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職務犯罪技術偵查使用的機遇、挑戰和對策

屋頂風機

論文摘要 《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于2012年3月14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審議通過，這次修改明確了職務犯罪技術偵查的內容，給職務犯罪的偵查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技術偵查權的確定使偵查權得到了強化和完善，另一方面技術偵查的方法和手段也涵需完善和改革，因此通過構建完整的職務犯罪技術偵查適用

制度對解決當前反腐敗形勢面臨的新挑戰具有重大的意義。

論文關鍵詞 刑訴法修正案 技術偵查 制度構建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審議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作為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中的重要職能之一，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在此次修改后將面臨多重機遇和挑戰。尤其是技術偵查權的確定，要求檢察機關必須盡快對現有的職務犯罪偵查手段進行全面的審視、分析和整合，以適應當前法制環境的新形勢、新要求和新挑戰。通過有效、合法的適用技術偵查，構建完整的技術偵查適用制度，取得控制職務犯罪和保證人權平橫，實現保障人權和加大職務犯罪偵查力度的雙贏效果，有利的推動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平穩健康發展。

一、技術偵查的概念、種類、特點

技術偵查，是刑事犯罪偵查中在國際社會普遍使用的，重要而有效的一種偵查措施。就職務犯罪偵查來說，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前，人民檢察院在偵查職務犯罪過程中，往往根據有關政策對技術偵查措施和手段通過有關部門進行使用，但在性質上尚屬政策層面上的授權和規制。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就首次從法律上規定了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該法第148條至第152條等規定了技術偵查措施及其使用的程序和要求，這證明了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制化和規范化，是我國偵查制度的一大進步，對于規范偵查活動、保障公民權益、推進國家法治進程等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落實到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是指檢察機關運用各種高科技設備和特殊的偵查方法秘密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和查獲犯罪嫌疑人的偵查措施的總稱。技術偵查措施包括麥克風偵聽、電話偵聽、窺視監控、郵件檢查、外線偵查、網絡監控等。技術偵查具有秘密性、技術性、強制性、直接性、順向性等特點，對

于快速查明犯罪事實，確定犯罪嫌疑人去向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技術偵查權的確立給職務犯罪偵查帶來的機遇

（一）強化職務犯罪偵查權，有效遏制和預防職務犯罪

1.職務犯罪的特殊性導致此類案件查辦難度大，職務犯罪是一種智能型、隱蔽型犯罪，沒有直接的受害人，證據相對單一，偵查此類案件存在發現難、取證難、固證難等突出問題，偵查難度遠大于普通刑事犯罪。尤其是在賄賂案件中經常出現“一對一”的情況，過分依賴口供等言辭證據。并且《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僅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該條款體現了“不輕信口供”的立法精神。因此技術偵查措施的引入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利用技術偵查措施能夠有效的解決偵查職務犯罪

過分依賴口供的現象。

2.現代科學技術高速發展，職務犯罪活動日益呈現出技術化、信息化、高智能化、高度組織化等態勢，犯罪手段更加隱蔽、狡詐，犯罪分子采用潛逃、串供、毀滅證據、洗錢、轉移贓款物等反偵查的能力不斷增強。偵查人員一旦接觸犯罪嫌疑人或相關涉案人，與案件相

關的人就聞風而逃。這說明當前單一落后的傳統偵查方式缺乏及時發現犯罪嫌疑人及相關涉案人員潛逃線索的手段，對其潛逃后又缺乏有效的追逃措施。對待高智能犯罪，偵查方式也要與時俱進的更新、換代、升級。在現代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光導纖維通信技術、數控技術以及大型電腦數據庫技術等不斷成熟和發展，也為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幫助。引入技術偵查措施，能夠提升職務犯罪偵查能力，進一步促進職務犯罪“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等傳統偵查理念和偵查模式的轉變，更加實際的滿足現實偵查的需要，有效的遏制和預防職務犯罪。

（二）有利于實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相平衡

“職務犯罪破壞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及國家政策的實施，擾亂社會秩序和資源的合理配置，破壞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原則，侵蝕社會道德和人們的精神世界”。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手段查辦職務犯罪，有利于提高及時查處和控制犯罪的能力，及時準確的獲取犯罪證據，減少變相拘禁甚至刑訊逼供等侵犯人權現象的發生，有利的加強對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保障，實

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相平衡。

（三）有利于履行國際公約義務和借鑒國外經驗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五十條第1款規定：“允許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方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該條款表明，查處職務犯罪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規的包括麥克風偵聽、電話偵聽、窺視監控、郵件檢查、外線偵查、網絡監控等特殊的偵查措施。由此可以看出，使用技術偵查措施查處職務犯罪是國際上的通例，同時中國作為締約國之一，理應履行該公約義務。為了控制犯罪，很多國家已經明確規定技術偵查，例如美國1968年《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第3條規定，對于賄賂罪、金融詐騙罪、有組織犯罪等嚴重犯罪案件，可以采取秘密監聽和錄音錄像的偵查措施。2001年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第1款規定：“如果有足夠理由認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或者其他人的電話和其他談話可能含有對刑事案件有意義的內容，則在嚴重犯罪和特別嚴重犯罪案件中允許監聽和錄音”。上述條款可見國外對技術偵查措施立法較早，實踐經驗豐富，我國可以從中借鑒經驗，使技術偵查

措施日趨完善。

三、技術偵查權的確立給職務犯罪偵查帶來的挑戰

（一）職務犯罪技術偵查規定不夠明確，執行權設置不盡合理

必須承認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首次將技術偵查權納入合法偵查權范疇，是具有重要進步意義的變革，但與此同時，本次修改對技術偵查權的規定卻不夠明確，對技術偵查相關細節都缺乏原則性的規定。在促進職務犯罪“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等傳統偵查理念和偵查模式的轉變過程中，技術偵查措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技術偵查措施規定過于籠統，沒有清晰的可實現途徑，在技術偵查手段、啟動、執行等關鍵環節上都缺少詳細的規定，那么職務犯罪偵查工作實際操作起來是十分困難的。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2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無可否認，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尋求公安機關的技術支持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新的刑訴法既然已經明確檢察機關具有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權限，卻在執行權限上設置障礙，這無非使檢察機關在技術偵查工作中增加了同執行機關協調、交涉的成本，最終會對檢察機關查辦

職務犯罪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職務犯罪技術偵查缺乏實戰經驗

由于我國法律的限制，檢察機關過去很少接觸和了解豐富的技偵手段。檢察機關處理職

務犯罪案件時，對貪污賄賂案件一般都是在公安機關的配合下使用技術偵查手段。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可以行使技術偵查權。但是不爭的事實擺在面前，職務犯罪技術偵查人員缺乏工作經驗，偵查技術裝備配備不平衡，這些因素都制約著職務犯罪技術偵查工作的開展。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及時開展相應的業務技能培訓，培養更多的技術偵查人才，了解并且能熟練運用技術偵查措施；優化技術偵查設備資源配置，由于各地檢察院技術偵查發展參差不齊，可以嘗試以省檢察院或者市檢察院為偵查中心，以點蓋面，在檢察院內部能

夠進行有效的協調和配合，為職務犯罪偵查工作順利開展提供大力支持。

（三）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措施的不當使用容易對當事人權利造成侵害

由于法定化的技術偵查制度還未建立，在設定合法性界限、確保程序嚴格、明確各種偵查手段的許容性方面還缺少細致性的規定。因此如果技術偵查措施沒有嚴格的審批程序、適用情況的規定時，技術偵查會在一定范圍內干涉到公民的通訊自由、個人隱私，會對公民的合法權利造成不合理的侵害。因此為實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相平衡的目的，構建一套合法

和完善的技術偵查適用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四、構建合法和完善的職務犯罪技術偵查適用制度

采用技術偵查措施，實施秘密監聽、郵件檢查、網絡監控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限制和剝奪，為防止因技術偵查權濫用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現象發生，必須構建合法和完善的職務犯罪技術偵查適用制度，該項制度應包括適用的范圍、對象、程序、獲取證據的使用和

救濟途徑等五個方面。

（一）嚴格界定職務犯罪技術偵查的適用范圍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4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于以下案件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使用技術偵查措施：一是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二是利用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追捕被通緝或者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案件”。

（二）嚴格限定職務犯罪技術偵查的種類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49條規定：“批準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和適用對象”，這表明，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必須報請有權批準決定的檢察機關確定。一般情況下，職務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主要包括麥克風

偵聽、電話偵聽、窺視監控、郵件檢查、網絡監控等。

（三）嚴格限定職務犯罪技術偵查適用的審批程序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48條規定，檢察機關對于立案后的職務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程序，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由公安機關等有關機關執行。對于追捕被通緝或者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這表明法律對技術偵查的決定機關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具體執行的只能由負有偵查職能的偵查人員或專門實施技術偵查手段的工作人員負責。最重要的是，在適用技術偵查措施前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因為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不當會嚴重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要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嚴格履行審批程序，防止技術偵查權

被濫用，影響執法的效果和公信力。

（四）明確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措施適用中獲取材料的用途及證據效力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0條規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有關

人員、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技術偵查措施所獲的材料也要遵從“毒樹之果”的證據規則，即凡是技偵手段本身是非法的，其所產生或衍生的后續證據均不具有可采性。技術偵查干涉了公民的通信自由，甚至涉及到公民的隱私，因此法律應該對技術偵查所取得的資料的保存、使用以及銷毀作出明確的規定。在資料的保存方面，我們可以參照規定對技術偵查措施的實施過程中制作筆錄，由執行人員簽名，連同獲得的其他資料一并封存，并且嚴格規定非本案件偵查人員，公訴人員、審判人員、辯護人員不得查閱；而在資料的使用方面，技術偵查措施是建立在偵查對象隱私權的保護基礎上，具有嚴格的相關性原則，為了防止偵查對象的隱私權過分擴散，通過這種方式所獲得資料原則上只能在本案中使用；最后在資料的銷毀方面，技術偵查資料長期保存將使偵查對象的個人隱私被濫用和泄漏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國應該立法規定，通過技術偵查所

獲得的證據材料一旦在本案中使用完畢，必須馬上銷毀。

（五）確定職務犯罪非法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律責任和救濟方式

盡管新的《刑事訴訟法》對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范圍、種類、審批條件等作出了嚴格的規定，但是由于技術偵查實施的隱蔽性，令案件的當事人難以預知，因此事后救濟和賠償就有存在的必要。法律應該明確規定由于偵查人員的過失導致偵查對象的權利受到損害，偵查對象被采取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措施后作無罪處理的，偵查機關存在過錯的，應當賦

予偵查對象向偵查機關和批準機關申請民事求償的權利。

第二篇：金融危機下,我市建筑業面臨的機遇、挑戰和對策

金融危機下，我市建筑業面臨的機遇、挑戰和對策

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立足本地本部門實際，制定科學合理的規劃和措施，就是著眼推動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作為一名建筑系統的黨員干部，踐行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就應該是切實做好新形勢下全市建筑業科學發展這篇文章；就是認真研究行業自身發展規律，面向市場，加快產業經營步伐，夯實事業發展后勁；就是堅持以人為本，從干部職工根本利益出發，想事、謀事、干事，積極解決群眾關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充分調動大家干事創業的主觀能動性，凝心聚力，共同打開事業發展新局面。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切實解決金融危機條件下制約我市建筑業發展的各種瓶頸，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動全市建筑業科學發展，為建設更加美好的****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當前我局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通過學習和調研，站在全局的角度看，覺得我們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適應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突出問題，總的講，有以下幾點：

一是認識不到位，思想不解放。一些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未能達到新的高度，對于科學發展觀的內涵、精神實質和根本要求認識理解的還不夠深刻，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主動性還不夠強。沒有意識到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本身就是一場深刻的觀念變革。面對全市建筑業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沒能夠真正樹立起科學發展的新理念，觀念保守，發展意識、機遇意識不強，缺乏敢想敢干、創新突破、敢為人先的膽識和魄力。

二是全市建筑業改革發展存在的一些問題工程墊資現象嚴重。目前，建筑市場上墊資、壓價、讓利等突出問題較為普遍，拖欠企業工程款時有存在；業主行為不規范，不少業主把資金風險轉嫁到施工企業，有的把應付的工程款，用房子、汽車沖抵；有的故意拖延結算時間等，加重了企業的資金負擔。近年來，又出現工程墊資后，工程款還不能及時到位的情況。

三是我市建筑業企業“僧多粥少”的現象突出，“賣方市場”的局面難以在短時期得到改變，偏離建筑工程造價規律的讓利、壓級、壓價、墊資、拖欠工程款等，使施工企業難有多少利潤空間可言，建筑企業普遍積累少，發展后勁嚴重不足。

四是低價中標現象擾亂了市場。項目經理掛靠現象，造成管理難度和成本加大；工程創優積極性降低；

五是全市建筑業企業實力不足，規模不大，產業集中度不高，建筑系統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業27家，其中，房建一級1家，二級5家，三級11家；專業三級企業8家，勞務企業2家。2008年，全市共完成建筑業總產值28.37億元。規模以上企業太少，市場競爭能力不強。

六是在行政管理體制上，人事、編制不明確，省政府對行業收費問題沒有明確政策，影響了全市建筑業管理的積極性。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措施

根據全省建筑業工作會議精神和市建設局關于加快推進建筑業發展的有關要求，結合去我市建筑業實際，現就加快我市建筑業發展提出如下對策和措施：***年，全市建筑業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研究金融 危機對建筑業的影響，積極應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進一步加大市場開拓力度；加快建筑業的科技進步和新技術應用步伐，促進建筑業轉型升級；狠抓建筑施工安全生產，努力提高全市建筑工程質量水平；進一步認清形勢，找準差距，瞄準目標，搶抓機遇，切實增強我市建筑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努力實現“質的提升，量的擴張”，為全市經濟發展和加速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建設進程，繼續實現我市建筑業又好又快發展作出新貢獻。

（一）加大對建筑企業的扶持力度，提高建筑業在全市經濟建設中的地位。為有效刺激企業自身發展的積極性，盡快提請市委、市政府牢固確立建筑業支柱產業的地位，把建筑業發展作為全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建筑業從業人數、產值、品牌工程等指標納入全市綜合目標考核序列。把對全市經濟建設和提高我市知名度作出重大貢獻的建筑業領軍人物，在各類推優評先中予以更多的重視和關心并給予重獎；減輕企業負擔，協助企業加強銀企合作，幫助企業提高資金積累能力；完善各項扶持政策，真正使企業做大做強，通過政府行為和企業自身的努力不斷擴大全社會對建筑業的關注和重視，使建筑業真正成為富民強市的支柱產業。

（二）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切實轉變發展方式。一要增強科技創新意識。要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在建筑業中的先導作用，加大建筑業科技宣傳、推廣力度，樹立科技進步典型，表彰獎勵有突出貢獻的技術帶頭人。在建筑業考核和各類評先評優中，加大科技創新、技術進步指標的比例，激勵企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建筑產業，在提高經濟效益上下功夫。二要增加科技投入。企業要根據自身實力和發展的需要，投入相應的經費和人力用于科技進步，提高技術裝備水平。高等級企業每年要從總營業收入 中列支經費用于成果推廣和獎勵。三要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抓住省局扶持建筑業發展這一良好契機，資質管理為杠桿，進一步加大服務、管理、協調的力度，促使企業優化組合、擴大規模，提高整體綜合實力。一是切實做好**集團市政、裝潢、道路橋梁等專項資質升級工作，確保09年4月份資質就位材料如期順利上報，確保上半年順利完成；二是在現有二級企業中著力培植一家企業取得壹級資質，在現有三級企業中培植2-3家企業取得貳級資質。四要加強建筑市場的動態監管。加快誠信體系建設，完善統計指標考核，建立清出機制，改變建筑市場只進不出的局面。利用危機帶來的影響，引導規模以上企業抓住機遇，把市內建筑企業的人力、市場等資源合理重組，真正把龍頭企業做大做強，讓資源合理流向大企業。引導龍頭企業加大多元化經營，加大對市內工業、基礎設施、服務業的投資力度，降低市場風險。

（三）加大人才建設力度，提高隊伍素質，提升核心競爭力。一要加強企業經營者隊伍建設。要適應建筑業發展形勢，加強新思維、新理念、新知識、新技能教育，通過參加建筑業高層論壇、企業家峰會等多種形式，促使廣大企業經營者進一步開拓視野，更新觀念，提高組織管理和創新能力。二要加強建造師隊伍培養。建造師和項目經理是建筑業賴以發展壯大的中堅力量。要制訂獎懲激勵措施，鼓勵職工參加建造師資格的學習和考試，對取得建造師資格的人員要加快培養，加強實踐鍛煉，力爭使建造師隊伍的建設與全市建筑業的跨越發展相適應。三要加強操作隊伍的教育培訓。要切實抓好建筑業從業人員的培訓工作，把培訓和持證上崗結合起來。按照“先培訓，后上崗”的原則，強化培訓教育，提高從業知識和操作技能。力爭使關鍵崗位和特殊工種持證上崗率達到100%，一般 崗位達到80%。四要加快人才培養，合理調配現有人才。建立人才隊伍建設機制，著力培養、引進一批優秀的管理人才、科技帶頭人才、市場經營開拓人才以及技術骨干。合理調配現有人才，把一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才推到領導崗位上來，做到人盡其才，充分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四）加大品牌建設力度，培育優勢企業提升綜合實力。一是是開展工程創優樹品牌。繼續牢固樹立“質量興業、質量創牌”的理念，認真落實質量管理責任制，嚴格按照國家標準、規范組織施工生產。要繼續建立健全企業的質量保證體系，把質量管理的重心真正前移到施工現場，把質量管理的目標真正細化到每個生產環節，責任落實到每個生產、管理崗位。要繼續大力開展“創名牌、創優質”活動，凡是大體量、標志性項目，都要爭創省市級優質工程，堅持以質量創品牌，以品牌樹信譽，以信譽擴市場。二是提高融資能力壯品牌。要認真研究對策，調整經營思路，提高資本運作能力。一要加強銀企對接，爭取在更寬、更高層次上拓展與金融機構的合作，借助金融信貸資金來壯大自身資本實力。二要強化企業與企業的資本合作，結成戰略同盟，將零散的資源和優勢集中起來，化零為整，集中力量，猛攻大體量、高投入的項目，使有限的資本實現最大程度的增值。

（五）、強化市場開拓，拓展全市建筑業的發展空間。一是強化市場開拓。繼續鞏固傳統市場。對傳統市場要做到寸土必爭，一著不讓，充分發揮各地駐外機構的協調、管理和指導作用，形成強有力的經營網絡，努力擴大市場占有份額。對新興市場，要做到重點出擊，全力拼搏。積極應對新形勢，抓住西部大開發、振興老東北、天津濱海新區開發、廣州亞運會等機遇全方位開拓市場，充分 利用已形成的優勢。二是合力聯手經營。引導龍頭企業與強勢企業強強聯合。注重與水利、交通等部門的溝通，加強在公路、鐵路、隧道、機場、碼頭等工程項目中的合作，在相關專業領域開展聯合投標，使我市房建企業真正參與到國家急需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去。本著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原則，帶動我市建筑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升級。三是奮力開拓有為市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國家和省市近期已出臺了相關加快實施重大民生工程、加快在建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同時隨著我市建設更加美好的蘇北新昆山的步伐的進一步加快，城市建設、園區拓展、產業發展、道路交通和新農村建設等又為我市建筑業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我們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奮力拼搏、有所作為，努力實現建筑業發展的新跨越、新提升。

（六）堅持科學管理，努力構建行業健康安全發展新秩序。認真貫徹落實“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圍繞城建重點工程、工業重點工程和新農村建設，切實加強安全監管，堅決控制和杜絕重大傷亡事故。一要健全體制機制。認真貫徹落實省建管局即將出臺的《建筑安全生產統一技術標準規范》，將建筑施工安全生產隱患的排查工作制度化。定期召開安全生產形勢分析會，經常剖析安全生產事故發生的原因，認真汲取事故教訓。進一步加強全市建筑施工企業安全生產機構建設，充實落實安全機構的人員，明確責任，落實措施，嚴格將安全生產的各項規章制度落到實處。二要創新管理方式。落實安全生產工作責任制，加大對建筑施工安全生產事故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的處罰力度。按照省建筑主管部門要求，積極探索以項目為單位發放《安全生產許可證》的試點，力爭 把安全生產許可證核發到項目部，逐步將對相關責任主體的處罰從企業轉為對項目經理、建造師和監理工程師的處罰。努力推進建筑業安全生產信息化工作。三要繼續搞好文明創建。依托落實安全責任制和創建文明工地兩大抓手來提高安全生產水平，繼續做好全省文明工地、平安工地、綠色工地的創建活動，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全國文明工地的創建與評選。

（七）、大力加強作風建設，改進和提升建筑業的社會形象。加強作風和行政效能建設是改進和提升建筑業主管部門社會形象的需要。一是要把黨風廉政建設與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實現黨風廉政建設與作風建設的良性互動。二是深入開展民主評議政風行風工作，有效解決基層、企業和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對查找出來的問題，要制定落實整改措施向社會公示。三是切實抓好關鍵崗位的作風建設，著力解決辦事不公、效率不高、態度不好等問題，努力形成為基層和企業辦實事、辦好事的良好風氣。四是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把作風建設寓于制度建設之中，靠制度來保證機關和行業作風的根本好轉。五是完善政務公開制度，把企業普遍關心、涉及企業利益的問題作為政務公開的重要內容，進一步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六是嚴格依法行政，確保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權限行使權力、履行職責。

第三篇：深圳流動人口：貢獻、挑戰和對策

深圳流動人口：貢獻、挑戰和對策

摘要：文章首先簡要介紹了中國人口管理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并從中國城市化的角度，分析了深圳流動人口規模、結構與流動的基本情況。文章認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流動人口為深圳的城市快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有力支撐了城市建設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與優化調整，但在公共設施提供、科學管理城市和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對城市的持續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最后，文章對深圳主要的流動人口管理政策進行了歸納總結，包括戶籍制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培育非政府社會公益組織。

深圳流動人口：貢獻、挑戰和對策

中國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呂銳鋒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先簡要介紹中國的人口管理基本制度。中國現行的人口管理制度實行的是戶籍制度，戶籍分為城市戶籍與農村戶籍兩大類型。經過三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18%增加到2009年的46.6%。但中國當前仍然是一個城鄉差異很大的國家。在全國13億人口中，有9億農業人口。現在，每年大約有2億人口，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地流動，其中的78.7%，約1.57億為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要想準確理解深圳的人口發展情況及對城市發展的貢獻與挑戰，我想最好從中國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入手。在中國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的三大都市區的發展格局中，深圳主要代表了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發展特征。

一、深圳流動人口情況

深圳是伴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長起來，只有30年歷史的移民城市。在1979年底，深圳只是一個約31萬人口的海濱小鎮，經過三十年的快速城市化，到2010年，深圳實際管理人口已達1500萬，三十年增長了50倍。在1500萬實際管理人口中，戶籍人口242萬，居住一年以上的非戶籍人口650萬。除這兩部分之外，還有約600萬實際工作和生活在深圳，但停留時間少于一年的非戶籍人口。非戶籍人口就是我們所設定的流動人口的概念，約相當于實際管理人口的85%。在中國，現有的很多經濟中心城市，實際管理人口中

都有相當比例的流動人口，但都沒有像深圳一樣，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達1：5如此高的比例。需要指出的是，高比例的流動人口與工業化推動下的中國式城市化緊密相關。工廠生產以及由此衍生的服務需求，產生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在深圳尤為突出。深圳流動人口基本以文化水平較低的農村年輕人為主，年齡主要集中在18-35歲之間，主要從事著務工和經商等工作。

現在，一些媒體開玩笑式的將深圳的人口歸納為“七宗最”：流動人口總數最多、人口倒掛現象最嚴重、人口密度最大、人口增長速度最快、人口年齡結構最輕，育齡期女性比例最高、文化程度最低。

二、流動人口對深圳城市發展的貢獻

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與流動，為深圳的城市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實現了快速的城市化，既支撐了城市建設的快速拓展，也不斷推動著城市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第一、提供了快速城市化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在深圳快速城市化三十年，低廉勞動力持續性的大量增長，降低了深圳的勞動力成本，支持了“三來一補”制造業的蓬勃發展，增加了深圳在中國和世界上的競爭優勢。第二、解決了深圳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矛盾。30%左右的流動人口工作在深圳各類“最苦、最臟、最累、最險”的生產性崗位上，有力支撐了城市建設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與優化調整。第三、加快了深圳服務業的發展。流動性人口既是深圳服務業的就業者，又是深圳服務業的消費者。約30%左右的流動人口在從事經

商等服務性行業，同時，流動人口是深圳城市消費品的最大需求者。

流動人口也對其戶籍所在地的城市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流動人口中大多數人會選擇回到戶籍所在城市，使用在深圳工作與生活時所掌握的技能、經驗或者資金，實現在戶籍所在城市的創業，從而帶動當地的城市發展。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深圳依托流動人口所實現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也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做出了貢獻。

三、流動人口給深圳城市發展帶來的挑戰

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也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第一，公共設施提供壓力大。按照當前的中國城市建設標準，是按照戶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務設施。雖然深圳按照戶籍人口，以及在城市工作與生活超過一年的非戶籍人口配置公共設施，但仍然不夠用，距離深圳為所有人口提供網絡化、均等化的優質公共服務的目標仍有一段距離，在住房保障、義務教育和公共醫療等方面壓力較大。第二，科學管理城市難度大。深圳存在流動人口基數大、流動性強、季節性遷移明顯等特征；同時，隨著流動人口增加，需要協調的利益、矛盾與問題必然相應增加，科學管理城市的難度不斷加大。第三，保障城市安全責任大。大量的年輕勞動力集聚在有限的空間內，必然會對城市的公共治安帶來極大的挑戰，建立和諧發展的城市責任重大。

四、深圳的流動人口政策

在未來的30年中，隨著城市化的繼續深入推進，在面臨流動人口的可能挑戰方面，深圳也正在積極的采取加以應

對。第一、深圳正在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深圳正在考慮對流動人口放開戶籍，為他們提供加入深圳戶籍的機會，促使流動人口能“不再流動”。流動人口只要在居住年限、健康、文化、技能等方面達到一定標準，就能成為深圳戶籍人口，從而使更多的流動人口享有深圳提供的各類城市公共設施和社會設施。第二、深圳正在積極引導傳統產業工人流向欠發達城市。深圳正處于城市轉型期，深圳政府在持續實施產業結構調整，有計劃的實施高新產業戰略，引導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往欠發達城市轉移，推動傳統產業人口的外遷。第三、深圳正在積極培育非政府社會公益組織。通過大力發展社會志愿者隊伍，發揮社會的力量，對流動人口進行就業技能培訓，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同時，我們也希望，非政府社會公益組織，在社會求助、提供公共福利等方面，能成為政府的有力補充，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多的人文關懷和救助。在非政府社會公益組織的建設方面，西歐各國的實踐，一直是我們所努力學習的模式。在這一領域，我相信，我們會存在許多合作的機會。

我們客觀地認識到城市化背景下的深圳流動人口的產生、特點和挑戰有其必然性，我們已經在引導流動人口入戶、流動人口管理、教育培訓、公共服務提供等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還不夠。2010年在中國舉行的世博會，提出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號召。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將繼續致力于這一目標的實現，立足深圳，向歐洲、美洲等發達城

市借鑒成功經驗，推動城市的健康、良性與持續發展，為深圳市民，包括每一位在深圳的流動人口，提供優質工作與生活環境，推動深圳從人口大市向人口強市轉變。

第四篇：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一稿

形勢與政策

Situation & Policy

（2015-2016學年第一學期）

安徽建筑大學思政部

2015年11月 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一、中美關系的國際地位

（一）從全球視角看中美雙邊關系

（二）國際性事務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要引擎

（三）中美關系效力外延的問題

二、“習奧會”譜寫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篇章

（一）習近平訪美的兩個背景

（二）習近平訪美的成果

三、中美關系的未來挑戰

（一）老問題：三個“T”（Taiwan,Tibet,Trade）

（二）新問題：八個“N”（8 New Issues）-地區領導權競爭，中國軍事現代化，網絡安全問題，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走向深藍，中國社會的多元化，“中國模式”和美國的不安全感。

四、中美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機遇

（一）老游戲，新選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規模、文明型國家、重視軟實力

（二）老游戲，新時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會的反戰本性、聯合國與國際法的剛性、洛克主義國際體系

（三）可利用的正面遺產（Positive Heritages）：經濟相互依存、社會和文化相互聯系、共同應對國際問題的實踐、中國融入現行國際體系的戰略選擇、復雜高效的對話機制

五、中美關系的前景

（一）方向：兩個sharings（中-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與Concert of G2——議題合作+分歧管控

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從習奧莊園會到瀛臺夜話、夜游白宮，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每次會見都顯得別處心裁，而這正是基于兩國關系的特殊性。在經歷了西雅圖之行后，習近平主席一行來到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展開正式會談，這是兩個人三年之內的第五次會面。老牌帝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又會擦出什么火花？中美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1？未來中美關系會如何發展？本次“形勢與政策”（國際部分）將與各位同學一起探討“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一、中美關系的國際地位

中美建交30多年來，雖歷經波折起伏，但總體向前、向上的態勢從未改變，兩國共同利益已經密切交匯、深度融合，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與此同時，中美關系也早已超出雙邊范疇，其全球性影響不斷上升。可以說，如果中美關系穩定，那么，當前國際關系基本體系的狀態就能夠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如果中美關系不穩定，恐怕眼下整個國際體系就會出現重大變化。

（一）從全球視角看中美雙邊關系。我們常說，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這不僅因為中美兩國互為對方比較主要的，甚至是最為主要的貿易伙伴，也不僅因為中美兩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對全球事務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更重要的在于，當前國際體系的主要維護者美國與崛起速度最快的后發者中國之間，形成了影響未來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

從體量來看，我國的經濟體量顯然比歐盟要小，在全球經濟事務方面，歐盟和美國加起來的比重更大，也就是說，美歐關系對全球經濟維度是主要的；從全球安全來看，不管俄羅斯的經濟狀況怎樣，俄羅斯仍是軍事實力僅次于美國的國家，也就是說，美俄軍事關系基本上決定了全球的安全狀態。我國在經濟總量上，目前還比不上歐盟；在軍事實力上，達不到俄羅斯的水平。可是，無論是美俄關系，還是 1 古希臘的史學家修昔底德，被稱為西方史學之父，其主要著作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專門研究古希臘兩個強大的城邦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他的結論就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必有一戰，后來西方歷史就不斷重演這一悲劇。中美關系從結構上講，現在就掉到這一陷阱中：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新興大國，結構很清楚，也是一個事實，即中美已經處在修昔底德陷阱中。這就意味著中美關系基本面上其實是對抗性的，雙方戰略利益是有沖突的，而且這種沖突比西方史學上的“修昔底德陷阱“還要復雜，因為除了地緣政治和經濟沖突外，它還有意識形態沖突。在美國看來，中國是一個異類。美歐關系，都不能夠起到塑造和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作用。這是作為后發者的中國與既有體系維護者的美國之間特有的一種狀態。有了這樣一個認知之后，我們再去看待中美關系，就需要更具全球視角，而不僅僅從中美雙邊事務中看待問題。

（二）國際性事務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要引擎。在中美若干議題中，中美兩國單純的雙邊事務是比較好處理的，不論是知識產權還是能源合作，中美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比較大，或者說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太高。中美兩國真正會爆發摩擦、產生爭吵的問題往往是一些地區性或者國際性問題，即涉及到中美兩國以外的第三方的問題。比如近兩年的南海問題，盡管有奧巴馬總統的訪華以及在其他一系列國際場合下中美的交流，但是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峙仍比較明顯，分歧也非常大；在東海問題上，中美兩國所持的立場依然相去甚遠。這其實就提醒我們注意到一個基本的問題，中美關系的維度變得越來越廣的時候，影響中美關系的主導型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中美兩國之間有近百個雙邊對話軌道，都是部級以上的，在這些對話軌道范圍內，單純的中美雙邊問題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處理，但是涉及到國際和地區事務，也就是說涉及到國際秩序的問題，恰恰是中美兩國激烈博弈之處。這些問題很難處理，因為利益方很多，并不只有中美兩國，還有其他很多國家；也并不是僅僅中美兩國愿意做出妥協、達成諒解，就能夠解決的，第三方因素作為一個變量隨時在影響著中美在這些問題上的互動。比如，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不但要考慮中國的利益訴求，也要考慮到東南亞盟國的訴求；在東海問題上，日本對中國和美國同時都能夠發揮重要影響。在這些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博弈還是比較激烈的。

（三）中美關系效力外延的問題。這就有一個如何轉換視角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看待中美兩國對雙邊關系的管控比較有效，而在管控地區分歧方面變得更加困難，其實這恰恰說明了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關系的穩定與否是影響整個世界的。現在至少在亞太地區，中美關系的狀態如何，亞太地區的基本格局就如何。如果中美關系能夠有效管控這些分歧，亞太地區和平的狀態基本上可以維持；如果中美關系不能有效管控這些分歧，那么，整個亞太地區就會發生重大的動蕩。這就是所謂的中美關系的效力外延問題，也就是由這樣一對雙邊關系影響到中美關系以外的國際關系。因此說，現在的中美 關系影響著整個亞太地區甚至全世界。

當今世界正處于新舊國際秩序、全球規則變革期，中美兩國也均面臨經濟轉型、社會改革的歷史重任。中美合則兩利，其利也惠及全球；斗則俱傷，其害亦殃及世界。

二、“習奧會”譜寫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篇章

（一）習近平訪美的兩個背景

習奧會的舉辦有兩個背景，一是今年中美關系開始戰略緊張，二是今年中美之間問題較過去尖銳。

第一個背景，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同年，中國制造業總產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美在這時從結構上進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中國比較低調，效應沒有馬上釋放出來。效應是在去年顯現，主要原因是中國外交積極進取，周邊外交不斷取得新成績，但在美國看來是咄咄逼人。中國去年推行自己的議程“一帶一路”，適度地拋開了美國，并取得成功，這出乎美國意料。此外，中國還成立了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在海洋方面，中國設立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又快速在南海建島。

第二個背景是指，今年中美間南海問題較為突出，再加上中國舉辦九三閱兵，普京的出席刺激到美國，還有美國大選將至，美國國內對中美關系的雜音甚多。

（二）習近平訪美的成果 1.增信釋疑之旅

此次訪問延續了多年來中國領導人訪美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增信釋疑之旅。

習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西雅圖的首次亮相演講，就已經全面、清楚地闡述了中國政府關于中美關系、全球事務以及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走向的基本立場。在接下來的各種場合中，習主席的講話雖然各有側重，但核心觀點可謂一以貫之。

例如，在西雅圖講話中，關于中國內政外交的九點意見，其中六點涉及內政。習主席明確表示，中國經濟雖然面臨下行壓力，但仍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和依法治國的基 本方略，堅決維護網絡安全，保障境外非營利組織的合法權益，繼續推進反腐斗爭。關于中國外交的三點意見，則著重回答了“中國道路”、“中國角色”和“中國責任”這三個國際社會最關心的問題，明確指出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與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中國只是希望改良和完善現有秩序，而無意推倒重來或另起爐灶；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因此也要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設立絲路基金、倡議成立亞投行，目的就是支持各國共同發展。關于中美關系，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堅持一個方向，即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實現不沖突不對抗；做好四件事情，即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積極推進合作共贏，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廣泛培植人民友誼。9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上的致辭，其中關于改善中美關系的幾點建議與西雅圖的講話內容幾乎完全一樣。

很顯然，上述觀點均事關中國的發展走向和政策取向，是對近幾年國內外輿論焦點的一個積極回應，其內容之全面、態度之坦誠，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同時也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處理對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面對中美分歧，中方總是主動解釋、說明，積極釋放維持中美關系穩定大局的善意。就此而論，中國的對美政策具有相當明顯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事實上，與中東等其他地區的國家相比，中國國內形勢與對外行為顯然更具有穩定性，中國國力增長本身也遠未構成對美國全球地位的現實威脅。美國一些觀察家們對中國政策走向的悲觀估計，顯然是“智者多慮”了。

反觀美方的立場，同樣不難看出美國也有加強中美合作、維持雙邊關系穩定大局的意愿。美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認為一個穩定、繁榮、和平的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奧巴馬肯定雙方“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而且“要以海納百川的精神”擴大合作，并表示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沖突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副總統拜登說，中美之間存在問題，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中美之間有競爭，但這是健康的競爭。國務卿克里甚至使用了“求同存異”這一典型的中國式表述。這表明，兩國政府和領導人都愿意保持和加強戰略對話，就存在分歧的一些問題坦誠溝通，減少誤解，增進理解，積極探討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擾。

因此，盡管近幾年美國對華輿論氛圍有所變化，主要表現為對華戰略疑慮增加，中美沖突的潛在風險上升，但美國對華政策迄今并未出現實質性變化，即使大選之后政府更替，也料難發生質變。

2.務實合作之旅

此次訪問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務實合作之旅。

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就中美關系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眾多議題進行了深入、坦誠的交流，并達成廣泛、重要共識。討論議題涵蓋了經貿投資、網絡安全、南海、人權、人文交流以及落實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阿富汗重建、應對氣候變化、維和等幾乎所有相互關切的議題，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實際上，長期以來，中美在諸如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文化交流、執法、反恐等議題上有著多層次的互動和聯系，很多內容已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達成了協議，只是有待逐步落實。此次雙方達成的共識和成果也非常豐富，涉及金融經濟、軍事警務、核能能源、商務、文化交流、亞太地區事務、國際與地區問題以及氣候變化、網絡犯罪等全球性挑戰等多個領域眾多領域的務實合作。最重要的是，雙方同意繼續努力構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共同致力于維護一個強有力的中美關系，使之為全球及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

3.面向未來之旅

這次訪問也是一次討論分歧、互探底線、求同存異、面向未來之旅。

中美之間既有廣泛的合作利益，也有深刻的相互疑慮與政策分歧，指望一次首腦會晤解決所有問題顯然不現實。可以想像，在諸如南海爭端、網絡安全、中國軍力上升等新問題以及對臺軍售、民主、人權等傳統議題上，雙方的立場還相距甚遠。因此，如何妥善有效地管控分歧或預防危機，是中美雙方在一些重要分歧領域的當務之急。

歷史經驗顯示，世界日新，形勢比人強，而人們的思想、觀念卻經常落后于現實。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應該看到，中國其實一直都在改變自己，并因此影響世界，這種改變并非屈從于外來壓力，而是順應時代潮流，追求民族振興。正是這種不斷的主動適應和調試，才使 得中國有了今天的地位。美國也要審時度勢，自我調整，以適應世界的變化，而不是固守老大心態，居高臨下，以不變應萬變。

誠然，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關國家可能確實需要有一個心理適應期和政策調試期。無論守成大國還是新興大國，彼此都要有耐心，斷不可心浮氣躁、胡思亂想、盲目出擊。但無論如何，“修昔底德陷阱”、“大國政治悲劇”、“權勢轉移困境”等陳詞濫調與狹隘思維，不僅根本無助于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新問題，還有可能誤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實際上，當今大國關系與國際秩序，與保羅?肯尼迪等眾多歷史學家所描述的大國興衰，其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完全無法同日而語。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相互依賴，核時代及軍事技術突飛猛進時代的安全相互依存，環境、生態、疾病等全球性問題叢生世界中的“同呼吸”、共命運，國際制度、規范、規則等調節手段日益完善所帶來的合作便利，無不指向當代國際環境所發生的巨大變遷，大國之間到底應該選擇合作還是沖突，并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因此，用習近平主席的話說，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進而推動確立新型國際關系，需要有“創新精神”，他還借用林肯的話說，“預測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創造未來”。總之，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中美雙方都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決心、政策遠見與戰略耐心。

三、中美關系的未來挑戰

未來10年的中美關系，很可能比過去幾十年更為復雜，矛盾更多，未來10年，中美間很可能老問題尚在，新問題又增多。這些中美關系中的老問題與新問題，可以歸結為“3Ts＋8Ns”。

（一）老問題：三個“T”（Taiwan,Tibet,Trade）

目前看來，臺灣問題由于近年來兩岸的緩和，并不構成中美兩國短期內提升雙邊關系的主要障礙，2015年11月，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的歷史性握手也進一步說明了兩岸關系的改善。但從兩國每年必定上演的“對臺軍售”爭吵中我們不能低估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隨著2016年臺灣選舉到來，臺灣問題還會有某種程度的上升。長期而言，美國可能仍將是我們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主要外力干擾，而事實上越來越顯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美臺關系 也在時刻考驗著美國亞太戰略與對華政策的審慎與決心。

西藏問題本并不構成一個國際問題，但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借西藏問題炒作，批評和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國現政府的企圖。美國的外交決策從來都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發，不時在西藏問題上做文章既可以達到在現實政治層面適度干擾中國穩定與發展的目的，還可以滿足美國基于其特殊優越性而產生的“救世情結”和“自由主義帝國的沖動”，可以說兼顧了美國外交中的理想與現實考量。因此該問題仍將在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只是時至今日，美國已基本學會不再單獨借西藏問題刺激中國，西藏問題的“溫度”將與中美關系總體的“溫度”趨于一致。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4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5906.8億美元，增長5.1%。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1240.2億美元，增長1.9%，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6%，下降0.1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4666.6億美元，增長6.0%，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9.9%，提升0.5個百分點。美方貿易逆差3426.3億美元，增長7.5%。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在未來一段時期內，貿易問題將會成為中美關系的“日常”摩擦。無論是人民幣匯率還是債務、通脹等問題雙方都不可能給予對方滿意的回應，談判可能會繼續反復、但成果甚微地持續下去。同時，中國工業和資本力量的迅速增長將給過去雙方都習以為常的那種中美經濟關系結構以巨大沖擊，而關于如何合理應對這種沖擊兩國都不能說完全做好了準備。

（二）新問題：八個“N”（8 New Issues）-地區領導權競爭，中國軍事現代化，網絡安全問題，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走向深藍，中國社會的多元化，“中國模式”和美國的不安全感。除原有的“3T”問題外，未來的中美關系中還有可能加入以下八方面的爭端，即八個“N”（8 New Issues）。

新問題之一是地區領導權競爭。具體來說，中國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戰后美國獨霸亞太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間，由于美國的戰略重心放到中東以及中國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時從地區實力而言的中美亞太領導權爭奪實際已 經開始。希拉里在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時推動的“再平衡”戰略在過去三年內曾造成中美關系乃至東亞安全局勢的持續緊張，盡管這一戰略的著力點在奧政府第二任期逐漸從政治、安全轉向經濟領域，但仍然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地區爭霸意味。由于中國經濟發展，使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在貿易上加大了對中國的依賴度（中國幾乎是每個東亞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在戰略上會顧及中國的考量。于是產生了“亞洲悖論（(AsiaParadox）”，即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悖論的后果是地區領導權競爭，然而領導權競爭非出自中國的主觀意愿，而是中國經濟自然發展產生的客觀后果。

新問題之二是中國軍事現代化。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為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曾一度壓抑了作為一個大國本身應有的軍事力量發展。近幾年來從戰機到航母（殲-20、殲-

31、東風5B多彈頭分導式洲際彈道導彈

2、國產航母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力建設水平“井噴式”的發展事實上只是被壓抑多年的自然釋放，是由中國自身規模所決定的、應有的安全保障建設。但這一情勢的繼續擴張無疑會對美國在東亞地區安全事務上的主導權產生沖擊，而在這樣一段軍事力量差距迅速縮小卻又未達均勢的時期，雙方在傳統安全領域的相互戒備將很可能達到一個頂峰，甚至有學者認為在未來十年期內中美發生試探性軍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鮮戰爭以來的任何時期。新問題之三是新空間領域的競爭。除傳統安全領域的新問題外，中美關系中的分歧與矛盾目前也已擴展到了太空、電子、網絡等非傳統領域。現代經濟與現代軍事的未來發展無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國在這些領域獨享了數十年榮耀，但技術擴散的現實使得中國如今也開始掌握了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漸走到了時代前列。在最新一輪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表現出了對網絡安全和信息知識產權保護的強烈興趣，也在這些領域向中國施加了不小壓力。美國方面認為中國空間技術的發展已經到了能切實對美國新空間安全構成較大威脅的程度，并事實上已經在網絡空間開始了對美的敵對行動。在這些領域由于存在著許多技術與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雙方的相互誤解其實是比在傳統安全領域更加困難，而未來的網絡世界也因此將會成為中美情報、科技、甚至意識形態競爭的主要戰場。

“東風”－5B是改良后的“東風”－5導彈的新產品，2006年成功試射。“東風”－5B射程達1.3萬至1.5萬公里，打擊目標涵蓋全球任何地區，能攜帶多枚核彈頭，命中精度500米左右，突防能力強、毀傷威力大，是中國核武庫中的“壓艙石”。新問題之四是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中美經貿關系的性質將從互補性走向競爭性。過去中國賣給美國鞋子、襪子，現在中國賣給美國礦山挖掘機，甚至明年會賣大飛機（C919已經下線）。經貿關系曾經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現在壓艙石本身在晃動，所以整個船體的穩定性出了問題。

新問題之五是中國走向遠洋。海洋從來都是美國人的傳統勢力范圍，冷戰后美國依靠三條島鏈舒適地牢牢掌握著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因此當中國應自身發展要求開始發展海洋力量之時必然會觸碰到美國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經，這一點在近期各國對東海防空識別區的關注中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中國經濟與軍事發展的海洋沖動在美國看來就是對秩序和現狀的極大挑戰，然而這種對現狀的“修正”又是合乎雙方力量對比改變的自然邏輯，無可逆轉。從長遠來看，美國必須適應中國的海洋力量擴張；但在這段美國的“適應期”內，兩國關系勢必會在海洋權益方面面臨諸多緊張。根據美國當前對中國海洋能力的總體評估，它已經意識到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其第一島鏈的制海能力已經無法與中國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實上是一個“以退為進”的戰略，即把第一島鏈的對中國防范放手鼓勵讓日、菲、韓、臺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則抽身去經營第二、三島鏈。美國前線盟友的大膽鬧騰會使得中國疲于應對，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島鏈則可以在更大區域內起到對中國海權發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關于海洋問題的爭端可能成為未來中美之間最為尖銳突出的矛盾熱點。2015年10月27日，美國“拉森”號導彈驅逐艦未經中國政府允許，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展示其享有的所謂航行和飛越自由，實際上一種霸權主義行為，中方有關部門依法對美方艦艇實施了監視、跟蹤和警告。

新問題之六是兩國國內社會矛盾及中國社會多元化對雙邊關系的影響。應當承認，中美兩國目前最大的壓力更多地是來自于各自國內治理方面，“占領華爾街”3人群所怒斥的社會不公在中國同樣普遍。由于世界經濟可能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繼續呈現下行趨勢，中美兩國都缺乏真正解決好這些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其結果將使得民意對 3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有人甚至帶了帳篷，揚言要長期堅持下去。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華盛頓游行，如今已逐漸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紐約警方11月15日凌晨發起行動，對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在祖科蒂公園搭建的營地實施強制清場。美國奧克蘭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場，事件演變為流血沖突。政府執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強，加大領導人溫和、理性反應的難度。此外，中國社會當前各類思潮交錯滌蕩，自媒體的迅速發展又使得這些分歧性思想的傳播強度和廣度都大大提升，社會多元化情勢愈益明顯，國內從官員到百姓都在對美政策取向上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而中美兩國政府就這一中國國內的新變化都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這便很可能造成雙邊關系中的誤解和情緒化因素日益增長。新問題之七是“中國道路”。中國的和平發展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論”，沖擊到西方權威。中國政府至今態度謙遜，拒絕使用“中國模式”一詞，并用“中國道路”代替，同時強調道路尚在“探索”中。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義一直是備受爭議的問題，但客觀來講，中國今天的成功確實使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了工業化并不只有西方這一種途徑，而對美國而言，“中國模式”的根本挑戰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現代化完全不意味著要真正接受美國視之為重要國家利益的所謂“普世價值”。事實上，美國對一個模棱兩可的“中國模式”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對美國式自由主義的偏執信仰，而其實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國國內學者提出應該對這種“專橫強制的自由主義”進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個性的價值認同很難改變，這就意味著未來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繼續進步，美國對于“中國模式”的憂慮將會進一步加深，從而在深刻的心理層面上對雙邊關系構成制約。

新問題之八是兩國心理狀態的變化。未來十年，我國的外部挑戰可能主要來自于我們身處“第二”這階段性位置所帶來的各種麻煩。在國際關系史上，第二多數下場是不好的。20世紀有三個第二，分別是德國、蘇聯、日本，最后的下場都不好。一般地，第一一定是防第二的，不會防第三、第四，甚至還會跟第三、第四結盟，一起對付第二。同時，第三、第四嫉妒的對象往往是第二，而不是第一。所以，第二總是很難當的。恰恰未來十年，我國處在第二的位置上。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即使我國處于將起未起、似強未強階段，這一階段決定了我國外交比較難。

2010中國占全球制造業總量的比重已經超出美國，而全球貿易總額也在2012超越美國。盡管各方對于中國制造業和國際貿易的“真實性”始終存在質疑，但總體而言并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人將來是背負著“失去了保持110年的兩項全球經濟地位 標志”的心情同中國交往的。問題不僅如此，而且還在于人們對未來美國經濟的普遍悲觀預期。奧巴馬上臺之初所許諾的“再工業化”于第一任期內基本沒有兌現，盡管今年以來美國經濟在數據上表現有所好轉，但市場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信心還遠沒有重拾。于是，美國在對華外交上的整體心態將前所未有地從一個“領導者”向某種“受害者”心理轉變，或是說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將不會再如以往那樣自信。反觀中國方面，國民對于國家力量的成長剛剛有了一番覺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個全新的高度發展，這就使得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中美關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個自信、頗有闖勁的中國遭遇一個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國，將使中美關系中許多問題的解決難度陡增。此外，由于中國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邊部分國家緊張，第三方因素對中美雙邊關系的牽扯力度將會加大。近年來，中國周邊海洋問題的突顯某種意義上可歸為中國崛起所引發的外部性不適癥。周邊部分國家在羨慕、忌憚中國的同時，又想趁著中國“將其未起”之時占點小便宜，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賓、韓國等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友。事實上，美國之所以從2010年開始推進所謂“再平衡”戰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這些國家的“邀請”。也因此，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當中，美國所謂“再平衡”戰略逐漸從“依賴盟國”走向了“放縱盟國”的路徑。對美國而言，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斬獲的對華遏制戰術。它通過默許、暗助周邊國家在中國周邊制造各種麻煩，可以保持一種在美國可控范圍內的低烈度緊張，以求讓中國在疲于應對的同時出現某種意義上的外交失誤或國內情緒失控，從而減緩中國崛起的速度和質量，維護其在亞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國與其東亞盟友們在對華戰略上形成了一種相互利用的關系，而這一事態就意味著周邊國家單方面的對華摩擦與挑釁越來越可能牽動、甚至“綁架”中美雙邊關系的大局。

從以上分析來看，中美關系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確實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異常嚴峻的考驗，其問題之復雜恐怕在兩國各自的對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中美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機遇

以上所描述的各種情境確實容易讓人對中美關系的未來表示悲觀，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前面講到的所有問題都并不是無解的。事實上，中美關系絕非必然走向“宿命論的大國政治悲劇”，這不僅 是因為雙方都有極力避免一種正式對抗的意愿，同時也因為在當前的全球體系中雙邊關系存在著眾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兩國都能真正行動起來利用好雙方的合作基礎，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擁有一個和平、共贏的未來。

（一）老游戲，新選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規模、文明型國家、重視軟實力

就客觀條件來說，中美關系可以概括為“老游戲，新選手（Old Game，new players）”。老游戲指標準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游戲參與者中國和美國與舊時參與者相比有如下幾個新特征。

一是，中美屬于超大型國家，塊頭特別大，中國近14億人，美國在經濟上、地緣政治上跟加拿大是分離的，地緣經濟上是合體的，他們兩個合起來將近2000萬平方公里，也是超大型國家。超大型國家物理含義就是兩家不要期望把對方擊敗，再不喜歡對方也只能湊和著過。如果中美發生戰爭，災難深重，且兩國利益糾葛復雜，只能“湊合著過”。二是，中美是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國家由相同的文明認同維系，所以中美兩國有較好的包容性。三是，中美兩國皆重視軟實力。

（二）老游戲，新時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會的反戰本性、聯合國與國際法的剛性、寬容的國際體系 中美關系可概括為是“老游戲，新時代”（Old Game，New Ages）。新時代一是指中美均有核武器，因此不可以發生戰爭。二指全球化時代，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新時代中，兩國對戰爭的沖動都受到強大的市民社會的制約。市民社會的本性反戰。中國的市民社會在急速成長，甚至在2015年11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以前，由于一胎化政策，其制約作用強于美國。四是，新時代的世界設立有聯合國，國際法也較剛性。五是，美國建構的國際體系比較寬容，有中國發展的空間。美國建構了全球市場，參與者在全球市場中占領份額，無需戰爭和殖民就能獲得巨大利益。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能順利成長，也得益于寬容的國際體系。正如習近平所說，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

（三）可利用的正面遺產（Positive Heritages）：經濟相互依存、社會和文化相互聯系、共同應對國際問題的實踐、中國融入現行 國際體系的戰略選擇、復雜高效的對話機制

中美關系保留有正面遺產（Positive Heritages）。從尼克松訪華至今，盡管中美關系歷經風雨，但總體仍向前邁進，并留下許多遺產。一是，兩國經濟上相互依存，在經濟領域，5300億的中美貿易總額以及中國1.3萬億的美國國債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相互確保的經濟摧毀”，這種關系本身就已經決定了中美“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唯有合作一途可走，雙方乃至全世界都經不起一個中美的“新冷戰”；二是，兩國社會和文化相互聯系，比如數量龐大的美籍華人，他們在美國國內所發揮的社會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為中美之間不走向對抗的一大保障；三是，中美間進行了諸多國際合作，比如，朝核六方會談等；四是，中國改革開放是在美國領導下的國際體系內崛起，走國際改良主義道路，是典型的雙贏戰略；五是，中美現已發展出高效對話機制。截止至最近一輪的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雙方已有近百個雙邊多層次對話機制，其中包括最高級別的以及頗為敏感的軍事防務磋商，它們在頻率和深度上都應得到兩國更大力度的加強。未來中美在大戰略層面的合作基礎不會憑空產生，只可能是在這些真誠而頻繁的接觸交流中探討出來的，這也是雙邊關系中必須有所作為，并且大有可為之處。此外，同樣重要的還有我們在“習奧會”中看到的兩國最高領導層中對于搞好中美關系的強烈政治愿望。

五、中美關系的前景

可以說，中美關系的實際基礎并不差，但這些客觀條件是否能被有效組織起來服務于雙方的未來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這就要求中美兩國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都需要轉變自己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以適應世界形勢和雙邊關系當中的眾多變化。

（一）方向：兩個sharings（中-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

目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將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權力增長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堅持符合國際法規范的和平發展路徑，以打消美國對華實力增長和戰略意圖的恐懼與不安？同時，美國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來合理看待并接受中國實力持續性增長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動，而不是一味按照安全困境的邏輯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所以，發展中美關系，首先要做的是為中美關系尋找一個新的戰略定位。“融入——接納”模式可以作為新時期中美關系的大戰略基礎，即美國歡迎一個“繁榮成功的中國”，而中國則應本著對外部世界負責的態度來實現其發展。

就當前而言，中國理應在國際社會上主動承擔更多的義務，但同時也需要著力消除中外雙方在“中國責任”上的認知差距，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難處，明白它在擔當國際義務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給自己造成壓力的同時卻使外界誤解中國；美國方面則需要學會不再以一種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國，正視中國力量客觀發展的現實，尤其需要在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為中國釋放更大的制度空間。總而言之，即在現存體系內，中美兩國應該做到“兩個sharing”，美國要向中國“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中國要為美國“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實際上，中國完全不排斥一個繼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兩國在這個體系中的確實現并享受了“共贏”，相信在雙方的適當調整下，未來的這個體系仍能讓兩國皆大歡喜。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ship）與中美協調（Concert of G2）

中美未來關系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一是功能性伙伴關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二是中美協調（Concert of G2）。功能性伙伴關系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議題合作，二是通過對話控制分歧。中美之間會產生大量分歧，且絕大部分無法解決，只能通過建立機制適當控制。功能性伙伴關系就是一邊控制矛盾，另一邊推動議題合作。

Concert of G2源于歷史上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即拿破侖戰爭后的五大國共治歐洲。五個歐洲國家政治體制不同，但在維持歐洲秩序方面擁有共識，在保存分歧的前提下，在秩序方面保持一致，展開合作。

中美新的戰略共識的起點應該是建立世界秩序。世界目前由于極端主義興盛（可以談談2015年11月14日發生在法國巴黎的恐怖襲擊慘案）、中等強國崛起、大國間猜疑加深，世界秩序出現了些問題。建立起這一共識后，中美可以展開大量合作。除全球問題、地區問題、經濟問題外，在科技發展方面，中美有很大合作的空間，共同探索人類未知領域。

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前提是中國繼續穩定發展。美國看重實力，如果中國家里出事，會被美國看不起，如果中國真很強大，美國會尊重中國。此外，中國在國際上應堅持公平競爭，不搞小動作。中國還應注意不直接觸犯美國利益。中美合作中要找好合作重點，讓美國在中國的和平發展過程中獲益。

結束語

中美關系并不一定只存在“沖突不可避免”的悲觀論和“沖突讓位于合作”的樂觀論兩種可能。事實上，中美關系很可能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未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美關系也是這樣，并不存在“注定的命運”，未來怎么樣取決于我們今天的選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出并不是一時權宜性、策略性的政治需要，而是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根據國際格局變動和世界發展趨勢而做出的戰略性決定。這一決定的成功固然取決于我們黨和政府的努力，但也同樣取決于美國的反應和互動。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兩國高層積極互動的努力下，進一步拓展雙邊、地區、全球層面的務實合作，不斷深化戰略互信，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并使之限制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內，中美關系就能夠不斷取得新的具體成果，開創不同于歷史上大國政治悲劇的新未來，實現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今天，我們再次來到了關鍵的歷史當口。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開創中美關系更加美好的未來，為中美兩國人民幸福、為世界各國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貢獻!”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組編寫

2015/11/15

資料來源：

外交部網站http:// 《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 附：

中美關系的歷史回顧（內容很多，建議略講）

（一）緣起：

商業關系——中國皇后號；政治關系——《望廈條約》

復雜的記憶：負面記憶——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正面記憶——聯合抗日；復雜的記憶——《蒲安臣條約》、門戶開放、退還庚款

（二）美國與中共的歷史聯系

抗戰時期：迪克西使團，《紅星照耀中國》 解放戰爭時期：馬歇爾調停，介入內戰

（三）美國與新中國的敵對與緩和

敵對時期（1949-1972）：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有限的接觸（大使級接觸）；“尼克松訪華”——改變世界的一周

（四）1972年以來中美關系的演變 1972-1979：從緩和到建交

1980-1989：里根的挑戰、中美安全合作

1990-2001：“蘇東波”、美國“一超”地位的形成、“9.11事件”

2001-2010：反恐合作、臺灣問題、中國和平發展、2008華爾街金融危機，G2和G20 2010-迄今：“修昔底德陷阱”

第五篇：解碼新高考：新高考下的挑戰和機遇

高考，永遠是牽動人心的詞語，不得不說，新的高考招生模式給了人們一種“柳暗花明”的欣喜和期待。有人說，新高考改革開啟了“揚長模式”，讓學生在選擇中“揚長避短”，成就更加個性化的自己。

如果說，“選擇”是新高考賦予學生的關鍵詞，那么在“選擇”的背后，新高考又給目前學校和教育的發展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高中教育資源面臨空前挑戰

新高考給予了考生“7選3”的選考自主權的同時，也給學校出了好幾道難題。

同一門科目，一部分同學選為學業水平考試，另一部分同學選為高考科目。不同的學生，對同一門科目關注度、要求會不一樣。高中學校必然得全面推行學生選課和走班教學，而這面臨的第一大挑戰，就是現有師資難以滿足實際課程開發需求。

自主選課、走班教學，必須走向小班化，所需教師必然多于現有的教師；其次，每門學科的學生選擇數量不同，各學科的老師需求量呈現不均衡狀況，當學生的選擇過于集中于某一學科時，這門學科的老師會明顯不夠，而另外學科的老師則可能出現過剩現象。

此外，學生在選課時，除了自己的興趣愛好外，很可能會同時注重名師效應，集中選擇某位老師，這樣勢必造成部分老師工作量過大的現象。

還有校長分析，學校對老師的需求還將呈現時段性落差。按新高考方案，學生大多數科目的學業水平考試最晚將于高三上半學期10月份結束，一旦結束，這些學考科目的任課老師就過于富余。而這之前的高

一、高二，部分學科老師卻可能出現不足現象。尤其是新舊高考過渡期，這一矛盾將更為明顯。

“除了師資外，學校硬件設施也會面臨很大的挑戰。比如教室和設備。”江山濱江高級中學校長楊之明表示。

對于這些挑戰，不少校長建議，是否能盡快實現教師從學校人到系統人的轉變，在縣域或市域中，由教育主管部門統籌，對各校部分學科老師按需求進行跨校調配。此外，也有校長表示，首先要打通本校內不同年級學科老師的流通。

學校生存或將遭遇“洗牌”

采訪中，不少校長和專家都認為，新高考改革方案對目前的學校來說，會有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挑戰和機遇，甚至有可能對當前的學校生存狀況來一輪“重新洗牌”。

衢州市教研室主任徐衍昌表示，新高考方案實施后，傳統意義上的主副課不復存在，無論什么學科，學生喜歡、能學好、符合個性發展方向，是確立學科地位、教師地位的最關鍵因素。

“現在是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學科，接下來慢慢成熟以后就會根據自己的需要選老師，未來還可能根據自己擅長的科目以及學校的強勢科目來選學校，這就為學校的發展提出很多的要求。”有校長表示，從理論上來說，學生在學校上選擇的余地將更多，而對于學校來說，目前三種不同層次的學校也將面臨不同的發展狀況。

一些校長認為，好的學校，學生偏科的現象要少一些，各學科發展也要均衡些，將來也會發展得更加好；處于中等的學校，可以根據發展強勢學科來培養學生，找準定位，特色化發展，也有機會成為“后起之秀”；對于定位不準，特色不明顯的學校，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強勢學科，在這一輪的新高考改革中，比較難找到突破點，除非學生都往職業教育的方向走，否則這批學校將面臨淘汰。

職業教育將迎來新的春天

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統一高考招生、高職提前招生、單獨考試招生和三位一體等四種考試招生模式。多種考試招生模式給學生提供了多種升學通道，特別是有效地擴大了中職學生的升學通道。從改革方案中看，不僅對中職學生的升學通道有所擴大，未來，職業教育也將迎來春天。

有專家表示，按照新高考方案，今后，分類招生將成為主渠道，普通高校和高職院校將分類招生，高職院校中也會有一些本科類的招生計劃，這對中職生來說，是個廣闊的升學通道，對不少普通高中里學習能力不是特別突出的學生來說，也是一個更加靠譜的渠道。

在四種招生模式中，高職提前招生和單獨考試招生都屬于職業教育范疇，而單獨考試招生只限中職生。

高職提前招生，實行考生自主報考。普通高中學生以高中學考成績為基本依據，中職學生以全省統一組織的職業技能考試成績為基本依據，高校擇優錄取。另外，還實行“一檔多投”，實現學生和高校的雙向選擇。

“‘一檔多投’意味著考生的選擇余地更大了。”專家表示，選擇多了，考生的壓力就相對減輕，而且考生可報考多所高校，如同時被多所高校擬錄取，可由考生自己選擇要被哪一所學校錄取。

這些舉措在為中職學生提供更多升學通道的同時，也加大了中職學校的吸引力，對于普通學校和中職學校在職業教育方面都帶來了動力。

記者 吳昊斐 通訊員 姜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