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式腐敗

那天，會開了半小時，人還沒到一半。我說了幾句難聽的。下面可就有人嚷嚷了。會場收拾不了。我氣得大喊幾聲：你要說話，站出來說，我看看你的官是不是花錢買的！有種你站出來呀！登時，會場靜下來了。你郭一平想想，一個縣委書記在一個窮縣還能收錢上千萬，一個縣里能有幾個破單位，由此可以想見買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買的，大部分是用錢，也有人是用女人買，如果是女官員，就用身子換。你對人家沒有好處，這官要能讓你干，那就翻天為啥腐敗分子邊腐敗邊升官，許多人不明白，其實很簡單——你不腐敗不讓你升。你腐敗貪錢了，再送給上級送錢，你自己也能得錢。上級就提拔你了。現在地方官場，之所以禽獸多，拿老百姓不當人，其原因也在于此。

“不腐敗，當不了官，更升不了官。真正的老實正直有才能的人，你不可能當上官，更不可能升官，說錯話了我不是人。誰不承認這個事實，更是禽獸——只有正視現實，說真話，才利于懲治腐敗，還天下太平，建設和諧社會。你想想，河南漯河市四任市委書記，都因為賣官和腐敗而落馬，安徽北部18個縣的縣委書記都是因為賣官而落馬。在這些地方，誰的官不是錢買的，他就不是從他娘B里出來的玩藝兒。不花錢當上官的，可能是外星人！掏錢買官，還得排隊，掏錢少了還排不上號，不掏錢誰能干上？傻X 也明白這個道理。賣官者抓起來了，可那些買官的，誰也沒事！你想想，到底有多少腐敗分子。

“現在一公布出來任命人員名單，大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美若天仙的女人，質問組織部，人家都說“程序合法”，沒有一回不是這樣說的。是的，現在都是內定了人選，再走程序，誰也看不出毛病。別說這，人大年年任命那么多干部，程序都沒毛病，那咋出那么多的禽獸貪官？法院辦案程序都合法，那咋辦那么多冤案？在中國組織部的任免程序，是個過場，和人大表決一樣，都是走走形式。你見過，人大和組織部直接任免干部的嗎？

“前兩天，廣西公布了30多個干部任免人選。我一看，啥都明白了。那里面，大多是?在職研究生?和?中央黨校?大學畢業。在這里，我就想說，又是一幫子腐敗分子即將上臺。現在的官員，水平低，文憑低，素質低，品德低，只有性欲高。四低一高式的官員多，就是在于內定人選，而不是網絡公選。說白了，誰不服氣站出來，要是網絡公選，現在的地方官場上，100個中，甚至100個人，誰也干不上。

“不服氣報上名來與這幾年的本科生試試，中國目前官場上那些第二學歷，都是他媽的比假的，誰不服氣叫他在中央電視臺當著全中國人民的面考試考試，我就不服氣！官場今天這個年代，就是讓庸者上能者下的年代。

“杭州市濱江區區委書記尚國勝說：? 凡是官場上跑得快的，有兩種情況：一是妓女晚上睡覺——上邊有人;還有就是花錢買了官，投資多。?尚國勝經常對買官者說，男人就得提錢進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這，在眼下，誰要能當上官，就不屬人類，誰不服氣的話，不花錢當個小科長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爺!

“那天，縣長與縣委副書記對罵了，在常委會上。縣長還說：我是人民的縣長，全票當選的縣長，我說話是負責的……

“話說了一半，副書記開罵了：?你媽拉個B，還人民的……現在的市長選舉，都是他媽比的一選一。從一個里面選舉出來一個，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騙局。想叫誰干，誰都能全票當選。你看看，現在哪個大貪官不是人大全票通過的？你要真有本事，讓網民選舉一下試試，你他媽的逼要能當上，我喊你爹。誰提名讓你當的，他那一票頂一億票，其它都是假的。哪個官要說是合格的，代表人民的，你讓人民一人一票的選選試試在網上。還罵臺灣民主虛假，你把臺灣的虛假民主拿來試試。不要臉到什么程度！不是選票選出來的，任何女人當上官，老百姓都有權力懷疑……就說現在，我們縣里正定班子，要九個人。也是捂住不讓人民知道。一到開大會那天，才公布誰干啥誰干啥。然后人大肯定他媽的比全票通過。這兩天，還罵人家美國沒人權。選舉權就沒有，還有啥人權？人民就決定不了自己的領導人，而是靠人際關系、金錢美女構筑官僚機構，你跟人家美國有啥可比性？有啥資格跟人家美國比人權？有啥

資格罵美國沒人權？選舉權，算不算人權？沒有選舉權的國家，沒有任何資格談人權。” 我們的體制大病了，中國官場是全世界最不要臉的隊伍！

——郭一平

十幾年來，天天生活在大學生中間，對這個群體的了解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光想給這個群體說上一句話——打死不要考公務員。

權力階層決定財富分配，催生考公熱

30年來，在中國是權力階層決定財富分配。說白了，你掙多少錢，不是你有多高的水平，而是你掌握了多大實際權力。有權力的，拿權換錢。沒權力的，與權力階層去“合作”掙錢。這就是中國“考公熱”的根子。

中國的公務員在全世界是最難考的。考大學，二三個人中間考上一個。考博士，幾十個里面考一個。考公務員，是幾千個大學生里才能考上一個。

大部分公務員清苦，少數人過的是天堂生活

有一條，是中國千百萬大學生想不到的。在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里，能夠掌握實際權力用來換錢的，并不是大多數，而是少數人。大部分的公務員耗盡年華，在“犬牙交錯”中求生存，活得并不自在，工資也沒有外界傳的那么高。我有不少同學也是公務員，日子相當清苦。位子越高越腐敗，基層公務員最罵官

當今中國官場沒有理想和追求，如果說有追求，那就是錢、權、女人。那些控制實際權力的人，為了撈錢撈權撈更多的女人，他們之間的爭斗不亞于原始叢林里的動物世界。政治斗爭不只是此消彼長，更多的是你死我活。反腐敗只是政治斗爭的借口。

官場就是一個大染缸，進去的人，沒有一個是干凈的。那些被反腐敗斗爭反掉的人，還算是比較干凈些的。真正不干凈的人，你還反不了。

我來問一句：罵官最厲害的是誰？

是老百姓嗎？不是！

是網民嗎？也不是！

那到底是誰呢？

我告訴你吧，罵官罵得最厲害的，是公務員！

大多數公務員，生活在那個體制里，不能吐氣揚眉，當孫子看臉子，干活累死也難上位。因為，官場上要想上升，不是憑政績的，也不是憑民意的，也不是憑選票的。一靠世襲。二靠錢和女人。官場上的民主，選來選去還是那幾個人的民主。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最終還是屬于那幫孫子的。

在官場上要想上位，靠什么？不說了，有興趣在網上搜篇我寫過的文章看看就知道了。廣大公務員是官僚體制里“最受傷的人”

實際上，廣大公務員才是官僚體制的受害者。他們生活在官場上，看得準，看得透，感受深，最痛恨官場。你要讓他們講起來，比我郭一平懂得多得多，而且都是親見親歷，帶有細節的。我接觸過不少公務員，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罵官，罵這個腐敗體制，罵上級。比老百姓罵得厲害，比網民罵得厲害。

玩政治，就是玩命

話題又轉回來了——那些在官場上撈完好處（錢、權、女人）的家伙，也是心里不踏實的。他們比我們更清楚政治這東西的殘酷性，一旦政治失勢就會被“反腐敗”。何況，政治風云變幻無常，誰也摸不準。今天你打黑，也許明天人家黑打你。

我們常說，民不聊生。實際上，在中國，官也不聊生——活得更不安穩。

移民熱的真正原因

當個老百姓，頂多少吃些少喝些，日子苦些，一般不至于丟命。可在中國搞政治呢，那是玩命的，那是冒險家的事業，一旦政治上站錯隊，或風向轉了，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有人說了，我在官場上不貪污不受賄、手腳干凈。能會出啥事兒？我說呀，那你只能是個公務員，還不算是個官兒。你這樣干凈，像焦裕祿，看誰敢用你？你有啥吉八上升的機會？）——說白了，人人想當官。當上官的人，人人罵官。那些在官場上撈了特大好處的人不只是罵官，還心虛害怕！

這就是“移民熱”的原因。

考公熱，移民熱——這兩個并存的現象

中國官員和富人大多移民國外，是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這個體制太可怕！害怕這個體制的，不光是老百姓和網民。最害怕這個體制的，實際上是官員。官越大越害怕。這就是中國官越大越急著移民的原因。

官員財產不能公示，還有一個關鍵因素，一般人不知道——那就是，中國裸官太多。官越高，裸者越多。公示財產，也得把家屬拉上去。一旦中國老百姓看到大多數高官都把錢和家人放在國外了，那么中國人民會對體制絕望的——“你們從小讓我們罵美國，罵美國是個邪惡的國家；你們天天在報紙電視上吆喝我們的人權是最好的，那為啥呀，你們都讓自己的老婆孩子到美國?受罪?去了，而且你們退休了也準備坐飛機走。錢都存外國了。”

考公熱，移民熱——這兩個并存的現象，同時存在！現在你聽我說明白了嗎？

三個“熱”是一個病——體制大病了

在美國，說假話是要付出代價的，說真話受歡迎。可是，在中國，說假話大行其道，說真話是要冒坐牢風險的——這就是我不愿意再寫文章的真正原因。

我郭一平這人，說假話，我良心上虧，受不了；說真話呢，我有危險。前幾天，七十多歲的老娘托人捎話給我——“不要寫文章了，給學生編些書就行了，咱官場上沒人，出了事兒沒有人替你頂。”

我要說，還有一個“熱”，是同這兩個“熱”并存的。那就是維穩熱。

為了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官方花大錢維穩。維穩包括的內容很多：堵坊，不讓上訪；網絡刪貼，屏蔽，構建了全世界最好的防火墻；官員出再大的事兒，犯再大的錯，這邊免職那邊復出，保持隊伍穩定；貪污幾個億，也不判死，讓官安心下來；拒絕全民反腐敗，內部反腐敗，保持官場“大好形勢”；官場發生天大的事情，也捂住，導致謠言叢生，然后再打擊造謠者，不去打擊捂蓋子的人……

考公熱，移民熱，維穩熱，三大“熱”是同一個病——體制病了，大病了。這就是最近傳揚最多的“政改”之根因也。我郭一平敢給中國大學生打個睹，今天考上公務員的，十年后，十個中有八個一定后悔！

政改無期，百姓無奈

自己為自己動手術，左手管右手的“政改”，估計不會有戲。除了有外力推動或內部分化，才會有大動作。

不過，中間這個期間，苦的是中下層人民——一邊聽他們唱歌，一邊在高物價、高房價、高學費、高醫療費中苦度營生；一邊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腐敗，看著他們打擊反腐敗的正義英雄，一邊敢怒不敢言，否則……

世界在前進，中國在倒退。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互聯網改變了國人的學習觀念——人們不再簡單地依靠傳統媒體（報紙電視雜志書籍）獲得信息，國人的清醒，也讓為政者著急。國際壓力，也使當政者著急。但是真正的政改，是要流血的呀…… 民主是必然之路

政改，是必然的；民主，是必然的——這個只是時間問題——全世界都在看著中國。十年之內，中國必然看到艷陽天。要么烏云自散（希望為零），要么外力內力“撥云見日”。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強有力的內力和外力推動，這個體制決不會改革的；即使是改革，也是假改革。

30年來，國企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千百萬人下崗了，房價翻了八倍十倍，看個感冒就得五六百，孩子上完大學就得十萬八萬……人民有多少怨氣？可是，這個體制卻沒有任何的改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任何為了一己一集團之私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政客，決沒有好下場。順天理順民意順人類民主大潮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頂，轉。)

（根據維基百科——

郭一平（1965年11月19日－），著名學者、時評家，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2010年12月，與郎咸平、戴旭、時寒冰、于建嶸、張宏良、易憲容、曹建海、孫錫良一起被30萬網民公推為“中國互聯網九大風云人物”。與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被中國網民并稱為“兩平”。他是目前最受中國民眾歡迎的時評人，被廣大網民稱為“中國真正的專家”、“有良心的學者”。

第二篇：中國式腐敗的表與里

中國式腐敗的表與里

中國腐敗究竟有多嚴重？根據國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的數據，如果清廉以10為滿分，在2011年“清廉指數”排名中，中國得分3.6,在18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75位，對比之下，香港為8.4,臺灣為6.1,澳門5.1,印度排名95.透明國際的數據歷史雖談不上多久遠，但不僅為學界接納，近些年也出現在中國官方宣傳文本之中；其統計方式雖然不乏值得商榷之處，但中立性卻不容置疑。對于中國，更為公允的評價應該是縱向比較。中國90年代曾經在41個國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為3.2,在158國家排名78。

由此可見，比起過去，中國的清廉指數雖有起伏，但仍有不少進步，為何目前腐敗愈發人人喊打？正如學者資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發諸多反響，“現在我們國家最要命的是全社會腐敗……最可怕的是從小學生接受腐敗教育：媽媽給老師送個禮，要不然對我不好。”

數據是冰冷的，身邊的故事則顯得生動得多。伴隨著“裸官”到“裸商”的過渡，近幾年來腐敗幾乎成為最能夠激起公眾集體情緒的詞匯之一，甚至當年提出腐敗某種情況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學者張維迎，也對于近年腐敗的加劇錯愕不已民，聲稱腐敗已經蔓延到語言領域。當我們談論腐敗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名家對腐敗定義不知凡幾，透明國際的廣為知的定義是“非法使用公權力以獲取私利”，美國蘭德研究生院院長Robert Klitgaard甚至給出一個著名公式：“腐敗＝壟斷-責任+自由裁量權”。

綜合而言，筆者認為，腐敗更準確的定義是掌握權力的個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權而收取租金。在真實世界中，政府權力就是一筆巨大資源，其中大部分租金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權力系統中的個人收取。

也正因此，腐敗問題有“表與里”兩個層面：表面的問題是，在為政府收租的過程中，個人自由裁量權過大，將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層的問題在于，政府權力過大，收取的租金過大，且未經完備授權，滋生了諸多尋租空間，也使得貪腐層出不窮─更進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員組成的政府，但仍舊可以收取過大的租。

也正因此，腐敗并不是僅僅一群體制內官員自肥的封閉小圈子，其影響足以外溢到整個社會，誠信缺失以及潛規則盛行之下，社會潰敗的隱憂甚至超過社會動蕩。

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距離權力的距離，幾乎定義了一個人成功的幾率，腐敗因此成為不正當獲得的扈從。民眾對腐敗的憎惡，也摻雜著對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義憤；當收入分配不均已經是社會穩定最大隱憂，如果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制度腐敗，則是超級炸彈。

第三篇：郎咸平：中國式腐敗的三種形態

郎咸平：中國式腐敗的三種形態 2015-05-15 10:51:35 本文摘自《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 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一：支出式腐敗

什么叫支出式腐敗？就是官員透過支出進行腐敗，也就是說當政府搞支出的時候，比如說4萬億，就是貪腐的大好時機。4萬億之后，通過政府的支出上下其手，進而從中貪腐的行為更加普遍。這個現象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面也談到過。

1740年以前，法國的總督大概有30多個，他們只負責兩件事：第一是抽稅，第二是維持治安。之后法國開始進行大量的公共建設，總督們到處修道路、修運河，開支一直在增加，因此整個政府可以說是債臺高筑。到了1789年，政府的債務高達45億里佛，每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3億里佛，里佛是當時的貨幣名稱。你們猜一下，當時法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是多少？只有5億里佛，負債是財政收入的900%。而且僅僅是支付利息就得用去財政收入的60%，那只剩下40%，也就是2億里佛，我請問你這還能干什么事？錢根本不夠啊。因此財政不堪負荷，逼得政府不得不繼續借債，導致債臺高筑。更嚴重的是，就是這種透支造成當時法國官僚的普遍腐敗。

那么，中國的情況呢？推出4萬億之后我們發現，以2012年為例，我們的各種負債加在一起是68萬億，而政府的收入呢？是11.2萬億，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們的負債比例高達607%，跟法國當時的900%已經很接近了。因此這么大的支出是靠負債來支撐的，而且也使得官員有了貪腐的機會。我們就以劉志軍跟蔣潔敏為例，看看他們如何透過支出來進行腐敗。

第一種方法，是劉志軍用的中間人形式。劉志軍任鐵道部部長8年期間，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鐵，總支出3萬億。那他怎么做的呢？他有一個中間人丁書苗，這個人是條女漢子，也沒讀過什么書，大字可能認識不到兩百個，但她卻能搞定官員。據說她去劉志軍辦公室的時候，二話不說，先抹桌子、打掃，后來才漸漸受到劉志軍的重用。那她做什么工作呢？給劉志軍當中間人。2007—2010年丁書苗先后幫助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中鐵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團有限公司等23家大型國企和央企中標了50多個鐵路工程項目，涉案金額高達1788億，丁書苗從中獲利37億。

第二種方法，就是蔣潔敏用的安插親信的形式。中石油有三大塊最肥的業務，也是三大重點腐敗部門，蔣潔敏提拔自己的親信直接控制了其中的兩個。第一塊石油勘探，石油勘探支出以2012年為例是7749億，占中石油總收入的1/3，由蔣潔敏的親信、總地質師王道富負責；第二塊是海外投資與收購，海外投資總金額是多少，我們沒有查到，但是海外收購這八年來是2140億，也是由蔣潔敏的親信、副總經理李華林負責；第三塊是設備采購，設備采購2012年大概是1.4萬億，這個金額非常龐大，不知道會有多少官員上下其手從中漁利。

也就是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支出式腐敗，在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確實讓人極度擔憂，只有痛下殺手，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這類腐敗的蔓延。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二：審批式腐敗 第二種腐敗叫作審批式腐敗，《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也談到審批式的腐敗。什么意思呢，我給各位做一個解釋。法國大革命前三四十年，總督全面接替貴族和教會對地方的統治，出現了所謂的審批制度。就是政府什么都要管，哪怕是在一個偏遠省份建一個小小的乞丐收容所也要中央派來總監親自監督這些開支、制定規章，甚至參與選址。辦一個乞丐收容所，總監竟然要知道乞丐的姓名，甚至乞丐進出的準確時間。一個小鎮子要翻修一下自己的教堂，也要中央政府的批準，光是審批的過程就要一年多。所以這本書的作者托克維爾感慨：政府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按照這個審批制度，所有項目不管大小都要批，政府官員就從中漁利，得到賄賂款。

在中國，這種審批式的腐敗也發生了，以原發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為代表。我實在不理解為什么什么項目都要發改委批準，這個環節的腐敗是我們難以想象的。無論中石油的海外項目、鐵道部的千億工程，還是地方政府建設一個小小的發電廠，都需要發改委批準。劉鐵男就在審批環節上下其手，不行賄就不給你批條子。

舉例來說，2003年湖南常德要啟動一個電廠項目，必須要有劉鐵男簽字的路條才能進行下一步的工作。由于地方辦事人員不懂規矩，劉鐵男就是不批。

后來幾經周折，一直到9年之后的2012年，才終于拿到路條。

但是各位朋友，你以為拿到路條就可以了嗎？錯了，拿到路條項目才剛剛開始，后續的工作更多，比如：機組選型、工程建設方案、外部建設條件、技術經濟可行性論證；開展土地、環境保護、水土保持、電廠接入系統、銀行貸款等前期工作；并取得國土資源部、國家環保總局、水利部、國家電網公司和銀行等相關單位的支持性文件。這每一個文件都要相關領導簽字，都要審批，業內人士估計，整個審批鏈條加在一起耗費2000萬，其中的腐敗可想而知。中國式腐敗形態之三：賣官鬻爵

第三種腐敗就是賣官鬻爵。《舊制度與大革命》里面談到，法國國王們最開始是賣貴族頭銜來創造收入。因為在法國貴族是有免稅權的，這些中產階級們權衡一下發現，花錢買爵位很劃算，因為得到貴族頭銜之后不但能得到社會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自己不用繳稅。但是法國國王通常都是不講道義的，授予你貴族頭銜之后隨時都可以取消。舉個例子，法王路易十四一口氣把過去92年所賣的貴族全部都取消了，然后讓他們重新交錢；又過了80年，路易十五又重新干這個事；路易十六呢，取消10萬個官員職位，然后再讓他們交錢買官。買貴族和買官的好處太大了，買貴族可以免稅，買官就可以貪污。但是法國的官員名額不夠怎么辦？有人甚至會開動腦筋幫助政府發明新職位，然后自己交錢去當這個官。按照書上所講的，當時法國一個中等城市大概只需要10個法官，但最后竟發展到109個法官以及126個傳令官，賣官的錢全部到了法國政府手中。

類似的問題在我國清朝也有，當進入了清中期之后清政府也開始賣官，賣的是榮譽性的官職，像道臺等，但是不補實缺，沒有真正的實權，如像總督、巡撫這類要職是不可能賣的。而且，賣官的錢也直接進入國庫，而不是進入個人口袋。所以比較起來，清政府在賣官上的腐敗還算較輕。但現在的中國呢？這種賣官鬻爵的現象是不是比當時的大清王朝、法國嚴重，我不知道。但是我們這些賣官的錢都統統直接到了官員的口袋當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再以劉志軍為例，他8年內親手“提拔”出來1500個局級干部，目前鐵道部（2013年3月撤銷鐵道部，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有2000個局級干部，幾乎全部是劉志軍的嫡系。舉一個例子，1997年劉志軍收了82萬元的賄賂，提拔何洪達擔任哈爾濱鐵道局局長，2004年又提拔他當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從1997年到2004年這7年，何洪達利用職位，光是協助他人升遷的受賄就折合人民幣1452萬。我們計算發現，買官的回報率特別高，年回報率高達150%！而且這筆款不是像法國跟清政府一樣去了國庫，而是去了個人腰包。劉志軍神通廣大到什么地步呢，不但可以賣鐵道部的官，還可以賣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的官。比如說，2002年到2003年期間他收了天津鐵路局局長51萬賄賂款，然后幫他搞了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同時他又收了82萬，替北京鐵路局局長搞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位子。坦白講這個50幾萬、80幾萬在今天看來根本不算錢，但就是為了這么一點小錢，就把我們國家的榮譽給賣了，你還不能認識到情況的嚴重嗎。地方官員的賣官甚至比劉志軍更瘋狂。2013年7月份爆發了一個腐敗大案，廣東茂名市的市委書記羅蔭國，這個人更厲害，直接掛牌拍賣官職，價高者得。要讓劉志軍提拔你，你還得登門拜訪，拉好關系，成為他的嫡系才敢收你的錢，然后提拔你做官，因此還有這么一點官場過場要走一走。而羅蔭國干脆直接掛牌拍賣，最后查出來303個官員都和他有關。價碼多少呢，科級干部20萬，處級干部200萬，副廳級、副局級干部1000萬，他自己的位置差不多1個億。最后查出來他貪污了7000萬，其實我看遠遠不止，因為很多錢還不一定查得到。羅蔭國拍賣官位這種事情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例，確實讓人觸目驚心。

最后我們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很相似，都處于歷史最繁榮的時期，物質財富急劇增加。但是利益分化嚴重，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王岐山確實是有先見之明，2012年就引導大家思考這個問題。直到最近國內發生了幾起腐敗大案，我們這些普通人才開始看到，原來中國的今天和那時候確實很像。在18世紀法國的三種腐敗方式，第一支出式腐敗，第二審批式腐敗，第三賣官鬻爵，到了今天我們國家即便不能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超乎想象的嚴重。這種現象不加以扼制，會使得這三大腐敗現象成為制度化、系統化的腐敗，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如何不讓這種個人事件演變成為系統性的貪污，才是政府該做的。

第四篇：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及遏制對策

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及遏制對策

楊曾憲

青島社科院研究員

腐敗現象，是當代中國面臨的嚴重社會政治問題。眼下，除市場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外，幾乎沒一塊凈土了。腐敗不除，難以國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強調不為過；反腐問題，事關治國安邦，其重要性怎樣拔高不為過。實際上，從黨政喉舌到社會輿情，都在表達同樣的意思：對腐敗的容忍已到了極限。但是，盡管腐敗高官不斷落網、反腐措施不斷出臺，但無論百姓還是專家，共同結論是：腐敗不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繼”之勢……。這就令人深思了。問題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機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實無疑是重要原因，但筆者認為，國人違“法”無羞、無“禮”有恥的價值觀念及行為原則，是更深層的原因。

一、當前的腐敗形勢何以國人難容？

本文所謂腐敗，泛指利用各種權力違規獲利的現象。中國的腐敗主要表現為以權謀私——“權力尋租”、“權錢交易”，鮮見鯨吞國庫式的貪腐行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經濟權力謀私的腐敗；也有利用文化權力謀私的腐敗。官員們賣官鬻爵、尋租受賄是腐敗，知識分子拿了“紅包”便將庸才捧為大師、把贗品定為真跡、把“草包”評為教授研究員、把各種責任事故說成技術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報告”等等行為，同樣屬于腐敗。政、法領域中腐敗之嚴重性，有不斷落馬的高官“事跡”特別是重慶文強案佐證，無須多說；科、教、文、體、衛領域中的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罷了。“黑哨”，顧名思義，還屬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個碩博“點”、申請一個ＸＸ基金、獲取一個ＸＸ文化獎、招收一名藝術專業學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發篇論文、在權威媒體上發表假新聞或撤下真丑聞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銀子，都是有價可循的，這在各圈內早不是秘密了。

對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敗未必與己相關，但諸多私域中的腐敗卻是必然遭遇的。現在，從出生到死葬，從孩子上幼兒園、小學到大人生病就醫、飲食保健、旅游度假，幾乎在每個環節人們都難免遭遇腐敗。這之中，各種“顯性腐敗”已人所共知，而許多難以識別因而難以逃避的“隱性腐敗”，危害更甚，值得一說。

譬如“過度教育”問題。所謂“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名言”，既是扼殺孩子童年幸福、求知興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長教育腐敗的禍首。家長們既是被腐敗對象也是腐敗主體，他們不僅“自愿”購買輔導材料、上輔導班，還自愿給老師、校長送禮，進行錢權（教育權）交易。與“過度教育”有一拼的是“過度醫療”。同事高血壓住院，大夫診斷后便讓他“搭橋”。旁邊同事有質疑，大夫威脅道：他的生命出了問題，你負責嗎？最后，一位懂醫朋友讓同事說家貧沒錢，才逃過一劫。此事聽說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內行點步，我的同事豈不挨宰又挨刀！這種大療方同樣是尋租，其背后，也有一條粗長的錢權（醫療權）交易的腐敗鏈條。

相對公域而言，私域腐敗危害更甚，因為它正在摧垮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道德底線。師囑、醫囑，師德、醫德，這本該是世間最神圣的囑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這之中都塞上私貨、攙雜私欲，師無尊嚴、醫無威信，怎能靠他們塑造后代心靈、健康自己體魄呢！如此腐敗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嚴地生存、社會何以穩定和諧呢？面對如此腐敗，怎不義憤呢！

二、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

盡管眼下中國社會的腐敗已到了“人神共憤”、“左右共怒”程度：貪腐現象，人人喊打，貪官污吏，更人人喊殺——“殺貪官”已進入小學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國式腐敗，卻偏偏能在這高分貝的“打、殺”聲中如“水銀泄地”般地滲透到各個角落：再少的采購，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會偷工減料。大單位搞個裝修、買個燈飾，甚至中秋節團購月餅，小科員也能回扣個十萬、八萬！再像建筑項目投辬、文化單位招考，所有環節的“公開、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樣，惟結果是事先設定的。這樣的腐敗案例，讓人拍案驚奇，也令人莫名驚詫——這諸多環節中就沒有一個反腐人士嗎？為避開各種既有理論范式的束縛，我想結合來自日常經驗的“國人排隊加塞”實例，先對中國式腐敗之怪現狀做些描述。

按序排隊，這是最簡單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視為法治民主社會中最基本的規范模式。對具有法治及公德覺悟的公民來說，面對排隊，既不會有加塞意圖，也不會允許加塞發生，事情非常簡單。但對國人而言則不同了，凡有排隊的地方，就有加塞發生；自覺排隊上車，可說是稀罕景象。面對加塞，國人會采取如下六種態度及行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數國人會大聲批評請其“自覺”、或強烈要求“有關方面”維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國人會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態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數國人盡管氣憤，但除非事關重大，仍會做“沉默的大多數”，甚至別人出面制止時，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現象無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會想方設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尋找熟人或哥們，一旦找到，后者常會義不容辭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義正辭嚴地批判過加塞行為。如果誰能走后門、不排隊，則是“最牛”的加塞方式。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過，見狀大喝一聲：你們這些加塞的太不自覺了！加塞行為可能會收斂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勢眾，則會理直氣壯地回擊：這關你屁事！一邊呆著涼快去！好像正義在他們那里一般。

排隊加塞，未必是腐敗；但“權錢交易”本身就是一種賄賂權力，獲得優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為。譬如給幼兒園阿姨送重禮，是讓自己孩子被特殊關照，這對那些家長不送禮的孩子顯然是不公的；向主審法官行賄，當然是為了判決有利自己，這對對方而言，顯然是極不公的。面對此類不公，利益受損者當然會持Ａ或Ｂ態度公開或私下表示憤慨。但憤慨歸憤慨，國人多數卻會轉而采取Ｃ態度，去效仿腐敗。事實的確如此，當國人有大事與權力交集時，通常不相信經正常途徑可順利辦成，而是先假設此事不找“關系”、不請客送禮行賄便辦不成、辦不好。于是，有錢、有“本事”的肯定“送”；沒錢、沒“本事”的，借錢、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這樣，“公民”、“順民”便在瞬間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轉變。

坊間流行“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諺，實際上起著反面“教育”功效，這和《厚黑學》及官場小說一直是國人“批判”學習的教材是同樣道理。眼下，主動索賄的“大蓋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實情況是：“大蓋帽兩頭請、原告請完被告請”，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價錢、借大面子請。別說，咱同胞還真令人欽佩，上千萬人口大城市中，各機關的“大蓋帽”，需要哪“頂”，就能找到那“頂”。接下來，電話通了：“某兄啊，我一哥們，想認識一下大處長”“大哥，有事說事，能辦我肯定辦，咱別搞這一套了！”“那一套？還是不給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過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國人當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國式的腐敗，多是從“坐坐”（且常在處長“小舅子”的餐館里）開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罷了。席間，寒暄務虛階段，也會扯到反腐敗，說到義憤處，幾乎同仇敵愾。但這不妨礙到了務實“辦事”階段，哥們紅著臉做兩肋插刀狀，不惜“同腐敗、共命運”。假如有誰拒酒席、永不沾，不給面子，便必定要被哥們唾死！

這就出現了更加吊詭的現象：明明腐敗分子是人民公敵，全民聲討、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卻真成了“人民公敵”！一個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輸，就是家族的“公敵”；如果判了本村企業輸，就是全村的“公敵”；如果判了哥們輸，當然是所有哥們的“公敵”。從此情斷義絕，他再無顏見父老鄉親和兄弟哥們了。凡是堅定持Ａ，特別是Ｄ態度的反腐人士，則不僅是“公敵”、還一定是“死敵”，會遭到持Ｅ態度的腐敗者的圍攻。真正具有悲劇性的不是被圍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發現，那“聲討”、“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見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為“人人喊打”的對象。見諸報端的晚近實例，是吳迪先生。他因在電影藝術研究界公開點名打假反腐，結果成為圈內“圍剿”對象，以至連他的汽車、學生都跟著倒了大霉！（見《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４．１５吳迪：《學術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證，那些學術腐敗的教授們，在他們公開發表的文章及言論中，肯定也是堅定反腐的憤世嫉俗者。現實比藝術更荒誕。2006年，筆者發表于《社會科學報》的關于泡沫學術的論斷，竟被某大報記者拿去，放到他的《“學術泡沫”:學術難以承受之“輕”》中。如此反學術腐敗的文章也搞腐敗，令人驚詫，我便發了篇《學術警察不能用偷來的武器執法》維權帖子。結果，我也成了網民匿名圍剿的對象。我最后網文題目便是：《“維權之貓”是為何“人人喊打”的》。

三、違背法理的“從眾腐敗有理”論

任何矛盾、吊詭現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詭的成因。那么，國人對待腐敗的吊詭態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確有少數腐敗分子屬于臺上一套、臺下一套的偽君子。他們的兩面派表現，屬個人品質問題。但對多數國人來說，從“公民”到“刁民”、從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轉變，從反腐敗到反“反腐敗”的立場轉變，卻不能簡單地個人歸因，因為它幾乎是普辮行為方式。國人絕非陽一套、陰一套的“兩面人”；對國人而言，Ａ、Ｃ這兩套都是“陽”的，沒“陰”的，所以，不僅沒有做“偽君子”的故意，而且，還都是“理直氣壯”的。我們的分析就從這“理”入手。

當國人持Ａ態度反腐時，是理直氣壯的。他們所持之“理”，有時便是法治之“理”。中國司機碰到對方違章時，大聲斥責“你沒學過交通法嗎？”便屬這種情況。這當然沒錯，公民有權維護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擊報復，持Ｂ態度也無可厚非。實際上，只要國人都能采取Ｂ態度對各種“加塞”行為側目以視，腐敗現象也是難以泛濫的。但是，像一個剛對別人進行“法治教育”的司機，自己會立馬違章且不覺羞一樣，當國人持B態度參與腐敗時，依然“理直”且“氣壯”：別人加塞，我不加塞，這不明擺著吃虧嗎？這年頭，別人腐敗，我不腐敗，行嗎？于是，送禮、行賄的“理直氣壯”；受禮、受賄的同樣“理直氣壯”。據我多年觀察，那些異常痛恨腐敗一開口便“貪官當殺”的人，大半是因為他們辦過事、行過賄，知道腐敗官員多么地貪、內幕多么地黑。但這不妨礙他們以“這年頭、都這樣”為由，繼續在黑幕下與腐敗官員沆瀣一氣為人“辦事”。

那么，這種“從眾腐敗”的理由成立嗎？根據法治之“理”，當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辮信奉，恰好表明當代國人，包括知識界的法治啟蒙遠未到位、甚至未“開啟”。法治精神的要義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權利、責任完全對等；維護法律程序正義，是公民的權力與義務。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義”者；只強調權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為自由、權利都是利己的，誰都想擁有，甚至無須啟蒙；但法治社會中，公民權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只能根據規范，公民間通過彼此交換獲取；社會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結果只能是“類”的自殺。譬如，“綠燈行”的自由權利，便要靠司機履行“紅燈停”的自律義務；如果紛紛搶行，所有人的權利都將化為烏有。

因此，現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權利，就必須承擔法定責任、維護法治正義——不僅自己不闖，還要阻止他人闖紅燈。所謂法治威力，不能只靠執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覺守法、護法的責任擔當，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說，以身護法、甚至為他人權利犧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義務的話，那么，絕不違法、不損害其他人權利，則是公民的最低責任。西方啟蒙思想家關于“為捍衛反對者言論自由寧愿犧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體現著這種法治信仰。公民如遇違法現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護法，而絕不能自己去違法。別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別人闖紅燈，不是自己闖紅燈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敗，也不是自己腐敗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虧，那也是為維護法律正義應承擔的責任、做出的犧牲。

當然，這要求對那些在權力尋租下生存的業主來說，有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意思。因為他們如不按“潛規則”孝敬“官爺”，企業將難存續。但即便是這樣，從法理角度講，“從眾腐敗”也無“理”可談，企業生存并不是違法的理由。現代“法”的核心原則是：“任何人不能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利”，哪怕其違法行為再無奈。被迫行賄，也要治罪；從眾腐敗，法理不容。既然如此，這“從眾腐敗”之“理”從何而來呢？

四、滋生中國式腐敗的若干傳統觀念

當代中國，推翻封建王朝已過百年，傳統禮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毀。但是，由于法治啟蒙始終沒完成，綿延數千年的禮制觀念依然滲透在國人的血脈之中，形成了國人外“法”內“禮”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方式。法治之“法”與禮制之“禮”，這是性質迥異的社會價值規范：前者是依存服務于平等契約社會的法治規范，與公民道德接軌；后者是依存服務于差等親緣社會的禮綱規范，與儒家道德接軌。禮制規范中：上下身份講“忠恕”，彼此權力責任不對等：君對臣有權無責、臣對君有責無權；左右身份講“仁義”，彼此權益分享對等回報：弟兄互敬，來而不往非禮也。儒家道德，維護的就是禮制規范，先賢稱之為“私德”。實際上，關于中西文化差異及國人有“私德”無“公德”等道理，梁啟超等早已論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經當代“大師”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兩者便被混為一體、雌雄莫辨了。這樣，當代中國人、包括一些知識精英，自認為是現代公民了，腦后卻盤著一條長長的傳統“辪子”。只要從當代國人觀念中，抓住這條“辪子”，中國式腐敗吊詭現象之成因便顯露出來了。

１、“州官能放火，我就敢點燈”——國人的公平觀念

國人“理直氣壯”為從眾腐敗行為辯護之“理”，從根上講，正是反對禮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禮制造成的貴賤、貴賤地位差別，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這種差序制度當然有正義性。但是，此“正義”非法治正義，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濟貧”為目辬，因此，弱勢者永遠“有理”。問題是，由于缺少法治社會基礎，“造反”的結果，只能是改變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換言之，國人否定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事實不公，而非禮制本身；國人一直是在禮制內反禮制、用封建觀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農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當皇帝，絕生不出華盛頓那樣卸甲歸田的念頭。國人即便當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訓兒子、行特權；而反對惡婆婆的小媳婦一旦熬出頭，立馬會變成惡婆婆；一些在律師幫助下討回債來的農民工，轉眼會潛伏起來讓律師變成討債人……。

與此同理，今天許多國人“打倒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敗導致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如貪官有多少豪宅、包養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衛法治正義。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義的信念，所以，當腐敗現象難消除時，每個人都認為社會對己不公、都能為自己的腐敗找到“正義”理由：“州官能放火”，為什么我就不能“點燈”！于是，反對大官用大權腐敗的小官，會心安理得地用小權腐敗；反對對手腐敗官員的平民，自己也會托人結識腐敗官員……。可見，國人反別人的腐敗是真反，搞自己的腐敗也是真搞。這便出現反腐敗官員一轉身就巨貪、反腐敗學者自己搞腐敗的怪現狀了。

２、“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國人的權力觀念

禮制中，凡權力，都是“上”對“下”的絕對特權。有了權，就有了權轄范圍內的一切，就可為所欲為、言出“法”隨。盡管今日“公仆”之“公權”本質上非昔日“官爺”的“特權”，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國人對“權”的觀念并未改變，“當官發財、光宗耀祖”，“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證據。國人對“官”仍是既畏懼又欣羨、既憎恨又順從，骨子里，還是極度崇拜。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當大官，全家榮耀、全鄉光榮、全縣共榮。只要當過一屆市長，就是終身市長，退休變成老頭，還是“老市長”。“市長是我同學（哥們、戰友）”，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會讓全桌人肅然起敬。

一些人習慣用階級分析法把腐敗官員與平民百姓對立起來，這是不正確的。“官”來自“民”，社會有什么“官念”、官場上就有什么官員,這是魯迅早闡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計考官、買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爭官，看重的就是“權”背后的“勢”、“威”、“名”、“利”。他們一旦當官，必將“公權”視同“私權”，拉幫結派、徇私舞弊、權為己用、利為己謀,甚至連傳達都換上自己的“關系”。這樣的官，要是不貪，反倒是不可思議的。許多官員大肆索賄，不僅為斂財，更為“考驗”部下忠誠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覺。文強坦言：誰送錢，記不得了；但誰沒送，卻記得清清楚楚！

貪官必有淫威，所以，國人可痛罵八桿子夠不到的巨貪，卻絕不罵管著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貪。討好而不得罪“現官”，是國人一貫處世原則。官員的孩子，從上幼兒園起，便會受到特別關照；一些官員秘書、親戚甚至“山寨局長”都能打著官員旗號輕易謀利或行騙。為賄賂“權力”謀取私利，國人會使出渾身解數“投其所好”：愛錢的送錢、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辦法多的是。國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貓”、不愛財的官：咱們的“神”都能賄賂、“鬼”都能收買，何況這肉身官員了（這便出現中國老太向美國移民官當場送錢、當場被捕的“紐約故事”）。那些暴發戶托人辦事時，總會甩出一句：哥們，錢不是問題。這樣，一面是相信“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貪官，一面是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眾多趨炎附勢者鋪路、搭橋，一樁樁非法交易便談成了。當然，巨貪們也由此一路順風地走上了“黃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會發現，如果沒有拍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腦袋可能還在項上呢！

３、“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國人的責任觀念

封建禮制中，凡屬責任，都由“下”對“上”無限承擔。由于“禮法”維護的是權貴利益，護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責任了，百姓從來都是被強制擔責的。這種強加的責任，當然不會內化為素質，由此便形成了梁啟超所說國人凡事“責群不則己”，不承擔或盡量推卸責任的習性。當年在文革中無論做了多少惡，一句“萬惡四人幫”，就都變成受害者了。此傳統延續下來，除非有強制要求，今日多數國人仍是不愿承擔護法責任的——“槍打出頭鳥”，憑什么我出頭維權，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結果，是姑息養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輪到了自己。眾人皆不制止甚至縱容參與腐敗，腐敗者便愈加猖狂——這和某些地區小偷變明搶是同樣的道理。腐敗者愈猖狂、國人受害愈嚴重、怨氣便越重，責任的板子便統統打到了“體制”上。“體制”當然有責任，但這并不能減輕公民個人的責任啊！

中國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無語，孩子消氣了。自己被腐敗了、甚至參與腐敗了，都怨“體制”；“體制”無語，自己便“正義”了。國人沿循這種邏輯思維是正常的，因為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責任是怎么回事。國內某些城市重復車檢、且以車檢為名亂收費，司機們年年罵、卻年年照交費。在一些非洲國家，華人正是因此成為當地官員、警察和黑社會輪番敲詐對象的。學界一些“著名學者”，一面與學術腐敗共舞，靠抄襲剽竊炮制泡沫學術盜名竊利，一面也把責任推到“逼良為娼”的學術體制上，自己裝出一副“良家婦女”的樣子。這種表演看著便叫人惡心！目前的學術體制反學術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覺“為娼”學者們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續并強化的。退一步說，這個體制問題再多，也沒糊涂到允許你抄襲呀！

４、“違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國人的法律觀念

盡管今日之“法”本質上非“王法”，但國人膜拜權力、漠視責任的傳統觀念，卻必然導致了對法的實用主義態度。在一些官員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擊》中的七連長，他定的規矩自己卻忘掉了，就因為它原本是約束戰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崗嚴查別人違章，下班自己卻開車違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強加于己、約限自己利益的，當然更不會自覺守法了。這樣，無論是官是民，國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會信仰法治。當法利于己時，國人會非常重視；當法約束甚至影響自己利益時，國人就會像對馬路上的紅燈一樣，視而不見。更有甚者，國人對其公然違法行為，不僅沒有忌憚，有時反而像孫悟空偷吃蟠桃一樣感到驕傲呢！

從官的角度講，行使特權，就是為顯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現在官員出門不能鳴鑼開道了，于是，弄輛警車，也照樣威風。地方交警、公路收費員必須牢記當地政要的車牌號碼，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長乘一警車牌照轎車被“收費”了，局長們便大打出手。局長震怒的原因當然不在區區5元費用，而是你小小收費員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

某些官員敢公開違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違法且同樣自豪。于是，能從監獄中“撈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開車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實實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沒本事，甚至會遭人斥責。某作家從美國接受法治精神回國，空曠馬路上遇紅燈自覺停下，結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號連帶一句京罵。在國人眼中，老實守法，絕對是傻X！當然，真正“牛人”，則是違章、違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們中有的已成為職業的腐敗“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錢進”，有時還需依靠他們。在各種聚會上，常遇這種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盡管“牛人”違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駕者可能撞倒我們的親人——但這不妨礙利益被損害者對其鼓掌！在此類場合中，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當然也包括本人）對其“鼓倒掌”的。

違法行為，任何國家都不鮮見；但如此違法不當事、反以為榮者，卻絕對鮮見于法治國家。北歐一留學生的房東只聽廣播不看電視，一問方知，她停止交費了。留學生說，你就開機看一會，反正沒人知道。女房東聽后，瞪大眼睛，半晌沒說出話來。中國法官曾向美國同行請教如何解決“執行難”問題，對方楞是搞不懂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課堂上大講“美國人傻”時舉例：自己在美國“買”一臺攝像機，給親戚錄完后便“無原因退貨”了。當我聽說此事時，自己臉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紅！

５、“中國人，面子要緊”——國人的面子觀念

中國人的“面子”是被美國傳教士明恩浦“發現”的，他的《中國人的素質》第一章辬題就是“面子要緊”。面子的確是理解中國國民性與儒家倫理的一把鑰匙。“講面子”范圍限于情緣關系、“講面子”法則基于禮義規范，這些都與儒家相關。吳思先生獨具慧眼，創造了“潛規則”概念，但他將其視為與仁義道德背離的“規則”時，卻不得要領。因為傳統的“潛規則”，就是在情緣關系中公開實行的“禮規則”，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給面子”法則。今日中國，封建“禮綱”廢除、甚至顛倒了（如“媳婦虐待婆婆”），但“禮義”規范卻以“面子法則”方式承繼下來了。根據面子法則辦事，絕非都是腐敗，但它卻為中國式腐敗提供了一條合“禮”有“義”的程序化路徑。

眼下，各種校友、戰友、同鄉聚會，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續結“情緣關系網”上，而“網綱”，就是“權力”。各種聚會上，按官職排位；討論議題時，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慶如此、同族議事亦如此。這種官本位的“面子”絕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權力擁有者承擔相應“給面子”義務，即將其權力與同學、戰友、哥們、親友分享。因此而獲小利者，道一聲“謝謝”便了事，這屬“干巴人情”；因此獲大利者，則必送厚禮，盡“打人情”的責任。這樣，一套“講面子”程序走完，某些違法交易雙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贏得了“會辦事”、“夠哥們”、“講義氣”的美譽。

行賄并非國粹，“黑金”各國皆有。但如吳思先生所說，國人一旦給“黑金”包上“紅紙”，變成“禮敬”，就將“賄銀”變成了必須“笑納”的“禮金”了。“給面子”，把丑惡的權錢“交易”變成禮尚往來的“交情”，確是中國式腐敗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貪之所以能日進斗金，就因為只要他肯“給面子”，就有無數“關系”愿排隊“送銀子”。而對那些清廉官員而言，這面子法則卻可能使其良心天天處在煎熬中。譬如當老同學、老戰友、老領導以及哥們弟兄親朋好友輪番出面請他“給個面子”的時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難。因為有些面子是必給、不給不行的。不少品質尚好的官員之所以在“高危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實際上就是被面子法則打倒的。

人們或許會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國人，為什么對這面子法則反倒敬畏如此呢？這是因為面子體現著國人的榮辱觀念，丟什么，也不能丟面子。如一位德國教授“發現”的：中國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體面”，它是在情緣關系中的“復數”存在。國人是否守法，只是個人行為；而是否講面子，卻牽扯到情緣關系中所有人的榮辱。如不給某人“面子”，便是不給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義”的輿論制裁，這就會出現變成“公敵”的情況。譬如，文強向派出所長明說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們，此后，再執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給文強面子。在這個“講面子”過程中，黨紀國法、法治正義、社會公德等等，統統被丟到爪哇國去了。當然，如有人破壞規矩，收了錢不辦事，這時，行賄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顯出來了。如果巨貪們能按“規矩”辦事，在面子法則庇護下他們可能依然是“優秀公仆”呢！實際上，國內某些地區揭露出的貪官少，未必是腐敗不嚴重，只是官員間關系網盤根錯節，被面子法則罩著而已。

６、“兔子不吃窩邊草”——國人的私德觀念

私德是相對公德而言的。公德維護的是法治規范，私德維護的是禮制規范。是否踐行公德，與面子無關；是否踐行私德，與面子有關。“私德”不姓“公”，所以，對損害公共利益的腐敗現象，私德不僅不制止，反而會助長、縱容。譬如國人吃請，對方是“私款”、還是“公款”，這是要搞清的“首要問題”。私款請客，點菜別太貴，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萬別客氣，“不吃白不吃”。以此類推，凡損公肥私的腐敗行為，私德是不會干預的。但“私德”也是“德”，儒家倫理更是講“愛”的，“仁者愛人”嘛。有私德約束，一些喪盡天良的腐敗行為總不該發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樓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給了回扣，這種工程就能評上優秀。像假藥之類產品，拿了好處就批文，簡直等于參與謀殺。貪官為什么缺德如此呢？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問題了。私德或儒家仁愛是維持情緣關系的，它有“德”有“愛”，但又有“邊”有“界”。《禮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親畢矣”。親既畢，愛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國人對“五服”之內的親戚，是要講仁愛的，否則便是“六親不認”；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當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窩邊草”，說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鄉親。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為江洋大盜，鄉親們是不聞不問的。因此，那個竭力讓患者“搭橋”的醫生，是絕不會讓自己父母“搭橋”的。基于這種現實，認識一個醫生哥們還是“必須的”，關鍵時刻，基于私德，他會告我們實情。問題是，事關百姓生存安危的領域太多了，我們能認識如此多的懂行哥們嗎？

五、中國式腐敗的治理對策

反腐敗是世界性難題。與國內反腐專家只盯住制度建設不同，國際反腐專家更看重文化建設。同樣悠久民主政體的北歐與南美國家間的巨大廉、腐反差證明：一個國家的廉潔政治程度與其廉潔文化程度正相關。這道理很簡單：反腐制度，最多能讓人不能、不敢腐敗，而廉潔文化，則使人不想、不愿腐敗，當然也就沒有腐敗了。這和人們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樣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將失效，包括國內許多學者迷信的票選制度。我在巴西時曾問過當地朋友：為什么明明知道是貪官，選民還選他？答曰“選民也受賄”。

北歐國家的清廉則讓人吃驚。近期有報道，芬蘭公務員考試，答案就在試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參考，卻竟然沒有作弊現象發生。多年前，中國一法官培訓班，請北歐國家法官授課，講到該國二百年來無一法官枉法時，中國法官提問了：這是為什么呢？對方語塞。想了一下說：這可能與我們的廉潔文化傳統相關吧！中國法官憤怒了：您這意思是中國法官枉法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對方趕緊說“不”并致歉。坦率地說，我為這位法官廉價的愛國精神感到悲哀。事實的確如此，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客觀上支持著中國式的腐敗。儒家中“開”不出任何現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興儒的言論，都屬誤國誤民的欺世之論。

這里絕沒有全盤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開發表如下觀點：其一，從維護中國封建制度角度講，儒家曾是偉大的價值體系。它以德輔法、減少了治國成本，使中世紀中國專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蠻，這在同期人類史上，絕對是奇跡。其二，儒家在當代仍有積極方面。經濟、社會急劇轉型的當代中國，之所以能保持穩定，儒家倫理功不可沒。其三，傳統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爛的。把傳統“打到”一百辮、“孔家店”“砸爛”一千次，我們仍生活在傳統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證明，無文化比傳統文化更可怕，國人一旦徹底“破四舊”、無法無天，后果必是災難性的。

傳統只能在延續中變革、文化只能在變革中發展。我們厘清中國式腐敗與儒家文化的內在關聯，目的就是要“順天應變”，保留儒家的積極因素，揚棄或變革儒家不適用法治社會的內容。核心任務，是棄“禮”歸“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與公德為公民善惡榮辱的統一德性辬準。《論語》說得好：“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近期有報道，芬蘭公務員考試，答案就在試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參考，卻竟然沒有作弊現象發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遺憾的是，這里的“德”和“禮”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實例所證明的，今日“有恥”維護的，恰是禮制規則，當國人不給哥們面子時，便會感到“道德壓力”；反之，今日國人“無羞、無恥”的，恰是各種違法行為。違“法”而無羞、無“禮”而有恥，這正是中國式腐敗之文化淵藪。如果這種局面不徹底改變，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將付諸流水。

孔子確是“至圣先師”，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極。“格”，就是要自覺就范、各歸其位。如果國人能自覺因“有恥”而守法，徹底解決道德“兩層皮”問題，那么，違法腐敗現象便會大幅減少，“從眾腐敗有理”論也會消聲匿跡。證明這一點的實例是：盡管同樣違法，小偷卻從不宣揚“從眾偷竊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會公開顯耀偷術。原因是，對偷竊、搶劫之類犯罪行為，古今刑律一致、“禮”“法”內外一致，不存在評價分歧問題。

那么，如何對國人觀念進行“格式化”改造呢？這卻是一件知難行更難的事情了。魯迅先生為此而努力了一生。當代學界新左、新右、新儒家，雖彼此爭斗不已，但在否定魯迅批判國民性這點上，眾多學者卻立場一致。這令我倍感悲哀。中國擁有的是魯迅而非賽義德，這是值得我們民族慶幸的事情。如各派學者真誠期盼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文明強國的話，那就理應繼承魯迅精神，批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國粹”，無情批判社會、也無情解剖自己，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揚棄禮制“舊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進國民素質現代化；而不是借高調反腐兜售各自“主義”藥方，遮掩問題本質、作阻礙民族進步的“反動”學派。

當年的儒家精英，“修齊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禮制的思想融化到國人血脈中，把孔子諸多近乎烏托邦的“愿景”給實現了，使中國百姓能自覺克己維護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創造了中世紀的輝煌；當代有家國情懷、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也理應繼承這種“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義的法治觀念滲透到國人靈魂中，完成把國人從“臣民”變成公民的啟蒙使命。憑借現代比古人強大無窮倍的思想傳播手段，我想，這個任務是不難完成的。

當然，我絕不輕視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證明，廉政文化與廉政措施同時建設，辬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關鍵。中國在這方面是有政治優勢的。解放后的革命時期，正是靠政治規范沖垮禮制規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災時，再貪的官也不敢尋租、再黑的醫生也不敢要紅包，也是靠政治紀律約束。這不是提倡運動反腐，但非常時期，借鑒重慶鐵腕治警經驗，借助強大輿論支持，對官員加大政治約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違法，罪加一等；公檢法人員違法，罪加十等。這里“加”的，便包括組織紀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備區與警督聯合執法，專查違章特權車。一經查實，相關人員一律摘去“官帽”；丟了“官帽”，還有什么“官威”呢！打擊特權違法、提高法治威嚴、可有效削弱腐敗滋生的社會基礎。

各種動議、擬議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敗法、公務員財產公示法、監督法等等，應盡快出臺。反腐敗法中，要對可能影響公共利益的禮品價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過幾十元）、可能導致腐敗的回扣方式（如暗扣變明扣）等做出明確限定。要懲治“單位行賄”行為，現在一些大手筆腐敗行為，往往是單位甚至一級政府集體決策的，必須讓有關領導因此領刑。同時，應像減少行政審批事項一樣，清理并大幅減少各種評獎、評優和基金項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夠了），以減少權力尋租機會。當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礎性的工作了，讓孩子形成違法可恥、腐敗丑惡的價值觀，對遏制成人腐敗可生奇效。沈浩女兒給爸爸那張“不做貪官”的字條，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據中國式腐敗的特點，還需制定非常規措施。建議有二：一是借鑒美國FBI反腐經驗，“臥底反腐”。即由反貪局人員潛入企業，伺機向官員行賄并取證。對于某些常規難以突破的腐敗領域或腐敗人物，這一手非常有效。同時，應允許公民特別是新聞記者對權力部門進行“釣魚”取證。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權力部門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內存放自己收取的禮金存單等材料，并說明情況，同時檢舉他人受賄情況。該箱封后存檔，三或五年后開箱。期間案發，可提前開箱，以證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賬，可有效避開面子法則，讓貪官“半夜”害怕“鬼叫門”。它對遏制腐敗窩案或“遵命”腐敗案，保護廉潔干部肯定有效。企業也可申請此箱，被逼“進貢”時可“秘密”告狀；一旦事發，可免除行賄罪責。

無論何種辦法，都未必能立竿見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條了。目前嚴打酒駕行為，只是把交通法規落實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們便不會拍胸勸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禮”變成給哥們“送手銬”時，中國式腐敗現象便會停止蔓延了。當然，這樣做仍是“民免而無恥”，而當小學生都懂得違法可恥時，中國的腐敗現象便可根除了，因為公民們皆“有恥且格”——哪些守法、護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違法腐敗者感到丟面子了。

第五篇：中國式“守財”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

19世紀30年代，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巴爾扎克在其名著《歐也妮 葛朗臺》中這樣描寫他的主人公。這也成為當年的人們關于“守財奴”最基本的印象。

時光穿越近兩個世紀，打開國門、接軌國際的中國人紛紛涌向北上廣深等大都市，追尋著夢想。但讓他們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財富在增長，手里的錢包卻不得不攥得更緊。

“沒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錢袋子，更能帶來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農民工說。在工資漲幅跑不過CPI的今天，選擇做一個“守財奴”，或許是老百姓最現實、最樸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選擇。

“拉動內需、刺激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卻依然緊捂錢包。

今天的中國人，難道都是“守財奴”？都樂意做“守財奴”？是什么粉碎了他們花錢的欲望？

什么時候，中國人才可以無所顧忌地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

中國式“守財”

居高不下的物價、房價綁架了當代人的消費力，那種“一擲千金”的瀟灑與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劇里聊以自慰了。

本刊記者 鄧凌原 熊帥

掐指一算，李眉已經有5個年頭沒有回老家過年了。5年，連她自己都嚇了一跳。

所謂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東，而是丈夫的家鄉湖南湘鄉一個偏僻的村莊。

“不是不想回去，實在是回去一趟開銷太大。來回車票、各處送禮、請客、壓歲錢，加上給父母的錢，一個月的工資就沒有了。孩子還小，南方沒有暖氣，萬一凍病了，又是一筆開銷。”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李眉成了“恐歸族”。在農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許有點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寧可被誤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錢袋子”。

“我老公經常笑我是‘守財奴’，難道我真成‘守財奴’了嗎？”李眉笑了笑，“生活在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錢。”

不敢花錢的不只是李眉。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紀90年代初，居民儲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國儲蓄率更是高達51%。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在2012年的調查中，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來一年增加家庭消費，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一比例較2011年同期調查的數據（52.4%）有進一步提升。

在物質豐富、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的今天，為什么普通百姓越來越不敢花錢，人人甘當起“守財奴”呢？

一個家庭的流水賬

電視劇《蝸居》中的郭海萍曾算過一筆賬：“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六千，吃穿用度兩千五，冉冉上幼兒園一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電話費兩百五，還有煤氣水電費兩百。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四百??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

這樣的數字也時常蹦出李眉的腦海。作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的在讀博士，雖然學的是文科，但她對數字非常敏感。這一優點遺傳自母親。

自從2006年在北京海淀區清河附近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李眉便將孀居的母親接來同住，幫忙打點家務。母親有兩個賬本，一本放在寫字臺抽屜里，一本記在心上。

談起30多年前的消費情況，李眉母親搬出了心中的賬本：“那時候物價便宜啊，肉才一塊多一斤，米才兩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個月工資加起來100多塊錢，光一家四口吃飯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資，除去人情往來、兩個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錢，就所剩無幾了。

“那會兒存不住錢，大家都窮，有點余錢早被親戚朋友借走了，哪里還用去銀行？”

李母告訴《民生周刊》記者，她記憶中過得最豐盛的春節是在1987年。當時夫妻二人的工資已經漲到了200多元，那次過年不僅購買了酒、肉、魚、面等各種必備食品，一家四口還做了新衣裳，給兩個女兒買了鞭炮、發了紅包。一個月的工資花得干干凈凈。

“一直到1988年，吃飯、穿衣、孩子的學費基本占了每月開銷的絕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從單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樓里搬了出來，在小縣城的郊區買了一塊地皮，蓋起一座兩層小洋樓。

“買地皮和辦手續花了6000多元，各種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錢，大概用了一萬多元吧。那時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錢是找親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沒怎么裝修，還債還了兩年，哪像現在啊，一輩子就供個房子。”

老太太一邊嘆息，一邊翻開了抽屜里的賬本。這個賬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學的第三年。當時李眉父母的工資加起來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開支明細中這樣寫道：“給兩個女兒匯款800元，花生油62元，繳納電話費42.7元，買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計969.2元。”

老人說，從2002年到2012年十年間，每年過年的花費幾乎漲了10倍，但工資的漲幅卻遠遠跟不上這個速度。“就像龜兔賽跑，工資哪有房價跑得快啊。”

“對于我們那一代，吃飽、穿暖就是最大的開銷，可是現在不行了，供房、供車、培養孩子、老人看病??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手頭沒有點存款，連病都生不起。”老人翻著這十年的賬本，感慨良多。

“花錢有理，省錢無罪”

2006年，李眉結婚一年后決定在北京買房。得知這一消息，李眉的母親拿出老伴生前幾乎所有的積蓄，給女兒付了首付。

盡管從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卻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慶幸幸虧買得早，2008年奧運會后，北京房價就開始飛漲。“清河的房價現在已漲至2萬多元每平米，我們買的時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嚇人。”

也就是從那時起，李眉不愿回老家過年了。“婆婆打電話來總是哭窮。一次說要翻修老家的豬圈，需要兩萬元，老公背著我偷偷寄了3萬塊錢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盡管事后李眉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但她依然覺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為了這個家么？銀行卡里沒有余錢，我就覺得沒有安全感。”

2009年兒子出生后，李眉辭職當起了全職媽媽，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釋說，“學歷史工作不好找，讀完三年博士，也許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這一舉動雖然獲得了丈夫的認可，卻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滿。

面對并不明朗的就業前景，李眉沒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錢袋子”捂得更緊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此精打細算是不是太過俗氣。但在她看來，“花錢有理，省錢無罪”，生活是需要細水長流的，不是一場電影《泰囧》，看過、笑過也就散了。

小說《儒林外史》中，嚴監生臨死前不肯點兩莖燈草的故事人人皆知。這個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來減少開支的“守財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舊參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須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覺得自己也有點自虐，“結婚后我沒有做過一次頭發，沒去過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貸，20年還清，我女婿一個月工資12000元，房貸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錢還要吃飯、穿衣、養孩子，可不敢亂花。”母親算得十分清楚，對于博士期間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補助的李眉來說，經濟上的壓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親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資，養老似乎不成問題，但她的公公婆婆卻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如今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年紀。“所以現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動的消費

李眉的母親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雖已退休，卻是耳聰目明，對時事十分關心。“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些新聞聯播里經常出現的語句對她來說并不陌生，“說了有十來年了吧，現在還一直在強調。”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國家政策開始有意識地拉動內需，將家電產業培育為第一個消費熱點。當時，電視機銷售進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帶動家電消費市場的主力。

然而，專家漸漸發現，家電并沒有使中國人的消費欲望繼續膨脹下去，國民儲蓄的熱情反而愈加強烈。

與儲蓄率上升相對的，是最終消費率的連年下降。經濟學家鄭新立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十二五”時期，居民消費率即使再提高10個百分點，仍低于30年前國內的消費水平。

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真的成了“守財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還是迫于“柴米油鹽醬醋茶”外加“房子車子孩子”的現實壓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楊暢怡說，“哪天一旦失業，如果沒有存款，我在北京連一個月都堅持不住。”

身為國內某知名搜索網站的一名網頁設計師，楊暢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萬元之間。在她看來，這個收入只夠維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還遠到不了肆意消費的程度。

“尤其是買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楊暢怡坦言，“遠在鄉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結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給孩子提供一個好的成長環境。”

“養一個孩子到他大學畢業，至少需要花費50—130萬元。如果還要海外留學，沒有200萬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楊暢怡感慨。

李眉也認為，借助文化傳統之類的說辭，只能為中國人的“不敢花錢”做出牽強的解釋。居高不下的物價、房價綁架了當代人的消費力，那種“一擲千金”的瀟灑與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劇里聊以自慰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人口結構決定我國正進入一個儲蓄的高峰階段。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高額醫療、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數老百姓都在進行一種預期性的儲蓄，這與人們的不安全感有直接關系。

“你別無選擇”

作為國內專門研究投資和消費的經濟學者，早在十多年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楊思群就發現了中國儲蓄高增長的反常現象。

據他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國過去幾年的實際利率（剔除通貨膨脹率后，儲戶或投資者得到利息回報的真實利率）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特別是2000年之后，很多時候都是負數的。這說明受通貨膨脹影響，國民的購買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儲蓄的投資收益并不理想。

“然而，許多經濟數據顯示，居民的儲蓄卻在不斷增加。”楊思群解釋，按照經濟學的普遍規律，當利息率較低時，居民儲蓄率應該呈下降趨勢，因為相比儲蓄，人們更愿意去消費、去投資，來獲取其它的利潤收益。

對于這一現象，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一書中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家庭已經達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國內又缺乏其它合適的投資項目。所以當儲蓄實際回報下降時，居民只有從現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錢用于儲蓄。

陳道富也認為，從居民的消費動機來看，老百姓對投資渠道的認識相對狹窄，現金儲蓄、投資房產是處理余錢僅有的幾種方式，這些因素都制約著居民消費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數用于購買基金外，絕大多數存入了銀行。”學計算機專業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萬元左右。在他看來，如要在收益與穩定之間做出選擇，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為收益就意味著風險，投資隨時都會失敗，最后血本無歸。”

對于這一點，李眉的母親感觸更深。李眉的父親在世時，夫妻二人工資存款共結余20多萬元，“基本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攢下來的。”將這筆錢存在銀行里，李眉母親覺得很不劃算，“物價一天天高漲，錢越來越貶值，又沒有別的投資渠道，所以我總是催著她們姐妹倆早點買房。”

一次，通過一個要好朋友介紹，李眉的父親以民間借貸的方式將10萬元存款借給了山東本地一個食品加工行業的老板，借期為1年。雖然每月可以按時拿到600元高額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過得極其忐忑，“生怕這10萬塊錢打了水漂，這可是我們給孩子存的買房錢啊。”到期后，盡管對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并將利息開得更高，李眉的父母還是委婉地拒絕了。

也有親戚朋友鼓動李眉的母親炒股，或是購買基金，但身邊時常涌現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經歷，讓她不寒而栗。“還是把錢存在銀行里踏實，此外別無選擇。”

直到2006年，李眉將母親的存款取了出來，用兩代人共同的積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時也承擔起為母親養老的重擔。

對于這一點，李眉不是很擔心，畢竟母親每個月都有退休金。她擔心的是兒子未來的成長支出，那是壓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讓她即使在睡夢中也不敢松懈，“有一天會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李眉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眉、楊暢怡、薛同沁為化名）

“酷摳族”的低調生活

所謂“酷摳”，也就是“酷酷地摳”，把錢花到該花之處，花出質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

本刊記者 鄧凌原

Cool carl，酷摳族，是悄然崛起于當今“族”語境下的一群時尚達人。人如其名，他們身上既有“酷”（cool）的超逸，也有“凡人”（carl）的簡約。

較高的學歷、體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優雅的生活、時尚地節儉、理性地消費、精神高于物質??這些打在“酷摳族”身上的烙印充分說明，在高房價、高物價時代，他們追求的是一種個性、新潮、自由的生活方式。

從“摳摳族”到“酷摳族”

“摳族”的誕生，幾乎與房地產的升溫、物價的上漲處于同時。2007年，從事出版工作的網友ligi，在豆瓣網上創立了第一個“摳摳族小組”，小組成員大多是和她志同道合、提倡節儉有道的同事和朋友。他們以“摳出美麗、摳出品位、摳出幸福”為目標，倡導一種健康、節約、低碳的生活理念。

一年后，從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26歲女碩士王躍（化名）申請加入“摳摳族小組”，開始在各大論壇頻繁發帖，“曬”自己的省錢經歷，從一名曾經的“月光族”一躍轉變為時尚的“摳摳族”。

轉變的原因是“畢業季的到來”。2008年，王躍在南京鼓樓區一家圖書公司尋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3個月的實習期間，每月3000元的基本工資，讓王躍瞬間感到入不敷出的窘迫，她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精打細算過日子”。

作為網絡達人的她，很快從網頁中搜羅到各種“省錢秘笈”。她曾經連續一個月在網絡上“曬”出自己每天的消費明細，創下了2000元玩轉云南一周的記錄，引得無數網友贊嘆、驚奇，被封為論壇里的“摳摳達人”。

“我們不是守財奴”，王躍在QQ對話框中飛快地打出以上幾個字。如今，月入8000元的她已由“摳摳族”升級為“酷摳族”。

她告訴記者，所謂“酷摳”，從字面上理解似乎是“極端小氣、極端吝嗇”，但“相比‘摳摳族’，我們的省錢方式更加時尚，生活更為低調和超逸。也就是‘酷酷地摳’，把錢花到該花之處，花出質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這是一種成熟、理性的消費方式，是一種簡單、真實、自由的生活方式，或許生活本該如此”。

“摳”出智慧

“能坐公交就不開車，能步行就不坐車；一張餐巾紙撕成兩半用；剩菜一般不放在微波爐加熱，而是放進電飯煲里，趁煮飯時‘蹭’點熱；不用洗衣機甩干衣服，而是讓衣服自然晾干；多用飛信、電子郵件，少打手機??”王躍告訴《民生周刊》記者，這是入門級“摳摳族”的必背口訣，而要成長為一個資深“酷摳族”，道路還很長。

2010年秋天，王躍在南京朝天宮書市認識了張路加（化名），一番交談之后，王躍對這個穿著打扮“像極了富二代”的“酷摳男”充滿了好感。

張路加學工科出身，從學校畢業后，一直奉行“低碳、環保、新節儉主義”。用王躍的話說，盡管月入過萬，他依然堅持住集體宿舍；每年春節回家，他寧可與農民工兄弟擠在硬座車廂里，也舍不得買一張飛機票；他最大的興趣是看書，但光顧的永遠都是圖書館和常年打折的舊書市場??

日常生活中，張路加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將消費支出的點點滴滴記錄在手機的理財軟件里，一個月統計一次。

“摳”來“摳”去，張路加的錢包鼓了起來。他沒有在朋友的鼓動下買車買房，而是于2012年9月從原單位辭職，自己在鼓樓地區開了一家銷售公司。

“開業之前我算了筆賬，發現自己這筆錢根本不夠。”一番躊躇之后，張路加發揮了他資深“酷摳族”的長處，從趕集網和58同城上淘來二手電腦和辦公桌椅，自己埋頭組裝了幾個下午，并叫來幾個做設計的朋友幫忙布置了一番，一間簡約而富有情趣的辦公室就這樣誕生了。

“那天忙完后，他沒有叫我們去酒店大聚一場，而是自己下廚做了幾個小菜犒勞我們，甚至連喝完啤酒的易拉罐都收集起來，說是要變廢為寶，將節儉、低碳進行到底。”如今，已成為張路加妻子的王躍告訴記者，丈夫的公司春節后將正式營業，盡管資金的缺口依然很大，但對于這對資深的“酷摳族”夫妻來說，他們依然充滿了信心。

“摳”出時尚

作為個性獨立的80后，網友“衣袂飄飄”并不在乎別人對“酷摳族”稱呼的誤解。“守財奴又如何，嚴監生不也有善良的一面么？”她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質量會不會因節儉而隨之下降。

打開“衣袂飄飄”的微博，在標簽信息一欄中，“讀書、旅游、咖啡、戲劇、電影、淘寶、美食”等幾個詞匯立刻映入眼簾。成為“酷摳族”后，這些小資情調頗濃的興趣愛好并沒有被拋棄，反而成為她時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愛免費、愛積分、愛團購、網購、優惠券、秒殺??這些傳統“摳摳族”常用的省錢秘笈，對于 “衣袂飄飄”來說都是小兒科，她崇尚的是更為知性、前衛的省錢方式。

“衣袂飄飄”是個話劇迷，濮存昕、孟京輝、賴聲川、田沁鑫??一提起這些話劇界知名人士她就滔滔不絕。一路看漲的演出票將不少觀眾拒之于千里之外，但對于“酷摳族”來說并不是難題。

一次偶然的機會，“衣袂飄飄”認識了大麥戲劇的管理員“我本善良”，管理員告訴他，只要在微博上@大麥戲劇，并參與每期活動，就有機會獲得免費贈送的話劇票，但觀劇后必須在大麥戲劇官網上發表原創性的劇評。如果劇評寫得出色，又可以獲得另外的免費票。

寫劇評對于文學碩士出身的“衣袂飄飄”當然不是問題，她興致勃勃地參與了大麥戲劇的活動，并及時提交了自己精心寫就的劇評，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為“大麥戲劇”的長期觀劇團成員之一。“幾年下來，不僅省了大筆開銷，我的文筆也得到了很大的鍛煉，小資生活也沒有改變。”

2013年，“衣袂飄飄”打算寫一本關于“酷摳族”的小說。她說，在小說里，她要展現的不只是“酷摳族”的省錢理念，而是他們將節儉的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相結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

現代版“葛朗臺”

2003年以前，郭振興只有兩張存折和一些國債券。之所以準備兩張存折，是因為“一張活期，方便取用；一張死期，不到最關鍵的時候，堅決不能動”。

本刊記者 張子琦

葛朗臺是法國作家巴爾扎特小說《人間喜劇》中的主人公。這位世界著名的“吝嗇鬼先生”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半夜里把自己一人關在密室，“愛撫、欣賞他的金幣，放進桶里，緊緊地箍好。”在送給為自己工作20年的仆人一塊舊手表時，“好象做了一件要他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決定。”

藝術源自生活，古往今來，在我們身邊，都不乏帶有“葛朗臺”特質的人。

郭葛朗臺

家住北京市房山區的郭振興，被家人“親切地”稱呼了20多年“郭葛朗臺”。

“叫就叫嘛，還是個洋名。”年輕時，對這個有些挖苦意味的外號，老郭沒少和老婆生氣斗嘴，但如今，這個外號讓老郭十分自得，原因無他，“就是因為這么多年的節儉，我才給兒子在北京城里買上了房子。”

“別看我們夫妻倆一輩子只賺死工資，現在卻在房山有3套房、2輛車。除此之外，還能給兒子在城里的房子付首付，靠的是什么？就是省！”

郭振興是北京市農商行房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員工，妻子老張在鎮政府工作。雖然老郭總對兒子說，“比起還在農村種地的發小、鄰居，咱家這日子過得就算可以了。”但他深知，如果走出房山這個圈兒，自己確實沒有吹牛的資本。

老郭的兒子郭偉清楚記得，一次回家吃飯，老爸買菜去了一個鐘頭，外面還下起了毛毛細雨。正當家人為他擔心的時候，老郭拎著一大袋子菜回來了。“足足5斤菜，才4塊錢，又便宜又新鮮。我跟人老農砍了半天硬殺不下價來，幸虧后來下雨了，哈哈！”

老郭的單位每年都會發工作服，幾年下來，夏裝、秋裝共攢了8套。郭偉的妻子發現，每次見到公公，他都是一水的白襯衫、西服褲子。見兒媳婦不解，老郭的愛人發話了：“別說我不給他買新衣服，你問問，他穿嗎？連單位發的白襯衫他都舍不得穿新的，現在柜子里還有6套沒拆封的呢。”

兩張存折

“算是跟錢打了一輩子交道。”郭振興坦言，每天面對銀行里種類繁多的理財產品，自己卻從沒動過買基金、股票的心思。

2003年以前，郭振興只有兩張存折和一些國債券，“只有這些是最保險的。”之所以準備兩張存折，是因為“一張活期，方便取用；一張死期，不到最關鍵的時候，堅決不能動”。而老郭大部分的工資都在這張死期存折里。

每個月看著這張死期存折的數字往上漲，似乎是老郭最滿足的時候。他不抽煙、不打牌，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每天帶著小狗“笨笨”出去溜一圈。

老郭的“關鍵時刻”在這日復一日的平靜生活中來臨了。2006年，妻子老張看中了房山區政府附近的一套樓房。“用存折換房子”，老郭心里不愿意。

“當時我單位差不多所有同事都在鎮政府附近買了樓，唯獨我們家還住在河北省邊上。”老張這次沒再聽郭葛朗臺的，她本能地意識到，如果再不出手，將來這房可能就買不起了。經過“激烈的家庭斗爭”，老郭最終交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

看著自己辛苦攢下的錢只剩下小數點后兩位，老郭的情緒低落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房價開始飆升，老郭的心情也跟著“飆升了”。“那時我突然意識到，把錢放在銀行吃利息，不如把錢變成房子來得‘利息’高。”

自此，老郭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買房。老郭追求的方式很簡單，把工資存進死期存折，攢到一定程度，就用來買房。

借錢買房

在奉行節儉的日子里，老郭逐漸成為同事和朋友羨慕的對象。如今，算上城里給兒子買的那套房，老郭已經是4套房子的主人了。看著原來大吃大喝活得甚是瀟灑的同學如今為兒子結婚買房發愁，老郭就總要對兒子、兒媳講講自己的生存之道。

可即便如此，老郭也沒敢奢求在北京城三環以內買房子，“不敢想，我再從牙縫里省錢，也不可能省出200萬塊錢來。”

在老郭那一代人眼里，借錢買房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從村里和老爺子分家那一天起，我就沒管人張口要過一分錢。我這代人都有這個思想，即便買房，也最好不拉饑荒，而且還要剩點錢，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即便在銀行工作的他幫很多人辦理過貸款業務，但“借錢”這兩個字也從未出現在老郭的人生字典中。

2012年末，老郭的這一守財“規矩”再一次被打破。“兒子在四環邊上看中了一套二手房，總價180萬，這回我是真沒錢了。本想著給兒子操辦完婚事，我們老兩口拿著50萬存款游山玩水，可看著辛苦攢錢的兒子和飛漲的房價，我覺得不能再等了，貸款就貸款吧。”

于是，老郭再次清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50萬，又變成了小數點的后兩位。”在經歷了最初的失落之后，拿到房屋鑰匙的一剎那，老郭終于釋然了，“和當年買第一套房子的感覺一樣。”

如今，再也沒有后顧之憂的郭振興開始了新一輪攢錢計劃，“最終目標（給兒子買婚房）完成了，動力小了不少，但還是得攢點錢，萬一生病怎么辦，總不能給兒女增加負擔。”

然而，深謀遠慮的郭振興還是“小小揮霍”了一筆，“我前天給老婆買了一件衣服。”正說著，一直在旁邊忙東忙西的老張把話接了過來，“嗯，15塊錢呢。”

“不在貴賤，質量好就行唄。”郭振興趕緊反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