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淺論新媒體對執政黨建設的挑戰和機遇

淺論新媒體給執政黨建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摘要：

當今社會，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科學技術不斷進步，信息傳播的速度越來越快，信息獲取的渠道越來越廣。以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支撐的新媒體發展迅猛，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新媒體以互聯網、手機等數字媒介為代表，不僅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而且也不斷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可以說，新媒體政治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信息傳播結構模式和發展形態，同時也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改革，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如何應對這一新情況，如何在新媒體時代加強執政黨的建設成為黨要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

關鍵詞：執政黨建設機遇挑戰新媒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媒體在全球的飛速發展和普及，把人類帶入了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新媒體不再僅僅是一種生成和傳播信息的媒介，而且深入到人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開始扮演主導角色。正如美國學者梅爾文所說：“一個社會的傳播過程的性質實際上與該社會人們日常生活的每個方面都關系重大。”新媒體也直接而且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政治生活，成為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基礎、提高執政能力的巨大資源但同時也給共產黨的執政帶來巨大的挑戰。

一、新媒體給執政黨建設帶來的機遇

當前我國進入了發展的關鍵時期，改革進入攻堅時期，社會矛盾凸顯，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層出不窮，對黨的執政能力帶來了嚴峻考驗，如何應對，如何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如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成為黨急需面對的嚴峻問題，而新媒體的出現為解決這些問題帶來了機遇。

1.新媒體為執政黨密切聯系群眾架起了橋梁

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是廣大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歷來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生命線，在成為執政黨以后，更是將人民群眾的呼聲、人民群眾的智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提高執政能力、鞏固 執政基礎的重要任務。而在當今時代如何怎樣更好地團結更多的人民，必須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人民已經不是落后、無知的人民而是有知識、有文化的新時代的中國人民，在信息技術高速發達的今天，中國人民也是緊跟時代步伐，走在時代的前沿。截至2008年底，我國互聯網已覆蓋全國31個省市區的所有地市縣和大部分鄉鎮，網民總數已超過3億人，普及率達到22.6% 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所以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中國，要想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必須要重視要新媒體這一新型、有用而高效的工具。新媒體具有巨大的動員功能,新媒體不僅是集文字、圖像、視頻、聲音于一體的“多媒體”，而且是融合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功能于一身的“全媒體”，所以新媒體在集中了傳統媒體的優勢的同時，還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即時性、海量性、社群性、草根性、個人性等優勢。所以新媒體是黨聯系群眾、團結群眾的一個很好的橋梁。

2.新媒體為執政黨民主執政提供了條件

在信息化時代，信息傳播透明化是執政民主化程度的標志，是政治民主的基礎。信息傳播透明化使政府考慮的事情引起群眾共鳴，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在政策上體現出來，這是各階層的利益得到滿足的內在需求，更是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一方面，隨著信息傳播自由度的加大和信息傳播技術的提高，以網絡化為主線的當代傳播在時空上具有無限的拓展性，人們控制信息的能力大為增強，信息的透明度不斷加大，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共享更多的資源。公眾的知情意識、民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都會比以往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信息傳播的離散性又可能造成原本無疆界的時空分割，造成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文化、心理等時[2]空上的新的分離，由此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增強了民眾相對于執政黨的獨立性。許多過去只能通過執政黨及其各級組織來做的事情，現在民眾可以選擇媒體網絡的途徑去做，客觀上降低了執政黨的影響力。因此，執政黨必須借助于新媒體改進聯系群眾的方式，進一步吸引更多的群眾更積極地參與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培植民主的群眾基礎，以進一步保持黨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和社會動員力。

3.新媒體為執政黨提高執政效率提供了前提

執政效率是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集中體現。執政效率的提高需要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充分占有信息，科學優化信息，及時傳遞信息。而通過新媒體獲取的來自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信息不僅反映了群眾的呼聲，而且蘊含著社會發展的某種趨勢。新媒體提供的參考數據已成為執政黨判斷形勢、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提高執政效率的重要途徑就在于使科學決策通過信息化的途徑迅速轉化為各級政府的行動，成為社會公眾看得見、聽得著的執政活動。倘若一個執政黨的戰略、方針、政策不能轉化為數字信息，無法借助新媒體把信息迅速傳播為全黨、全體人民所了解與接受那么提高執政效率就是一句空話。因此執政黨能否充分運用新媒體不僅關系到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實現而且關系到黨的領導力和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

二、新媒體給執政黨建設帶來的挑戰

1.對黨執政能力的挑戰

網絡時代，個別官員在處理社會問題時表現出的遲鈍、無知、蠻橫等，都會在網上被無情渲染；少數官員的腐敗、無能、低效等，都會在網上被迅速放大。互聯網一方面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達，但同時也在撕裂社會、重組人群，使社會的情緒對立進一步擴大。如城管、警察、醫生、教師、官員被“妖魔化”為網上“黑五類”。一旦這些人卷入網絡事件，網友幾乎不問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并立刻被傳到網下，被社會上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興風作浪。比如，最近網上熱炒一條消息：《我國91%的億萬富翁是高干子女》。這組虛假數據在網上網下以訛傳訛，迅速掀起波瀾。人民網做了大量的調查，以事實為依據，發布了一篇澄清事實的文章，然而這篇文章遠遠沒有謠言傳播的快。[3]面對這種現象，認識要清醒。有的事件中，警察、城管、官員自身的確有問題，比如言行不當、濫用公權力等。但也有的是面對網絡應對失措的問題。由于網絡信息來源廣泛、傳輸快捷，很多問題也是真假難辨。加之現代社會的一些浮躁之風，為了宣泄和釋放個人情緒，一些人無風也要掀起三尺浪，嘩眾取寵。一些群眾寧可相信謠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政府的公開聲明；寧可相信負面新聞，也不相信權威人士和正面報道。

2.對黨維護社會穩定的挑戰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提出：“政治制度/政治參與=社會穩定”。也就是說政治

參與和社會穩定成反比，政治參與程度越高，社會越容易出現不穩定因素。網絡時代，民眾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分母擴大了，作為分子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執政黨建設，必須及時調整，這樣才能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我國處于突發事件的高發期，一些社會矛盾有可能借助網絡的功能凸顯、放大，甚至釀成危機事件，威脅社會穩定。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就是遠在萬里之外的熱比婭集團遙控指揮。通過手機短信和QQ串聯，數千名暴徒突然聚集在烏魯木齊，打砸搶燒。這種悄無聲息又迅捷的組織動員方式，對社會穩定的威脅是巨大的。作為應對網絡輿情的手段，掩耳盜鈴。不少互聯網管理者多依賴于刪除和封堵。只知道“拉閘”，卻不知拉一次閘，就會多遭一次恨，多設一道墻，多一道和群眾之間的隔閡。

3.對黨輿論引導的挑戰

每一個網絡熱詞，都是一個社會熱點。躲貓貓、欺實馬（70碼）、俯臥撐等等??，網上一直就這么熱鬧。這個社會怎么了，一點小事，都可能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瞬間傳遍全國！一般突發事件發生后，2小時內網上就會出現文字或視頻；6小時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網站轉載；24小時左右網上跟帖就會達到高潮，形成熱點。面對突發事件，一些地方和少數黨政干部如應對失措，很容易造成危機。比如采取躲的方式，對網絡信息麻木、遲鈍，不關注網絡輿情而失去輿論引導的先機，只能被動挨打；有的官員仍然采取堵的方式，有些地方仍將封、堵、刪今年的河南靈寶事件，警方遠赴上海去抓捕發帖者，罪是“誹謗政府”，都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就這一抓，徹底抓掉了政府的公信力。[4]在傳統媒體時代，受眾相互之間沒有聯系，單個事件影響范圍是有限的。受眾往往是被媒介牽著鼻子走。像新聞學里的“魔彈論”：新聞就是槍，受眾就是靶子。網絡時代，受眾地位由被動變為主動，網民可以自己設置新聞議題。新媒體的新聞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真假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也不可控。

面對新媒體給執政黨帶領的這些機遇和挑戰，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體帶來的機遇，同時更好地規避新媒體帶來的挑戰，筆者認為其根本方法在于大力培養一支適應網絡時代的干部隊伍。注重黨員干部的上網工程。除了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以外，黨政干部要養成學網、上網、看網、用網的習慣，如果我們

7600萬黨員、7800萬團員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我們黨員干部都行動起來，一定會從網上的弱勢群體，轉變成輿論引導的重要力量。互聯網技術革命方興未艾，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是無法逆轉的歷史潮流。挑戰攜機遇悄然而至，危中有機，順勢而為。只要勇敢實踐，大膽創新，應對得當，就一定能駕馭互聯網技術革命的浪潮，使這一技術革命更好地服務于執政黨建設，服務 于國家工作大局。

參考文獻：

[1]梁毅,等.積極應對網絡信息傳播發展的挑戰學習時報

[2]蘇文寧.論新媒體與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3]馬利.對互聯網與執政黨建設的思考——網絡給執政黨建設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4]馬利.對互聯網與執政黨建設的思考——網絡給執政黨建設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第二篇：解碼新高考：新高考下的挑戰和機遇

高考，永遠是牽動人心的詞語，不得不說，新的高考招生模式給了人們一種“柳暗花明”的欣喜和期待。有人說，新高考改革開啟了“揚長模式”，讓學生在選擇中“揚長避短”，成就更加個性化的自己。

如果說，“選擇”是新高考賦予學生的關鍵詞，那么在“選擇”的背后，新高考又給目前學校和教育的發展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高中教育資源面臨空前挑戰

新高考給予了考生“7選3”的選考自主權的同時，也給學校出了好幾道難題。

同一門科目，一部分同學選為學業水平考試，另一部分同學選為高考科目。不同的學生，對同一門科目關注度、要求會不一樣。高中學校必然得全面推行學生選課和走班教學，而這面臨的第一大挑戰，就是現有師資難以滿足實際課程開發需求。

自主選課、走班教學，必須走向小班化，所需教師必然多于現有的教師；其次，每門學科的學生選擇數量不同，各學科的老師需求量呈現不均衡狀況，當學生的選擇過于集中于某一學科時，這門學科的老師會明顯不夠，而另外學科的老師則可能出現過剩現象。

此外，學生在選課時，除了自己的興趣愛好外，很可能會同時注重名師效應，集中選擇某位老師，這樣勢必造成部分老師工作量過大的現象。

還有校長分析，學校對老師的需求還將呈現時段性落差。按新高考方案，學生大多數科目的學業水平考試最晚將于高三上半學期10月份結束，一旦結束，這些學考科目的任課老師就過于富余。而這之前的高

一、高二，部分學科老師卻可能出現不足現象。尤其是新舊高考過渡期，這一矛盾將更為明顯。

“除了師資外，學校硬件設施也會面臨很大的挑戰。比如教室和設備。”江山濱江高級中學校長楊之明表示。

對于這些挑戰，不少校長建議，是否能盡快實現教師從學校人到系統人的轉變，在縣域或市域中，由教育主管部門統籌，對各校部分學科老師按需求進行跨校調配。此外，也有校長表示，首先要打通本校內不同年級學科老師的流通。

學校生存或將遭遇“洗牌”

采訪中，不少校長和專家都認為，新高考改革方案對目前的學校來說，會有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挑戰和機遇，甚至有可能對當前的學校生存狀況來一輪“重新洗牌”。

衢州市教研室主任徐衍昌表示，新高考方案實施后，傳統意義上的主副課不復存在，無論什么學科，學生喜歡、能學好、符合個性發展方向，是確立學科地位、教師地位的最關鍵因素。

“現在是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學科，接下來慢慢成熟以后就會根據自己的需要選老師，未來還可能根據自己擅長的科目以及學校的強勢科目來選學校，這就為學校的發展提出很多的要求。”有校長表示，從理論上來說，學生在學校上選擇的余地將更多，而對于學校來說，目前三種不同層次的學校也將面臨不同的發展狀況。

一些校長認為，好的學校，學生偏科的現象要少一些，各學科發展也要均衡些，將來也會發展得更加好；處于中等的學校，可以根據發展強勢學科來培養學生，找準定位，特色化發展，也有機會成為“后起之秀”；對于定位不準，特色不明顯的學校，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強勢學科，在這一輪的新高考改革中，比較難找到突破點，除非學生都往職業教育的方向走，否則這批學校將面臨淘汰。

職業教育將迎來新的春天

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統一高考招生、高職提前招生、單獨考試招生和三位一體等四種考試招生模式。多種考試招生模式給學生提供了多種升學通道，特別是有效地擴大了中職學生的升學通道。從改革方案中看，不僅對中職學生的升學通道有所擴大，未來，職業教育也將迎來春天。

有專家表示，按照新高考方案，今后，分類招生將成為主渠道，普通高校和高職院校將分類招生，高職院校中也會有一些本科類的招生計劃，這對中職生來說，是個廣闊的升學通道，對不少普通高中里學習能力不是特別突出的學生來說，也是一個更加靠譜的渠道。

在四種招生模式中，高職提前招生和單獨考試招生都屬于職業教育范疇，而單獨考試招生只限中職生。

高職提前招生，實行考生自主報考。普通高中學生以高中學考成績為基本依據，中職學生以全省統一組織的職業技能考試成績為基本依據，高校擇優錄取。另外，還實行“一檔多投”，實現學生和高校的雙向選擇。

“‘一檔多投’意味著考生的選擇余地更大了。”專家表示，選擇多了，考生的壓力就相對減輕，而且考生可報考多所高校，如同時被多所高校擬錄取，可由考生自己選擇要被哪一所學校錄取。

這些舉措在為中職學生提供更多升學通道的同時，也加大了中職學校的吸引力，對于普通學校和中職學校在職業教育方面都帶來了動力。

記者 吳昊斐 通訊員 姜建華

第三篇：新媒體條件下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挑戰和對策

新媒體條件下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挑戰和對策

摘要：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下，專門針對廣播和電視培養的播音員與主持人隊伍，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日益涌現的新媒體以及各媒體逐漸走向融合的新媒體環境的需要。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出現與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信息接收方式也不斷的更新和豐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新的媒體環境也對從業人員素質提出了新要求，主持人作為媒體業人員隊伍中的一部分，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去，必須勇敢地接受挑戰。許多主持人在新媒體的刺激下，開始進行職業規劃，參加職業訓練。

關鍵詞： 新媒體 職業規劃 職業訓練

新媒體（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國人戈爾德馬克率先提出的。新媒體是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的，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后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嚴格地說，新媒體應該稱為數字化新媒體。①

21世紀，隨著新媒體的迅速發展，傳統模式培養的主持人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在新世紀主持人的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面臨著更多的挑戰。

首先，從業者的具體職責界限越來越模糊，“播音員”“主持人”“記者”都只是一個稱謂, 其本質都是“傳播者”。電視節目主持人的概念越來越寬泛，已經不僅僅指播音員、評論員，有時記者也充當了主持人的角色。比如美國2009年1月份上線的Global Post新聞網站，總部設在波士頓，共有18名的全職員工，包括高管、場銷售人員和編輯，但有超過80個兼職記者，分布在全球50多個國家。在這個團隊里，沒有主持人，記者負責日常的采訪、攝影、組稿、節目主持等各種工作。

其次，媒體形式的豐富和發展，人們獲得信息的途徑越來越多，主持人的影響力有待于提高。電視已經不是人們獲得信息的唯一途徑，手機電視、網絡視頻、手機報等成為重要的信息載體。信息傳播打通了媒體間的壁壘，在對同一新聞事件的報道中，不同媒體往往從不同視角，發揮特長，采取不同方式進行報道，用戶的選擇大大增加，而新媒體環境中的高科技漸漸搶奪了主持人的光芒，在這種 ①石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頁。情況下，主持人急需提高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力。例如，微博的出現大大改變了人們接受信息的方式，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獲得信息、交流意見的平臺，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是主持人。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時，微博用戶老榕改名為榕通社，從不同于央視的角度報道敘利亞戰況，因為報道方式和選取角度的不同，二者的報道有差距，結果央視的主持人和記者受到了觀眾許多質疑。

再次，隨著Web3.0時代的到來，用戶的需求發生變化，這要求主持人的態度和觀念也要與時俱進。用戶已經不滿足于被動的接受信息，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主動性和參與性。在多媒體融合、并存的格局下，傳播由傳統媒體時代的單向傳播到雙向傳播轉變為多向傳播，信息傳播的互動性增強，公眾的話語權不斷增加。傳統的主持人向受戶灌輸的方式已經不適用時代的需要。

新媒體發展的如火如荼，電視節目主持人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必須不斷的實踐和學習，以應對新媒體的挑戰。

大部分電視節目主持人都經過了專業的訓練，但是傳統的教育模式已經不適應新媒體的要求，主持人應該認識到新媒體環境下電視、用戶、主持人三者角色的變化，在實踐中不斷的學習，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質，對自己進行職業訓練，為自己的未來制定職業規劃。

第一，電視節目主持人需要具備的能力將更加全面。電視是集聲音、圖像等技術為一體的藝術,要求電視節目主持人要有深厚的文化積淀, 深厚的文化積淀表現不是靠主持人漂亮和帥氣的外表, 而是要靠主持人雄厚的知識儲備和出眾的氣質、修養。隨著新媒體的迅速崛起，對主持人的要求也越來越多，通常情況下人們希望主持人能具備多種才能，可以主持不同風格、類型、渠道的節目滿足不同群體的要求, 這就需要從業者必須具備更多方面的素質。比如鳳凰衛視的主持人，每人基本上都能擔起兩檔以上的節目。

第二，學會和善于利用新媒體擴大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影響力。播音員、主持人的社會角色已由轉述者和溝通者逐漸轉變為內容生產者。在廣播電視媒體之外，很多播音員主持人都擁有自己的博客、微博等信息發布平臺。①前幾年，博客成為一種新興的寫作方式，比如柴靜，作為大家熟知的央視主持人兼記者，不僅將電視作為自己的主持舞臺，博客也成為她的第二舞臺。在自己的博客里，她 ①關楊，《新聞傳播》期刊，《新媒體環境下播音主持專業人才培養思路研究》，2011.9 或是反思，或是采訪手記，都讓讀者看到了這位電視節目主持人和記者的努力與付出，為自己樹立了良好的公眾形象。在新媒體環境下，播音員主持人的曝光率越來越高，所以新媒體環境對播音員主持人的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創新是電視不斷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也是主持人適應新媒體發展需求的精神。媒體資訊業的迅速發展, 觀眾可以選擇的機會增多了, 作為電視節目主持人, 應該在不斷的創新中抓住受眾者, 在不斷的創新中開拓受眾群體。播音員主持人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主持的層面，而應該越來越多的參與到節目制作的過程中去，在實踐中創新。

第四，在新媒體環境下，加深對受眾的了解和互動。新媒體時代更加強調用戶的主動性，隨著電視節目類型的豐富，受眾選擇的空間變大，不同電視節目的受眾已經進行細分，為了吸引受眾，電視節目必須更好的滿足受眾需求，主持人只有加強與觀眾的互動交流才能了解觀眾的需求，工作才會有改進。

第五，樹立正確的職業目標和理想，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規劃。多媒體融合時代，播音員主持人不僅要具備傳統媒體所要求的精湛的業務能力，還必須觀照多媒體平臺，具備全媒體觀念，掌握多媒體傳播所必需的技術手段。①

央視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天津電臺就“新媒體環境下如何做好主持人——《當話筒遇到微博》”座談時提出“言論是媒體的旗幟，這就要求新媒體環境下的廣播主持人要具備言論能力，即口語議論能力，對具有一定生發空間的社會話題能用新聞語言談出觀點”。雖然這是對廣播主持人提出的要求，但同樣也是適應于電視節目主持人，主持人要想談出自己的觀點，必須有足夠的積淀，這就要求主持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斷的學習和完善自己。

①關楊，《新聞傳播》期刊，《新媒體環境下播音主持專業人才培養思路研究》，2011.9

第四篇：世界經濟總體態勢對我國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世界經濟總體態勢，以及對我國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世界經濟仍將延續低速增長態勢，但對刺激政策的依賴程度降低，復蘇基礎趨于穩固。美國經濟增速將略高于去年，歐元區仍難擺脫負增長，日本有望維持低速增長態勢，主要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態勢有望扭轉。全球金融形勢將有所好轉，但出現動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仍將高位震蕩，但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主要發達國家財政政策仍將趨緊，貨幣政策有望繼續寬松。我國仍將面臨外需不足、貿易摩擦增多、輸入性通脹壓力增大，以及熱錢沖擊等嚴峻挑戰。

對我國帶來的挑戰：中國當前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產能相對過剩的矛盾有所加劇，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并存，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仍然突出，長期以來，強勁的外需充當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歐美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復蘇前景黯淡，抑制了我國一部分產能的出口，激化了當前產能過剩的矛盾。數據顯示，在歐債危機持續發酵背景下，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經濟持續低迷，加之國內產能結構性過剩、企業轉型遭遇困境等因素，我國經濟增速已連續七個季度增速放緩。外部經濟復蘇緩慢、過剩產能難以完全消化以及金融領域存在的潛在問題。我國經濟發展的市場供求關系已發生變化，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斷提高成為趨勢，這加大了我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壓力，成為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挑戰。

對我國帶來的機遇：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借東亞地區產業轉移和全球外需市場的繁榮，結合自身低成本勞動力優勢，通過擴大出口，實現了從封閉經濟到制成品大國的轉變。今后在發達國家經濟長期低迷的背景下，全球投資者將更為看好我國經濟前景，世界范圍中高端資源有望進行重配，屆時將出現先進產業向中國轉移的新趨勢。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外部市場的萎縮造成我國出口紅利的減少，這一外部環境的變化，正倒逼我國不得不擴內需、搞創新。全球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已漸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機遇也將由“內外并重”轉為“以內為主”，中國已具備自身創造戰略機遇的能力，發展機遇出現了轉換，內需代替外需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第五篇：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一稿

形勢與政策

Situation & Policy

（2015-2016學年第一學期）

安徽建筑大學思政部

2015年11月 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一、中美關系的國際地位

（一）從全球視角看中美雙邊關系

（二）國際性事務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要引擎

（三）中美關系效力外延的問題

二、“習奧會”譜寫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篇章

（一）習近平訪美的兩個背景

（二）習近平訪美的成果

三、中美關系的未來挑戰

（一）老問題：三個“T”（Taiwan,Tibet,Trade）

（二）新問題：八個“N”（8 New Issues）-地區領導權競爭，中國軍事現代化，網絡安全問題，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走向深藍，中國社會的多元化，“中國模式”和美國的不安全感。

四、中美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機遇

（一）老游戲，新選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規模、文明型國家、重視軟實力

（二）老游戲，新時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會的反戰本性、聯合國與國際法的剛性、洛克主義國際體系

（三）可利用的正面遺產（Positive Heritages）：經濟相互依存、社會和文化相互聯系、共同應對國際問題的實踐、中國融入現行國際體系的戰略選擇、復雜高效的對話機制

五、中美關系的前景

（一）方向：兩個sharings（中-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與Concert of G2——議題合作+分歧管控

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從習奧莊園會到瀛臺夜話、夜游白宮，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每次會見都顯得別處心裁，而這正是基于兩國關系的特殊性。在經歷了西雅圖之行后，習近平主席一行來到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展開正式會談，這是兩個人三年之內的第五次會面。老牌帝國和新興大國之間又會擦出什么火花？中美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1？未來中美關系會如何發展？本次“形勢與政策”（國際部分）將與各位同學一起探討“新時期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一、中美關系的國際地位

中美建交30多年來，雖歷經波折起伏，但總體向前、向上的態勢從未改變，兩國共同利益已經密切交匯、深度融合，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與此同時，中美關系也早已超出雙邊范疇，其全球性影響不斷上升。可以說，如果中美關系穩定，那么，當前國際關系基本體系的狀態就能夠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如果中美關系不穩定，恐怕眼下整個國際體系就會出現重大變化。

（一）從全球視角看中美雙邊關系。我們常說，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這不僅因為中美兩國互為對方比較主要的，甚至是最為主要的貿易伙伴，也不僅因為中美兩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對全球事務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更重要的在于，當前國際體系的主要維護者美國與崛起速度最快的后發者中國之間，形成了影響未來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

從體量來看，我國的經濟體量顯然比歐盟要小，在全球經濟事務方面，歐盟和美國加起來的比重更大，也就是說，美歐關系對全球經濟維度是主要的；從全球安全來看，不管俄羅斯的經濟狀況怎樣，俄羅斯仍是軍事實力僅次于美國的國家，也就是說，美俄軍事關系基本上決定了全球的安全狀態。我國在經濟總量上，目前還比不上歐盟；在軍事實力上，達不到俄羅斯的水平。可是，無論是美俄關系，還是 1 古希臘的史學家修昔底德，被稱為西方史學之父，其主要著作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專門研究古希臘兩個強大的城邦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他的結論就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必有一戰，后來西方歷史就不斷重演這一悲劇。中美關系從結構上講，現在就掉到這一陷阱中：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新興大國，結構很清楚，也是一個事實，即中美已經處在修昔底德陷阱中。這就意味著中美關系基本面上其實是對抗性的，雙方戰略利益是有沖突的，而且這種沖突比西方史學上的“修昔底德陷阱“還要復雜，因為除了地緣政治和經濟沖突外，它還有意識形態沖突。在美國看來，中國是一個異類。美歐關系，都不能夠起到塑造和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作用。這是作為后發者的中國與既有體系維護者的美國之間特有的一種狀態。有了這樣一個認知之后，我們再去看待中美關系，就需要更具全球視角，而不僅僅從中美雙邊事務中看待問題。

（二）國際性事務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重要引擎。在中美若干議題中，中美兩國單純的雙邊事務是比較好處理的，不論是知識產權還是能源合作，中美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比較大，或者說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太高。中美兩國真正會爆發摩擦、產生爭吵的問題往往是一些地區性或者國際性問題，即涉及到中美兩國以外的第三方的問題。比如近兩年的南海問題，盡管有奧巴馬總統的訪華以及在其他一系列國際場合下中美的交流，但是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峙仍比較明顯，分歧也非常大；在東海問題上，中美兩國所持的立場依然相去甚遠。這其實就提醒我們注意到一個基本的問題，中美關系的維度變得越來越廣的時候，影響中美關系的主導型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中美兩國之間有近百個雙邊對話軌道，都是部級以上的，在這些對話軌道范圍內，單純的中美雙邊問題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處理，但是涉及到國際和地區事務，也就是說涉及到國際秩序的問題，恰恰是中美兩國激烈博弈之處。這些問題很難處理，因為利益方很多，并不只有中美兩國，還有其他很多國家；也并不是僅僅中美兩國愿意做出妥協、達成諒解，就能夠解決的，第三方因素作為一個變量隨時在影響著中美在這些問題上的互動。比如，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不但要考慮中國的利益訴求，也要考慮到東南亞盟國的訴求；在東海問題上，日本對中國和美國同時都能夠發揮重要影響。在這些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博弈還是比較激烈的。

（三）中美關系效力外延的問題。這就有一個如何轉換視角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看待中美兩國對雙邊關系的管控比較有效，而在管控地區分歧方面變得更加困難，其實這恰恰說明了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關系的穩定與否是影響整個世界的。現在至少在亞太地區，中美關系的狀態如何，亞太地區的基本格局就如何。如果中美關系能夠有效管控這些分歧，亞太地區和平的狀態基本上可以維持；如果中美關系不能有效管控這些分歧，那么，整個亞太地區就會發生重大的動蕩。這就是所謂的中美關系的效力外延問題，也就是由這樣一對雙邊關系影響到中美關系以外的國際關系。因此說，現在的中美 關系影響著整個亞太地區甚至全世界。

當今世界正處于新舊國際秩序、全球規則變革期，中美兩國也均面臨經濟轉型、社會改革的歷史重任。中美合則兩利，其利也惠及全球；斗則俱傷，其害亦殃及世界。

二、“習奧會”譜寫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篇章

（一）習近平訪美的兩個背景

習奧會的舉辦有兩個背景，一是今年中美關系開始戰略緊張，二是今年中美之間問題較過去尖銳。

第一個背景，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同年，中國制造業總產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美在這時從結構上進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中國比較低調，效應沒有馬上釋放出來。效應是在去年顯現，主要原因是中國外交積極進取，周邊外交不斷取得新成績，但在美國看來是咄咄逼人。中國去年推行自己的議程“一帶一路”，適度地拋開了美國，并取得成功，這出乎美國意料。此外，中國還成立了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在海洋方面，中國設立了東海防空識別區，又快速在南海建島。

第二個背景是指，今年中美間南海問題較為突出，再加上中國舉辦九三閱兵，普京的出席刺激到美國，還有美國大選將至，美國國內對中美關系的雜音甚多。

（二）習近平訪美的成果 1.增信釋疑之旅

此次訪問延續了多年來中國領導人訪美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增信釋疑之旅。

習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西雅圖的首次亮相演講，就已經全面、清楚地闡述了中國政府關于中美關系、全球事務以及中國國內政治經濟走向的基本立場。在接下來的各種場合中，習主席的講話雖然各有側重，但核心觀點可謂一以貫之。

例如，在西雅圖講話中，關于中國內政外交的九點意見，其中六點涉及內政。習主席明確表示，中國經濟雖然面臨下行壓力，但仍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和依法治國的基 本方略，堅決維護網絡安全，保障境外非營利組織的合法權益，繼續推進反腐斗爭。關于中國外交的三點意見，則著重回答了“中國道路”、“中國角色”和“中國責任”這三個國際社會最關心的問題，明確指出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與秩序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中國只是希望改良和完善現有秩序，而無意推倒重來或另起爐灶；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因此也要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設立絲路基金、倡議成立亞投行，目的就是支持各國共同發展。關于中美關系，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堅持一個方向，即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實現不沖突不對抗；做好四件事情，即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積極推進合作共贏，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廣泛培植人民友誼。9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上的致辭，其中關于改善中美關系的幾點建議與西雅圖的講話內容幾乎完全一樣。

很顯然，上述觀點均事關中國的發展走向和政策取向，是對近幾年國內外輿論焦點的一個積極回應，其內容之全面、態度之坦誠，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同時也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處理對美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面對中美分歧，中方總是主動解釋、說明，積極釋放維持中美關系穩定大局的善意。就此而論，中國的對美政策具有相當明顯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事實上，與中東等其他地區的國家相比，中國國內形勢與對外行為顯然更具有穩定性，中國國力增長本身也遠未構成對美國全球地位的現實威脅。美國一些觀察家們對中國政策走向的悲觀估計，顯然是“智者多慮”了。

反觀美方的立場，同樣不難看出美國也有加強中美合作、維持雙邊關系穩定大局的意愿。美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認為一個穩定、繁榮、和平的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奧巴馬肯定雙方“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而且“要以海納百川的精神”擴大合作，并表示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沖突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副總統拜登說，中美之間存在問題，但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中美之間有競爭，但這是健康的競爭。國務卿克里甚至使用了“求同存異”這一典型的中國式表述。這表明，兩國政府和領導人都愿意保持和加強戰略對話，就存在分歧的一些問題坦誠溝通，減少誤解，增進理解，積極探討以建設性方式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擾。

因此，盡管近幾年美國對華輿論氛圍有所變化，主要表現為對華戰略疑慮增加，中美沖突的潛在風險上升，但美國對華政策迄今并未出現實質性變化，即使大選之后政府更替，也料難發生質變。

2.務實合作之旅

此次訪問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務實合作之旅。

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就中美關系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眾多議題進行了深入、坦誠的交流，并達成廣泛、重要共識。討論議題涵蓋了經貿投資、網絡安全、南海、人權、人文交流以及落實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阿富汗重建、應對氣候變化、維和等幾乎所有相互關切的議題，可以說是“無話不談”。

實際上，長期以來，中美在諸如環境保護、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文化交流、執法、反恐等議題上有著多層次的互動和聯系，很多內容已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達成了協議，只是有待逐步落實。此次雙方達成的共識和成果也非常豐富，涉及金融經濟、軍事警務、核能能源、商務、文化交流、亞太地區事務、國際與地區問題以及氣候變化、網絡犯罪等全球性挑戰等多個領域眾多領域的務實合作。最重要的是，雙方同意繼續努力構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共同致力于維護一個強有力的中美關系，使之為全球及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

3.面向未來之旅

這次訪問也是一次討論分歧、互探底線、求同存異、面向未來之旅。

中美之間既有廣泛的合作利益，也有深刻的相互疑慮與政策分歧，指望一次首腦會晤解決所有問題顯然不現實。可以想像，在諸如南海爭端、網絡安全、中國軍力上升等新問題以及對臺軍售、民主、人權等傳統議題上，雙方的立場還相距甚遠。因此，如何妥善有效地管控分歧或預防危機，是中美雙方在一些重要分歧領域的當務之急。

歷史經驗顯示，世界日新，形勢比人強，而人們的思想、觀念卻經常落后于現實。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應該看到，中國其實一直都在改變自己，并因此影響世界，這種改變并非屈從于外來壓力，而是順應時代潮流，追求民族振興。正是這種不斷的主動適應和調試，才使 得中國有了今天的地位。美國也要審時度勢，自我調整，以適應世界的變化，而不是固守老大心態，居高臨下，以不變應萬變。

誠然，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有關國家可能確實需要有一個心理適應期和政策調試期。無論守成大國還是新興大國，彼此都要有耐心，斷不可心浮氣躁、胡思亂想、盲目出擊。但無論如何，“修昔底德陷阱”、“大國政治悲劇”、“權勢轉移困境”等陳詞濫調與狹隘思維，不僅根本無助于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新問題，還有可能誤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實際上，當今大國關系與國際秩序，與保羅?肯尼迪等眾多歷史學家所描述的大國興衰，其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完全無法同日而語。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相互依賴，核時代及軍事技術突飛猛進時代的安全相互依存，環境、生態、疾病等全球性問題叢生世界中的“同呼吸”、共命運，國際制度、規范、規則等調節手段日益完善所帶來的合作便利，無不指向當代國際環境所發生的巨大變遷，大國之間到底應該選擇合作還是沖突，并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因此，用習近平主席的話說，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進而推動確立新型國際關系，需要有“創新精神”，他還借用林肯的話說，“預測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創造未來”。總之，為了兩國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中美雙方都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決心、政策遠見與戰略耐心。

三、中美關系的未來挑戰

未來10年的中美關系，很可能比過去幾十年更為復雜，矛盾更多，未來10年，中美間很可能老問題尚在，新問題又增多。這些中美關系中的老問題與新問題，可以歸結為“3Ts＋8Ns”。

（一）老問題：三個“T”（Taiwan,Tibet,Trade）

目前看來，臺灣問題由于近年來兩岸的緩和，并不構成中美兩國短期內提升雙邊關系的主要障礙，2015年11月，習近平和馬英九在新加坡的歷史性握手也進一步說明了兩岸關系的改善。但從兩國每年必定上演的“對臺軍售”爭吵中我們不能低估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隨著2016年臺灣選舉到來，臺灣問題還會有某種程度的上升。長期而言，美國可能仍將是我們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主要外力干擾，而事實上越來越顯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美臺關系 也在時刻考驗著美國亞太戰略與對華政策的審慎與決心。

西藏問題本并不構成一個國際問題，但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借西藏問題炒作，批評和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國現政府的企圖。美國的外交決策從來都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發，不時在西藏問題上做文章既可以達到在現實政治層面適度干擾中國穩定與發展的目的，還可以滿足美國基于其特殊優越性而產生的“救世情結”和“自由主義帝國的沖動”，可以說兼顧了美國外交中的理想與現實考量。因此該問題仍將在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只是時至今日，美國已基本學會不再單獨借西藏問題刺激中國，西藏問題的“溫度”將與中美關系總體的“溫度”趨于一致。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4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5906.8億美元，增長5.1%。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1240.2億美元，增長1.9%，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6%，下降0.1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4666.6億美元，增長6.0%，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9.9%，提升0.5個百分點。美方貿易逆差3426.3億美元，增長7.5%。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在未來一段時期內，貿易問題將會成為中美關系的“日常”摩擦。無論是人民幣匯率還是債務、通脹等問題雙方都不可能給予對方滿意的回應，談判可能會繼續反復、但成果甚微地持續下去。同時，中國工業和資本力量的迅速增長將給過去雙方都習以為常的那種中美經濟關系結構以巨大沖擊，而關于如何合理應對這種沖擊兩國都不能說完全做好了準備。

（二）新問題：八個“N”（8 New Issues）-地區領導權競爭，中國軍事現代化，網絡安全問題，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中國走向深藍，中國社會的多元化，“中國模式”和美國的不安全感。除原有的“3T”問題外，未來的中美關系中還有可能加入以下八方面的爭端，即八個“N”（8 New Issues）。

新問題之一是地區領導權競爭。具體來說，中國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戰后美國獨霸亞太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間，由于美國的戰略重心放到中東以及中國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時從地區實力而言的中美亞太領導權爭奪實際已 經開始。希拉里在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時推動的“再平衡”戰略在過去三年內曾造成中美關系乃至東亞安全局勢的持續緊張，盡管這一戰略的著力點在奧政府第二任期逐漸從政治、安全轉向經濟領域，但仍然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地區爭霸意味。由于中國經濟發展，使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在貿易上加大了對中國的依賴度（中國幾乎是每個東亞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在戰略上會顧及中國的考量。于是產生了“亞洲悖論（(AsiaParadox）”，即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悖論的后果是地區領導權競爭，然而領導權競爭非出自中國的主觀意愿，而是中國經濟自然發展產生的客觀后果。

新問題之二是中國軍事現代化。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為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曾一度壓抑了作為一個大國本身應有的軍事力量發展。近幾年來從戰機到航母（殲-20、殲-

31、東風5B多彈頭分導式洲際彈道導彈

2、國產航母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力建設水平“井噴式”的發展事實上只是被壓抑多年的自然釋放，是由中國自身規模所決定的、應有的安全保障建設。但這一情勢的繼續擴張無疑會對美國在東亞地區安全事務上的主導權產生沖擊，而在這樣一段軍事力量差距迅速縮小卻又未達均勢的時期，雙方在傳統安全領域的相互戒備將很可能達到一個頂峰，甚至有學者認為在未來十年期內中美發生試探性軍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鮮戰爭以來的任何時期。新問題之三是新空間領域的競爭。除傳統安全領域的新問題外，中美關系中的分歧與矛盾目前也已擴展到了太空、電子、網絡等非傳統領域。現代經濟與現代軍事的未來發展無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國在這些領域獨享了數十年榮耀，但技術擴散的現實使得中國如今也開始掌握了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漸走到了時代前列。在最新一輪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表現出了對網絡安全和信息知識產權保護的強烈興趣，也在這些領域向中國施加了不小壓力。美國方面認為中國空間技術的發展已經到了能切實對美國新空間安全構成較大威脅的程度，并事實上已經在網絡空間開始了對美的敵對行動。在這些領域由于存在著許多技術與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雙方的相互誤解其實是比在傳統安全領域更加困難，而未來的網絡世界也因此將會成為中美情報、科技、甚至意識形態競爭的主要戰場。

“東風”－5B是改良后的“東風”－5導彈的新產品，2006年成功試射。“東風”－5B射程達1.3萬至1.5萬公里，打擊目標涵蓋全球任何地區，能攜帶多枚核彈頭，命中精度500米左右，突防能力強、毀傷威力大，是中國核武庫中的“壓艙石”。新問題之四是中國的產業升級和人民幣國際化。中美經貿關系的性質將從互補性走向競爭性。過去中國賣給美國鞋子、襪子，現在中國賣給美國礦山挖掘機，甚至明年會賣大飛機（C919已經下線）。經貿關系曾經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現在壓艙石本身在晃動，所以整個船體的穩定性出了問題。

新問題之五是中國走向遠洋。海洋從來都是美國人的傳統勢力范圍，冷戰后美國依靠三條島鏈舒適地牢牢掌握著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因此當中國應自身發展要求開始發展海洋力量之時必然會觸碰到美國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經，這一點在近期各國對東海防空識別區的關注中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中國經濟與軍事發展的海洋沖動在美國看來就是對秩序和現狀的極大挑戰，然而這種對現狀的“修正”又是合乎雙方力量對比改變的自然邏輯，無可逆轉。從長遠來看，美國必須適應中國的海洋力量擴張；但在這段美國的“適應期”內，兩國關系勢必會在海洋權益方面面臨諸多緊張。根據美國當前對中國海洋能力的總體評估，它已經意識到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其第一島鏈的制海能力已經無法與中國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實上是一個“以退為進”的戰略，即把第一島鏈的對中國防范放手鼓勵讓日、菲、韓、臺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則抽身去經營第二、三島鏈。美國前線盟友的大膽鬧騰會使得中國疲于應對，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島鏈則可以在更大區域內起到對中國海權發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關于海洋問題的爭端可能成為未來中美之間最為尖銳突出的矛盾熱點。2015年10月27日，美國“拉森”號導彈驅逐艦未經中國政府允許，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展示其享有的所謂航行和飛越自由，實際上一種霸權主義行為，中方有關部門依法對美方艦艇實施了監視、跟蹤和警告。

新問題之六是兩國國內社會矛盾及中國社會多元化對雙邊關系的影響。應當承認，中美兩國目前最大的壓力更多地是來自于各自國內治理方面，“占領華爾街”3人群所怒斥的社會不公在中國同樣普遍。由于世界經濟可能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繼續呈現下行趨勢，中美兩國都缺乏真正解決好這些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其結果將使得民意對 3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有人甚至帶了帳篷，揚言要長期堅持下去。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華盛頓游行，如今已逐漸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紐約警方11月15日凌晨發起行動，對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在祖科蒂公園搭建的營地實施強制清場。美國奧克蘭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場，事件演變為流血沖突。政府執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強，加大領導人溫和、理性反應的難度。此外，中國社會當前各類思潮交錯滌蕩，自媒體的迅速發展又使得這些分歧性思想的傳播強度和廣度都大大提升，社會多元化情勢愈益明顯，國內從官員到百姓都在對美政策取向上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而中美兩國政府就這一中國國內的新變化都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這便很可能造成雙邊關系中的誤解和情緒化因素日益增長。新問題之七是“中國道路”。中國的和平發展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論”，沖擊到西方權威。中國政府至今態度謙遜，拒絕使用“中國模式”一詞，并用“中國道路”代替，同時強調道路尚在“探索”中。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義一直是備受爭議的問題，但客觀來講，中國今天的成功確實使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了工業化并不只有西方這一種途徑，而對美國而言，“中國模式”的根本挑戰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現代化完全不意味著要真正接受美國視之為重要國家利益的所謂“普世價值”。事實上，美國對一個模棱兩可的“中國模式”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對美國式自由主義的偏執信仰，而其實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國國內學者提出應該對這種“專橫強制的自由主義”進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個性的價值認同很難改變，這就意味著未來隨著中國現代化的繼續進步，美國對于“中國模式”的憂慮將會進一步加深，從而在深刻的心理層面上對雙邊關系構成制約。

新問題之八是兩國心理狀態的變化。未來十年，我國的外部挑戰可能主要來自于我們身處“第二”這階段性位置所帶來的各種麻煩。在國際關系史上，第二多數下場是不好的。20世紀有三個第二，分別是德國、蘇聯、日本，最后的下場都不好。一般地，第一一定是防第二的，不會防第三、第四，甚至還會跟第三、第四結盟，一起對付第二。同時，第三、第四嫉妒的對象往往是第二，而不是第一。所以，第二總是很難當的。恰恰未來十年，我國處在第二的位置上。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即使我國處于將起未起、似強未強階段，這一階段決定了我國外交比較難。

2010中國占全球制造業總量的比重已經超出美國，而全球貿易總額也在2012超越美國。盡管各方對于中國制造業和國際貿易的“真實性”始終存在質疑，但總體而言并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人將來是背負著“失去了保持110年的兩項全球經濟地位 標志”的心情同中國交往的。問題不僅如此，而且還在于人們對未來美國經濟的普遍悲觀預期。奧巴馬上臺之初所許諾的“再工業化”于第一任期內基本沒有兌現，盡管今年以來美國經濟在數據上表現有所好轉，但市場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信心還遠沒有重拾。于是，美國在對華外交上的整體心態將前所未有地從一個“領導者”向某種“受害者”心理轉變，或是說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將不會再如以往那樣自信。反觀中國方面，國民對于國家力量的成長剛剛有了一番覺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個全新的高度發展，這就使得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中美關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個自信、頗有闖勁的中國遭遇一個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國，將使中美關系中許多問題的解決難度陡增。此外，由于中國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邊部分國家緊張，第三方因素對中美雙邊關系的牽扯力度將會加大。近年來，中國周邊海洋問題的突顯某種意義上可歸為中國崛起所引發的外部性不適癥。周邊部分國家在羨慕、忌憚中國的同時，又想趁著中國“將其未起”之時占點小便宜，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賓、韓國等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友。事實上，美國之所以從2010年開始推進所謂“再平衡”戰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這些國家的“邀請”。也因此，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當中，美國所謂“再平衡”戰略逐漸從“依賴盟國”走向了“放縱盟國”的路徑。對美國而言，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斬獲的對華遏制戰術。它通過默許、暗助周邊國家在中國周邊制造各種麻煩，可以保持一種在美國可控范圍內的低烈度緊張，以求讓中國在疲于應對的同時出現某種意義上的外交失誤或國內情緒失控，從而減緩中國崛起的速度和質量，維護其在亞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國與其東亞盟友們在對華戰略上形成了一種相互利用的關系，而這一事態就意味著周邊國家單方面的對華摩擦與挑釁越來越可能牽動、甚至“綁架”中美雙邊關系的大局。

從以上分析來看，中美關系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確實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異常嚴峻的考驗，其問題之復雜恐怕在兩國各自的對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中美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機遇

以上所描述的各種情境確實容易讓人對中美關系的未來表示悲觀，但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前面講到的所有問題都并不是無解的。事實上，中美關系絕非必然走向“宿命論的大國政治悲劇”，這不僅 是因為雙方都有極力避免一種正式對抗的意愿，同時也因為在當前的全球體系中雙邊關系存在著眾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兩國都能真正行動起來利用好雙方的合作基礎，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擁有一個和平、共贏的未來。

（一）老游戲，新選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規模、文明型國家、重視軟實力

就客觀條件來說，中美關系可以概括為“老游戲，新選手（Old Game，new players）”。老游戲指標準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游戲參與者中國和美國與舊時參與者相比有如下幾個新特征。

一是，中美屬于超大型國家，塊頭特別大，中國近14億人，美國在經濟上、地緣政治上跟加拿大是分離的，地緣經濟上是合體的，他們兩個合起來將近2000萬平方公里，也是超大型國家。超大型國家物理含義就是兩家不要期望把對方擊敗，再不喜歡對方也只能湊和著過。如果中美發生戰爭，災難深重，且兩國利益糾葛復雜，只能“湊合著過”。二是，中美是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國家由相同的文明認同維系，所以中美兩國有較好的包容性。三是，中美兩國皆重視軟實力。

（二）老游戲，新時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會的反戰本性、聯合國與國際法的剛性、寬容的國際體系 中美關系可概括為是“老游戲，新時代”（Old Game，New Ages）。新時代一是指中美均有核武器，因此不可以發生戰爭。二指全球化時代，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新時代中，兩國對戰爭的沖動都受到強大的市民社會的制約。市民社會的本性反戰。中國的市民社會在急速成長，甚至在2015年11月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以前，由于一胎化政策，其制約作用強于美國。四是，新時代的世界設立有聯合國，國際法也較剛性。五是，美國建構的國際體系比較寬容，有中國發展的空間。美國建構了全球市場，參與者在全球市場中占領份額，無需戰爭和殖民就能獲得巨大利益。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能順利成長，也得益于寬容的國際體系。正如習近平所說，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

（三）可利用的正面遺產（Positive Heritages）：經濟相互依存、社會和文化相互聯系、共同應對國際問題的實踐、中國融入現行 國際體系的戰略選擇、復雜高效的對話機制

中美關系保留有正面遺產（Positive Heritages）。從尼克松訪華至今，盡管中美關系歷經風雨，但總體仍向前邁進，并留下許多遺產。一是，兩國經濟上相互依存，在經濟領域，5300億的中美貿易總額以及中國1.3萬億的美國國債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相互確保的經濟摧毀”，這種關系本身就已經決定了中美“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唯有合作一途可走，雙方乃至全世界都經不起一個中美的“新冷戰”；二是，兩國社會和文化相互聯系，比如數量龐大的美籍華人，他們在美國國內所發揮的社會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為中美之間不走向對抗的一大保障；三是，中美間進行了諸多國際合作，比如，朝核六方會談等；四是，中國改革開放是在美國領導下的國際體系內崛起，走國際改良主義道路，是典型的雙贏戰略；五是，中美現已發展出高效對話機制。截止至最近一輪的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雙方已有近百個雙邊多層次對話機制，其中包括最高級別的以及頗為敏感的軍事防務磋商，它們在頻率和深度上都應得到兩國更大力度的加強。未來中美在大戰略層面的合作基礎不會憑空產生，只可能是在這些真誠而頻繁的接觸交流中探討出來的，這也是雙邊關系中必須有所作為，并且大有可為之處。此外，同樣重要的還有我們在“習奧會”中看到的兩國最高領導層中對于搞好中美關系的強烈政治愿望。

五、中美關系的前景

可以說，中美關系的實際基礎并不差，但這些客觀條件是否能被有效組織起來服務于雙方的未來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這就要求中美兩國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都需要轉變自己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以適應世界形勢和雙邊關系當中的眾多變化。

（一）方向：兩個sharings（中-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

目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將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權力增長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堅持符合國際法規范的和平發展路徑，以打消美國對華實力增長和戰略意圖的恐懼與不安？同時，美國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來合理看待并接受中國實力持續性增長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動，而不是一味按照安全困境的邏輯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所以，發展中美關系，首先要做的是為中美關系尋找一個新的戰略定位。“融入——接納”模式可以作為新時期中美關系的大戰略基礎，即美國歡迎一個“繁榮成功的中國”，而中國則應本著對外部世界負責的態度來實現其發展。

就當前而言，中國理應在國際社會上主動承擔更多的義務，但同時也需要著力消除中外雙方在“中國責任”上的認知差距，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難處，明白它在擔當國際義務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給自己造成壓力的同時卻使外界誤解中國；美國方面則需要學會不再以一種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國，正視中國力量客觀發展的現實，尤其需要在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為中國釋放更大的制度空間。總而言之，即在現存體系內，中美兩國應該做到“兩個sharing”，美國要向中國“分享權力”（sharing power），中國要為美國“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實際上，中國完全不排斥一個繼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兩國在這個體系中的確實現并享受了“共贏”，相信在雙方的適當調整下，未來的這個體系仍能讓兩國皆大歡喜。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ship）與中美協調（Concert of G2）

中美未來關系可以用兩個詞來形容，一是功能性伙伴關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二是中美協調（Concert of G2）。功能性伙伴關系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議題合作，二是通過對話控制分歧。中美之間會產生大量分歧，且絕大部分無法解決，只能通過建立機制適當控制。功能性伙伴關系就是一邊控制矛盾，另一邊推動議題合作。

Concert of G2源于歷史上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即拿破侖戰爭后的五大國共治歐洲。五個歐洲國家政治體制不同，但在維持歐洲秩序方面擁有共識，在保存分歧的前提下，在秩序方面保持一致，展開合作。

中美新的戰略共識的起點應該是建立世界秩序。世界目前由于極端主義興盛（可以談談2015年11月14日發生在法國巴黎的恐怖襲擊慘案）、中等強國崛起、大國間猜疑加深，世界秩序出現了些問題。建立起這一共識后，中美可以展開大量合作。除全球問題、地區問題、經濟問題外，在科技發展方面，中美有很大合作的空間，共同探索人類未知領域。

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前提是中國繼續穩定發展。美國看重實力，如果中國家里出事，會被美國看不起，如果中國真很強大，美國會尊重中國。此外，中國在國際上應堅持公平競爭，不搞小動作。中國還應注意不直接觸犯美國利益。中美合作中要找好合作重點，讓美國在中國的和平發展過程中獲益。

結束語

中美關系并不一定只存在“沖突不可避免”的悲觀論和“沖突讓位于合作”的樂觀論兩種可能。事實上，中美關系很可能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未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美關系也是這樣，并不存在“注定的命運”，未來怎么樣取決于我們今天的選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出并不是一時權宜性、策略性的政治需要，而是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根據國際格局變動和世界發展趨勢而做出的戰略性決定。這一決定的成功固然取決于我們黨和政府的努力，但也同樣取決于美國的反應和互動。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兩國高層積極互動的努力下，進一步拓展雙邊、地區、全球層面的務實合作，不斷深化戰略互信，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并使之限制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內，中美關系就能夠不斷取得新的具體成果，開創不同于歷史上大國政治悲劇的新未來，實現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今天，我們再次來到了關鍵的歷史當口。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開創中美關系更加美好的未來，為中美兩國人民幸福、為世界各國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貢獻!”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組編寫

2015/11/15

資料來源：

外交部網站http:// 《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教學要點》 附：

中美關系的歷史回顧（內容很多，建議略講）

（一）緣起：

商業關系——中國皇后號；政治關系——《望廈條約》

復雜的記憶：負面記憶——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正面記憶——聯合抗日；復雜的記憶——《蒲安臣條約》、門戶開放、退還庚款

（二）美國與中共的歷史聯系

抗戰時期：迪克西使團，《紅星照耀中國》 解放戰爭時期：馬歇爾調停，介入內戰

（三）美國與新中國的敵對與緩和

敵對時期（1949-1972）：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有限的接觸（大使級接觸）；“尼克松訪華”——改變世界的一周

（四）1972年以來中美關系的演變 1972-1979：從緩和到建交

1980-1989：里根的挑戰、中美安全合作

1990-2001：“蘇東波”、美國“一超”地位的形成、“9.11事件”

2001-2010：反恐合作、臺灣問題、中國和平發展、2008華爾街金融危機，G2和G20 2010-迄今：“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