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高校價值觀教育的經驗與啟示

文/李艷

作者簡介：李艷（1970.8-），女，天津人，現任海南政法職業學院圖書館館長，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國外高校的核心價值觀教育起步較早，有許多成熟的理論和經驗。這些經驗和做法啟示我們：高校要發揮課程教學的主渠道作用，整合各門課程資源，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體系；開著多種形式的隱性教育，建立穩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踐教育體系；整合社會資源、重視家庭教育，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格局。關鍵詞：核心價值觀；高校；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5-9214（2015）07-0264-03 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凝練，是國民共同價值追求的集中體現，它對國家和社會的維系、發展和繁榮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高校在一個國家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宣傳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外一些國家很早就開始研究核心價值觀在高校教育的開展，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經驗，我國高校在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過程中應積極借鑒國外經驗，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國外高校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特點與經驗

很多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根據自己國家歷史文化傳統的特點，凝練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核心價值觀，如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個性自由、自力更生、機會平等、競爭意識、追求財富、敬業進取”；歐盟國家共同的價值觀“尊重人的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及人權”；英國強調共同的的核心價值觀是：言論自由的傳統、自由、民主；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沖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日本通過各種途徑傳播其愛國、合作、感恩、秩序、法治、尊重、友誼等價值觀念。在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宣傳方面，高校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核心價值觀灌輸和滲透的主要陣地。總的來說，國外高校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雖然各有其特色，但總的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共同特點：

（一）高校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納入國家戰略和規劃。

政府是社會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推動者。西方國家認為，教育不僅要幫助青少年掌握科學文化知識，更要引導他們了解國家歷史與傳統，接受與認同國家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念。因此，西方國家對青少年進行價值觀教育的目標和主題非常鮮明，各國政府非常重視對大學生開展價值觀教育，并給予各種形式的大力支持。例如，美國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為發達的國家，其核心價值觀研究與教育在塑造合格的美國公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高校核心價值觀教育中以“公民教育”作為其常抓不懈的重要內容，公民教育受到政府、社會的普遍重視，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教育已經與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并與高校的教育體制、管理體制有機的融合在了一起。新加坡在高校開展國民教育計劃，推廣“共同價值觀”，灌輸國家意識形態與責任感，在國家層面確立了“共同價值觀”教育的基本方案。法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由國家統一制定價值觀教育方案，擬定教育目標。因此，國外很多國家都把價值觀教育上升為國家戰略，對高校進行直接的監督和指導。

（二）道德教育模式的理論創新助推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的迅速發展。

在國外推進價值觀教育的過程中，產生了“美德袋”教育模式、價值澄清模式、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品格教育模式、體諒模式、社會行動模式等多種道德教育模式。各種教育模式各有其特色和優缺點，從不同角度和層面研究人的價值觀形成發展的規律與過程，有的強調道德認知能力的發展，有的關注青少年道德情感的發展，有的主張加強青少年道德行為習慣的養成，有的認為個體經驗是價值觀教育的主脈。這些教育理論的創新和實踐推動了國外價值觀教育的深入開展。

（三）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相結合，全方位灌輸滲透核心價值觀。國外高校在核心價值觀教育中，既重視通過課堂教育進行理論灌輸的顯性教育，也輔之以通過校風熏陶、校園活動等滲透的其他隱性教育方法，注重多種教育方法的綜合運用。一方面，課堂教育是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要途徑。新加坡高校的“共同價值觀”教育是以“國民教育”課程為主要載體的滲透性教育，“國民教育”包含著若干門理論課程，如倫理道德、法律意識教育等。除國民教育課程外，其他很多社科人文類課程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承擔著“共同價值觀”教育的任務。新加坡高校還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采取多種形式的教育教學項目，例如，社會實踐項目、人文素養專題講座項目、紀念日項目等，這些教育教學項目有的是總體服務于“共同價值觀”的教育，有的是側重于“共同價值觀”某一方面的教育，這些實踐型的教育教學項目的開展為不同種族、不同語言背景的學生培養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方面，各種隱性教育的滲透、引導作用也非常重要。西方國家認為，校風、學校規章制度、教師榜樣作用、校園活動、校園環境等都對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隱性教育作用，價值觀教育目標應滲透和貫穿于學校教育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美國的核心價值理念會體現在高校所制定和實施的規章制度中，也會利用全國性的節日、紀念日和入學、畢業儀式性活動等開展價值觀教育。例如，美國高校的規章制度在制定、實施等方面都包含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價值理念。利用全國性的節日、紀念日和入學、畢業儀式性活動等開展價值觀教育。歐美高校的社團活動豐富多彩，涉及文化、科學、藝術、政治、體育等各方面，通過活動深化學生對核心價值觀的理解與認同。

（四）道德認知選擇能力培養與道德實踐能力提高并重。

在價值觀教育中，西方國家重視學生道德認知和選擇能力的培養，認為只有注重學生的道德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的培養，才能讓他們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明辨是非，判斷真偽，做出正確的行為選擇。因此，美國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價值灌輸、價值澄清、價值推理和價值分析等方法的綜合運用。他們認為價值觀教育不是知識的傳授，而是一種價值判斷選擇方法的訓練和道德踐行能力的培養，因此，他們注重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自主探究來引導學生認知和認同美國的核心價值觀。

同時，國外高校非常重視通過實踐培養學生的核心價值觀。七十年代柯爾伯格提出的道德發展階段論和八九十年代利庫納等所提倡的“品格教育策略”都形成了將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實踐課程的范例，因此美國高校的核心價值觀教育一直重視實踐體驗教學，是以實踐體驗為主導的，而且活動的形式與方式不斷變化，例如“民主教室計劃”、“服務教育”等實踐活動，都讓學生在實踐中切身感受、體驗美國的核心價值觀，通過多種途徑提升學生的價值實踐能力。美國學生經常參加募集資金、競選宣傳、環境治理、為老年人和殘疾人服務、慈善工作等多種社會服務活動。

（五）形成政府引導、學校教育、家庭滲透的多渠道教育模式。

國外核心價值觀教育從青少年開始，通過家庭啟蒙、學校教育、社會引導的途徑全面展開，是家庭、學校、社會聯手開展的。托馬斯.里克納認為“新式價值觀教育要取得長久成功，必須依賴學校之外的力量。學校和社區必須共同努力，來滿足學生的需要，并促進他們的健康成長①。”品格教育聯盟提出，家庭是核心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因素，學校的價值觀教育必須得到家長的理解和支持，學校應開展與家長的積極有效的聯系，幫助家長了解學校開展的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內容、策略與方法，并盡可能取得家長的認同與合作。學校還應當廣泛爭取政府、新聞媒體、民間組織等社會各界的幫助。為充分發揮家庭在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作用，新加坡政府專門成立了家庭教育民眾委員會，專門負責對家長進行培訓，使家長了解家庭對學生價值觀形成的重要影響和作用，并促進家長提高自身素質，更好地配合學校開展對學生的價值觀教育。美國非常注重營造宏觀教育環境，國家不惜大量投資建設各類博物館、紀念堂等教育場所，這些場所成為美國向國民和大學生進行價值觀教育的重要基地。美國還建立了社區“服務學習”形式，讓學生在參加各種社區服務活動中提高其公民參與意識和責任感。西班牙、比利時的很多大學專門開設社工課，學生通過參加社區服務工作獲得學分。

二、國外核心價值觀教育對我國高校的啟示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在全社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高校必須把踐行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和責任，認真借鑒國外價值觀教育的經驗與做法，積極踐行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發揮課程教學的主渠道作用，整合各門課程資源，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體系。

學校的課程教育是培養公民核心價值觀的主渠道。我國歷來重視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開展價值觀教育，思想政治理論課也確實在價值觀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國外經驗來看，價值觀教育不能僅僅依靠思想政治理論課等專門課程來實施，還應該發揮其他專業課程以及人文素質課程的作用，共同開展價值觀教育。

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中，內容上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線，重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為我們進一步梳理和重構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提供了新的思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了國家、社會和個體的價值觀取向的內在統一，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的價值取向角度，重新梳理教學內容，進一步明確教學目標，盡可能從理論說教、政策宣講向價值觀教育和引導轉化。在方法上，要重視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國外的社會教育理論、道德認知發展理論都主張要重視和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強調學生的道德認知學習過程不是一個被動接受的過程，而是個體對各種道德理論和矛盾沖突主動學習、思考、澄清、選擇的過程，因此，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一定要發揮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作用，通過多種手段和方法，引導學生獨立思考、自主感悟和體會，最終認同和接受正確的價值觀念，只有經過這個過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才能被學生真正理解和接受，轉化為學生自己的思想觀念和理想信仰，并最終落實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際行動。

在其他課程的教學中，任課教師要把價值觀教育作為課程的重要教學目標之一，重視在教學內容中滲透價值觀教育。任課教師要認真梳理與挖掘專業課程和人文素質課程中蘊含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內容，將其有機融入到教學內容中，使核心價值觀教育與專業知識學習和人文素養培養有機結合。此外，高校還可以通過開設選修課、講座、報告等多種方式開展價值觀教育。這些課內與課外的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課程最終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體系，各門課程發揮各自優勢，相互補充，共同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教育。

（二）開展多種形式的隱性教育，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踐教育體系。

美國高校在核心價值觀教育方面很少講授抽象的、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把這些大道理都轉化為具體的、生動的問題，把學習變為一種感悟，使學生在日常的生活和具體的實踐體驗中加深對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和理解。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不應停留在純理論說教的層面，而是應與學生的情感、認知和行為聯系在一起，從而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要努力擺脫那種學生被動接受教育或者聽而不信的尷尬局面，讓學生充分參與到理論的探索和實踐的體驗中，在生活中感悟理論的真諦，促進價值觀的養成。

隱性教育是指教育者隱藏教育目的，通過一定的載體和途徑，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教育。各類實踐活動和校園文化都是隱性教育的重要途徑與手段。國外高校非常注重通過多種多樣的實踐活動潛移默化滲透價值觀教育。我國高校開展價值觀教育要認真研究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思想實際和價值追求的特點，確定不同階段的教育重點，建立科學系統的實踐教育體系，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構建穩定的實踐平臺，有針對性地開展實踐教育活動，讓學生在豐富的實踐體驗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實踐教育活動的具體形式包括實習實訓、假期“三下鄉”社會實踐、社團活動、社會調查、社會公益活動、志愿者服務活動、學雷鋒活動以及形式多樣的校園文化活動等，學生通過參加這些活動，能夠親身感受和體驗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和理念，培養積極的道德情感，從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三）整合社會資源、重視家庭教育，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格局。

國外高校開展價值觀教育都得到了社會和家庭的大力支持與配合，因此，我國高校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要善于整合與利用社會、家庭的教育資源，形成教育合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社會教育資源具有開放性、群眾性、補償性、融合性等特點，能夠有效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而且教育方式靈活多樣，教育資源豐富。高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要充分利用行業資源和社會資源，積極在行業和社會建立實踐教學基地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依托基地資源開展形式多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

家庭教育是一個人教育的根基，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家庭成員對其的影響和教育是最先產生的，可以說，每個人的第一個老師是家長，家庭教育對學生的價值觀形成會有重要影響。家庭成員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價值觀念、道德品行都對學生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深刻影響，這是學校和社會所無法替代的。因此，學校要建立和家長的定期溝通機制，定期召開家長會，在網上開設家長電子信箱和家長論壇，成立家長咨詢委員會，建立家長和學校及時溝通的有效平臺，通過多種形式向家長宣傳學校開展的各項教育活動的內容，爭取家長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使學校的教育內容得以在家庭延伸和滲透。同時，學校要積極挖掘和搜集家風教育中的優秀因素，并積極轉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有效素材，豐富教育內容，使教育更加富有親和力和感染力，從而有效促進學生的成長成才。

第二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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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騷亂、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９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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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國外農業產業化經驗與啟示

國外農業產業化發展經驗及啟示

郭生河

（龍巖市農業學校福建龍巖364000）

摘要：農業產業化是目前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趨勢，本文列舉了美國等國家的農業產業化發展經驗，通過分析，對如何提高我市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啟示。關鍵詞：農業產業化經驗啟示

農業產業化，國際上通常稱之為“農業一體化”。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依靠科技進步和龍頭企業帶動，對農業和農村經濟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和企業化管理，形成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公司、農戶和基地相結合的農村經濟經營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農業一體化最早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趨勢。國外農業產業化發展經驗

1.1 美國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美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起步于20世紀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生產布局區域化、生產高度專業化、經營一體化、服務社會化的產業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經營形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一是農業的合同制經營。這種形式是通過工商運輸大公司與農場主簽訂合同的辦法，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和供應、與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聯結起來，形成產供銷（或產加銷）的有機綜合體。美國的絕大部分農產品如飼料、肉雞、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據合同生產的。二是農場主合作社經營。這種形式是由若干農場主自愿聯合組成合作社，通過合作社聯合經營農業。這種合作社并不改變家庭農場的經營地位，它主要為農場主提供包括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收購、銷售、儲運、加工等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的服務。三是農工商綜合企業。這種形式是指大公司（工業、商業、或金融壟斷資本）直接投資經營大農場，并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和供應、農業生產本身、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乃至科學技術研究等各個環節聯結起來，組成有機的農工商綜合體。這種農工商綜合體的特點是實行完全垂直一體經營，生產技術水平比較先進，經營規模也較大[2]。

1.2 日本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日本是亞洲東部的一個群島國家，農業經營的土地規模十分狹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戶的家庭個體經營為主[2]。日本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通過農業產業實現了農業現代化，成功地創造了一條不同美、英、法、德等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小規模家庭經營

1為基礎的農業產業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實現農業現代化，與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農業協同組織（簡稱農協）的作用是息息相關的。日本農協是一個具有二重屬性的農業合作社，一方面它是農民自愿聯合起來的經濟組織，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農業現代化及其他農業政策的中介機構。農協圍繞產前、產中、產后開展一系列的服務，解決一家一戶辦不了的事情。比如：農協組織可以為組員集中采購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價格上可以得到優惠。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農協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圍繞發展農業和農村社區福利，開展了包括對農業經營進行宏觀和微觀上指導、生產資料購買、資金存貸、農產品倉儲、運輸、加工、銷售、保險，以及與農業、農村和農民有關的問題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動，深受農民的歡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農協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推進農業產業化的進程，這與日本政府對農協在稅收、價格、信貸、流通以及設施等方面，有許多優惠政策，給予補貼有關[3]。如：在稅收上，日本對農協法人采用特殊稅制，農協所得稅率為23%，事業稅率為8%；而一般企業的所得稅率為40%，事業稅率為12%，等等。

1.3 泰國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泰國是我國的近鄰，經濟上屬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泰國的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為50%--60%。泰國模式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特點是實施農業工業化戰略，并經外向型農產品加工業作為實施戰略的突破口和關鍵。其經營形式主要有：農業合作社；“政府+公司+銀行+農戶”經營模式；家庭農場生產模式。農業合作社是在不改變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由農民自愿組織，實行民主管理，并為農戶提供有償服務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體事務，但在貸款和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扶持。合作社在實際運行中盡可能為農民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經濟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銀行+農戶”經營模式實現了政府、銀行、公司和農戶四者之間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和緊密合作，這有利于用現代企業制度組織分散的農戶進行農產品生產，發展產加銷“一條龍”的生產經營。家庭農場在泰國具有相當的規模，這些農場經營管理水平高，技術先進，商品量大，在農村商品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1.4 荷蘭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荷蘭是一個位于歐洲大陸西北的發達國家，享有“歐洲門戶”之稱。荷蘭雖然農業人口少，農業增加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但它卻是一個農業和農村發展非常成功的國家。農業為國民提供了豐富的高質量的食品，農業凈出口要占全部產品凈出口（不含服務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農產品出口國。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適合本國國情的農業發展戰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發展高效農業，走農業產業化之路。荷蘭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家庭農場為主的大農場經營，實行高度集約經營和專業化經營；二是農業合作社組織。荷蘭采取以家庭農場為主的集約化、專業化經營模式，一方面是因為荷蘭人多地少，特別是農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為農業人口少，大約71%的農場平均不到2個勞動力，但是，農民普遍接受了較高文化教育，國家的農業教育、農業科研機構也十分發達，并且建立了完善的農業科技服務網絡進行農業技術推廣。合作社組織是荷蘭農業產業化經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僅存在于農業生產領域，而且廣泛存在并作用于農產品加工、銷售、貿易和農業信貸、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等領域。合作社組織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以色列位于亞洲西部，地中海東岸。該國不僅耕地少，而且水資源嚴重缺乏，氣候對農業生產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農業卻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以色列農業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道路。以色列的農業產業化經營主要是依靠農業科學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廣泛應用作為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證，除此之外，還與政府通過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貸款等措施直接或間接對農業產業化經營進行宏觀調控及建立農業區域合作組織和農業專業組織等支撐與服務體系是息息相關的，這些措施都促進了以色列農業產業化經營快速有效地發展。國外農業產業化的啟示

縱觀國外農業產業化經營，其共同的特點是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按照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在縱向上實行“產加銷一體化”；在做法上實行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約經營，形成布局區域化、生產專業化、經營一體化、產品商品化、企業規模化、管理企業化和服務社會化的經營方式[4]。借鑒國外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成功經驗，對提高龍巖市及福建省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促進農民增收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1 政府部門對農業產業化要積極扶持和引導

國外的經驗表明，政府部門在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進程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政府部門通過制訂政策、提供低息貸款等措施直接或間接地對農業生產進行宏觀調控，引導農業產業化發展。如，（1）政府給合作社各種優惠政策。（2）實施農業信貸支持政策。（3）采取低稅收優惠政策。因此，要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政府部門要制定和落實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有關政策，加大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扶持力度和引導。

2.2 重視大型龍頭企業的建設和培育

在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過程中，龍頭企業是關鍵環節。它一方面連接著國內外市場，另一方面連接著生產基地的千家萬戶，擔負著開拓市場、疏導生產、深化加工、延長農產品銷售時間、增加農產品附加值、提供服務等綜合功能。龍頭企業經濟實力的強弱、競爭能力的大小和帶動能力的大小，直接影響產業化經營的規模與成效。例如，泰國正大集團就是農業產業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營機制

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與農戶之間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營機制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的本質，是維系農業產業化經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組織化程度的核心和關鍵所在。在美國，通過農業的合同制經營、農場主合作社經營和農工商綜合企業等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和利益調節機制，使農業生產的供、產、加、運、銷等部門間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在泰國，特別是通過“公司+農戶”的經營形式，把小農的個體經營納入公司社會化大生產的協作范圍，并與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在荷蘭，農村家庭農場與合作經濟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結成利益共同體，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載體

從各國農業產業化的成功實踐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農業產業化經營成功的國家，合作社不僅數量多，而且形式多樣，從基層到全國都比較健全，這些合作社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各項服務，與農民形成利益共同體，使得合作社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占據著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國，有5/6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而家庭農場一般都參加幾個不同性質的合作社，平均每個農場參加2個合作社；在荷蘭，每人平均至少是3—4個合作社的成員；泰國70%的農民參加了農業、土地、漁業等各種合作社，另有奶牛、農產品、菠蘿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農產品是由集體或合作組織生產的。因此，政府應積極引導和幫助組建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才能更好地加快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

2.5 農業生產區域化布局是基礎

縱觀國外農業產業化發達的國家，農業生產區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這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例如，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現代化農業的國家，其通過長期演進，已形成玉米帶、棉花帶、畜牧帶等10個各具特色的農業帶。在美國50個州中雖然有37個州從事商品蔬菜生產，但主產區比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東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涼蔬菜產區四大產區，以上

四大產區的蔬菜產量約占美國蔬菜總產量的90%左右[3]；荷蘭是農業產業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區域化布局突出。全國由西向東已形成了三個主要生產帶，即西部沿海園藝生產帶、中部奶類生產帶和東部、南端畜牧生產帶[2]。各地發展農業產業一定要根據實際，以行政區域為基礎進行合理規劃，實現區域化布局，集中連片種植。

2.6 農業服務社會化是農業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

在西方農業發達國家，農民進入市場都是以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支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一般是通過合同方式將產前、產中和產后各環節的服務統一起來，形成綜合生產經營服務體系。如在農工商綜合體系中，農業生產者一般只從事某一項或幾項農業生產作業，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綜合體提供的服務來完成。這種一體化的全程服務，不但經營風險大幅減少，而且也使綜合體的整體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國，農場主的某種需要通過打電話就可經按時得到高質量的服務。

2.7 加強教育，重視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

教育是強國之本，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推廣應用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視教育，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高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質的農民不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農業技術，而且能在實踐中創造和發明新的技術和方法。這是以色列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強有力保證，也是以色列農業產業化經營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荷蘭的高效農業之所以取得舉世關注的成效，這與其重視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推廣是緊密相關的。因此，要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就必須加強教育，特別是對農業人口的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使他們掌握和應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農業生產，提高效益。

參考文獻：

[1] 何肅雅.發展特色農業加快花生產業進程[J]，河南農業，2005，（5）：34-36.[2] 趙保佑，張成智主編.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與實踐[M]，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賴作卿 著.產業分化與企業成長—農業產業化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濱等.國外農業產業化對中國的啟示[J]，商業研究，2004.4.作者簡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龍巖農校教研室主任，高級講師，長期從事作物栽培學、遺傳育種學的教學工作。聯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

第五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平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導致大多數新進城市者為了生計只能從事一些屬于第三產業的非正規就業行業，如飲食、家政服務、沿街銷售等。這種沒有經濟同步發展作為基礎的城市化，必然導致城市“病態”發展，人口擁擠、住房短缺、貧富懸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環境污染等問題接踵而來。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稱為“過度城市化”。化解矛盾，穩妥推進城市化進程總體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伴生各種經濟社會問題是難以避免的，如農村發展滯后、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等。為使城市化進程得以穩妥進行，一些國家采取多種措施來化解矛盾。協調城市與農村的發展關系。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來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視城市的發展，而忽略了作為社會另一部分的農村的發展。發展政策的傾斜，使得大部分農村地區相對來說處于貧困狀態，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嚴重不足。當農民在農村沒有出路的時候，唯一的出路就是進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城市貧困、失業、犯罪、環境惡化等問題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日本在處理城市與農村發展關系方面較為成功。日本政府比較注意農村、農業的發展問題，制定了大量法律促進農村發展，如為扶持山區農村及人口稀疏地區的經濟發展，制定了《過疏地區活躍法特別措施法》、《山區振興法》等；為促進農村工商業的發展，制定《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關于促進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區建設及產業業務設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時，日本政府也比較重視對農村、農業的投資，投資方式多樣化。中央政府主要對建設項目進行財政撥款及貸款，地方政府除財政撥款外還可發行地方債券進行農村公共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加強了城市間、城鄉間的聯系為實現城鄉一體化提供了可能，而農村發展也為城市產業和人口的擴散開辟了道路。由此，日本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業不再是農村的支配產業，到１９８０年農村從事第三產業的比率高達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較快發展。多種方式消除城市貧民區。在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必然導致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而財富分配不均使得問題更加嚴重。早在１９世紀，歐洲國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貧民區現象。為解決城市貧民問題，西方國家曾采取多種措施。比如，早期解決住房的措施主要是興建工人居住區，其后歐美各國開始制定更為完善的針對城市貧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國自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開始注重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其中由聯邦政府發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兩項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解決城市下層居民住房問題進而治理中心城市。從“新政”來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進行以工代賑的大型社會工程建設外，還推出兩項直接影響城市生活的重大舉措。一是擬定“綠帶建鎮計劃”，在郊區選擇廉價土地，建造新社區供城市貧民區居民遷居，再將原貧民區清除，改建為公園等公用設施和綠帶。二是創建兩個新的政府機構，即房主貸款公司和聯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貸款，消除住戶因付不起分期貸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權的現象；后者是聯邦政府干預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設機構。這兩項運動對解決美國城市住房緊張以及增加就業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城市貧民區問題更為嚴重，而韓國解決該問題的經驗較為成功。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韓國城市化高速增長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個百分點，但同時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導致出現城市貧民區。韓國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選擇合法化以及自我發展工程等措施，來處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區、非法聚集居住區的問題。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聯合重建計劃，制定最低住房標準，承認居民在社區及社區發展中的民主權利，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同時還鼓勵非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商參與社區建設，通過政府引導、組織各方參與社區建設，實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國家、社區以及社區居民、企業等多方受益。倡導城市的集約型增長。西方各國在對城市發展的宏觀調控中，城市規劃始終是重要的工具。現代城市規劃興起于１９世紀末，早期的城市規劃理論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創造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汽車社會出現后，城市隨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對外擴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產生其他問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西方社會開始關注由此帶來的各種環境問題及其經濟社會后果，認為“以小汽車為導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擴張，這種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方式”。美國學者因此提出了“緊湊型城市”和“精明增長”的概念，提出城市發展應該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運輸量的軌道交通系統為導向，以站點為中心建設半徑合理的居住區，并提供辦公、商業服務業等多項功能。１９９８年，美國波特蘭開始實行一種新的城市發展計劃——ｌｕｔｒａｑ計劃，目的是在城市開發中盡量減少土地的消耗、機動車交通和空氣污染；強調街道的相互聯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適；強調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設計和寬敞空間。近年來西方國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的理論和實踐表明，未來城市規劃發展的主流應該是“集約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實現人類居住區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９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