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敗產生的根源在于權力過大,沒有監督機制

腐敗產生的根源在于權力過大，沒有監督機制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腐敗問題日益嚴重，盡管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改革開放帶來了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導致了部分人的金錢至上。無論古代的士、農、工、商，還是當今的士、商、工、農，中國自古以來當官都是人們夢寐以求的最理想職業，因為大家看中的是當官帶來的權力，權力帶來的利益，當然也有許許多多的有識之士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為民牟利！像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等等，成為流芳百世的民族楷模！

腐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絕對的權力滋生絕對的腐敗。顯然沒有權力就不是真正的官，問題就出現在絕對二字上面。何為絕對的權力？一手遮天。一手遮天就是沒有任何的約束、監督，為所欲為。當然一手遮天的天根據權力的大小而劃分大小，許多單位的一支筆、一言堂，許多地方的土霸王就是一手遮天的杰出代表！池塘的大小往往決定里面最大的魚的大小，權力的大小決定官職的大小，官職的大小決定滋生的最大的腐敗案件的大小。所以腐敗的根源就在于絕對的權力沒有監督！

晚清和申一案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腐敗案件，通過這條大魚釣出的相關小魚不記其數！這一案件很好的說明了，要想切實抓好反腐敗工作，必須從源頭上抓起。抓住個小魚小蝦永遠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大魚不除新的小魚小蝦還會不斷的產生，而且源源不斷，等小魚長大了就成了大魚，而大魚又會滋生更多的小魚，所以無論是大魚還是小魚都是越來越多，盡管你在不斷的、買力的抓小魚！而且大魚是靠小魚來喂的，所以小魚會得到大魚的保護，小魚有大魚的保護就更難難抓！中國的池子很大，大魚一直很隱蔽，披著各種外衣，帶著各種各樣的光環，有的甚至達到了權力的顛峰，正是這些囂張的大魚才造成了反腐敗越反越腐敗的根本原因！

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可以說下梁的歪就是因為上梁不正。那么怎么糾正上梁的不正呢？

第二篇：腐敗產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敗產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沒有真正的監督機構

我國的監督機構：審計、紀委。紀委查出的問題是保護同志；審計出的問題不會受到重視。這就沒有真正的監督機構。

二、沒有真正的做好網底防護工程、腐敗的產生是事后發現，事前預防不到位。

三、監督機構不產生真正的監督作用。監督機構只對下一級有查處權，中共中央紀委可以查處省部級單位，省部級單位可以查廳局級單位，廳局級單位可以查縣處級單位。

四、官員為民服務的意識逐步淡失，而邪惡的欲望不斷膨脹。

要扼制腐敗:

一要增強監督者的責任意識，提高領導干部接受監督的自覺性。通過教育，使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認識到，黨的權力是屬于全體黨員的，國家權力是屬于全體人民的，如果放棄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就是放棄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也是對腐敗分子的放縱。

二要加強監督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認真貫徹《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真正落實中央《紀律處分條例》，重點加強對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要切實落實黨內監督十項制度，嚴格執行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談話誡勉、民主生活會、巡視、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和經濟責任審計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質詢制、問責制和罷免制，強化媒體監督，監督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制度，建立健全及時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的機制。

三要進一步拓寬監督渠道，整合監督資源。把黨風監督與黨外監督、組織監督與法律監督、專門機關監督與群眾監督等有效結合起來，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工商聯、社會團體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

第三篇：公共權力沒有公共制約是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

公共權力沒有公共制約是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構成腐敗現象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就其根本原因還是由于公共權力沒有公共制約所造成的。地方黨委和地方黨委書記手中的權力就是公共權力，這種公共權力是很大的，然而，對其制約和監督機制卻是非常有限的。

這種有限性是由“內外有別機制”所決定的。所謂“內外有別機制”就是地方黨委和地方黨委書記的權力可以作用到整個地方的每個角落，可以作用到整個地方的每個單位，可以作用到整個地方的每個干部和群眾，這就是外。反過來，黨外監督、輿論監督、社會公眾的民主監督是不能干預“集體領導和集體決定”這個黨內事務的，這就是內。內和外是不對稱的，權力和制約監督機制是不對稱的。地方黨委和地方黨委書記的權力是不能被黨外監督、輿論監督、社會公眾的民主監督制約的。權力沒有制約就必然產生腐敗，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雖然上級黨委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能夠制約和監督下級地方黨委和黨委書記，但是，下級地方黨委和黨委書記的權力不是向上級作用的，而是向其下屬地方作用的。這樣上級黨委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就不能直接感覺到下級地方黨委和黨委書記權力的作用，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制約和監督下級地方黨委和黨委書記。再加上“內外有別機制”，黨外監督、輿論監督、社會公眾的民主監督是不能干預“集體領導和集體決定”這個黨內事務的，結果形成了地方黨委和黨委書記的權力沒有制約和監督機制，這就是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啊？

當地方黨委書記和黨委成員覺悟高、黨性強、具有先進性的時候，就能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沒有任何問題。當地方黨委書記和黨委成員覺悟不高、黨性不強、沒有先進性甚至腐敗的時候，就不能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從而就出現問題，結果成為腐敗分子。我們不能只靠地方黨委書記或黨委成員個人的覺悟和先進性來保持廉政，我們應該通過改革體制用體制和機制的相互作用來制約權力，使其不能腐敗和不敢腐敗。

第四篇：高校腐敗逐年升級：權力過大 制約過小

高校腐敗逐年升級：權力過大 制約過小

當今中國高校困惑于這樣一種現實，“高校反腐敗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腐敗烈度卻逐年升級。”南京工業大學副研究員孫義在對全國高校已發生的腐敗案件進行梳理后，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高校已成為腐敗犯罪新的高發區。”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0年中國教育藍皮書中也作出了類似的判斷。

腐敗多發生于體制改革啟動之際

孫義的調研采用訪談、網絡搜索、報刊查閱、調閱起訴書等形式進行，共建立了100份罪犯樣本。在100名高校涉及基建領域的犯罪人員中，原任單位或部門“一把手”(起決策作用的分管基建校領導、基建處處長、其他部門正職負責人)的為75人；具有一定基建職權的其他人員為25人。其中，原任正廳級職務的為12人、副廳級職務的為22人、正處級職務的為41人、副處級職務的為13人。

“高校腐敗多發生于體制改革啟動之際。”孫義在論文中寫道。

自1998年起，我國高等教育為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連續幾年擴招。數據顯示，1998年招生108.4萬人，2006年這一數字達到540萬人，是1998年的5倍，在校學生總規模超過2500萬人，對研究生也連續兩年擴招30%。

學生人數的擴大，直接要求高校的硬件設施發生變化，一座座大學城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位于河北廊坊的東方大學城占地7.3平方公里，投資達50億元；南京的仙林、江寧大學城的面積達100平方公里，投資達90億元；廣州大學城占地超過43平方公里，投資高達120億元??

“從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萬平方米，大多數學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萬至30萬平方米之間。新建、改建的學生宿舍和學生食堂的面積超過了過去50年的總和。”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在一次研討會上稱。

高校教學經費來源已從過去的單一渠道轉化為多渠道、多方位的籌資。高校開始頻繁參與市場經濟，基建規模逐漸擴大，且在工程建設、設備物資采購、招生錄取等方面擁有的自主權越來越大。

“仿佛一覺醒來，高校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實體，高校的領導們突然發現過手的資金膨脹了。”孫義的訪談中發現，1998年之后的幾年內，很多高校的基建項目貸款都在10億元左右，而之前，一所不錯的大學里每年的基建撥款大約只有400萬元，只夠校內的維修。

然而，與教學資金來源多樣化不相適應的是，高校的管理還長期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高校領導干部的權力相對集中，而與之配套的法律規范、權力監督機制卻沒有及時有效地跟進，在這些領域的職務犯罪也不斷增多。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地處我國高校最為密集的地區，區內共有39所高校、22所成人高校和民辦高校。海淀區檢察院曾對1998年至2008年間辦理的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進行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發生在高校的職務犯罪案件為46件55人，占教育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85%。

在震驚全國的武漢大學弊案所在的湖北地區，高校領導干部職務犯罪案2003年立案5起，2004年立案16起，2005年1月至10月立案已達到20起。

權力過大，制約過小

一個不斷被人提及的案例是，幾年前，湖北省財政廳對一所黨政一把手雙雙“落馬”的高校進行調研后發現，該校內部管理制度“要啥有啥”，招標采購程序“樣樣齊備”。有人感慨，“空有制度，沒有監督，也是枉然。”

“權力過大，制約過小。高校內部的財務管理像個自成一體的小社會。”時任湖北省教育廳副廳長的周洪宇這樣概括高校領導干部職務犯罪頻發的原因。

在湖北一些高校里甚至流行一句戲言：“如果你喜歡一個人，讓他去管基建；如果你痛恨一個人，也讓他去管基建。”背后的“魔咒”就是：管基建能讓人以最快速度“富起來”，也能以最快速度“倒下去”。

校外監督也相當乏力。

《人民日報》曾對此撰文分析：武漢的教育部所屬高校，在十堰、恩施等武漢外市州的省教育廳所屬高校，主管部門“鞭長莫及”，而當地教育、財政部門“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

即使是對省屬高校，湖北省財政廳行政事業單位資產管理處處長周學武也曾對媒體坦陳，過去主要只管了高校經費的劃撥，報表的審核等，至于怎么“花錢”，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因為高校經費來源是多渠道的，不光是財政撥款，所以許多不必經國庫集中支付這一關。”

“45歲現象”與帶病提拔

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職務犯罪主要呈現為“59歲現象”。

孫義在調查中則發現一個新特點：100名職務犯中，初次犯罪時的平均年齡僅為45.3歲，犯罪已呈現“45歲現象”。其中，初次犯罪時年齡為39歲以下的17名，占總人數的17%；40歲至45歲的21名，占總人數的21%；46歲至50歲的38名，占總數的38%；三項合計占總人數的76%，而56歲以上的僅有14人，只占總人數的14%。

“由此可見，隨著干部隊伍的年輕化，職務犯罪正呈現低齡化的趨勢。”孫義認為，職務犯犯罪時，基本上都年富力強，其事業和權力正處于上升期或頂峰期，這是應引起高度關注的重要問題。

孫義還發現，高校基建職務犯主體所處的特定地位以及其犯罪構成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犯罪持續時間較長。由于他們的犯罪手段隱秘、形式多樣，再加上其特定職務的保護，使職務犯罪在較短時間內被查處的概率十分低。

從案犯在犯罪期間原職務職級變動情況看，不少人往往是一邊被提拔重用，一邊瘋狂犯罪。他們在被提拔重用后，隨著權力資本不斷的加大與擴張，牟利的胃口也逐步擴大。

在100名高校基建腐敗案犯中，孫義僅根據目前公開的資料進行統計就發現，從初次犯罪到被查處止，犯罪持續時間最長的在12年以上，平均持續時間為4.56年。從犯罪次數看，人均犯罪次數為11.47次，最少的1次，最多的達74次。

令人憂心的是，職務犯在如此長的犯罪時間內，沒有一個人因為實施犯罪行為影響其職務、級別，相反，還有32人因“工作實績突出”得到提拔重用，占全部職務犯總人數的32%之多。原任職務職級未變動的為56人，占總人數的56%，未發現職務職級下降的。

落馬領導曾被評“干部群眾的貼心人”

孫義在調查中發現，犯罪主體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在實施這些犯罪時，基于保護權力、地位和利益的需要，更多地使用“智能”去完成犯罪。

比如，他們常常把受賄活動混雜在合法的公務活動之中。在實施受賄行為時，幾乎是“一對一”地與行賄人進行，沒有證人，不留物證；有的人在受賄過程中，邊貪邊退，貪大退小，或收小退大，認為就是出事也僅是違紀，以退為擋箭牌；有的人則下收上送，在犯罪的同時，千方百計地尋求保護傘。

另外，他們中的不少人隨著職務的不斷升遷，權力越來越大，犯罪也是不斷升級，隱蔽性和詭秘性也相應升級。隨著職務的升遷，他們千方百計地運用所享有的較高的權力和地位，采取各種智能化的手段掩蓋自己的犯罪行為，保護自己，如轉移贓物、銷毀證據、訂立攻守同盟等。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南京人口學院原副院長、國際培訓中心主任(正廳級)朱某，為掩蓋自己的受賄犯罪，她可謂費盡心機：一是貪財有方。她與行賄人單線聯系，地點經常變化，不留痕跡，沒有收條。二是藏贓有術。她的銀行卡多，涉及8個行，有的甚至換成外幣存入銀行。三是退款有道。她認為不保險的人退，風聲緊時退，有第三者知情的退，廉政建設時退。特別是她常邊退邊收，退了又收，犯罪有很大的欺騙性、隱蔽性和詭秘性。

事實上，在武漢大學的腐敗窩案中，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細節是，10年間，陳昭方一直在收錢與退錢的反復中徘徊。2004年至2009年，陳昭方下屬多人因貪污受賄先后被查，他擔心受到牽連，在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分五次將收受陳恩成的賄賂退還。而每當風聲一過，陳昭方又接過了陳恩成的“感謝費”。

孫義研究大量資料發現，有不少腐敗分子平時工作勤勤懇懇，生活上艱苦樸素，有公車不坐，有名牌衣不穿，在群眾中口碑很好，甚至是廉政典型。

在孫義看來，職務犯罪呈現出的較高智能化特征，甚至成為當前防范和打擊職務犯罪的難點之一。

今天宣判的武漢大學常務副書記龍小樂在落馬之初被媒體披露，2006年曾獲“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其材料稱：“龍小樂勤奮敬業，克己奉公，心系群眾，廉潔自律，是廣大干部職工的貼心人。”由此引來社會上一片驚愕之聲。

這樣的諷刺性劇目不斷上演。

2006年年初，武漢科技大學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自查報告會上，當時的書記吳國民、校長劉光臨公開承諾：廉潔自律，從我做起；嚴格要求，接受監督。半年之后，2006年6月20日，因涉嫌重大受賄，劉光臨被刑事拘留。兩個月后，吳國民也因涉嫌受賄被刑事拘留。（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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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形勢下權力腐敗產生的原因及對策

文章標題：新形勢下權力腐敗產生的原因及對策

__縣國稅局

懲腐興廉，整肅史治，是國家興亡之所系，黨的十五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敗的重大措施，解決了多年來群眾反映強烈的一些消極腐敗問題，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其遏制的力度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級階段，反腐敗形勢仍很嚴峻。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職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把懲治腐敗作為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來抓，對今后一個時期的反腐敗斗爭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此，對新形勢下產生腐敗的成因進行再透析，并進一步探究反腐敗對策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一、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

權力腐敗所謂權力腐敗，即公共權力的錯位，就是執掌權力的某些機關、領導者和其他執法人員違背公共權力的性質和原則，使公共權力私有化，錯用、濫用權力，造成黨和國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的一種現象。

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涉及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權力腐敗而言，主要表現在：一是少數人員把公共權力據為己有，以手中的權力作為謀取個人利益的籌碼，輕者吃拿卡要，重者貪污受賄，有的甚至喪失人格公開索賄，非法攫取經濟利益。二是有些領導干部在其位不謀其政，好高騖遠，突出表現為失職瀆職行為和嚴重官僚主義。三是個別領導不認真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奉行個人專斷、搞“一言堂”等家長制作風，個人說了算。四是少數人在改革開放以來抵制不住奢靡之風的侵蝕，生活糜爛。五是有的地區和部門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形成嚴重的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凡此種種，雖發生在個別地區和部門或少數人身上，但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嚴重妨礙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影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使黨的執政地位受到嚴峻挑戰。

二、權力腐敗的原因

各種各樣的權力腐敗現象是政治系統的痼疾，它的形成與蔓延有著復雜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主觀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權力腐敗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舊體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權力腐敗的重要原因。在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舊體制的某些做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很容易受到權力的左右，給權錢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分配調節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出現了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公務員的收入比較低。一些公務員對收入低和不同部門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現象不滿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動搖一部分黨員的信念，致使這些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變化，過分追求經濟利益，自覺或不自覺地走進“金錢至上”的誤區。

（二）設權失當。主要表現在：一是黨政不分，職責不清，在具體工作中往往以政代黨，或以黨代政，有些是黨政交叉任職，削弱了黨對權力的監督作用。二是因人設職，權力設置過多過濫，用人失當也就造成了設權失當。三是權力分配過于集中，對于關系個人利益的重大問題，往往少數人說了算或個人說了算。

（三）權力制約機制還不很健全，監督乏力是造成權力腐敗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太遠。“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二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太難。表現為無法監督，不敢監督。三是同級對同級的監督太軟。好人主義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團和氣，所以這種監督軟弱無力。四是法紀監督太晚。現在執紀執法多是一種事后監督。“你不告，我不動；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說有的案子很難查清楚，就算查了個，作了嚴肅處理，這種處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為不規范，是造成權力腐敗的溫床。行政審批事項過多，程序過繁，環節過多，自由栽量權過大，政策透明度低，為一些權力部門和人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創造了條件。從目前看，掌管人、財、物和證照發放、項目審批等部門容易滋生權力腐敗現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證券、工商稅務、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權的行政管理部門和組織干部人事工作部門等。

三、遏制權力腐敗的對策

黨的十六大審時度勢，在以往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適時提出了反腐敗斗爭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一）權力監督法制化

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監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力制約機制。目前，在立法制權方面還存在著許多不足。監督本身具有強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無論什么時候，監督的實施往往受到干擾阻撓，權力主體這種對權力監督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