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人民法院調解制度的幾點建議

調解制度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是我國民事訴訟中處理糾紛的傳統方式，曾經得到西方國家的肯定并被譽為“東方經驗”而加以學習借鑒。美國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也對中國的調解機制大加贊許。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調解制度或許還算得上是我國的一項獨具特色的法律制度，這與國人厭惡訴訟和追求和諧謙和的傳統心態有很大關系。

在眾多的訴訟與非訴訟糾紛之中，采用調解方式解決問題簡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訴訟成本，同時緩和了社會矛盾，的確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應。因而，調解制度不失為一種“良法”，但是，我國的調解制度在現實中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此引發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所以筆者認為，從公平公正來看，我國現行的調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調解并不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二、法院調解的概念和原則

通說認為調解有訴訟外的調解和訴訟上的調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調解等；后者即民事訴訟法中的法院調解。法院調解亦稱訴訟調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民事權益爭議自愿、平等地進行協商，以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活動。本文僅討論關于法院調解的相關問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有關規定，法院調解的原則有：

1、雙方當事人自愿原則。就是說必須雙方當事人都自愿的、明確的表示接受調解處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義上的自愿和實體意義上的自愿。

2、事實清楚、是非分明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法院審判工作必須遵守的原則之一。一個民事案件如果事實不清，權利義務關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實、分辨是非的義務和責任，絕對不能糊涂結案。

3、合法原則。調解協議的內容不能違反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是國家審判機關，它們的一切活動都應該符合法律規定，調解也是法院的審判活動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須得到滿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無巨細的覆蓋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在我國這樣的成文法國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穩定性所帶來的法律滯后性愈發明顯，因此，用原則來規范和指導司法機關的活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則性的規定畢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體司法工作操作人員來說，會因為個人的業務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現謬誤，這或許是無可避免的。從整個國家的發展來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精神已成為社會普遍意識，或者說是人們對法律的一種信仰，基于對法律的信仰必然會推動整個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

三、完善法院調解制度的建議

基于對以上幾項原則的考慮，我國法制仍然是處于一個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之中，所以我們不能忽視任何眼前所出現和發現的法制建設漏洞，下面筆者就所學的知識和所面臨的一些社會現象，從法制建設的角度談幾點看法。

（一）法院調解并非要“事實清楚、是非分明”。按照事實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則，在事實尚未查清楚的情況下，即使當事人之間已經達成了調解協議也是不能結案的。在這里，該原則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決和調解的界限。“調解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和責任含糊不糾，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查清事實、分清是非”應當是判決的前提條件，調解和判決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范圍不同，其前提條件也應有所區別。

2、不利于提高辦案效率，減少訴訟成本。當事人接受調解的目的就是為了縮短訴訟時間，減少訴訟成本，而如果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的話，則當事人被迫繼續舉證，法院被迫繼續組織質證、認證，從而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資源。

3、與民事訴訟法及其它規定相矛盾，違反了民事權利合法自由處分（私法自治）原則。《民訴法》第十三條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它肯定了當事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放棄自己的民事權利。而在沒有查清事實、分清是非的情況下，當事人即達成調解協議，正是當事人行使自己處分權的一種表現。因此法院強令當事人不得放棄這一訴訟權利實際上是剝奪了當事人的處分權，同時也是對當事人法律權利的一種侵害。相對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利害關系和沖突，這與他人無干，當事人都達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筆者認為，只要在不損害他人利益以及當事人已作出真實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訴訟雙方適當作些讓步乃至于犧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實不清、是非不明，結案也無不可。

（二）法院調解應嚴格遵循雙方當事人自愿原則。在法庭上，法院調解必須得在當事人雙方明確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進一步開展，即要充分體現私法自治原則。接受調解也是當事人對糾紛解決方式的一種自由選擇，屬于對私權的自

由處分。但是在訴訟過程中，由于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因素，導致訴訟當事人非自愿尋求調解來解決糾紛。

一是法院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積極的謀求當事人接受調解。從司法實踐中來看，似乎我們的審判機關更愿意選擇調解來作為他們的結案方式。因為調解結案的案件同樣是要計入法院的結案率的，而且調解結案的案件不得上訴。所以，相對而言程序要簡

單得多的調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審判人員的興趣，因此，他們在訴訟程序中積極謀求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只要存在調解可能，不管處于審理程序的何種階段，法院總是會詢問當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調解。詢問當事人是否接受調解，這是法院的職權所在，本無可非議。但筆者認為案件既然已經處于了一種訴訟程序當中，而且法庭也已經開庭審理案件了，就再無詢問當事人的必要。將糾紛訴之于法院，必然體現的是當事人希望通過訴訟途徑謀求自己合法權益的初衷，這屬于對私權采取公力救濟方式的一種選擇，接受調解就不再是當事人的首選，至少應該不會是原告方的首選。

二是司法效率不高，訴訟成本過高，當事人失去耐心。總體而言，《民訴法》本身存在一些不盡人意之處，司法資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處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導致我國整體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資源匱乏的地區更是如此。從原告起訴到法院開庭審理，對于原告而言都是一個漫長的等待期間，或許沒等法院正式開庭審理或者剛剛開庭，原告就會要求調解。進入審理程序之后，訴訟程序更是繁雜、拖延，導致訴訟成本與日遞增，這些因素都將影響當事人雙方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再選擇。因此，從這一點來看，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再選擇接受調解也是出于對我國司法現狀的無奈，很多原告撤訴轉而接受調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點考慮。

三是社會其他力量的介入，導致無形壓力的產生。根據《民訴法》第八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調解可以邀請有關單位協助，這一條我們展開來分析，也就是說法院會為了達成調解協議而積極謀求一種具有極大說服力的社會力量來協助他們的調解和說服活動，這種社會力量既可以是當事人所在單位的領導，也可以是其他利害關系人等，那么，在這里我們就難以保證整個說服過程當中沒有其他足以造成當事人誤解或者恐慌的說辭，從而使當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調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輿論力量介入到法院調解過程中來，很難說是一種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違法的行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蓋從而逃脫監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對《民訴法》中法院調解的這一規定持有微詞。

（三）法院調解的合法性應該得到實質的保證。《民訴法》第八十八條規定，調解協議不得違反法律規定。這就要求調解協議必須具有合法性，它應該包括程序意義上的合法和實體意義上的合法。實體上的合法，要求調解協議的內容必須合法，我們可以通過比照調解協議書的具體條款以及最終結果是否公平公正來加以判斷，以及對于訴訟雙方當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許可以通過了解法院制作調解書的過程來對其合法性來加以判斷。作為法院，為了謀求和解的達成，對于其主持調解的具體手段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靈活運用。但是很多情況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為當事人所知曉的，是不能對外界披露的。比如說在實踐中，法院對于當事人雙方可能是分別加以說服，并曉之以利害關系的，而不是雙方均在場共同會話式的調解，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違法的。但是，調解的最終結果是：呈現在當事人雙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權利義務相當明確，看似公平、公正的調解書。我們不難想象，作為法院，必定具備一些善于運用法律技巧和熟練制作各種法律文書的專業人士，他們在制作調解書的時候，當然會注意處理法律文書的形式合法性，他們深知哪些事實是可以記錄下來的，哪些是將會影響調解書合法性的內容，哪些是絕對不能記錄下來的。于是，在制作調解書過程當中，這些專業人士當然會有所取舍了，從而最終展現在當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調解書。由此，程序上和實體上的不合法便被調解書形式上的合法所掩蓋了。所以本文認為，應該對此種問題加以重視。調解過程乃至調解結果是否公平公正應該首先從程序上加以保證，這樣才能使法院調解得到實質的保證。

以上是筆者針對我國現有民事糾紛中法院調解原則的具體運用所產生的弊端所做的一次初步探討，提出以上問題，并不是為了說明法院調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想借此引發更多的思考，使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篇：的完善委托調解制度

委托調解制度的完善

柳殿奎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調解規定》)第三條規定:“根據民事訴訟法第87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請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或者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和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并有利于促成調解的個人協助調解工作。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規定的單位或者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后，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確認。”該條規定的即是委托調解。

委托調解作為當事人選擇糾紛解決處理程序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種，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從法院層面來講，委托調解能夠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涉訴信訪的嚴峻形勢;從當事人層面講，委托調解能夠降低糾紛解決成本和執行風險;從社會層面講，委托調解可減少社會矛盾，實現糾紛解決的多元途徑。

但委托調解在探索性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著幾方面的問題。

一、委托調解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認識問題 1.社會各階層對委托調解的誤解。有些相關部門甚至認為法院在推脫責任。2.司法理念更新遲緩。有的法官習慣了“一步到庭”的審判方式，對委托調解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片面認識，對運用多元糾紛解決的新方法、新途徑的探索和適應能力不強。

(二)機制問題 委托調解目前還主要靠法院一家“單打獨斗”，或者由相關部門和法院聯合制定一個文件，沒有組成協調機構在實際工作中落實。

(三)經費保障與程序規范問題 1.調解員的經費沒有保障，調解員缺乏積極性。2.法律效力問題。有限委托調解的相關制度對調解員沒有有效的約束力，不能充分發揮委托調解應有的功能。

對上述潛在性問題與機制問題，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完善：1.建立委托調解的法官培訓與監督機制。首先要提高法官對委托調解的認識，把委托調解納入審判流程管理之中，時刻關注委托調解的進展，并加以督促。2.建立調解員學習培訓機制。擴大人民調解員的培訓和指導范圍，把調解員納入人民調解員的培訓指導之中，提高參與調解工作的能力。3.建立委托調解考核機制。由本級黨委牽頭，把委托調解納入平安建設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之中，實行目標管理。

對經費保障與程序規范問題，下文從委托調解主體與程序規范方面重點探析。

二、委托調解主體的規范

委托調解作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一種，具有發展性和可塑性，可從主體方面進行規范和完善。

(一)調解員的范圍 《調解規定》第三條確定調解員為以下組織或個人：1.與案件當事人有特定關系;2.與案件有一定聯系;3.具有專門知識;4.具有特定社會經驗。由于委托調解本身是一種開放式調解，因此，委托調解的調解員可以考慮以下范圍：一是公、檢、法、司離退休人員，具有法律知識和調解經驗;二是其他離退休干部，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覺悟;三是街道、社區、村組等基層干部，具有較好的基層工作經驗，能夠運用群眾語言做好調解工作;四是工青婦組織、消費者協會、工商界聯合會等具有專門知識的組織;五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其他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人員;六是當事人的親朋好友等易被當事人信任和在情感上容易接受的人;七是其他符合條件且愿意做委托調解工作的組織和個人。

(二)調解員的選任 對于需要委托調解的案件可選擇協商、招標或定向委托的方式選聘調解員。凡是愿意從事調解工作并通過法院的審查，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調解員。法院通過審查備案，并出具委托手續即可進行調解。

(三)調解員與法院的關系 法院委托調解時出具委托調解函，與調解員或組織建立委托調解關系。

(四)調解員的待遇 建立經費保障機制。把調解員經費納入財政預算之中，統籌安排調解員經費，根據調解員的能力和調解案件情況支付其報酬。可建立調解基金，基金來源主要由地方財政按年支付。

(五)調解員的考核 調解員可以劃分等級，每年按調解糾紛的數量和委托調解后調解成功的比率劃分或晉升等級，等級越高，支付其的調解費用越多，以提高其積極性。

三、關于委托調解程序的規范

(一)調解時機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和《調解規定》第三條的意見，委托調解如同訴訟調解一樣貫穿于訴訟活動的始終，從立案至判決送達之前都可以啟動委托調解。這里的立案應當從寬泛之意理解，不但包括法院正式立案，還應當包括預立案。糾紛當事人未啟動訴訟程序或不準備啟動訴訟程序，法院不能啟動委托調解程序。

(二)調解啟動 委托調解應當有三種啟動方式：一是法院根據案情建議進行委托調解;二是糾紛一方或雙方申請委托調解;三是熟悉案件情況的案外人或組織認為糾紛通過委托調解能夠順利解決的，可以向法院建議或申請。啟動委托調解還應做到：(1)向糾紛當事人釋明委托調解的含義、目的和程序，使糾紛當事人對委托調解有一個全面的了解;⑵詢問當事人是否愿意接受委托調解。對訴前委托調解，法院應當

征詢原告的意見，在取得原告的同意后，對當事人的起訴進行預立案，把案件交給委托調解的組織或個人，由調解員召集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對于立案后，原告同意委托調解的，要征詢對方當事人的意見。

(三)調解過程 與法官主持的調解相比，委托調解可以相對靈活。但為了保證調解的公正性，應當告知雙方當事人在調解中的權利和義務，詢問雙方當事人是否申請調解員回避。對于調解中出現的問題要征求當事人的意見。

(四)調解結果 糾紛經委托調解成功，當事人達成一致意見，如果不需要法院確認的，調解人員向原告釋明，由原告申請法院撤訴;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協議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書確認的，由當事人協商訴訟費用后，由法院出具調解書，案件結案。委托調解不成功的，法院及時進入訴訟環節。對于需要法院出具法律文書確認的，法院應當從兩個方面審查：一是詢問糾紛雙方，看調解協議是否反映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二是依照法律規定看調解協議的內容是否合法。委托調解形成的材料要移交法院。

(五)案件范圍 同訴訟調解一樣，并非所有案件都可以委托調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四條明確規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1)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2)勞務合同糾紛;(3)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4)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5)合伙協議糾紛;(6)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但是根據案件的性質和當事人的實際情況不能調解或者顯然沒有調解必要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第五條要求法院應“重點做好以下案件的調解工作：涉及群體利益，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配合的案件;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集團訴訟案件;案情復雜，當事人之間情緒嚴重對立，且雙方都難以形成證據優勢的案件;相關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在適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難的案件;敏感性強、社會關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訴復查案件和再審案件。”因此，在上述范圍內可以調解的案件都可以委托調解。

(六)調解原則 委托調解應當遵循以下三項原則：一是尊重當事人意愿原則。當事人同意進行委托調解的，應當進行委托調解，當事人不同意委托調解，進入訴訟程序。二是及時調解原則。糾紛進入委托調解后，調解員應當在規定的時間內開展調解，調解不成立時及時告知法院，進入訴訟程序，不能久調不決。三是保密原則。調解員在調解的過程中，接觸到雙方關于訴訟的有關證據或當事人其他信息或秘密的應當有義務保守秘密，不應當讓糾紛對方或案外人知曉。四是合法合理原則。調解員在調解過程中不能違法調解，不能采取欺詐、脅迫、利誘、強制等方式調解，調解的方式和結果還應當符合情理，不違背公序良俗。

第三篇：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總結

****縣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總結

近年來，為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縣法院始終把民事調解工作作為化解矛盾糾紛、減少涉訴信訪的重要舉措，不斷提高調解意識，講究調解藝術，豐富調解手段，逐漸摸索出了一套調解工作經驗，有力地指導了民事訴訟。今年來，共受理民事案件637，審結627件，調解、撤訴475件，調撤率達到了75.8%。

一、樹立理念，提高調解意識

民事調解作為一種民事審判結案方式，在國內素有“優良傳統”的美譽，在國外則被譽為“東方經驗”。基于此，我院把牢固樹立社會主義司法理念，提高全體干警調解意識作為重點抓在手上。一是強化調解優先意識。一年來，我院始終把全程調解、優先調解貫穿在民事審判工作的各個環節，堅持立案時、開庭前、開庭中、判決前均進行調解工作，達到了不放過任何一個調解機會的目的。二是強化以人為本意識。要求全院干警都要堅定司法立場，把群眾觀點貫穿于各項工作中，把維護群眾利益作為司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從而做到了廉潔勤政、主動服務，減少了訴訟的冷漠和生硬，為審判工作注入了更多的人文關懷。三是強化維護穩定意識。在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的新形勢下，我院把促進社會和諧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積極探索案件調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把調解作為結案的主要方式，從而充分發揮了案件調解在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和諧中的積極作用。四是強化有機結合意識。我院不斷加強民事調解 1

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的聯系，積極推進人民調解、訴訟調解和行政調解“三位一體”的調解機制的建立。同時，正確處理調解與判決的關系，未發生久調不決的問題。對于當事人不愿意調解、雖愿調解但雙方要求差距過大的案件，全部及時做出了判決，未發生超審限案件。

二、合法規范，把握調解原則

近年來，我院的調解工作嚴格貫徹了“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方針，產結合工作實際確立了“合法、公開、效率、規范”的“調解四原則”，對指導調解工作規范利進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一是正確把合法原則。我院堅持訴訟調解的過程以及在法官主持下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內容，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做到了不違背社會公德，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集體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也未出現強迫當事人調解的問題。二是正確把握公開原則。即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或者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都做到公開調解；離婚案件、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調解的，可以不公開調解。三是正確把握效率原則。我院堅持以及時、便捷的方法開展調解工作，明確規定以調解為名而拖拉辦案的法官，按照有關規定予以處理，有效地防止了調解效率低下的問題。今年來，我院調解的案件，80%以上均在兩個月內結案，有效地提高了辦案效率。同時，對于當事人不愿意調解、不適合調解的案件以及經調解不成的案件，都能夠及時做裁判，防止了因久調不決而造成案件審限過長的問題，最大限度地減輕了當事人訴累，節省了審判資源。四是正確把握規范原則。在調解過程中，辦案法官堅持儀態莊重，著裝規范，使用 2

“法言法語”，沒有出現行為和語言失范問題，樹立了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在制作調解書時，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規范來進行制作，防止了調解書失范。近年來，我院正確把握“調解四原則”，調解工作做到了合法規范，沒有發生違法調解、強迫調解問題，沒有出現超審限案件，也沒有出現調解書不規范的問題，更沒有發生因調解工作而出現的信訪上訪案件。

三、建立機制，拓寬調解渠道

為抓好民事案件調解工作，我院建立健全了調解工作管理機制，努力營造“大調解”的工作氛圍，并通過運用社會資源，不斷拓寬渠道。一是領導重視，成立了調解工作領導機構。成立了以院長為組長，以主管副院長為副組長，各審判庭庭長為成員的調解工作領導小組，指導全院的案件調解工作。落實了分級負責制，層層抓落實。特別是明確要求各法庭的庭長，在親自辦案的同時，還要具體指導本庭的調解工作，從而逐步營造了“全員調解”的良好氛圍。二是獎優罰劣，把調解工作作為考核內容。把案件調解率作為一項重要的考核目標，列入規范化管理考核缺席，明確規定達不到既定標準的庭和人員予以扣分處理同時，還對年終調解率高的庭予以表彰并給予物質獎勵，從而產生了良好的導向作用，大大提高了干警調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今年，我院民事業務庭中，有五個業務庭的調解率超過了75%。三是交流經驗，組織從事民事審判的同志談自己調解工作的經驗和體會。并以在院工作簡報上刊登調解經驗、介紹個案的調解方法等方式，宣傳調解典型，開拓調解思路，從而開辟了一條總結交流調解經驗的有 3

效途徑，使全院干警的調解水平普遍提高。四是構建網絡，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為強化調解效果，通過培訓人民調解員、召開調解工作會議、選任調解助理員等方式，逐步構建起一套協助調解網絡。一年來，我院基層人民法庭為轄區的人民調解員進行了1場次系統培訓，有力地增強了人民調解員的法律意識，提高了調解水平。組織召開了1次全縣高規格的司法調解確認工作會議，召開民事調解聯席會議1次，化解群體性糾紛15起。近年來，通過人民調解員的努力，先后解決訴前矛盾糾紛200余起，有力地減輕了法律工作壓力，促進了社會和諧。

四、創新方法，豐富調解手段

在近年來的審判實踐中，縣法院逐步完善并推行了搶抓關鍵法、利益平衡法、辯法析理法、案例誘導法、借力使力法、組織助力法、冷卻處理法和溫情感化法共八種調解方法。在具體調解工作中，我院堅持靈活運用這些方法，將這些方法巧妙有機地結合到一起。一是抓住關鍵找準點。對于一些爭議標的不大而案情卻相對復雜的案件，并不固守查清事實這一教條，而是本著利益平衡的原則，在盡量查清案情的同時，尋找雙方當事人的實體利益平衡點，圍繞這個平衡點進行調解，取得了較好效果。二是辯法析理善誘導。在民事調解過程中，根據雙方當事人爭議焦點，理出頭緒，講明法律，說清道理，通過及時耐心的啟發疏導和說服教育以及相關案例，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如民一庭審理的一起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雙方當事人劍拔弩張，情緒激動，矛盾隨時可能激化。對此，辦案人員分頭到原被告家中，在指出雙方均有過錯并做其思想工作的同時，向雙方講述了一起因瑣 4

事互毆，打人者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判刑五年而被害人致殘的案例，教育雙方摒棄前嫌。最終通過引導和說服教育，雙方當事人互相道歉，握手言和。三是借力使力巧開鎖。一件案件到了法院，雙方當事人都托人的為數不少。對此，我院借助雙方“說情人”，利用他們來開當事人的“思想鎖”，為案件調解創造有利條件。同時，積極請基層組織、人民調解員或人民陪審員來協助調解，并針對當事人比較相信代理人、律師的特點，通過代理人和律師協助法院做當事人的工作，促成調解等方法，取得了較好效果。四是冷熱有別重感化。針對不同案件的特點，準確把握調解時機，分別適用“冷處理”、“熱處理”、“溫處理”等不同方法。所謂“冷處理”，主要是對于打架導致的人身傷害等當事人情緒比較激動或矛盾較為激化的案件，不急于調解，而是先放一段時間，使當事人的情緒“涼”下來，從而使當事人能夠冷靜下來，正確分析形勢，從而愿意接受調解。所謂“熱處理”，就是在當事人已有調解意愿，但還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趁熱打鐵，不失時機地擺事實、講道理，進行“熱調解”。“溫處理”，主要是指在與當事人接觸進行調解的時候，要出以真心、付出真情，讓當事人相信辦案人員是他的貼心人，會為他主持公道，從而愿意講出真實的想法，愿意接受法官提出的調解意見。

五、加強協調，正確處理“三個關系”

在辦案中，堅持正確處理好“三個關系”確保調解工作取得最佳成效。一是處理好審判各個環節的關系。在立案、送達、審理、執行等各個環節，都要建立起密切的銜接關系，使立案庭、審判庭、執行 5

局等各部門分工不分家，相互配合，相互鑒定，共同做好調解工作，并努力提高調解案件的即時履行。今年以來，立案庭在正式審理前進行調解而結案的案件21件，并通過立案庭工作息訴18起。而在調解協調達成后，即時履行率達到了80%以上，有效地減輕了執行工作的壓力。二是正確處理調解與判決的關系。調解和判決都是法定的結案方式，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我院堅持不走極端主義路線，做到既不無限夸大調解的作用，在辦案過程中片面追求調解率，甚至導致辦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決，又做到不將訴訟調解制度視為可有可無，不在庭審中走過場，堅持用最有利于維護當事人權益，最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的方式來結案。三是正確處理法律規定與調解實際的關系。在審判實踐中，在堅持依法辦案的基礎上，正確處理法律規定與當地的風谷習慣之間的關系。只有雙方當事人自愿，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尊重當地風谷習慣以及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確認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合法有效，進一步提高了調解率。

六、政策傾斜，支持調解工作

針對調解相對判決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精力和財力的實際，我院實行了政策傾斜，大力支持調解工作。一是人員全理配臵。選調了一批年富力強，有經驗、素質高、善調解的審判人員充實到人民法庭，使人民群眾更加相信法庭從而愿意調解。二是加強后勤保障。去年以來，新建了兩個人民法庭，并對其他人民法庭進行了修繕，為所有法庭配齊了警車、電話、微機等辦公設備，并于今年上調了人民法庭的辦案經費，為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一年來，縣法院的調解工作，在化解矛盾，解決糾紛，便利當事人進行訴訟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法院的各項工作走上了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出現了“三降四升”的良好局面，案件發改率、信訪案件發生率、當事人申訴率都較往年有較大幅度下降，而案件質量、辦案效率、案件執結案、社會滿意度都有所上升，從而有效地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樹立了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四篇：論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

論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

【摘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與司法體制也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我國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制度的改革隨著社會的轉型也誘發系列問題。為全面貫徹“依法治國”的國家戰略，本文分析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執行狀況，以及制約其發展的各種因素，理順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體制的影響力，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對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議。

【關鍵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完善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9-138-01

一、前言

目前，關于我國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職權規范建設的研究不多，當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建設缺少優質的理論依據，在其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層面上，遇到諸多問題。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職權行駛和司法警察管理體制規范性不嚴格，跟不上改革的現代化進程。根據歷史的經驗，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沿襲歷史社會制度發弊端。本文從客觀實際出發，對我國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制度進一步研究，根據當前人民法院司法制度的發展階段，結合我國社會發展的國情，對司法警察制度的實行層面和法律層面遇到的問題進行探究，對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建設提出展望和設想，將司法警察制度在客觀實踐中觀察落實，推動我國司法警察制度建設的進程。

二、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建設的分析

由于我國社會制度建設處于轉型時期，在這改革的深水區，我國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制度在其職能分配和管理方面還存問題，現作如下分析：

（一）我國司法警察的性質定位原則不明確

根據我國現有司法警察的概況，相關的司法警察制度對警察職責的法律規范、司法法律解釋以及其他法律規范并不明確。目前我國司法警察制度的性質定位于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執行特定任務的人民警察。根據司法警察制度的指引法律，司法警察的級別與警察同等，入警的司法警察可歸類于公務員。問題出現于部分具有司法警察頭銜的工作者，對自身的性質和職責認識不清，不按照要求完成自身任務。司法警察的性質和職權范圍受到法制提供保障，然而司法警察制度框架不完善，導致部分入警的司法警察在具體的實踐當中玩忽職守，對警察屬性的不明確將會阻礙司法活動的順利進行。當前的司法警察體制中缺乏對司法警察職能定位、屬性和職權的明確規范，司法警察存在被日益分散化、邊緣化的問題，司法警察體制的完善需要根據“屬性匹配”原則，詳盡、具體地設計司法經常機制，使之能在實踐層面中順利運行。

（二）“編隊管理、雙重領導”無法落實到位

目前，在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施展以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打擊犯罪分子、保護人民和維護社會治安等工作方面取得優異的成績。但是在實際工作當中，人民法院的一些編制人員，盡管從事了司法工作，但沒有實際解決警籍的問題。司法警察主要分為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和檢察院的司法警察，二者的職責相近而又有區別。作為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其不僅要保護法官和參訴人員的安全，還需要對審判工作進行輔助。可由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執法的法律和制度依據不健全，“編隊管理”和“雙重領導”落實不到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務不能更好地完成，司法制度的缺陷性是阻礙其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制度的完善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職責在于維護司法公正的順利進行，在保障審判工作流暢運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推進人民法院司法經常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合理化和現代化發展，提出以下方案策略：

（一）優化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機構設置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機關的設置對其職能的發揮具有重要影響，根據目前司法機構的改革要求，對司法警察機構的設置需要按照社會司法審判工作的發展方向進行設計。對司法審判的主體、參審人員、訴訟人員的安全維護工作要落實到位，即需要對司法警察的職責進行明確分配和規定。尤其是組織體制上的改革，從保障人民法院司法秩序的客觀和公正的需求出發，盡可能地發揮司法警察的職權作用，集中司法警察的工作效力，推動其在法治工作中作用的發揮。

（二）完善我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人員健康體制保障

司法警察的個性和心理健康對其工作的執行有重要影響，因此對司法警察進行培訓時需要關注其心理健康狀況。當前司法警察心理狀況并不理想，司法經常的情緒不穩定將會對其執行工作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需要關注司法警察的心理健康狀況，定期檢查其神經質特征和癥狀自評效量。設立相關的司法警察身心健康保障體制，根據體制規定和要求嚴格執行對司法警察身心健康的檢查工作，以保證其職能的順利實現。

四、總結

司法警察的民事執行力度、執行效果和執行能力的增強，對社會秩序的維護有重要影響。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執行工作現狀，分析人民司法警察制度程序的規范性，根據司法警察制度執行的不足之處，為提高司法警察執行效力提出相關的完善建議，以促進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機關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志斌.建國以來人民檢察院司法警察職能演變研究[D].內蒙古大學，2014.[2]張永進.中國司法警察制度建設三十年：發展、不足及完善[J].河北公安警察職業學院學報，2011（1）：65-68.

第五篇：人民監督員制度完善建議

人民監督員制度是我國檢察機關在現行的框架內，為完善直接偵查案件的外部監督機制而進行的一項重大改革，主動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一項重要舉措。它不僅直接體現了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民主監督，在程序上制約檢察權，有效防止司法腐敗，更有助于公眾與檢察機關溝通，樹立檢察機關的司法權威，促進和提高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質量和水平，是完善檢察制度，實現司法公正的新途徑。但同歷史上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樣，人民監督員制度還算一項全新的司法改革實踐，還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筆者試從以下六個方面提出完善建議：

1、重新界定人民監督員的任職條件。對于人民監督員的任職條件，應當從三個方面加以考慮：一是要能夠勝任對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的監督職責，具有責任感和事業心。二是要能夠充分的代表人民的意愿，即要有廣泛的代表性，具備社會化和大眾化特征。三是人民監督員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具有專業化和司法化這一特征。作為人民監督員要能夠勝任對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的監督，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否則，就等于是外行監督內行，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監督就成為一句空話，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就僅僅是一種形式。同樣，人民監督員為了能履行監督職責，要具備實際履行行為能力，筆者認為《規定》應作適當的修改，身體健康，具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具有中級以上法律職稱。這樣才可能從實質上將人民監督員制度落到實處，才能保證司法公正。

同時、人民監督員制度是檢察機關的外部監督制度，這就決定了與檢察機關有著領導以及其他關系的各級單位的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宜擔任人民監督員，因為他們沒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監督工作，在監督工作中也可能瞻前顧后，使監督效能有所減損。人大代表作為當然的法律監督者，其本身就具有法律監督權，因此也不宜過多的擔任人民監督員。由此看來，人民監督員應當主要從從事教學科研的企事業單位、律師協會、工會、婦聯、特別是從普通公民中產生，讓人民監督員能全面的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要求。

2、完善人民監督員的產生辦法。我國憲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都明文規定，人民檢察機關應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但如何監督卻沒有具體的操作程序規定，人民監督制度就是檢察機關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一種方式。人民監督員由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基層組織推薦產生。人民監督員的素質直接關系到監督的效果，一定要積極協調有關部門把好選任關。筆者認為，人民監督員的遴選，檢察機關不可能一廂情愿，否則會出現人民監督員由檢察機關“預選”，“內定”，或“讓被監督者擁有選擇監督者的權力”，造成法律上的尷尬。因此，筆者建議：從兼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出發，人民監督員的產生可以采取個人申報和人大常委會任命相結合的方式。凡符合人民監督員條件的公民可以自行申報擔任人民監督員，或由檢察機關商請有關單位推薦，征得本人同意后，報請人大常委會進行資格審查和批準任命。經過上述程序選任的人民監督員，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反映民意，真正起到代表人民監督司法機關的作用。

3、縮短人民監督員的任職期限。對人民監督員的任職期限也要作出適當的限制，從操作的角度，建議人民監督員的任期縮短為兩年。因為人民監督員任職期限三年過長，容易造成“職業化”，從而損害了人民監督員的民主性，使其監督機能弱化。對人民監督員的監督次數也要加以適當的限制，這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證廣大人民對司法的參與。辨證地看：人民監督員的任期縮短為兩年可以讓更多的人參與監督，必然使司法更加公開，透明度增強；而司法更加公開，透明度增強又會加強對司法的監督，增強公眾對法律的信任，由此可見：更多的人參與人民監督，對法律的普及、對司法改革的促進都是積極有益的。

4、完善文書規范。法律文書是司法機關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文書，人民監督員制度作為一項嶄新的司法制度，其法律效力在檢察工作的許多環節需要固定和體現，而現在卻沒有相應的規范法律文書格式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對此也只作了原則性規定，《規定》第十九條、二十條、二十一條等規定的申請監督員回避權利告知書、偵查部門擬撤銷案件意見書、公訴部門擬不起訴案件意見書、人民監督員意見書等文書的內容和格式都沒有相應的具體規定，各地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做，五花八門，不倫不類，有損了法律文書的嚴肅性和規范性。

5、調整人民監督員監督案件的范圍。檢察機關對直接受理偵查的案件作出撤銷案件和不起訴決定后，實際上是對案件訴訟程序的終結，且具有最終的法律效力。這兩種情況下，案件的全部過程都是由檢察機關具體操作和作出處理決定的，外部監督顯得比較薄弱，對其加強外部監督是必要的。同時，從法律規定來看，撤銷案件和不起訴案件的法律適用條件較為明確、具體，且一般情況下主要涉及的是對犯罪情節是否輕微的判斷以及案件對社會產生的危害程度的判斷，而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判斷有賴于社會的價值評判，并不僅僅是司法判斷的問題。因此，將這兩類案件交由人民監督員監督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但是，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逮捕的條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式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而有逮捕必要的。是否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以及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對于一般人來講，判斷起來問題不大，而對于是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以及是否有逮捕必要，因為往往涉及到較為復雜的法律適用和一些法律專業技術問題，對不具備一定專業知識的人員來講，判斷起來難度較大(實踐中，對于是否屬于錯捕，司法機關有時也難以作出統一的判斷，在這種情況下，由人民監督員來監督檢察機關采取逮捕措施是否適當，顯然難以收到理想的效果)。更為重要的是，對檢察機關的逮捕決定，外部監督制約是比較強的，特別是檢察機關本身承擔著由錯誤逮捕造成的國家賠償責任；并且，對于檢察機關是否需要賠償，也并非是檢察機關能夠作出最終決定的，而要由法院的賠償委員會最終決定。筆者在此無意否認不加強對檢察機關直接受理偵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決定進行監督，而是說將這種監督交由執法經驗不足的人民監督員進行監督是不切實際的，甚至可能會使這種監督流于形式。因此，我們建議不再將這類情況交由人民監督員監督。

6、完善人民監督員經費保障要機制。人民監督員制度在最初開展期間，也許會因為人民監督員的參政熱情而有所推動。但隨著時間延長，人民監督員制度會因這種無償的義務勞動而使人民監督員消極地對待。同時，人民監督員對檢察機關直接受理偵查案件的監督必然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這會在某種程度上給人民監督員造成一定的損失。再次，人民監督員在監督過程中還會存在一定的風險性，這種費力不討好的無償勞動的事情沒人愿意去干。所以，給予人民監督員適當的補助是必要的。這種補助應當根據各地的財政狀況和生活水平而有所不同。但必須給予保障。但這種保障措施應當與檢察機關經費進行嚴格的區分，現行規定中由檢察機關承擔的設置是不妥的，自己負擔對自己監督人員的費用和報酬，將使監督工作受到經濟利益驅動的影響，人民監督員無法真正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無法置身事外，理性監督，而慢慢變成檢察機關的一個內部工作部門，從而使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的目標落空。因此，人民監督員的費用應當由政府財政統一管理和支出，完全獨立于檢察機關的辦案經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民監督員制度健康而有活力的發展。

人民監督員制度是中國司法改革歷史上一次偉大而有價值的嘗試，它首次把外部監督的運作與個人監督的實踐緊緊結合起來，使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監督員能夠實在的行使自己的神圣權利，雖然它有些許的不足和缺陷，但誠如小平同志的“摸著石頭過河”的著名論斷，只要廣大司法工作者能在充分考慮人民監督員監督程序中可能出現各種具體情況的基礎上，根據司法理論和實踐運行對人民監督員制度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必定能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該制度，把我國的司法改革推向一個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