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天然氣儲備概況及經驗啟示

國外天然氣儲備概況及經驗啟示

（研究單位：國家石油儲備中心）

一、天然氣儲備的定義

天然氣儲備是指將開采出來的天然氣實物存放起來以備待用，可分為商業儲備、企業義務儲備和國家儲備三種形式。商業儲備是指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為滿足生產性周轉和季節性調峰需要，采取“低吸高拋”儲存氣源的一種方式。企業義務儲備是指企業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的要求，必須承擔的一部分儲氣義務。國家儲備是指由政府出資并控制的用于應對突發性事件的儲備，主要用于應對戰爭、禁運、嚴重災害等情況造成的天然氣供應短缺或天然氣供應大規模中斷。

商業儲備具有反應靈活、運作高效、貼近市場的特點，但也具有企業利益至上，忽視用戶利益的缺陷。企業義務儲備具有強制性，由企業承擔儲存成本，目前我國還沒有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國家儲備具有公共性、政策性、可動用性和非盈利性等特點。在緊急情況下，各種儲備形式都必須接受政府宏觀調控，以滿足特定需要。天然氣儲備對于應對天然氣供應中斷、適應市場供需和價格波動、降低進口風險、保障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二、國外天然氣儲備情況

世界多數天然氣生產和消費大國，如美國、俄羅斯及英國在天然氣產業發展初期就著手建設儲氣庫，形成了完善的地下儲氣庫設施。主要依靠天然氣進口的國家，如法國和日本等國都更加重視天然氣儲備問題，除了企業儲備以外，還提出建立天然氣戰略儲備。

（一）美國

美國是世界天然氣生產和消費大國，2008年天然氣產量5822億立方米，消費量6572億立方米，進口量750億立方米。目前，美國本土48個州內有394座儲氣庫，地下儲氣庫總容量達到2200億立方米,有效工作氣量1049億立方米。按照2008年天然氣消費量6572億立方米計算，美國儲存的天然氣工作氣量約占總消費量的16%，相當于59天的消費量。

美國天然氣儲氣庫的管理按所有者和經營者可劃分為三類：一是州際管道公司，25個州際管道公司經營著172座儲氣庫；二是地方配氣公司和州內管道公司，40個地方配氣公司和15個州內管道公司經營著148個地下儲氣庫；三是獨立的儲氣庫服務商，43個獨立儲氣庫公司經營著74座儲氣庫。

美國對天然氣儲備采取地下儲氣庫儲備和LNG儲備兩種方式。地下儲氣庫主要包括枯竭油氣田、含水層、鹽穴三種類型。在現有儲備規模中，枯竭油氣田儲氣庫占85%，含水層儲氣庫占9%，鹽穴儲氣庫占4%，LNG儲備占2%。

美國天然氣消費量高，調峰需求大，相應地天然氣儲備規模也大，但主要依靠的是商業儲備。如何從更高的層面上應對天然氣供給風險，美國政府內部正在醞釀建立天然氣戰略儲備，計劃對天然氣進行“國家儲備”，以防海外天然氣供應的中斷。

（二）俄羅斯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非常發達。2007年天然氣產量6074億立方米，消費量4388億立方米。從上世紀50年代起，俄羅斯開始建設地下儲氣庫，2005年俄羅斯地下儲氣庫的有效工作氣量約為900億立方米，其中地下儲氣庫供氣量占同期俄羅斯總供氣量（包括國內消費和出口）的比例為7%。儲存方式主要以枯竭油氣田和含水層為主，近年來又加強了地下鹽穴儲氣庫的研究。據報道，俄羅斯計劃2030年儲氣庫規模達1100億立方米。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是國家儲氣庫設施的管理運營主體。目前，俄羅斯共擁有地下儲氣庫24座，其中枯竭油氣田儲氣庫17座，含水層儲氣庫7座，主要分布在天然氣消費區，是統一供氣系統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此外，在建項目還有3個，即烏德穆爾特含水層地下氣庫、加里寧格勒和伏爾加格勒鹽穴氣庫。從天然氣長遠發展考慮，俄羅斯還提出了“戰略氣田”概念，遴選了32個“戰略性”氣田。

（三）英國

2008年，英國天然氣產量626億立方米，消費量939億立方米，進口313億立方米，消費量占本國一次能源消費40%，對外依存度為33%。1979年，英國開始建設地下儲氣庫。當時建設天然氣儲備的主要目的是滿足季節性調峰需要，作為應對短期供應緊張的緩沖器，而不是專門防范供應中斷風險。目前，英國的天然氣儲氣庫有三種不同類型，分別是枯竭油氣田儲氣庫、鹽穴儲氣庫和LNG儲氣庫。

英國天然氣儲備運營管理主要是由國家出臺政策法規，公司負責具體運作。BG儲氣公司管理著英國大部分天然氣儲存設施。英國天然氣與電力市場辦公室負責儲存設施的監管工作。英國專門對鹽穴儲氣庫出臺了法律法規，包括“土地利用計劃和危險物質許可”、“主要事故危害規章（1999）(COMAH)”等。

（四）日本

日本基本沒有天然氣資源，其國內需求主要通過進口LNG來滿足。2007年，日本天然氣消費量902億立方米，占一次能源消費的14.6%，對外依存度為98%。日本從1969年開始進口LNG，現已擁有26個LNG接收站，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區。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頒布《天然氣儲備法》的國家，明確天然氣儲備由國家和民間企業分別承擔30天和50天的儲備量。目前，民間企業承擔的儲備量已可滿足80天的消費需求，國家儲備部分也計劃于2010年完成。

從1998年起，日本政府共建設了茨城縣神棲、石川縣七尾、長崎縣福島、愛媛縣波方和岡山縣倉敷5個LPG儲氣庫，其中前三個已經建成投入運行，總儲存能力65萬噸，后兩個正在建設中，儲存能力分別是45萬噸、40萬噸。

（五）荷蘭

為保證天然氣穩定供應，荷蘭將格羅寧根氣田作為天然氣儲備基地，以滿足季節性調峰的需要。為延長格羅寧根氣田的壽命，荷蘭政府推出了鼓勵小區塊和海上區塊油氣生產的 “小氣田政策”。其操作方法是：優先開發格羅寧根周圍的小氣田，給予這些小氣田開發的天然氣進入管網的優先權，以保證企業隨時賣出生產的天然氣。在財政稅收措施上，荷蘭政府為鼓勵小氣田的勘探開發活動，實施了加速折舊、降低礦權使用費等一系列政策。

三、外國天然氣儲備的經驗

隨著天然氣生產和消費的不斷增長，許多國家不論是天然氣生產國還是天然氣進口國，都越來越重視天然氣儲備問題。一是，在建設用于調峰的天然氣儲氣庫基礎上，開始建設國家天然氣儲氣庫。二是，儲氣庫的方式多為利用枯竭氣田和鹽穴建成的地下儲氣庫，儲存能力逐年增加。三是，政府對建設天然氣儲氣庫給予了財政稅收等優惠政策。四是，儲氣庫的運營基本上采取公司化管理模式。五是，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天然氣儲備建設。

第二篇：國外農村土地流轉經驗及啟示

國外農村土地流轉經驗及啟示

來源：國土資源報作者：李珂 高曉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積極推動農協提供服務

日本的土地流轉主要通過買賣和租賃兩種方式。日本的農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農地法》，不允許擁有土地的農戶離開村落，凡是那些離村就職的農戶必須出售他們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對《農地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開始允許農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價的不斷上漲，阻礙了農地耕作權的讓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兩次修改《農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額，以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為中心內容，鼓勵土地的租借和流轉等；1980年日本政府頒布的《農用地利用增進法》對農地的有效流轉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還建立合作經濟組織等中介機構，來促進農地的流轉。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農地租借轉讓的橋梁，他們接收租出的農地，再將這些農地租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們。1993年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農地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認定農業者”集中，并且那些認定農業者可以獲得農地方面優惠的政策支持。

點評：在日本農地流轉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政府通過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農地流轉的政策和法制環境，也為農地流轉創造了良好的市場氛圍。另外，農民合作組織的產生和發展也發揮了其作為農地流轉市場中介的作用。日本農協的良好發展是各國農民組織發展中的一個比較典型例子。它不僅促進了農民的合作，也成為了農地流轉過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轉的速度，保證了流轉的成功率，為農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國：產權邊界清晰市場自由度高

美國在20世紀初確定了以家庭農場制為主的土地制度。美國農村的土地有國有和私有兩類，土地流轉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出售國有土地，它通過出臺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購權法》、《宅地法》來鼓勵拓荒和土地的開發。二是市場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屬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土地流轉的目的主要在于擴大農場的規模，加快生產要素的有序組合以及促進先進科技與管理知識在農業方面的運用。土地流轉過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權、經營權的有償轉讓，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權。除此之外，美國還通過信貸支持、政策引導、利息調節、價格補貼等經濟手段以及各種優惠性的政策來鼓勵和誘導家庭農場規模的適度擴大。

點評：美國的土地流轉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權為基礎的家庭農場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轉過程中能夠達到產權邊界明晰，在市場上的買賣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夠很好地得到市場的調節，而且對于農地的權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進了美國的農地合理地進行流動，農地經營規模能夠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

英國：市場為導向科技做帶動

從20世紀初到現在，英國的農業發展中變化最大的就是過去由大地主、租地資本家、農業雇傭工人所組成的租佃制農場開始走向衰落，轉變為目前的以自營農場為主導的經營形式。促成這種轉變，與英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英國政府通過立法手段對農業生產和土地關系進行干預和調整，傾向于保護自營農場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權利，促使了自營農場的快速發展。頒布的法律、法規包括1906年的《農業持有地法》、1941年的《農業法》等。之后，英國先后對《農業法》進行了修訂，繼圈地運動之后，英國政府為了擴大農場經營的規模，促進農村土地的流轉，從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農場的發展，排擠合并小農場。1967年，經過修訂的《農業法》規定，對合并小農場，政府提供所需費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對農產品差價補貼的數額也基本取決于各個農場的播種面積和銷售數量，也就是說，農場的規模越大，其所獲得的補貼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勵、市場競爭、農業技術的改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國的農用土地得到了順利流轉，農場的規模也逐漸地擴大。

點評：英國農地流轉的模式主要是擴大農場規模，以市場為導向，在農業科技的帶動下，促進土地的有效流轉。在制定制度過程中，政府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關政策的出臺加速了土地的流轉速度。同時，也有效地發揮了市場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的調節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動機制。

法國：中介完善運作規范

法國農地流轉的一大特點就是實施土地集中政策，擴大農業經營規模。20世紀20年代，法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推進小農場的合并，促進和支持中等農場的發展。頒布了《農業指導法》，成立了土地整治與農村安置公司來負責收購小片土地，以優惠的價格賣給大農場，并通過租賃經營（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政府對中等農場在土地購買、貸款和稅收上給予優惠；對年老農民發放終生養老金，鼓勵他們離開農業，優先安置達到中等規模的青年農民，達到改善農場結構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國還通過一些法律上的規定來保護土地，促進土地的流轉。如私有農地一定要用于農業、不準棄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轉讓不準分割，只準整體繼承或出讓；設置土地事務所和土地銀行等相關機構促進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轉；對于土地市場的管理和規范，法國采用直接干預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購和轉賣。

點評：法國農地流轉制度的成功在于兩個關鍵的因素：一是有完善的市場中介組織。如土地整治和農村安置公司，通過這種中介組織去收購和轉賣，使得法國的農地得到了流轉。二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以及政策保障，規范了農地流轉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減少了談判成本和履約成本，也降低了農地流轉的交易費用，促進了農地的有效流轉。

第三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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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騷亂、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９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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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國外干部考核經驗啟示

國外干部考核經驗啟示

《中國組織人事報》（2013-11-20 07版：海外瞭望 版）

縱觀英、美、日、法等國，對干部人事考核工作均十分重視，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

明確崗位職責，進行有針對性的考核

只有明確崗位，才能明確職責；只有職責分明，才可能考實考準。1985年美國開始進行文官制度改革，將各種職位的工作種類、性質、難易度、責任大小和任職資格等加以區別，建立了“職位分類”制度，制定出職級規范作為考核、任用以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據。在此之后，英、法、日等國也紛紛效仿，不斷據此改革完善本國的文官制度。從我國的現實狀況來看，仍存在對不同干部“一鍋煮”的考核方法，造成黨政、政群、政事、政企不分，針對性不強。應當根據我國干部特點及崗位特征，分類別建立起黨群、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干部的不同考核體系及制度，逐步實現干部考核的類別化。

實施綜合考察，注重潛力的發揮

從歐美等國干部考核的實踐看，既注重考察干部以往的工作實績和表現，也重視干部潛力的發掘。比如，英國實行能力考核制，圍繞人的能力、工作熱情和潛力等方面進行考核，除了考勤外，還要考核工作知識、人格性情、判斷力、責任心、創造力、機敏適應性等十項內容，把動態考核和靜態考核、實績考核和潛力考核有機結合起來。我國當前的干部考核，過分重視干部過去表現，而忽視潛力的發揮，這在客觀上促使干部熱衷盲目追求形象好、見效快、容易出政績的工作，片面追求GDP，我們必須盡快糾正錯誤傾向，既要重視干部過去的工作成績，也要科學測定、評價干部的潛在能力和水平，促使地方科學發展。

采用多種方法，定性與定量并重

在上世紀20年代，美國實行統一的“考績表”法，對三個方面16項內容進行因素分析，統一考核。英國將考核內容分解為10項要素。日本實行綜合考核制，對工作、性格、能力等方面綜合評估。歸結起來，國外干部考核主要運用三種方法：分類法、評級法、比較法。每種考核方法都是既重視掌握考核對象工作等方面的質的特點，也注意了解考核對象工作等方面量的特點。我國以往的干部考核偏重于定性而忽視定量，一般為“年終考核表”法，大致程序為：個人鑒定、群眾測評、分管領導評價、主要領導審定等。近年來，各地也探索了一些定性與定量考核相結合的方法。但是，如何設置出科學的干部考核量化指標，仍需我們不斷探索實踐。

倡導公開與民主

在干部人事考核中，英美等國都比較注意貫徹公開、民主的原則，認真做好考核情況的反饋。美國的考核制度中明確規定：考核結果必須書面通知被考核者；被考核者有知曉考核內容的權利；本單位人員有查閱考核結果的權利；被考核者認為考核結果不當時，可以提出申訴，要求糾正和補償。這樣更有利于檢查考核是否全面、準確，最大限度降低失真度，提高信度和效度，也有利于被考核者揚長補短，更好地改進工作。我國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存在著一定神秘化色彩，被考核者對考核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考核工作在封閉的狀態下進行，一定程度阻礙了考核效度和信度的提高，也為任人唯親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因此，當務之急是按照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干部考核，建立健全科學的干部考核民主程序及制度，增強干部考核的公開程度和民主程度，不斷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優秀干部充分涌現、各盡其能、才盡其用。

（摘自11月18日《學習時報》 段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