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技術偵查措施修改建議

三、關于技術偵查措施

修正案擬在第二編第二章偵查中新增第八節(jié)技術偵查的規(guī)定，此節(jié)有關技術偵查的規(guī)定共5條，而此5條同樣引起了廣大民眾的關注。根據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條的規(guī)定：“公安機關在立案后，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技術偵查措施由公安機關執(zhí)行。”

因為技術偵查措施的規(guī)定極易對公民享有的生命、財產和人身自由等私權利產生威脅甚至侵害，可以說這部分的每一處修改都可能引起學者和民眾的特別注意。此次技術偵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訴訟法的模式對其加以規(guī)定。面對技術偵查可能帶來的對公民合法權利的損害，對此次刑訴法修改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的疑問便被提出。所謂“秘密偵查被合法化，刑訴法條款修改倒退”6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是對刑事訴訟法基本規(guī)則的誤解，因為在任何一個國家，技術偵查都不可以避免，關鍵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規(guī)定，二要規(guī)定的適當、合理。“從偵查手段的運用角度上說，技術偵查手段的運用并不必然導致侵犯人權，任何偵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講，技術偵查手段只要使用得當，未必侵犯公民權利。”7“秘密偵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沒有合法化，卻在使用秘密偵查，即最大的危險在于沒有法律上的規(guī)則可循，卻可以為所欲為。

正如陳衛(wèi)東教授所說：秘密偵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國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發(fā)展過程中的通例，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刑事訴訟發(fā)展進程中的特別引人注目的共同趨勢之一。這一趨勢產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種隱形犯罪類型的不斷涌現，客觀上要求偵查機關唯有啟用秘密偵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應；其次常規(guī)偵查手段的控制日益嚴格，秘密偵查手段作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擴張；最后秘密偵查的廣泛使用代表著社會控制方式的轉變，是社會發(fā)展自身的要求，工業(yè)社會、陌生人社會、多元社會、流動社會的形成導致傳統(tǒng)的社會控制方式失靈，社會控制的方式只能因應社會的變遷與人類行為模式的變遷，由強制轉為秘密監(jiān)控與欺騙引誘。秘密偵查的合法化是因應社會發(fā)展客觀情勢的必然趨勢，其合法化進程值得肯定。8可以說，作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必然產物，技術偵查因其具有特殊的偵查效果，能夠解決偵查權力運作的現實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訴訟法合理授權。

在我國現行刑訴法的規(guī)定中，對于以監(jiān)聽、誘惑偵查等特殊偵查行為為內容的“技術偵查”行為，刑訴法沒有明確的法條規(guī)定，但實踐中卻被所有偵查機關使用。在實踐中，有關技術偵查的法條規(guī)定主要來源于《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guī)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采納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guī)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guī)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guī)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guī)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

根據現有法律的規(guī)定，對于技術偵查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作為基本法的《刑事訴訟法》對技術偵查沒有規(guī)定。二是對于有偵查權的檢察機關并沒有賦予技術偵查的權力。實踐中檢察機關有必要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時又是如何處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xié)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中曾規(guī)定為：“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xù)后，由公安機關協(xié)助使用。”即檢察機關有必要采用技術偵查措施時，實際上由檢察機關請求公安機關來完成。

此次修正案對技術偵查措施的規(guī)定從以下幾個方面很好地回應了上述現有法律規(guī)定中存在的問題，即一是將已經有的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的技術偵查措施通過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將這一權力同樣賦予檢察機關，三是此次修正案還將這一權力的適用進行合理擴大：不僅作用于案件調查，也適用于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說，此次技術偵查引入刑訴法，是這次刑訴法修改的一大亮點。規(guī)定技術偵查措施是必要的，對于審批手續(xù)上“嚴格的批準手續(xù)”的模糊不清、適用對象上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的不確定，存在很多爭論。

首先，來看審批程序問題，規(guī)定什么樣的程序才算得上是“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呢？陳光中教授指出，“技術偵查由哪一級批準沒有規(guī)定，我認為這個要卡得更嚴，是不是由省一級偵查部門的領導批準？”9在我們參與的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的的討論中，甚至于檢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過應當由“省級人民檢察院批準”、“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同級檢察機關批準”、“同級檢察機關的上級檢察機關（即相對于偵查機關上提一級）”等多種方案。但是，在討論中，一位公安機關的領導同志提到他們剛剛開始偵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惡性殺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蹤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這樣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種方案，技術偵查的作用都無法發(fā)揮。這一案件是針對追捕的。同理，對于取得證據而言，如果針對一起正在進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準程序不能迅速及時，也無法取得犯罪證據。因為批準需要及時、保密，技術偵查事實上只有偵查單位的負責人批準才符合偵查規(guī)律、才符合設立這一措施的初衷。對其批準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過事后監(jiān)督與追責、程序性法律后果等辦法來解決。

其次，適用對象上的不確定性是否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們認為也是必要的，因為技術偵查在各國適用的原則上包括“只適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則，但是對于重大案件，很難將其罪名具體化，在我國，除了少數罪名以外，絕大多數罪名都有可能處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現在的概括式規(guī)定，符合“大案原則”，也符合我國刑法上對罪名規(guī)定的特點，作為刑事訴訟法的條款，只能明確到這個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同意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中“技術偵查”條款的絕大部分內容，但建議將“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具體化為：

“經過偵查機關負責人的批準”。

第二篇：偵查措施

偵 查 措 施

第一節(jié)

調查訪問

調查訪問又稱為調查詢問，是指偵查人 員向有關人員和知情群眾了解、查證與 案件有關問題的一項偵查措施。調查詢問的對象和內容

案件的事主、被害人及其親友 案件的知情人和發(fā)案時的目睹人 案件的揭發(fā)檢舉人

案件發(fā)生單位或地區(qū)的負責人 有關行業(yè)的專業(yè)人員 案件的嫌疑對象

調查訪問的方式

（一）公開調查訪問

1、個別走訪

2、座談會

3、通知詢問

（二）秘密調查訪問

第二節(jié)

通緝通報 通緝 通緝是指公安機關對于應當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通令緝捕歸案的一項偵查措施。通報

通報是公安機關為了發(fā)現犯罪線索，查獲贓款、贓物，查明身份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查找碎尸或未知尸體身源等，請求有關公安機關和單位進行協(xié)查的一項偵查措施。通報的種類：可分為兩大類

協(xié)查通報——是把具體案件中需查清的有關問題，通知有關地區(qū)的公安機關，請求協(xié)助調查解決的通報。

預警通報——把帶規(guī)律性、發(fā)展性的犯罪類型、方法及有可能流竄作案的情況通知有關地區(qū)的公安機關，使其預先做好準備。第三節(jié)

偵查實驗

偵查實驗是指在偵查過程中，對與本案有關的某些事實，按照某一事件發(fā)生時的條件，進行實驗性重演，以判明在特定情況下能否發(fā)生相同事實，或者造成某種特定后果的偵查活動。

第四節(jié)

偵查辨認

辨認是指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偵查人員組織辨認人對案件涉及的有關人、未知名尸體、物品或現場所進行辨別和確認的一種偵查措施。

混雜辨認 分別辨認 合法辨認 第五節(jié)

控制銷贓

控制銷贓是指在偵查破案中，刑事偵查部門組織專門力量或依靠群眾，對犯罪分子可能銷贓的有關場所進行監(jiān)視控制，進而發(fā)現贓物，查獲犯罪嫌疑人的一項偵查措施。第六節(jié)

搜 查

一、公開搜查規(guī)定

1、搜查由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的偵查人員實施，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等不得進行。

2、搜查的偵查人員不得少于兩人。

3、進行搜查時，必須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證》。

二、方法

（一）人身搜查的方法

（二）住所搜查

（三）露天場所搜查 第七節(jié)

追緝堵截

追緝堵截是指對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根據其逃跑方向和路線，組織力量進行跟蹤緝捕和設置堵截的一項偵查措施。

追緝就是在案件偵查過程中，查明犯罪分子或重大犯罪嫌疑人已經逃跑，及時組織力量，根據可能逃跑的方向和路線進行追捕的查緝活動。堵截是指在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的前方和落腳點進行設卡守侯，攔截。

逮捕 第八節(jié)

強制措施

1、有證據證明有發(fā)案事實

? ? ? ? ?（1）必須有證據證明發(fā)生了犯罪

（2）必須有證據證明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犯罪（3）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證據已經查證屬實

2、可能判處徒刑以上的刑罰

3、有逮捕必要的 第九節(jié)

訊問犯罪嫌疑人

一、訊問犯罪嫌疑人

1、訊問的主體是偵查人員

2、訊問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

3、訊問的內容包括偵查訊問和預審 訊問的任務

查清犯罪事實

追查同案犯及其犯罪線索 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教育犯罪嫌疑人認罪服法

掌握犯罪活動的主客觀情況，強化同敵斗爭能力

訊問的方針和原則

實事求是

重證據，重調查研究 嚴禁刑訊逼供

偵查強制措施

拘傳、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拘留、逮捕

偵查緊急措施

追緝堵截、通緝通報、控制銷贓、搜查、扣押物證書證、辨認

偵查常規(guī)措施

勘驗、檢查，偵查實驗，詢問證人、被害人，訊問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章

立案

立案是刑事訴訟的開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對立案作了專章規(guī)定。刑事訴訟程序主要分為：立案程序、偵查程序、提起訴訟程序、審判程序、執(zhí)行程序和死刑

程序、審判監(jiān)督程序。通常將最后兩個程序稱為特殊程序，前五個階段的程序為普通程序，而立案就是刑事訴訟開始階段的程序。受案

（一）受案的概念及案件來源 受案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法院等司法機關對公民或單位的報案、控告、舉報及犯罪嫌疑人自首等情況予以審理的過程

? ? ?

立

案

1、單位及公民的報案、控告和舉報

2、群眾扭送

3、犯罪嫌疑人自首

刑事訴訟中的立案，是指公、檢、法等部門對來自各方面的材料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并需追究責任時，依法決定交付偵查或審理的一種訴訟活動。立案必須同時具備條件

有犯罪事實存在 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屬于自己管轄范圍

立案程序

根據立案條件，經審查認為符合立案條件的，制作《刑事案件立案報告書》，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后，予以立案。第十二章

偵查的一般方法 第一節(jié)

偵查的一般方法概述

一、偵查的一般方法

概念：是指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軍隊保衛(wèi)部門和監(jiān)獄，在刑事案件的偵查過程中依法按照一定步驟普遍采用的專門調查和有關強制措施的方法。

（一）偵查的一般方法主要包括：

1、偵查決策的方法

（1）分析判斷案情（2）選擇偵查途徑（3）制定偵查計劃

2、調查取證的方法

（1）向知情人、被害人調查取證（2）對現場提取的痕跡、物證進行甄別（3）查證犯罪線索

3、對重點犯罪嫌疑人的偵查方法

（1）確定犯罪嫌疑人

（2）突破犯罪嫌疑人，打破偵查僵局

4、破案的方法

5、偵查終結

二、偵查的一般方法與特殊方法

第二節(jié)

偵查決策

偵查決策是指偵查人員為完成某個具體案件的偵查任務，對未來偵查實踐的方向、目標、原則、措施、謀略、方法作出決定的活動。

一、分析案情

二、選擇偵查途徑

偵查途徑是指從何處用何種方法開展偵查活動。(一)由事到人的偵查途徑 從因果關系入手 從作案的規(guī)律入手 從作案手段入手 從并案偵查入手

（二）由人到事的偵查途徑

1、從特定的嫌疑對象入手；

2、從人身形象入手。

（三）由物到人的偵查途徑

1、從可疑痕跡入手；

2、從現場可疑物入手；

3、從控制贓物入手。

三、擬定偵查計劃

（一）擬定偵查計劃的步驟

1、輪廓設想

2、精心設計

3、領導抉擇

（二）偵查計劃的內容

1.立案的根據 2.對案情的分析判斷 3.偵查的任務

4.偵查力量的組織和分工 5.有關工作制度

第三節(jié)

調查取證

一、深入地對有關知情人，被害人進行調查

調查核實的內容主要有：

（一）調查犯罪人體貌特征情況

（二）調查贓款、贓物情況

（三）調查被害人情況

1、案件情況不清；

2、案件發(fā)生因果關系明顯；

二、對現場提取的痕跡、物品進行甄別

對手印的甄別 對足跡的甄別 對筆跡、證件的甄別 對血跡的甄別化驗 對工具痕跡的鑒別 對液體物的化驗 對犯罪遺留物的調查

三、邀請有關專家解決技術上的難題

四、對犯罪線索的查證

犯罪線索的來源 犯罪線索的查證方法 審查嫌疑人有無作案時間 審查嫌疑人有無作案因素 審查有無證明嫌疑人犯罪的證據

第四節(jié) 對重點犯罪嫌疑人的偵查 確定重點犯罪嫌疑人

動機目的方面的條件 行為實施方面的條件 物質方面的條件 相貌特征方面條件 案后表現方面的條件 第五節(jié)

破案

破案：指偵查機關依法將犯罪嫌疑人實施拘留逮捕或采取其他強制措施的活動。

一、破案條件 破案的基本條件必須是案件性質已經確定，主要犯罪事實和犯罪嫌疑人已經查清，并取得了揭露和證實犯罪的主要證據。

二、破案后的處理

訊問犯罪嫌疑人 追繳贓物（及時取證）整理材料檔案

總結經驗教訓，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節(jié)

偵查終結

偵查終結是公安機關、檢察院與有法定偵查權的機關，對自己立案并經過一系列的偵查活動，認為案件事實和證據已經查清，不需要繼續(xù)進行偵查時，對偵查工作作出結論和案件作出進一步處理的活動，是偵查的最后程序。

一、偵查終結的條件

（一）案件事實清楚

（二）證據確實、充分

（三）案件性質認定準確

（四）法律手續(xù)完備

二、偵查終結的程序

（一）制作結案報告的內容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 是否采取了強制措施 案件的事實和依據 法律依據和處理意見

（二）對案件提出處理意見

提出起訴意見，制作《起訴意見書》；

提出撤消案件的意見，制作《撤消案件報告書》。

（三）對案件物品的處理

（四）對案件材料的處理

訴訟卷——包括各種刑事訴訟文件和技術性鑒 定材料及其他需要移送的材料。

偵查卷——是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形成的內部使用的文書和技術偵查材料，以及其他不需移送檢察院的材料。

三、關于補充偵查

補充偵查，是指檢察院在審查提請公訴的過程中，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或者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對提起公訴的案件，發(fā)現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尚有遺漏罪行，需要退回公安機關或者自己作進一步調查，補充證據的一種訴訟活動

第三篇：技術偵查

淺論技術偵查應用于職務犯罪偵查的適用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及特點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等。

1、技術偵查擁有全新的證據獲取方式，有利于證據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國經濟和科技高速發(fā)展的影響下，職務犯罪也已經成為高智能型、高隱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層出不窮，犯罪獲得的錢、物藏匿的越來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因而現階段偵查中發(fā)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運用通常的偵查措施往往很難奏效。而技術偵查手段主要是監(jiān)聽電話、監(jiān)視錄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對偵查對象定位追蹤、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因為技術偵查獲得證據和保存證據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對于口供證據更加有利于對犯罪證據的及時保全和固定，這些證據能夠客觀、準確地為偵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分析案情和進一步偵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據和指示方向。

2、技術偵查改變了現有偵查模式，使偵查變得多樣化 現階段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案件，特別是賄賂犯罪這種行動隱秘的案件，偵查方式基本上還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現今保護人權的呼聲越加強烈，隨著國家各種防止刑訊逼供的法規(guī)、政策的相繼出臺，在規(guī)范文明執(zhí)法的同時，也使得檢察機關傳統(tǒng)的偵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愈演愈烈，這種“擠牙膏”的偵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會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轉換偵查模式，不僅是刑事偵查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的要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在要求。而

技術偵查正是適應這種時代的要求所產生的“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在結合過去的“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使偵查走向多樣化，讓證、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證，拓寬偵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夠健全，權力運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約和監(jiān)督。國家經濟的高速發(fā)展、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使職務犯罪呈現智能化、專業(yè)化、隱蔽化、國際化等特點。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證據、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越加普遍，給檢察機關偵查、取證造成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隨著法律的普及，檢察機關辦案流程和方法的公開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對抗司法的心理也越來越強，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對反瀆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guī)范性規(guī)定，更使得傳統(tǒng)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從司法體制上看，檢察機關現行的管理體制使其難以抗拒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難以落到實處。受檢察機關的雙重管理機制所限，檢察機關的經費來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導致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擾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受發(fā)展超前、法律滯后的影響，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使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查處工作面臨困難。另外，基層檢查機關偵查部門辦案力量薄弱、偵察機制落后，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扭轉。在這種新的執(zhí)法環(huán)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尋找新的偵查手段。

三、我國應對措施

1、檢察機關必須設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tǒng)

首先檢察機關要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tǒng)，現今如果檢察機關想要監(jiān)聽某嫌疑人的電話，只能尋求公安機關協(xié)助，使用公安機關的電話監(jiān)聽系統(tǒng)，但是公安機關隸屬于政府，如果檢察機關想要監(jiān)聽嫌疑人的電話不僅自己內部要進行審批，同時還有報請同級公安機關和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審批后還要報請上級公安機關和上級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審批的過程十分繁瑣，而且耗時太長，不但不能及時的進入監(jiān)聽工作，再上時間的審批過后，極有可能錯過最佳的監(jiān)聽時機。使監(jiān)聽工作成為“想用時用不上，而能用時又沒用了”的雞肋手段。而且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階段，需要極高的保密性。這種長時間多部門的審批過程，存在較高的泄密隱患，而且也不符合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獨立行使審查權的規(guī)定。因此檢察機關應該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tǒng)，2、檢察機關必須建立完善的技術偵查制度

運用技術偵查可能對公民的個人隱私構成威脅，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主要針對的是國家一些熱點權利機關的國家工作人員，這是一個范圍較小的特殊群體。但每一個公民的隱私權都應該受到保護，所以檢察機關對使用技術偵查應當建立嚴密的內部逐級審批制度，防止濫用職權行為發(fā)生；還要建立完善的技術偵查檔案管理制度和報備制度，以備接受人大和有關部門的監(jiān)督；更要建立嚴厲的懲罰措施，對濫用職權侵犯他人個人權利的人員一定嚴懲不貸、絕不姑息。再則在辦案人員申請技術偵查時應該提出被偵查人員可能存在違法違紀行為的依據，并不需要嚴格的定罪量刑證據，但也不能僅憑空穴來風就對被偵查人員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筆者在基層檢察院辦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辦某開發(fā)區(qū)城建局案件時，在初期的偵查過程中發(fā)現該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綠化等工程招標，但因開發(fā)區(qū)財政緊張，所以經常拖欠中標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規(guī)定時間給付，在我們對給付情況秘密進行整理之后發(fā)現，大部分中標公司都是在工程結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質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結束后兩三個月左右就結清了工程款，根據舉報的線索和辦案人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一小部分公司能夠在短時間內拿到工程款，雖然沒有獲得不正當利

益，但是違反了該城建局正常給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賄嫌疑。后來經過大量的取證，又對一些公司的負責人進行詢問，有些負責人終于承認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電話相約，送給該領導錢物。這也證實了我們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在報請審批時應該說明報請的依據，就如此案優(yōu)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雖然沒有從中取得不正當利益，但是其優(yōu)先取得工程款卻違反了城建局正常給付方式。因此報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還必須要有充分使用條件。

3、檢察機關必須具備專業(yè)的技術偵查人員

隨著科技強檢工作的不斷深入，技術偵查人才緊缺的問題更是凸現出來。尤其是基層檢察院基本沒有刑事偵查方面的人才,且偵查員結構不合理,掌握先進偵查技術難度大,檢察機關缺乏大量的精通偵查技術的專業(yè)人員，也限制了技術偵查的運用。因此，檢察機關必須把偵查技能培訓納入自偵科技工作范圍，通過培訓普及和提高偵查人員應用科學技術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強偵查人員的科技意識，使科學技術在職務犯罪偵查領域的強化與持續(xù)發(fā)展具有堅實的基礎。

四、結論

借鑒國外大量的反貪實踐，技術偵查手段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采取的用于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較好效果。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中，極利于隱藏調查意圖，采用秘密方式，使用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證證據真實客觀，并有利于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做到快速出擊，迅速查證，懲治腐敗。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為各國打擊犯罪的威懾性力量。但是，技術偵查手段也是一柄雙刃劍，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使用必須在法律的規(guī)制之下，嚴格依照程序。遺憾的是，我國至今沒有在職務犯罪偵查方面制定詳細的、可依照執(zhí)行的法律。我們應當以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為契機，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指導，借鑒國內外先進的立法技術與實踐經驗，積極建立并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技術偵查制度。

東陵區(qū)人民檢察院李棟

第四篇：技術偵查參考講稿

時隔15年，刑事訴訟法——這部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與打擊犯罪密切相連的大法迎來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國人大公布的這次修正案草案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看待這次從無到有新增的技術偵查及其電子數據。

電話、攝像頭、電子郵件、微博，這些記錄人們日常行蹤和隱私的信息平臺的背后，可能還有一只“眼睛”——技術偵查。對于長期依賴口供的公安機關和反貪部門而言，這些“電子眼”技術究竟是“利劍”，還是“包袱”？對于期待社會和諧的普通大眾而言，它們究竟是“福音”，還是“隱患”？當今社會已是科技時代，具有隱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術偵查，給我們帶來了在隱私社會中如何防范“技術迷信”、保障公民權利的難題。

———— 草案規(guī)定 ————

我國于2000年加入《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5年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它們都規(guī)定締約國在打擊相關犯罪時可以使用“電子或者其他監(jiān)視形式”等技術偵查措施。這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而言是一種國際環(huán)境的壓力。

上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至今的這15年，是中國經濟大發(fā)展、科技大進步的15年。這次草案增加技術偵查作為一節(jié)，反映了刑事訴訟法日益走向科技時代。全國人大在草案說明中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犯罪情況的變化，需要完善偵查措施，賦予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加強打擊犯罪的力度，同時，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guī)范、制約和監(jiān)督，防止濫用。偵查特殊類型的犯罪允許技術偵查

草案規(guī)定，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的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草案在證據種類中增加規(guī)定了電子數據。通過技術偵查獲得的電子數據，將作為“電子證據”或“科技證據”被采納。電子數據，是以電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證據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說是借助電子技術或電子設備而形成的一切證據。

偵查人員和相關人員有保密義務

為保障人權，草案規(guī)定，偵查人員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和事實材料，應當及時銷毀。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

予以保密。———— 專家說法 ————

針對我國非常嚴峻的“貪官外逃”現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網絡釣魚”等詐騙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過偵查獲得證據，控制犯罪嫌疑人？電話監(jiān)聽等方式在國外偵查犯罪中已經比較普遍，為什么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才試圖規(guī)定呢？

早期的技術偵查手段

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guī)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采納的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guī)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guī)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guī)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guī)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xù)，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根據有關解釋，這些“技術偵察措施”主要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jiān)聽、電子監(jiān)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等專門技術手段。作為偵查犯罪最主要依據的基本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規(guī)定。

在實踐中，自80年代晚期也開始使用測謊儀為偵查人員提供線索并協(xié)助辦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中，檢察機關經過審批程序也在公安機關協(xié)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術偵查為何邊緣化

許多“技術偵察手段”在貪官外逃等案為什么會“失靈”呢？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領銜的課題組，通過各地調研發(fā)現，它們多限于國家安全和特別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適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規(guī)定上述“技術偵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權保障考慮，要求辦案機關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強制措施，在初查階段不得適用限制、剝奪人身自由及涉及財產權的強制性措施。其次，對于這些“技術偵察手段”，檢察機關基本上處于一種“商請”、“借用”的狀態(tài)，并主要由公安機關協(xié)助執(zhí)行；在規(guī)范不詳盡的情況下，它們擔心一旦在執(zhí)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許多檢察官認為：“與其惹來一身麻煩，不如不用。”

嚴重依賴口供的無奈和弊端

對于辦案人員而言，技術偵查邊緣化，“靠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桌辦案”，確是滿腹無奈和心酸。當前許多犯罪都呈現隱蔽化、組織化、智能化、復合化，甚至國際化趨勢。類似四川移動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樣，由于缺乏技術偵查，辦案機關很難發(fā)現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實物證據，也很難發(fā)現其出逃的“計謀”和“路線”等。有檢察官稱：“有時只能看著貪官所乘坐的飛機在頭上飛過去??”偵查盜用網絡信息的“網絡釣魚”這類犯罪，尤其是跨國情形的，沒有先進的技術偵查，很難收集到相關證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應用研究中心奚瑋研究員認為，對于缺乏證據和信息獲取能力的偵查機關來說，不敢用、不能用技術偵查無疑是一個制度“瓶頸”，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賴于口供辦案或者尋求其他機關協(xié)助。

在專家建議稿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泰斗陳光中主張，技術偵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強其程序控制從而保障人權，也有利于追訴機關更好地利用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術偵查是“雙刃劍”：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權利的“災難”。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們可能會嚴重侵犯相對人的人身、財產、隱私，乃至尊嚴。在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國家，都有刑事訴訟法專門章節(jié)或特別法案規(guī)定監(jiān)聽等技術偵查手段，用來打擊一些重大、復雜犯罪，同時規(guī)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程序和救濟措施。完善我國技術偵查，關鍵要堅持四個法制化原則。

重罪大案原則：不宜“大炮轟蚊子”

現代科技在訴訟程序中的應用并不是萬能的。被稱為萬能技術的“DNA鑒定”也存在一定的誤差，可能釀成錯案。監(jiān)聽等技術偵查存在“誤聽”也不奇怪。美國在“911事件”后的《愛國者法案》曾擴大監(jiān)聽并為此遭受廣泛批評。

在適用范圍上，草案中“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容易成為“口袋”，應該附加對這類特殊情形的特殊審批程序。在操作中，還應堅持大案標準，具體可通過案情復雜程度、涉案數額、可能判處刑罰等綜合界定，不宜“大炮轟蚊子”。必要性原則：防范“需要”的濫用

在適用條件上，草案中“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表述過于籠統(tǒng)，應貫徹必要性原則。在啟動條件上可限定為：不適用該手段難以收集證據、達到偵查目的；偵查

部門必須經過初步的調查或偵查，掌握一定數量的線索和證據，證實嫌疑人具有確實的犯罪意圖或者是正在實施犯罪，或該特定人員確實與案件有關。在結束條件上可限定為：收集到必要證據，達到適用強制措施的證據條件。

合法性原則：禁止超越法律之門

適用技術偵查應強調程序的法定性，同時明確程序違法的相關制裁規(guī)則和救濟機制，尤其是確立犯罪嫌疑人的異議權和民事賠償請求權。草案對于技術偵查中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應該專門擬定一條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證據規(guī)定。“家是每個人的城堡”，不能以技術偵查的名義超越法律之門，侵犯公民隱私。在英國“竊聽門”事件中，本應屬于偵查措施的監(jiān)聽被其他部門濫用，其釀成的危機就是一個警醒。協(xié)同性原則：不宜“單打獨斗”

適用技術偵查，必須在配套資金、科技裝備、信息數據庫和專門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時，我國電信、銀行、出入境管理、服務業(yè)等機構，也應完善相關信息服務機制，實現與技術偵查的協(xié)同配合。對待測謊技術等技術偵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強求，而應在明確其只是提供偵查線索前提下，迅速、及時收集其他證據，獲得其他機構的支持。

“貪官外逃”案：技術偵查滯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動公司高管李某擅自離職，不知去向。據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潛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國家審計署派小組進駐四川移動，并約見李某等談話。根據報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長達五年的“布局”，并陸續(xù)秘密地轉走4.2億元不明資產。許多老百姓抱怨，對李某這類貪腐時間長、多次遭遇舉報的官員應該用監(jiān)聽等手段偵查其犯罪、預防其外逃。

“網絡釣魚”案：比電信詐騙更瘋狂

2011年7月，江蘇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報案稱，有人盜用該公司電子郵箱向海外客戶發(fā)送郵件，謊稱公司原銀行賬號因故停用，讓客戶將貨款匯至一香港的銀行賬號上。公司客戶被詐騙貨款3萬余美元。相比電話、短信等詐騙而言，“網絡釣魚”在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詐騙者利用欺騙性的電子郵件和偽造的Web站點等讓受騙者“上鉤”，使他們泄露信用卡號、賬戶和口令、社保編號等財務數據。

英國“竊聽門”：挑戰(zhàn)隱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宣布，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即將關張的《世界新聞報》的一系列“竊聽”丑聞進行調查。

倫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復雜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了眾多名人、政治家、軍人，甚至“倫敦地鐵爆炸案”遇難者家屬的電話。受害者可能多達4000人。世界輿論大嘩。監(jiān)聽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僅嘲弄了新聞的倫理，而且挑戰(zhàn)了公民隱私的底限。

第五篇：偵查建議報告

關于進一步加強獄內偵查工作的建議

近年來，隨著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fā)展，整個監(jiān)獄系統(tǒng)的監(jiān)管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為了進一步加強全省監(jiān)獄系統(tǒng)的獄內偵查工作，省監(jiān)獄管理局于10月27日、28日在威海召開了全省監(jiān)獄獄內偵查工作理論研討會。我獄偵查科通過組織參加理論研討會，發(fā)現這些年來偵查科盡管開展了不少日常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某些具體工作還是與兄弟單位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為進一步深化我獄的獄內偵查工作，切實解決妨礙獄內偵查工作扎實有效開展的“瓶頸”問題，現根據理論研討會的會議精神、會議的經驗交流成果以及近日省局下發(fā)的《獄內偵查工作規(guī)范》，特提出以下建議：

1、嚴格落實《規(guī)范》中隊伍建設的相關細則。

（1）《規(guī)范》第八條中指出，監(jiān)獄設立獄內偵查科（處），負責組織開展獄內偵查工作。獄內偵查科（處）警察配備應滿足偵查工作需要，人數不少于6名。關押點多的單位應適量增加人員配備。

《規(guī)范》第十四條中指出，根據職責分工，偵查科履行下列職責：預防、偵查和打擊獄內在押罪犯的違法犯罪活動；調研、控制獄情動態(tài)，組織召開獄情動態(tài)分析會，按時上報獄情動態(tài)分析分析報告；負責組織貫徹執(zhí)行獄內偵查工作的方針、政策，組織實施獄內偵查工作的計劃和長遠規(guī)劃；組織開展監(jiān)獄安全動態(tài)評估工作，做好監(jiān)獄風險研判，每季度對監(jiān)獄安全動態(tài)情況作出評估，并上報省監(jiān)獄管理局；審查、考核對耳目的物建、使用、撤銷等管理工作；組織開展對具有各類危險傾向罪犯的排查、控制，以及獄內矛盾排處工作；實施對重要罪犯、黑惡類罪犯、外國籍罪犯、邪教類罪犯等特管罪犯的重點管控；搜集、處理情報信息資料；參與新入監(jiān)罪犯甄別工作；組織開展罪犯坦白檢舉活動；建立健全業(yè)務資料，做好信息統(tǒng)計上報工作，制定并實施偵查工作的計劃和長遠規(guī)劃，對基層偵查工作進行業(yè)務指導；會同政工部門對偵查員進行業(yè)務培訓和考核；完成上級領導和業(yè)務主管部門交辦的其他工作。

目前，我獄獄內偵查科警察人數為4人，僅占到省局規(guī)定的三分之二，對于保持偵查科隊伍的相對穩(wěn)定，首先在人數上有了明顯的不足，其次，偵查科現在的人員配備年齡結構偏向于中年層次，知識結構比較陳舊，這對于今后獄內偵查科工作隊伍的延續(xù)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目前偵查科亟須新鮮血液的注入。另外，根據《規(guī)范》，偵查科的日常業(yè)務有所增加，涉及的層面比較多，繁雜的日常工作對于年齡結構偏大、知識結構較陳舊的干警無疑是個不小的負擔，因此建議監(jiān)獄黨委把偵查科的人員配備到位，增加2—3名鉆研業(yè)務，愛崗敬業(yè)，作風正派，秉公執(zhí)法，具有一定實踐經驗、專業(yè)技能的優(yōu)秀干警，新配備的年青干警具有精力充沛、學習能力強、創(chuàng)新意識強、心理智能高等特點，憑借著這些優(yōu)越的條件，再加上原有老干警偵查工作經驗豐富、思維縝密等特點，今后的偵查科終將達到中青年相結合、優(yōu)勢互補的良好效果，一定能更好的配合監(jiān)獄黨委開展各項工作。

（2）《規(guī)范》第二十一條中指出，監(jiān)獄每年至少舉辦一次獄內偵查業(yè)務培訓，適時開展理論研討活動，不斷提高獄內偵查工作人員業(yè)務素質。

在職人員的再學習再教育，對于提升單位的業(yè)務水平有極大的幫助，同樣，獄內偵查工作人員只有做到業(yè)務素質過硬，方能有效地完成本職工作，所以對偵查員進行政策、法律和業(yè)務培訓十分必要，因此建議監(jiān)獄采取“請進來、走出去、常態(tài)化”的方式，多形式、不定期的舉辦獄內偵查有關的業(yè)務學習和培訓活動。另外，為了加強獄內偵查科與基層監(jiān)區(qū)的聯系，建議實行獄內偵查科與監(jiān)區(qū)專職偵查員的垂直管理模式，編制在監(jiān)區(qū)、分監(jiān)區(qū)，業(yè)務直屬偵查科，從而避免出現個別偵查員的事業(yè)心、責任感、業(yè)務能力缺失的現象。

2、嚴抓落實，進一步加強耳目建設。

耳目是距離危險分子、重點人物等危險源最近的人員，獄內耳目有利于第一時間發(fā)現

獄情、犯情，掌握第一手情報，能夠及時制止犯罪活動、抗改行為，將各類監(jiān)管事故消滅在萌芽之中，能夠及時發(fā)現監(jiān)管漏洞，對于深層次摸排犯情和安全隱患具有積極的作用。而目前，我獄的耳目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些不盡如人意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導致信息渠道不夠暢通：一是耳目受限于所處的監(jiān)管環(huán)境，絕大部分耳目坦言為了避免得罪其他犯人，而不愿意做領導的眼線，害怕別人打擊報復，認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至于別人的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積極主動靠攏政府、干警的意識淡薄，因此很多罪犯盡管口頭上答應，但是不能向干警匯報有價值的情報，從而導致一些耳目的素質較低，質量較差，難以達到有效的利用目的。二是受限于耳目使用人的素質，由于耳目使用的干警在管理水平、教育培養(yǎng)力度、業(yè)務能力等方面存在著良莠不齊的現象，耳目使用的價值受物建比例、合理布局影響，導致使用方法技巧單一，收集獄情、犯情積極性低，使得難以獲取有價值的情報。三是耳目的作用發(fā)揮受限，根據近年來耳目匯報的情報與真正對偵破案件有價值的情報對比，后者僅僅占到前者的10%，形成了耳目的作用形同虛設這一老大難問題，因此，目前耳目的建設問題亟待解決。

一是按照《規(guī)范》科學地構建獄內耳目網絡，押犯單位應有領導、有計劃地物建耳目，耳目數量應達到押犯人數的3％以上，布局合理，形成網絡，建立專檔，專人管理，形成網絡監(jiān)控。二是加強考核，嚴格依據《獄內耳目獎懲規(guī)定》兌現獎懲，最大程度地激活獄內耳目這條信息源。根據《規(guī)范》第八十五條，監(jiān)獄應嚴格耳目獎懲制度。對耳目的獎懲，應以行政獎懲為主，以物質獎罰為輔，堅持實事求是、保守秘密、調動耳目改造積極性的原則，結合耳目匯報情況的真?zhèn)魏蛢r值大小，依據獎懲規(guī)定，及時予以兌現。獎懲耳目一律不公開進行，不納入計分考核臺賬管理，應由使用人單獨向耳目宣布，記入耳目獎懲臺賬。另外，為調動耳目的積極性，建議監(jiān)獄建立專項資金，對能提供有效情報的耳目和耳目使用人給予相應的現金獎勵，從經濟上予以激勵。三是加強對耳目使用人的業(yè)務培訓，對耳目日常的任務布臵、情報搜集、行為養(yǎng)成、獎懲規(guī)定、心理分析、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業(yè)務進行再教育學習，使得干警在耳目管理上真正做到得心應手。

3、彌補不足，不斷深化危重罪犯管控。

《規(guī)范》第四十七條中指出，對危險分子的管理控制，要做到“四知道”，并嚴格落實“三包”、“一夾”、“四固定”、“五不準”，每月至少進行兩次談話教育。實際工作中，包夾干警基本能保證做到危重犯的“四知道”，但具體的“三包”、“四固定”、“五不準”等管控措施大部分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具體實施起來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要在監(jiān)區(qū)、干警、聯號等方面入手，實行靜態(tài)資料和動態(tài)管理相結合的方式，靈活運用各種有效手段，深化危重犯的管控。

一是協(xié)同監(jiān)區(qū)、全面規(guī)劃，在監(jiān)區(qū)內部、監(jiān)區(qū)與監(jiān)區(qū)之間建立科學合理的網絡結構，通過深層次的摸排梳理、與耳目建設相結合，開展危重犯的犯情收集，形成詳細的信息資料。二是建立危重罪犯的調動管理制度，實行危重罪犯的級別管控，監(jiān)區(qū)要根據危重罪犯的情況，確立由包組干警的一級承包、包組干警與監(jiān)區(qū)領導相結合的二級承包制度，另外，對于頑固犯成立專門的攻關小組，進行幫扶教育。三是嚴格落實對聯號、包夾人的獎勵，對危重罪犯的聯號、包夾人體現責利對等原則：一方面適當提高危重罪犯的聯號在考核分上的系數，另一方面對危險分子包夾的干警在經濟上、政治上予以傾斜，提高危重罪犯管控工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