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檢察機關整合偵查力量的建議

關于檢察院機關整合偵查力量的建議

一九七八年新中國第三部憲法重新設立了人民檢察院。檢察機關恢復工作以來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在這三十多年里，我國經濟、社會等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檢察機關面對各種新情況、新問題與時俱進，在自身建設和履行職能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現階段，人民群眾對檢察機關在維護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方面寄予很大希望。檢察機關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改革使工作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建議檢察機關將所有刑事偵查力量整合為一個業務部門（可以叫“偵察局”或“職務犯罪偵查局”等）。根據“刑事訴訟法”，貪污案、賄賂案、侵犯公民民主權利案、瀆職等案件由檢察機關直接偵查。目前，檢察機關中許多部門可以行使上述偵察權，各部門偵查職能之間還有交叉。如，反瀆部門辦理的瀆職侵權案件中往往涉及需由反貪部門偵查的貪污賄賂行為；另外，除反貪反瀆部門有偵查權外，監所檢察部門也有對“四類案件”中涉貪涉瀆行為的偵察權，等等。做好偵查工作不僅要熟悉政策和法律，還要掌握偵查技術。整合檢察機關的刑事偵查力量有利于提高整體和個體的偵查能力。建議以合并檢察機關現有的反貪、反瀆部門為基礎成立偵查局，將檢察技術部門和司法警察部門劃歸偵察局領導，將原反貪反瀆部門的宣傳教育職能劃出，使偵察局輕裝上陣。偵查局是檢察機關中唯一具有刑事偵查權的業務部門，是反職務犯罪戰場上的一把利刃，同時指導下級偵查部門的業務工作。整合檢察機關的刑事偵查力量也是我國司法體制發展的方向。在歐美不同司法體制下，往往警察行使偵查權，檢察官行使監督、訴訟權，法官行使審判權，即使對職務犯罪的法律工作亦是如此。在我國，檢察機關中的刑事偵查人員將來可能先變為檢察院領導下的警察，不僅有刑事偵查權，還有執行拘留和逮捕的權利。從更長遠來看，待到我國警察行使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時機成熟，檢察機關可以將這支刑事偵查隊伍整體移交給公安部門，而檢察機關更加專注于公訴和法律監督等職能。

呂劍鋒

沈陽市皇姑區政協常委

2011年6月1日

第二篇：檢察機關運用技術偵查問題研究

檢察機關運用技術偵查問題研究

發表時間：2009-2-23 10:18:49 作者：倪金龍

【摘要】技術偵查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是因為技偵措施運用了現代科技手段，顯示了科技的作用；熟悉是因為技偵還是屬于偵查手段，跟傳統的查詢、調查等偵查措施具有相似的屬性。當前，學者們熱衷于探討運用技術偵查措施查辦犯罪，然而，各家觀點往往將技偵有意無意地神秘化，本文主要從分析當前技偵的有關觀點進行分析，并試圖探究技術偵查措施制度中構建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技術偵查 犯罪黑數 實時證據 法律規制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及特征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

在當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逐漸走向富裕、和諧。然而，經濟發展也進一步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也帶來不可忽視的弊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犯罪率隨著社會貧富分化加大而漸增，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和高發期，據統計，我國的犯罪黑數正逐年加大，犯罪黑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內，社會上已經發生，但尚未被司法機關獲知或沒有被納入官方犯罪統計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數量。[1]打擊犯罪，保障社會穩定是政法機關的重要職責，但在逐步崇尚人權保障的語境下，運用傳統的偵查模式和偵查手段來查緝犯罪，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學者們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對提高偵查成效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技術偵查就是近年來為學界所熱衷討論的話題，對于技術偵查的概念，學界有不同見解，有的學者認為，技術偵查簡稱“技偵”，是指偵查機關運用現代科技設備秘密地收集犯罪證據、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總稱。技術偵查的種類一般包括麥克風偵聽、電話偵聽、窺視監控、郵件檢查、外線偵查等。[2]有的認為，技術偵查措施是指利用現代科學知識、方法和技術的各種偵查手段的總稱，技術偵查包括監聽跟蹤監視，監聽通訊，電子監控，心理測試，秘密拍照、錄音、錄像等行為。[3]筆者認為，技術偵查是指偵查機關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設備秘密地收集證的一種偵查措施。其種類包括秘密錄音拍照錄像、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郵件檢查、電子定位等。其中需要其他部門協助的為電話監聽、電子郵件檢查、電子定位。而其他技術偵查手段可由偵查機關自行實施。

（二）技術偵查與傳統偵查措施的比較

技術偵查雖然披上了科技的外衣，但從實質看，其本身還是一種偵查措施，其與傳統偵查措施，如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搜查、鑒定、通緝，相似性體現在：一方面任何偵查措施都包含著侵犯人權的危險性，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強制性措施，即便是調查訪問、偵查實驗等強制色彩并不濃厚的偵查措施，如果非法實施或實施不當，同樣可能侵犯公民權利。另一方面這些偵查措施都必須由相應的機關行使，并履行一定的審批手續，對其進行監督制約。

但是技術偵查與傳統偵查措施的區別也是明顯的，主要體現在：

（1）更具技術性。技術偵查要運用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成果即現代科技設備。如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郵件檢查需要強大的科技設備；窺視監控，秘密拍照、錄音、錄像也需要高質量的科技設備。技術偵查是以科技為依托的，沒有先進的技術裝備，技術偵查就只停留在書本層面。而其他偵查措施則對設備要求并不高，傳統偵查措施往往只需要：“一支筆一張嘴”，強調發揮偵查人員的主觀能動性。

（2）更加隱蔽性。秘密偵查的最大特征是必須秘密進行，一般是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實施的，這一特點也是秘密偵查發揮其特殊作用的前提。如秘密錄音、拍照、錄像的最大的特點在于

它的隱秘性，即偵查機關采取這些技術偵查措施，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面對面的調查時，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也無須取得對方的同意。被秘密錄音、拍照、錄像的對象處于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交談時自然無所顧慮，甚至直接透露犯罪的具體情節，使偵查機關得以沿循有關線索查獲犯罪嫌疑人或有關物證；而通過這種措施所獲得的證據，在此后的審判中也可作為有力的指控證據。

（3）更易侵權性。相對于傳統的偵查手段，秘密偵查措施極易產生侵害人權的消極后果。以電話監聽為例，一方面通過監聽可以獲悉特定的犯罪信息，以有利于打擊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也極易侵害無辜第三人的隱私權。此外，技術偵查的秘密性特點，導致其容易失去監督，存在被濫用的危險，作為侵犯私權的工具。

（4）具有強制性。強制偵查是與任意偵查相對的一個概念，是指偵查機關采取的涉及限制或者剝奪個人人身自由、財產、隱私等權利的措施，其區分的根據是以相對人是否自愿予以配合。如訊問犯罪嫌疑人、鑒定，屬于任意偵查措施。采用技術偵查措施是為了有效偵查的需要，對相對人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不可能經過相對人的同意，也不以相對人的意志為轉移，很顯然，技術偵查手段屬于強制性偵查行為。

二、檢察機關運用技術偵查的合理性

技術偵查是隨著科技的進步而發展起來的，其本身也是科技在社會的一個體現。技術和偵查相結合，解決了一些傳統難以實現的問題，可以形象地記錄發生的一些事實。在國外，運用技術手段來收集證據、破獲犯罪非常普遍，我國在實踐中也已逐步采用了技術偵查來查辦犯罪，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運用技術偵查措施來查辦職務犯罪具有廣闊的前景，如：記錄行賄受賄的交易過程；秘密獲得某些在正常情況下難以獲得的證據；記錄犯罪嫌疑人密謀實施犯罪的過程；另外還可以準確定位犯罪嫌疑人的所在位置，以便迅速將犯罪嫌疑人抓獲。為加大辦案力度，懲治腐敗，應當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

（一）政治上的合理性

我國對于技術偵查手段的使用一直保持謹慎態度，彭真同志曾指出在“黨內不準搞技術偵查”，防止將技術偵查用于政治運動，這是我黨長期堅持的一條政治紀律，表明黨內同志之間不是敵對關系，在紀檢監察部門是不可以采用技術偵查的，但目前這一方面也正在被突破，最近廣東紀委糾風辦就利用秘密錄像的方法收集某些機關單位的不良作風。而至于司法機關能否采用技術偵查，可以從上述論述中推斷出肯定的答案，因為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對象不是黨員，而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紀檢監察部門是對中共黨員是否違反黨章等違紀問題進行檢查。顯然，國家工作人員和黨員這兩概念之間不是全同關系，檢察機關跟紀檢部門的職能范圍是不同的。

另外，我國當前腐敗現象十分嚴重，職務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公共權力的規范運行，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嚴重背離。就連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后都坦言，中國的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4]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就必須同腐敗作斗爭。而我國當前對腐敗打擊力度不夠，據統計，從1978年開始，官員腐敗潛伏期正逐漸變長，被調查的省部級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潛伏期為6.31年，最長的達14年。[5]應該說這與反腐部門缺乏有力的偵查手段有密切關系。在我國依法治國的進程中，人民迫切期望公平、公開的法治環境，對國家反腐敗斗爭提出了新要求。為了有效的查處和打擊腐敗犯罪，理應而賦予檢察機關以技術偵查權，提高檢察機關發現和懲治腐敗犯罪的能力。

（二）法理上的合理性

有人認為：相比較而言，技術偵查更容易被濫用，更加侵犯公民權益。但是技術偵查跟傳統偵查措施一樣，每種措施都存在侵犯個人隱私的問題，而技術偵查因其秘密性和強制性，有更大侵犯人權的風險，這就意味著代表社會利益的技術偵查與代表私人利益的公民隱私權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這兩種法律價值都是不可取舍的，面對“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之間的永恒沖突，法治國家自二十世紀初即對此問題不斷探討，以期尋求一條折衷的道路：在“善與善的價值沖突”之間只能進行價值選擇。各國均認為，在對上述“善與善的沖突”進行價值衡量時，應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一方的判斷，即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國家偵查機關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公民隱私權，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技術偵查是正當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公民隱私權的限制應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成本或代價。

但是，這種限制并不是任意的，在私人利益一定妥協的制度設計下，我們要對技術偵查進行嚴格限制，將技術偵查對人權的侵犯限制在一個可以接受、容忍的范圍內。但什么是可接受、容忍的范圍呢？筆者認為應當從限制技術偵查措施的實施范圍、實施期限、嚴格的審批程序，并給予相應的權利救濟來保障這個目標的實現。

另外，作為檢察機關偵查的對象——國家工作人員，由于其本身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也代表著公權力的行使，按照英國法律規定，公務人員的人格被其代表的國家機構所吸收。公權力本質上要求公開、透明運行，因此國家工作人員作為公眾人物，其個人隱私要比一般市民的范圍要小，這是合理和必要的。

（三）實踐上的合理性

犯罪都具有類似的特性，尤其是在經濟發展的今天，犯罪同樣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顯現出一些新的特性，如現在高智商、高隱蔽性犯罪越來越多；而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員的流動，使各種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化，整個社會形成一個大系統，各行各業都有一定的關聯性。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犯罪的機會也會越來越多，而突破犯罪的難度也會增大，職務犯罪同樣具有犯罪的新特征，同樣面臨偵查取證困難的問題，必須采用更為有效的措施、方法來發現突破犯罪。我國在有關的法規中已明確規定偵查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手段，如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89年頒布實施的《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上述立法表明我國已經認同了所有偵查機關都可以采取技術偵查，而技術偵查在實踐中也已經顯現出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國尚未在《刑事訴訟法》上對其加以規定，顯然是一大缺陷，需要盡快完善。

（四）國際法上的合理性

美國1968年《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規定，檢察官對賄賂政府官員罪，有權進行監聽、竊聽、使用線人等技術偵查手段和措施。受“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影響，美國更加認識到技偵手段的重要性，因而于2001年10月25日由眾議院通過了一項立法，給予偵查人員更多的技偵權，其中包括監聽個人的全部電話內容、監測民眾使用互聯網的情況等。日本《關于犯罪偵查中監聽通訊的法律》

第三條規定，檢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員認為有充分理由足以懷疑將進行實行犯罪的通訊時，依據法官簽發的令狀對與犯罪相關聯的通訊進行監聽。我國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簽署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為有效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并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2004年9月在我國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刑法學大會上通過的《國際交往中的腐敗及相關犯罪的決議》中，就明確提出：各國應當為腐敗犯罪的偵查規定適當的手段，這些手段在嚴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偵查以及竊聽通訊。

由此可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世界各國通行做法，符合世界潮流。

三、檢察機關技術偵查的制度設計

檢察機關運用技術偵查手段查辦職務犯罪，將可以解決實踐中取證難的問題，并使自偵部門徹底

從“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轉變，全面收集證據。但是我們也看到單靠技術偵查并不能解決實踐中的所有問題，檢察機關在運用技術偵查過程中，亟需解決自偵部門適合運用何種技術偵查手段？可以在哪些階段運用？如何同其他偵查措施銜接運用，尤其是和誘惑偵查的配合使用。此外，為防止技術偵查被濫用，還需要對技術偵查進行法律規制，嚴格審批。以下對這幾個問題分別論述。

（一）檢察機關可采取的技術偵查種類及階段

根據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犯罪類型，以貪污賄賂犯罪為例，其類型可以分為“監守自盜型”和“權力出租型”?！氨O守自盜型”包括貪污、挪用公款等，這類犯罪的實施過程除了密謀犯罪過程外，還可能存有其他書證、物證，如會計資料、銀行記錄等；“權力出租型”包括行賄、受賄等，這類犯罪書證、物證較少、或比較隱蔽，而收集有關“權力交易”的過程就成為突破犯罪的依據。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在英美等西方國家、亞洲的新加坡、我國香港等地逐漸形成并確立了以取“實時證據”為主要的偵查手段。所謂“實時證據”，就是指通過采取竊聽、跟蹤、設置“圈套”、秘密錄音錄像等技術偵查手段，通過前攝主動性而不是反應性調查獲得的與犯罪同步的證據。[6]這些措施可以秘密記錄犯罪嫌疑人“自愿”展現犯罪的密謀過程。另外在犯罪嫌疑人逃逸的情況下，還可以借助電話監聽和電子定位，鎖定犯罪嫌疑人的準確位置，以便迅速將其抓獲。根據辦案實際和現行技術條件，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可以采取的技術偵查手段主要包括：電話監聽、秘密錄音拍照錄像、電子定位、電子郵件檢查。

目前初查這一偵查階段并沒有納入《刑事訴訟法》，但職務犯罪的特點不像其他類型犯罪一樣，留有現場或存在較多的見證人，可以馬上確定犯罪的發生及犯罪嫌疑人。其需要經過初查，確定犯罪事實是否發生，以便對相關人員立案偵查，因此應當將初查納入《刑事訴訟法》，并允許將技術偵查措施運用在偵查階段且延伸至初查階段。此外，還應規定技術偵查措施可以用在追逃工作，因為公安機關常用該措施來確定犯罪嫌疑人逃逸的地點，這對檢察機關也同樣適用。

（二）與其它偵查措施的銜接

技術偵查措施不是獨立存在的，它總是服務于偵查目的，必須與其它的偵查措施配合使用，優化組合，將公開措施和隱蔽手段結合，內線偵查與外線偵查結合，使之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時檢察人員在使用技術偵查手段時，要進行周密細致的計劃和布置，善于利用各種有利條件，把握時機，爭取用較小的投入取得較大的偵查效益。在此，尤其要與誘惑偵查密切配合，誘惑偵查是指偵查人員或其協助者，特意設計某種誘發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據犯罪活動的傾向提供其實施的條件和機會，待犯罪嫌疑人進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時人贓俱獲的一種特殊偵查手段。如行受賄犯罪中，當自偵部門收到舉報或發現犯罪嫌疑人有受賄嫌疑時，偵查人員可以化裝成需要公權力的一方，向權力出租的一方——行賄人表達行賄意向，假如對方積極與“行賄者”討價還價，偵查人員就可以將這些交易過程秘密錄制下來，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三）司法審查程序

如何有效防止濫用技術偵查損害私權？我國規定：公安機關偵查中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對一般對象由設有技術偵查機構的地、市公安處、局長批準，需要使用省級公安廳、局技術偵查手段的，由公安廳、局的刑事偵查處長和技術偵查處長共同審批。偵查對象為黨政干部的，按該對象的級別劃分審批權限，其中科級及科級以下人員由省級偵查機關主管領導批準，處級及處級以上人員分別由省委和中央有關領導批準。筆者認為，由偵查機關的主管領導審批，不利于對技術偵查的控制，在國外，對技術偵查的規制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只允許經過法官批準后實行有證監聽（如法國）；一種是許可偵查機關在緊急情況下先監聽，然后再申請法官批準（如美國）；一種是授予檢察官對監聽的臨時批準權（如德、意）。

我國部分學者認為在現有政治體制下，也應當由法院來進行審查。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原因在于：我國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國家，由于這種差異，我國不應當由法院來實施審查。按照現行制度，我國司法領域沒有實行分權制衡，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審判機關是屬于一種流水作業式的分工

負責、協作配合共同履行國家司法機關職能。

我國不搞分權制衡，并不代表技術偵查權不受約束，對偵查機關的采取技術偵查的監督，應當由一個角色中立的部門來行使。筆者認為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來實施審查是合理的。因為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職責?！缎淌略V訟法》第13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可見，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是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刑事訴訟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偵查活動的內容包括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性措施。技術偵查作為刑事訴訟上的一種強制性偵查措施，其批準在本質上屬于偵查監督的內容，因此，應由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來審批技術偵查，原因有兩個：一是偵監部門的職能是對偵查過程進行監督，包括對采取逮捕強制措施進行監督，逮捕具有相當的人身侵犯性，而技術偵查也是在偵查過程中實施的，具有相同的性質，由偵監部門來審查技術偵查是合理的；二是偵查監督部門具有司法監督作用，可以對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的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該部門在把握證據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

另外，由哪級偵監部門來進行審核？筆者認為，作為一項新的措施，假如將審查權放到各級檢察機關，在部門利益驅動下，權力被濫用的風險是極大的。當前由省級以上檢察機關的偵監部門審批較為合理，限于省級以上，是出于謹慎考慮，因為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案件一般都是需要保密的，且是比較嚴重的犯罪，因此該審批權不能泛化，應當集中省級檢察院以上，加強監督。

第三篇：關于檢察機關介入公安機關偵查工作辦法

廣東省惠州市人民檢察院、惠州市公安局 關于檢察機關介入公安機關偵查工作辦法

（試 行）

第一條 為了加強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互相配合，加強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規范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工作，保證刑事訴訟依法順利進行，維護公平正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的有關規定，結合我市的工作實際，制定本工作辦法。

第二條 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主要任務是，檢察機關通過介入偵查，對公安機關收集、固定、保全、完善證據等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及時發現并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保證偵查取證工作依法、客觀、全面，確保準確、有力地打擊犯罪。

第三條 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應當嚴格遵守以下原則:

（一）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引導而不越位；

（二）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

（三）依法，適時，適度。第四條 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重點案件包括：

（一）涉外犯罪案件；

（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暴力犯罪案件；

（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

（四）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

（五）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

（六）恐怖活動犯罪案件；

（七）集團犯罪案件；

（八）上級機關交辦或者領導批示督辦的案件以及偵查機關掛牌督辦的案件；

（九）本地區首次辦理的新罪名犯罪案件和當地社會影響較大的案件；

（十）立案監督案件；

（十一）公、檢雙方認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其他案件。

第五條 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在案件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前由偵查監督部門負責，公訴部門認為需要或應邀請介入偵查的，可以與偵查監督部門共同進行。案件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后由公訴部門負責。

第六條 提前介入、引導取證，一般在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后進行。下列案件，公安機關案件承辦部門應當在刑事立案當日通知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介入偵查：

（一）致死3人以上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或情節特別惡劣、影響大的殺人案；

（二）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中毒的投放危險物質案；

（三）公共場所、敏感重要部位、重要設施發生的爆炸案及情節惡劣、影響大的縱火案；

（四）搶劫金融網點、運鈔車及搶劫現金或財產價值100萬元以上的案件；

（五）金額在500萬元以上的證券違規操作案、影響較大的非法集資案；

（六）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海洛因、冰毒、搖頭丸等毒品5千克以上案件；

（七）劫機（船、車）、暴獄、劫持人質等情節惡劣、影響大的案件；

（八）盜搶軍火、非法制售販運槍支彈藥、槍支彈藥失竊及放射性物質、劇毒物質被盜案；

（九）案值500萬元以上的制假、售假案；

（十）偽造貨幣總面額3萬元以上的偽造貨幣案；

（十一）情節嚴重、致人傷亡的暴力妨礙執行公務及情節嚴重的暴力抗法案；

（十二）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重大失密、泄密及密碼設備丟失、機要人員叛逃案；

（十三）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者經濟損失在500萬元以上的水陸交通、安全生產、火災和食品安全事故案；

（十四）立案監督案件。

第七條 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檢察人員應為兩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名具有檢察官法律職務。

第八條 公安機關要求檢察機關介入偵查，須經部門負責人或者主管領導批準后，以書面形式向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公訴部門提出，并將案件情況抄送檢察機關備案。

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公訴部門接到公安機關要求介入偵查的意見后，認為需要派員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的，由部門負責人批準；重大案件，應當報請主管檢察長或者檢察長決定。

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公訴部門認為需要主動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應當經過部門負責人批準，并向主管檢察長報告。必要時，主管檢察長或檢察長可以直接指令檢察人員介入偵查，引導取證。

第九條 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進行：

（一）參加公安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

（二）參加偵查機關的勘驗、檢查、復驗、復查等；

（三）參加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對被害人、證人的詢問；

（四）發出《補充偵查意見書》或《提供法庭審判所需證據材料通知書（意見書）》；

（五）要求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進行醫學鑒定，對其他證據進行司法鑒定；要求公安機關提供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搜查、勘驗、檢查筆錄獲取、制作的有關情況；

（六）參加重大、復雜、疑難案件聯席會議；

（七）發現有遺漏犯罪嫌疑人并符合逮捕、起訴條件的，要求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或者一并移送審查起訴；

（八）其他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方式。

第十條 檢察人員參加公安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引導取證：

（一）對案件的性質發表初步意見；

（二）對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的合法性提出意見和建議；

（三）根據逮捕條件或者起訴條件對案件現有證據發表意見；

（四）根據犯罪構成要件，對下一步偵查取證工作提出建議。

第十一條 檢察人員參加公安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不能發表本案是否可以批準逮捕、起訴或公安機關可以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意見。

參加重大案件討論的檢察人員，應當制作《參加案件討論筆錄》。筆錄的內容應當包括討論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案由、案件基本情況、討論情況、檢察人員在討論中發表的意見等。

第十二條 參加公安機關勘驗、檢查、復驗、復查的檢察人員，可以與偵查人員共同研究勘驗、檢查、復驗、復查方案，對勘驗、檢查、復驗、復查工作提出建議。

參加公安機關勘驗、檢查、復驗、復查，應當制作《參加勘驗（檢查、復驗、復查）筆錄》，筆錄的內容應當包括勘驗（檢查、復驗、復查）的時間、地點、參加人員、有關事項、結論等。

第十三條 開展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工作的檢察人員，應當把提出的偵查取證意見、建議以及采納情況等記錄在案，并向部門負責人報告。第十四條 公安機關偵查部門應積極回應介入偵查活動的檢察人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采納和落實情況、不予采納的理由或未落實的原因應及時以書面形式送檢察機關備案。

第十五條 檢察機關、公安機關應當加強聯系，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互相通報工作情況，共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辦法。

第十六條 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檢察人員發現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違法的，按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有關規定實行監督。

第十七條 此辦法從簽署之日起試行。

第四篇：偵查建議報告

關于進一步加強獄內偵查工作的建議

近年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整個監獄系統的監管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為了進一步加強全省監獄系統的獄內偵查工作，省監獄管理局于10月27日、28日在威海召開了全省監獄獄內偵查工作理論研討會。我獄偵查科通過組織參加理論研討會，發現這些年來偵查科盡管開展了不少日常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某些具體工作還是與兄弟單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為進一步深化我獄的獄內偵查工作，切實解決妨礙獄內偵查工作扎實有效開展的“瓶頸”問題，現根據理論研討會的會議精神、會議的經驗交流成果以及近日省局下發的《獄內偵查工作規范》，特提出以下建議：

1、嚴格落實《規范》中隊伍建設的相關細則。

（1）《規范》第八條中指出，監獄設立獄內偵查科（處），負責組織開展獄內偵查工作。獄內偵查科（處）警察配備應滿足偵查工作需要，人數不少于6名。關押點多的單位應適量增加人員配備。

《規范》第十四條中指出，根據職責分工，偵查科履行下列職責：預防、偵查和打擊獄內在押罪犯的違法犯罪活動；調研、控制獄情動態，組織召開獄情動態分析會，按時上報獄情動態分析分析報告；負責組織貫徹執行獄內偵查工作的方針、政策，組織實施獄內偵查工作的計劃和長遠規劃；組織開展監獄安全動態評估工作，做好監獄風險研判，每季度對監獄安全動態情況作出評估，并上報省監獄管理局；審查、考核對耳目的物建、使用、撤銷等管理工作；組織開展對具有各類危險傾向罪犯的排查、控制，以及獄內矛盾排處工作；實施對重要罪犯、黑惡類罪犯、外國籍罪犯、邪教類罪犯等特管罪犯的重點管控；搜集、處理情報信息資料；參與新入監罪犯甄別工作；組織開展罪犯坦白檢舉活動；建立健全業務資料，做好信息統計上報工作，制定并實施偵查工作的計劃和長遠規劃，對基層偵查工作進行業務指導；會同政工部門對偵查員進行業務培訓和考核；完成上級領導和業務主管部門交辦的其他工作。

目前，我獄獄內偵查科警察人數為4人，僅占到省局規定的三分之二，對于保持偵查科隊伍的相對穩定，首先在人數上有了明顯的不足，其次，偵查科現在的人員配備年齡結構偏向于中年層次，知識結構比較陳舊，這對于今后獄內偵查科工作隊伍的延續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目前偵查科亟須新鮮血液的注入。另外，根據《規范》，偵查科的日常業務有所增加，涉及的層面比較多，繁雜的日常工作對于年齡結構偏大、知識結構較陳舊的干警無疑是個不小的負擔，因此建議監獄黨委把偵查科的人員配備到位，增加2—3名鉆研業務，愛崗敬業，作風正派，秉公執法，具有一定實踐經驗、專業技能的優秀干警，新配備的年青干警具有精力充沛、學習能力強、創新意識強、心理智能高等特點，憑借著這些優越的條件，再加上原有老干警偵查工作經驗豐富、思維縝密等特點，今后的偵查科終將達到中青年相結合、優勢互補的良好效果，一定能更好的配合監獄黨委開展各項工作。

（2）《規范》第二十一條中指出，監獄每年至少舉辦一次獄內偵查業務培訓，適時開展理論研討活動，不斷提高獄內偵查工作人員業務素質。

在職人員的再學習再教育，對于提升單位的業務水平有極大的幫助，同樣，獄內偵查工作人員只有做到業務素質過硬，方能有效地完成本職工作，所以對偵查員進行政策、法律和業務培訓十分必要，因此建議監獄采取“請進來、走出去、常態化”的方式，多形式、不定期的舉辦獄內偵查有關的業務學習和培訓活動。另外，為了加強獄內偵查科與基層監區的聯系，建議實行獄內偵查科與監區專職偵查員的垂直管理模式，編制在監區、分監區，業務直屬偵查科，從而避免出現個別偵查員的事業心、責任感、業務能力缺失的現象。

2、嚴抓落實，進一步加強耳目建設。

耳目是距離危險分子、重點人物等危險源最近的人員，獄內耳目有利于第一時間發現

獄情、犯情，掌握第一手情報，能夠及時制止犯罪活動、抗改行為，將各類監管事故消滅在萌芽之中，能夠及時發現監管漏洞，對于深層次摸排犯情和安全隱患具有積極的作用。而目前，我獄的耳目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些不盡如人意的薄弱環節，導致信息渠道不夠暢通：一是耳目受限于所處的監管環境，絕大部分耳目坦言為了避免得罪其他犯人，而不愿意做領導的眼線，害怕別人打擊報復，認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至于別人的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積極主動靠攏政府、干警的意識淡薄，因此很多罪犯盡管口頭上答應，但是不能向干警匯報有價值的情報，從而導致一些耳目的素質較低，質量較差，難以達到有效的利用目的。二是受限于耳目使用人的素質，由于耳目使用的干警在管理水平、教育培養力度、業務能力等方面存在著良莠不齊的現象，耳目使用的價值受物建比例、合理布局影響，導致使用方法技巧單一，收集獄情、犯情積極性低，使得難以獲取有價值的情報。三是耳目的作用發揮受限，根據近年來耳目匯報的情報與真正對偵破案件有價值的情報對比，后者僅僅占到前者的10%，形成了耳目的作用形同虛設這一老大難問題，因此，目前耳目的建設問題亟待解決。

一是按照《規范》科學地構建獄內耳目網絡，押犯單位應有領導、有計劃地物建耳目，耳目數量應達到押犯人數的3％以上，布局合理，形成網絡，建立專檔，專人管理，形成網絡監控。二是加強考核，嚴格依據《獄內耳目獎懲規定》兌現獎懲，最大程度地激活獄內耳目這條信息源。根據《規范》第八十五條，監獄應嚴格耳目獎懲制度。對耳目的獎懲，應以行政獎懲為主，以物質獎罰為輔，堅持實事求是、保守秘密、調動耳目改造積極性的原則，結合耳目匯報情況的真偽和價值大小，依據獎懲規定，及時予以兌現。獎懲耳目一律不公開進行，不納入計分考核臺賬管理，應由使用人單獨向耳目宣布，記入耳目獎懲臺賬。另外，為調動耳目的積極性，建議監獄建立專項資金，對能提供有效情報的耳目和耳目使用人給予相應的現金獎勵，從經濟上予以激勵。三是加強對耳目使用人的業務培訓，對耳目日常的任務布臵、情報搜集、行為養成、獎懲規定、心理分析、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業務進行再教育學習，使得干警在耳目管理上真正做到得心應手。

3、彌補不足，不斷深化危重罪犯管控。

《規范》第四十七條中指出，對危險分子的管理控制，要做到“四知道”，并嚴格落實“三包”、“一夾”、“四固定”、“五不準”，每月至少進行兩次談話教育。實際工作中，包夾干警基本能保證做到危重犯的“四知道”，但具體的“三包”、“四固定”、“五不準”等管控措施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具體實施起來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在監區、干警、聯號等方面入手，實行靜態資料和動態管理相結合的方式，靈活運用各種有效手段，深化危重犯的管控。

一是協同監區、全面規劃，在監區內部、監區與監區之間建立科學合理的網絡結構，通過深層次的摸排梳理、與耳目建設相結合，開展危重犯的犯情收集，形成詳細的信息資料。二是建立危重罪犯的調動管理制度，實行危重罪犯的級別管控，監區要根據危重罪犯的情況，確立由包組干警的一級承包、包組干警與監區領導相結合的二級承包制度，另外，對于頑固犯成立專門的攻關小組，進行幫扶教育。三是嚴格落實對聯號、包夾人的獎勵，對危重罪犯的聯號、包夾人體現責利對等原則：一方面適當提高危重罪犯的聯號在考核分上的系數，另一方面對危險分子包夾的干警在經濟上、政治上予以傾斜，提高危重罪犯管控工作的有效性。

第五篇：關于檢察機關加強法律監督的幾點建議

檢察院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強化訴訟監督，維護司法公正。

檢察機關不僅要增強監督意識，還要進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審判、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認真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司法不公問題，更加有效地維護和保障司法公正，在當前更應重視加強公安立案監督和法院民事執行的監督，把監督與查辦司法、執法不公背后的職務犯罪結合起來，以維護司法制度的公正和權威。

1、防止公安機關插手民事經濟糾紛。

公安機關超越權限，以查處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合同、債務等經濟糾紛案件時有發生。這些行為既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是嚴重的違法違紀行為，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還引發當事人的不滿和憤怨對立情緒，有的甚至引發一些不安定因素。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既干擾經濟糾紛案件的依法公正處理，又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權益。檢察機關應拓寬民主渠道，及時受理當事人的申訴，并調查、核實及時作出處理。

2、加強對法院執行不力的監督。

執行權有“主動性”和“單向性”等特征，信息不對稱，當事人制約不了，所以只能以“權力制權力”?！皥绦须y”固然有難克服的客觀因素，但法院執行人員在執行過程中表現 1

出來的消極現象仍然突出。檢察機關應當變被動為主動，采取定期詢訪或個案專訪的形式，對人民法院執行的情況進行督察，督促執行的及時到位。并及時行使監督意見、暫緩執行建議、檢察建議等權力。

二、拓寬預防犯罪的范圍。

目前檢察機關預防犯罪的范圍主要是預防職務犯罪。但隨著社會變革和物質繁榮的同時，青少年犯罪越來越多，變成了一大突出的社會問題。檢察機關能否利用自身的業務優勢，主動與中小學校聯系，采取以案說法的形式引導青少年熱愛生活，明辨是非，遵紀守法。從而達到保護青少年并減少其犯罪的目的。

三、加強隊伍建設，更進一步提高檢察機關的良好形象。加強業務學習，提高自身素質和執法水平，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開展理想信念、公正執法、熱情服務三項教育活動。

加強改進檢察隊伍的紀律作風建設，堅持對檢察隊伍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帶頭公正執法、廉潔執法、文明執法，樹立良好的檢察職業道德觀念和良好的檢察形象。尤其對于出庭檢察官應作裝出庭，注意文明用語，避免刻薄和高高在上的氣勢。

牢固樹立監督者更要接受監督的意識，完善和落實自覺接受監督的機制和措施，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檢察權真正用來

為人民謀利益。

四、尊重律師辦案，加強與律師溝通，充分交換意見，提高案件質量。

從某種角度來說，律師和檢察官的價值取向是共同的，即希望案件能得到公正判決。對于持有執業證的律師來訪，取消盤問登記，予以開辟綠色通道，與一般的當事人區別對待。

對于檢察機關自偵的案件，保障律師的會見權，不推諉不拖延不冷漠，更不應設置限制條件。

對于公訴案件，保障律師對閱卷及復制相關材料提供必要的方便，充分聽取律師對案件的意見。避免在法庭上的無謂爭辯，有利構建和諧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