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偵查技術與方法（范文模版）

并案偵查是公安機關在偵查破案中普遍采用的一種常規的重要的偵查措施之一。是指通過信息交流、分析判斷、現場勘查、案情分析、初步偵查等方法和措施，認為在同一地區或不同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案件，有許多共同之處，可能是同一個犯罪分子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所為，于是把這些案件串連起來，一井組織專案偵查，進行由此及彼，由一案掛多案的一種偵查措施。可

以實施并案偵查的條件很多，如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作案的時間、地點、環境，作案工具及手段方法，遺留痕跡特征等。[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www.tmdps.cn/)一站在手，寫作無憂!]并案的方法大體有三種，一是以人串案，“人”可指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也可以指被害人的特定性特征；二是以案串案，即幾起案件類型相同、情節相似；作案目標、作案手段、作案過程有共同點。三是以物串案，即依據物證串案。根據現場遺留痕跡、遺留物、作案工具、贓物等與案件有關物品進行串案；根據當前刑事犯罪。特別是嚴重刑事犯罪的一些特點，犯罪分子大流竄、跨區域、連續作案，集盜、搶、殺人、放火等罪行于一身的特點。要求偵查人員在偵查實踐中，注重串并案偵查，并敢于、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學會辯證思維。

發展的觀點和聯系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兩個基本觀點。這兩個觀點為我們準確、及時、大膽地實施并案偵查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一、并案偵查是實施中發展的觀點

犯罪分子并不是生來就是罪犯，他有一個成長、成熟的過程，其自然特征或體貌特征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各種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而改變。另外，犯罪分子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其生理、心理、習慣有相對的穩定性，其作案手段和方法會形成一種定勢，有相對穩定的犯罪活動規律，但是犯罪分子特別是慣犯、累犯，他們在每一次作案后必然會有一個恢復心理平靜、調整心理狀態、揣摸作案手法、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他們為了提高下一次作案成功的把握性，增強逃避打擊的能力總是盡量地克服一些心理定勢，有意制造假象，干擾偵查視線。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國際間交流的進一步普遍和加深，犯罪分子犯罪方法手段也在不斷更新和發展。如某一犯罪分子在前幾年采用踹門入室，“白日闖”盜竊作案，今天隨著防盜門窗的普及，犯罪分子不得不研習技術開鎖以達到作案目的。禁絕已久的毒品犯罪改革開放以后又死灰復燃，犯罪分子受高額利潤的誘惑，由原來的盜竊搶劫等刑事犯罪變為毒品犯罪。如果一犯罪分子在前幾年還只是小偷小摸的話，今天變成持槍搶劫、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并不足為奇。犯罪的心理狀態、方法手段等都有一個不斷強化的過程。犯罪分子在每一次作案得逞后，其犯罪欲望不斷加強，主觀惡習不斷加深，犯罪能量步步升級。這本身就是一個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的過程。可見，無論是從案件還是案犯來看，都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的。在偵查實踐中要注意運用發展的觀點來認識案件和案犯，成功地進行串并案偵查。

二、并案偵查實施中聯系的觀點

事物的相對穩定性體現了其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我們認識和區別事物的基礎。系列性案件的犯罪主體是同一的，案件必然在某方面具有同一性即案件的不變性特征，這是串并案偵查的基礎。不論是以人申案、以案串案還是以物串案，串的是“案”，案件與案件串起來的根據是案件之間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能存在于案件的任何一個或幾個環節中、通過認真細致地現場勘查，綜合系統地分析判斷，結合已經掌握的犯罪情報資料，找出案件之間的相關聯的痕跡物證、手段方法、侵害目標、時間地點、主體特征等串案因素，這些相關聯的因素是相對穩定的，依此進行串并案偵查并非難事。目前就串并案偵查中容易忽視的一個因素是案件之間的外在的聯系。許多案件之間可供我們實施串并案偵查的相關聯的穩定性的因素極少，本來應該申案分析、并案偵查的卻沒有實施，往往使我們錯失破案良機。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沒有完全相同的兩起案件。偵查人員不僅要善于發現案件之間的內在聯系，還要善于發現案件之間的外在聯系。

首先，要敢于善于跨案別實施并案偵查一些慣犯、累犯為了逃避打擊，學會了許多反偵查伎倆，作案前化裝改變性別形體，使目擊者難以描述體貌特征；現場偽裝破壞，遺留的有價值的相對穩定的痕跡物證極少。有的犯罪分子在甲地作案，乙地銷贓，丙地匿藏。為了增加作案能量，有效逃避打擊，往往要用盜搶來的錢款購買槍支彈藥。案別不同，地區跨度大，很難實施有效的并案偵查。但是我們的思維是可以超越任何界限的，通過認真系統的案情分析，快速及時的信息反饋，綜合運用各種偵查措施，運用辯證思維，發現案件之間的串聯條件，實施并案偵查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犯罪分子雖然經過周密的謀劃準備，但在作案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況。此時，犯罪分子可能會改變初衷，其結果是預謀的和已經實施的是完全不同的兩類案件。這就要求偵查人員不能只就案論案，要及時、全面掌握犯罪動態、犯罪信息，熟知犯罪情報資料，作到耳聰目明,頭腦中要始終有專案意識。對于任何顯性或隱性的蛛絲馬跡要高度重視，“上綱上線”，不可輕易放過，錯失良機。如某一派出所抓獲一個人室盜竊的犯罪嫌疑人，派

出所的同志并沒有輕易就案論案，因為在該地區不同時期連續發生幾十起入室強奸婦女案件，影響極大。干警大膽假設，果斷地將該犯罪嫌疑人向入室強奸系列案件上“靠”，結果一舉偵破了此系列大案。審問得知犯罪嫌疑人尾隨一單身婦女準備入室強奸，恰巧該婦女從后門出去了，犯罪嫌疑人便臨時起意順手牽羊，盜竊財物。

隨著犯罪情報資料建設的不斷完善，隨著對新形勢下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的認識的不斷深入，隨著偵查人員素質的不斷提高，各級公安機關的偵查部門對并案偵查十分重視，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對案件在思想上和認識上的辯證思考。并案的思路進一步拓寬，通過勘查現場、現場訪問；通過敵情交流和技術交流會議；通過分析檢索犯罪情況資料；通過專門的調查研究；通過協查通報和通緝材料；通過區域性聯防協作等方法串并案偵查，有效遏制刑事犯罪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筆者認為這也是“大刑偵格局”構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篇：技術偵查

淺論技術偵查應用于職務犯罪偵查的適用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及特點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等。

1、技術偵查擁有全新的證據獲取方式，有利于證據的保全和固定

在我國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的影響下，職務犯罪也已經成為高智能型、高隱秘型的犯罪，犯罪的的手段層出不窮，犯罪獲得的錢、物藏匿的越來越深、犯罪涉及到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因而現階段偵查中發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運用通常的偵查措施往往很難奏效。而技術偵查手段主要是監聽電話、監視錄像、秘密搜查、秘密拍照、對偵查對象定位追蹤、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因為技術偵查獲得證據和保存證據的方式特殊，所以相對于口供證據更加有利于對犯罪證據的及時保全和固定，這些證據能夠客觀、準確地為偵查破案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分析案情和進一步偵破案件提供有力依據和指示方向。

2、技術偵查改變了現有偵查模式，使偵查變得多樣化 現階段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案件，特別是賄賂犯罪這種行動隱秘的案件，偵查方式基本上還停留在原始模式上，而且現今保護人權的呼聲越加強烈，隨著國家各種防止刑訊逼供的法規、政策的相繼出臺，在規范文明執法的同時，也使得檢察機關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窘境。“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愈演愈烈，這種“擠牙膏”的偵查方式，其工作效率、社會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轉換偵查模式，不僅是刑事偵查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在要求。而

技術偵查正是適應這種時代的要求所產生的“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在結合過去的“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使偵查走向多樣化，讓證、供互相指引、互相佐證，拓寬偵查方向，提高破案效率。

二、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必要性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夠健全，權力運行仍缺少完善的制約和監督。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使職務犯罪呈現智能化、專業化、隱蔽化、國際化等特點。一方面，犯罪分子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證據、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越加普遍，給檢察機關偵查、取證造成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隨著法律的普及，檢察機關辦案流程和方法的公開化、透明化，犯罪分子對抗司法的心理也越來越強，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對反瀆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得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從司法體制上看，檢察機關現行的管理體制使其難以抗拒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難以落到實處。受檢察機關的雙重管理機制所限，檢察機關的經費來源和人事安排仍然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導致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工作遇到的阻力和干擾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受發展超前、法律滯后的影響，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使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查處工作面臨困難。另外，基層檢查機關偵查部門辦案力量薄弱、偵察機制落后，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扭轉。在這種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只能尋找新的偵查手段。

三、我國應對措施

1、檢察機關必須設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

首先檢察機關要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現今如果檢察機關想要監聽某嫌疑人的電話，只能尋求公安機關協助，使用公安機關的電話監聽系統，但是公安機關隸屬于政府，如果檢察機關想要監聽嫌疑人的電話不僅自己內部要進行審批，同時還有報請同級公安機關和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審批后還要報請上級公安機關和上級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審批的過程十分繁瑣，而且耗時太長，不但不能及時的進入監聽工作，再上時間的審批過后，極有可能錯過最佳的監聽時機。使監聽工作成為“想用時用不上，而能用時又沒用了”的雞肋手段。而且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在初查階段，需要極高的保密性。這種長時間多部門的審批過程，存在較高的泄密隱患，而且也不符合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獨立行使審查權的規定。因此檢察機關應該建立獨立的技術偵查系統，2、檢察機關必須建立完善的技術偵查制度

運用技術偵查可能對公民的個人隱私構成威脅，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主要針對的是國家一些熱點權利機關的國家工作人員，這是一個范圍較小的特殊群體。但每一個公民的隱私權都應該受到保護，所以檢察機關對使用技術偵查應當建立嚴密的內部逐級審批制度，防止濫用職權行為發生；還要建立完善的技術偵查檔案管理制度和報備制度，以備接受人大和有關部門的監督；更要建立嚴厲的懲罰措施，對濫用職權侵犯他人個人權利的人員一定嚴懲不貸、絕不姑息。再則在辦案人員申請技術偵查時應該提出被偵查人員可能存在違法違紀行為的依據，并不需要嚴格的定罪量刑證據，但也不能僅憑空穴來風就對被偵查人員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筆者在基層檢察院辦案多年，其中在一次查辦某開發區城建局案件時，在初期的偵查過程中發現該城建局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建、綠化等工程招標，但因開發區財政緊張，所以經常拖欠中標公司工程款，不能按照合同規定時間給付，在我們對給付情況秘密進行整理之后發現，大部分中標公司都是在工程結束后1年左右才能得到尾款（不包含質保金），只有一小部分公司在工程結束后兩三個月左右就結清了工程款，根據舉報的線索和辦案人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一小部分公司能夠在短時間內拿到工程款，雖然沒有獲得不正當利

益，但是違反了該城建局正常給付方式，其中可能存在行受賄嫌疑。后來經過大量的取證，又對一些公司的負責人進行詢問，有些負責人終于承認在得到全部工程款后，都以電話相約，送給該領導錢物。這也證實了我們初期的猜想。如上述案件，如果提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在報請審批時應該說明報請的依據，就如此案優先得到工程款的公司雖然沒有從中取得不正當利益，但是其優先取得工程款卻違反了城建局正常給付方式。因此報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還必須要有充分使用條件。

3、檢察機關必須具備專業的技術偵查人員

隨著科技強檢工作的不斷深入，技術偵查人才緊缺的問題更是凸現出來。尤其是基層檢察院基本沒有刑事偵查方面的人才,且偵查員結構不合理,掌握先進偵查技術難度大,檢察機關缺乏大量的精通偵查技術的專業人員，也限制了技術偵查的運用。因此，檢察機關必須把偵查技能培訓納入自偵科技工作范圍，通過培訓普及和提高偵查人員應用科學技術手段的能力，大力加強偵查人員的科技意識，使科學技術在職務犯罪偵查領域的強化與持續發展具有堅實的基礎。

四、結論

借鑒國外大量的反貪實踐，技術偵查手段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采取的用于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較好效果。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中，極利于隱藏調查意圖，采用秘密方式，使用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形式,最大程度保證證據真實客觀，并有利于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做到快速出擊，迅速查證，懲治腐敗。由于其具有的秘密性、快速性、直接性，已然成為各國打擊犯罪的威懾性力量。但是，技術偵查手段也是一柄雙刃劍，很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使用必須在法律的規制之下，嚴格依照程序。遺憾的是，我國至今沒有在職務犯罪偵查方面制定詳細的、可依照執行的法律。我們應當以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為契機，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指導，借鑒國內外先進的立法技術與實踐經驗，積極建立并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技術偵查制度。

東陵區人民檢察院李棟

第三篇：技術偵查參考講稿

時隔15年，刑事訴訟法——這部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與打擊犯罪密切相連的大法迎來了第二次大修。在全國人大公布的這次修正案草案中，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看待這次從無到有新增的技術偵查及其電子數據。

電話、攝像頭、電子郵件、微博，這些記錄人們日常行蹤和隱私的信息平臺的背后，可能還有一只“眼睛”——技術偵查。對于長期依賴口供的公安機關和反貪部門而言，這些“電子眼”技術究竟是“利劍”，還是“包袱”？對于期待社會和諧的普通大眾而言，它們究竟是“福音”，還是“隱患”？當今社會已是科技時代，具有隱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術偵查，給我們帶來了在隱私社會中如何防范“技術迷信”、保障公民權利的難題。

———— 草案規定 ————

我國于2000年加入《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5年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它們都規定締約國在打擊相關犯罪時可以使用“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等技術偵查措施。這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而言是一種國際環境的壓力。

上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至今的這15年，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科技大進步的15年。這次草案增加技術偵查作為一節，反映了刑事訴訟法日益走向科技時代。全國人大在草案說明中指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犯罪情況的變化，需要完善偵查措施，賦予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加強打擊犯罪的力度，同時，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制約和監督，防止濫用。偵查特殊類型的犯罪允許技術偵查

草案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技術偵查的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草案在證據種類中增加規定了電子數據。通過技術偵查獲得的電子數據，將作為“電子證據”或“科技證據”被采納。電子數據，是以電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證據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說是借助電子技術或電子設備而形成的一切證據。

偵查人員和相關人員有保密義務

為保障人權，草案規定，偵查人員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于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信息和事實材料，應當及時銷毀。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

予以保密。———— 專家說法 ————

針對我國非常嚴峻的“貪官外逃”現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網絡釣魚”等詐騙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過偵查獲得證據，控制犯罪嫌疑人？電話監聽等方式在國外偵查犯罪中已經比較普遍，為什么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才試圖規定呢？

早期的技術偵查手段

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采納的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根據有關解釋，這些“技術偵察措施”主要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等專門技術手段。作為偵查犯罪最主要依據的基本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規定。

在實踐中，自80年代晚期也開始使用測謊儀為偵查人員提供線索并協助辦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中，檢察機關經過審批程序也在公安機關協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術偵查為何邊緣化

許多“技術偵察手段”在貪官外逃等案為什么會“失靈”呢？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教授領銜的課題組，通過各地調研發現，它們多限于國家安全和特別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適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上述“技術偵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權保障考慮，要求辦案機關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強制措施，在初查階段不得適用限制、剝奪人身自由及涉及財產權的強制性措施。其次，對于這些“技術偵察手段”，檢察機關基本上處于一種“商請”、“借用”的狀態，并主要由公安機關協助執行；在規范不詳盡的情況下，它們擔心一旦在執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許多檢察官認為：“與其惹來一身麻煩，不如不用。”

嚴重依賴口供的無奈和弊端

對于辦案人員而言，技術偵查邊緣化，“靠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桌辦案”，確是滿腹無奈和心酸。當前許多犯罪都呈現隱蔽化、組織化、智能化、復合化，甚至國際化趨勢。類似四川移動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樣，由于缺乏技術偵查，辦案機關很難發現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實物證據，也很難發現其出逃的“計謀”和“路線”等。有檢察官稱：“有時只能看著貪官所乘坐的飛機在頭上飛過去??”偵查盜用網絡信息的“網絡釣魚”這類犯罪，尤其是跨國情形的，沒有先進的技術偵查，很難收集到相關證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應用研究中心奚瑋研究員認為，對于缺乏證據和信息獲取能力的偵查機關來說，不敢用、不能用技術偵查無疑是一個制度“瓶頸”，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賴于口供辦案或者尋求其他機關協助。

在專家建議稿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泰斗陳光中主張，技術偵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強其程序控制從而保障人權，也有利于追訴機關更好地利用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術偵查是“雙刃劍”：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權利的“災難”。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們可能會嚴重侵犯相對人的人身、財產、隱私，乃至尊嚴。在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國家，都有刑事訴訟法專門章節或特別法案規定監聽等技術偵查手段，用來打擊一些重大、復雜犯罪，同時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程序和救濟措施。完善我國技術偵查，關鍵要堅持四個法制化原則。

重罪大案原則：不宜“大炮轟蚊子”

現代科技在訴訟程序中的應用并不是萬能的。被稱為萬能技術的“DNA鑒定”也存在一定的誤差，可能釀成錯案。監聽等技術偵查存在“誤聽”也不奇怪。美國在“911事件”后的《愛國者法案》曾擴大監聽并為此遭受廣泛批評。

在適用范圍上，草案中“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容易成為“口袋”，應該附加對這類特殊情形的特殊審批程序。在操作中，還應堅持大案標準，具體可通過案情復雜程度、涉案數額、可能判處刑罰等綜合界定，不宜“大炮轟蚊子”。必要性原則：防范“需要”的濫用

在適用條件上，草案中“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表述過于籠統，應貫徹必要性原則。在啟動條件上可限定為：不適用該手段難以收集證據、達到偵查目的；偵查

部門必須經過初步的調查或偵查，掌握一定數量的線索和證據，證實嫌疑人具有確實的犯罪意圖或者是正在實施犯罪，或該特定人員確實與案件有關。在結束條件上可限定為：收集到必要證據，達到適用強制措施的證據條件。

合法性原則：禁止超越法律之門

適用技術偵查應強調程序的法定性，同時明確程序違法的相關制裁規則和救濟機制，尤其是確立犯罪嫌疑人的異議權和民事賠償請求權。草案對于技術偵查中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應該專門擬定一條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證據規定。“家是每個人的城堡”，不能以技術偵查的名義超越法律之門，侵犯公民隱私。在英國“竊聽門”事件中，本應屬于偵查措施的監聽被其他部門濫用，其釀成的危機就是一個警醒。協同性原則：不宜“單打獨斗”

適用技術偵查，必須在配套資金、科技裝備、信息數據庫和專門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時，我國電信、銀行、出入境管理、服務業等機構，也應完善相關信息服務機制，實現與技術偵查的協同配合。對待測謊技術等技術偵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強求，而應在明確其只是提供偵查線索前提下，迅速、及時收集其他證據，獲得其他機構的支持。

“貪官外逃”案：技術偵查滯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動公司高管李某擅自離職，不知去向。據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潛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國家審計署派小組進駐四川移動，并約見李某等談話。根據報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長達五年的“布局”，并陸續秘密地轉走4.2億元不明資產。許多老百姓抱怨，對李某這類貪腐時間長、多次遭遇舉報的官員應該用監聽等手段偵查其犯罪、預防其外逃。

“網絡釣魚”案：比電信詐騙更瘋狂

2011年7月，江蘇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報案稱，有人盜用該公司電子郵箱向海外客戶發送郵件，謊稱公司原銀行賬號因故停用，讓客戶將貨款匯至一香港的銀行賬號上。公司客戶被詐騙貨款3萬余美元。相比電話、短信等詐騙而言，“網絡釣魚”在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詐騙者利用欺騙性的電子郵件和偽造的Web站點等讓受騙者“上鉤”，使他們泄露信用卡號、賬戶和口令、社保編號等財務數據。

英國“竊聽門”：挑戰隱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國首相卡梅倫宣布，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即將關張的《世界新聞報》的一系列“竊聽”丑聞進行調查。

倫敦警察局透露，背景復雜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了眾多名人、政治家、軍人，甚至“倫敦地鐵爆炸案”遇難者家屬的電話。受害者可能多達4000人。世界輿論大嘩。監聽一旦失控或被利用，不僅嘲弄了新聞的倫理，而且挑戰了公民隱私的底限。

第四篇：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趨勢

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趨勢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向科技要戰斗力，將科技手段運用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與發展在刑事訴訟領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訴訟實現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客觀需要。大力提高檢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檢察科技進步和提高好檢察干警素質，是今后檢察工作的重要發展方向。

當前，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體制轉型中的新情況，新事物不斷涌現，職務犯罪日趨智能化、技術化，罪犯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假證、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普遍，取證難度較大；同時，犯罪分子的反社會性和對抗司法的心理增強，尤其是新刑事訴訟法對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的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國有學者預言：21世紀的司法證明將是以“物證”為主要載體的科學證明。在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豐富偵查方法，提高偵查能力，而要提高偵查能力，必須要求偵查手段科技化，運用包括技術偵查等手段在內的科技手段。筆者在這里主要對技術偵查做一闡述。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手段。技術偵查是在被追訴者及一般公眾均不知曉情況下進行的，因而能避免來自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措施，所獲取的證據也通常比較真實可靠。

技術偵查手段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社會矛盾的增多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家的犯罪出現了組織化、技術化、隱蔽化的特點，這既給偵查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又迫使偵查機關努力尋求偵查方式的變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國家，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日益向技術化、高隱蔽性方面發展，新的社會形勢提出了對這些新型犯罪最適合法律與司法工具問題，于是技術偵查措施產生并日益成為打擊犯罪的一種重要的偵查手段。

在西方國家，一般對技術偵查的范圍做了明確的界定，指定了偵查機關使用的程序和規則。如美國國會1968年通過《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對于運用電子的、機械的及其他手段監聽任何電子通訊或口頭會話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明確賦予偵查機關廣泛的監聽權力；美國多數州法院承認心理測試結果的間接證據作用，已經有36個州承認心理測試結論；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章

規定“押、監視電話通訊、掃描偵查、使用技術手段、派遣秘密偵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266——271條規定“談話或通訊竊聽”等偵查手段。

而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并未有只言片語的規定，技術偵查現階段主要依據于偵查機關的內部規章進行規范。我國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95年頒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但是對于什么是技術偵查，技術偵查的范圍、審批的程序以及手續等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國對于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限制與謹慎是有其深刻歷史與社會背景的，是建立在“黨內不準搞技術偵查”的基礎之上的，為了防止將技術偵查用于政治運動，其出發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導出職務犯罪不能搞技術偵查的結論。其一，現在社會歷史背景已經變化，現在的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公共權力的規范運行，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嚴重背離。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就必須同腐敗與欺詐作斗爭。其二，我國正努力走向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憲法原則。為何對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為何對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種措施呢？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nbs

p;

一、技術偵查運用于職務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術偵查措施設立之法理基礎

技術偵查措施因其具有隱秘性而難免與公民個人的隱私權相沖突，代表社會利益的技術偵查措施與代表個人私益的公民隱私權之間便存在著“善與善的沖突”，而只能進行價值選擇。各國均認為，在對上述“善與善的沖突”進行價值衡量時，應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一方的判斷，即為了維護法律和程序，國家偵查機關得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公民隱私權，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技術偵查是正當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公民的隱私權的限制應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成本或代價，如果能夠從技術偵查的運用范圍、程序的功能加以嚴格限制，并提高實施人員的個人素質，就能夠在公民自由權利與社會安全、偵查效率、訴訟經濟之間獲得比較好的平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9條第3款規定：“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是應由法律規定并為下列條件所必須：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這事實上亦可成為技術偵查制度確立之依據。

2、技術偵查措施的確立是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模式改革的客觀要求

從近幾年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由供到證的模式上，這與我國偵查工作的現實條件緊密相關的，對技術偵查的忽視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職務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隱秘型犯罪，犯罪行為有其職務掩護，通常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跡、物證少，因而偵查中發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運用通常的偵查措施往往很難奏效，特別是賄賂案件行動隱秘，不留痕跡，即所謂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們檢察機關的偵查人員基本上還停留在“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的辦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會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偵查任務繁重，群眾法律意識是懲罰犯罪的要求遠較保護人權的要求強烈的條件下，“由供到證”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訊逼供等違法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與社會后果；而且這種“擠牙膏”的偵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無論是從工作效率、司法資源、社會效果等多方面來看，“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轉換為“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不僅是刑事偵查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在要求。而偵查模式的轉變，必須建立在檢察機關一定的偵查措施的配套與健全之上的，如果僅僅還停留在單一的落后的偵查方法上，轉變偵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樓。

職務犯罪破壞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和國家政策的實施，擾亂社會秩序和資源的合理配置，破壞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原則，侵蝕社會道德和人們的精神世界。我們同職務犯罪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只有適度使用強有力的偵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術偵查手段，才能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在現在的司法實踐中，紀檢監察部門實際上已經承擔了司法機關的某些偵查職能，“兩規”、“兩指”被大量運用。其內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實踐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

律之上的做法；還是通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必要的偵查措施包括技術偵查手段，提高偵查能力？我們所做的選擇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二、面臨的困難和發展方向

技術偵查是依靠強有力的技術設備和大量的技術偵查人才作為基礎的，沒有相應的技術設備和技術人才，技術偵查只能是無源之水。技術偵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須的技術設備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財力資源。從目前檢察機關的經濟狀況來看，在檢察機關內部建立一套完備的技術偵查設備是十分困難的，基層檢察機關要發展技術偵查更是困難重重。而且從人員素質來看，檢察機關幾乎90%以上的人員畢業于法律專業，只有1%——2%的人員畢業于刑事偵查專業。檢察機關缺乏大量的精通偵查技術的專業人員，也限制了技術偵查的運用。落后的技術手段嚴重限制了檢察機關的偵查能力，使檢察機關的整體偵查能力受到嚴重影響。檢察機關現在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最高檢提出建設檢察機關信息化建設，并作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設只是一個方面。對于職務犯罪偵查來講，信息化建設遠遠不夠，還不足以全面提高檢察機關的整體偵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勢下，如果沒有技術偵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檢察機關整體偵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由于客觀方面的限制，檢察機關實現偵查手段現代化在短時間內是無法辦到的。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貪大求全，應當面對現實，從長計議，逐步發展。實現偵查現代化，應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實際發展狀況以及人才、物力條件，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一條路。

第五篇：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的銜接與配合

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的銜接與配合

【內容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人、財、物的進一步大流動，使得刑事犯罪形勢日趨嚴峻化；同時，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一方面為公安機關偵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偵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現象越來越突出。因此，當前的刑偵工作必須實現偵查工作與技術工作的有效銜接與配合，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破案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維護社會秩序。【關鍵詞】：刑事 偵查 勘查 科學技術 犯罪

一、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銜接配合概述

刑事技術，亦稱刑事科學，是偵查機關在刑事偵查活動中，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理論和方法，發現、記錄、提取、識別和鑒定與刑事案件有關的各種物證、書證，為偵查、起訴、審判工作提供線索和證據的各種專門技術的總稱。刑事技術檢驗是刑事偵查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刑事偵查活動的一項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術滲透到刑事偵查各個環節中去時，才能真正轉化為物質力量，使偵查人員由單純的體力型向科技型轉化，使在刑事辦案中獲取的各類物證更具價值性和證據性，對犯罪分子的認定作用和打擊力度進一步加大。

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加強及與國際法的逐漸接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對刑事偵查各環節進一步加以規范。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如果我們的刑事偵查工作仍然停留在傳統的模式，仍然墨守陳規，靠打“車輪戰”、“人海戰”，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審查訊問方式，不計成本、不講效益，已遠遠不能滿足現實斗爭的需要，也無法向人民群眾交出滿意的答卷。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刑事偵查提供了獲取科學證據的強大武器，為提升刑事偵查戰斗力提供了廣泛的空間。把科學技術提高到“第一戰斗力”的地位，改變思路，從觀念到行動上真正重視起科學技術的巨大潛力，通過加大偵查的科技含量，持續地增強控制、發現、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無疑是刑偵改革的重要內涵。所以，各級刑事偵查部門越來越認識到刑事科學技術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強警、科技強偵”的戰略措施，從而使刑事科學技術在偵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實踐證明：在社會生產力系統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刑事偵查工作中，刑事科學技術是第一破案力。

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看到，由于偵技人員所處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對象不同，相互之間難以形成有效地銜接配合，分離脫節現象嚴重。特別是在現場勘查、偵查訊問等階段，表現得尤為突出。對刑偵工作中的偵查和技術人員來說，強調任何一方而忽視另一方都是不對的。必須清醒認識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必須做到各局部的有機結合，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整體的效能。在技術和偵查最應密切銜接的“一線”基層責任區刑警隊，問題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術部門在思想上要強化與偵查工作銜接的意識，既注重本專業的發展拓寬，又注重與偵查部門的密切協作；刑事偵查部門則要緊密依靠刑事技術的科學力量，多聯絡、多溝通，使我們每一起案件的偵破和辦理都存在技術因素。美國著名學者克里希南在《現代犯罪偵查導論》一書中專門論述了刑事技術與偵查工作的關系：“偵查員和實驗室意見的交流。首先要會辨認、采集原物確鑿證據然后把它們送抵實驗室進行檢驗。偵查員和犯罪實驗室檢驗人員問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間的才能的基礎??犯罪實驗室在刑事犯罪偵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長，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訓練時，在某個犯罪的實際偵查過程中，對警察的各種職責有了起碼認識的緣故??同偵查人員磋商，有助于實驗室的科學家恰當地安排他們的試驗，也有助于他們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

二、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銜接配合的表現 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應在現場勘查、審查訊問、發現和認定嫌疑人三個階段有效地銜接配合，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刑事技術在刑事偵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

（一）行事偵查與刑事技術在現場勘查階段的銜接配合

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白景富同志指出：“現場勘查是偵查工作的門戶，如果連這個門都進不了，其它工作都無從談起。” 這個論斷非常精準。現場勘查是偵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訴訟活動的首要環節。刑事案件現場是犯罪行為的發生地，是犯罪證據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儲存地。正是因為犯罪現場如此重要，所以長期以來公安部都是嚴格要求現場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時、全面、客觀、細致”的原則。

所謂犯罪現場勘查，是指偵查人員依據法律規定，為從犯罪現場收集證據，研究犯罪信息而進行的犯罪現場訪問和犯罪現場勘驗、檢查的總稱，是一項綜合性的偵查措施。犯罪現場勘查的兩大核心內容是犯罪現場訪問與犯罪現場勘查、檢查。現場勘查工作是刑事偵查工作的起點和基礎，又是刑事技術工作的重頭戲。但在實際工作中，現場勘查工作與偵查工作存在脫節現象，部分偵查員認為現場勘查工作僅是技術員的事，與自己無關，結果現場勘查時有些偵查人員不到場，絕大多數案件的現場勘查情況無人過問；部分勘查人員技術至上觀念較重，偵查意識不強，常常是就現場看現場，就痕跡論痕跡，不能依據現場實際及客觀態勢對犯罪及其過程進行合乎邏輯的分析、判斷、推理，以致在接下來的現場分析環節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針見血。也就是說技術人員只能談技術ABC，而不能講偵查一二三，不能科學地進行現場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務偵查，指導破案。在某些偵查人員和技術人員的眼中，現場勘查]_作是例行公事，僅僅起著彌補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現場記錄的資料及出具鑒定佐證的作用而已，這種狀況導致了偵查工作嚴重脫離犯罪現場。出現這一結果，主要是由于偵技人員的片面認識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現場勘查中偵技人員有機結合、相互交流，技術人員同時加強偵查意識，既講技術，又講偵查，科學地重建現場，必能有效地服務偵查，指導破案。

要提高刑事技術在偵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術真正成為提高破案率的現實力量，把刑事技術和偵查破案有機結合起來，必須首先過好現場勘查關。偵查人員和技術人員都要改變觀念，打破刑事技術人員只單純埋頭于現場勘查，偵查人員只管制作調查訪問筆錄，相互間不聞不問的狀況，兩者應是一個共同的戰斗體，技術人員要有偵查意識，偵查人員要有刑事技術意識，共同來承擔起現場勘查和現場調查訪問工作。這樣便于偵查人員在偵查的初始階段就能“吃透”現場，了解現場，立足現場來看問題，分析案件研究偵破方案能從現場出發，避免了脫離現場的胡思亂想和無客觀依據的亂想瞎猜。及時地對一起現行案件進行勘查，對于技術人員而言，在時空上縮短了到達現場的時間，既有利于現場的保護和痕跡物證的采集，又有利于技術人員及時了解案發情況，發現犯罪動態，提取有價值線索，并能及時將第一手的現場信息反饋給偵查員；對于偵查人員而言，既有利于偵查員及時掌握第一手資料，可使案件快速偵破，又利于偵查員熟悉技術業務，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發展動態和痕跡物證情況，及時把現場信息轉變成活的偵查資源，從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見，積極利用現場信息，可以將許多案件的偵破工作解決在現場勘查階段。

（二）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在審查訊問階段的銜接

訊問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偵查權的偵查人員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和犯罪情節的輕重而依法對其進行的一種面對面的審查活動。訊問的目的是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和犯罪情節的輕重。審查訊問工作是對歸案的犯罪嫌疑人，為證實其犯罪進行的面對面的強制性的調查活動，是偵查工作的一個重要階段，是“偵”和“審”的統一。當前的模式是，審查訊問是偵查人員個體的事，勘查現場是技術人員的事，技術人員很少甚至幾乎從未參與到對犯罪嫌疑人的審查訊問中去，導致了偵查人員審訊時就案論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現場條件差，無過硬證據的案件中難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審查訊問很容易陷入僵局，從而影響偵查效果。因此，初次審查訊問工作最好由偵查人員和技術人員共同參與，制定周密的訊問計劃。在開始審訊之前，偵查員應該盡可能多地占有現場資料，了解串并案情況。關心技術人員的檢驗結論的依據是什么，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現場痕跡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傷、致死原因，在多種傷并存的情況下，哪一種傷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跡特征、作案過程的細節特征和反常現象，做到心中有數，從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術員通過參與到對犯罪嫌疑人的審查訊問，從技術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決現場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這有利于對已勘查現場的得失總結，有利于技術人員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也有利于進一步的案件串并的匯總工作。

（三）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在發現和認定犯罪嫌疑人階段的銜接配合

發現和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偵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傳統的偵查模式中，單純依靠摸底排隊、調查訪問的做法已無法適應當前刑事案件的發案特點。由于受到經濟發展地區間不平衡和人、財、物大流動這個大環境的影響，外來流竄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趨勢，典型特點是“兩頭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財型、跨省地市、系列型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異地作案、異地住宿、異地銷贓，團伙作案、時分時合、交叉結伙，手段多樣，對偵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偵查部門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擴張惡化，必須更新觀念，轉變機制，緊密依靠刑事技術中的科學技術力量。1．要充分發現和利用犯罪痕跡物證及各種信息

技術部門要及時將含有現場信息、手段特點、物證資料等串并匯總材料傳遞給偵查部門，便于偵查部門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去發現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及時消化案件信息，將有關信息傳遞到特情耳目，并及時進行陣地控制等，當發現嫌疑人員時，及時將刑事資料送技術部門查對，便于及時認定犯罪嫌疑人，從而在調查審訊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2．應用現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時地發現認定犯罪嫌疑人

以現代科技對付現代犯罪，應是刑事偵查破案專業化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縮短破案時間的制勝捷徑。當前，在全國各級公安機關逐步建立起了指紋自動識別系統，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成熟，這一系統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檢驗鑒定、聲紋鑒定、筆跡鑒定等高科技手段的應用，更使公安機關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隨著21世紀科技的迅猛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手段應用到公安工作中來。

三、刑事偵查與刑事技術銜接配合的前景展望

刑事技術與偵查工作的有效銜接是靠人來完成的，作為主體的人應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偵查員和技術員的業務知識應該互相融會貫通，這就需要兩者加強學習，不斷拓寬自己的知識面。著名刑偵專家劉持平說過，未來刑偵工作發展的趨勢是，偵查人員技術化，技術人員專業化。一名好的偵查員必須掌握現場勘查常規技術，包括勘驗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關痕跡，物品的尋找、發現、固定、分析、提取、包裝、運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現場照片的拍攝、制作，現場圖的繪制，現場勘驗筆錄的制作，現場錄像的制作，偵查測量、登記等。

要了解科學技術在刑事偵查工作中的運用情況，要在詳細占有現場資料的前提下與技術人員分析現場情況，交流意見，為準確分析案件確定偵查方向、范圍打下基礎。同時要增強偵破案件的證據意識，結合偵查獲得的線索，提醒技術人員注意現場證據的提取，為破案積累更多的條件。一名好的技術員應該也是一名好的偵查員，應該具有良好的偵查意識。將偵查意識和思維運用到現場勘查中，將勘查現場的情況客觀完整地提供給偵查人員，并及時了解偵查人員工作中發現的可疑情況，結合現場勘查，為偵查工作提供更加準確、全面的分析意見，為案件偵破打下基礎。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在基層偵查部門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技術人員，這些基層的所謂的技術人員與偵查人員通稱為偵查員。刑事技術部門應直接參與到偵查辦案中去，真正實現技術與偵查的接軌。作為基層刑事技術部門，太專業化了并不利于技術工作的開展，會狹隘技術人員的視線。考慮是否讓技術人員來參與案件的偵查和辦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讓技術員參加案情分析會，而不讓其參與后續的偵查工作。對刑事案件尤其對一些惡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竄案件及一些含有技術手段的案件，有技術員的參與，可能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想，積極參與案件的偵破，將有利于我們技術員開拓思路，有利于現場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術人員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實現技術員專業性和實戰能力的統一。當然，該建議的提出，必須建立在有足夠的技術人員配置的前提下。

總之，作為公安工作的生力軍的刑事偵查工作和刑事技術工作，一定要有機地銜接在一起，發揮整體功能。針對新形勢下的犯罪特點，制定出可行性的預見方案，大膽引進新技術、新成果、新手段和新方法，這樣不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少走一些彎路，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錯誤，還能培育出偵查破案的新增長點，為提高破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