和性質不同，經營主體可能不一樣。有的科技中介服務適合私人公司式的商業化運作，有的適合政府、大學和研究機構以非營利機構的形式經營，還有的則屬于混合型。但科技中介服務深深植根于市場經濟中，在發達國家的各種科技中介服務中，大多以商業化形式運作，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力量發展中介組織。

3.一般規模不大，但對經營管理者和專業人員的素質要求很高。科技中介服務是一種非常專業的工作，往往需要具有技術、營銷、法律專長和良好產業關系的人組成的團隊才能勝任。科技中介機構對人員的要求是貴在專精，而不在多。比如規模較大的英國技術集團，其人員還不到200人，美國研究技術公司也只有30人。這些機構雖然人員不多，但專業人員的素質卻很高，大都具有理、工、商、法律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專長，有博士學位的相當多，而且大都有在企業工作的經歷。

4.組織方式和服務方式不斷創新。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科技中介服務行業的組織方式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逐漸出現了科技中介連鎖經營以及網絡化的發展趨勢，城市網絡，區域性網絡和國際化網絡已不鮮見，這一切也促進了科技中介服務方式的不斷創新。（黃 南供稿）

第四篇：國外農村土地流轉經驗及啟示

國外農村土地流轉經驗及啟示

來源：國土資源報作者：李珂 高曉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積極推動農協提供服務

日本的土地流轉主要通過買賣和租賃兩種方式。日本的農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農地法》，不允許擁有土地的農戶離開村落，凡是那些離村就職的農戶必須出售他們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對《農地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開始允許農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價的不斷上漲，阻礙了農地耕作權的讓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兩次修改《農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額，以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為中心內容，鼓勵土地的租借和流轉等；1980年日本政府頒布的《農用地利用增進法》對農地的有效流轉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還建立合作經濟組織等中介機構，來促進農地的流轉。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農地租借轉讓的橋梁，他們接收租出的農地，再將這些農地租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們。1993年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農地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認定農業者”集中，并且那些認定農業者可以獲得農地方面優惠的政策支持。

點評：在日本農地流轉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政府通過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農地流轉的政策和法制環境，也為農地流轉創造了良好的市場氛圍。另外，農民合作組織的產生和發展也發揮了其作為農地流轉市場中介的作用。日本農協的良好發展是各國農民組織發展中的一個比較典型例子。它不僅促進了農民的合作，也成為了農地流轉過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轉的速度，保證了流轉的成功率，為農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國：產權邊界清晰市場自由度高

美國在20世紀初確定了以家庭農場制為主的土地制度。美國農村的土地有國有和私有兩類，土地流轉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出售國有土地，它通過出臺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購權法》、《宅地法》來鼓勵拓荒和土地的開發。二是市場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屬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土地流轉的目的主要在于擴大農場的規模，加快生產要素的有序組合以及促進先進科技與管理知識在農業方面的運用。土地流轉過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權、經營權的有償轉讓，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權。除此之外，美國還通過信貸支持、政策引導、利息調節、價格補貼等經濟手段以及各種優惠性的政策來鼓勵和誘導家庭農場規模的適度擴大。

點評：美國的土地流轉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權為基礎的家庭農場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轉過程中能夠達到產權邊界明晰，在市場上的買賣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夠很好地得到市場的調節，而且對于農地的權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進了美國的農地合理地進行流動，農地經營規模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

英國：市場為導向科技做帶動

從20世紀初到現在，英國的農業發展中變化最大的就是過去由大地主、租地資本家、農業雇傭工人所組成的租佃制農場開始走向衰落，轉變為目前的以自營農場為主導的經營形式。促成這種轉變，與英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英國政府通過立法手段對農業生產和土地關系進行干預和調整，傾向于保護自營農場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權利，促使了自營農場的快速發展。頒布的法律、法規包括1906年的《農業持有地法》、1941年的《農業法》等。之后，英國先后對《農業法》進行了修訂，繼圈地運動之后，英國政府為了擴大農場經營的規模，促進農村土地的流轉，從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農場的發展，排擠合并小農場。1967年，經過修訂的《農業法》規定，對合并小農場，政府提供所需費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對農產品差價補貼的數額也基本取決于各個農場的播種面積和銷售數量，也就是說，農場的規模越大，其所獲得的補貼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勵、市場競爭、農業技術的改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國的農用土地得到了順利流轉，農場的規模也逐漸地擴大。

點評：英國農地流轉的模式主要是擴大農場規模，以市場為導向，在農業科技的帶動下，促進土地的有效流轉。在制定制度過程中，政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關政策的出臺加速了土地的流轉速度。同時，也有效地發揮了市場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動機制。

法國：中介完善運作規范

法國農地流轉的一大特點就是實施土地集中政策，擴大農業經營規模。20世紀20年代，法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推進小農場的合并，促進和支持中等農場的發展。頒布了《農業指導法》，成立了土地整治與農村安置公司來負責收購小片土地，以優惠的價格賣給大農場，并通過租賃經營（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政府對中等農場在土地購買、貸款和稅收上給予優惠；對年老農民發放終生養老金，鼓勵他們離開農業，優先安置達到中等規模的青年農民，達到改善農場結構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國還通過一些法律上的規定來保護土地，促進土地的流轉。如私有農地一定要用于農業、不準棄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轉讓不準分割，只準整體繼承或出讓；設置土地事務所和土地銀行等相關機構促進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轉；對于土地市場的管理和規范，法國采用直接干預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購和轉賣。

點評：法國農地流轉制度的成功在于兩個關鍵的因素：一是有完善的市場中介組織。如土地整治和農村安置公司，通過這種中介組織去收購和轉賣，使得法國的農地得到了流轉。二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以及政策保障，規范了農地流轉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減少了談判成本和履約成本，也降低了農地流轉的交易費用，促進了農地的有效流轉。

第五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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