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日報：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人民日報：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帶病提拔”常有，而問責卻不常有，“破窗效應”不斷發生，使得用人不正之風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必須動真碰硬，遏制用人上的“三拍”作風，使組織紀律成為帶電高壓線

最近，對《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劍指用人失察失誤的責任追究制度，一些專家和媒體作出了通俗化解讀。人們紛紛注意到，新條例在選人用人問責方面，追究情形更具體了，責任主體更明確了。通過嚴格有效的問責機制，遏制用人不正之風，使“問題官”淘汰出局，讓好干部脫穎而出，是做好新形勢下干部選任工作的鮮明導向。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毛澤東同志曾說過：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選什么人，用什么人，責任重于泰山。選賢任能，才會造福一方；如果不善不肖者競進，于國于民都是一種災難。近年來，考察失真失實、“帶病提拔”“帶病上崗”“火箭式提拔”等問題時有發生，干部群眾對此深惡痛絕。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東漢桓靈時期流行的民謠，把當時的選人用人亂象刻畫得淋漓盡致，留下了“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的歷史警思。用人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隨著一些貪官陸續落馬，畫皮揭開之后，邊腐邊升、越腐越升等畸形升遷路徑也浮出了水面。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平均每兩年就加官晉級一次，然而，“只要反腐不放松，遲早抓住王懷忠”等民意呼聲不絕于耳，有關方面硬是讓其頂著質疑聲一路高升。如果只是在末端處置貪官壞官，卻不拔除滋生腐惡的源頭，反腐倡廉如何竟全功、收長效？老百姓的廉政信心又何以真正提振？“帶病提拔”常有，而問責卻不常有，“破窗效應”不斷發生，這是用人不正之風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些領導干部慣于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爛賬，最后官照當照升，不負任何責任。這樣的“三拍”作風，在選人用人上同樣存在。鹽打哪兒咸，醋打哪兒酸，以往教訓表明，從舉薦不當，到考察失真，從長官意志拍板，到監督機制空轉，在干部選任的關鍵環節上，集體負責變成了“集體不負責”，制度程序成了擺設，使得任人唯親、任人唯利之風甚囂塵上。正如總書記一再告誡的，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嚴防用人失察，必須強化問責、動真碰硬，讓權責對等，使組織紀律成為帶電高壓線。

徒法不足以自行。這些年，我們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謂不重視，也出臺了不少制度規定。為什么還是問題不少？除了制度本身需要不斷完善，執行中失之于軟、失之于寬是重要因素。世界上怕就怕 “認真” 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沒有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的零容忍態度，沒有領導帶頭、嚴于自律的示范效應，沒有一視同仁、無人例外的剛性執紀，制度公信力何以樹立？無人負責、難以追究的困局又怎么破解？只有把責任融入選人用人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領導干部心中，才能構筑防治用人腐敗的堅固防火墻。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劉青山、張子善案人們耳熟而詳，但這樣的細節很多人或許并不清楚。早在處決劉張兩人一個月前，河北省委副書記馬國瑞代表省委作了檢討，省長楊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檢討，先后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下屬出了問題，負管理教育之責的領導不回避、不推脫，而是主動承擔責任，接受社會監督批評。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責任意識、敬畏之心，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問責力度、倒逼壓力，我們才能讓全黨警醒起來，建設一個風清氣正的新中國。

今天的共產黨人，擁有比那時完善得多的各項制度，也面臨比“糖衣炮彈”更為復雜的諸多考驗，但能不能出于公心、敢于負責、嚴于問責，依然是歷久彌新的時代考題。“選什么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乃至就有什么樣的黨風”，純潔用人風氣，建設廉潔政治，千里之行，始于充滿責任的每一步。

第二篇：用人腐敗是甲午戰敗癥結

用人腐敗是甲午戰敗癥結

據中國軍網1月10日報道，威海軍分區司令員丁偉杰撰文探討中日甲午戰爭的教訓與思考。

用人腐敗——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的一大癥結

濟南軍區威海軍分區司令員 丁偉杰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近日，筆者再次察看了駐地劉公島上陳列的“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感慨良多。

分析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教訓，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觀點不一。筆者戍守甲午故地威海，研究大量史料發現，北洋海軍的甲午之敗有體制腐敗、防御消極、挪用軍餉、指揮不當等諸多因素，此文不作一一評述，僅從北洋海軍用人腐敗這一角度加以探析，淺談一見。

教訓之一：用人徇私結派、拉攏裙帶，必然造成英才不舉、軍機貽誤

北洋大臣李鴻章于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奉旨開始督辦北洋海防，而創辦海軍就要有人統領，丁汝昌被李鴻章物色為北洋海軍提督人選，固然有多種原因，多方見解，但與丁汝昌系淮軍出身，是李鴻章安徽老鄉則有直接關系。

從丁汝昌投奔李鴻章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鴻章正式奏請由他統領北洋海軍，期間國內第一所培養海軍軍官的福建船政學堂的前幾屆學生已經畢業，派赴英國的第一屆海軍留學生也陸續回國，但李鴻章認為：“各管駕由學堂出身者，于西國船學操法固已略知門徑，而戰陣實際概未閱歷，必得久經大敵者相與探討砥礪。”當李鴻章將這些有著海軍經驗的“學生官”排除在海軍統領人選之外后，可供選擇的也就寥寥無幾了。

當時重點的人選有兩個人：一個是丁汝昌，一個是洋務派道員許鈐身。許鈐身精通洋務，而且比丁汝昌更早接觸海軍，統領海軍的條件比丁汝昌占優，但許鈐身最大的缺點是桀驁不馴，他曾多次對李鴻章表現不恭，令李心生不快。而丁汝昌雖然出身陸軍，也不太懂洋務，但他最大的特點是對李鴻章惟命是從，選擇丁汝昌更便于李鴻章控制北洋海軍，使它和淮軍一樣成為自己的私產。

綜合這些因素，李鴻章最終把北洋提督的人選鎖定在了丁汝昌身上。但有不少親歷戰事的軍官，曾于戰后對丁汝昌出任北洋提督的資格提出過疑問。洋員泰萊稱他“不諳航事，實際上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稱“海軍提督非閱歷多年，深諳西法之水師官不可”。

由于丁汝昌不諳航事，導致海軍訓練針對性、實戰性不強，在甲午海戰中付出了慘痛代價。

黃海海戰中，丁汝昌指揮北洋海軍以橫陣迎敵，嚴重限制了艦隊機動與艦炮火力運用的有機結合，艦船協同混亂，指揮不力，致使北洋艦隊損失5艦，日軍雖傷多艦，但一艦未失。

海戰后不久，中外評論家就指出，北洋艦隊戰敗“原因雖多，要以橫陣之不良為最大失策”。由此可見丁汝昌在海軍戰役戰術指揮方面的缺陷和失誤。

同時，也正是由于丁汝昌對李鴻章有恩師同鄉的裙帶關系、惟命是從的親信關系，在甲午海戰中，面對日軍的進攻，丁汝昌三番兩次聽從了李鴻章“如有違令出戰，雖勝亦罪!”的指令，尤其是在劉公島防衛戰中，一味強調防御，保存艦船實力，一次次錯失了主動出擊的戰機，導致劉公島很快失守，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縱觀北洋海軍將領隊伍，拉幫結派、拉攏裙帶的現象比較普遍。

北洋軍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學堂，以福建人居多，他們人多勢眾，常常刻意排斥非閩系軍官。長期拉幫結派且排擠打壓異己，讓閩系軍官主導了水師軍政大權，導致有才能的非閩系軍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連身為北洋水師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認：“孤寄于群閩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

縱觀北洋艦隊的幾十名管帶中，較好的如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經遠艦管帶林永升，在黃海之戰中英勇就義。但這樣的將領畢竟太少，而且還不被相容，鄧世昌就因“不飲賭、不觀劇、非時未嘗登岸，眾以其立異，皆嫉視之。”可以說，派系結黨私營，用人失察失誤，嚴重制約了北洋海軍軍力戰力的發展。

教訓之二：將領庸才無德，貪生懦弱，注定帶來軍心渙散、自毀長城

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注重武器裝備，開設新式學校，把一些將領送到國外深造，甚至還聘請了164名洋員來華幫教訓練水師，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李鴻章對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卻關心甚少。北洋海軍正是因為缺少了基本的軍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導致出現了一大批貪生怕死、懦弱無能之輩。甲午戰爭爆發時，本應是軍人報國、建功立業的機會，但臨陣脫逃者比比皆是。

在黃海海戰中，中日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反觀其敗因，北洋海軍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是重要原因。在激戰中，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不但削弱了戰斗力，還嚴重擾亂了軍心。尤其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豐島和大東溝海戰中，兩次臨陣脫逃，撞壞己方戰艦，均謊報軍情，極盡能事為自己表功開脫，閉口不談畏戰逃跑之事。

陸軍方面，戰死的將領只有左寶貴、馬玉昆等幾位，逃跑的卻大有人在。

朝鮮牙山之役，提督葉志超不但倉皇逃竄，還謊報軍情，“飾敗為勝，欺君邀賞”。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領導責任，還令他統帥平壤諸軍，諸將以其庸懦無能，皆輕視之，失敗之命運，不需日軍來攻，已可預知。果然，葉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馳三百里”，退過鴨綠江，朝鮮戰場徹底潰敗;旅順是清朝經營多年的遠東第一大軍港，是渤海的鑰匙，北京的門戶，從地理位置、防御體系來說，只要守城官兵士氣旺盛，指揮得當，堅守數月不成問題。但守將龔照嶼“貪鄙庸劣”，未見敵軍就乘小船逃往煙臺，守軍土崩瓦解，日軍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順。

更為嚴重的是，在劉公島之戰中，北洋海軍官兵竟發展到集體投降嘩變的地步。洋員馬格祿與部分軍官牛昶昞、嚴道洪等請降，“各管帶踵至，相對泣”，“劉公島兵士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管帶王平競帶領十艘魚雷艇結伙逃跑，結果被日軍或擊沉、或俘獲，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就悉數毀滅了。北洋海軍官兵如此貪生怕死，自亂陣腳，自毀軍心，豈有不滅亡的道理。

反觀甲午海戰中不乏英勇作戰者。劉公島南2海里，島岸線不足千米的日島炮臺上，管帶薩鎮冰帶領30余名水兵，用僅有的8門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艦隊25只艦數百門速射炮的輪番圍攻，直至彈盡炮毀。共激戰堅守8天，擊退日軍海陸軍多次進攻，大大遲滯了日軍攻占劉公島的腳步。以民族英雄鄧世昌為代表的部分將士，表現出了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英勇作戰，以身殉國，但像這樣的壯舉畢竟屈指可數。倘若北洋海軍官兵皆能英勇無畏，群起而戰之，恐怕戰局就會另當別論。

教訓之三：治官執法不嚴，管教不力，勢必導致精神萎靡、軍紀渙散

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屢戰屢敗，潰不成軍，沒有打過一個勝仗，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艦。這與當時的北洋海軍軍紀渙散、部隊精神萎靡有著直接關系。

北洋海軍諸將領統帶部隊，不能以身作則、嚴格治軍，加上大氣候的影響，造成北洋艦隊管理混亂，軍紀渙散。據史料記載有二例：

1886年8月，北洋海軍應邀到日本長崎訪問，官兵上岸后在妓館鬧事，與日人毆斗引起事端，導致8人死亡、42人傷殘的重大事件。事后李鴻章不但不處理，還以“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繩尺。”為其部屬開脫，一味姑息遷就;丁汝昌在海軍基地劉公島營造店鋪斂財，島上開設賭館、煙館、妓院等多達70多家，因此還與部下發生齟齬，他自蓄優伶演戲，生活驕奢淫逸。

實際上，北洋海軍成軍之初曾仿效英、德海軍制度，制定了內容詳盡、規定嚴格的《北洋海軍章程》，包括船制、官制、考校、軍規等十四章，共三萬余字。同時，軍事訓練也很嚴格，曾聘請英國海軍上校瑯威理為總教習，全權負責訓練。

瑯威理出身皇家海軍，責任心極強，“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瑯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不論操陣、研炮、營規，皆要求達到世界海軍的水準，不久軍容為之一肅。

但瑯氏任職后期，艦隊的中高級將領對他執法過嚴，深為不滿，矛盾日增，尤其是副提督劉步蟾與瑯氏矛盾積深，在集體詆毀下，最終瑯氏憤然辭職離去。

瑯氏離職后，北洋艦隊“操練盡弛，自左右總兵以下，爭攜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于香港、上海。”

北洋海軍還發生過用軍艦載貨載客掙錢和從朝鮮走私人參牟利的事件。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威海、煙臺、福州有5套公館，娶有兩房姨太太，在艦隊常去之地金屋藏嬌。威海之戰的緊要關頭，來遠、威遠二艦管帶邱寶仁、林穎啟還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艦無人指揮，都被日軍擊沉。北洋海軍許多管帶還以權謀私，把軍事訓練、保養船械等款項侵吞，致使船械“應換不換”、“應油不油”，戰技術性能受損。

同時，由于軍紀廢弛，各艦管帶虛應敷衍，弄虛作假，致使北洋海軍后期軍事訓練形同虛設，打靶演習時“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馳。碼數已知，放固易中。”來遠艦大副張哲榮在戰后反思：“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故一旦兵興，同無把握。雖職事所司，未諳款竅，臨敵貽誤自多。”

可見，北洋海軍對將領的粗管疏問、放縱遷就，導致了貪腐之行滋長、驕奢之舉蔓延、虛假之風盛行，注定了北洋海軍傾覆滅亡的歷史命運。

甲午海戰給中國軍人留下的重要警示：腐敗是毀軍亡國的第一破壞力

潮起潮涌提劍立，一生長為國家憂。遙想當年，威海灣劉公島前，舳艫相接，旌旗蔽空，可謂盛極一時，世界驚嘆，然而僅僅6年之后，北洋海軍卻因用人腐敗問題，導致官員隊伍整體無德昏庸、無能懦弱，致使這支龐大的艦隊檣櫓灰飛煙滅了，這不能不給我們以深刻的警醒和啟示。

北洋海軍用人失察失誤的教訓，關鍵是選人用人的標準不清、界限不明，往往帶著“長官意圖”選人，搞先入為主;帶著“虛光浮影”選人，搞概略瞄準;帶著“門戶之見”選人，搞裙帶提攜，導致提拔使用了一些無德無才無能、吹牛皮說大話玩花活的官員，出現了用人不準、用人不公的腐敗問題。

由此聯想我黨成立90多年的歷史，能夠領導中國革命斗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正是因為始終堅持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干部選拔任用根本標準，才確保了槍桿子始終掌握在忠于黨的可靠的人手中，形成了堅強有力的領導。以史為鑒，軍中用人，貴在堅持用戰斗力標準選人。

當前，我們有的單位在選用干部時，還存在沒有完全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的問題，考慮“管得住、不出事”較多，關注“沖得上、打得贏”不夠;考慮眼前資歷和背景來頭較多，注重知識結構和創新能力不夠。

鄧世昌在北洋海軍中是不可多得的懂海軍、能作戰、要求嚴的將領，但在晚清官場“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的大環境下，他因年齡輕、資歷淺，“雖賢智而終不得越”。因此，圍繞能打勝仗目標選人用人，必須把戰斗力標準立起來，落實到干部考評任用的全過程，多選打仗需要的人、研究打仗的人、關鍵時刻能沖上去的人、富有血性和責任擔當意識的人，確保把政治上可靠、能思打仗之策、練打仗之技、務打仗之效的優秀干部選出來、用起來。

用人是最大的導向，也是最大的形象。用好一個人，激勵一大片;用錯一個人，打擊一大片。優化選人用人環境，就要積極營造“有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實干者實惠”的鮮明導向，努力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生動局面。要貫徹群眾路線。金杯、銀杯不如官兵的口碑。一個干部工作、生活在官兵當中，其德才如何、表現怎樣，能不能勝任本職，官兵看得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因此，選人用人要切實落實好官兵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真正做到考察評價看公論、選拔任用重民意，加上嚴明賞罰、違法必懲、違紀必究，就會讓那些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干部沒有市場。

如果對那些不軌之舉、不端之行寬容，實際上就是對公正和公平的褻瀆，是對老實人的輕慢，是對實干者的漠視。

總之，人前人后，唯公是舉，才能對得起同志，經得起檢驗，肩得起重托。

第三篇：“損害群眾利益”是最大的腐敗

“損害群眾利益”是最大的腐敗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腐敗有三個意思，基本意是“腐爛”，引申為“（思想）陳舊；（行為）墮落”“（制度、組織、機構、措施等）混亂、黑暗”。如果嚴格套用，我們所說“反腐敗”的腐敗，應是指第二個意思：（行為）墮落。而所謂“墮落”，則是“思想、行為）往壞里變”。

重視群眾利益是權力的基本倫理，維護群眾利益是權力的基本職責，而如果忽視群眾利益，甚至損害群眾利益，權力就已然“跑偏”，是思想、行為“往壞里變”，就是一種腐敗。

保持群眾觀點、站定群眾立場、堅持群眾路線，是我們黨一直以來的執政優勢之所在。緊密聯系群眾、搞好干群關系，不僅是領導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還是黨一直以來對干部作風的一個硬要求。尊重群眾利益、維護群眾利益，則可說是做好群眾工作、加強與群眾聯系的基礎和旨歸。從作風的角度看，對群眾利益的漠視，也無異于一種“腐敗”。

更何況，腐敗行為本身，也大多直接損害到群眾的利益。受賄一類的腐敗行為，背后往往有“權錢交易”，而交易成本，必然不會是交易者埋單。于是，有了偷工減料的“樓倒倒”、“橋歪歪”，有了監管失察的“毒奶粉”、“地溝油”，有了屢禁不止的“擇校費”、“贊助費”。

而貪污瀆職一類的腐敗行為，種種行政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直接損害群眾利益，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則造成公共財政的浪費。而公共財政，正是來自無數納稅人——群眾。另一方面，腐敗的成本，很多時候經過“層層轉包”，成為一種隱性的社會成本，轉嫁到公眾的身上。這些“群眾身邊”的腐敗行為，正是群眾反映最強烈、也最渴望能夠遏制的腐敗行為。

而且，從權利與權力的關系角度看，損害群眾利益，其“腐”不在貪污受賄之下。“權為民所賦”，換句話說，只有群眾同意讓渡自已的部分“權利”，才有公權力的產生和行使。而不論是哪類腐敗行為，都是濫用了“權利”的賦權，忘記了“權利”的信任，違背了“權利”的契約。從某種程度上說，損害群眾“權利”，是涉及權力根本的腐敗行為。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群眾利益，很多時候就是一種公共利益。公權力本應該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但權力作為一種無形的東西，其行使權往往在有著獨立人格、一已訴求的個人，于是，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邊界不清時，公共利益反而會成為個人利益的大旗，無數打著“發展”招牌，實際上或為積累政績、或為牟取私利的行為，不正是如此嗎？從“利益侵害”的層面上看，對群眾利益這種“公共利益”的侵害，就是最大的腐敗。

十七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的公報中要求，“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為重點，扎實推進黨的作風建設”。這不僅僅是一種倡導性的要求，更是一種禁止的規定，因為損害群眾利益，正是最大的腐敗。

第四篇：如何遏制用人腐敗

6.如何遏制用人腐敗

用人方面的腐敗現象，較之于其它腐敗現象而言，其對社會的危害更為深重。它不僅腐蝕大批黨員干部，瓦解干部隊伍；敗壞黨和政府的形象，弱化黨和政府的信譽和權威；疏遠黨群關系，激化干群矛盾；造成國家和集體財產的大量流失，引發違紀違法和犯罪活動；而且嚴重地敗壞社會風氣，污染人們的思想，導致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因此，對于這一腐敗現象必須下大決心予以堅決遏制和消除。而要消除這一腐敗現象，最重要的是要實現體制和機制創新，促使我們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在一種新的體制和機制下運行。

1、優化權力配置，建構科學、制衡、規范的權力結構體系。主要領導干部用人權個人壟斷和不受監督、制約的狀況，從直接原因來看，與現行的具體領導體制有關，但是從宏觀角度來看，則與一定的國家權力配置和權力結構有關。因此，要改變主要領導干部用人權個人壟斷和不受監督、制約的狀況，還必須從整體上優化權力配置，其著眼點是要解決當前普遍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問題。首先，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的原則，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其次，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強化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權威，使其真正成為人民意志的代表機關和國家權力機關。其三，進行司法體制改革，實現司法獨立。四，加強法制建設，在條件適宜時進行憲政改革，科學設定國家權力，同時制定《監督法》、《新聞法》等有關法律，逐步實現國家權力和國家權力監督的法治化。

2、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科學界定政府權力。由于行政權力是國家權力體系中最強大和最具擴張性的權力，因此，為了規范和制約“政府官員”的權力，從政府管理體制角度講，其措施之一就是要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科學界定政府權力，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此要實現四個轉變：（1）轉變政府職能，縮小政府管理范圍，實現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2）精簡政府機構，實現由“臃腫、低效政府”向“精干、高效政府”的轉變。（3）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實現由“權力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4）嚴格依法行政，實現由“放任型政府”向“責任型政府”轉變。

3、提高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強化監督機制。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腐敗現象，其中的關鍵是強化對領導干部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當前，在權力監督制約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監督機構缺乏相應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尚未形成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監督制約機制。因此，今后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進一步提高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構建和形成結構科學、相對獨立、相互配合、精干高效的權力監督體制和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

4、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實現黨內制度創新。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關鍵在中國共產黨。腐敗問題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腐敗現象能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同樣關鍵在黨。治國必先治黨，而治黨務必從嚴。要有效地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腐敗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要發展和擴大黨內民主，強化黨內監督，實現黨內制度創新。首先，要進一步提高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一府兩院”組成人員任免上的權威性，真正發揮權力機關監督的作用。其次，進一步提高黨內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再次，要充分發揮檢察、監察、審計等專職監督機構的作用，強化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新聞輿論的監督功能。

第五篇：把好“五關”斬斷用人腐敗

把好“五關”斬斷用人腐敗

2014-08-01 10:28 來源： 人民論壇8月上 作者： 姚 桓

要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當然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除此之外，重要的是把好入口，選好干部，防止隱患。恰恰在這一關鍵問題上，多年來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風乃至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總結經驗教訓，一個重要問題是必須把堅持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并從制度上加以落實和保障。

如何認識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相結合

首先在認識論上，要正確認識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的辯證關系，防止片面性。黨管干部是堅持黨的領導、鞏固執政地位的戰略舉措。問題在于，黨的領導在任何時候都要通過各級黨組織工作體現，而黨組織又由人組成，無論怎樣強調黨的領導、集體領導，歸根結底是落實到“人選人”。人是有局限性的，在選拔干部這一重大問題上，既會有“看人走眼”的片面性，又可能摻雜個人考慮和私心雜念，完全做到客觀公正很難。因此，發揚民主極其重要。在我們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力不能只體現在人民代表大會的任免權上，也要體現在黨的干部工作的一些具體環節中。另一方面，民主又不是萬能的，近年來的實踐表明，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改革探索也容易出偏，有些群眾僅僅從眼前利益、個體利益的滿足出發衡量干部，“只要對我有利，就是好干部”。何況由于信息不對稱，群眾也難以完全準確地了解干部。離開黨的領導去高談民主，不僅難以糾正不正之風，也給一些不良分子可乘之機。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堅持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相結合。其次要解決的認識問題是，在選人中上下意見不一致怎么辦？人是世界上最復雜的，其思想、行為是多樣的，優點往往和缺點相聯系，因而對人的理解最難，加上信息、角度、利益關系不同、價值取向不同，對人的看法上下不一致是正常的。出現這種現象，可能是黨組織存在官僚主義或者個別領導用人取向不對；或者是一些群眾不了解情況、存在情緒化因素；或者干部在工作中得罪了人。更大的可能是上下兩方面的意見都有片面性。這種不一致恰恰可以成為互補。一些群眾對干部的看法是有片面性和情緒化因素的，需要黨的引導；同時，黨組織了解干部也往往只看到他在領導面前表現的一面，忽視他對群眾的態度、感情。黨組織了解干部，往往側重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現和工作業績，而他的品德、做人如何卻看不到或看不清、看不深，因為有些干部往往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示給領導，一些缺陷、一些致命的缺陷在領導面前有所收斂，而面對下面的群眾則毫無顧忌。我認為，這些年選拔干部工作一個教訓是只重視政治思想（重政治思想非常必要，但是流于表面、表態、站隊）而忽視了品德，聽其言而忘記觀其行。在這方面，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在干部的人品、做人方面，可以發現組織部門看不到的問題。因此，應當把選拔干部作為在黨的領導下貫徹群眾路線的過程，看作深入了解干部的過程，看作黨委成員、組工干部提高選人用人水平和能力，向群眾學習又引導群眾、提高群眾民主素養的過程。認識達到這個高度，就不會為“上下看法不一致”而來回搖擺、裹足不前。

黨的領導與發揚民主相結合，需要科學、周密的制度去保證、落實 一是明確規定選拔干部的各種程序，包括動議、民主推薦、組織考察、民意測評、討論決定、公示、任命等各個環節的具體做法。在這里，一定要把民主推薦、民意測評作為必要性程序而不是選擇性程序；唯此，方能杜絕“由少數人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現象。

二是在民主推薦、民意測評中要充分發揮黨委（黨組）的領導和把關作用。這種領導和把關作用，主要體現在確保民主推薦、民主測評風清氣正。包括：向參加者宣傳黨的干部方針政策、干部標準，實事求是地介紹干部，及時糾正過程中出現的拉票、賄賂、串通一氣、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等問題。民主推薦不能定框框，民意測評更不能做“引導性提示”或者任何暗示。既要支持和鼓勵群眾講真話、心里話，又要教育群眾認識到，講真話不是情緒化，而是理性化，認識到選拔干部是重大政治問題，關系到黨、國家全局和本單位事業發展，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準確、充分地匯集民意、提高民主質量上。三是明確規定在考察候選者時，除考察思想政治、工作業績工作能力、廉政表現外，還要了解候選者的政治品德和人品，了解他對黨和人民是否忠誠，如何做人。因為如果干部對黨和人民不忠誠、講假話、缺乏做人基本道德，其思想覺悟是根本靠不住的。這方面的考察有難度，但也有一些辦法，如把品德人品問題細化，了解候選者對上對下態度是否反差過大、常和哪些人交往、在“八小時之外”干些什么，是否熱衷于搞關系網，是否敢講真話、不虛偽，心胸是否開闊，對他人進步是否嫉妒，是否有同情心、是否幸災樂禍，等等。

四是切實用好民主推薦、民意測評結果，堅持“多數群眾不擁護，不能提拔”。這一條是中央早已經明確的，應視為選拔干部的 “底線”。問題在于，對于“多數群眾”的認定，常常與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的范圍有關。應當適當擴大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參加者的范圍，以驗證是否得到群眾公認。為尊重民意，可以考慮規定，一次民意測評未通過，要經歷較長時間才能再次啟動選拔程序；兩次民意測評未通過，不再列入考察對象。同時，既要充分重視多數群眾意見，也不能忽視少數人包括個別群眾的意見，要在準確了解干部情況和群眾意見基礎上，全面、客觀、辯證地分析干部的德才表現。對于與事實有出入的群眾意見，在選拔干部工作結束后，要進行解釋、說明，這同樣是尊重民意、貫徹群眾路線。總之，做到“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我，也不簡單唯下，要唯實”。

五是把任前公示作為選拔干部的最后一道關口，認真把關，而不能當作形式。任前公示時提意見的往往是少數人、個別人，但要充分重視，特別是在廉政、品德人品方面的意見。發現問題認真核實，對一些問題線索也要嚴肅對待，深入調查，如果一時搞不清楚，暫時不考慮任命。和平時期的任命干部，情況不清楚應延緩一段時間，一般不會影響工作，相反，匆忙任命則可能造成后患無窮。

（作者為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