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探究

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探究

浦東新區院反貪局 鄒文海

當前我國職務犯罪仍然處于高發、多發趨勢，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案件任務艱巨。職務犯罪是智能型、隱秘型犯罪，犯罪行為有職務掩護，通常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跡、物證少，因而在偵查此類案件中發現難、取證難、固證難的問題十分突出。而檢察機關偵查部門在查處此類案件過程中僅僅依靠傳統的偵查方法和措施已經很難再適應形勢的要求，探索和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先進偵查方法來提高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能力已勢在必行。對此，本文結合職務犯罪偵查的實務，對技術偵查的概念、范圍、實踐運用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完善方向等作一些探究，以供相互學習和交流。

關于技術偵查的概念，目前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有著諸多不同的定義。我們認為，技術偵查屬于特殊偵查范疇。特殊偵查措施是相對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常規偵查措施而言，是常規偵查措施之外的有助于偵查機關收集犯罪信息、證據材料、查明犯罪事實的各種偵查措施。特殊偵查措施包括技術偵查措施、秘密偵查措施及其他特殊偵查措施。技術偵查措施是偵查機關運用專門技術手段或設備秘密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的一類特殊偵查措施。

一、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過程中采用技術偵查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立法上的不明確性與偵查需求迫切性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國法律關于技術偵查只有一些分散而籠統的規定。我國《憲法》第40條規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刑事訴訟法》則規定了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可以采用的7種偵查措施，即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和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通緝，其中沒有規定技術偵查。只在第116條規定偵查人員認為需要的時候，經批準可檢交扣押有關的郵件、電報。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兩部行政組織法對采用秘密偵查措施作出授權性規定。這兩部法律也就成為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律依據，但對于技術偵查的概念、種類、適用范圍、使用的程序、取得證據的效力等等都沒有作出詳盡的規定，顯然很難規范技術偵查活動。同時，實踐中開展技術偵查依據公安(安全)機關內部的操作規則予以規范和實施，無法予以外部監督，使技術偵查更具有了神秘化的傾向。而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則缺乏法律授權，在查辦職務犯罪工作中，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通知》等內部工作文件，并且只能通過公安、國家安全機關協助使用。從偵查權的完整性角度講，《刑事訴訟法》授予檢察機關的偵查權是不完整的。正是由于長期以來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檢察機關在查處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始終處于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檢察機關通過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來充分實現法律監督職能的目的。

然而，當前職務犯罪出現的新形勢和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所面臨的困境都迫切需要賦予檢察機關依法使用技術偵查的權力。因為職務犯罪案件的職務性、隱秘性、智能性和證據單一性等等案件規律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案件，這使得職務犯罪偵查難度比一般刑事犯罪偵查難度大，而檢察機關能夠使用的偵查措施或手段十分有限，不能適應當前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客觀需要。當前迫切需要賦予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切實提高其偵查活動的技術含量，增強控制和打擊職務犯罪的能力。

（二）存在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低效性與偵查工作要求及時性之間的矛盾。眾所周知偵查活動必須迅速及時，與職務犯罪分子周旋更需要把握時機，及時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動向和與案件有關的各類信息，戰機稍縱即逝。當前職務犯罪案件更出現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和意識加強、作案方法科技含量提高、活動更迅捷和跨區域、溝通聯絡信息化等發展趨勢，偵查工作有時必須借助技術偵查措施。而由于檢察機關自身無法開展技術偵查活動，實踐中必須借助公安（安全）機關的力量開展技術偵查。通常是由檢察機關的承辦偵查部門提出申請報告和理由，填報有關表格，上報開展技術偵查措施所需要的有關案件情況，層報該院檢察長審批后，再層報省級檢察院偵查部門并上報檢察長審批，省級檢察院檢察長批準后交由省級公安局，并經省級公安局局長批準后交公安局技術偵查部門，再落實具體承辦單位和人員，隨后檢察院與公安局的雙方承辦人員再可以進行具體的案情和實施方案的溝通與配合。檢察機關在實際運用技術偵查措施中出現報批手續繁瑣，審批層級過多，任務落實時效性差，辦案單位與實施單位兩張皮，雙方辦案人員對于案件的相關信息互通不能夠及時，溝通渠道不暢等等問題，都會大大降低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效果，無法滿足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迅速、及時的原則要求，其使用效果良莠不一，嚴重的還會導致一些戰機的尚失。

（三）存在技偵技術的多樣性與實踐中偵查手段單一性之間的矛盾。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各種高科技成果廣泛的運用到技術偵查領域，很多技術偵查的技術和設備都已日趨成熟，市場上各類科研機構、科技公司所研制生產的各類技術偵查設備名目繁多。如移動手機定位系統、手機雙向通信偵聽設備、空中電波偵探設備、GPS定位跟蹤系統、數字音頻專業取證系統等等，這些技術設備可廣泛運用于各種技術偵查活動中。借助這些科技成果的運用，偵查技術和措施可以得到長足的發展，其使用前景廣闊。但檢察機關往往受制于法律規定的局限，面對名目繁多的技術偵查設備諱莫如深，要么不敢賣，賣了也不敢用。相反，一些個人和所謂私家偵探事務所確能夠輕而易舉的在市場上購買到一些專業的技術偵查設備進行非法運用，不法之徒甚至于針對偵查機關開展反偵查，其裝備之先進使檢察機關只能望而興嘆。還一些專門技術甚至也被廣泛的運用于商業用途。如有電信部門運用手機追蹤技術，為用戶提供此類服務；還有電信公司開發手機存儲信息遠端存取功能；運用于職場監控的超級手機監聽等等。相對于多渠道的科技方法解決途徑，檢察機關目前偵查手段單一落后，“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的偵查工作狀況尚未發生更本性的轉變，加快職務犯罪偵查科技化的任務艱巨而緊迫。

（四）存在偵查理念的求變性與偵查手段客觀不變性之間的矛盾。近年來，在職務犯罪偵查領域針對偵查模式、偵查觀念轉變的呼聲很多，各類針對這些問題的研討調研也取得了許多理論成果。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的轉變；偵查理念從“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的轉變等都有理論的支撐和實踐的探索，也非常符合法制進步和時代的要求。對此，檢察人員也從內心意識到法制理念轉變的必然性，經歷了從刑法類推原則到刑法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從重實體輕程序，到程序實體并重的意識確立；從法律維護階級專政為主的意識形態到人權保障意識的廣泛認同。而當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也面臨著要轉變偵查工作理念，轉變傳統的落后偵查模式的求變性。然而，無論是“由證到供”還是“以事立案”的先進理念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偵查手段作為支撐，理念的達成需要手段的革新，否則就只能停留在空想。反觀近年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發展過程，隊伍綜合素質提高了，執法程序規范了，后勤裝備現代化了，而職務犯罪偵查的措施和手段沒有突破性的變化。突破當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措施和手段的瓶頸之一就是賦予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權。從而推進職務犯罪偵查水平，并圍繞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革新傳統的偵查模式和理念，實現“由證到供”以及“以事立案”等等符合偵查工作規律的現代偵查理念。

二、應當在立法層面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 從立法層面授權檢察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對于依法更加有效的打擊職務犯罪、遏止腐敗蔓延是非常必要的。

（一）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強化檢察機關偵查能力，加大打擊職務犯罪力度的現實需要。鑒于我國現階段職務犯罪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隱蔽性越來越強、大要案和窩串案日益增多，以及查處職務犯罪過程中依賴現有的偵查手段收集證據和固定證據的困難進一步加大的情況，檢察機關必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進一步提高偵查人員業務素質的同時，非常有必要采取一些技術含量高的偵查手段和措施予以應對與控制，以掌握打擊職務犯罪的主動權。而目前檢察機關單一落后的偵查手段，已經難以解決查案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取證固證難這一瓶頸問題。新的律師法的實施，大大擴展了律師介入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活動的空間，進一步提高了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辯護能力，也迫切要求檢察機關必須盡快從傳統的“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轉變到“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并通過采取切實有效的技術偵查措施來獲取證據和固定證據。因而，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是適應新形勢新情況，加大打擊職務犯罪力度的現實需要。

（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適應國際社會共同打擊腐敗勢力的必然要求。我國目前已正式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該公約第五十條規定：“為有效地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并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 依據該公約規定，各國打擊腐敗勢力包括查處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可以采用技術偵查措施。許多國家賦予偵查機關以技術偵查權力，包括允許利用耳目進行跟蹤監視、電子及互聯網監控、監聽通訊、開拆郵件等“監控型”偵查等等，為及時有效地收集到職務犯罪證據提供了手段上的保障。而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等許多國家都允許職務犯罪偵查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顯而易見，根據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依照我國法律制度和原則，已經完全有條件賦予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使其在打擊職務犯罪等腐敗行為中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一些涉及跨國界的重特大職務犯罪案件，需要各國運用技術偵查措施進行聯手偵查和相互協助。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不僅符合國內反腐敗斗爭迫切需要，也是履行國際法義務，適應國際社會共同打擊腐敗勢力的必然要求。

（三）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也是完善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制度的內在需要。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主要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法律又規定檢察機關直接受理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因而檢察機關理所當然成為職務犯罪的偵查主體，擁有職務犯罪的直接偵查權。檢察機關偵查權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偵查措施是檢察機關行使直接偵查權的具體應用方法，是偵查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或缺。然而，長期以來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或者授權檢察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這無疑是檢察機關自行偵查權的不完整和自行偵查制度的不完善。當然，技術偵查措施具有技術性、秘密性的特點，使用不當容易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因此，法律在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同時，有必要制定相應的制度和規定對其加以規范和控制，檢察機關還必須切實提高偵查人員的素質，以確保技術偵查手段和秘密偵查措施的正確使用。法律授權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的權力，對于提高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權的能力，完善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有關技術偵查的立法構想

（一）立法形式。當前技術偵查手段已經被各國刑事偵查機構較多采用于打擊各類嚴重刑事犯罪，對于技術偵查立法也有各自不同的立法形式，對于我們具有較好的借鑒作用。綜合各國的法律主要有三種模式：

1、專門法律模式。即通過專門立法對技術偵查進行規定。如日本《犯罪偵查通訊監聽法》就屬于這種模式。

2、訴訟法律模式。即在刑事訴訟法中對技術偵查做出規定。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和《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就對采用監聽、錄音等技術偵查的使用條件，適用犯罪種類、適用對象范圍、申請、期限和使用等問題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3、綜合法律模式。即在不同法律中對相關的技術偵查內容作出規定。如美國《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和《美國愛國者法案》中都有對秘密監聽和追蹤等技術偵查的使用作出規定。

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修訂《刑事訴訟法》列入立法規劃，中央政法委也正在開展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應當抓住契機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來進一步完善偵查權的配臵，在偵查措施中增加技術偵查的規定，明確技術偵查在偵查活動中的法律定位，并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偵查權的同一性。同時，也可通過專門立法來規范技術偵查活動，使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有法可依。

（二）法律規則。任何偵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技術偵查措施具有打擊犯罪和侵犯人權的雙重性，開展技術偵查同時也會侵犯公民合法權利，如通訊自由和隱私等。因此技術偵查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以有效監督和控制技術偵查措施對公民合法權利侵犯的適度性及濫用。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應當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重罪原則。一般而言，案件性質的嚴重程度是技術偵查措施適用范圍的基本標準，其目的在于防止技術偵查給公民的隱私權等人權造成過度損害，多數國家確立了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重罪原則”。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規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的刑罰為2年或2年以上有期徒刑，預審法官為了偵查的必須，可以決定截留、錄制和抄錄通過郵電渠道發送的通訊。結合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和偵查工作實務，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只宜適用于重大職務犯罪案件以及被查對象有逃跑、毀證、串供等緊急情況的案件。

2、審查原則。技術偵查措施因其特殊而須在適用時進行較為嚴格的審查。國外普遍將技術偵查措施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內，經法官事先審查后批準偵查機關實施，審查內容包括確定技術偵查措施的類型、使用對象、方式、時限等，并且對技術偵查措施的實施結果進行事后審查，以確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合法性、行為有效性及證據可采性。在我國公安、安全機關在實施技術偵查時采取內部審查。就我國目前的體制和實際情況來看，將技術偵查的審批權賦予檢察機關是比較合適的，通過檢察機關嚴格的審查，包括對以加強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監督和制約。

3、必要性原則。技術偵查只有在一般偵查手段無效時才能采取，即具有采取的必要性。國外立法對技術偵查的必要性都有明確規定，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明案情的條件下方才允許采用技術偵查措施。在我國所謂“一般的偵查手段”系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和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通緝等7種偵查措施。對于采用一般的偵查手段和措施足以查明案情，收集相關證據的職務犯罪案件，就不必采用秘密偵查手段，必須堅持技術偵查手段的必要性。

4、相關性原則。相關性原則指技術偵查的對象只能針對犯罪嫌疑人和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人員，偵查所要獲得的信息材料必須與指控犯罪相關，或者說技術偵查的范圍限定在與偵查有關的內容上。這也可以概括為對人和物的相關性。反之，對與偵查無關的人和物都不得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相關性原則的目的在于為技術偵查設臵界限，避免技術偵查損害無辜的第三者的權利。對此，各國也對技術偵查的相關性原則作出規定，成為技術偵查措施的重要規則。

（三）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的主要內容。對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主要內容的構想，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法律規定內容，另一方面也必須充分結合我國法律制度體系的特點。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技術偵查是一種特殊偵查手段，有不同于一般偵查措施的審批和適用程序，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得到嚴格的監控，因此從立法層面必須對技術偵查的范圍作出界定，對其措施的種類加以明確。這樣一方面便于司法實踐的遵照執行，同時防止技術偵查措施外延的擴散和濫用；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法律界定的模糊而束縛了偵查機關對技術偵查措施以外的其它特殊偵查措施的研究和發展。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科技成果必將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于偵查活動之中，但并非所有借助科學技術的偵查活動都屬于刑事訴訟范疇的技術偵查。如手機定位技術，筆者認為其實質是借助科學技術的查找手段，其對于公民自由權力和隱私的侵犯相對較輕，不屬于技術偵查措施。按照有關規定，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應當包括外線偵查、麥克風偵聽、電信偵控、電子監視、郵件檢查、秘密搜查等。

2、適用對象。技術偵查的適用對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適用的案件；二是適用的人。首先，技術偵查手段只能適用于那些對社會危害較大的犯罪案件，即偵查手段的嚴厲性應該與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相適應。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較之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不僅侵犯國家和公共財產所有權，破壞國家正常的經濟管理秩序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也會影響和威脅黨和國家的根基。因此，對于重大的職務犯罪案件使用技術偵查手段是必要的。其次，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的對象只能是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與案件相關的人員，不得針對任何無關的人員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3、使用主體。檢察機關依法使用技術偵查權，應當自行配備和建設相應的技術裝備和技術偵查隊伍。鑒于開展技術偵查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同時為了避免重復建設，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權的主體應限于地市級以上重點城市的檢察院，其他基層檢察院在辦案中需要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的，應通過上級檢察院審批和實施。

4、適用程序。技術偵查的適用程序應包括申請批準和執行根據。由于技術偵查涉及公民的通訊自由、隱私權、住宅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權，對技術偵查措施的申請應履行嚴格的上級審批程序。審查應包括案件情況、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適用的對象、地點和期限等等內容；如申請獲批準應簽發專門文書作為執行根據；如須延長，必須辦理審批手續；在法律規定許可的緊急情況下，應當允許偵查部門先行實施技術偵查，但必須立即上報審批；如未獲批準，則技術偵查措施必須立即停止，所收集的信息材料不得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此外，檢察機關偵查部門開展技術偵查也應當接受偵查監督和審查起訴部門的專門監督，甚至可以接受人大的定期審查監督。

5、證據效力。通過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材料是否具有證據效力，對訴訟中技術偵查手段的運用與否具有決定意義。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獲取的證據材料具有可采性和證據效力，但同時要確立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對于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必須遵守法定程序，否則將導致技術偵查行為無效，而由這些行為所獲取的證據材料應予以排除。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相關刑事訴訟法律均對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材料的證據效力有明確規定，即只要技術偵查合乎法律要件和程序的規定,其獲得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或可采性。

6、信息材料的使用與保存。技術偵查干涉公民通訊自由，涉及公民隱私，因而對技術偵查資料的使用和保存應做明確規定。法律應當規定偵查人員必須就每一次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作記錄，載明技術偵查措施的具體種類及日期。偵查人員對于技術偵查過程中獲得的與指控犯罪無關的信息材料必須立即銷毀，而且承擔不得擴散的義務。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和起訴，不能用做其他。由于技術偵查具有秘密性，其作為證據的使用應當在偵查終結后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并提供驗看，使被控方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對技術偵查措施的采用及其獲得信息材料提出申訴和應對。在偵查機關決定撤消案件、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法院做出無罪判決的情況下，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應該立即銷毀；在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案件中，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應該妥善保管存檔。

7、救濟措施。為保證偵查人員依法實施技術偵查措施，法律應該明確規定違法開展技術偵查的后果及其相應的救濟措施。偵查人員違反上述法律規定進行技術偵查活動的，法院可以根據違法的嚴重程度和違法人員的主觀狀態分別做出排除所獲證據、偵查行為無效的決定。法律還應當規定偵查機關在偵查終結后必須將技術偵查情況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對方認為技術偵查不合法或不適當，侵害了其隱私權等權利時，有權向批準技術偵查的檢察機關申訴，要求其對技術偵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行審查并給予補救，并享有對財產及人身所受損害的賠償請求權。

第二篇：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文章標題：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向科技要戰斗力，將科技手段運用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與發展在刑事訴訟領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訴訟實現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客觀需要。大力提高檢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檢察科技進步和提高好檢察干警素質，是今后檢察工作的重要發展方向。

當前，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體制轉型中的新情況，新事物不斷涌現，職務犯罪日趨智能化、技術化，罪犯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假證、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普遍，取證難度較大；同時，犯罪分子的反社會性和對抗司法的心理增強，尤其是新刑事訴訟法對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的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國有學者預言：21世紀的司法證明將是以“物證”為主要載體的科學證明。在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豐富偵查方法，提高偵查能力，而要提高偵查能力，必須要求偵查手段科技化，運用包括技術偵查等手段在內的科技手段。筆者在這里主要對技術偵查做一闡述。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手段。技術偵查是在被追訴者及一般公眾均不知曉情況下進行的，因而能避免來自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措施，所獲取的證據也通常比較真實可靠。

技術偵查手段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社會矛盾的增多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家的犯罪出現了組織化、技術化、隱蔽化的特點，這既給偵查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又迫使偵查機關努力尋求偵查方式的變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國家，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日益向技術化、高隱蔽性方面發展，新的社會形勢提出了對這些新型犯罪最適合法律與司法工具問題，于是技術偵查措施產生并日益成為打擊犯罪的一種重要的偵查手段。

在西方國家，一般對技術偵查的范圍做了明確的界定，指定了偵查機關使用的程序和規則。如美國國會1968年通過《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對于運用電子的、機械的及其他手段監聽任何電子通訊或口頭會話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明確賦予偵查機關廣泛的監聽權力；美國多數州法院承認心理測試結果的間接證據作用，已經有36個州承認心理測試結論；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章規定“押、監視電話通訊、掃描偵查、使用技術手段、派遣秘密偵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266——271條規定“談話或通訊竊聽”等偵查手段。

而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并未有只言片語的規定，技術偵查現階段主要依據于偵查機關的內部規章進行規范。我國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95年頒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但是對于什么是技術偵查，技術偵查的范圍、審批的程序以及手續等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國對于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限制與謹慎是有其深刻歷史與社會背景的，是建立在“黨內不準搞技術偵查”的基礎之上的，為了防止將技術偵查用于政治運動，其出發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導出職務犯罪不能搞技術偵查的結論。其一，現在社會歷史背景已經變化，現在的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公共權力的規范運行，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嚴重背離。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就必須同腐敗與欺詐作斗爭。其二，我國正努力走向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憲法原則。為何對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為何對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種措施呢？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一、技術偵查運用于職務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術偵查措施設立之法理基礎

技術偵查措施因其具有隱秘性而難免與公民個人的隱私權相沖突，代表社會利益的技術

偵查措施與代表個人私益的公民隱私權之間便存在著“善與善的沖突”，而只能進行價值選擇。各國均認為，在對上述“善與善的沖突”進行價值衡量時，應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一方的判斷，即為了維護法律和程序，國家偵查機關得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公民隱私權，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技術偵查是正當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公民的隱私權的限制應被視為一種必要的成本或代

價，如果能夠從技術偵查的運用范圍、程序的功能加以嚴格限制，并提高實施人員的個人素質，就能夠在公民自由權利與社會安全、偵查效率、訴訟經濟之間獲得比較好的平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9條第3款規定：“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是應由法律規定并為下列條件所必須：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這事實上亦可成為技術偵查制度確立之依據。

2、技術偵查措施的確立是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模式改革的客觀要求

從近幾年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由供到證的模式上，這與我國偵查工作的現實條件緊密相關的，對技術偵查的忽視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職務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隱秘型犯罪，犯罪行為有其職務掩護，通常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跡、物證少，因而偵查中發現難、取證難、固定證據難的問題十分突出，運用通常的偵查措施往往很難奏效，特別是賄賂案件行動隱秘，不留痕跡，即所謂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們檢察機關的偵查人員基本上還停留在“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的辦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會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偵查任務繁重，群眾法律意識是懲罰犯罪的要求遠較保護人權的要求強烈的條件下，“由供到證”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訊逼供等違法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與社會后果；而且這種“擠牙膏”的偵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無論是從工作效率、司法資源、社會效果等多方面來看，“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轉換為“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不僅是刑事偵查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在要求。而偵查模式的轉變，必須建立在檢察機關一定的偵查措施的配套與健全之上的，如果僅僅還停留在單一的落后的偵查方法上，轉變偵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樓。

職務犯罪破壞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轉和國家政策的實施，擾亂社會秩序和資源的合理配置，破壞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原則，侵蝕社會道德和人們的精神世界。我們同職務犯罪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只有適度使用強有力的偵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術偵查手段，才能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在現在的司法實踐中，紀檢監察部門實際上已經承擔了司法機關的某些偵查職能，“兩規”、“兩指”被大量運用。其內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實踐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還是通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必要的偵查措施包括技術偵查手段，提高偵查能力？我們所做的選擇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二、面臨的困難和發展方向

技術偵查是依靠強有力的技術設備和大量的技術偵查人才作為基礎的，沒有相應的技術設備和技術人才，技術偵查只能是無源之水。技術偵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須的技術設備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財力資源。從目前檢察機關的經濟狀況來看，在檢察機關內部建立一套完備的技術偵查設備是十分困難的，基層檢察機關要發展技術偵查更是困難重重。而且從人員素質來看，檢察機關幾乎90以上的人員畢業于法律專業，只有1——2的人員畢業于刑事偵查專業。檢察機關缺乏大量的精通偵查技術的專業人員，也限制了技術偵查的運用。落后的技術手段嚴重限制了檢察機關的偵查能力，使檢察機關的整體偵查能力受到嚴重影響。檢察機關現在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最高檢提出建設檢察機關信息化建設，并作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設只是一個方面。對于職務犯罪偵查來講，信息化建設遠遠不夠，還不足以全面提高檢察機關的整體偵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勢下，如果沒有技術偵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檢察機關整體偵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由于客觀方面的限制，檢察機關實現偵查手段現代化在短時間內是無法辦到的。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貪大求全，應當面對現實，從長計議，逐步發展。實現偵查現代化，應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實際發展狀況以及人才、物力條件，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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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文章標題：職務犯罪偵查中的技術偵查調研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向科技要戰斗力，將科技手段運用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與發展在刑事訴訟領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訴訟實現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價值目標的客觀需要。大力提高檢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檢察科技進步和提高好檢察干警素質，是今后檢察工作的重要發展方向。

當前，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體制轉型中的新情況，新事物不斷涌現，職務犯罪日趨智能化、技術化，罪犯作案隱蔽、串供、毀證、偽造假證、轉移贓物等反偵查活動普遍，取證難度較大；同時，犯罪分子的反社會性和對抗司法的心理增強，尤其是新刑事訴訟法對反貪偵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檢院的一系列規范性規定，更使的傳統的偵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國有學者預言：21世紀的司法證明將是以“物證”為主要載體的科學證明。在新的執法環境下，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須要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豐富偵查方法，提高偵查能力，而要提高偵查能力，必須要求偵查手段科技化，運用包括技術偵查等手段在內的科技手段。筆者在這里主要對技術偵查做一闡述。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與發展

所謂技術偵查措施，指的就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罪犯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包括電子竊聽、秘密錄象、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遞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手段。技術偵查是在被追訴者及一般公眾均不知曉情況下進行的，因而能避免來自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措施，所獲取的證據也通常比較真實可靠。

技術偵查手段的出現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社會矛盾的增多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國家的犯罪出現了組織化、技術化、隱蔽化的特點，這既給偵查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又迫使偵查機關努力尋求偵查方式的變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國家，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日益向技術化、高隱蔽性方面發展，新的社會形勢提出了對這些新型犯罪最適合法律與司法工具問題，于是技術偵查措施產生并日益成為打擊犯罪的一種重要的偵查手段。

在西方國家，一般對技術偵查的范圍做了明確的界定，指定了偵查機關使用的程序和規則。如美國國會1968年通過《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對于運用電子的、機械的及其他手段監聽任何電子通訊或口頭會話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在一定的限制條件下明確賦予偵查機關廣泛的監聽權力；美國多數州法院承認心理測試結果的間接證據作用，已經有36個州承認心理測試結論；德國刑事訴訟法第8章規定“押、監視電話通訊、掃描偵查、使用技術手段、派遣秘密偵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第266——271條規定“談話或通訊竊聽”等偵查手段。

而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并未有只言片語的規定，技術偵查現階段主要依據于偵查機關的內部規章進行規范。我國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95年頒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后，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但是對于什么是技術偵查，技術偵查的范圍、審批的程序以及手續等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國對于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限制與謹慎是有其深刻歷史與社會背景的，是建立在“黨內不準搞技術偵查”的基礎之上的，為了防止將技術偵查用于政治運動，其出發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導出職務犯罪不能搞技術偵查的結論。其一，現在社會歷史背景已經變化，現在的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腐敗已嚴重影響了公共權力的規范運行，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嚴重背離。要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就必須同腐敗與欺詐作斗爭。其二，我國正努力走向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憲法原則。為何對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手段，為何對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種措施呢？難道僅僅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了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一、技術偵查運用于職務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術偵查措施設立之法理基礎

技術偵查措施因其具有隱秘性而難免與公民個人的隱私權相沖突，代表社會利益的技

第四篇：職務犯罪偵查總結

職務犯罪偵查

職務犯罪偵查：人民檢察院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為收集證據、查清案件事實、查獲犯罪人，而依法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措施。（1）職務犯罪偵查的主體是 人民檢察院

（2）客體是職務犯罪案件

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受賄，非法謀取經濟利益，或者在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過程中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破壞國家的社會、組織管理職能，依照刑法應當受到處罰的犯罪行為。

偵查對象具體包括四類：一是貪污賄賂犯罪

二是瀆職犯罪

三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暴力取證、刑訊逼供、報復陷害、虐待被監管人員、破壞選舉等七種犯罪案件

四是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需要由

直接受理的重大犯罪案件。

（3）手段是 專門的調查工作

有關的強制性措施

（4）任務

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 職務犯罪偵查的特點：1 偵查方式“由人到事”

（往往對象明顯，犯罪事實屬性不清，或者是事情性質清楚，但是具體的犯罪數額、結果、危害程度不明確，所以這些需要認真調查，依法收集證據加以支持）

案件線索難暴露（首先，職務犯罪的主體為國家工作人員，文化素質較高，通曉法律、工作程序，手段更為隱蔽；其次，多數沒有確定的被害人；再次，這類案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往往在短時間內難以表現出來，不易被人察覺，群眾對案件的舉報、控告也缺乏積極性）這一特點要求偵查工作要積極主動去發現、揭露案件。

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強（一是自身的素質決定了反偵查能力強，二是犯罪主體易利用職權，地位編織關系網、制造保護層；三是與其他參與人、利害關系人之間訂立攻守同盟，共同毀滅證據、轉移贓款、逃跑等）言詞證據突出，收集、固定證據難（首先，這類案件大多沒有可供勘查的犯罪現場和痕跡，往往也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和相關物證，主要通過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證據來證明。其次，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的時間間隔較大、犯罪事實發生的時就和被發現的時間間隔也較大，所以證實犯罪的直接證據、原始證據較少；間接證據、傳聞證據較多，時過境遷，證據很難被取得、固定）

5職務犯罪往往與其他犯罪相關，部分案件“案中有案”（如涉及到偽證、包庇等犯罪案件，有些往往從偷稅、虛報注冊資本等犯罪入手；而瀆職類犯罪案件的偵查，涉及到“原案”——一種是瀆職犯罪構成要件，如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等；一種原案是認定該類犯罪重要的事實和證據，如放縱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就要先查清是否構成了“銷售偽劣商品罪”）這特點加大了偵查的工作量，而對于“原案”的取證更難。

職務犯罪案件的線索來源：

（1）單位和個人的報案、舉報

（2）檢察機關自行發現的線索（自偵部門的“以案帶案”；相關業務部門發現的線索；偵查人員自行摸排的線索）

（3）犯罪嫌疑人自首（三機關都應接受，對不與屬于自己管轄的，移送，對于不屬于自己管轄又必須采取緊急措施的，先采取緊急措施，再移送。）（4）被害人的控告

（5）有關部門移送的線索（海關、紀檢、審計、稅務等）（6）新聞媒體的披露

（7）領導機關交辦的線索（上級人民檢察院、同級黨委、人大交辦）線索的審查、處理（主體：舉報中心、職務犯罪偵查部門）

舉報中心：基本職能是接受自首、控告、舉報、報案，審查確定管轄并管理案件線索

基本方式是 書面審查

一般不進行初查，但遇到性質不明、難以歸口，情況緊急的除外

線索審查后，7日內分情況處理：（不屬于管轄的，移送；屬于的，訊送分流，移交有關部門；屬于下級、其他的，移送）

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圍繞“是否屬于職務案件線索、是否具備可查性”展開。

線索審查后，不屬于管轄的，返回舉報中心

有犯罪嫌疑，但條件不成熟的，由專人保管、待時機成熟后再調查

認為可查性較大的，依法進行初查。

初查：檢查機關在獲取相關犯罪線索后，為進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偵查，而對現有材料進行分析、鑒別、做必要的調查活動。

任務：1 審查是否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收集有利于辦案工作的各種信息 基本要求：1一般應秘密進行

2一般不接觸查對象

3不得采取限制被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

4書面審查與適度調查想結合 貪污犯罪案件的偵查：

貪污犯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務財務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特點：1犯罪人為國家工作人員

2犯罪手段復雜多樣

3犯罪事實一般有書證可查（原始單據、記賬憑證等會計資料；白條、小金庫等書證）

4贓款贓物是重要證據

（有書證可查，有贓款贓物可追）

主要偵查手段：

（一）查賬

（二）綜合運用偵查措施（1搜查、扣押，控制和保全涉案證據，其中，搜查、扣押強調突擊性和保密性。2查詢、凍結存款匯款，加強與金融機構的溝通。3追繳贓款贓物 一是綜合運用多種偵查措施，二是探索建立追贓工作長效機制，加強部門合作、建立信息通報制度等。三是加強國際合作，研究處理境外追逃追贓的途徑和辦法。）

查賬

是貪污案件偵查工作的根本措施和中心環節

查賬的步驟：做好查賬前的準備

掌握被查單位的性質、業務范圍、財產管理狀況、會計核算方法等

控制會計資料，防止被涂改、銷毀、隱匿

查賬的重點：合理性、合法性、真實性 主要查賬方法：現金賬

銀行存款帳

往來賬

物質帳

賄賂犯罪案件的偵查

賄賂案件包括受賄、行賄、介紹賄賂 案件特點：

1犯罪手段日趨智能化

（一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活動

二以“期權化”規避制裁，在職為人辦事，退休后再收錢

三“去刑事化”以正常的民事經濟活動為掩護 顧問費、咨詢費等

四 “跨國化” 打入境外賬戶，作案后潛逃境外 五 “現金化”）犯罪多發、高發領域向權力熱點部位集中

（林業、國資、稅務、工商）資金密集、壟斷程度高、競爭激烈的行業

這與我國市場經濟發育不完善，行政執法運行不規范、行政權力配置不合理 直接證據難獲取，間接證據作用突出

（首先，行賄方、受賄方，包括介紹賄賂方是利益共同體，相互利用，一損俱損，在利益同盟沒有被打破的情況下案件難以被發現，即使發現了直接證據獲取也難

其次，受賄主體反偵查意識較強，一般最大限度地減少知情面，非現金不收、第三人在場不收等，使得獲取直接證據很困難

因此，間接證據在突破案件、認定犯罪中作用突出。）

“窩案”、“串案”突出（親友勾結 親、情、友

上下級勾結）

偵查重點：圍繞犯罪構成要件

1注意收集犯罪嫌疑人利用職務上便利的證據（一是直接利用二是利用職權行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

實施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的證據 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證據

偵查途徑1 從行賄人入手2從被索賄人入手3從介紹賄賂的人入手4 從共同受賄犯罪嫌疑人入手調查5 從受賄犯罪嫌疑人的其他違法犯罪問題入手 以收集 間接證據 為重點突破賄賂案件

1.對線索進行經營，對嫌疑人進行監控，伺機獲取相關間接證據

2.利用再生證據突破

3.從行賄款物的來源和出處收集間接證據（這對防止翻供具有重要意義，注意調查行賄方近期銀行匯款記錄、會計賬目等）

再生證據：是指在犯罪行為實施后，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關系人為了掩蓋犯罪事實，逃避法律制裁而進行串供、毀證等反偵查活動中派生出來的，能夠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證明原始證據、直接證據存在或證明反偵查活動存在的一切事實材料。

法律規定，再生證據并不能直接作為訴訟證據使用，而是要進行必要的轉化然后加以運用。而且有的再生證據并不能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只能證明反偵查互動的存在，還需進一步運用偵查措施獲取證據。

一方面要從犯罪嫌疑人的反偵查活動中發現并獲取再生證據。（一是監控法，二是扣押、搜查獲取書證物證，三是獲取其他參與人的證言。）另一方面要創造條件，調動犯罪嫌疑人進行反偵查活動，使其自我暴露，從而獲取再生證據。

瀆職犯罪案件偵查： 瀆職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致使國家與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濫用職權類、玩忽職守類、具有徇私舞弊情節的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類）

特點：1涉案環節多，責任分散（涉及多個部門，甚至多個工作環節，造成損害結果的原因比較復雜，導致責任人難以確定）犯罪行為隱蔽性強，且常與其他犯罪交織（其一，被正常職務行為所掩蓋，甚至為一些假象或工作失誤所掩蓋；其二，往往有深層次的利益驅動，往往與重大責任事故、詐騙、賄賂等犯罪交織在一起）偵查面臨干擾阻力和公開說情（一方面，過失犯罪較多，涉及部門環節多，涉案人員多，涉案人員不論責任大小，極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互相遮掩；另一方面，貪利性不明顯，是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容易引起同情，搞部門保護、地方保護。）犯罪損失嚴重，偵查啟動具有較好的輿論支持（都是結果犯罪，社會影響較大）偵查的重點：

一 查明損害結果（查明物質性損害結果、非物質性損害結果、確定直損和間損、要有明確的群人標準和有效的確認文件，如物價局作價、權威機構鑒定等。

損害結果的表現形式：1人身傷亡、2經濟損失 包括直損、間損<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的利益，為恢復正常的管理活動、挽回經濟損失所支付的開支費用>3重大影響）

二查明行為人的職責范圍（由法律規定或國家機關授權，所在單位的制度或崗位的明文規定 其中，崗位職責證據是重點。

首先要查明行為人的身份、職務和崗位，其次要查明擔任某項職務的制度規范、工作流程等職責要求，對于臨時職務還要查明授權、會議記錄、決定和任命等）

三確定瀆職行為（1應當正確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規范要求2實際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行為3瀆職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偵查步驟：

一找出損害后果的全部原因

二從原因中查出瀆職行為（各原因中是否存在瀆職行為，可能是直接導致，也可能只是損害結果的形成條件，還有可能是環節多，個人員所起的作用不同）

三確定瀆職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可能是直接必然導致，多數情況是間接、偶然導致，但不能否認這種因果關系）

四確定相關責任人（分清直接責任人和間接責任人、主要責任人和次要責任人、直接負責的領導和具體實施人員的責任）侵權犯罪案件偵查

侵權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報復陷害、虐待被監管人員、破壞選舉等七種犯罪案件

侵權犯罪的特征： 犯罪嫌疑人多為 基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侵權犯罪的被害人往往與犯罪嫌疑人有較長時間的接觸（能夠詳細陳述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工具、犯罪手段、犯罪過程）直接取證較難（現場除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沒有證人，要善于在犯罪必經環節和周圍環境中尋找證人，如御醫、看守、同監犯、鄰居等）多是共同犯罪（根據具體分工及實施情況確定責任大小）

偵查方法：

1從詢問被害人入手，開展偵查 從詢問證人及其他相關人員入手，開展偵查 3 提高現場勘驗、檢查的發現率、提取率、利用率，發現固定證據（要搶時間、及時 從實施暴力的場所、被害人身體等尋找）以證促供，制服犯罪嫌疑人（迅速訊問，注意策略）

從硬審訊法到軟審訊法

硬刑訊——肉體折磨，刑訊逼供

軟刑訊——精神折磨，疲勞審訊法、水板審訊法 軟審訊法 不等于軟刑訊

軟審訊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學和行為分析基礎上的審訊方法；其基本模式是通過語言或其他人體行為來說服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創立者：美國佛雷德。英博教授以及約翰。雷德

這種審訊法包含“哄騙因素”但是

“不得使法庭和社會受到良心上的沖擊；不會導致虛假供述”,成功的審訊往往需要審訊人員在合理程度上使用欺騙策略。

雷德審訊技術：第一環節 事實分析階段

第二環節 詢問嫌疑人 也可稱為“行為分析詢問”通過無關話題談話了解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征。這些特征可以在后面的正式訊問中，作為評斷其陳述真偽的參照標準。

可以從共同興趣或愛好作為話題，審訊人員使用的問題需要精心設計，以便掌握嫌疑人在真實陳述和說謊時可能出現的語言特征、準語言特征和非語言行為特征。

第三環節 正式訊問犯罪嫌疑人

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著基本相同的心理變化程式：否認——辯解或反駁——沉默——模糊的承認——正式供述。在其沉默時是審訊人員進行說服的最佳時機。

雷德九步審訊法：

第一步，直接正面地告訴被審訊人，他已被視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觀察其反應 第二步，審訊者說出自己對實施該犯罪行為的原因推測，從而給有罪的被審訊人提供一個可以在道德上為自己開脫的理由

第三步，打斷無罪辯解，回到第二步的主題上

第四步，打斷被審訊人關于該犯罪原因的辯解 第五步，抓住被審訊人的注意力

第六步，加強目光接觸

第七步，使用選擇疑問句讓被審訊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認該犯罪行為 第八步，讓其講出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細節

第九步，讓被審訊人講出全部犯罪事實并制作書面供述 軟審訊法的原理和運用：

審訊本身就可以使嫌疑人產生心理壓力

理想的審訊室應該是空間比較狹小的，室內擺設盡量簡單

“單向玻璃窗”，既可以使嫌疑人產生被人監視和觀察的不舒適感，也可以讓其他偵查人員和律師觀看和監控審訊的過程。

設法減輕嫌疑人對說真話的不利后果的感知程度，對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軟”，不要輕易談及有關刑罰。但也不能隨意許諾。

第五篇：檢察院：關于職務犯罪中偵查技術的運用

技術偵查，是指偵查人員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技術裝備，秘密收集犯罪證據，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各種偵查手段和措施。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常用的技偵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電子監聽、測謊、催眠、監聽、監錄、衛星定位、密搜密取、郵件檢查以及利用電子設備對比數據等。上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社會經濟發展加速，職務

犯罪越趨嚴重，呈現高智能、高科技特性，手段更加復雜，模式更加隱蔽，危害更加嚴重。在這種反腐敗與腐敗兩種力量較量加劇的形勢下，科學、合理、適當運用技術偵查手段，提升偵查效能，加大反腐力度，尤為需要。本文試圖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層面，對在職務犯罪偵查中技術偵查手段和措施的運用進行探討。

一、域外職務犯罪偵查中技術偵查運用的借鑒

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的法律都授予職務犯罪偵查機關以一定的技術偵查權。

（一）英美法系國家

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機關或檢察官都擁有技術偵查手段。比如，根據美國1968后《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的規定，檢察官對賄賂政府官員的行為，有權進行監聽、竊聽、使用線人等技偵手段和措施。192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市警察局在案件調查中率先應用多極性測謊器，后來該州法院將測謊器的測試結果采納為法庭證據。但英美法系國家近代以來，大力倡導“正當程序”觀念，認為政府在處理有關人民生命、自由和財產問題時，必須遵守正當、合理的法律程序。由于電子監聽等技術偵查措施的采用往往侵犯公民個人隱私權，因而其采用受到更為嚴格的程序控制。

（二）大陸法系國家

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一樣，也都在法律上授予偵查機關以一定的技術偵查權，但其啟用的程序要求相比英美法系國家則要較為寬松。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第266條規定，在與下列犯罪有關的刑事訴訟中，允許對談話、電話和其他形式的電訊聯系進行竊聽，其中之一是依法判處無期徒刑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過失犯罪。《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loo條規定，“在重罪或輕罪案件中，如果可能判處的刑罰為2年或2年以上監禁，預審法官為了偵查的必需，可以決定截留、登記和抄錄郵電通訊。”1994年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00c條第1款規定，“在采用其他方式進行偵查將成果甚微或者難以取得成果的情形時，可不經當事人知曉而采取下述方法：第一，允許制作照片、錄像；在所偵查事項對于查清案情十分重要的條件下，使用其他的特別偵查手段偵查案情、行為人居所。第二，在一定的事實證明某人實施了第100a條所述之一犯罪行為的嫌疑，并且采用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清案情、偵查被指控人的居所的時候，允許使用技術手段，竊聽、錄制非公開的言論。[1]

（三）我國香港地區

我國香港地區對于打擊職務犯罪的力度全球共尚。早在1974年2月，當時處于英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地區依照《廉政公署條例》，成立了反貪污獨立委員會（即通常所說的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大顯神威，查處了時任香港地區警察局高官葛伯貪污案。1997年香港回歸后，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地區保留了廉政公署這一專司職務犯罪查辦的機構。香港的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夠不斷掀起廉政風暴，與由于香港地區相關法律規定，廉政公署在偵查中，通過秘密手段取得的證據為合法證據有很大程度的關系，而且法庭與法官也認為其證明力比其他證據更強。

二、職務犯罪偵查中技術偵查運用的可行性研究

（一）符合國際公約規定

我國政府于12月10日簽署《反腐敗公約》。該公約第五十條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下內并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0月27日批準加入《反腐敗公約》。該公約自2月12日起在中國生效。根據“條約信守原則”，我國必須履行《反腐敗公約》義務。9月在我國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刑法學大會上通過的《國際交往中的腐敗及相關犯罪的決議》中，就明確提出：各國應當為腐敗犯罪的偵查規定適當的手段，這些手段在嚴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偵查以及竊聽通訊。國際公約賦予偵查機關特殊偵查手段,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職務犯罪的嚴重危害性和打擊職務犯罪的艱巨性決定的。

（二）順應國情民生

溫家寶同志講：“當前，我以為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2]當前，職務犯罪越來越呈現出有組織化、國計民生領域重發多發、犯罪隱蔽性更強等特性，一些犯罪行為如不及時偵破，對黨和人民有負責的交代，極易引起社會性、群體性突發事件，引發社會動蕩，危害黨的執政地位。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檢察機關在查處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