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克納小說創作與基督教文化【精品】

福克納小說創作與基督教文化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國現代文學史 上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大膽地創新表現手法，以自己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 和獨到的思想深度，“描寫一個年老垂死的世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國南方 舊體制腐朽沒落的根源，無情地批判了壓抑和摧殘人性的清教主義、奴隸制和種族主義，表現了身處歷史變革之中的南方人的精神危機。

在福克納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加爾文主義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勢力，主宰著整個南方 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支持著奴隸制和種族主義，控制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加爾 文主義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產生出來的一個新的派別，它一方面要求對社會進行 激烈改革，強調人與上帝之間的直接聯系；另一方面又僵硬地信奉原罪和命運生前決定 的教義，壓制人的欲望，譴責任何形式的娛樂和享受。“加爾文化了的耶和華”，具有 一種嚴厲而毫不寬容的特質，是《舊約》中那個不斷懲罰的“部落之神”。美國南 方人信奉的就是這樣一個嚴厲而僵化了的上帝，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惡”，生活 成了人們“自己把自己不斷地釘在十字架上的過程”。福克納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 宗教保守勢力橫行的社會環境中。他的家庭也信奉傳統的基督教。他的曾祖父“是一個 在宗教原則上絕無還價可講的人。他的原則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個人從小孩到大人 都必須準備好一段《圣經》摘錄，并流利地背誦。不然的話，就別想吃早飯”[4]。他 的父母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屬于美以美教(Methodists)，母親屬于浸禮教資料

(Baptists)，這兩個派別的教徒組成了美國南方的早期移民。正像在福克納的小說《小 鎮》里，查爾斯·莫利森回顧杰弗遜鎮的歷史時所說的那樣：“我們這個鎮是由雅利安 浸禮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所創立的”[5]。福克納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和創作，他的思想 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響。正如福克納自己所說的，基督教文 化是像他這樣“一個南方農村小孩的背景??我在其中長大，我不知不覺地將它消化吸 收。它存在于我身上，這與我究竟對它相信多少毫無關系”[6]。盡管福克納的創作思 想有著明顯的基督教的特征，盡管他的小說中有許多與基督教相關的內容與影射，但他 從未把宣揚基督教教義作為自己的創作目的。他并不是一個基督教作家。相反，在他幾 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對壓抑人性的清教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福克納心目中的上帝是 寬容而仁慈的，他對加爾文主義清教的上帝充滿了憤懣之情，所以才有了他作品中那么 多發生在基督教重大日子里的罪惡與不幸。

《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以耶穌受難的星期(passion week)為時間背景的。小說中班吉(Benjy)部分的時間背景是4月7日圣禮拜六，這一天正好是班吉的33歲生日，而耶穌正是33歲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這里便有著十 分明顯的影射性。班吉是一個白癡，枉有33歲的年齡而只有3歲兒童的智力，甚至不會 說話，只能“毫無意義”地“喧嘩”。(小說書名《喧嘩與騷動》出自莎士比亞悲劇《 麥克白》第五幕第五場麥克白語：“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都沒有任何 意義。”[7])小說中另一個人物，班吉的姐姐凱蒂(Caddy)漂亮、熱情而富有同情心，也是康普生家族里惟一真正愛護班吉的人。班吉和凱蒂生長資料

在一個既沒有母愛也缺乏父 愛的家庭里，從小受到清教式的嚴厲教育，在沒有愛的生活中，他們更加渴望著理解與 關心。班吉在感情上完全依賴著凱蒂，而凱蒂則試圖在異性的愛撫中得到慰藉，結果卻 走過了頭。福克納筆下的班吉影射著耶穌，盡管他是一個白癡卻有著耶穌般的超自然力，竭力想阻止凱蒂的墮落。然而這種耶穌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凱蒂于走投無路的逆 境之中，凱蒂還是墮落了，最后竟成為納粹軍官的情婦。這里影射的含義是十分直白的 ：耶穌竟像白癡一樣的無奈，只會“毫無意義”地“喧嘩”。影射對主題的深化作用也 是十分明顯的：福克納借助“耶穌”的無奈，來揭示代表著南方舊傳統體制的康普生家 族的沒落是無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不用影射上帝 作為襯托，這一主題遠不會揭示的這樣深刻。

在《寓言》(A Fable)中，福克納更是直接使用了耶穌的故事。小說塑造了一個反對戰 爭、倡導和平的人物形象，他像耶穌一樣有著12個追隨者(門徒)，而出賣他的人(猶大)也正好得到30枚銀幣。同耶穌一樣，他也是在星期三被捕，和兩個盜賊(強盜)在星期五 一起被處死，死時也正好33歲。這個班長形象，是人類追求和平與正義的象征，他曾成 功地把敵對雙方的士兵團結在一起，一度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締造了和平。福克納刻畫 這樣一個人物被處死，是對戰爭與社會腐敗的抨擊。他在談到《寓言》時曾經說過：“ 如果耶穌在1914年～1915年再度降臨的話，他就會再一次被釘死在十字架上。”[8]這 就一語道破了《寓言》的創作思想，說明它不僅僅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對整個西 方世界的腐敗和對教會背叛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諷刺與批判。從《寓言》的創作手法上 我們不難看出，資料

由于福克納以宗教典故進行隱喻與影射，讓一個普通人的行為與命運同 耶穌和基督教聯系到了一起，使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戰爭虐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而 把宗教偽善的面具撕剝得蕩然無存，使這個故事具有了更為廣袤的寓意，也使作品的表 現力和批判性變得更為深刻與辛辣。

加爾文主義在美國南方曾有著不可一世的強大勢力，這種反動勢力之所以能在南方蔓 延和發展，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從神學的角度支持了南方的奴隸制和種族 主義。加爾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相互勾結、相互支持，許多最極端、最殘忍的種族主義者，往往正是最狂熱的清教徒。福克納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取材于他11 歲時發生在南方的一樁種族慘案。1908年9月8日，一個名叫勒爾斯·伯頓的黑人因殺死 一名白人婦女，而被一群清教徒沖進監獄殺害，并在被割掉耳朵、挖出睪丸后用繩子栓 著尸體的脖子游行，然后被一絲不掛地吊在了法院門口的大樹上示眾。在美國南方，宗 教竟然高于了法律。福克納正是懷著對清教支持下的種族暴行的極大義憤，創作了他的 《八月之光》。小說中喬(Joe)是福克納筆下命運最為悲慘的人物。在他出生前父親就 被他的外祖父懷疑有黑人的血統而槍殺了。當他的母親因難產而生命垂危時，他的外祖 父再次執行“上帝的旨意”，不準找醫生相救，結果使他的母親死于難產。喬一出生就 成為孤兒，永遠失去了父母的疼愛和家庭的溫暖。喬被送進孤兒院后，他的外祖父漢斯 也悄然來到孤兒院當看門人，然而，喪心病狂的漢斯并非是來照管外孫，而是來進一步 執行“上帝的旨意”，不使喬這個“魔鬼的作物”[9]，逃脫懲罰。漢斯在孩子們中間 散布喬是“黑鬼”，使喬從小就備受歧視。喬5歲時被人領養，養父資料

在領養他時說：“ 盡你所能干活，那會防止你搗蛋。我很快就會讓你知道人的兩個惡習就是懶惰和胡思亂 想，兩個美德就是工作和敬畏上帝”[10]。當喬背誦不出來那些長老會的教義時，養父 就使足力氣有條不紊地抽打他。如果還背不出來，就繼續抽打，并不讓他吃飯，直到最 后昏倒在地。為了突出宗教對人的殘忍性，福克納在小說中描寫養父的“眼睛”和“聲 音”都“并非不和藹”[11]。福克納以此表明并非養父殘忍，而是他所信奉的清教使他 變成這個樣子。福克納正是通過這些小說的情節，向讀者表明加爾文主義清教是如何支 持和幫助了種族主義在美國南方的肆虐暴行。

資料

第二篇：福克納小說創作主題論

福克納小說創作主題論

李予軍

(北京城市學院 國際語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內容摘要：

福克納是一位極為重視小說藝術手法實驗的現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斷變化的小說創作技巧之下，掩蓋的是他一直關注的重大社會變革主題。本文通過對福克納主要作品主題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學創作追求的目標，剖析了其文學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內涵和他本人的內心痛苦和矛盾，從而進一步展示了他企圖在幻想與現實之間建立一種溝通的愿望，卻始終未能逾越這條鴻溝。

關鍵詞： 福克納；創作；手法；主題

1945年馬爾科姆·考利編輯的《袖珍福克納文集》的出版，成為美國文學界認識與理解福克納的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薩特、加繆等為代表的法國文學界對福克納的高度評價，導致了諾貝爾文學獎委員們的注意。而在其時，他的作品并不受讀者們的注意，甚至認為他獲得諾貝爾獎這個殊榮純屬“胡亂安放”的榮譽，但是這毫不影響他終于贏得了普遍的承認。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國以及西方對他的評價越來越高，各國不斷翻譯介紹他的作品，一些地區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響。福克納研究已成為世界文學現象。就是現代美國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聲稱“今天的問題在于如何從福克納的魔影下擺脫出來”。

一

福克納一生的創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國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家；既是“意識流”小說技巧大師，又能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傳統與現代進行有機結合的偉大實驗者。人們對福克納的解讀、研究大多著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無疑問，福克納是一位極為重視寫作手法的實驗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諾貝爾頒獎辭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說形式、藝術技巧上所進行的探索和創新。然而，福克納從來沒有為探索而探索，為創新而創新，而是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堅信形式不是從外面強加于作品，而只能是從內部“長”出來的。他認為“故事中的情節決定其風格”，“??是主題，是故事造成其風格??”。所以無論福克納使用哪一種藝術手法創作，都是為了服務于他所選擇的創作內容和主題思想，都是為了更自然、更準確、更形象地表現他本人的創作思想，這也是他之所以成為真正的文學藝術家的根本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創作的主題在他那里始終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斷創新的外在形式，但這決不是說不重要。相反，他的藝術手法實際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別是人物的內心世界的刻畫更加深刻、形象。這表明，福克納在追求藝術表現手法的同時，也是在積極地尋找他要表現的東西——創作主題。這就為我們研究和把握福克納創作思想的動機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腳和最基本的出發點。

福克納一生創作豐厚，決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貫通，情節相接，構成一套《人間喜劇》式的“體系”，反映了近200年來美國南方社會變遷的歷史和各階層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變化。在他自己虛構的“世系”中，他如同“打開了一個各色人等的金礦??從而創造了一個自己的天地”。在這個“天地”里，先輩們血脈里涌動的激情在現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們完全淹沒在各種懷疑主義和相對論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現為悲劇，那些曾經攝人心魄的悲劇愛情和傳奇已無法說明現代人所面臨的嚴峻狀況和精神危機。正是他創作的一部部具體的作品，構成了他獨特的風格，表達了他獨特創作思想和鮮明的創作主題；也正是從他的主要作品中，我們能夠把握其創作命脈和思想的本質，而達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動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環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現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時間局限的共性，即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在于寫“人類的內心沖突問題”，“人的靈魂”。雖然他對人生的看法發生了轉變，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為人有靈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犧牲和忍耐精神。”他的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現在其作品中，幻想與現實在他那里很難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結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為經驗的“客觀對應物”和保存他作為藝術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時代的作家都更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種完整而獨立的存在狀態，可以在這種狀態下客觀地不受情緒影響地觀察自己另外一個真正的自我。幾乎從他的寫作生涯一開始，就分明預見到了他的時代人類價值的混亂和喪失。這種感受性，與他能夠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藝術自信心一道，使他寫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嘩與騷動》中，自然主義占居了福克納的創作思想。書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講述。他生下來就是白癡，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將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應的流動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凱蒂如果不是白癡的話，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環境扭曲的人。他們所處的環境已無法使他們繼續掌握自己的命運。人若不象昆丁那樣在絕望中掙扎，便會和杰生一樣墮落為痛苦不堪的實利主義者，或者成為班吉那樣沒有思維的可憐的白癡。昆丁是所有人當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終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雖然生活在哈佛大學校園，但思想感情卻深受南方舊傳統的影響，成為傳統道德觀念與現代社會沖突的化身，表現了苦悶、彷徨和絕望的心情。評論者們把他喻為作者本人，而福克納自己也說過，他是《喧嘩與騷動》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輪流講述，而由于福克納加入了另外一個層次：對社會的關注，所以，它實際上也發展成了一個關于南方社會的故事。這部錯綜復雜的小說是一張用回憶精心構織的密網，它沒有指向什么，卻又意味著一切。作為福克納另一個自我，他將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時，針對大學同學問他為什么仇恨南方時，他回答說“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這個人物比那個復員的飛行員（《士兵的報酬》）更遠地脫離自身和現實。福克納在這個虛構的人物身上表現了他對南方的熱愛和對人類愚昧的絕望。他對罪惡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種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種叛逆性和加爾文教的良知感，卻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種種情結。同昆丁一樣，他也是兩眼望著過去，為傳統的淪

喪而痛心疾首。它象征著人類烏托邦的破滅，象征著過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沒落與腐敗。

在《八月之光》中，作為象征，主人公喬·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這種情況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顯聯系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諷喻，具有一種深刻的悲劇感——一個被僵死的宗教和經濟剝去了人性的現代人，他既不屬于白人社會，也不被黑人社會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獨，經受了黑暗和苦難。這是一個有諷刺意味的描寫罪惡的寓言，而這種罪惡既可以發生在新教教堂之內，也可以發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個縮影。作者在這里想傳遞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話說：“這是一個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無從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劇。而《押沙龍、押沙龍》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對薩特本 的態度寓意更為明顯。托馬斯·薩特本是一個像那些由自身的弱點毀掉了舊南方的人復仇的工具。然而當他無法生出一個同一種族而且清白無辜的子嗣時，他想建立起同一種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適得其反的結果。昆丁對他耿耿于懷，因為他從他的失敗中看出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南方問題，卻找不到解決的方法。在《我彌留之際》里，本德倫一家“奧德修記”式的旅程雖然是為了埋葬死者，卻各另有所獲，特別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時內就找到了新歡。福克納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諧和具有反義的事物表明在現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沒有真正意義，現代人的命運既是一場悲劇，又是一場滑稽的玩笑。縱觀福克納筆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迅速解體，一反昔日“充滿甜蜜柔情與陽光”的田園情調，而成為危機四伏、人欲橫流的現代荒原。人們孤獨、恐慌、絕望、荒誕，成為異化的犧牲品，再現了南方社會轉型下的世態炎涼和因此造成的人們在心理上的裂變、痛苦和苦悶。舊南方的逝去與新南方的混亂，在福克納的靈魂深處引起了強烈的震顫。幻想的縈繞和現實的無情使他無法在二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更在內心深處無法接受這一社會歷史進程所帶來的種種劇變。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樸的浪漫情調，理想主義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納始終擺脫不了對南方的那種近乎著魔的熱愛和深深的眷戀，他一再將筆觸伸向最能反映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在靈魂深出發生的撞擊，企望用人物的內心獨白、夢囈和意識的自然流動來昭示現實，反映現實，以求得對過去眷戀的暫時松弛。他的靈感來自于自然主義，卻大量地運用象征主義手法，逐漸脫離了本世紀初現實主義主流，向著夢幻世界探索著，越過一個又一個巔峰，終于在他匠心獨運、處心積慮的文學創作中找到了一個最佳的表達方式，構成了他文學創作的主旋律，而在這同時，福克納追求象征主義和純藝術手法和哲學深度方面都已進入了新領域，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納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國南方為背景，但實際上遠遠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絕不是單純描寫南方風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創作題材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但表現的主題思想卻是多義的，多層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鳴。他通過零亂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內心世界的獨白，表達了他的創作思想和主題：南方貴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個蓄奴制度的失敗和與之并存的傳統道德觀念的瓦解；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給青年一代造成的內心沖突；他們不愿成為下等人，但不能違反南方傳統的道德準則，否則 將要背叛家庭、白人社會和文化遺產，他們在歷史的陰影下成長，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尋求自我；20世紀社會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資本主義工業和所謂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質樸、善良、忠誠、勇敢等品質；對人的個性以及按個人意愿生活的權利的強調和對現代社會侵犯了人的尊嚴，扼殺了人的價值的譴責；與社會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簡單純樸、非知識型的人不受社會法規的約束。他們的喜怒哀樂里沒有勉強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幫助“社會人”恢復人的自然屬性；“社會人”如能超越法規就可以達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這樣，盡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殘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這些主題的展示，使之文學創作越出了文學自身的范圍而升華為一種現代社會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哲學意義上的思考。福克納將作品中的人物賦予時代性，刻畫生動豐滿，個性鮮明，特別是對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當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悶，同時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盡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這些具體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批評他們不敢面對現實，不敢投身生活的錯誤，但感情上卻傾注了大量的筆墨，這不能不使人們產生與作者本人的真實情感的共鳴，也充分暴露出他內心的矛盾，特別是理智與感情之間的不克調和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隱痛聯系在一起就是他對南方及其過去的困惑，無疑這是時常困繞著他而終究擺脫不了的南方情結，欲愛不能，欲罷不忍。

四

福克納在塑造眾多的現代社會理想破滅的具體人物的同時，卻無法將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現于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說福克納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雖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層次上的保守主義特征即向后看的歷史意識，卻掩蓋了他靈魂深處的另一面即對舊南方先人們罪惡的歷史的痛恨，他企圖用傳統的價值觀來批評和否定現代文明對人的“異化”，以便使他所鐘愛的南方永遠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這種愛恨關系——由于愛而恨，盡管有弊端仍然愛——來自于福克納的內心深處并且反映了現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間的關系”，而這種痛苦矛盾的心理卻為反映福克納在文學創作上提供了選擇，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尋找一條跨越心理鴻溝的途徑，希冀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一個奇跡。這種探索導致了他的作品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在同類作家之上，而在藝術實踐的繼承與創新上也走在了同類作家的前列，成為20世紀小說家中偉大的探索者。他是一個兼有廣度、深度、歷史感、鄉土氣息與現代意識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爾扎克那樣深刻地反映了社會歷史，同時又是一個現代意識很濃的現代派作家，他既寫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溝通與疏遠的問題，更寫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問題，揭示了現代文明社會中人性受到扭曲的問題。

福克納自身充滿的矛盾以及要表現的內容也為他選擇適合表現的藝術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這種幫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這種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識流手法。“意識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變為文字流淌出來并且通過模糊事實和行動揭示自身。他不是簡單地接受和模仿諸如喬伊斯等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而是深切地感到舊傳統無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語言，無法表達他對生活的理解，無法描繪他眼中的現實和內心的感受。意識流追求的總體審美意境對于讀者來說是空前的挑戰。讀者很難一下就能把握住諸如《喧嘩與騷動》等作品中的總體意象，作品在心理時間無限自由的表現取代了傳統小說中作為推理依據的情節結構，只要能表達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樣，把這些人調來調去不受空間的限制，也不受時間的限制”，進入“夢境”或“幻想”進行思維，取代敘事小說的有目的的思維。然而正是從這些雜亂無章的作品中人們分明感覺到了作者的思想，聽到了作者的心聲和看到了充滿喧嘩與騷動的現實世界。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意識流”這樣一個恰到好處地使福克納的創作主題在“雜亂”中而不是在“順序”中得以表現，人們又怎么能從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創作思想和內心的矛盾呢？實際上無論從福克納采用的藝術手法還是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主題，福克納所關心的最基本的問題已經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著一層象征性的偽裝，顯現了由于肉體的生命力同非肉體的自然力量發生沖突產生的憤怒、困惑和無助，揭示了創作者自身存在的無法解決的矛盾，幻想與現實之間——永遠無法溝通。這就是從亨利·亞當斯到托·斯·艾略特以來美國嚴肅文學家所寫的中心主題，而福克納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進一步揭示了這一沖突，而不僅僅是議論一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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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予軍，男，教授，北京城市學院語言學部，研究方向：語言學與外語教學。

第三篇：繁榮小說創作 建設文化興化

繁榮小說創作 建設文化興化

———興化市創建“中國小說之鄉”情況匯報

興化市人民政府

古城興化，歷史悠久，以“興盛教化”得名。自古以來，文風昌盛，被稱為中國長篇小說的發祥地、明清小說的重要基地。近年來，隨著“文化興化”建設加快推進，小說創作更加蔚然成風，全市創建“中國小說之鄉”的氛圍十分濃郁。

一、小說創作源遠流長，創建基礎堅實深厚

興化歷史上就有著述傳統。興化人崇尚文化，熱愛寫作。當代的“興化文學現象”繼承了這一深厚的著述傳統，千古文脈，影響至今。

1、中國長篇小說的發祥地

元末明初興化人施耐庵根據民間藝人的加工，結合自身經歷和感受，著成古典名著《水滸傳》。這是我國第一部章回體長篇白話小說，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施耐庵因此被稱為“中國長篇小說之父”，其門人羅貫中又創作了《三國演義》。另一位興化人——“狀元宰相”李春芳，號“華陽洞天主人”，有為吳承恩校改《西游記》一說（署“華陽洞天主人校”）。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三部與興化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

2、明清小說的重要基地

明清時期興化涌現出一批小說創作者。除了上面提及的，還有陸西星著《封神演義》（《辭海》里有“《封神演義》一說陸西星作”的記述。）陸西星為明代道士，工詩文，擅書畫，頗具名望。明未清初的著名史學家、法學家、文學家李清，著有《梼杌閑評》（《明珠緣》）等。有“東方黑格爾”之稱的劉熙載，其創作的《藝概》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學批評論著。

從明代至清初，興化一縣之內，出了這么多有成就的小說作家和理論家，因而興化被稱作明清小說的重要基地。

3、當代小說創作人才濟濟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興化涌現出一大批在小說創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了一個群星璀璨的作家群體，如畢飛宇、顧保孜、朱輝、龐余亮、顧堅、羅國明、梅國云、劉仁前、姜廣平、一草等。這些從興化走出去的作家，如今都在外地工作。其中，畢飛宇以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說《玉米》先后兩次獲得魯迅文學獎。

2011年，在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入圍的178部作品大名單中，興化籍作家的作品就占了4部，分別是畢飛宇的《推拿》、朱輝的《天知道》、梅國云的《第39天》和顧堅的《青果》。最終，畢飛宇憑借長篇小說《推拿》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目前活躍在興化文壇的本土作家，更是燦若星辰，老作家如葛玉瑩、陳鐘石、沈光宇、吳岳華等，中年作家如薛宏金、張學詩、金倜、錢國懷等，青年作家如王銳、開屏、季力等，這樣一支老中青結合的文學創作隊伍，在全國縣級市中是極為少見的。盡管他們的作品在全國文壇影響可能還不夠大，但這份堅守的精神和熱愛寫作的情懷，卻成就了興化文學茁壯成長、枝繁葉茂的土壤。

當代興化小說創作就來自兩大合力，一是在外地的興化籍作家，一是目前仍生活在興化的作家，這兩股合力里外呼應，共同掀起了興化小說創作的高潮，推動了興化文學的發展。興化籍作家中現有中國作協會員11名，江蘇省作協會員23名。

中國長篇小說發祥地、明清小說創作重要基地、“興化文學現象”，構成了興化創建“中國小說之鄉”的堅實基礎。

二、創建工作特色鮮明，各項措施切實有效近年來，興化市委、市政府把建設 “富庶興化、生態興化、文化興化、和諧興化、幸福興化”作為全市人民奮斗的總目標，把創建“中國小說之鄉”作為建設“文化興化”、打造特色品牌的重要內容，作為擴大對外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興化”影響

力的重要載體。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進“中國小說之鄉”創建。充分發揮文學藝術在謳歌嶄新時代、塑造美好心靈、激發創業精神、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其特有的方式彰顯興化精神的獨特魅力。

1、設立專門獎項，激勵小說創作

一是設立施耐庵文學獎。為進一步推動興化文學繁榮與發展，放大“興化文學現象”，打造“中國小說之鄉”，推動中國長篇敘事文學的發展，提高興化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知名度。興化市人民政府設立了面向海內外漢語原創的“施耐庵文學獎”，并制定了《施耐庵文學獎評選辦法》。成功舉辦首屆施耐庵文學獎評選活動，經過由全國著名專家組成的提名委員會、評審委員會幾輪提名、評選，賈平凹的《古爐》、閻連科的《我與父輩》、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寧肯的《天?藏》4部作品榮獲施耐庵文學獎。另有興化本土作家錢國懷的《南瓜花》和顧堅的《青果》獲特別獎。

二是設立政府文藝獎。為鼓勵廣大本土作家進行文學創作，興化市委、市政府建立文藝精品扶持獎勵制度，完善申報、立項、考核機制，設立政府文藝獎，每三年評選一次，對在文學藝術等領域取得成就的集體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

三是設立“文化興化建設突出貢獻獎”。為加快推進“文化興化”建設，興化市委、市政府決定，設立“文化興化建設突出貢獻獎”，獎勵在文化建設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精英人才。畢飛宇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后，市委、市政府即為其召開慶功會，頒發“文化興化建設突出貢獻獎”，并獎勵人民幣10萬元。

2、成立專門機構，服務小說創作

一是成立地方文化研究會。為更好地挖掘整理興化地方文化，由市文廣新局牽頭成立興化地方文化研究會。重點圍繞當代發展問題、歷史文化專題、興化名人現象、歷史文獻整理四大板塊，突出明清文化、當代文學、里下河地域文化等文化現象，開展系統研究，出版系列叢書。注重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充分發揮其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

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作用。

二是成立文學院與文學沙龍。興化市作協于2004年創辦民辦非企業性質的興化市楚風文學院，并與上海《少年文藝》聯合開辦小作家培訓班，學員以小學生為主，聘請有豐富創作經驗的作家上課。培訓班至今已舉辦了近二十期，培訓學員兩千余人次，先后有近三百名學員在各類報刊發表習作或在各類比賽中獲獎。

2006年底，創建楚風文學沙龍，營造濃郁氛圍，為廣大文學愛好者提供活動平臺。幾年來，楚風文學沙龍已先后組織了“里下河文學現象”研討會、“小說創作”研討會、“讓文學作品走出興化”研討會和“興化長篇小說創作研討會”等文學創作研討活動數十次。

三是成立各類文學社團。目前全市經過注冊登記的文學團體有8個，鄉鎮、校園自辦文學社等30多個。在政府的扶持引導和文學社團的努力下，興化文學活動開展經常化、制度化。據不完全統計，全市每年組織重大文學活動6次以上，中小型文學活動50次以上，各文學社團經常自發組織文學活動，吸收、培養未成年文學愛好者數萬人。

3、建立專門平臺，豐富創建載體 一是建立“興化文學館”。2009年9月，在市博物館建立“興化文學館”，展示興化文學創作的豐碩成果。文學館面積雖不大，但在全國縣級市中還是獨一無二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題寫館名，江蘇省作協書記處書記張王飛、副主席黃蓓佳為文學館揭幕。

二是建立“江蘇省作家協會創作基地”。“興化文學現象”已引起文學界的廣泛關注，我們加強與江蘇作協的聯系、溝通與合作，雙方共同商定，在我市烏巾蕩風景區建立“江蘇省作家協會創作基地”。2009年11月舉行授牌儀式，省作協領導王臻中、范小青出席。

三是建立文學網站。2005年，創辦中國鄉土文學網（論壇），目前注冊會員15000多人，影響與日俱增，已成為興化文學對

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興化作協還利用鄉土文學論壇開展征文活動，先后舉辦了“走進春天”、“情系故土”、“綠水青山”三次征文比賽，得到了全國各地作者的支持和參與，同時也提高了興化文學的知名度。

四是建立興化文學作品專柜。市新華書店的興化籍作家作品專柜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深得文學界和出版界的肯定，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今年我們又順應廣大農村讀者的要求及有識之士的建議，著手在全市614個村級農家書屋中再辟興化籍作家作品專柜。

4、組織專項活動，營造創建氛圍

一是召開“興化文學現象”研討會。2009年11月，我市與江蘇作協聯合召開“興化文學現象研討會”。王臻中、范小青、趙本夫、黃蓓佳、丁帆、張王飛、汪政、彭學明、吳義勤、蔡翔，以及《鐘山》、《雨花》、《揚子江詩刊》、《文藝報》、《文學報》等文學報刊負責人參加會議。本次會議探討了興化文學現象的成因、現狀和未來，重點研討了興化籍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

二是召開《水滸》專題研討會。2005年9月和2007年10月，我市與中國水滸學會共同合作，分別舉辦了全國性的“《水滸》探源——施耐庵故里行研討會”和“水滸文化暨明清小說研討會”。中國水滸學會以及全國幾十所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參加會議。

三是召開興化籍作家作品系列研討會。劉仁前長篇小說《香河》研討會2006年6月在興化舉行，來自江蘇和上海、北京等地20多位作家、評論家，對這部充滿濃郁地域風情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2010年10月，劉仁前作品研討會在南京舉行。80后女作家王銳的長篇小說《別讓陽光照到我》、《我愛吸血鬼》研討會，王蘭中短篇小說集《其實你救不了我》研討會，周飛長篇小說《滄浪之城》研討會，沈海波小小說集《鶴齋趣談錄》研討會等都陸續舉辦。此外，還有“王干與里下河文學研討會”、劉春龍《鄉村捕釣散記》研討會、馮曉華《常青藤》研討會等。

這些研討會都得到了江蘇作協和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雖規模不等，但都體現了興化這方水土上的人們對文學的熱愛和關注。

四是組織興化籍作家簽名售書。2005年10月，畢飛宇來興化舉行長篇小說《平原》發行儀式，畢飛宇介紹了《平原》的創作情況和體會。顧堅分別于2008年、2010年在興化新華書店簽售《元紅》、《青果》，并與廣大文學愛好者分享創作體會和經驗。2011年6月，為配合“文化遺產日”活動，邀請興化數十位本土作家在四牌樓廣場簽名售書，交流創作經驗。

五是開展對外文學交流。邀請中國作協、“魯迅文學獎”作家團來興采風，和本地文學愛好者交流。約請畢飛宇等興化籍作家回興化舉辦讀者見面會，與廣大文學愛好者零距離接觸，暢談寫作心得、人生感悟。有計劃地組織本地作家到外地、邀請外地作家來興化，開展采風活動，搭建交流平臺，并適時邀請文學大家來興指導，開拓興化文學愛者的眼界，促進興化文學繁榮發展。

六是舉辦“小作家培訓班”。重視文學后備隊伍建設，培養中小學生的文學素養。依托小作家培訓班，多次邀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如梅子涵、朱效文、任哥舒、謝倩霓等來興化開辦文學講座，激發中小學生寫作興趣，提升寫作水平。2007年以來，興化市作協與上海《少年文藝》聯合舉辦了五屆“興中杯”全市中小學生作文大賽，以期推進全市的作文教學，發現和扶持文學新人，成就未來的文學事業。

三、著力鞏固既得成果，再創興化文學輝煌

已有的成績只能代表過去，只能歸功于那些為興化文學繁榮貢獻作品的作家。我們深知，興化創建“中國小說之鄉”的基礎還很薄弱，所做的工作遠遠不夠，但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在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1、與中國小說學會合作開展小說創作研究

借助于中國小說學會的學術資源，采取多種方式開展小說創作研究，推動中國當代小說理論與評論的發展。同時，引入

中外小說創作的新觀念新方法，指導興化小說創作，為小說研究與批評提供創新平臺，使興化不斷煥發小說創作的活力。

2、建立作家度假村與興化籍小說家工作室

在烏巾蕩風景區，以江蘇省作家協會創作基地為依托，建立作家度假村（或寫作中心）。同時，為了鼓勵興化籍作家多出精品力作，在創作中多以興化為背景，或者加入更多的興化元素，讓文學宣傳興化，讓世界了解興化。市政府決定在板橋竹石園、金東門歷史街區等風景優美、環境安靜的地方建立興化籍小說家工作室，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便利條件。現在，畢飛宇工作室已在籌建當中。

3、成立施耐庵文學院

興化有濃厚的文學氛圍。為了更好地培養作家，繁榮文藝創作，打造小說精品，加強文學研究，服務于施耐庵文學獎評選的日常工作，根據專家學者的建議，將成立施耐庵文學院。

4、建立施耐庵文學獎基金會

在首屆施耐庵文學獎評選獲得成功的基礎上，為健全評選機制，提高獎項的公信力、美譽度，使之常態化、制度化，擬建立施耐庵文學獎基金會。

5、設立“重點扶持工程項目”

每年確定2至3部選題有價值、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作為“重點扶持工程項目”，為作者創作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包括幫助聯系作者想要深入了解的部門單位、提供相關圖書資料等，并給予5000至10000元的資金扶持。

6、努力促成興化籍作家作品改編

采取政府專項資金扶持、文化產業招商、與影視集團聯姻等多種形式，促成更多的興化籍作家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擴大社會效益，增強對外影響力。目前，由楊亞洲執導的畢飛宇作品《哺乳期的女人》，已經進入籌備拍攝階段。

7、開展“一對一幫扶”活動

聘請省內外知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與興化籍作家（側重于本土作家）結對掛鉤，進行“一對一幫扶”，讓興化籍作家更

多地了解創作動態，掌握寫作技巧，拓寬視野，提高小說創作水平。

8、定期舉辦文學專題講座

邀請國內知名小說家、理論家定期來興舉辦專題講座，幫助本地作者更好、更多地了解當今文壇的最新信息以及當下創作的關鍵問題。

9、選派年輕作家進修深造

每年有計劃地從有潛質的年輕作家中選派1至2名到高校或文學院進修。

10、資助作者出版優秀作品

對文學品質較高的長篇小說，因為市場問題等不能順利出版的，在文化事業建設費中給予出版資助。

興化有著良好的文學氛圍和文化生態，興化的小說創作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在國內縣級市中都處于領先地位。從事小說創作的興化籍作家在國內享有相當知名度和影響力，本地作者積極參與，廣大群眾熱愛文學，在興化的文化事業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后我們要對文學的地域化與地域的文學化進行更具深度和廣度的發掘和拓展，使之更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同時，我們將長期致力于“中國小說之鄉”建設，為放大“興化文學”效應、加快建設文化興化、構建和諧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四篇：莫言與福克納創作動因

探析莫言與福克納創作動因

摘要：莫言與福克納這對跨越時空的小說大家在文學準備期，同樣豐富多彩的民間故事培育了他們對文學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審美力；同樣如饑似渴地廣泛閱讀，拓寬了他們的視野，增加了知識儲備；同樣借助創作改變現狀從而實現人生抱負的內在動因，促使他們走向漸趨成功的文學之途。

關鍵詞：莫言；福克納；創作動因；比較分析

一個人何以成為作家是一個迄今為止在文學的創作發生學上尚無法給予滿意答復的問題，也是文學史和作家傳記研究力圖解答的問題。我們愿意承認除了內在的天賦異稟，一個作家的生成與諸多外部因素相關，尤其是與作家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相關。在對莫言和福克納的對比研究中，我們發現這兩位生活于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受著不同文化傳統熏陶的作家在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尤其是在對他們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有著決定性作用的生活經歷方面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以下分別加以討論。

一、民間故事的滋養

莫言和福克納在少年時代都深受民間口頭文學的陶冶。莫言回憶說：“就像諸多作家都有一個會講故事的老祖母一樣，就像諸多作家都從老祖母講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學靈感一樣，我也有一個會講故事的祖母，我也從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學的營養。但我更可以驕傲的是，我除了有一個會講故事的老祖母之外，還有一個會講故事的爺爺，還有一個比爺爺更會講故事的大爺爺——我爺爺的哥哥，除了我的爺爺奶奶大爺爺之外，村里凡是上了點歲數的人，都是滿肚子的故事。”〔1〕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使莫言從小就浸染在一個非常濃厚的口頭文學氛圍里。他奶奶非常愛講鬼怪和妖精的故事，而他爺爺更是講故事的好手。爺爺雖然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卻有滿肚子的野史學問。他的故事，從三皇五帝講到滿清民國，盜賊、妓女、俠客無所不包，而且無論名人軼事或是神狐鬼怪，他都能講得活靈活現。此外，由于莫言上完小學五年級就被迫輟學回家務農，在勞動的過程中和勞動的間隙里，也聽到村里人講的許多故事。豐富多彩的民間故事培養了他的文學敏感性，培育了他的審美取向（他的創作在雅俗之間總是往俗的一頭靠近），也激發了他的想象力。誠如他自己所說：“我雖然沒有文化，但通過聆聽，這種用耳朵的閱讀，為日后的寫作做好了準備。我想，我在用耳朵閱讀的20多年里，培養起了我與大自然的親密聯系，培養起了我的歷史觀念、道德觀念，更重要的是培養起了我的想象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２〕

無獨有偶，與中國農村相近，福克納時代的美國南方也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有著講故事的傳統。美國東南邊疆本來有“荒誕故事”傳統，講述一些荒誕不經但是幽默生動的人物故事，而黑人們則愛講一些神秘的鬼怪故事和動物故事，這些故事跟莫言所聽到的狐仙鬼怪、名人軼事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福克納不曾有過關于自己如何得益于聽故事的談話，但他從小就愛聽故事，而且條件得天獨厚。“他也常去他家黑人老保姆的棚子里聽關于動物、鬼怪，特別是奴隸、黑人和他祖先們的故事。法院門前的廣場更是他聽故事的好地方。在那里他經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聽老人們講關于內戰、印第安人和打獵的傳說。”〔３〕這些故事不僅培養了他的想象力，激發了他的文學靈感，也影響了他的敘事風格——我們在福克納的作品里很容易感受到南方荒誕故事的氣息。

二、文學閱讀的陶冶

除了浸染在民間故事這種口頭文學之中，莫言和福克納都非常愛好閱讀文學書籍，受到書面文學的熏陶。莫言自幼喜歡讀書，但是在貧困的鄉村書籍非常有限。幸好他的大哥管謨賢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念過書，家里有一些文學書刊。莫言把大哥留在家里的初中、高中的課本、小說雜志、甚至是大哥的作文本，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時候甚至讀書忘了吃飯，忘了出工。據莫言回憶，《海島女民兵》、《林海雪原》、《呂梁英雄傳》是他最早讀過的幾部小說。〔４〕但是家里的書滿足不了他如饑似渴的讀書欲望，他就四處借書來讀。莫言回憶說“幾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頑童時，就開始了閱讀生涯。那時候在我們那個偏僻落后的地方，書籍是十分罕見的奢侈品。在我們高密東北鄉那十幾個村子里，誰家有本什么樣的書我基本上都知道。為了得到閱讀這些書的權利，我經常去給有書的人家干活。我們鄰村一個石匠家里有一套帶插圖的《封神演義》，為了閱讀這套書，我給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閱讀這套書兩個小時，而且必須在他家的磨道里讀。我讀書時，石匠的女兒就站在我的背后監督著我，時間一到，馬上收走。如果我想繼續閱讀，那就要繼續拉磨??。總之，在我的童年時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把我們周圍那十幾個村子里的書都讀完了。”〔５〕

同樣，福克納也很早就開始了文學閱讀。他的母親受過大學教育，又出身世家，在福克納小的時候就指定一些文學作品要他讀。這樣，福克納“10歲時就開始讀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和康拉德，”〔６〕“14歲時開始讀《白鯨》，隨后讀了《唐吉訶德》、《包法利夫人》、《卡拉馬佐夫兄弟》。”〔７〕福克納有一個玩伴艾斯黛爾也喜歡讀書，他們經常交流讀書心得，這也進一步激發了福克納的讀書興趣。大約因為閱讀提高了他的眼界，他很快對于學校幼稚的讀本不感興趣而從五年級開始逃學了，后來到了11年級干脆輟學。雖然不上學了，讀書卻絲毫沒有放松。輟學后，他的朋友兼導師菲爾“從耶魯買來許多書籍，驕傲地向福克納顯示現代派文學運動的知識，跟他大談葉芝、龐德、艾略特和喬伊斯的作品。”〔８〕在菲爾的指導下，福克納開始了廣泛的閱讀，他的眼界和知識面迅速拓寬，對社會、對南方的認識也日趨深刻。而他對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和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研讀“不僅直接影響了他當時和隨后幾年的詩作，而且對他一生的小說創作也有難以估量的意義”。〔９〕此外，成年之后他在任密西西比大學郵電所所長職務期間，也大量涉獵了由他的好朋友斯通精心挑選寄給他的各類書籍。這里面“既有柏拉圖的世界名著，也有菲茨吉拉德的最新作品，范圍包括小說、詩歌、戲劇、文學理論、哲學、心理學、甚至還有生理學。”〔1０〕福克納回憶年青時喜愛的書有：《舊約》，小說家狄更斯、康拉德、塞萬提斯、福樓拜、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麥爾維爾等人的作品，詩人莎士比亞、馬洛、坎貝恩、瓊生、赫里克、堂恩、濟慈、雪萊以及郝斯曼等人的著作。〔1１〕

當然，莫言和福克納的閱讀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盡管莫言把“周圍那十幾個村子里的書都讀完了”，他讀的只是文藝作品，而文學書籍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不外乎兩類：中國古典章回小說，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義》；現當代小說如《海島女民兵》、《林海雪原》、《呂梁英雄傳》等。前一類手法傳統，后一類的文學價值不高，因而所能提供的藝術營養也就很有限。這樣，除了有限的文學書籍，莫言從來沒有機會涉獵其他各類書籍。因此，莫言的閱讀只是起到了培養他的文學興趣、刺激文學想象力的作用。而福克納不僅大量閱讀了藝術性很高的西方世界的文學經典，而且廣泛涉獵了文藝作品之外的文學理論、哲學、心理學、生理學的著作，故而他的閱讀不僅培養了他對語言的敏感性及藝術感受力，而且拓寬了他的視野，擴充了他的知識儲備，為他日后的小說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作品心理刻畫之真實可信是離不開他的心理學素養的，而他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傾向、大膽的藝術實驗、詩化傾向以及對《圣經》和經典作品的影射和引用則分別與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麥爾維爾和勞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赫里克和濟慈以及基督教的《圣經》有著吸收、繼承與發揚的關系。反觀莫言的創作，知識性很缺乏，心理描寫也很失真，就是被人廣為稱道的《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其心理描寫也缺乏可信性，這與作家缺乏相關的知識儲備不無關系。

三、創作欲望的萌發

從文學閱讀到文學創作，是許多作家走過的共同道路。在創作的驅動因素上，莫言與福克納又有著驚人的一致：他們都希望通過寫作來實現他們的人生愿望。對于莫言來說，首先，寫作是通向豐衣足食的橋梁，改變生存境況的途徑。莫言少時生活極端貧困，經常吃不飽肚子。那個時候他們村有一個因為是右派而被開除學籍回鄉務農的大學生。這位大學生說他認識一個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每天能吃三頓肥肉餡的餃子。莫言回憶說，聽了大學生的話他從此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長大后一定要當一個作家。”〔1２〕這種當作家的愿望在他成年之后變得更加強烈。1976年莫言當了兵，在部隊雖然衣食無憂，但是他提干無望，考大學又不符合條件，服役期一滿，就得回鄉繼續當農民，過缺衣少食的生活。此時，只有成為作家，才有可能改變命運。所以他發奮寫作，一度因為過于操勞，“身體健康受到了嚴重傷害，才20幾歲的人，頭發就開始大把大把的脫落。”〔1３〕幸好，他后來終于因為發表了作品，得以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擺脫了困境，改變了人生軌跡。其次，對于愛情的向往也在相當程度上激發了莫言的創作欲。莫言小時候鄰村一個石匠家里有一個很好看的女兒，莫言說：“我15歲時，石匠的女兒已經長成了一個很漂亮的大姑娘，她扎著一條垂到臀部的大辮子，生著兩只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朦朧的樣子。我感到她是地球上最美麗的女人。我跟在她的身后，用自己的赤腳去踩她留在河灘上的腳印，仿佛有一股電流從我的腳直達我的腦袋，我心中充滿了幸福。我鼓足了勇氣，在一個黃昏時刻，對她說我愛她，并且希望她能嫁給我做妻子，她吃了一驚，然后便哈哈大笑。她說：‘你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癡心不改，又托了一個大嫂去她家提親。她讓大嫂帶話給我，說我只要能寫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義》一樣的書她就嫁給我。”〔1４〕姑娘的話自然是為了刁難他，但這句話對于莫言立志當作家的作用卻不可低估。事實上，莫言后來作品中很多純情的女孩子都有這個石匠女兒的影子，比如《白棉花》中的方碧玉就是漂亮，純情，又顯得高不可攀。莫言自己也說：“我曾經說是因為想過上一天三次吃餃子那樣的幸福日子才發奮寫作，其實，鼓舞我寫作的，除了餃子之外，還有石匠家那個睡眼朦朧的姑娘。”〔1５〕由此可見，對于獲得富足的物質生活和美好的愛情生活的愿望對于莫言作家愿望的萌發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同樣，福克納也是希望通過寫作來獲得個人愿望的滿足。不過，他不是要滿足物質愿望，而是要滿足心理需求。福克納在兄弟四個中個子最矮小，跟其他男孩子相比，顯得不夠男子漢氣；他的氣質又有些女性的傾向，與言語和行動都比較粗魯的父親志趣不相投合，感情上跟母親靠近，常被視為“媽媽的兒子”。對此，他有一種很強的自卑心理。因此，他很希望做一件既使他顯得與眾不同又令人羨慕、崇敬的事情，來補償自己先天的不足，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優勢。這件事就是當作家。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上校（Colonel William Clark）是個聞名遐爾的作家，其小說《孟菲斯的白玫瑰》（The White Rose of Memphis），連印了35版。假如他能像曾祖父那樣成為一名作家，必然能使父親顯得相形見絀，同時也可讓其他的人對自己刮目相看。所以他很小就萌發了當作家的念頭。福克納上三年級時就告訴老師他要當作家，“像我曾祖父那樣”。〔1６〕愛情的力量也促使他想成為一名作家。福克納家有一戶姓奧爾德姆的鄰居，有貴族血統。“這家人有一個小姑娘叫艾斯黛爾。小姑娘聰明、優雅，又長得十分漂亮，福克納十分喜歡她。而她跟福克納也情趣相投，兩人一直是很好的玩伴，互相約定長大后要結為夫妻。”〔1７〕兩人都是文學愛好者，福克納很自然地希望在文學創作上有所表現，以取悅心愛的人兒。他為艾斯黛爾寫了大量的詩，裝訂成冊送給她。他們成年之后，艾斯黛爾奉父母之命嫁給了門當戶對、前景看好的科內爾?富蘭克林。這對福克納是個很大的打擊，但也使他當作家的愿望更加強烈。在他看來，艾斯黛爾嫁給別人是對他的背叛，他要通過寫作而成名成家，把她贏回來。有趣的是，他成名之后，還真地如愿以償，娶回了初戀情人。而他的很多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比如《喧嘩與騷動》中的凱蒂都是艾斯黛爾的化

身。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就像貝雅特麗齊對于但丁一樣，艾斯黛爾始終是福克納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在以上諸因素的作用下，就像蠶吃夠了桑葉，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吐絲結繭一樣，莫言和福克納開始了自己的創作嘗試。1978年，莫言開始創作小說，但是莫言的創作道路并不平坦。軍隊的繁忙工作使他只能抽空偷偷地寫作。而且莫言沒有得到什么人的指導，全憑自己摸索，開始的寫作是相當幼稚的，基本上是對政治化的、流行的革命小說的模仿之作。同時，對“文革”還心有余悸的大哥管謨賢還總給他潑冷水，告誡莫言：“世上道路千萬條，就是不能走文學這一條。”〔1８〕莫言寄出的作品也不見發表，“小說一篇篇寄出，收到的卻是雪片般飛回來的油印退稿信。”〔1９〕這使他幾乎喪失了繼續創作的勇氣和信心。幸好天道酬勤，1981年，他的習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的《蓮池》上發表了，當時在《花山》當編輯的鐵凝也編發了他的第一篇散文，使他初次嘗到成功的滋味。此后的兩三年間，他發表了《丑兵》、《雪花、雪花》、《我的羊》、《售棉大路》等數篇小說。然而“這些小說除了《售棉大路》被《小說月報》同年第7期轉載之外，其他幾篇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２０〕莫言的創作之路是否能走下去還是一個問題。

莫言命運的轉機終于來了。1984年7月，著名軍旅作家、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徐懷中慧眼識珠，破格錄取他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并且全力栽培他。在這里，他于1985年在大型刊物《中國作家》發表了《透明的紅蘿卜》。小說發表之前，就得到徐懷中的贊揚；發表之時又配發了徐懷中和莫言的同學們關于作品的座談紀要《有追求才有特色》，積極肯定莫言的新追求。結果，《透明的紅蘿卜》在全國一炮打響。從此，莫言進入穩步創作時期，走上了不可逆轉的作家生涯之路。

與莫言相似，福克納的成功也是來之不易。他從開始創作到獲得成功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他于1919年8月6日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發表第一首詩作《牧神之下午》（L`Apres-Midi d`un Faune）。1919年9月，福克納以退伍軍人身份進入密西西比大學學習，在校期間，他發表了“一個短篇、12首詩、五幅畫和一些書評”。〔２1〕1924年詩集《大理石牧神》出版。無論在校期間，還是退學之后，他始終積極給密西西比大學的校刊投稿，據統計“到1925年，密大的三家報刊發表了他的40篇作品——有畫、有詩、有評論，也有散文和短篇小說”。〔２２〕直到《喧嘩與騷動》發表，福克納才獲得評論界的認可，確立了小說家的地位。對于福克納來說，創作之路并不難走，而成功的收獲則來得十分艱難。如果說，莫言的成功離不開孫犁的鼓勵和徐懷中的賞識和提攜，那么福克納的成功也離不開兩個人的扶持與鼓勵。第一是他的朋友兼良師、畢業于哈佛大學的菲爾?斯通。他不僅幫福克納修改稿子，還幫助他獲得發表作品的機會，他的第一部詩集《大理石牧神》就是在斯通的推薦下由四海出版社出版的。斯通還熱心地介紹他認識了當時已經在文壇上頗有名氣的一批作家如康拉德?艾肯、羅伯特?弗羅斯特、埃茲拉?龐德、舍伍德?安德森等人，使他能從同行那里獲得啟迪。菲爾的幫助和指導對福克納的成長和發展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第二是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是安德森使福克納逐漸產生了寫小說的興趣，從而把創作從詩歌轉到了小說，寫出了第一部小說《士兵的報酬》。而這部小說的出版，也是靠安德森的推薦。更為重要的是，安德森指點他確立了創作路向。據福克納回憶，安德森告訴他：“作為一個作家，首要的是自己是什么，自己生來是什么，就應該是什么。”“你是一個鄉村孩子，你所熟悉的就是密西西比州里你的生活開始的那一小塊地方。但那就足夠了。”〔２３〕福克納聽進了安德森的忠告，開始把目光轉向以家鄉為中心的南方，營造出一片“郵票大的故土”——約克納帕塔法。也正是這種轉向，保證了福克納后來的成功。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文學環境下，大致相同的文學營養、創作動因和創作經歷使莫言和福克納各自走向了小說創作，從而獲得成功，步入知名作家之路。■

參考文獻：

［１］［２］［５］［１２］［１４］［１５］莫言.小說的氣味.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５、１０８－１０９、３６－３７、４７、３８、３８.［３］［９］［１０］［２３］肖明翰.威廉?福克納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９、１２－１３、１２－１３、２４.［４］［１３］［１８］［１９］［２０］賀立華，楊守森.怪才莫言.花山文藝，１９９２.８、１４、１３、１４、１４.［６］［２１］肖明翰.威廉福克納——騷動的靈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６、２１.［７］［１７］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Ｒ Ｋａｒ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８９、９９.［８］［２２］潘小松.福克納——美國南方文學巨匠.長春：長春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０、１８.［１１］見福克納談創作.李文俊編選.福克納評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８－６９.［１６］Ｄａｖｉｄ Ｄｏｗｌｉ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０．

［作者簡介］溫偉（１９６２－），男，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學碩士，現為武漢大學文學院訪問學者。

第五篇：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主講：何希凡

教學目的及指導思想：

1、引導學生結合作家生平和創作背景理解郁達夫小說《沉淪》的愛國主義情感。

2、通過對作家不同時期代表作的比較分析，加深學生對作品的感悟與理解，訓練學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學過程中結合作品和學生心理實際，引導學生用真善美相統一的審美原則評判文學作品、探討文學現象。

教學時數：2課時 教學內容及過程：

一、郁達夫經歷、性格與其創作的關系

要點：

1、極富才情。7歲發蒙，9歲即能賦詩。2、3歲喪父，家道中落，對其人生產生影響。

3、良好的古典文學修養，尤善舊體詩詞——影響其文風。

4、熟悉西方文學，自述創作前閱讀上1000部外國小說。

5、敏感、多情、坦誠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結：自身“風采不揚”；留學生活中弱國子民的體驗。

“風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達夫：《致王映霞》

“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里、心里，會起怎么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象不出來的。”

——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自傳之一章》1936.1

二、怎樣理解《沉淪》的結尾及其中蘊涵的愛國主義情感

觀點引述：

“作者必自以為以愛國思想作結，給了全國書一個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愛國思想和這樣自殺放在一處實為極度的滑稽與不和諧。” ——蘇雪林《郁達夫論》1934年9月《文藝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時他有意的想寫一個有力的結束，好像沉淪那一篇，我們反感覺非常的不自然。”

——西瀅《閑話》1926年《現代評論》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樣理解小說的結尾（是否顯得“滑稽”或“不和諧”）？

教師提示：

1、小說文本內在的一致和統一：比如第2節，第7節等內容直接和結尾相呼應；結尾并不突兀。

2、小說主人公的人生苦悶和國家民族的貧弱緊密相關：

民族貧窮落后——個人貧窮，不受尊重——在異性面前自卑——性的壓抑與苦悶——對民族貧弱狀況的愈加痛苦的意識

性的苦悶、人生的苦悶（金錢、榮譽）和社會的苦悶（民族的貧窮落后）交織在一起——個人悲苦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

3、結合創作背景理解：

“這兩篇東西里（指《沉淪》和《南遷》），也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于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所以描寫的時候，不敢用力，不過烘云托月的點綴了幾筆。”（郁達夫《沉淪·自序》）

——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確實有受歧視、受壓迫的事實。

三、怎樣理解小說中的性描寫

1、教材的相關論述（P71-72）。

2、判斷藝術與色情的一些原則：

①表現目的——是否為人物性格、主旨服務，是否游離于主題。

②表現手段——是否“藝術地”表現，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創作心態——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發展。反對賞玩式的、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的性描寫；可以接受的創作態度：批判的態度，歌頌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勞倫斯的作品），調侃反諷（如王小波作品），抒懷泄憤（如《沉淪》）等等。

四、《遲桂花》與《沉淪》的比較

1、藝術構思之比較

遲桂花構思精巧：事件線索——翁則生的婚事，情感線索——“我”對翁蓮的情感變化；兩線由小說中心意象“遲桂花”交織在一起。

《沉淪》的結構較隨意，有過于散漫之弊。

“寫《沉淪》的時候，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著的，我只覺得不得不寫，又覺得只能照那么地寫，什么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哪能顧得這叫出來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著的樂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達夫：《懺余獨白》）

小結：《沉淪》感情悲切、真摯但同時也缺乏謹嚴的藝術構思；而《遲桂花》則構思縝密，結構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較

《沉淪》：主人公懷著人生幸福的幻夢，有著強烈的苦痛和泛濫的情感；表現了作者處于青春期的人生訴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膽，人與人感情熱烈、如膠似漆。

《遲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漸趨平寂；表現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種人生訴求——希望人性自然優美，人與人的關系和平恬淡、輕松自如。

3、人物與環境關系之比較

在《沉淪》中，自然環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內心與社會文化環境沖突激烈。在《遲桂花》里，自然凈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與外界環境的沖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現人性的美好，人際關系的和諧。

五、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國文學的影響。

2、作家自我形象的寫照。

“袋里無錢，心頭多恨。/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時始盡，/啊啊，貧困是最大的災星，富裕是最上的幸運。” “我是一個真正的零余者！”

“我對于世界是完全沒有用的??”——郁達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復雜立體的形象，但憂郁、軟弱、孤獨、自卑是其總特征。

“激昂慷慨又軟弱無能，熱愛生活又逃避生活，積極向上又消極退隱，憤世嫉俗又隨波逐流，富有正義感又缺乏奮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愛情又渴求滿足卑瑣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輕自賤??” ——袁凱聲：《論郁達夫小說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當的普泛意義：“生之苦悶”的表達，能引起處于生存競爭重壓之下的人們的共鳴。

六、郁達夫小說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強烈的主觀色彩；感傷憂郁的美學特征。

2、崇尚自然，表現自然。

成因之一： 故鄉山川風物的陶冶，傳統文化的滋養，形成了他對于自然美的強烈感受力和細膩豐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盧梭等外國作家的影響。

“小說背景的中間，最容易使讀者得到實在的感覺，又最容易使小說美化的，是自然風景和天候的描寫。”——郁達夫：《小說論》。

獨特之景象與細膩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構成了郁氏小說獨特的情味和情調。

3、故事性減弱，情緒性加強。

故事≠情節；淡化故事、強化情節是現代小說區別于傳統小說的標志之一。

閱讀書目：

《郁達夫小說全集》，時代文藝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選集。《郁達夫名作欣賞》，溫儒敏主編，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達夫研究資料》，陳子善、王自立主編，花城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