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闡述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缺陷以及改革的思路和措施

一、產權制度的相關理論

（一）產權制度的定義 所謂產權制度，是指既定產權關系和產權規則結合而成的且能對產權關系實現有效的組合、調節和保護的制度安排。產權制度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產權是一個古老的概念，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就是人類社會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果。從私有財產的出現到市場經濟的確立這幾千年的歷史中，產權一直被視為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概念，指的是財產的實物所有權和債權，它側重于對財產歸屬的靜態確認和對財產實體的靜態占有，基本上是一個靜態化的范疇。而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這一法律意義上的產權概念已經日益深化，其含義比原來寬泛得多，它更側重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側重于對財產實體的動態經營和財產價值的動態實現，它不再是單一的所有權利，而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一組權力，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支配權等。

而現代產權制度是權責利高度統一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產權主體歸屬明確和產權收益歸屬明確是現代產權制度的基礎；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是現代產權制度基本要求；流轉順暢、財產權利和利益對稱是現代產權制度健全的重要標志。

（二）國有企業產權的特征

傳統公有制下的產權結構從根本上說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它表現在：一是所有制形式單一，難以形成市場經濟所需不同產權主體；二是國有企業產權主體虛置，參與市場競爭的壓力和動力明顯不足；三是國有企業偏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利潤最大化目標。

從產權角度分析，當前國有企業產權有以下五個特征：第一，“資本雇傭勞動”而非“勞動雇傭資本”。第二，事實產權與法律產權不一致。第三，產權成本與收益不對稱。第四，人力產權喪失。第五，國有產權的“廉價性”。在這五個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資本雇傭勞動”和人力產權的喪失。“資本雇傭勞動”決定了國家作為大股東的地位，但國家作為大股東并非必然導致低效率，這一點在西方國家不乏例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承認了人力資本所有者對企業產權的享有。但是，由于我國從法律上完全否定了人力產權，這是國有企業低效率的本質所在。

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發展變化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是政府附屬物,“國家所有,國家經營”,國家對企業包供包銷,統負盈虧,統一安排職工就業,個人分配實行大 1

鍋飯、平均主義。國有企業的各項權利掌握在國家手中,產權制度是一種封閉的、單一所有權制。針對這種現狀,1979年開始的企業改革首先是“放權讓利”,企業開始有了一定的自主權,比如財產使用權。但由于這一階段的改革是在不觸動企業財產關系的前提下進行的行政性分權、讓利,產權制度并無實質性變化。到1986、1987年,企業開始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承包制。這種“兩權分離”的承包制在初期由于分配與企業的經濟利益直接掛鉤,所以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因承包制是在承認現有產權制度前提下的一種“兩權分離”,雖然使產權的各項權利有了某些分離,但依此形成的企業財產經營權沒有按照商品經濟原則、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因而這種財產經營權實際上仍是一種行政性分權,傳統產權關系并未改變。從1991年第二輪承包看,短期行為問題已比較明顯地暴露出來。在這一時期,發展企業集團也被當作一條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增強企業活力的重要途徑提出來,但由于在不觸動產權關系、堅持“三不變”(所有制不變、財政上繳渠道不變、隸屬關系不變)的前提下組建企業集團,也只能是松散型的或是行政捏合式的聯合體,企業集體功能和優勢仍未發揮出來。

1992年出臺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中“轉換經營機制”成為企業改革熱點。它明確了企業必須轉換經營機制,政府必須轉變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明確了“企業對國家授予其經營管理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處分的權利。”該條例實施后,企業自主權逐漸落實,但同樣未承認企業法人財產權,企業只能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仍不可能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這一時期的產權制度與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仍然相差甚遠。

從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問題以來，國有企業沿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思路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003年3月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同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我國企業產權制度建設的具體內容和目標，強調“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種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責權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至2008年8月，半數以上的國有重點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一批國有企業改制后在境內外上市，國有中小企業改革改制面超過90％，中央企業下屬子企業大部分實施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一些中央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進行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探索。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三、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缺陷

（一）產權歸屬不清

現代產權制度的一個特征是產權歸屬明晰，本質上就是要使產權主體人格化，明確產權的權利主體和責任主體，承認產權的排他性。產權的排他性是產權交易的前提，特定的產權主體是唯一的和壟斷的，特定的產權是有邊界的和可計量的，否則就不能把特定產權從其他產權中分離開來用于交易。沒有了產權交易，市場經濟就失去了配置稀缺資源的功能；沒有了權利歸屬，稀缺資源就無法得到有效的利用；沒有了清晰的利益歸屬，經濟增長也就失去了持續的動力激勵。就我國實際來看，就是要依照法律、法規合情合理地認真清產核資，理清產權屬性。各類財產權歸屬清楚，是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基礎環節。一直以來，國有企業實行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即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而國家則代表全體人民來使用和支配生產資料及剩余產品。通常叫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在理論上講似乎并沒有什么矛盾，但在現實中，這種理論上的說辭很難讓人感同身受。因為僅在名義上人人所有，具體的公有組織中任何個人（自然人）均無權實施可量化的財產占有、享受、支配和交換。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個人之間不存在以往私人占有那種直接量化、可支配的對應關系，公有產權事實上處于一種非個人化的 “虛置”狀態，個人和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制度上溝通的 “橋梁”。顯而易見，正是這種不能分割，不可量化，只能以整體面目出現的單一公有產權模式，從其產生之初就包含著一個致命的產權歸屬虛置而導致的動力衰退問題。除了實實在在的源生性的財產與物質利益上的歸屬關系之外，還有什么樣的制度性因素能比它更具有持久性和驅動力？國內外大量事實表明，單一公有產權模式必須限定在極小范圍內，可以通過非物質性因素（法律強制或信仰鼓勵）來補充動力。

（二）產權主體虛設

國有企業資產名義上為全民所用,體現為政府代表全民進行國有資產的管理,而政府則由眾多部門組成,這些部門都能憑借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和干預,而對由此造成的損失則無法問責,也無人負責,國家和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難以對稱,有權利的沒責任,有責任的沒權利。

（三）權利與責任、收益與風險不明

在產權非個人化的傳統公有制經濟環境中，不僅普遍存在的偷懶現象導致了高昂的制度運行成本問題，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各式各樣、官職不一的監督生產、防止偷懶的人，由于利益相同，投入難以量化等緣故，反而更有條件發生偷懶的現象，更容易出現層層包庇、官官相護的監督失靈問題。進而由此還帶來了更加復雜化的制度運行難題，即監督別人的人由誰、靠什么來監督。這就是在傳

統公有制經濟組織普遍出現的制度運行成本（機構、人員、辦公場所、經費等）越來越高昂，但制度運行的效率卻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效應遞減趨勢。

同時，在完全沒有個人產權風險責任的傳統公有系統里，生產經營和收入分配的決策權高度集中，基層和個人很少有參與決策、發表言論的機會，由此帶來一個技術上的難題無法克服，即科學決策所必需的信息充分和信息對稱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或解決不好，它所帶來的主觀主義、機會主義和道德風險如何避免？這在現實中就是我們隨便可以看到的在公有制經濟組織中普遍存在的決策信息壟斷、暗箱操作、決策程序不公開以及報喜不報憂、好大喜功等現象。

權利與責任、收益與風險方面存在的不平衡問題，是傳統的單一公有產權制度結構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制度難題。這種問題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并不存在，私有產權在權責益險方面先天就具備高度的對應性，這就是資本、財產的所有權說了算——誰擁有、誰決定，誰負責、誰收益。權利、責任，風險、收益十分對稱。這種由于所有制結構（公共占有）帶來的權責益險問題，只能通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來解決。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首要的問題，要通過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把維護出資者權益和維護法人財產權益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在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的督促和國有企業自身努力的互動中，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國有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四、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思路及措施

產權制度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環節。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就是把國有資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推動國有資產的產權以資本運作的形式，實現產權的流動和重組。加快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產權制度改革，是增強企業活力，推動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主體的重要途徑，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性工作；產權的流動性重組，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是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機構，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重要保障；產權的高效配置，是增強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是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確保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主導地位的重要改革措施。為此，加快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核心性的緊迫任務。

(一)深化改革，促進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

通過股權多元化使得個人和諸如保險基金和投資基金等機構也成為國有企業的部分所有者，這些個人和機構追求最高經濟效益的動機有利于所有者職能到位，形成規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有多元股東的制衡，易于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的目標集中追求經濟效益。實踐證明，股份制是國有企業走出困境，進行制度創新的出路；股份制是現階段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最佳方式。通過對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可以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組織更多的社會資本，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二）建立科學合理規范的公司法人治理機構

國家所有者通過對國有資產授權經營機構的嚴格監管，使他們成為持股企業“真老板”，而且要權能到位。董事會應由國有資產授權經營機構選派的股東代表、個人和機構的股東代表、職工代表和利害相關者代表如銀行代表等組成。適當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有利于企業的監督和企業經營績效的提高。董事會成員與經理層不能高度重合，一般情況下董事長和經理應當分設。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公司的黨委成員可以按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和監事會，充分發揮董事會對重大問題統一決策和有效監督的作用。與此同時，建立和規范可以追究董事責任的董事會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防止董事瀆職，保證所有者權能到位。公司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應權責分明，嚴格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運行。

（三）產權制度改革應堅持市場配置為主的原則

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實質意義上是國有資本的重新配置，在市場經濟日臻完善的新形勢下，對國有資本的“進與退”和“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在定政策，企業在定方案中應該充分考慮市場規律、市場機制和市場取向。國有資本在一個企業是否“全部轉讓”或“部分轉讓”，關鍵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的行業和企業，不“退”不足以解決國企深層次矛盾的企業要抓緊推進資本退出的產權制度改革。反之，對市場中的強勢企業，無論其是否是競爭性行業，則要通過產權制度改革吸引外部法人參股或股票上市等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可通過資產置換、投資入股等方式，進一步擴大國有資本的影響力、控制力和帶動力。可見，從實際出發，“具體地解決具體問題”應作為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既要防止“按兵不動”，又要防止行政干預的“一刀切”、“大撤軍”式的出售和轉讓。

總之,國有產權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驅力,是所有者主體的要求和占據國有經濟成分最大的所有者(政府)發展的內驅力和直接推動力。道格拉斯?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因而,產權制度改革就是創新劃分、界定、實施、保護和調節產權的規則,使確認和處理各個產權主體的責、權、利關系的規則成為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所以說,國有產權從私有到國有再到民有的變革是展現中國產權革命的一條漸進之路,這場深刻持久的變革,必將給國有經濟帶來全新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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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2005,(3).

第二篇：我國國有企業激勵機制改革研究

一、我國國有 企業 激勵機制中存在的 問題

1.激勵不足

激勵不足是 目前 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最大問題，也是建立 現代 企業制度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在物質貨幣性激勵方面即工資、薪金等，在事實上仍然是“一刀切”。一刀切說明收入分配上的大鍋飯仍然存在，使得個人收益沒有和工作績效掛鉤相結合，大大降低了員工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也使得“搭便車”現象在國有企業中有了存活的“沃土”。

除了物質激勵外，精神激勵作為輔助手段，也是不可或缺，它即是對業績的評價，也是對管理者本人的肯定。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東方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人們對榮譽都給予高度的重視，許多人把榮譽等看得比實際的物質獎勵更重，因此，精神激勵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在現實中，各種榮譽的授予面較窄，存在嚴重的論資排輩和“輪流做莊”現象，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存在“黑箱操作”，使激勵效果受到 影響。

2.激勵形式單一

激勵的形式包括有物質激勵、精神激勵、成就激勵、成長激勵和文化激勵等等。但是在我國大部分的國有企業中，激勵的形式往往只有兩種即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其中，物質激勵還是以幾十年前分配 經濟 條件下的獎金或者獎品為主，沒有能和現代市場經濟相結合，發展 例如股權分配等新的物質激勵形式；精神激勵也只是形式上的，在有的企業中所謂的精神激勵干脆只是一紙獎狀，對員工根本沒有任何激勵作用。

3.反饋機制滯后，評價機制不公

只有當員工的某一行為之后立刻得到應有的獎勵，那么對他所起到的激勵作用才是最大的，最有效的。但是我國國有企業大部分還是采用獎勵，季度獎勵的辦法，由于對行為的反饋滯后而喪失了最佳的激勵時間。

評價機制的不公平也在很多程度上阻礙了激勵機制發揮其作用。我國國有企業因為國家體制以及“大鍋飯”的影響，其評價體制大部分都可以說是形同虛設的。縱向上和外資企業、三資企業比缺乏競爭性，橫向上國有企業職工工資基本相同，員工通過比較認為自己的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就會感到強烈的不公平，從而挫傷工作積極性。

4.國有企業用人制度僵化

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一直沿用分配經濟模式下的用人模式，即國企領導人論資排輩而不是以才用人，領導人能上不能下，用人采用指定方式而不是應聘制度，從而導致管理者在其位不謀其職，缺乏緊迫感、壓力和上進心，混日子的現象在部分管理者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整個干部隊伍的工作積極性。

二、對于我國國有企業現存激勵機制的改革

1.改革國有企業的用人制度

(1)實行輪崗制

對人員實行輪崗制，就是指員工每隔一段時間就進行職務的調換，以此來保持員工對工作的敏感和創造性。首先輪崗制能幫助員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對于個人能否勝任某個崗位光看個人履歷和各類證書是不夠的，關鍵看的是實踐能力，輪崗制恰恰能提供這樣的機會，使員工找到最感興趣和最合適的崗位。其次，輪崗制能使各個管理者和管理部門增強理解和溝通。我國國企管理者長期從事某種單一部門的工作，各部門間職責不明確，也缺乏良好的溝通理解，造成搭便車、扯皮現象屢見不鮮，輪崗制能使干部在不同部門間橫向移動，開闊眼見，擴大知識面，并與各部門的同事廣泛交往接觸，對企業業務有全面了解和全局性認識，還能使各個部門明確各自的職責，杜絕此類情況的發生。最后，輪崗制有利于破除“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的錯誤觀點。在輪崗制中，所有的下級干部都是上級職務的潛在接班人，能否晉升完全取決于個人的工作成績和能力水平，因此企業的職工都能埋頭努力工作，竭力爭取好成績，以便在常時間的晉升競爭中取勝，也使企業“內定接班人” 現象消失。

第三篇：談談我國征收排污費制度并闡述其存在的缺陷及改革方向

談談我國征收排污費制度并闡述其存在的缺陷及改革方向

內容摘要：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可持續發展、生態平衡已成為全球問題。排污收費制度在我國已經實行30多年，對控制污染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但是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本文對我國的排污收費制度進行分析，指出了現行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排污收費制度改革與完善的建議與措施。

關鍵字：排污收費 理論基礎 問題 改革

排污收費制度是環境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制度對于控制污染、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日趨完善，這項制度在立法上已經落后，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眾多的不足之處。對于此，大部分人認為排污收費制度已經不適合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的需求，應當全面的改為排污稅收制度。然而，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目前排污收費制度在我國繼續實施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我國實行排污稅的時機還尚未成熟，況且排污稅收體系的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注定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改革排污收費制度并繼續保證該制度在我國實施的同時，對個別收費項目進行排污收稅的試驗，是適應我國國情并且不乏前瞻性的正確做法。一．排污收費制度的含義

排污收費制度，也被稱為征收排污費制度，是指國家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向環境排放污染物或者超過國家或地方排放標準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按照所排放的污染物的種類、數量和濃度，征收一定的費用的一套管理制度。它是運用經濟手段有效地促進污染治理和新技術的發展，使污染者承擔一定污染防治費用的法律制度，是“污染者負擔”原則的具體體現。

二．排污收費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環境資源價值理論

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社會發展的物質資源。當今世界，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環境資源的獲取越來越大，因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表現得日益突出。雖然環境資源具有稀缺性，但在人們環境意識不高的情況下，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毫無節制的。超出環境承受能力地開發和利用環境資源就會形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受到環境的懲罰。環境資源是歸國家所有的公共物品。因此，它不能嚴格地劃分所有權或使用權，只能為在這個環境生存的群體所共有。基于環境資源的稀缺性，這種公共物品應實行有償使用。

（二）外部不經濟性

在生態環境保護活動中，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活動主體對他人和環境造成了影響而又未將這些影響計入市場交易的成本或價格之中。例如，空氣是公共物品，工廠向其排放污染物而排污并未構成生產成本，被污染的個人和企業卻蒙受了損失，這樣就形成了生產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由于這種差異沒有反映在生產企業的成本上，便構成了私人經濟活動產生的外部成本，即外部不經濟性，它是排污者忽視環境保護即不愿意在環境保護方面投資的內在原因。將外部性概念引入環境領域，是為了尋找促使其外部成本內在化的有效方式，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

（三）污染損害的補償理論

環境惡化實際上是環境資源的過度利用，其原因是環境資源的使用費未進入生產成本核算。私利的個體行為不會去保護這種公共物品，而是任意濫用。因為沒有任何使用者會主動限制自己使用這些免費的環境資源或改善資源狀態。盡管收費不能真正反映補償環境資源的價值，但這種補償作用可使環境資源使用者改變排污行為，有效利用資源。政府可以通過調節環境資源的補償費用，讓生產者在選擇自己利益的時候，將環境資源的費用考慮進去，使環境問題的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內部化。三．排污收費制度存在的問題

由于目前我國所處的發展時期、基本國情和科學技術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因素,我國的排污收費制度目前仍存在著諸多問題。

1.征收標準仍然偏低，征收阻力大。現行標準普遍低于正常的污染處理費，因而產生了用交排污費購買“污染權”或“破壞權”，企業重生產輕污染治理的不正常現象。這主要是我國經濟的發展相對仍處于主體地位，制定的排污費用標準要相應地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同時又要顧全經濟發展，這就給環境保護工作留下了隱患。

2.征收標準缺乏靈活性。統一排污收費標準的目的是為了在整體上維護我國的環境狀況，出發點是好的。由于我國東、西部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一味地堅持一個標準或者規定地方只能制定更嚴格的收費標準，可能會導致有的不發達或欠發達地區收費難；發達的地區收費相對又低，起不到應有的效果。制定出符合東西部實際發展情況的收費標準是正確的選擇。3.征收項目不全。雖然2003年出臺的排污費征收管理辦法已經增加了污染因子數，但是仍有一些常見的污染物沒有被納入征費的范圍內。比如，汽車尾氣污染、家庭生活污水、放射性污染物等等。

4.征收程序復雜，征收成本高。現行排污費征收條例規定，排污費征收程序是每個月或每季都要分別向排污者送達核定的污染物排放種類、數量通知書和繳費通知單。大的城市須收取上萬家單位的排污費，如果全部按程序發送通知書，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多數通知書要通過郵政部門掛號、特快送達，即使部分小單位每季度的排污費只有十幾元也要開銷同樣的郵費，大大增加了收費成本開支。四．排污收費制度的改革建議

（一）改革的目標

1.改善環境質量

改善環境質量是首要和根本的目標，因為排污收費政策的實施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動機就是改善環境質量。環境質量是否改善及改善的程度，是評價排污收費制度是否完善的基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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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進稅制改革

環境稅首要的功能是調節功能，即從經濟手段的角度為在短期內有效遏制污染物排放的數量，促進資源和能源的節約使用，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提供經濟動力。而引入環境稅一定會影響到現在的稅收體制，為稅制改革起到示范和促進的作用。

3.提高政府效率

我們進行排污收費制度改革的目標是為了降低環境治理的成本，提高效率。而效率是通過收益與成本的對比來衡量的，成本中政府的管理成本以及企業和個人的奉行成本是兩個重要的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政府效率的提高與政策工具的選擇息息相關。政府只需要制定出適合本國國情的制度，在制度實施中讓市場機制自動發揮作用，來達到政府預先設定的目標。較之以往大量使用行政管制手段、政府面面俱到的做法，這本身就體現了政府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高。

（二）改革的建議

現實證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問題的出現有很大的相關性，某種程度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和沖突。環境保護是經濟、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環境要求不斷提高，環境保護壓力逐年加大的情況下，應當從環境保護角度來審視我們的政策措施，不斷完善和改進，使之逐步適應發展需要，做到與時俱進。

1.創新改革排污收費理論。創新改革排污收費理論應明確排污收費是政府管理手段的延伸，征收排污費主要目標是促進排污單位加強經營管理和技術革新，節約和綜合利用資源，積極治理污染，減少污染物排放。必須科學把握其經濟調整職能和監管職能的協調統一。2.完善環境管理制度。首先實行排放污染物總量申請收費制度。該項制度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排污單位通過排放污染物總量申請，同時繳納相應費用，取得環境容量或資源的使用權，也就是根據本地區環境容量、污染控制目標核定本地區或區域污染物排放總量，向社會、排污單位發布公告。排污單位根據自己的需求，在規定時間內，向當地環保行政部門提出申請。環保部門根據各排污單位申請的污染物排放總量，進行審查、核定、分配、批準、發證，同時收取核定許可排放總量的開戶費和排污費，不足部分及增減變更可以通過市場運作進行污染物排放總量交易。其次，由被動征收轉變為主動納費。由于排污單位在申請排污總量或環境容量使用權時即繳納排污費，否則排污者將得不到環境容量使用權，無法投入運行，污染物也就不得進入環境，這使排污費從被動征收轉變為排污者主動繳納。環保部門只要設立一個排污收費服務窗口，只需幾個人，通過坐地辦公即可解決大量收費問題，將大量的人力、物力從繁雜的征收事務中解脫出來，有效地解決了行政執法成本高的問題。

（三）科學制定和規范標準。收費標準不是不變的常數，應該與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科學技術水平相適應，不斷摸索科學決策，建立適應市場機制適應治理成本的排污費征收標準。通過對各類主要污染物的治理進行成本調查，確定排污收費的費率，并兼顧地區差異，根據環境容量和管理效果及企業的承受能力逐步實施到位，實現排污收費從靜態收費向動態收費的轉變。

（四）建立排污核算、效能評查體系。要以減排量為約束性目標，實行污染總量控制、限額排放和配額交易，引入排放績效指標，實現對環境容量資源的有效配置。在采取基本收費的同時，實行附加收費。對于超標排放和超總量排污實行附加費政策；對新增或超總量申請實行附加費政策；對重點保護區域、流域實行附加費政策；對未完成總量削減任務或控制地區實行附加費政策等。通過效能評查和收費的雙軌制來規范排污工作。

（五）加強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一方面要擴大排污費實際征收面，在繼續重視廢水、廢氣排污費征收的同時，加強對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排污費、噪聲超標排污費的征收；另一方面要健全排污費征收稽查制度，堅決杜絕重復收費，堵塞在排污申報、核定、收繳過程中的征收漏洞，確保排污費及時足額征收；同時要規范和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確保排污費專款專用。

（六）加強預算監督管理。由于排污總量申請收費制度實現了源頭管理，排污單位在申請時考慮到發展需要，不愿意少申請，盡可能自覺主動地如實申報，同時由于對總量申請的擔心，會主動地向環保管理部門提出或提供說明或賬目審查，并能有計劃地納入到生產經營成本核算，做到事前按計劃設置，自動、公平發揮作用，轉變了事后按情節決定收費額造成的無序混亂現象，也從制度上徹底地、有效地轉變事后收取排污費是罰款的錯誤理解，環保管理部門也便于總量管理的統計和預測，排污單位和管理部門對排污總量都能說得準、說得清，道得明。同時，也能做到公平、公正、透明，便于公眾監督、行政監督、法律監督，形成有效地監督體系，把這項工作落到實處。五．結語

排污收費制度實施30年來，對于提高全民環境意識，籌集污染治理資金，促進企業污染治理、技術進步，加強環境保護隊伍的自身建設，強化環境執法，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的全面展開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收費制度不能輕易舍棄，作為環境污染控制與發展、保護之間關系調整的關鍵要素，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只要我們不斷完善和改革，就能把各種問題兼收并蓄，統而化之。

第四篇：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現狀與改革模式選擇

內容摘要：我國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安排存在諸多弊端，私有化和國有化的方案都不符合我國的國情，不是土地產權制度變遷的方向。當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是把土地承包權賦予物權的屬性，明晰土地產權，強化承包權。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趨勢是，以恢復農民地權為實質內容的制度變遷。

關鍵詞：土地產權，制度變遷，物權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經歷了數次變遷，其中，比較突出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兩次變革。前者通過“自留地”、“拾邊地”以及部分開放集市貿易，給予農民對“集體化”的有限的退出權；后者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農村形成了新的土地產權制度。農村土地產權改革的總趨勢是，以恢復農民地權為實質內容的制度變遷。但目前，在新農村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主題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存在的問題孕育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變遷新的動力，誘發了新一輪的制度變革。

一、當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保留集體所有制因素的條件下實現了農民對土地的直接經營權，但它是由國家控制而由集體來承受其控制結果的一種制度安排。因此，這種特有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如土地權屬糾紛、征地補償費用不標準、不合理分配、農民宅基地不合理占用、土地使用權尤其是非農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及農民的權益問題等。

(一)農村土地產權殘缺，對農民的經營和投資激勵不足

現行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而集體可以有鄉鎮、村、村民小組三個層次，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所有者代表。但“集體”到底是指哪一層次?法律規定則含糊不清。可見，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主體是缺失的。農民只擁有土地的使用權，而不具有對土地的實際占有權、完全經營權、自由轉讓權、入股權、抵押權和繼承權。產權不完全導致的土地頻繁調整和有限的承包期限，容易造成農民經營土地行為的短期性，抑制了農民投資和經營的安全感與積極性，甚至采用掠奪性經營方式，導致土地貧瘠化，不利于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影響農民收入的長期增長。

(二)農地分散經營，難以獲得規模效益

在現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大部分農村地區根據集體土地的質量和數量，將土地按人口或按勞動力平均分配，這種生產組織形式使農地經營分散，難以形成規模效益。人地矛盾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13億人中有9億是農民，雖然我國耕地面積總量大，但人均耕地面積僅為0.1公頃，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2%。這種超小規模的土地經營模式，不利于農業生產的社會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發展。加之當前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各種“圈地運動”使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流失嚴重，耕地面積大量減少，也加劇了人地問的矛盾。我國地區之間土地資源和人口分布不均，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很容易造成人地關系結構性失衡。而人地矛盾的加劇和人地關系結構性失衡，在客觀上都要求土地經營必須提高效益。

(三)分散經營使農產品供給層次低，難以獲得市場優勢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必然形成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阻礙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目前，大部分農村農產品供給結構層次低，農產品品種和品質的結構性矛盾明顯。農業發展受需求約束的特征突出，而農產品品種和品質結構仍沿襲傳統模式，調整滯后，造成相當部分農產品小能適銷對路，農民增產不增收。而且單個農戶進入市場面臨重重困難：一是主體分散，無力抵御市場競爭、需求變化帶來的巨人風險；二是組織化程度低、素質低以及封閉式經營，使農戶直接進入市場的交易費用昂貴；三是缺乏獲得市場信息的有效渠道，缺乏對信息進行分析、過濾、判斷、選擇的能力，面臨的市場風險高。同時，家庭生產的盲目性和農產品市場競爭的無序性，也造成農業資源的巨大浪費。

(四)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權利不平等

依照現有法律，只有城市的國有土地才可以出讓其建設使用權，而農村集體農地必須經過政府征用，變成國有土地，才可以產生出建設使用權。在征地中，政府扮演三重角色：一是征地補償標準的制定者：二是交易當事者；三是強制交易合同執行的執法者。在這種制度框架內，農民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農地征用補償標準與國有土地建設使用權出讓價格之間的差額，被地方政府與工商企業分享了。這種不合理的農地產權制度與不公平的征地方式，讓農民在失去土地時無法獲得合理的補償。目前的土地制度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不利于農民人口流動，還嚴重影響了中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二、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及核心內容

(一)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

1.明晰產權，確立農民的土地產權主體地位。土地稀缺性的增強和土地價值的提升，以及農民對土地利益的要求需要進一步明晰農民同土地之間的權利關系，確立農民的土地產權主體地位。這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權的保護問題。當前，深化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無疑是解決問題的核心。

2.強化農村土地承包權，弱化集體所有權。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要“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長期穩定并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首先穩定和完善作為該經營體制基礎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現有制度框架內，進一步弱化集體所有權，強化農戶承包權，把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都給農戶，農戶成為實在的而不是名義上的土地主人。承包權實質上是對所有權的分割。承包合同越是長期化、固定化，承包權對所有權的分割程度就越高。在現有中國農地承包制下，承包權越穩定，農戶的收益越高。在家庭承包成為合法以后，我們要從政策層面轉到法律層面給它一個有力、可靠的保障。這就是把從公有制分離出來的使用權，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個經濟主體。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農民土地使用權作為私人財產，其權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使用權可以說是準所有權。它包涵承包權、使用權(經營權)、抵押權、入股權、轉讓權等多種權利，這些權利在立法時將界定清楚，形成法律依據。

第五篇：淺談我國刑訊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淺談我國刑訊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措施

201203170495羅紅艷指導老師：林少東

【摘要】刑訊逼供行為不僅影響了司法工作程序的正常進行，而且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損害。在法治不斷健全的今天，保障人權這一理念不斷深入到具體的法律法規中，而刑訊逼供行為嚴重侵犯了人權，人們從理念到立法上都認為它是一種違法行為，應當予以禁止。目前該行為在實體法和程序法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少數司法工作人員由于受到“口供是證據之王”觀念的影響，在審訊中運用法律禁止的體罰或變相體罰手段來逼取口供。本文主要探討刑訊逼供立法的缺陷問題，最終給出解決對策，希望對完善我國的刑訊逼供法提供一定的參考意見。

【關鍵詞】刑訊逼供；立法缺陷；完善對策

一、引言

刑訊逼供行為古已有之，從中國早期的刑訊合法，到近代人權運動的開始、保障人權意識的萌發，使得針對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提升到了立法的高度。在國際上有著名的《聯合國反酷刑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我國《刑法》

[1]和《刑事訴訟法中》都規定了不得進行刑訊逼供和對實施刑訊逼供的犯罪人的刑事處罰。

但是，近年來，發生的種種關于刑訊逼供的惡性刑事案，如杜培武案、趙作海案、佘祥林案都說明了刑訊逼供罪在我國刑事案件偵查中具有廣泛的存在土壤和適用空間。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了廣大司法工作人員沒有將無罪推定的思想深入貫徹于刑事案件辦案的過程中，同時也與我國現行刑法對于刑訊逼供罪規定的不合理和處罰力度低有直接原因。本文擬從刑訊逼供罪的實質的規范保護目的入手，采取概念解析為定性，法益侵害為定量的方式展開分析刑訊逼供罪規定的應然狀態。

二、刑訊逼供罪的概念及立法特點

（一）刑訊逼供罪的內涵

從概念的角度分析，刑訊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供述的行為。從刑法概念的角度分析刑訊逼供罪的概念，有必要先厘清什么是刑訊逼供。刑是指對犯罪對象進行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行為，這里的肉刑并不是指中國古代法律史當中的刑罰的種類，而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了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對犯罪嫌疑人或被

①告人進行的人身性懲罰，更多指向暫時性的體罰，而不具有永久性懲治犯罪的作用。刑罰

之刑重在懲治犯罪，而刑訊之刑重在針對人身。訊是指訊問、審訊，這是刑事訴訟不可缺少的過程，特別是在調查案件事實、獲取相關證據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逼是指強迫、威

[2]脅，目的是獲得口供。供是指口供、供述，多指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有罪供述包括自

己供述自己有罪和自己供述他人有罪，后者具體包括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供述同案犯有罪和在某些案件中存在案外人“頂包”（常見的如交通肇事案件）供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刑、訊、逼、供四者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和手段目的關系，正常的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僅涉及訊和供，不涉及刑和逼。在刑訊逼供中，刑作為訊的一種手段，達到了逼迫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的程度，目的是為了獲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供述。較之一

般的訊問相比，刑訊逼供具有以下的特征：其一，訊問手段的暴力性；其二，犯罪嫌疑人和

②被告人供述的被動性；其三，獲取供述的不穩定性。

（二）刑訊逼供罪的立法特點

1、犯罪主體特殊性

行為主體，是刑法規定的實施犯罪行為的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刑訊逼供罪法條表述中明確規定了本罪的犯罪主體只包括司法工作人員。我國現行《刑法》第九十四條規定什么是司法工作人員。詳言之，偵查是指對犯罪的偵查，負有偵察職責的主體有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自偵部門、軍隊保衛部門、監獄犯罪偵查部門和海關緝私部門。

檢察權在我國的定位主要包括法律監督和參與刑事訴訟，依據刑訊逼供罪自身的要求，檢察職責應僅指和刑事訴訟過程相關的職責，負有檢察職責的主體有檢察機關內部的批準逮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等部門。審判是指對案件進行審理和判決的司法活動，在我國負有審判職責的部門是人民法院審判法庭。本罪中要求的監管，是指與刑事犯罪有關的、針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員在人身自由方面的監督和管理，負有監管職責的部門有看守所、拘留所、拘役所、監獄和社區矯正執行機關。另外，勞動教養部門隸屬于公安機關，其也屬于負有監管職責的部門。

2、犯罪對象特定性

犯罪對象也叫行為對象，一般是指實行行為所作用的物、人與組織（機構）。根據刑法關于刑訊逼供罪的規定，本罪的犯罪對象就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據我國《刑事訴訟

③法》的相關規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在不同訴訟階段的不同稱謂。在偵查和審查起訴

階段稱為犯罪嫌疑人，這與刑事訴訟中的無罪推定原則相匹配；在審判階段稱為被告人。

3、行為方式概括性

與故意殺人罪不同，刑訊逼供罪不是簡單罪狀，但是相對于典型的敘明罪狀，本罪的規定又顯得十分簡單。依法條規定，刑訊逼供罪的行為方式就是刑訊逼供，與罪名本身相同。這樣的規定勢必導致法條本身對于行為方式規定的概括。在學理上，通說認為本罪的行為方式包括肉刑和變相肉刑。在實踐中，相關的司法解釋從立案標準的角度，通過列舉諸如毆打、捆綁、使用械具和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顯然，前者對應學理上的肉刑，后者對

[3]應學理上的變相肉刑。

4、犯罪目的唯一性

目的（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觀上通過犯罪行為所希望達到的結果（不限于法益侵害結果，包括犯罪行為所形成的狀態等），即是以觀念形態預先存在于犯罪人大腦中的犯罪行為所預期達到的結果。特定的目的，不是指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的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之外的，對某種結果、利益、狀態、行為等的內在意向；它是比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更為復雜、深遠的心理態度；其內容也不一定是觀念上的危害結果。

從刑訊逼供罪的法條表述可以分析得知，本罪的犯罪目的就是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這里的口供包括有罪的口供和無罪的口供、最輕的口供和罪重的口供、關于自己的口供和關于他人的口供。而實踐中特定的犯罪動機也是刑訊逼供行為屢禁不止的重要誘因。動機（犯罪動機），是指刺激、促使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內心起因或思想活動，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種心理原因實施犯罪行為，故動機的作用是發動犯罪行為，說明實施犯罪行為對行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義。產生犯罪動機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行為人內在的[4]需要和愿望；二是外界的誘因與刺激。本罪的犯罪動機就是為了追求盡早破案，正確破案。

如果行為人主觀上追求的與破獲案件沒有關系，或者基于其他原因意欲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與自己設想的案情走向一致，而明知自己對于案件走向的判斷是錯誤的或者可能是錯誤的而仍然進行刑訊逼供，則不構成本罪。

三、現行立法規定的缺陷

（一）犯罪主體范圍規定不準確

刑訊逼供中的“供述”，是指對案件確定產生影響的證據的一種，證據存在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之中，可以說，在審判之前的任何針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訴訟活動，包括偵查、訊問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官提審犯罪嫌疑人等，都是為了獲得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證據，以便接下來的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被告人有罪證據確實充分、犯罪事實清楚的，依法提起公訴。反之，有罪證據達不到證據該條規定的標準的，則不能夠提起公④訴。所以，“刑訊”的行為是為了取得“供述”，確切的說是為了取得證據，那么“刑訊”的階段就應當存在于法院對案件進行終審判決之前。在判決發生效力后以及刑罰執行階段則不存在“刑訊”的可能，因此，負有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中，監獄的監管工作人員、拘役所的監管工作人員、以及在看守所內對執行余刑不足一年的被監管人進行監管的工作人員以及社區矯正的監管人員就不屬于刑訊逼供罪的主體。

（二）犯罪對象過于局限

依據《刑法》的規定，本罪的犯罪對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劃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標準時訴訟階段的不同。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規定，刑事案件立案之前叫做嫌疑對象，而立案之后叫做犯罪嫌疑人。實際上，我國現行的刑事案件偵查過程是一種將普通人轉變為嫌疑對象，再由嫌疑對象轉變成犯罪嫌疑人的過程。這種轉變的標準不是由案件有罪證據的質和量的多少決定的，而是由偵查機關相應的偵查程序以及對行為人采取的有關刑事訴訟保障措施的不同來決定的。簡而言之，只有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或者對行為人采取強制措施之后，行為人才轉變為犯罪嫌疑人，否則，行為

[5]人的身份只能是嫌疑對象。

既然《刑事訴訟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已經明確規定了什么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就不能將犯罪嫌疑人解釋為包括嫌疑對象。但是實踐中經常發生偵查機關為了保證刑事案件的結案率，采取“不破不立”的辦案方式。詳言之，只有將已經發生的刑事案件偵破之后才進行立案，補充相關的偵查手續。這樣的情況導致事實上已經是犯罪嫌疑人的人履行著犯罪嫌疑人的“義務”，而實際上得不到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不能享受犯罪嫌疑人應有的權利，在身份上依然是嫌疑對象。

（三）主觀上罪過形式不清

由于我國刑訊逼供罪采用了轉化犯的立法模式，但是又沒有明確規定轉化犯的罪過形式，導致實踐中有關刑訊實施人以非故意的心態導致被刑訊人死亡時，不能合理的對刑訊實施人定罪量刑，以至于出現定罪混亂的局面。本部分擬從現行《刑法》規定入手，以定性分析和法定刑均衡為視角，為刑訊逼供罪轉化犯的罪過形式做出具體的厘定。

司法實踐中，對于刑訊逼供罪轉化犯的主觀罪過形式，通常有兩種對立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刑訊實施人對于被刑訊人的“傷殘、死亡”結果只能是故意的主觀心態，只有在故意的情況下才構成本罪中轉化犯的規定，構成故意殺人罪。從刑訊逼供罪的犯罪行為進程上看，先是刑訊實施人對被刑訊人實施刑訊行為，而后發生被刑訊人“傷殘、死亡”的結果，將這

⑥種刑訊的行為和發生的結果結合轉化為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但是，從轉化犯的本

質上說，是因為行為人實施犯罪的所有構成要件符合了轉化后的犯罪的規定，實現了構成要件的該當，因此可以轉化為另外的罪。轉化犯不同于結果加重犯，其二者最大的不同是犯罪的實質構成要件是否發生了本質性偏移。

四、我國刑訊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一）重置刑訊逼供罪犯罪主體的范圍

刑訊逼供罪的本質是以刑訊的方式逼取口供。能否構成本罪的主體不在于本身是否具備某種身份，而在于是否擁有行使某種職權的現實（這種擁有包括長期擁有和暫時擁有）。這里所說的職權，應當包括調查、偵查和檢察三種。所謂調查，是指與刑事案件可能相關的但又不直接屬于調查刑事案件的范疇，主要包括，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對治安案件的調查，紀檢部門對涉嫌違紀的黨員的調查，而不是指泛泛意義上的調查。之所以這樣框定調查的范圍，是因為治安案件和紀檢部門調查的案件，通常能夠轉化為刑事案件，并且這種調查的形式也主要是有權機關對被調查對象進行訊問，獲得口供。所謂偵查，專指刑事案件的偵查，訊問

[6]是偵查手段的一種。所謂檢察，專指檢察機關在移送審查起訴的階段對被告人進行的訊問。

以此來看，負責審判工作的法官和負責監管工作的執行機關工作人員本身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法官在庭審中可以訊問被告人，但不存在法庭上發生刑訊逼供的可能。刑罰執行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日常監管活動中不涉及訊問被監管人，但是當在執行機關中發生新的刑事案件時，執行機關的偵查部門介入調查新的刑事案件，此時偵查人員具有了偵查的職權，可能成立刑訊逼供罪。綜上，本罪中的職責，是以訊問權為基礎的，以直接涉及刑事案件或者與刑事案件有關的程序為載體的，不以工作人員自身身份為限制的特定的職責。

（二）擴大刑訊逼供罪犯罪對象的范圍

刑訊逼供罪作為犯罪主體與犯罪對象特定的犯罪，犯罪主體和對象通常對應出現，犯罪

[7]主體范圍的調整必然導致犯罪對象范圍的變化。以訊問權為基礎的職責對應著被訊問人理

應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具體來說就是本罪的對象不僅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且包括治安案件中的被訊問人和被紀檢部門調查的人。綜上，一切被訊問的、與刑事案件調查直接有關或者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都是本罪的犯罪對象。

（三）增加結果加重犯的規定

依照現行刑法對刑訊逼供罪的規定，除本罪的有一檔法定刑之外，直接規定了有關轉化犯的規定。轉化犯在本罪中緣何規定不合理，在前文立法缺陷的部分已經詳盡述。但是，不合理不代表一定取消轉化犯的規定，可以通過細化行為類型，輔之以結果加重犯的有關規定，[8]實現刑訊逼供罪到轉化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罪的合理過渡。刑訊逼供罪中轉化犯的規定

與虐待被監管人罪相比，最大的缺陷就是刑訊逼供罪的一檔較低的法定刑直接轉化為較重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犯罪顯得法定刑跨度大，更重要的是沒有結合到行為人轉化前后故意的內容以及相對于出現的重結果的具體罪過心態。在刑訊逼供罪基本犯與轉化犯之間加入結果加重犯的規定，既可以彌補法定刑之跳躍，又可以實現依據不同行為類型及主觀心態，定不同的罪量不同的刑的具體定罪量刑。所以，本罪之中加入結果加重犯的規定，主要在于刑訊實施人過失的導致被刑訊人重傷、死亡的時候，可以按照結果加重犯處理，實現法定刑升格；在刑訊實施者故意傷害或者殺害被刑訊時，轉化為相應的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這樣設置了結果加重犯的規定，就不必再運用想象競合的理論來提高本罪的打擊力度，使得本罪定罪量刑結論更加合理。

（四）刑訊逼供罪法條設計

刑訊逼供罪刑法第247條行使訊問職權的人員，對被訊問人實行刑訊逼供，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刑訊人重傷、死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傷害被訊問人導致重傷或者故意殺害被刑訊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結論

遏制刑訊逼供是一項系統工程，單靠某一立法的完善很難湊效，我們應當加強對訴訟法機制進行改善，本著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思路，對偵查權進行良好、有效的控制，構建遏制刑訊逼供的訴訟法律機制。同時還應該提高公民的法制觀念，在人身權利受到刑訊逼供行為侵害時，能夠用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還應該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的素質以及辦案能力，在查辦案件時增添更多的技巧性，而不是靠魯莽、暴力的手段，知法犯法，避免逼供行為的發生。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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