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2011.03.16

“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發人深省

2011年03月15日 10:26:13來源： 新華網

3月14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他說，當前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于改革制度和體制。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愿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3月14日 新華網)

“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振聾發聵，發人深省。近年來，公眾反映的官員腐敗行為主要集中在規劃審批、土地拍賣、政府采購和重大資金項目審拔等領域，這些領域被視為腐敗“重災區”與“高危行業”。因此，必須從規范權力運行入手，公開決策與審批程序，推進政府信息公開，遏制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

政務公開是規范權力運行的必然要求，也是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的前提條件。預防腐敗需要更多的理念創新、制度創新與機制創新。北京市曾制定“領導職位說明書”，小到科員、大到局級的機關干部都有詳細的職責標準，職位說明書同時作為評價各級干部任用和獎懲的依據，也為官員接受監督提供參照，防范因人設職、人浮于事和濫用公權的不良現象。“職位說明書”其實質就是“權力說明書”，各級政府應通過政務公開，將各部門權力清單以“說明書”的形式公開，以便于群眾監督和干部自我約束。

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讓腐敗無處藏身。我國現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已得到實質性的推進。最新的制度規定，縣處級副職及以上的領導干部、大中型國企領導每年須上報個人財產及婚姻變化、配偶子女移民狀況等。其中，財產申報包含個人及家屬的收入、房產、投資有價證券和金融理財產品等。顯而易見，這一規定將官員的“個人家事”上升為可能影響到職務晉升和社會評價的“公事”。無論是防止“帶病提拔”，綜合考量官員的述廉，還是查處群眾舉報，回應對突出問題的關注與質疑，都將成為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以保障公眾充分享有知情權與監督權。

采取零容忍的反腐態勢，還需要堵住“后門”。外逃“祼官”越多，腐敗分子就越發肆無忌憚。針對“裸官”的出現，深圳在全國率先規定，“裸官”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為了防止“裸官”外逃，廣東省委組織部規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報告家屬情況；去年4月，中央審議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這無疑是從源頭預防“祼官”腐敗的得力舉措。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接受采訪時也表示，今年我國首次對“裸官”進行登記，對其進行“特殊管理”。

權力一旦不受約束，就會像脫韁的野馬，與民爭利，甚至恃強凌弱，進而蠶食政府的公信力。從這個意義上講，貪污腐敗無疑是最大危險，也是黨和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只有讓權力在陽光運作，讓干部接受批評與監督成為一種常態，才能讓一些人不敢伸手，伸手必被捉。

第二篇：消極腐敗的危險

李永忠 董瑛：科學研判“消極腐敗的危險”

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向全黨鄭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的時代命題，再一次把科學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極腐敗的危險”尖銳地擺在了全黨面前。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防治因腐敗而導致的“政治安全風險”問題，一直是黨的領導人的關切重點和思考主題。毛澤東曾告誡全黨：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輕則引起群眾的反對和不滿，重則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別姬”、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局面。鄧小平警示大家：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胡錦濤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在和平建設時期，如果說有什么東西能夠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的話，腐敗就是很突出的一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和政府把反腐敗置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之中進行謀劃和推進,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方略不斷完善，但是腐敗魔法也不斷改變，腐敗問題不斷突破民眾承受底線，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學研判“消極腐敗的危險”因素，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表現之一：反腐敗戰略“頂層設計”滯后，成為“消極腐敗的危險”的滋生蔓延之傷。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反腐敗戰略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未能如期推進和突破，已經取得的反腐敗成果有被嚴峻的腐敗形勢所抵消或得而復失的可能，執政黨的一些執政資源也有喪失的危險。

一是提出問題張冠李戴。在反腐敗的規劃設計過程中，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背離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中國歷史上積淀的一些反腐敗的優秀實踐成果、理論成果和制度成果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尤物。如中國秦王朝不僅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權力制衡、“三權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監察議會專員制度和美國三權分立制度早了兩千多年，而且孫中山還推動了權能分開、五權分立的理論和實踐探索。但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相當部分人士卻把“三權分立”當成資本主義的制度特產和價值模式,諱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敗措施難以實質性啟動。即使十七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但還是有人仍然堅持把三權分立、普選制、競爭性選舉、民主法治、憲政改革、權為民所授等人類社會共同創造的優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識形態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場的高帽而不敢試、不讓闖、不準冒、不許用，至今仍然“用等級授職制代替普選制”，嚴重違背馬克思總結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問題諱疾忌醫。謀劃反腐敗戰略時，有時不善于使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則，拋棄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方法論精髓，采取實用主義的問題論，把社會主義的體制機制缺陷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流毒、資本主義的病毒，把內生的腐敗怪象及其衍生的風險因素，片面地認為是“外在”的問題可以通過“體制外”來解決。如對既得利益勢力壟斷制、一把手體制、潛規則和明規則雙軌運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發的病變和腐敗亂象，都統統歸咎于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和封建皇權思想的作祟，不去觸動改革現行體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風險仍大量存在。

三是現有反腐敗架構難以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由于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致使解決腐敗問題的戰略架構常常脫離原點，畸形的監督權配置無法套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力之虎，粗放的反腐體制無法適應權利時代的全民反腐訴求，封閉的反腐模式無法滿足信息時代的開放的反腐機制建設，無學科化支撐的反腐之策無力應對“易發多發”的腐敗之風。因而，把握改革“時間窗口”，加強反腐敗戰略“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上下互動、內外結合，重點突破、有序推進，成為當下我國應對消極腐敗危險的緊迫任務。

表現之二：主體結構缺陷成為“消極腐敗的危險”的根源性因素。馬克思指出，問題的產生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存在。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尖銳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致使我們犯大錯誤的“總病根”。要想實現科學發展，必須改革權力結構使之科學。改善結構、注重質量，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章太炎先生20世紀初發出“俱分進化”的警世預言，道德之善惡、生計之苦樂都是雙方并進的。我國高速增長的經濟總量光環，衍生和掩蓋著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主體結構缺陷成為制約和影響中國反腐敗甚至改革開放進程的根源性風險因子。

一是權力結構僵化。我國現行權力結構，是按照140年前馬克思總結的巴黎公社“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議行合一”權力結構，借鑒蘇聯模式，初創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證明，“議行合一”的權力結構，極易演變成為從上自下高度并過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形成以“一把手”為核心的“管理層控制”的人身依附關系，出現執行權取代或侵占決策權、控制或異化監督權的“議行監合一”的權力運行模式。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成為黨群疏離、權力腐敗、作風變異和危機事件多發的“總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權的政府和官員在逐利時代常常像一個個總務處，既無心無力充當精神旗幟，更無心無力真正踐行以人為本；致使權威性的“三會”（黨代會、人大會、政協會）在集權時代常常開成一個個程式化的“清淡館”，無能也無法真正踐行民主原則，無能也無法有效授予和監督公權。

二是經濟結構缺陷。當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外匯儲備規模和出口總額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競爭力與大國地位不符，結構競爭力長期在低位徘徊，市場配置資源機制不健全，“無形之手”權重過小，“有形之手”權重過大，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有因為缺乏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科學的結構體系、健全的市場機制而失去精進動力的危險。

三是隊伍結構不優。俄羅斯共產黨20多萬黨員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300多萬黨員時，打敗了德日法西斯；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發生了亡黨亡國的歷史性悲劇。同樣是一黨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由于非常注重隊伍質量建設，充分吸納社會各階層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強政黨自身的結構建設，黨員占全國人口總數基本保持在0.38%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而我國目前黨員達8000多萬，占全國人口總數的5.8%，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執政黨。但是，在不斷擴大黨執政的階級基礎的同時，黨員質量建設有所忽視，少數地方黨員發展過多過快，一些不知黨、不信黨、不愛黨的人被吸收到黨的隊伍中來，一些地方出現入黨功利化、手段化的現象，嚴重影響了黨員隊伍的整體質量、形象和戰斗力。同時，由于片面理解和執行干部“年輕化”，致使“年輕化”這一權宜之計，成為培養選拔干部的長久之策。從而在調動少數人積極性的同時，卻使大多數干部的積極性備受壓抑！干部隊伍建設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產生著各種“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劇了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甚至騙官殺官的“六官現象”！在“年齡縮水”、“文憑注水”的“兩水”壓力下，催生了一些“59式”、“49式”,甚至“39式”、“29式”的腐敗干部，從而產生了危害最烈、群眾意見最大的吏治腐敗危險；還帶來了“能力不足的危險”，出現不少“缺乏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和重大政治風浪考驗”的干部，出現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領恐慌”的問題。王稼祥7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為了黨員數量而降低黨的質量、黨的水平。假若為了黨的數量而降低黨的水平、黨的質量，便是離開了列寧主義。

四是社會結構滯后。與經濟發展相比，我國社會結構調整滯后，其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既存在結構性失調和功能性失調問題，又有大量的歷史遺留老問題和社會轉型衍生的新問題，如社會體制陳舊，管理手段落后，社會組織建設遲滯，公民權利缺乏有效保障，貧富差距拉大，危機事件多發等等，從而造成社會秩序紊亂和社會運行遲滯，中國的社會穩定因為缺乏相應的道德元素、權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的危險。2010年，中國社科院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政治結構落后于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多少年未講），這是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們在輝煌的“總量論”中應更加清醒和自覺，不能光以速度、規模、總量看次第，關鍵要從結構、內涵、戰略上看質量。全面的結構改革和優化，成為新形勢下中國應對危機和風險的首要任務。

表現之三：權權交易成為和平時期危及黨的先進性形象和執政地位的新型風險因素。在快速推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五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建設過程中，受本土化傳統思想文化糟粕的潛在感染，受國際化腐敗現象的傳導感染，受轉型期制度體制機制的缺陷感染，腐敗現象逐漸向“三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演變，腐敗手段智能化、腐敗形式隱秘化、腐敗收益虛擬化的特征日趨明顯。

一是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成為典型的腐敗方式。權錢交易，即權錢互換的赤裸裸的現實性簡單交易，是權力現值的交換體現，是一種典型的顯性腐敗現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斷翻新：汽車、電腦等現代工具替代了電視、手機等傳統工具；字畫、古玩等藝術商品替代了煙酒、服裝等傳統物質；土地、礦產、股份、資本等要素資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現為變現性、“比價”性、一次性和風險性。權色交易，即權力與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質形態的復雜交易，是權力期值的持續體現，是一種典型的隱性腐敗現象。其形態由傳統的男女“授受不親”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斂資財兼收并蓄轉變；由權力與款物、值卡等實體交易向權力與信息、股份等虛擬交易轉變；由權錢兩清的現值交易向權力即時支付、回報未來領取的期值交易轉變；女色、業績、情感等由自然屬性向權力場上的市場特性轉變。其特點是隱秘性、溫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權權交易成為一種亟待高度關注和科學應對的新型腐敗方式。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由于風險較大，易授人以柄，腐敗分子也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實施權力與權力的隱性交易。這是權力借助虛擬手段無限放大并急劇升值的一種無形腐敗現象。這種腐敗現象不僅隱蔽性更強，更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蛻變現象，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從執行權領域的權權交易到決策權、監督權領域及其相互間的權權交易。其二，從經濟、社會領域的權權交易到政治領域的權權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實際上形成了以“一把手”為主導的“管理層內部控制”問題，逐漸實現了對區域內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到政治資源的全面壟斷和控制，“一把手”成為腐敗的高發崗位。如河南省2006年換屆以來，已查處擔任過縣委書記一職的高達22人。其三，從財權、物權的權權交易到干部人事權的權權交易。如張書記提拔李局長的原任秘書，李局長提拔張書記的兒子，形成“官選官、大官選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權權交易的主要特征。與前兩種交易形式相比，權權交易主要表現為一種以虛擬交易為手段，以更隱秘、更長遠、更鞏固的期權利益為目的的無形腐敗，是腐敗現象演變的第三個階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權力“受托者”巧于權力資源的算計、運籌，實現權力之間的對接、整合，積聚、提升權力的內生價值，轉化主要是無形權力的交換價值，以謀取其個人、家庭或利益集團的深層和長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團性。通過構建經濟、社會、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紐帶，借以形成鞏固聯盟或既得利益集團，逐漸實現從對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控制到對政治人控制的轉變，從經濟利益集團到政治利益集團的轉變，以謀求未來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這種以“權力”為主導形成的“管理層內部控制”問題，從表面上看，出現了讓人詬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藝二代”、“富二代”；從深層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態惡化，黨群干群關系疏離，顯性沖突和隱性暴力積聚的主要誘因。其三是無需變現性。權權交易主要表現為權力市場上的一種虛擬交易，無需變現，但一旦時機成熟，權力對接所實現的政治價值大大超過現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發散性、膨脹性、選擇性特點，以既得利益集團現有人員為骨干依托，有選擇性地擴編收徒，不斷強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組織上的緊密性和利益上的虛擬性。其四是危險性。這種新型腐敗形式借助權力的虛擬交易無限放大并急劇升值，對黨和國家政權具有肢解性和動搖性，是一種隱秘性更強、危害性更烈、風險性更大的高級腐敗方式。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與權權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有深刻關聯，至今俄羅斯的相當核心權力仍然被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

“三權交易”是從簡單到復雜、再到“管理層控制”的漸變性腐敗交易；是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層面的遞進式腐敗交易；是從一次性、單對性、單層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層性的集約型腐敗交易；是從經濟腐敗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蛻變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復合性腐敗交易；是從顯性化、隱蔽化到期權化、虛擬化的智能化腐敗交易；是從物質所有權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質使用權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屬于自己的標的物（權力）進行的瓦解性腐敗交易。其隱蔽性越來越深，潛伏期越來越長，投機性越來越強，對政策法律的規避和肢解越來越大，社會危害性越來越烈。

表現之四：“消極腐敗的危險”與“精神懈怠的危險”和“脫離群眾的危險”相互交織和轉化。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險”加劇了“消極腐敗的危險”。意識形態不僅是黨和政府須臾不可離的一種執政資源，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整合力量。但是，意識形態的假面化、裝飾化與實用化等傾向，導致了“精神懈怠的危險”，且“消極腐敗的危險”與“精神懈怠的危險”相互影響，加劇了新時期的執政風險。強大的意識形態教化，嚴格的輿論言論管制，剛性的政治利益驅使，一些黨員干部人格分裂，上級面前一套下級面前一套，會上一套會后一套，臺上一套臺下一套，單位一套社會一套；有的單位學教活動缺乏主動性、主體性和實踐性，學用脫節、知行分離，用自上而下的層層傳達代替自下而上的主動參與，用個別領導人的主觀性代替黨員干部個人的主體性；有時理論研究和宣傳缺乏原創性、現實感、思辨性，一味注重思想領域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壟斷，以大一統思維控制思想文化領域的正常自由和爭論，導致馬列主義的教條化、壟斷化、實用化傾向，形成“萬馬齊喑”甚至“聽不到人民聲音”的可怕局面；有的黨內組織生活堂而皇之走過場，虛假思想、空頭政治、照抄筆記、復制體會、表揚與自我表揚大行其道，批評與自我批評乏善可陳，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雙重組織生活會、民主生活會名實雙亡，從而嚴重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二是信用缺失、誠信危機現象較為嚴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1年2月27日與全國網友在線交流時強調，誠信和道德是現代社會應該解決的緊迫問題。2011年4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對6744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2.4%的人感覺當前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度低，其中53.8%的人覺得互信度非常低。在GDP快速增大的同時，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工作機制在利益牽引和市場大潮的沖擊下顯得蒼白無力，傳統倫理道德被顛覆，社會互信不斷消解，社會心理日益扭曲，公共責任和核心價值觀缺失，特別是一些權力持有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支撐，缺乏內心敬畏的法律約束，加之糾偏機制的軟弱、監督機制的脆弱、權利機制的薄弱，權力濫用、腐敗現象滋生漫延，反腐倡廉形勢嚴峻，信仰危機趨深，動搖了社會根基和黨的執政基礎。

三是黨的“最大政治優勢”已經成為我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密切黨群關系是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和平時期黨執政的最大的危險。列寧以偉大政治家的務實精神清醒地看到，無產階級政黨在其執政過程中，如果不能根據形勢的變化來制訂和執行反映廣大人民群眾意愿、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產黨和無產階級政權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險。當前，有的黨員干部的作風與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漸行漸遠，特別是少數領導干部的作風與入黨誓詞和人民根本利益明顯相悖，從而導致一些地方官場生態變異，政府公信力下降，黨群干群關系顯性沖突與隱性疏離，人心民心不斷流失。據有關資料顯示，“2006～2007我國政府公信力指數為60.6分”，“導致一些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說，30多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為推動全局，在南海邊上畫了一個圈，作為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區。那么，30年后，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擔任總書記九年的胡錦濤同志，以“七一”重要講話的形式，對“消極腐敗的危險”給予了高度重視，并首次對馬克思主義權力觀進行了新的深刻闡述，為反腐倡廉的“頂層設計”與改革黨內“權力結構”，指明了方向——即必須盡快建立政治體制改革特區！

第三篇：溫家寶出席廉政會議強調執政黨最大危險是腐敗

溫家寶出席廉政會議強調執政黨最大危險是腐敗

2012-03-26 國務院26日召開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講話。他強調，要全面貫徹落實中央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決策部署，深化改革和加強制度建設，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

溫家寶指出，多年來，我們堅持在各項工作中全面貫徹反腐倡廉的要求，加強制度建設，堅持依法行政，推進政務公開，加強政風行風建設，加強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監督管理，政府改革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十年來，國務院部門取消調整行政審批事項共計2183項，占原有總數的60.6%，地方政府取消調整的行政審批事項占原有總數的一半以上。國務院先后下發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和《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除依法不能公開的，都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目前已有92個中央部門公開了部門預算，90個中央部門公開了部門決算，98個中央部門和部分省市公開了“三公”經費使用情況。2011年審計機關向社會發布預算執行及財政收支等方面審計結果公告8000多篇。查處了一批涉案金額巨大、影響惡劣的案件，嚴厲懲治了一批腐敗分子。

溫家寶強調，當前反腐倡廉建設與人民群眾的期待仍有較大差距，腐敗現象在行政權力集中的部門和資金資源管理權集中的領域易發多發，社會事業、國有企業等領域腐敗案件逐漸增多，發生在領導干部中的腐敗問題依然突出。溫家寶強調，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極為嚴峻的重大考驗。今年要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對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現有的管理職能和審批事項要逐一審核，再取消和調整一批審批事項。重點放開對社會資本投資的限制，打破壟斷，擴大開放，公平準入，鼓勵競爭。完善并嚴格執行審批項目設定和實施制度。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任何行政機關不得設定或變相設定審批事項。加強對審批權力的監督制約，推進審批過程、結果公開，強化全過程監控。

(二)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完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礦業權出讓制度，整治國有建設用地出讓中規避“招拍掛”、違反規定設置出讓條件和領導干部插手干預等問題。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完善采購預算、招標投標、專家評審、供應商管理等制度。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電子化政府采購管理交易平臺，實現政府采購業務全流程電子化操作。推進招標投標管理改革。整合各部門分散設立的招標投標市場，加快建立健全統一規范的招投標和公共資源交易市場。

(三)深化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減少專項轉移支付，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完善轉移支付項目資金管理辦法、資金分配過程和結果公開制度，以公開透明促進規范管理。深化部門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預算編制科學化、精細化水平，嚴格控制預算事項和支出調整。今年年底前縣以上各級所有預算單位、有條件的鄉級預算單位全部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大力推進預算決算公開。報送全國人大審查部門預算的國務院部門和單位，要公開全部預算決算表格，并細化到款級科目，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三農”、保障型住房等支出要細化到項級科目。

(四)推進行政經費使用管理改革。嚴格控制“三公經費”，今年繼續實行零增長。禁止用公款購買香煙、高檔酒和禮品。加強車輛編制管理，清理和規范越野車購置和使用。各單位公務接待費用、公務車購置和運行費用、出國出境經費要詳細公開。嚴格控制行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修建裝修辦公樓等樓堂館所。禁止超標準使用和豪華裝修辦公室，禁止使用公款和利用機關影響購置、搜羅奇花異石和高檔藝術品裝飾辦公區域。嚴格控制和規范慶典、研討會、論壇等活動，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國有金融機構不得贊助與企業經營無關的上述活動。

(五)加強行政機關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財務管理。擴大公務卡制度實施范圍，今年年底前在各級政府及所屬預算單位全面推行公務卡結算制度改革。加強現金管理，完善發票管理和財務報銷制度。抓緊制定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負責人職務消費的禁止性規定。

(六)扎實抓好反腐倡廉長期性基礎性工作。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制度。加強督促檢查，研究推進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大力加強政風建設，突出整治行政機關懶散問題和不作為、亂作為等不良風氣。采取切實有效措施解決會議多、文件長的問題。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清理規范銀行、電信、流通等領域服務收費。強化對農村土地權益保障和城鄉征地拆遷的監管。認真解決保障性住房建設、分配、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從嚴查處腐敗案件。

溫家寶強調，要把反腐倡廉建設與政府各項業務工作和制度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做到有部署、有督查、有落實。要進一步加強民主監督，對群眾舉報、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要及時回應，認真調查核實，依法處理，結果要反饋或向社會公布。

第四篇：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最終版）

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其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對于這一點，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務必牢記。為什么執政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這里至少包含兩層意思：

首先，就是執政黨的地位容易脫離群眾。我們知道，以前由于客觀環境極其險惡，在客觀上形成了一道屏障，換句話就是說，是有外部環境在幫助我們管黨。因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沒有群眾的支持和幫助黨就無法生存，更談不上發展壯大了。所以我們必須自覺、主動地去聯系群眾、深入群眾，密切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但是黨執政后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面沒有了壓迫、圍剿，不用整天東躲西藏，聯系群眾也就顯得不那么迫切了，另一方面，戰爭環境轉為和平環境，黨和群眾的關系在整體上形成了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從表面上看是群眾有求于我們黨員干部，這樣黨群關系很容易被顛倒。可見，由于地位的變化，執政黨成為領導的黨、執掌政權的黨、“為民做主”的黨，一不謹慎，很容易居高臨下，不把群眾放在眼里，從而拉大與群眾的距離。

其次，執政黨脫離群眾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血脈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黨的成敗在人民。因為：

脫離群眾，黨就不能形成正確的決策，無法實現正確、科學、有效的領導。黨的領導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領導，就是黨通過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依靠黨的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帶領人民群眾去貫徹執行，來實現黨的奮斗目標。黨的領導最為關鍵的是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具有無窮的力量和智慧。因此，我們黨只有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善于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善于總結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才能從人民群眾中獲取智慧，形成正確的決策，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是同“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認識過程完全一致的，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領導工作中的創造性運用。可見，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智慧源泉，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才能使我們的決策正確和科學。

脫離群眾，沒有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黨領導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難以實現。我們黨所領導的改革和現代化事業是一項空前偉大的事業，是需要千百萬人為之努力才能實現的。人民群眾是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主體，主要依靠力量。黨和人民的事業能否順利發展，關鍵就在于我們黨能不能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能不能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用美式武器裝備的國民黨，靠的就是人民的力量。建國后，我們所取得的一切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成就，更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的創造和奮斗取得的。今天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并使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所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我們只有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緊緊依靠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我們的事業真正成為群眾關心、群眾參與的事業才能取得成功。

脫離群眾，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被群眾所拋棄，執政黨就會垮臺。自古以來就有“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之說，講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

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說，最重要的是人心向背的問題。如果我們的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群眾站在黨一邊，黨就有了力量，就能生存、發展和壯大；反之，黨放棄根本宗旨，脫離群眾，黨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遲早要垮臺。群眾基礎是執政基礎中最核心的部分。前蘇聯的解體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黨脫離群眾、黨群關系開始解體，導致了蘇共解體和蘇聯解體。可見，黨脫離群眾，不僅背離黨的宗旨，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且還會危及自身的存亡。

（作者楊仲林 為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教育長）

第五篇：脫離群眾是最大的危險

脫離群眾的危險是最大的危險

警惕“四個危險”是胡錦濤總書記今年“七一講話”中最為受訪者關注的提法之一。集中提出“四個危險”有何現實意義?“脫離群眾的危險”為何是最大的危險?新形勢下如何做好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權威專家接受“新華視點”記者專訪,就這些問題給予深度解析。

焦點一:看不到危險而喪失警惕是更大的危險

【記者】我們黨早就有過“本領恐慌”“信仰危機”的提法,警惕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的提醒更是從未間斷。這次集中告誡這“四個危險”有何針對性和現實背景?

【講話摘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

【虞云耀】(全國黨建研究會會長、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面對成績和掌聲是否頭腦清醒,是一個政黨先進與否、成熟與否的“檢測儀”。認識到實際存在的“四個危險”,是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全面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必然要求。當前,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黨的建設狀況總體上同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有的干部推動科學發展、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不足；少數領導干部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言行不

一、奢靡享樂；個別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腐敗案件影響惡劣,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這些問題雖不是我們黨的主流,但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嚴重妨礙黨有效履行執政使命。

【葉篤初】(中央黨校資深黨建專家):當此科學發展、深化改革重要關頭,“打鐵先要自身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為政”典籍曾言:“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精神懈怠的危害很重,其惡果之一是脫離群眾。離群眾越來越遠,何來黨的感召力、凝聚力?這最終必定動搖黨的執政基礎。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喪失警覺,不下大氣力加緊解決,這是更危險的。

焦點二:黨和群眾就是魚和水,魚離開水只有死路一條

【記者】戰爭年代,我們黨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淮海戰役數十萬群眾推小車送補給的支援、蘇區群眾“十送紅軍”的深情、沂蒙山紅嫂救活解放軍戰士的乳汁??這些都是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生動寫照。現如今,一些黨員干部對群眾的事漠不關心,不顧群眾意愿強占“口糧田”,不管群眾健康任由企業排污等現象時時出現。有的黨群、干群關系如“油水”般分離,有的甚至如“水火”般不

容。這些脫離群眾的現象對黨執政帶來哪些危害?

【講話摘錄】90年來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

【虞云耀】黨執政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沒有了被敵人追剿的危險,沒有了離開群眾就不能生存的境況,群眾觀念就容易淡化,一些黨員干部忘記了自己是從哪里來的,未來將向哪里去。再加上權力本身具有的腐蝕性,使得一些人容易迷信權力,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還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些領導干部往往只看重那些能帶來資金、項目的老板,而忽視群眾的力量,親近了老板,疏遠了群眾。

【葉篤初】這些年來,一些黨員已經淡忘黨的群眾觀點,在不知不覺中遠離了群眾。這種同群眾疏離的后果是嚴重的、致命的。作為執政黨,長期脫離群眾就必定會失去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失去靠山和力量,民心“長城”就會坍塌。蘇共失敗的教訓就在于此。

焦點三:新時期做群眾工作要有真感情、新智慧

【記者】一些“干部進村入戶”訪民情解民憂,卻常遭受群眾的苛責誤解,黨員干部時常發出當前群眾工作越來越難做的感慨。到底是群眾太挑剔,還是干部們沒有適應新形勢?黨群工作又面臨怎樣的新挑戰?

【講話摘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葉篤初】執政時間長了,我們部分領導干部的官氣越來越大,在某些情況下、某些特定事務中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和理解,究其原因,我想還是領導干部“地氣”接得少,講話講不到百姓的心里,做事難合群眾的意愿。現象是“脫離”,根源是“感情”。隨著時代的變化,群眾工作需要不斷積累新經驗、尋找新辦法,需要新思維、新智慧。糊弄群眾的形式主義、表面文章要不得,但把群眾工作庸俗化、一味遷就、既不講科學指導、又不依法辦事也不對。

【虞云耀】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面臨的新挑戰突出表現為:一是廣大黨員干部能否真正堅持黨的根本宗旨,樹立群眾觀念；二是能否學會并善于兼顧各階層群眾的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黨的群眾工作方式和方法手段能否切實改進,不斷提高群眾工作的科學化水平等。

焦點四: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

【記者】今年6月23日暴雨造成北京全城交通癱瘓,相隔一個月后,北京再迎暴

雨,降水量較之前更大,但是由于市氣象臺提前發布預警、各部門提前應對,降雨沒有對交通產生重大影響。一位市民說:“這個‘預’字就是責任心,就是把百姓裝到了心里,我心里暖烘烘的。”這一事實表明,只要黨員干部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還是會贏得群眾認可的。在新形勢下,如何增強群眾工作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避免或減少“脫離群眾的危險”?

【講話摘錄】要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

【虞云耀】新時期做好黨群工作,要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要健全聯系群眾和服務群眾的工作制度,健全便民服務機制,搭建便民服務平臺,全力解決事關民生的難事、急事；要拓寬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發揮信訪、投訴中心等載體作用,引導群眾依法表達合理訴求；要健全維護群眾權益機制,認真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教育醫療、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征地拆遷等突出問題,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

【葉篤初】我們的黨員隊伍在不斷壯大,新生代干部極需要到基層一線鍛煉。做群眾工作的本領,說到底是要在實踐中去煉就。要避免或減少脫離群眾的危險,就要著眼于長期努力,從基層、年輕干部、欠發達地區、有突出問題亟需解決的地方做起。做好群眾工作犯急性病不行,慢性病也要不得。黨強調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說到了核心之所在,應在黨內特別是各級干部中進行實在有效的群眾路線“再教育”。總之,只有把涉及群眾的民生、民主問題解決好,才能贏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