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完善銀行審計制度的建議

關于完善銀行審計制度的建議

【摘要】經過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歷史性進步，逐步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同時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研究的差距。但總體來看，我國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較多問題，本文試圖歸納分析存在的問題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肇始于伍德諾·威爾遜的古典行政學理論、密魯布諾克會議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義，共同構成了公共管理理論發展的軌跡，從而引發全球范圍的公共管理研究與改革?！本推浔尘岸裕@種發展既是以工業技術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結晶，也是政治學與管理科學成果全球共享的結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響中國的學術研究。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是公共管理實踐和思想相對落后的國家，許多問題的解決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方興未艾。中國的行政改革實踐和行政理論的發展，促使大批行政學、管理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對公共管理進行研究。但是我們現有的公共管理理論大都在西方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立足于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運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權分立”的思想進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疇、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它的解釋力與其存在的困難之間的緊張關系。另外，我國國內沒有統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常常從自己的學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學理念、思維方式和知識構成的不同，從而導致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異，致使公共管理學在中國尚處于“理論引進與紛爭”階段。改革開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論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重視，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公共管理學的學科建設。經過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歷史性進步，逐步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同時縮小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研究的差距。但總體來看，我國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較多問題：

1、公共管理學研究陷入“西化”誤區

多數學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紹國外研究現狀與評論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或者是試圖按照西方理論框架和基本觀點來解釋中國。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自覺不自覺地固化西方經驗，陷入 “西化”誤區。在很多情況下是直接用西方話語系統來解釋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論研究過程充滿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跡。在一份“行政管理學前沿與熱點問題研究綜述”在談到研究薄弱環節時認為，特別是在對國外政府管理經驗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紹和引進層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對于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實現西方經驗與中國政府管理實踐的結合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不可否認，引進和吸收是理論發展中必不可少的數量積累階段和創新準備時期。然而，不可忽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暗含著一些包括意識形態和基本價值觀的當然前提條件，比如他們認為當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以及多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體制。這種結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從西方現成的理論出發，依據西方最新流行理論，對照中國公共管理現實，指出實踐中不符合理論之處，把原因歸結為根本體制(暗指難以改變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對策和得出結論就必然習慣性地陷入“體制無奈”，造成公共理論研究實踐中無為。盲目的尋找理論根據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僅容易導致學術上的坐享其成消極思想的養成，而且無法結合我們的現實國情，對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種誤導。

2、公共管理學研究缺少實質性知識的增長

公共管理學研究熱衷于理論概念的“時尚”與研究成果表達方式的“語言陌生化”，偏離社會科學研究方向。有學者概括，社會科學領域存在發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現象：觀點炒作多理論創新少，應景之作多，知識積累少;學風浮躁者多，治學嚴謹者少。在西方所謂“普世”理論與中國基本“制度現實”之間的矛盾沖突中，我國公共管理學研究出現了兩種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學研究成果的盲目引進

我國過于追求理論時尚，對國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論采取“夾生飯”引進方式并加入個人喜好，專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態出現。首先，表現為對外來知識和歷史知識消化能力不強。知識沒有國界，我國公共管理學科引進大量西方發達國家公共管理理論，彌補了國內這方面知識的空白與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讓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強，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論僅停留在移植層面，和我國現實的結合還是兩張皮。

2.2公共管理學研究缺少反思

國內學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種范式爭論的強烈影響，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專家學者常常從自己原來的學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學的研究，呈現出完全相同的理論觀點但卻各自表述的狀態，看似百家爭鳴，實則原地踏步，理論對話與爭論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說自話”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學的發展史上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爭論，正是在爭論的過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學在逐漸的意識到自己在知識發展上存在的問題，并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進研究，逐漸確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學科地位，實現公共管理知識的有效增長。相比之下，我國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聲音”與“反思‘。

第二篇：完善企業內部審計制度淺析

完善企業內部審計制度淺析

企業內部審計是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內部控制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通過對企業內部經濟活動的監督與評價，幫助企業堵塞漏洞，增收節支，加強管理，提高經濟效益。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健全和完善企業內部審計已成為當務之急。我國企業內部審計制度目前還存在很多的問題。首先，內部審計制度的立法滯后，可操作性不強。目前我國調整內部審計的法律規范主要是《審計法》第二十九條和《審計署關于內部審計工作的規定》。《審計法》第二十九條在法律上第一次確定了內部審計的法定地位，但只局限于政府部門和國有企事業組織范圍內，而對在國民經濟中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民營企業如何建立完善內審機構則缺乏相應規定。然而由于先天的不足，許多民營企業缺乏現代企業治理機制，普遍選擇家長式管理模式，實行集權化領導、專制式決策，極易導致企業經營決策失誤。因此在民營企業中建立作為現代企業管理模式重要組成部分的內部審計制度是極有必要的，尤其是對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民營企業，法律必須強制其建立獨立的內部審計機構。從可操作性看，我國現行有關內部審計制度的法律規范都只有原則性的條款規定，比較籠統、概括，可操作性不強，致使實踐操作五花八門，嚴重影響了內部審計的規范性和嚴肅性。其次，企業內部審計機構的獨立性較差。保證內部審計獨立性的前提條件是內部審計機構的獨立性。實踐中內審機構的設置種類多樣：有的企業設立了獨立專職的內部審計機構，有的企業沒有設立專職的內審機構，而是將其并入財務部門或紀委監察部門。而在內審機構的隸屬領導層次上，有的內審機構受董事會的領導，有的受總經理的領導，有的受監事會的領導，有的受黨委書記或紀委書記的領導，還有的受財務經理和總經理的雙重領導。總體來看內部審計機構設置的獨立性……

第三篇：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完善

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及其制度完善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公共權力尋租對國家良治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通過經濟學分析和實證分析，揭示了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機理及其成效，指出了以遏制權力尋租推動國家良治目標下現行經濟責任審計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應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經濟責任審計 公共權力尋租 國家良治

根據卡內基·梅隆基金會的估計，僅在2001年，我國政府部門權力尋租所導致的腐敗經濟成本合計為3430億元，占當年GDP總額的4.79%。當前，公共權力尋租已經滲透到我國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其對經濟發展的掣肘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公共權力尋租究竟對國家良治有怎樣的影響；經濟責任審計為何能夠遏制權力尋租行為；當前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設計還存在哪些不足又該如何改進。這些都是筆者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公共權力尋租對國家良治的影響

（一）公共權力尋租滋生的原因。

公共權力尋租是指公共權力代理人違背委托人的意愿，濫用行政權或監管權，通過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謀取私利的行為。在我國，公共權力尋租的滋生和蔓延有其理論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按照公共選擇理論，在市場經濟國家中,政治家和公務員都是有著強烈利己動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一旦權力在握便在客觀上存在以權謀私的沖動。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權力對市場行為的過度干預和尚未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公共權力尋租”提供了溫床——政府官員既要制定“游戲規則”，又要“參加游戲”,不夠公開透明的游戲過程使公共資源極易被規則制定者加以利用，導致權力的市場化和商品化；而權力的分化與擴張又派生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加劇了公共權力尋租行為的擴散。

（二）公共權力尋租的危害。

倘若公共權力尋租只是少數官員與不法商人沆瀣一氣，利用公共資源配置權從市場獲取高額回報的伎倆，那至多是一種“腐敗加投機”的活動。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公共權力尋租像極了“蝴蝶效應”中的那對翅膀，輕輕一扇，帶來的后果卻是災難性的，其對國家良治的危害可以歸納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對財政支出規模和結構產生負面影響。根據Tanzi和Davoodi的研究,如果新加坡公共權力尋租的嚴重程度提高到巴基斯坦的水平,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將上升1.6%,政府稅收占GDP的比例將下降10%。在財政支出結構方面，相較于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軟件”項目，地方政府官員從公路橋梁建設等“硬件”項目中能得到更多的“租金”，同時也能彰顯更多的顯性政績，因此，“硬件”投資占財政預算的比例一再提高，大量的重復建設和“形象工程”侵占了原本應該投向某些民生領域的資金，造成財政支出結構的嚴重失衡。

二是對公共投資產出效率產生負面影響。我國公共投資預算的約束機制偏軟，使腐敗“租金”轉化為某種“暗稅”，在官企雙方的“合謀”下成為項目預算的附加，大量資金被“灰色蒸發”，投資成本隨之也被“高估”,這部分解釋了我國普遍存在的公共投資項目建設“決算>預算>概算”的“三超”現象，也導致了公共投資產出效率的降低。

三是對私人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產生負面影響。莫羅根據57個國家1971-1979年間以及68個國家1980-1983年間的資料,研究發現腐敗指數下降1%,私人投資占GDP的比重就上升2.9%。此外，東道國的權力尋租嚴重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顧問魏尚金通過對14個來源國對41個東道國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表明，腐敗指數每上升一個等級，外商直接投資便下降11%，相當于邊際稅率提高3.6%四是對貧困人口和收入分配產生負面影響。中央的惠民政策在一些地方往往“口實而惠不至”，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員在“切蛋糕”時會自然地偏向于能夠帶來豐厚“租金”的利益集團和能夠產生顯性政績的投資項目。長此以往，貧困問題將更加惡化與持久，Gupta等學者利用ICRG指數和1980~1997年間國家層面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一個國家的腐敗指數惡化一個標準差，基尼系數將增加4%。

五是對經濟轉型和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公共權力尋租會產生強大的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將想法設法阻止經濟轉型和制度向有益于經濟發展的方向轉變。這種官企之間“權利博弈”的互生關系一旦曝露在陽光下，勢必對政府公信力造成極大的損害。與此同時，當大量通過非法手段或權力捷徑迅速增加財富的案例演變為一種思維定式，將極大地挫傷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對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產生沖擊，最終影響社會穩定。

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

（一）經濟責任審計以遏制公共權力尋租推動國家良治的理論基礎。

經濟責任審計源于政府官員所承擔的 “受托經濟責任”。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受托責任、法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證他們勤勉盡職地履行受托責任，合法并有效地使用公共資源，是判斷一個國家民主和法治程度的重要指針。

在政府行政領域，社會公眾、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和執行機關三個主體,構成了一個基于公共資源的公共權力委托代理鏈和行政管理鏈。委托關系的間接性和管理關系的直接性，導致了權力的非對稱性，即出現了“弱勢委托人”與“強勢代理人”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代理人的自利屬性、監督機制的缺失和信息不對稱都會導致公共權力尋租的發生。要防止公共權力異化和公共資源被濫用，在委托人弱勢和代理人強勢的格局不可能打破的前提下，只有依靠相對獨立的審計機構，實施目標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可靠地確定經濟責任受托目標并根據審計結果進行獎懲，強化對公共權力配置與使用的監督制約[7]，從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經濟健康發展，推動實現國家良治。

（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遏制作用的機理及其成效。

我國現行的政府權力架構極易導致權力的過度集中，特別是在一些經濟要害部門，往往一項政策的偏廢和監管尺度的松緊就能影響數千家企業的興衰存亡和壟斷行業的既得利益。而這些公共權力往往只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上，使他們在“權錢交易市場”中成了公共資源“壟斷者”，誰的話語權和決策權越強，誰在公共權力尋租中便握有“定價權”，從而通過“出賣”公共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

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只有當收益遠大于成本時，政府官員才會冒著“烏紗帽被摘”的風險進行權力尋租。對他們而言，C（m, f, u）表示公共權力尋租成本。其中，m是其一旦被查處后能夠用貨幣衡量的物質金錢損失，f是其東窗事發后無法直接用貨幣衡量的社會地位、聲譽和自由損失，u是其他成本，如心理負擔等。

如果用圖來描述政府官員作為公共資源“壟斷者”進行權力尋租的成本與收益。其中，邊際成本曲線PC表示每進行一次“權錢交易”（可視為售出一個單位的“公共資源”）所付出的成本；平均總成本曲線AC反映

了同一官員在連續多次的“權錢交易”中尋租成本的變動趨勢，初犯時極大的心理負擔u會產生較高的尋租成本C，但隨著次數的增加，尋租成本會逐漸降低并趨于穩定，當尋租行為突破一定的界限（如賄金高到可以被判極刑）或難度加大后（如可能觸及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尋租成本又會隨之抬高，因此AC呈現出“U”形；D和PS分別是尋租官員面臨的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由于是公共資源的“壟斷者”，他們同時掌握著公共資源的“供給量”和“定價權”，因此，我們無須畫出供給曲線。

按照經濟學中壟斷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定價原則，我們可以近似地認為，當邊際成本PC與邊際收益PS相等時，其交點所對應的產量Q能夠使尋租官員（公共資源的“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進而我們可以通過需求曲線D，找出壟斷價格E，此時方框ABDE的面積就等于尋租官員的“壟斷利潤”。

當然，現實要比經濟模型來得更加復雜而多變，對于尋租官員來說，即便其已身居高位，并壟斷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在做出“權錢交易”的決策時依舊會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這直接表現為尋租成本C（m, f, u）的變化。

首先，我們不妨來看看短期性的警示（如參觀監獄、觀看警示教育片等）和檢查（包括上級主管部門和相應監管部門的例行檢查）對公共資源“壟斷者”尋租成本及收益的影響。短期的警示或檢查活動會使一定時期內每一次“權錢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增加，在圖中表現為邊際成本曲線PC的斜率提高，形成新的邊際成本曲線PC′，此時，當產量等于Q1，壟斷價格等于E1時，尋租官員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對比一下前后兩次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和壟斷價格，我們不難發現，面對短期性的警示和檢查，“理性”的官員如果依舊選擇鋌而走險，那么必然會在減少“權錢交易”次數（Q1E）。這體現了警示和檢查等短期性活動對公共權力尋租的抑制作用：一方面，“權錢交易”次數的減少意味著公共資源被侵占和濫用的概率降低；另一方面，對賄金心理預期的增加會讓一部分“資本不夠雄厚”或“扛風險能力較弱”的企業打消尋租的念頭。然而，這種抑制作用有其局限性：一是警示或檢查的短期性只能在“有效期”內使官員尋租的邊際成本增加，風聲一過便“一切照舊”；二是職位越高的尋租官員邊際成本增加的幅度越小，因為官場閱歷越豐富，抗壓能力越強；且同級別的檢查往往缺乏“力度”和“深度”；三是無法徹底抑制住官員的尋租沖動，在減少“權錢交易”次數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將賄金提高到心理預期，依舊會帶來無法抗拒的高額收益，那么權力尋租行為還是會發生。

與短期性的警示或檢查活動不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資源“壟斷者”尋租成本及收益會造成影響。由于官員在任期內個人的履責、守法、廉政情況及其所負責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活動都要接受審計，審計實施的時間既可能在任期結束后也可能在任中，審計內容將溯及既往并可能延伸到體制外的企業和部門，從而對官員尋租成本的影響周期會延展至整個從政生涯。因此，經濟責任審計將增加官員尋租的平均總成本，在圖中表現為平均總成本曲線AC被提升至AC′，此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產量為Q時（圖2-1中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方框AB2D2E的面積要明顯小于方框ABDE的面積，即官員尋租的凈收益減少了。倘若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在圖中表現為平均總成本曲線不斷被提升），官員尋租的利潤空間便會被不斷擠壓，最終變成“無利可圖”，此時“理性”的官員將徹底放棄權力尋租。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無論在作用對象的范圍、作用效果的強弱、作用周期的長短等各個方面，相較于短期性警示或檢查活動，經濟責任審計能夠通過消弭官員尋租動因，追究違規官員責任，從根本上遏制公共權力尋租行為，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資源被濫用的可能性，這在實踐中也得到了證明——1998年至2010年，審計機關對43萬多名領導干部進行了經濟責任審計，其中審計署對151名省部級黨政領導干部

和中央企業領導人員實施了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審計查出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失職瀆職、貪污受賄及侵吞國有資產等個人經濟問題金額21億元，由領導干部直接責任造成的違紀違規和損失浪費金額680多億元；與此同時，相關責任人被嚴肅問責，其中7600人被移送紀檢監察和司法機關，16000人受到免職、降職、撤職和其他處分，一大批正確履行經濟責任、工作實績突出的領導干部，因審計結果反映較好而受到肯定和提拔。

三、遏制公共權力尋租目標下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完善與創新

（一）當前經濟責任審計的制度性缺陷。

一是缺乏前瞻性。2008年的“郭京毅案”讓我們看到了在政策制定環節發生公共權力尋租的可能性，與“事后尋租”相比，這種事前的尋租活動關乎各方的利益分配，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甚至會對國家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現行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在防范“事前尋租”方面仍屬空白。

二是存在滯后性。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在實踐中一般是先離任后審計，只具備事后監督功能，卻難以發揮全程控制作用。另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往往只關注已成氣候的“尋租領域”，而對苗頭性和傾向性“尋租領域”缺乏預見性，未能及時安排審計。

三是問責顯不足。就審計問責內容而言，“任中問責”、“不作為問責”和“績效問責”仍然涉足不深。就審計問責的時效性而言，往往是針對離任領導干部進行，有時甚至異化為事故發生后的善后程序，由此帶來的審計問責與干部調任、事故處理的時間差必然導致審計問責實際效用遞減。

（二）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以遏制公共權力尋租為目標。

一是將經濟責任審計引入公共政策評估，預防“立法腐敗”?，F階段正在進行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減少政府官員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此時舊的權力擁有者和新的利益集團會轉而通過“制度供給”的方式，形成新的“政治創租”。因此，有必要在公共政策評估中引入經濟責任審計，一方面，通過事前確認政策制定者的經濟責任，力促“制度供給”程序的合規性；另一方面，從對社會各個利益階層影響的角度，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審計監督，發表審計意見，保證“制度供給”結果的有效性。

二是著力加強任中經濟責任審計，預防“權力期權化”?！饵h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第五條明確指出，根據干部管理監督的需要，可以在領導干部任職期間進行任中經濟責任審計。應該說這為預防“權力期權化”增加了一道防線。下一步，應積極探索將離任審計與任中審計相結合的有效方式；推行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干部同步審計；嘗試對不同層級和類型的領導干部分別建立評價指標；健全審計結果公告和運用機制；充分發揮任中經濟責任審計對“權力期權化”的預警和威懾功能。

三是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問責體系。經濟責任審計的初級目標是追究責任、防微杜漸，最終目標是促進政府有為、官員廉潔。要確保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必須抓緊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問責體系。一方面，要建立全方位、多渠道、高效率的公眾投訴平臺，推動良性互動的動態問責，同時最大限度地公開處理過程和結果，使公眾全面的了解問責情況，樹立和強化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在制度設計層面必須做到四個“結合”和四個“側重”，即過錯問責與無為問責相結合，側重于無為問責；行政問責與法律問責相結合，側重于法律問責；組織問責與個人問責相結合，側重于個人問責；行為問責與后果問責相結合，側重于后果問責。

第四篇：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議論文

一、引言

企業集團和普通企業差別很大，他要求內部審計水平必須比普通企業高得多，這主要是由他自身復雜的結構和運營要求決定的。通常來說，企業集團和下屬企業之間存在著大多數的信息不對稱，這種信息不對稱可能會引起企業集團和下屬企業之間的沖突，也會影響著下屬企業間的關系，嚴重的還可能導致整個集團的經營活動受阻。如今，我國的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制度還存在一些詬病，對企業集團的財產安全和經營都有著不利影響。針對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的現狀，我們有必要對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找出根本癥結所在，為企業集團提供可操作性的對策。

二、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的內部因素

企業集團需要高水平的內部審計制度，這是由企業集團自身的特殊性決定的。和普通企業相比，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制度的要求要高得多。舉個例子說明，假設普通企業的管理層級只有n 個，而企業集團下屬企業有 m 個，其中下屬企業的管理層級與普通企業一致同為 n 個。這樣的企業集團所建立內部審計制度就要考慮 m*n 個管理層級，而普通企業只需要考慮 n 個管理層級，因此，企業集團所建立內部審計制度必須復雜得多。在這種高要求下，我們去探尋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就相對嚴格了。

一方面，現在大多數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就存在很多不合理性?，F代企業大多數都將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明確分開的，企業自負盈虧，管理自身的經營活動，其內部審計應該更多以企業自身為主導，可是事實上，有相當部分企業集團，特別是國企，對政府審計的依賴性很大。主導者由企業自身轉移到了政府身上，這樣的審計工作主導者的變化，不利于企業集團直面自身問題并優化經營。同時，大部分企業集團的審計機構缺乏獨立性，這表現在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只是一個部門的工作，這個部門的所有人、物、財資源都由企業集團調配，企業集團抓住了審計部門的“命脈”,審計部門受企業集團的控制，因此，缺乏相當的獨立性，這直接影響了審計結果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內部審計制度能客觀監督集團出臺政策的落實，能提供準據的審計數據和報告，進而提升企業經營的效率，增大效益，但這需要高效科學的方式來支持高水平的內部審計制度。通常在企業集團內部，專門從事審計工作的員工數量不多，員工與審計工作的相關技能和素質都有待提高。同時，審計工作又是一個耗時耗人力的一個工作，因此，效率不高，由于企業集團審計意識的不強，在信息科技發達的今天，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集團并未在審計工作中運用足夠的信息技術，使得審計工作的效率一直提不上來。

（二）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制度的外部環境

近幾年，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外部化的呼聲越發強烈，許多企業集團內部審計的要求，從單一的財務審計慢慢走向財務審計和管理審計并舉，與此同時，內部審計機構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在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極難保證客觀公正，加之內部審計發展受阻，相當數量的企業尋求內部審計外部化。要推進企業集團內部審計的外部化，就不能繞開外包商這個話題。外包商，是企業集團尋找的外部審計單位，簡單說，就是在合同約定的范圍內在企業集團開展審計工作。在我國，企業集團在選擇外包商時通常會考慮會計師事務所，但是由于會計師事務所的質量參差不齊，給企業集團審計帶來了不小的風險，另外，由于缺乏第三方的監督，企業集團和外包商之間可能有利益勾結，審計數據和結果的真實性就令人懷疑，因此，在我國現在這種大環境下，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制度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約束。

三、構建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的建議

（一）將內部審計工作以標準原則的方式確定下來，加強審計機構的獨立性

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制度主要是指通過一定的監督來對自身的財務狀況以及經濟活動進行相應的評測，來促進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企業集團的下屬企業都有著自身的特點，且他們之間關系十分復雜，利益相關的聯系非常緊密，要在審計工作中處理好這些下屬企業的關系是不易的。因此，企業集團需要一個針對每一個下屬公司都適用的審計工作標準，并將這些標準原則的方式確定下來，以統一的標準開展審計工作。如此，才能良好的開展集團內部審計工作，合理利用資源，實現審計工作的目的。

此外，必須加強審計機構的獨立性。主要是從審計工作的職能部門上下手，一個是要使審計機構和審計人員處于超脫地位，不參與經營活動，另一個就是審計工作的職能部門自身的經濟利益與最終的審計結果脫離聯系，以保證審計機構的獨立性。同時可適當利用外部審計的力量，利用內部審計機構和外部審計機構相配合的方式，控制審計結果的準確性。我國有相當一部分集團公司使用這種方式，例如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的內審部門就會參考外部審計機構的審計結果，在認真查清情況的前提下，上報并督促部門落實工作，這不僅提高了審計工作的質量，同時增強了審計工作的準確性。

（二）做好信息化審計的課題，有效利用高科技、信息資源

為了提高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工作的效率，信息化審計是企業集團應做好的課題。在信息化的今天，我們的科技水平已經達到了一種高度，不斷推進審計工作的信息化，是新時期審計工作發展的趨勢。傳統的審計工作是在現場進行的，有相當長的時間花在了數據的收集、整理、統計、分析上了，這種審計方式有很強的滯后性，已經不能適應企業集團的審計工作了，而將審計工作信息化，能有效避免這種滯后性。因此，眾多企業集團在不斷推進信息化審計工作。例如，中國光大銀行在 2009 年利用軟件系統的方式，將現場與非現場審計結合起來，有效避免了可疑數據，為企業集團的財產安全提供了數據支持。而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則選擇成立審計信息系統建設項目組，對其審計信息化產品進行認真分析，并著重對審計信息化產品的數據采集、預警分析等 18 項功能進行詳細的比較，經綜合考慮最終確定審計作業。

（三）把好企業集團內部審計人員的人才關，優化素質結構

內部審計作為現代企業集團組織制度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能夠更加全面地發揮其降低剩余損失方面的作用。企業集團的內部審計人員，一定程度上對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工作有影響，直接制約了企業集團內部審計工作的水平。一方面，現代企業由于多元化經營方式的改變，所要求的審計人員脫離了單純的財務人員，慢慢轉變為需要具備廣泛的學科知識，涉及多方領域的審計人員。另一方面，審計人員應有合理的聘用、培訓、升職的制度。除了利用社會招聘方式，聘用專業的審計人員外，同時也要加強對已有審計人員的培養。除了開展方式多樣、內容廣泛、針對性強的培訓課程，也要強化企業集團內部審計人員的學習意識。通過職位調整等激勵方式，鼓勵審計人員主動參與企業內部培訓，積極開展自我學習。企業集團公司也應在自身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給審計人員提供進修、交流的機會，打開其眼界，擴寬對企業審計工作的認識。如此，來把好企業集團內部審計人員的人才關，優化企業集團審計人員的素質結構。

參考文獻：

[1] 王兵，鮑國明。國有企業內部審計實踐與發展經驗[J].審計研究，2013,02:77-80.

第五篇：審計整改問題及制度完善（范文）

審計整改問題及制度完善

程燕玉

▲摘要隨著審計工作的深化，除審計發現的問題外，審計意見的整改情況也逐漸引起重視，重審計輕整改的現象有所改善，但仍普遍存在審計整改相關制度建設問題。本文從審計整改的必要性出發，提出當前審計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難點問題，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提出進一步完善審計整改制度建設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審計 整改 問題對策

作者程燕玉，寧波市江北區審計局，注冊會計師，國際注冊內部審計師。（浙江寧波315020）

審計整改工作足指被審計單位針對審計查出的問題，采取措施改進工作，提高管理水平的過程。審計整改檢查則是指審計機關對被審計單位的審計整改工作進行督檢查的過程。溫家寶總理曾經在聽取審計署工作匯報后指出：“審計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審計，發現問題，糾正錯誤，改進工作，特別是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設，提高政府部門依法行政水平和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審汁工作要取得好的工作成效，不僅要提高審計實施過程質量，能夠發現問題，還要提高審計整改檢查工作水平，促進被審計單位改正問題，其中，制度建設尤為重要。

一、審計整改的必要性(一)審計整改檢查是國家審計的重要內容

2010年實施的國家審計準則將審計整改檢查的內容和方式等進行了規范，審計整改檢查已成為國家審計的重要內容之一。如果只有審汁查處而沒有審計整改，審計工作則是不完整的，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如果查出的問題沒有相應的跟蹤整改，不能依法追究相關部門和責任人的行政過失，就不能很好地落實履職為民的宗旨。審計整改檢查可以促進被審計對象改進管理，從而提升審計工作成效。

（二）審計整改是審計質量的重要體現

審計工作質量不儀足包括審計工作實施本身及審計問題查處的客觀、真實、正確，也應包括審計成效，如揭示問題是否最終得到落實與糾正。因此，審計問題的整改是審計工作質量的重要標志與體現。在高質量的審計報告作保證的基礎上，進…‘步把審計整改檢查工作做好，促進被審計單位更加切合實際地解決問題，從根本上杜絕類似違紀違規問題的再次發生，可以使審計質量體現出良好的客觀效果。

二、審計整改存在的主要問題

盡管近年來審計整改檢查工作不斷受到重視，但是在基層審計機關，審計整改檢查工作是整個審計工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重審計而輕整改仍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對于審計發現的問題，被審計單位的反應各異，有的避實就虛、有的輕描淡寫、有的歸咎于客觀原因、有的甚至玩文字游戲敷衍應付。這些情況使審計整改成為當前我國審計監督工作中的難點問題。

（一）追回違規資金難

審計多為事后監督，對于已經發生的違法違規行為，尤其是已經花出去的錢，追回比較困難。例如較為常見的挪用專項資金彌補公用經費不足問題，當審計發現時，支出行為已經發生，要求整改單位收回已經不可能。即使被審計單位為了應付審計，采取其他財政資金歸還被挪用的專項資金，實質上也是拆東墻補西墻。因此，對于這種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情況，單靠追繳資金是無法整改到位的。

（二）問責相關責任人難

審計整改不僅要注重追繳違法違規資金，而且要注重追究相關責任。審計發現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在主管領導等相關責任人的授意或故意操縱下發生的。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除了審計發現的問題涉及重大違法違紀行為、要追究當事人法律責任外，很少有人因為審汁發現問題而被問責，因為審計整改不到位而受到處罰的當事人更是少見。

（三）審計整改成果運用難

由于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許多審計建議仍停留在審計報告上。例如審計部門受組織部門委托負責組織實施審計，審計結束后將審計報告報送組織部門。對于審計建議落實好的領導干部，組織部門不給予表彰，對于不積極落實審汁建議的領導干部也未能納入領導干部考核內容。同級人大、政府及相關部門未能充分運用好審計整改成果，難以實現審計整改效果的最大化。

三、審計整改難的原因分析

（一）審計整改缺乏法律和制度約束力

審計整改工作沒有真正納入法制軌道，審汁法及其實施條例中沒有有關審計整改工作的具體條款規定，審計機關審計執法手段單一。對某些能夠整改而又拒不整改的問題缺乏強制性的法律手段，只能對其處罰而無法促使其整改到位。這是審計建議落實不力的根本原因。

（二）相關人員審計整改意識不強

被審計單位領導干部對審計建議的作用理解不夠，對落實審計建議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落實審計建議需要花費較長時間、較多精力去建章立制，或需要與其他單位協調整改，使一些部門單位對落實審計建議有畏難情緒，不愿意花費精力去組織落實審計建議。對于一些前任遺留的問題，與現任領導無直接關系，…‘些領導干部認為與已無關，對落實審計建議有不滿情緒。另一方面，一些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自身對整改工作也不夠重視，一審了之、一罰了之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以罰代改并不能觸動被審計單位下定整改的決心，一些審計人員即使意識到審計整改的意義，也因為審計整改到位的難度太大望而卻步。

（三）審計建議的內容缺乏建設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審計人員受知識結構和業務水平等素質限制，對存在問題產生的原因未進行分析，難以使人透視產生問題的根源；有的雖分析了問題成因，但對上作實際研究不夠深入，綜合分析不全面，分析力度、深度不夠，不能從根本上剖析問題產生的癥結，造成報告提出的審計建議或者缺乏針對性，不能解決關鍵問題；或者缺乏可操作性和建設性，不符合被審計單位工作實際，無法引起被審計單位和責任人的重視并得到采納。

四、加強審計整改的對策建議

（一）從法律層而修訂完善法律法規，使審計整改有法可依在審計法及其實施條例和其它相關法律法規中補充明確有關審計整改工作的條款，特別是對屢審屢犯的情況要明確處罰和處分的措施，以利于審計工作人員開展審計整改檢查工作。

（二）從組織領導層面建立機制，落實審計整改責任 一是成立專職審計整改工作機構。要從根本上解決審計建議落實難的老問題，單靠審計部門是不夠的，要使審計建議落實，整改工作得到領導支持，取得相關部門配合，應探索成立專職審計整改工作機構。針對整改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由專職機構出面協調，聽取被審計單位和責任人對審計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在交流、溝通的過程中，積極協助他們制定整改措施、規范內部管理，跟蹤檢查被審計單位整改情況，并督促其及時整改，從而提升審計整改效力。

二是建立審計建議落實責任制。要使審計建議切實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審計建議落實責任制，使審汁建議的落實工作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審計報告報出具后，要求被審計單位按時報送審計建議落實、整改的書面材料。相關部門應將審計建議的落實、整改情況納入責任人考核指標；對及時落實審計建議的，予以表彰；對確因客觀原因暫時不能落實的要作出書面說明，并提出以后落實的措施、時限。

（三）從審計機關自身建設層面，加強審計整改認識，提高審計建議的可操作性，加大宣傳，采取多種措施促進審計整改

一要正確認識審計整改的重要性。審計法第一條即對審計工作的職能作了明確的闡述，促進被審計單位加強整改，是促進整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審計的終極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強整改，加強審計整改工作是審計職能的本質要求。

二要切實提高審計建議質量。審計人員要認真學習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有效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對被審計單位要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和審查，摸清真實情況，抓住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找出問題癥結所在，提出具有建設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便于被審計單位改正。三要加強與被審計單位的溝通、協調能力。良好的溝通是審計整改順利進行的有效保障，要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在溝通、協調中要堅持原則，在嚴格依法辦事的前提下，充分考慮被審計對象實際情況，妥善處理與被審計對象的關系，充分聽取被審計對象的意見，做到相互支持、相互促進。

四要重視審計案件的移交。對符合移交條件的審計線索一定要堅決移交司法、紀檢、檢察機關，加強配合，提高審計工作的權威，加大對違法亂紀行為的威懾力，從而促進被審計單位加強整改。

五要加強審計人員的責任意識。要制定和健全審計整改工作的相關制度，使其正規化、制度化，用具體可行的制度強化審計人員塒審計整改的責任。六是要增強審計工作的透明度。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積極爭取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的支持、配合，用審計情況通報、審計公告等形式公開審計結果，用社會輿論監督的力量來促使被審計單位加強整改。

[注釋]廖紅川：《關于加強審計整改工作的幾點思考》，中國新技術與新產品，2011(17)。

[參考文獻] [1]溫家寶總理聽取審計工作匯報，并作重要指示，http://unit.xjtu.edu.cn/sjc319/sjxw/sjxw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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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美艷：《從基層政府審計談整改》，財經界，2014 [6]駱勇、朱長偉：《關于審計整改工作的幾點思考》，西部財會，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