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技術偵查

淺論技術偵查應用于職務犯罪偵查的適用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及特點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等。

1、技術偵查擁有全新的證據獲取方式，有利于證據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國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的影響下，職務犯罪也已經成為高智能型、高隱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層出不窮，犯罪獲得的錢、物藏匿的越來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因而現階段偵查中發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運用通常的偵查措施往往很難奏效。而技術偵查手段主要是監聽電話、監視錄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對偵查對象定位追蹤、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因為技術偵查獲得證據和保存證據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對于口供證據更加有利于對犯罪證據的及時保全和固定，這些證據能夠客觀、準確地為偵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分析案情和進一步偵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據和指示方向。

2、技術偵查改變了現有偵查模式，使偵查變得多樣化 現階段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案件，特別是賄賂犯罪這種行動隱秘的案件，偵查方式基本上還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現今保護人權的呼聲越加強烈，隨著國家各種防止刑訊逼供的法規、政策的相繼出臺，在規范文明執法的同時，也使得檢察機關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愈演愈烈，這種“擠牙膏”的偵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會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轉換偵查模式，不僅是刑事偵查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在要求。而

技術偵查正是適應這種時代的要求所產生的“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在結合過去的“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使偵查走向多樣化，讓證、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證，拓寬偵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夠健全，權力運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約和監督。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使職務犯罪呈現智能化、專業化、隱蔽化、國際化等特點。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證據、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越加普遍，給檢察機關偵查、取證造成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隨著法律的普及，檢察機關辦案流程和方法的公開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對抗司法的心理也越來越強，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對反瀆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得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從司法體制上看，檢察機關現行的管理體制使其難以抗拒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難以落到實處。受檢察機關的雙重管理機制所限，檢察機關的經費來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導致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擾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受發展超前、法律滯后的影響，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使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查處工作面臨困難。另外，基層檢查機關偵查部門辦案力量薄弱、偵察機制落后，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扭轉。在這種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尋找新的偵查手段。

三、我國應對措施

1、檢察機關必須設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

首先檢察機關要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現今如果檢察機關想要監聽某嫌疑人的電話，只能尋求公安機關協助，使用公安機關的電話監聽系統，但是公安機關隸屬于政府，如果檢察機關想要監聽嫌疑人的電話不僅自己內部要進行審批，同時還有報請同級公安機關和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審批后還要報請上級公安機關和上級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審批的過程十分繁瑣，而且耗時太長，不但不能及時的進入監聽工作，再上時間的審批過后，極有可能錯過最佳的監聽時機。使監聽工作成為“想用時用不上，而能用時又沒用了”的雞肋手段。而且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階段，需要極高的保密性。這種長時間多部門的審批過程，存在較高的泄密隱患，而且也不符合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獨立行使審查權的規定。因此檢察機關應該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2、檢察機關必須建立完善的技術偵查制度

運用技術偵查可能對公民的個人隱私構成威脅，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主要針對的是國家一些熱點權利機關的國家工作人員，這是一個范圍較小的特殊群體。但每一個公民的隱私權都應該受到保護，所以檢察機關對使用技術偵查應當建立嚴密的內部逐級審批制度，防止濫用職權行為發生；還要建立完善的技術偵查檔案管理制度和報備制度，以備接受人大和有關部門的監督；更要建立嚴厲的懲罰措施，對濫用職權侵犯他人個人權利的人員一定嚴懲不貸、絕不姑息。再則在辦案人員申請技術偵查時應該提出被偵查人員可能存在違法違紀行為的依據，并不需要嚴格的定罪量刑證據，但也不能僅憑空穴來風就對被偵查人員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筆者在基層檢察院辦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辦某開發區城建局案件時，在初期的偵查過程中發現該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綠化等工程招標，但因開發區財政緊張，所以經常拖欠中標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規定時間給付，在我們對給付情況秘密進行整理之后發現，大部分中標公司都是在工程結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質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結束后兩三個月左右就結清了工程款，根據舉報的線索和辦案人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一小部分公司能夠在短時間內拿到工程款，雖然沒有獲得不正當利

益，但是違反了該城建局正常給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賄嫌疑。后來經過大量的取證，又對一些公司的負責人進行詢問，有些負責人終于承認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電話相約，送給該領導錢物。這也證實了我們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在報請審批時應該說明報請的依據，就如此案優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雖然沒有從中取得不正當利益，但是其優先取得工程款卻違反了城建局正常給付方式。因此報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還必須要有充分使用條件。

3、檢察機關必須具備專業的技術偵查人員

隨著科技強檢工作的不斷深入，技術偵查人才緊缺的問題更是凸現出來。尤其是基層檢察院基本沒有刑事偵查方面的人才,且偵查員結構不合理,掌握先進偵查技術難度大,檢察機關缺乏大量的精通偵查技術的專業人員，也限制了技術偵查的運用。因此，檢察機關必須把偵查技能培訓納入自偵科技工作范圍，通過培訓普及和提高偵查人員應用科學技術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強偵查人員的科技意識，使科學技術在職務犯罪偵查領域的強化與持續發展具有堅實的基礎。

四、結論

借鑒國外大量的反貪實踐，技術偵查手段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采取的用于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較好效果。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中，極利于隱藏調查意圖，采用秘密方式，使用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證證據真實客觀，并有利于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做到快速出擊，迅速查證，懲治腐敗。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為各國打擊犯罪的威懾性力量。但是，技術偵查手段也是一柄雙刃劍，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使用必須在法律的規制之下，嚴格依照程序。遺憾的是，我國至今沒有在職務犯罪偵查方面制定詳細的、可依照執行的法律。我們應當以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為契機，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指導，借鑒國內外先進的立法技術與實踐經驗，積極建立并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技術偵查制度。

東陵區人民檢察院李棟

第二篇：技術偵查參考講稿

時隔15年，刑事訴訟法——這部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與打擊犯罪密切相連的大法迎來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國人大公布的這次修正案草案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看待這次從無到有新增的技術偵查及其電子數據。

電話、攝像頭、電子郵件、微博，這些記錄人們日常行蹤和隱私的信息平臺的背后，可能還有一只“眼睛”——技術偵查。對于長期依賴口供的公安機關和反貪部門而言，這些“電子眼”技術究竟是“利劍”，還是“包袱”？對于期待社會和諧的普通大眾而言，它們究竟是“福音”，還是“隱患”？當今社會已是科技時代，具有隱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術偵查，給我們帶來了在隱私社會中如何防范“技術迷信”、保障公民權利的難題。

———— 草案規定 ————

我國于2000年加入《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5年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它們都規定締約國在打擊相關犯罪時可以使用“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等技術偵查措施。這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而言是一種國際環境的壓力。

上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至今的這15年，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科技大進步的15年。這次草案增加技術偵查作為一節，反映了刑事訴訟法日益走向科技時代。全國人大在草案說明中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犯罪情況的變化，需要完善偵查措施，賦予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加強打擊犯罪的力度，同時，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制約和監督，防止濫用。偵查特殊類型的犯罪允許技術偵查

草案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的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草案在證據種類中增加規定了電子數據。通過技術偵查獲得的電子數據，將作為“電子證據”或“科技證據”被采納。電子數據，是以電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證據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說是借助電子技術或電子設備而形成的一切證據。

偵查人員和相關人員有保密義務

為保障人權，草案規定，偵查人員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和事實材料，應當及時銷毀。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

予以保密。———— 專家說法 ————

針對我國非常嚴峻的“貪官外逃”現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網絡釣魚”等詐騙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過偵查獲得證據，控制犯罪嫌疑人？電話監聽等方式在國外偵查犯罪中已經比較普遍，為什么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才試圖規定呢？

早期的技術偵查手段

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采納的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根據有關解釋，這些“技術偵察措施”主要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等專門技術手段。作為偵查犯罪最主要依據的基本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規定。

在實踐中，自80年代晚期也開始使用測謊儀為偵查人員提供線索并協助辦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中，檢察機關經過審批程序也在公安機關協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術偵查為何邊緣化

許多“技術偵察手段”在貪官外逃等案為什么會“失靈”呢？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領銜的課題組，通過各地調研發現，它們多限于國家安全和特別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適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上述“技術偵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權保障考慮，要求辦案機關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強制措施，在初查階段不得適用限制、剝奪人身自由及涉及財產權的強制性措施。其次，對于這些“技術偵察手段”，檢察機關基本上處于一種“商請”、“借用”的狀態，并主要由公安機關協助執行；在規范不詳盡的情況下，它們擔心一旦在執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許多檢察官認為：“與其惹來一身麻煩，不如不用。”

嚴重依賴口供的無奈和弊端

對于辦案人員而言，技術偵查邊緣化，“靠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桌辦案”，確是滿腹無奈和心酸。當前許多犯罪都呈現隱蔽化、組織化、智能化、復合化，甚至國際化趨勢。類似四川移動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樣，由于缺乏技術偵查，辦案機關很難發現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實物證據，也很難發現其出逃的“計謀”和“路線”等。有檢察官稱：“有時只能看著貪官所乘坐的飛機在頭上飛過去??”偵查盜用網絡信息的“網絡釣魚”這類犯罪，尤其是跨國情形的，沒有先進的技術偵查，很難收集到相關證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應用研究中心奚瑋研究員認為，對于缺乏證據和信息獲取能力的偵查機關來說，不敢用、不能用技術偵查無疑是一個制度“瓶頸”，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賴于口供辦案或者尋求其他機關協助。

在專家建議稿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泰斗陳光中主張，技術偵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強其程序控制從而保障人權，也有利于追訴機關更好地利用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術偵查是“雙刃劍”：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權利的“災難”。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們可能會嚴重侵犯相對人的人身、財產、隱私，乃至尊嚴。在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國家，都有刑事訴訟法專門章節或特別法案規定監聽等技術偵查手段，用來打擊一些重大、復雜犯罪，同時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程序和救濟措施。完善我國技術偵查，關鍵要堅持四個法制化原則。

重罪大案原則：不宜“大炮轟蚊子”

現代科技在訴訟程序中的應用并不是萬能的。被稱為萬能技術的“DNA鑒定”也存在一定的誤差，可能釀成錯案。監聽等技術偵查存在“誤聽”也不奇怪。美國在“911事件”后的《愛國者法案》曾擴大監聽并為此遭受廣泛批評。

在適用范圍上，草案中“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容易成為“口袋”，應該附加對這類特殊情形的特殊審批程序。在操作中，還應堅持大案標準，具體可通過案情復雜程度、涉案數額、可能判處刑罰等綜合界定，不宜“大炮轟蚊子”。必要性原則：防范“需要”的濫用

在適用條件上，草案中“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表述過于籠統，應貫徹必要性原則。在啟動條件上可限定為：不適用該手段難以收集證據、達到偵查目的；偵查

部門必須經過初步的調查或偵查，掌握一定數量的線索和證據，證實嫌疑人具有確實的犯罪意圖或者是正在實施犯罪，或該特定人員確實與案件有關。在結束條件上可限定為：收集到必要證據，達到適用強制措施的證據條件。

合法性原則：禁止超越法律之門

適用技術偵查應強調程序的法定性，同時明確程序違法的相關制裁規則和救濟機制，尤其是確立犯罪嫌疑人的異議權和民事賠償請求權。草案對于技術偵查中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應該專門擬定一條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證據規定。“家是每個人的城堡”，不能以技術偵查的名義超越法律之門，侵犯公民隱私。在英國“竊聽門”事件中，本應屬于偵查措施的監聽被其他部門濫用，其釀成的危機就是一個警醒。協同性原則：不宜“單打獨斗”

適用技術偵查，必須在配套資金、科技裝備、信息數據庫和專門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時，我國電信、銀行、出入境管理、服務業等機構，也應完善相關信息服務機制，實現與技術偵查的協同配合。對待測謊技術等技術偵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強求，而應在明確其只是提供偵查線索前提下，迅速、及時收集其他證據，獲得其他機構的支持。

“貪官外逃”案：技術偵查滯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動公司高管李某擅自離職，不知去向。據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潛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國家審計署派小組進駐四川移動，并約見李某等談話。根據報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長達五年的“布局”，并陸續秘密地轉走4.2億元不明資產。許多老百姓抱怨，對李某這類貪腐時間長、多次遭遇舉報的官員應該用監聽等手段偵查其犯罪、預防其外逃。

“網絡釣魚”案：比電信詐騙更瘋狂

2011年7月，江蘇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報案稱，有人盜用該公司電子郵箱向海外客戶發送郵件，謊稱公司原銀行賬號因故停用，讓客戶將貨款匯至一香港的銀行賬號上。公司客戶被詐騙貨款3萬余美元。相比電話、短信等詐騙而言，“網絡釣魚”在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詐騙者利用欺騙性的電子郵件和偽造的Web站點等讓受騙者“上鉤”，使他們泄露信用卡號、賬戶和口令、社保編號等財務數據。

英國“竊聽門”：挑戰隱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宣布，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即將關張的《世界新聞報》的一系列“竊聽”丑聞進行調查。

倫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復雜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了眾多名人、政治家、軍人，甚至“倫敦地鐵爆炸案”遇難者家屬的電話。受害者可能多達4000人。世界輿論大嘩。監聽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僅嘲弄了新聞的倫理，而且挑戰了公民隱私的底限。

第三篇：偵查技術與方法（范文模版）

并案偵查是公安機關在偵查破案中普遍采用的一種常規的重要的偵查措施之一。是指通過信息交流、分析判斷、現場勘查、案情分析、初步偵查等方法和措施，認為在同一地區或不同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案件，有許多共同之處，可能是同一個犯罪分子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所為，于是把這些案件串連起來，一井組織專案偵查，進行由此及彼，由一案掛多案的一種偵查措施。可

以實施并案偵查的條件很多，如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作案的時間、地點、環境，作案工具及手段方法，遺留痕跡特征等。[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www.tmdps.cn/)一站在手，寫作無憂!]并案的方法大體有三種，一是以人串案，“人”可指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也可以指被害人的特定性特征；二是以案串案，即幾起案件類型相同、情節相似；作案目標、作案手段、作案過程有共同點。三是以物串案，即依據物證串案。根據現場遺留痕跡、遺留物、作案工具、贓物等與案件有關物品進行串案；根據當前刑事犯罪。特別是嚴重刑事犯罪的一些特點，犯罪分子大流竄、跨區域、連續作案，集盜、搶、殺人、放火等罪行于一身的特點。要求偵查人員在偵查實踐中，注重串并案偵查，并敢于、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學會辯證思維。

發展的觀點和聯系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兩個基本觀點。這兩個觀點為我們準確、及時、大膽地實施并案偵查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一、并案偵查是實施中發展的觀點

犯罪分子并不是生來就是罪犯，他有一個成長、成熟的過程，其自然特征或體貌特征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各種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而改變。另外，犯罪分子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其生理、心理、習慣有相對的穩定性，其作案手段和方法會形成一種定勢，有相對穩定的犯罪活動規律，但是犯罪分子特別是慣犯、累犯，他們在每一次作案后必然會有一個恢復心理平靜、調整心理狀態、揣摸作案手法、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他們為了提高下一次作案成功的把握性，增強逃避打擊的能力總是盡量地克服一些心理定勢，有意制造假象，干擾偵查視線。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國際間交流的進一步普遍和加深，犯罪分子犯罪方法手段也在不斷更新和發展。如某一犯罪分子在前幾年采用踹門入室，“白日闖”盜竊作案，今天隨著防盜門窗的普及，犯罪分子不得不研習技術開鎖以達到作案目的。禁絕已久的毒品犯罪改革開放以后又死灰復燃，犯罪分子受高額利潤的誘惑，由原來的盜竊搶劫等刑事犯罪變為毒品犯罪。如果一犯罪分子在前幾年還只是小偷小摸的話，今天變成持槍搶劫、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并不足為奇。犯罪的心理狀態、方法手段等都有一個不斷強化的過程。犯罪分子在每一次作案得逞后，其犯罪欲望不斷加強，主觀惡習不斷加深，犯罪能量步步升級。這本身就是一個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過程。可見，無論是從案件還是案犯來看，都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的。在偵查實踐中要注意運用發展的觀點來認識案件和案犯，成功地進行串并案偵查。

二、并案偵查實施中聯系的觀點

事物的相對穩定性體現了其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我們認識和區別事物的基礎。系列性案件的犯罪主體是同一的，案件必然在某方面具有同一性即案件的不變性特征，這是串并案偵查的基礎。不論是以人申案、以案串案還是以物串案，串的是“案”，案件與案件串起來的根據是案件之間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能存在于案件的任何一個或幾個環節中、通過認真細致地現場勘查，綜合系統地分析判斷，結合已經掌握的犯罪情報資料，找出案件之間的相關聯的痕跡物證、手段方法、侵害目標、時間地點、主體特征等串案因素，這些相關聯的因素是相對穩定的，依此進行串并案偵查并非難事。目前就串并案偵查中容易忽視的一個因素是案件之間的外在的聯系。許多案件之間可供我們實施串并案偵查的相關聯的穩定性的因素極少，本來應該申案分析、并案偵查的卻沒有實施，往往使我們錯失破案良機。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沒有完全相同的兩起案件。偵查人員不僅要善于發現案件之間的內在聯系，還要善于發現案件之間的外在聯系。

首先，要敢于善于跨案別實施并案偵查一些慣犯、累犯為了逃避打擊，學會了許多反偵查伎倆，作案前化裝改變性別形體，使目擊者難以描述體貌特征；現場偽裝破壞，遺留的有價值的相對穩定的痕跡物證極少。有的犯罪分子在甲地作案，乙地銷贓，丙地匿藏。為了增加作案能量，有效逃避打擊，往往要用盜搶來的錢款購買槍支彈藥。案別不同，地區跨度大，很難實施有效的并案偵查。但是我們的思維是可以超越任何界限的，通過認真系統的案情分析，快速及時的信息反饋，綜合運用各種偵查措施，運用辯證思維，發現案件之間的串聯條件，實施并案偵查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犯罪分子雖然經過周密的謀劃準備，但在作案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況。此時，犯罪分子可能會改變初衷，其結果是預謀的和已經實施的是完全不同的兩類案件。這就要求偵查人員不能只就案論案，要及時、全面掌握犯罪動態、犯罪信息，熟知犯罪情報資料，作到耳聰目明,頭腦中要始終有專案意識。對于任何顯性或隱性的蛛絲馬跡要高度重視，“上綱上線”，不可輕易放過，錯失良機。如某一派出所抓獲一個人室盜竊的犯罪嫌疑人，派

出所的同志并沒有輕易就案論案，因為在該地區不同時期連續發生幾十起入室強奸婦女案件，影響極大。干警大膽假設，果斷地將該犯罪嫌疑人向入室強奸系列案件上“靠”，結果一舉偵破了此系列大案。審問得知犯罪嫌疑人尾隨一單身婦女準備入室強奸，恰巧該婦女從后門出去了，犯罪嫌疑人便臨時起意順手牽羊，盜竊財物。

隨著犯罪情報資料建設的不斷完善，隨著對新形勢下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的認識的不斷深入，隨著偵查人員素質的不斷提高，各級公安機關的偵查部門對并案偵查十分重視，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對案件在思想上和認識上的辯證思考。并案的思路進一步拓寬，通過勘查現場、現場訪問；通過敵情交流和技術交流會議；通過分析檢索犯罪情況資料；通過專門的調查研究；通過協查通報和通緝材料；通過區域性聯防協作等方法串并案偵查，有效遏制刑事犯罪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筆者認為這也是“大刑偵格局”構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四篇：~~~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探究

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探究

浦東新區院反貪局 鄒文海

當前我國職務犯罪仍然處于高發、多發趨勢，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案件任務艱巨。職務犯罪是智能型、隱秘型犯罪，犯罪行為有職務掩護，通常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跡、物證少，因而在偵查此類案件中發現難、取證難、固證難的問題十分突出。而檢察機關偵查部門在查處此類案件過程中僅僅依靠傳統的偵查方法和措施已經很難再適應形勢的要求，探索和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先進偵查方法來提高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能力已勢在必行。對此，本文結合職務犯罪偵查的實務，對技術偵查的概念、范圍、實踐運用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完善方向等作一些探究，以供相互學習和交流。

關于技術偵查的概念，目前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有著諸多不同的定義。我們認為，技術偵查屬于特殊偵查范疇。特殊偵查措施是相對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常規偵查措施而言，是常規偵查措施之外的有助于偵查機關收集犯罪信息、證據材料、查明犯罪事實的各種偵查措施。特殊偵查措施包括技術偵查措施、秘密偵查措施及其他特殊偵查措施。技術偵查措施是偵查機關運用專門技術手段或設備秘密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的一類特殊偵查措施。

一、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過程中采用技術偵查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立法上的不明確性與偵查需求迫切性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國法律關于技術偵查只有一些分散而籠統的規定。我國《憲法》第40條規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刑事訴訟法》則規定了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可以采用的7種偵查措施，即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和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通緝，其中沒有規定技術偵查。只在第116條規定偵查人員認為需要的時候，經批準可檢交扣押有關的郵件、電報。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兩部行政組織法對采用秘密偵查措施作出授權性規定。這兩部法律也就成為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律依據，但對于技術偵查的概念、種類、適用范圍、使用的程序、取得證據的效力等等都沒有作出詳盡的規定，顯然很難規范技術偵查活動。同時，實踐中開展技術偵查依據公安(安全)機關內部的操作規則予以規范和實施，無法予以外部監督，使技術偵查更具有了神秘化的傾向。而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則缺乏法律授權，在查辦職務犯罪工作中，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通知》等內部工作文件，并且只能通過公安、國家安全機關協助使用。從偵查權的完整性角度講，《刑事訴訟法》授予檢察機關的偵查權是不完整的。正是由于長期以來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檢察機關在查處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始終處于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檢察機關通過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來充分實現法律監督職能的目的。

然而，當前職務犯罪出現的新形勢和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所面臨的困境都迫切需要賦予檢察機關依法使用技術偵查的權力。因為職務犯罪案件的職務性、隱秘性、智能性和證據單一性等等案件規律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案件，這使得職務犯罪偵查難度比一般刑事犯罪偵查難度大，而檢察機關能夠使用的偵查措施或手段十分有限，不能適應當前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客觀需要。當前迫切需要賦予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切實提高其偵查活動的技術含量，增強控制和打擊職務犯罪的能力。

（二）存在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低效性與偵查工作要求及時性之間的矛盾。眾所周知偵查活動必須迅速及時，與職務犯罪分子周旋更需要把握時機，及時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動向和與案件有關的各類信息，戰機稍縱即逝。當前職務犯罪案件更出現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和意識加強、作案方法科技含量提高、活動更迅捷和跨區域、溝通聯絡信息化等發展趨勢，偵查工作有時必須借助技術偵查措施。而由于檢察機關自身無法開展技術偵查活動，實踐中必須借助公安（安全）機關的力量開展技術偵查。通常是由檢察機關的承辦偵查部門提出申請報告和理由，填報有關表格，上報開展技術偵查措施所需要的有關案件情況，層報該院檢察長審批后，再層報省級檢察院偵查部門并上報檢察長審批，省級檢察院檢察長批準后交由省級公安局，并經省級公安局局長批準后交公安局技術偵查部門，再落實具體承辦單位和人員，隨后檢察院與公安局的雙方承辦人員再可以進行具體的案情和實施方案的溝通與配合。檢察機關在實際運用技術偵查措施中出現報批手續繁瑣，審批層級過多，任務落實時效性差，辦案單位與實施單位兩張皮，雙方辦案人員對于案件的相關信息互通不能夠及時，溝通渠道不暢等等問題，都會大大降低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效果，無法滿足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迅速、及時的原則要求，其使用效果良莠不一，嚴重的還會導致一些戰機的尚失。

（三）存在技偵技術的多樣性與實踐中偵查手段單一性之間的矛盾。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各種高科技成果廣泛的運用到技術偵查領域，很多技術偵查的技術和設備都已日趨成熟，市場上各類科研機構、科技公司所研制生產的各類技術偵查設備名目繁多。如移動手機定位系統、手機雙向通信偵聽設備、空中電波偵探設備、GPS定位跟蹤系統、數字音頻專業取證系統等等，這些技術設備可廣泛運用于各種技術偵查活動中。借助這些科技成果的運用，偵查技術和措施可以得到長足的發展，其使用前景廣闊。但檢察機關往往受制于法律規定的局限，面對名目繁多的技術偵查設備諱莫如深，要么不敢賣，賣了也不敢用。相反，一些個人和所謂私家偵探事務所確能夠輕而易舉的在市場上購買到一些專業的技術偵查設備進行非法運用，不法之徒甚至于針對偵查機關開展反偵查，其裝備之先進使檢察機關只能望而興嘆。還一些專門技術甚至也被廣泛的運用于商業用途。如有電信部門運用手機追蹤技術，為用戶提供此類服務；還有電信公司開發手機存儲信息遠端存取功能；運用于職場監控的超級手機監聽等等。相對于多渠道的科技方法解決途徑，檢察機關目前偵查手段單一落后，“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的偵查工作狀況尚未發生更本性的轉變，加快職務犯罪偵查科技化的任務艱巨而緊迫。

（四）存在偵查理念的求變性與偵查手段客觀不變性之間的矛盾。近年來，在職務犯罪偵查領域針對偵查模式、偵查觀念轉變的呼聲很多，各類針對這些問題的研討調研也取得了許多理論成果。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的轉變；偵查理念從“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的轉變等都有理論的支撐和實踐的探索，也非常符合法制進步和時代的要求。對此，檢察人員也從內心意識到法制理念轉變的必然性，經歷了從刑法類推原則到刑法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從重實體輕程序，到程序實體并重的意識確立；從法律維護階級專政為主的意識形態到人權保障意識的廣泛認同。而當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也面臨著要轉變偵查工作理念，轉變傳統的落后偵查模式的求變性。然而，無論是“由證到供”還是“以事立案”的先進理念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偵查手段作為支撐，理念的達成需要手段的革新，否則就只能停留在空想。反觀近年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發展過程，隊伍綜合素質提高了，執法程序規范了，后勤裝備現代化了，而職務犯罪偵查的措施和手段沒有突破性的變化。突破當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措施和手段的瓶頸之一就是賦予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權。從而推進職務犯罪偵查水平，并圍繞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革新傳統的偵查模式和理念，實現“由證到供”以及“以事立案”等等符合偵查工作規律的現代偵查理念。

二、應當在立法層面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 從立法層面授權檢察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對于依法更加有效的打擊職務犯罪、遏止腐敗蔓延是非常必要的。

（一）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強化檢察機關偵查能力，加大打擊職務犯罪力度的現實需要。鑒于我國現階段職務犯罪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隱蔽性越來越強、大要案和窩串案日益增多，以及查處職務犯罪過程中依賴現有的偵查手段收集證據和固定證據的困難進一步加大的情況，檢察機關必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進一步提高偵查人員業務素質的同時，非常有必要采取一些技術含量高的偵查手段和措施予以應對與控制，以掌握打擊職務犯罪的主動權。而目前檢察機關單一落后的偵查手段，已經難以解決查案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取證固證難這一瓶頸問題。新的律師法的實施，大大擴展了律師介入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活動的空間，進一步提高了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辯護能力，也迫切要求檢察機關必須盡快從傳統的“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轉變到“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并通過采取切實有效的技術偵查措施來獲取證據和固定證據。因而，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是適應新形勢新情況，加大打擊職務犯罪力度的現實需要。

（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適應國際社會共同打擊腐敗勢力的必然要求。我國目前已正式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該公約第五十條規定：“為有效地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并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 依據該公約規定，各國打擊腐敗勢力包括查處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可以采用技術偵查措施。許多國家賦予偵查機關以技術偵查權力，包括允許利用耳目進行跟蹤監視、電子及互聯網監控、監聽通訊、開拆郵件等“監控型”偵查等等，為及時有效地收集到職務犯罪證據提供了手段上的保障。而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等許多國家都允許職務犯罪偵查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顯而易見，根據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依照我國法律制度和原則，已經完全有條件賦予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使其在打擊職務犯罪等腐敗行為中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一些涉及跨國界的重特大職務犯罪案件，需要各國運用技術偵查措施進行聯手偵查和相互協助。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不僅符合國內反腐敗斗爭迫切需要，也是履行國際法義務，適應國際社會共同打擊腐敗勢力的必然要求。

（三）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也是完善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制度的內在需要。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主要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法律又規定檢察機關直接受理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因而檢察機關理所當然成為職務犯罪的偵查主體，擁有職務犯罪的直接偵查權。檢察機關偵查權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偵查措施是檢察機關行使直接偵查權的具體應用方法，是偵查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或缺。然而，長期以來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或者授權檢察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這無疑是檢察機關自行偵查權的不完整和自行偵查制度的不完善。當然，技術偵查措施具有技術性、秘密性的特點，使用不當容易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因此，法律在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同時，有必要制定相應的制度和規定對其加以規范和控制，檢察機關還必須切實提高偵查人員的素質，以確保技術偵查手段和秘密偵查措施的正確使用。法律授權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的權力，對于提高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權的能力，完善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有關技術偵查的立法構想

（一）立法形式。當前技術偵查手段已經被各國刑事偵查機構較多采用于打擊各類嚴重刑事犯罪，對于技術偵查立法也有各自不同的立法形式，對于我們具有較好的借鑒作用。綜合各國的法律主要有三種模式：

1、專門法律模式。即通過專門立法對技術偵查進行規定。如日本《犯罪偵查通訊監聽法》就屬于這種模式。

2、訴訟法律模式。即在刑事訴訟法中對技術偵查做出規定。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和《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就對采用監聽、錄音等技術偵查的使用條件，適用犯罪種類、適用對象范圍、申請、期限和使用等問題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3、綜合法律模式。即在不同法律中對相關的技術偵查內容作出規定。如美國《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和《美國愛國者法案》中都有對秘密監聽和追蹤等技術偵查的使用作出規定。

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修訂《刑事訴訟法》列入立法規劃，中央政法委也正在開展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應當抓住契機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來進一步完善偵查權的配臵，在偵查措施中增加技術偵查的規定，明確技術偵查在偵查活動中的法律定位，并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偵查權的同一性。同時，也可通過專門立法來規范技術偵查活動，使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有法可依。

（二）法律規則。任何偵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技術偵查措施具有打擊犯罪和侵犯人權的雙重性，開展技術偵查同時也會侵犯公民合法權利，如通訊自由和隱私等。因此技術偵查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以有效監督和控制技術偵查措施對公民合法權利侵犯的適度性及濫用。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應當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重罪原則。一般而言，案件性質的嚴重程度是技術偵查措施適用范圍的基本標準，其目的在于防止技術偵查給公民的隱私權等人權造成過度損害，多數國家確立了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重罪原則”。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規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的刑罰為2年或2年以上有期徒刑，預審法官為了偵查的必須，可以決定截留、錄制和抄錄通過郵電渠道發送的通訊。結合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和偵查工作實務，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只宜適用于重大職務犯罪案件以及被查對象有逃跑、毀證、串供等緊急情況的案件。

2、審查原則。技術偵查措施因其特殊而須在適用時進行較為嚴格的審查。國外普遍將技術偵查措施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內，經法官事先審查后批準偵查機關實施，審查內容包括確定技術偵查措施的類型、使用對象、方式、時限等，并且對技術偵查措施的實施結果進行事后審查，以確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合法性、行為有效性及證據可采性。在我國公安、安全機關在實施技術偵查時采取內部審查。就我國目前的體制和實際情況來看，將技術偵查的審批權賦予檢察機關是比較合適的，通過檢察機關嚴格的審查，包括對以加強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監督和制約。

3、必要性原則。技術偵查只有在一般偵查手段無效時才能采取，即具有采取的必要性。國外立法對技術偵查的必要性都有明確規定，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明案情的條件下方才允許采用技術偵查措施。在我國所謂“一般的偵查手段”系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和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通緝等7種偵查措施。對于采用一般的偵查手段和措施足以查明案情，收集相關證據的職務犯罪案件，就不必采用秘密偵查手段，必須堅持技術偵查手段的必要性。

4、相關性原則。相關性原則指技術偵查的對象只能針對犯罪嫌疑人和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人員，偵查所要獲得的信息材料必須與指控犯罪相關，或者說技術偵查的范圍限定在與偵查有關的內容上。這也可以概括為對人和物的相關性。反之，對與偵查無關的人和物都不得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相關性原則的目的在于為技術偵查設臵界限，避免技術偵查損害無辜的第三者的權利。對此，各國也對技術偵查的相關性原則作出規定，成為技術偵查措施的重要規則。

（三）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的主要內容。對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主要內容的構想，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法律規定內容，另一方面也必須充分結合我國法律制度體系的特點。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技術偵查是一種特殊偵查手段，有不同于一般偵查措施的審批和適用程序，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得到嚴格的監控，因此從立法層面必須對技術偵查的范圍作出界定，對其措施的種類加以明確。這樣一方面便于司法實踐的遵照執行，同時防止技術偵查措施外延的擴散和濫用；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法律界定的模糊而束縛了偵查機關對技術偵查措施以外的其它特殊偵查措施的研究和發展。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科技成果必將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于偵查活動之中，但并非所有借助科學技術的偵查活動都屬于刑事訴訟范疇的技術偵查。如手機定位技術，筆者認為其實質是借助科學技術的查找手段，其對于公民自由權力和隱私的侵犯相對較輕，不屬于技術偵查措施。按照有關規定，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應當包括外線偵查、麥克風偵聽、電信偵控、電子監視、郵件檢查、秘密搜查等。

2、適用對象。技術偵查的適用對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適用的案件；二是適用的人。首先，技術偵查手段只能適用于那些對社會危害較大的犯罪案件，即偵查手段的嚴厲性應該與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相適應。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較之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不僅侵犯國家和公共財產所有權，破壞國家正常的經濟管理秩序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也會影響和威脅黨和國家的根基。因此，對于重大的職務犯罪案件使用技術偵查手段是必要的。其次，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的對象只能是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與案件相關的人員，不得針對任何無關的人員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3、使用主體。檢察機關依法使用技術偵查權，應當自行配備和建設相應的技術裝備和技術偵查隊伍。鑒于開展技術偵查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同時為了避免重復建設，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權的主體應限于地市級以上重點城市的檢察院，其他基層檢察院在辦案中需要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的，應通過上級檢察院審批和實施。

4、適用程序。技術偵查的適用程序應包括申請批準和執行根據。由于技術偵查涉及公民的通訊自由、隱私權、住宅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權，對技術偵查措施的申請應履行嚴格的上級審批程序。審查應包括案件情況、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適用的對象、地點和期限等等內容；如申請獲批準應簽發專門文書作為執行根據；如須延長，必須辦理審批手續；在法律規定許可的緊急情況下，應當允許偵查部門先行實施技術偵查，但必須立即上報審批；如未獲批準，則技術偵查措施必須立即停止，所收集的信息材料不得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此外，檢察機關偵查部門開展技術偵查也應當接受偵查監督和審查起訴部門的專門監督，甚至可以接受人大的定期審查監督。

5、證據效力。通過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材料是否具有證據效力，對訴訟中技術偵查手段的運用與否具有決定意義。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獲取的證據材料具有可采性和證據效力，但同時要確立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對于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必須遵守法定程序，否則將導致技術偵查行為無效，而由這些行為所獲取的證據材料應予以排除。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相關刑事訴訟法律均對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材料的證據效力有明確規定，即只要技術偵查合乎法律要件和程序的規定,其獲得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或可采性。

6、信息材料的使用與保存。技術偵查干涉公民通訊自由，涉及公民隱私，因而對技術偵查資料的使用和保存應做明確規定。法律應當規定偵查人員必須就每一次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作記錄，載明技術偵查措施的具體種類及日期。偵查人員對于技術偵查過程中獲得的與指控犯罪無關的信息材料必須立即銷毀，而且承擔不得擴散的義務。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和起訴，不能用做其他。由于技術偵查具有秘密性，其作為證據的使用應當在偵查終結后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并提供驗看，使被控方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對技術偵查措施的采用及其獲得信息材料提出申訴和應對。在偵查機關決定撤消案件、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法院做出無罪判決的情況下，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應該立即銷毀；在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案件中，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應該妥善保管存檔。

7、救濟措施。為保證偵查人員依法實施技術偵查措施，法律應該明確規定違法開展技術偵查的后果及其相應的救濟措施。偵查人員違反上述法律規定進行技術偵查活動的，法院可以根據違法的嚴重程度和違法人員的主觀狀態分別做出排除所獲證據、偵查行為無效的決定。法律還應當規定偵查機關在偵查終結后必須將技術偵查情況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對方認為技術偵查不合法或不適當，侵害了其隱私權等權利時，有權向批準技術偵查的檢察機關申訴，要求其對技術偵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行審查并給予補救，并享有對財產及人身所受損害的賠償請求權。

第五篇：關于技術偵查措施修改建議

三、關于技術偵查措施

修正案擬在第二編第二章偵查中新增第八節技術偵查的規定，此節有關技術偵查的規定共5條，而此5條同樣引起了廣大民眾的關注。根據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后，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技術偵查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因為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極易對公民享有的生命、財產和人身自由等私權利產生威脅甚至侵害，可以說這部分的每一處修改都可能引起學者和民眾的特別注意。此次技術偵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訴訟法的模式對其加以規定。面對技術偵查可能帶來的對公民合法權利的損害，對此次刑訴法修改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的疑問便被提出。所謂“秘密偵查被合法化，刑訴法條款修改倒退”6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是對刑事訴訟法基本規則的誤解，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技術偵查都不可以避免，關鍵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規定，二要規定的適當、合理。“從偵查手段的運用角度上說，技術偵查手段的運用并不必然導致侵犯人權，任何偵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講，技術偵查手段只要使用得當，未必侵犯公民權利。”7“秘密偵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沒有合法化，卻在使用秘密偵查，即最大的危險在于沒有法律上的規則可循，卻可以為所欲為。

正如陳衛東教授所說：秘密偵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國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發展過程中的通例，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刑事訴訟發展進程中的特別引人注目的共同趨勢之一。這一趨勢產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種隱形犯罪類型的不斷涌現，客觀上要求偵查機關唯有啟用秘密偵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應；其次常規偵查手段的控制日益嚴格，秘密偵查手段作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擴張；最后秘密偵查的廣泛使用代表著社會控制方式的轉變，是社會發展自身的要求，工業社會、陌生人社會、多元社會、流動社會的形成導致傳統的社會控制方式失靈，社會控制的方式只能因應社會的變遷與人類行為模式的變遷，由強制轉為秘密監控與欺騙引誘。秘密偵查的合法化是因應社會發展客觀情勢的必然趨勢，其合法化進程值得肯定。8可以說，作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必然產物，技術偵查因其具有特殊的偵查效果，能夠解決偵查權力運作的現實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訴訟法合理授權。

在我國現行刑訴法的規定中，對于以監聽、誘惑偵查等特殊偵查行為為內容的“技術偵查”行為，刑訴法沒有明確的法條規定，但實踐中卻被所有偵查機關使用。在實踐中，有關技術偵查的法條規定主要來源于《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采納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

根據現有法律的規定，對于技術偵查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作為基本法的《刑事訴訟法》對技術偵查沒有規定。二是對于有偵查權的檢察機關并沒有賦予技術偵查的權力。實踐中檢察機關有必要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時又是如何處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中曾規定為：“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即檢察機關有必要采用技術偵查措施時，實際上由檢察機關請求公安機關來完成。

此次修正案對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從以下幾個方面很好地回應了上述現有法律規定中存在的問題，即一是將已經有的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的技術偵查措施通過刑事訴訟法規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將這一權力同樣賦予檢察機關，三是此次修正案還將這一權力的適用進行合理擴大：不僅作用于案件調查，也適用于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說，此次技術偵查引入刑訴法，是這次刑訴法修改的一大亮點。規定技術偵查措施是必要的，對于審批手續上“嚴格的批準手續”的模糊不清、適用對象上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的不確定，存在很多爭論。

首先，來看審批程序問題，規定什么樣的程序才算得上是“嚴格的批準手續”呢？陳光中教授指出，“技術偵查由哪一級批準沒有規定，我認為這個要卡得更嚴，是不是由省一級偵查部門的領導批準？”9在我們參與的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的的討論中，甚至于檢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過應當由“省級人民檢察院批準”、“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同級檢察機關批準”、“同級檢察機關的上級檢察機關（即相對于偵查機關上提一級）”等多種方案。但是，在討論中，一位公安機關的領導同志提到他們剛剛開始偵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惡性殺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蹤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這樣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種方案，技術偵查的作用都無法發揮。這一案件是針對追捕的。同理，對于取得證據而言，如果針對一起正在進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準程序不能迅速及時，也無法取得犯罪證據。因為批準需要及時、保密，技術偵查事實上只有偵查單位的負責人批準才符合偵查規律、才符合設立這一措施的初衷。對其批準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過事后監督與追責、程序性法律后果等辦法來解決。

其次，適用對象上的不確定性是否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們認為也是必要的，因為技術偵查在各國適用的原則上包括“只適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則，但是對于重大案件，很難將其罪名具體化，在我國，除了少數罪名以外，絕大多數罪名都有可能處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現在的概括式規定，符合“大案原則”，也符合我國刑法上對罪名規定的特點，作為刑事訴訟法的條款，只能明確到這個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同意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技術偵查”條款的絕大部分內容，但建議將“嚴格的批準手續”具體化為：

“經過偵查機關負責人的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