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沈從文小說創作比較

魯迅沈從文小說創作比較

魯迅的犀利尖刻，沈從文的詩情畫意，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壇中閃發著異樣的光彩，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領軍人物。魯迅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從文被列為僅次于魯迅的中國最偉大的作家。盡管他們的創作風格南轅北轍，藝術主張差異很大，但他們在改造和重建中國國民性精神上殊途同歸。魯迅的小說“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沈從文小說則使“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層的理解”。正如蘇雪林所說，沈從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們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的權利”。盡管他們表達的是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國民性，但在表現手法和語言藝術風格上又有著迥然的不同。

一、魯迅專注人性丑的批判，沈從文專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羅斯畫家列賓說：“光禿禿的線條也可以躍然紙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從文的筆下，湘西獨特優美的自然景象，猶如一幅幅清理脫俗的風景畫，簡直就是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同時，又給讀者留下廣闊的空間，擴大作品的彈性和拓深人物的審美品位，讀者可以自己的經歷，知識構成，審美傾向自由填充，這樣，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無限的延伸。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由于他從小就喜歡上繪畫，他對美有著獨特的感悟和發現。他筆下的人物形象，一個個都是美和力的結合體，天真、純潔、善良、勇敢、熱情、堅韌、執著??“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遜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龍朱》）簡短的比喻，一個完美的龍朱的整體形象躍然紙上。《三三》的三三，《長河》中的夭夭——恬靜、溫柔、純凈、忠貞、從外表到內心都散發著濃濃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種脫俗的美——愛崗敬業。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邊城》里描寫翠翠聽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作傘。一切皆象是祖父說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帳子里草薦上，以為這夢做得頂美頂甜。祖父卻在上醒著，張起個耳朵聽對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夢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當真有誰來在對溪高崖上為你唱歌，你怎么樣？”祖父把話當笑話說著的。翠翠便也當笑話答道：“有人唱歌我就聽下去，他唱多久我也聽多久！”一個美的化身——翠翠，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濃濃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樸素、信仰簡單而執著，就這樣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回味無窮。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于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魯迅的小說，是以一種醫生的眼光看待病態的社會，病態的人性，病態的人情。他熱嘲冷諷，只是為了揭露病苦，引起療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筆下，犀利、刻薄、無情、反思、質疑、批判??利劍般直射國民的劣根性，想徹底摧毀中國人民身上的牢籠，殘酷地鞭打著人的靈魂。但他并不以拷問自身為目的，更從不鑒賞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對任何形式的任從，他的最終指向是“絕望的反抗”：對社會，更是對人自身的反抗。試圖重鑄國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拯救中華民族危機。他批判的筆尖深深地刺進社會各階層，深深地關注和揭露著病態社會的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華老栓、閏土、單四嫂、祥林嫂、阿Q是農民的代表，他們承受著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腐蝕，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蝕了。特別是阿Q，魯迅的批判筆墨最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被社會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創的精神勝利法里忘了還鄉路。他不承認自己落后與被奴隸，沉醉在沒有根據的自尊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什么東西？”；挨了洋鬼子的哭喪棒后很快就忘記一切并且“有些高興了”；為了平衡被欺負的壓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憤，在轉嫁中得到滿足；自輕自賤，甘居落后與被奴隸：“我是蟲豸——還不放么？遭到趙老太爺的欺負：說一聲老子打兒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別人一般”。

揭露知識分子精神的苦悶，冷峻地解剖了他們陷入社會的無人之陣里，一次次的突圍，一次次的失敗，更加暴露了社會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樓上》寫出辛亥革命獨戰多年英雄擺脫不了孤獨者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像一只蒼蠅飛了一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沉中無辜消磨著生命；《傷逝》揭露出五四時期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抗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了附麗，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在《藥》，夏瑜被殺的情景令人觸目驚心：群眾“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啟蒙者竟然被被啟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這里被質疑、批判的對象是雙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眾，更是被吃的啟蒙者，甚至啟蒙本身。

二、魯迅的語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種迫切的緊張與沉思；沈從文的語言明凈純真，輕快中蘊藏著對人性人性深層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學是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映現實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維的。”高爾基這句話告訴我們，語言是通向文學的橋梁和紐帶，是讀者進入作家精神世界和體驗文學美感的必經渠道，因此，理解語言是理解文學的前提和基礎。

魯迅小說的語言，犀利、深沉、簡練，和沈從文明凈、純真、輕快相比，多了幾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讀《吶喊》后的感受：“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絢麗的陽光。”《在酒樓上》：“窗外只有漬痕班駁的墻壁，帖著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祝福》：“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孔乙己》：“中秋過后，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了。”第二年的端午節，“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簡潔凝練的語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壓抑，蒼白蕭條的場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殘酷與凄涼，把死亡與蒼白的社會聯系起來，具有極強的批判力量，有一種威壓，逼迫讀者直面現實，反思自己和社會。

沈從文的小說，其實就是一首散文詩，語言明凈純樸，詩感濃郁，從中迸射出來的一連串色彩斑斕的意象，就像一連串墜地有聲的珍珠，不但給人視覺上的享受，還給人聽覺，甚至觸覺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筆調，讓讀者在輕松愉悅中陶醉在湘西明凈和諧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樸的民族風情里，流連在還沒有受到都市腐蝕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詩意的語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刻畫得淋漓盡致，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在《邊城》中介紹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長的環境時，其實就是一首詩——“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須修飾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兒女，純潔、善良、天真、美麗，“皮膚變得黑黑的”“儼然如一只小獸物”“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一個天使般純潔的女孩瞬間閃現在讀者面前，這不是美的化身？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華？《柏子》開篇這樣寫到：“把船停頓到岸邊，岸是辰州的岸。”這樣簡單一句話則更為簡潔明了地將讀者引入沈從文式的湘西水鄉風情中，墊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質樸的基調。在《長河》的《人與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樹椏間的主人，必快快樂樂的回答，話說得肯定而明白，“我這橘子不賣。”

“真不賣？我出錢！”

“大總統來出錢也不賣。”

“嘿，寶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賣！”

古人說“入境問俗”，若知道“不賣”和“不許吃”是兩回事，那你聽說不賣以后，盡管就手摘來吃好了，橘子園主人不會干涉的。

??

“鄉親，我這橘子賣可不賣，你要吃，盡管吃好了。水泡泡的東西，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個？十個八個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趕路，天氣老早咧。”

短短的幾句對話，輕輕松松地把一個世外桃源似的湘細農村勾畫得淋漓盡致，這里沒有狡詐，沒有欺騙、沒有斗，更沒有大都市的喧嘩、緊張、忙繁和唯利是圖。透過這段文字，讀者驚喜地看到一個沒有受到都市污染的農村自然樸質的美和沒有被社會扭曲的純凈的人心。

第二篇：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摘要：聯系沈從文的生平和文學作品會發現其進行小說創作的一個特點：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結合。本文從其“個人經歷”和“他人影響”兩個方面來闡述沈從文的一些偶然經歷對其創作小說的必然影響。研究其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不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壇的復雜心路歷程，還可以把握其創作小說的獨特性。

關鍵詞：沈從文 小說創作 偶然 必然

沈從文在《水云》一文中這樣說道：“我們生命中到處是‘偶然’，生命中還有比理性更具勢力的‘情感’，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說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來。你雖不迷信命運，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將形成你明天的命運，還決定后天的命運。”[1]95筆者從此看出其進行小說創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進而研究其小說創作，發現這些偶然性因素卻對其創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響。本文將從“個人經歷”和“他人影響”兩個大的方面來論證這個問題。

一、個人經歷（1）幼年時期

沈從文在6歲的時候就進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卻不是正統的模樣。原因在于他并沒有接受私塾的正統教育，從小就討厭讀書，經常逃學。他“常常把書籃寄放到一個土地堂的土地菩薩身后，托她保管，卻灑腳灑手跑到十里八里遠的鄉場上去看牛馬牲口交易，看擺渡和打鐵，看打魚榨油和其他種種玩意兒”[1]404。他因為逃學被迫換了四個私塾，但是即使老師用鞭子打得再重，他還是會找機會逃學。他覺得私塾里的書本太過于陳舊，外面廣闊而新鮮的世界才是他所喜愛的。他認為“從生活中學到的永遠比從舊書本子學的，既有趣味又切實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時候不懂事的逃學頑童生活是每個人都可能經歷的事，只是沈從文身上的一個偶然事件，但他逃學期間見識到的生活這本“大書”卻對他的小說創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響。沈從文說他的逃學，從另一角度看，可說是他“正想盡辦法，極力逃脫那個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養成‘祿蠹’的囚籠，而走到空氣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諸官覺，進行另外一種學習。”[2]388這種自我教育的方式不僅讓他讀了一本內容無比豐富而充實的大書，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識；還鼓舞了他于二十歲時兩手空空去北京閱讀一本篇幅更大的新書。這些幼年時期的偶然經歷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了他后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源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偶然性的經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歷必然影響了沈從文在那個時期顯得十分獨特的小說創作。

沈從文幼時逃課也不全是關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兒的天性。他會和同街比鄰的壞小子一起，脫光身子從懸崖高出向河水中躍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時候會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這個時候，他“必一面望著河面的水泡，或樹枝上反光的葉片，想起許多事情。”“因為雨制止了我身體的活動，心中便把一切看見的經過的皆記憶溫習起來了。”[3]184

沈從文一面看雨一面溫習過去的經驗只是他的習慣，是一種偶然，但在他十五歲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條辰河產生了聯系，他在那條河流邊住了約五年的日子。從湯湯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學會了多少知識，見過了多少世界！” [3]185沈從文在這條河邊擴大了想象力，思考了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很多事。沒想到這種偶然的思考習慣卻對他后來的創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響。他后來雖然是離開那條河了，但是他所寫的故事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滿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為背景，甚至在他所寫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一文中這樣寫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萬頃的大海，莫不對于我有過極大的幫助。我學會用小小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 [3]183

（2）少年時期

少年時期的沈從文經歷了一段近乎流浪的歲月，15歲高小畢業后輟學當兵，剿過匪，扎過營，經歷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濫殺無辜的場景。但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卻深深地體現在了他后來的小說創作中。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這樣寫道：”對于農民和士兵，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我不隱諱這點感情。” [4]后來部隊被神兵突襲全軍覆沒，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統領官陳渠珍的書記。這段時間的創作沈從文自己是這樣評價的：“在軍營里作書記時，我學得一種老守在桌邊的‘靜’，過去日子又似乎過的十分‘閑’，所以就寫成了那么些小說故事罷了。”

[5]

沈從文雖說自己的這些經歷寫進小說只是一種偶然，一種消遣，實則不然。這些流浪的歲月中的經歷都是他后來“文學創作的根基”。“他的家鄉是湖南，好奇進取，遇見轉機就轉，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適應環境，所以不悲觀，多感而不鐘情，所以不頹廢，行己而‘不恥’，不學而有術，這都是個性的特異，硬練就一副結實的人格。”[6]205畢樹棠對沈從文的評價正可以看出其小說創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寫小說，文筆獨特，習慣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這樣評價沈從文的這段歲月：“這一段流浪的歲月，對沈從文后來的寫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為他可以從此獲得不少見識和刺激性的經驗，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對歷史感和事實的認識。”[7]因此，沈從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響他后來小說創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他人影響

沈從文的生活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貴人相助”，這些人，有的給他啟蒙，有的讓他迅速成長，有的給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給他物質上的幫助。

因為逃課的原因，小學私塾的學習對沈從文的影響不大。但沈從文為當兵之后去芷江投親，親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詩唱和，他代為抄寫，于是學會了作舊體詩和臨小楷帖。姨夫還是熊希齡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機會讀到許多林（紓）譯小說，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對他后來從事創作產生了久遠影響。小說《顧問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響而創作的，沈從文體會到“面前這個社會許多部分都正在發霉腐爛，許多事情都極不合理，遠比狄根司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英國社會還野蠻惡劣”[1]411。當時一位胖大頭軍法官和一個在高級軍僚中極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稱“智多星”的顧問官，是沈從文作品的忠實讀者，殊不知沈從文在《顧問官》中諷刺的就是他們本身。生活中這些人陪司令老師長坐在官廳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讀過的狄更斯的作品卻影響了沈從文這個時期小說創作的內容和風格。

后來沈從文在陳渠珍身邊作書記時，替陳渠珍保管大量古書和文物，也便涉獵，獲得了很多知識。在書記處的同事中，沈從文年紀特別小，但是幻想卻特別多。《聊齋志異》、《鏡花緣》、《奇門遁甲》等書都擴大了他幻想的范圍。沈從文在《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這樣說道：“繼續推之向前的力量，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成功希望，還不如說是相去遙遠、另一時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勵。由《楚辭》、《史記》、曹植詩到‘桂枝兒’小曲，什么我都歡喜看看。從小又讀過《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外國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2]374在他進行創作的時候，“也特別注意到文字風格和藝術風格，不僅仔細分析契訶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時注意到中國唐宋小說表現方法、組織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獨立動手寫短篇時，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給讀者的綜合效果，文字風格、作品組織結構，和思想表現三者綜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響，沈從文只身一人從湘西去往了北京。剛到北京的時候身上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什么也沒有，想要投靠的親戚又不接納他，他窮極無路就給素不相識的郁達夫寫信求助。郁達夫因此還專門跑到他住的簡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還寫了一篇《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來鼓勵他。初到北京時，沈從文的身邊唯一師傅是一部《史記》，隨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舊《圣經》。他“并不迷信宗教，卻喜歡那個接近口語的譯文，和部分充滿抒情的篇章”[2]372。從偶然獲得的這兩本書的反復閱讀中，他學到了寫小說的要訣：《圣經》教會了他如何抒情，《史記》教會了他如何敘事。這些方法對其后來的小說創作有著必然的影響。沈從文后來在《習作選集代序》中公開感謝郁達夫，徐志摩，胡適之等人，并說：“如果沒有他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集子里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8]

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經意出現的人物及其作品，實際上都一步一步在將沈從文引向小說創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層面對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目的，創作的內容，以及創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響。沈從文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偶然經歷卻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個優秀的作家，并且成為其小說創作的必然因素。在沈從文去往北京這個轉變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但在轉變之后，他“仿佛一條猛獸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頭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從文人生經歷的復雜性導致其身邊發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將其引向了小說創作的道路，并影響了其小說創作的獨創性。研究沈從文小說創作的偶然和必然，不僅可以了解沈從文小說創作的背景，還有助于我們在進行創作或者分析他人創作時思維的發散和創新。但是沈從文又是一個在創作的過程中漸漸走向自覺藝術的小說家。在創作初期沈從文接受的文學創作方面的方法技巧還很少，只能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來進行創作，沒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僅僅是用他的筆寫他想寫的故事，其創作的偶然性在這個時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學的道路之后，他也開始漸漸掌握文學創作的脈絡，創作成為了一種謀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這個時候，創作小說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創作沒有初期那種明顯的獨創性，而是“進入了人民隊伍里”，成為他過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員，“踏踏實實，大步向共同目標走去”。[1]423因此在其創作后期，創作小說的偶然和必然體現并不明顯，這也是筆者研究該問題的一個疏漏，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其他方面進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說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響。

參考文獻：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1］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12（散文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95，404，411，419－420，423．

［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16（文論）［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388，374，372．

［3］沈從文．抽象的抒情［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83-185．

［4］沈從文．邊城 題記［A］．學生閱讀經典 鳳凰于飛[M]．上海：文滙出版社，2005． ［5］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17(文論)［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6］畢樹棠．從文自傳[A]．沈從文研究資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5-207

［7］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8］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9（小說）［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第三篇：從《邊城》看沈從文小說創作特色

從《邊城》看沈從文小說創作特色

內容摘要:

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的作品通過描寫都市的腐化墮落腐朽的生活和鄉村恬靜美好的生活美好善良的人性,突出表現出沈從文對美好純凈的人性的愛與追求,在這種感情的驅使下,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寫作提綱：

一：沈從文簡介

二：《邊城》簡介

三：《邊城》簡析

四：沈從文小說創作特色

（1）語言特色

（2）對人性美的追求

一． 沈從文簡介

沈從文原名沈岳煥，苗族湖南鳳凰縣人，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從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從文子集》等30多集短篇小說集和《邊城》，《長河》等6部中長篇小說。

二.《邊城》簡介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充分體現了沈從文的藝術創作成就。進述的是一個哀婉而凄美的愛情故事：在湘西風光秀麗、人情質樸的邊遠小城，生活著靠擺渡為生的祖孫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壯；孫女翠翠十五歲，情竇初開。他們熱情助人、純樸善良。兩年前在端午節賽龍舟的盛會上，翠翠邂逅了當地船總的二少爺儺送，從此種下情苗。儺送的哥哥天保喜歡上美麗清純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親。而地方上的王團總也看上了儺送，情愿以碾坊作 陪嫁把女兒嫁給儺送。儺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為妻，寧愿做個擺渡人。于是兄弟倆相約唱歌求婚，讓翠翠選擇。天保知道翠翠喜歡儺送，為了成全弟弟，外出闖灘，遇意外而死。儺送覺得自己對哥哥的死負有責任，拋下翠翠出走他鄉。外公為翠翠的婚事操心擔憂，在風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獨地守著渡船，癡心地等著儺送歸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三：《邊城》簡析

小說《邊城》向我們描繪了一個發生在湘西小村的凄美愛情故事，小說向我們展現了寧靜自如的邊城生活，通過描寫翠翠和爺爺相依為命，以及掌水碼頭團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和翠翠之間的感情糾葛，表現了邊城人民心地善良，性情淳樸，執著追求的美好品質。

小說《邊城》中的語言藝術成就斐然。作品以恬靜平淡的風格，小品散文的筆調，描繪了一個屬于作者的“湘西世界”。同時吸取了湘西地方方言，運用各種修辭手法，雖然語言樸實簡單，但是卻富有詩意，營造出一種溫馨恬淡的氛圍，文中處處體現出淡淡溫情。

（1）“翠翠太嬌了·······我這人就是這么一個打算，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走得好。哎，這兩句話恰是古人為我說的啊。”

(2)“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又教育，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和山頭黃鹿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都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心機后，就從從容容地在水邊玩了。”

在寫爺爺的語言時，引用了具有鄉土風味的俗語，運用民間語言表達思想感情，使爺爺的形象更加生動形象，貼近生活。描寫翠翠的形象時，用比喻的修辭手法，將翠翠的形象比作一只小獸物和小鹿，生動形象得勾勒出翠翠的形象，如小鹿般天真可愛率真自然,“隨時準備逃入深山”。從翠翠的形象入手，自然地將我們帶入具有野性的湘西鄉村世界。

俄羅斯畫家列賓說：“光禿禿的線條可以躍然紙上，只要放的是地方。”沈從文的文章沒有華麗的詞藻，只是使用十分平常樸素的語言，使文筆清新秀麗，讀他的文章就會想象到清新秀麗的山水田園詩，同時籠罩著層層暖意。

小說體現了作者對人性美的追求，在當時國家危急存亡之際，沈從文選擇了一條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又不和國民黨反動文人同流合污的道路，執著于從文化出發，著眼于人性。從側面表現對黑暗勢力的反抗。《邊城》中，作者讓善良的人生活在一個美麗古樸的小村落，感受自然的熏染，展現出一種最原始古樸的人性美，接近于世外桃源的生活狀態。在這里，人們是作為一個有生命有自主權利的個體而存在，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一樣，自由中又充滿野性。寄寓了沈從文對自由淳樸，善良美麗的人性美的追求。《邊城》中的翠翠單純善良，美麗淳樸，同時又有自己的主見，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愛情，充滿野性美，是作者心目中人性美的化身。

聰明而又矜持的翠翠愛上了二老儺送，于是“在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而二老儺送也愛上了翠翠，不要“碾坊”要“渡船”，翠翠與儺送的感情是真摯而沒有一絲雜質的，沒有經過世俗的侵染。當儺送因為大哥天保的意外死亡出走后，翠翠依然忠貞不二，癡癡的等待儺送的歸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會來，也許明天就回來”。《邊城》這部小說充滿了作者浪漫唯美的夢想世界，是一部描繪人性美的贊歌，相對于說它是一部小說，不如說這是一首描繪湘西美好風景的二十四首長詩。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作者一味描寫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反映了作者對于現實的回避，不愿意直視現實生活，帶有一點懦弱消極的思想。

（三）沈從文小說創作特色

（1）語言特色

沈從文的小說往往以浪漫主義思想為中心，語言質樸優美，雖然沒有華麗辭藻修飾，但是營造出一種清新質樸的語言風格，奠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質樸的基調，加上多種修辭手法和環境描寫的襯托，容易將人引入純凈美好的湘西生活場景，使讀者產生一種身臨其境與熟悉感，這種語言風格使沈從文在文壇上獨樹一幟，體現了他自己對于文學獨特的審美觀。

例如《邊城》中第二段，“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小溪寬約二十丈，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小溪既為川湘來往孔道，水常有漲落，限于財力不能搭橋，就安排了一只方頭渡船。這渡船一次連人帶馬，約可以載二十位搭客過河，人數多時則反復來去。渡船頭豎了一枝小小竹竿，掛著一個可以活動的鐵環，溪岸兩端水槽牽了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緣那條纜索，慢慢的牽船過對岸去。船將攏岸了，管理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著“慢點慢點”，自己霍的躍上了岸，拉著鐵環，于是人貨牛馬全上了岸，翻過小山不見了。渡頭為公家所有，故過渡人不必出錢。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管渡船的必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錢，夠了。誰要這個！’”文中描寫自然背景的語言樸實自然，全篇只有“靜靜地”“清澈透明”“慢慢的”這三個形容詞，但是卻真切的展現了湘西的自然風情畫卷。對于描繪湘西這個古樸自然沒有任何污染的小村莊，簡單樸實的語言再合適不過了。

（2）對人性美的追求

沈從文的小說大體分為兩類，一種以湘西生活為題材，一種以都市生活為題材，前者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自然地本質，贊美人性美；后者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丟失。通過二者的鮮明對比，突出表現了作者對純凈美好的人性美的愛與尊重。展現鄉村特有的風韻和神采。他認為“美在生命”，雖然處在虛偽，自私，冷漠的都市，卻醉心于人性之美。

“這世界或有在沙基和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建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揭示，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

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性””（《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的小說趨于浪漫主義，他希望小說能夠有詩一樣的語言，短小精悍，同時將他心中所想的美好純凈的人性美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邊城》這部小說充分寄托了沈從文的“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遠離“邊城”作于“都市”的夢。

從另一方面，面對當時世風日下的社會環境，因為找不到一個理想中的生活環境，沈從文感到萬分痛苦，選擇在文字中建造屬于自己的烏托邦世界，某種意義上，這是他對現實的一種逃避和懦弱，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篇：沈從文小說讀后感

總有那么些人感動我——《沈從文小說選》讀后感

（一）過嶺者

本來是本著尋找沈從文小說里的景物描寫的目的去閱讀《沈從文小說選》的，仔細看了看，只能說《過嶺者》不是沈從文擅長景物描寫的有力證明，簡單的背景交代在整個文本里只占據了很少的篇幅。但是，在目的之外，我卻被過嶺者內斂的情感所征服。

通訊員所從事的職業類似于情報員，為了傳遞情報需要穿梭于各種環境里，惡劣險峻的環境使得這份各種危險重重，面對的不僅僅是敵人的搜繳打壓，還有面對自然環境里的各種險象環生，然而本篇文章并沒有致力于這方面的描寫，而是將目光轉向了這些通訊員的心理層面，淡化了兇險的因素，通過彼此間的對話，從側面展示了這些通訊員的落寞、孤寂，暗示戰爭給尋常百姓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不便，正常的生活無法得到保證，疲于奔命，生活無處安放。對安寧，對安定，對情感的渴望只能厚厚地積壓在內心，連說都沒有人傾聽，生活的全部就是遇見同是通訊員的他們，然后以男人的姿態互相取笑、彼此八卦一下，心里對溫暖、對情感的需求永遠打敗不了高昂的頭顱，我們不會坐下來溫一壺酒點一盞長燈，只能在這樣間斷的對話之后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在可以本該與妻子兒女相談甚歡的時候翻山越嶺，翻過一座山嶺，迎來又一座山嶺，永遠的落寞下去。

（二）貴生

如果要用一句話矯情的話概括貴生，我想，應該是：美并且悲哀，因著悲哀，更美了。一個年富力強，遇事肯動手，平時又不胡為亂來的年輕人，是雜貨鋪老板選女婿的最高標準了，不求榮華，不求富貴，只要善良，本分，就是可以托付女兒終生的人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因著羞澀和猶豫，錯失了自己心愛的姑娘。

每次干完農活，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去橋頭的雜貨鋪坐一坐，不管需不需要買東西，雜貨鋪更像是周邊人聚會的場所，閑來聊聊天，尋個樂子都是個不錯的選擇。雜貨鋪有女金鳳初長成，散發著少女的氣息，大家總有意無意的說起金鳳的婚事，猜測老板會將女兒嫁給一個什么樣的人。貴生這個近乎流浪漢的小伙子經常被不同的人使喚去幫忙，落得一點口糧而已。貴生與雜貨鋪的零星接觸，使得老板對這個善良又厚實的小伙子十分滿意。貴生與金鳳的接觸倒是不多，不過是幾句話的交談而已。外人都在傳雜貨鋪老板看上了貴生，這一傳言使得貴生內心暗藏的情愫扶風生長起來了，日子變得甜蜜起來。

長久的自卑心理使得貴生沉浸在這個喜悅的傳言里，將這種喜悅自己品嘗，猶豫著不去證實。

終于，貴生覺著自己該用行動迎接這一份喜悅了，于是，就去找一個在城里給別人幫工的親戚，說，我要成親了！親戚傾其所有，給貴生買了許多結婚用的家什，喝了酒，回來的路上卻意外聽說金鳳將要嫁給別人做小妾，而這個“別人”就是自己常年為其打工的老爺。貴生覺得沒勁了。

貴生被眾人吆喝著去老爺家喝酒，酒席散后，半夜里，貴生與自己的茅草屋一起被燒了個精光。莫名的大火，意料中的悲劇。

我想起了一句話，我們總是錯過，錯過后還是錯過。

貴生與金鳳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感情沈從文沒有說明，他們之間甚至連暗送秋波的眼神交匯都還沒有就已經被分開以致天人兩隔。除了貴生在傳言前的喜悅，我們看不見他們對彼此的心意，沒有表白，沒有纏綿，沒有思念，連暗戀、曖昧都找不到一絲一毫的證據，我甚至要懷疑，他們這叫愛情嗎？他們之間有感情嗎？沒有一字一句的解釋，也許他們從一開始就錯過了，錯過了開始，錯過了婚姻，錯過了以后的一切可能，只能在沒有希望的日子里陰陽相隔，各自顛沛流離。我們可以怪誰呢？怪命運？怪貴生的猶豫？怪金鳳的不掙扎？還是其他？

因為他們沒有開始，所以就沒有結束。我們只能這樣給自己個解釋。

第五篇：淺論魯迅小說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淺論魯迅小說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

摘 要：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繼承和發揚了中外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他的思想和著作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本文重點介紹其小說的人道主義思想，借以深入對魯迅的認識。

關鍵詞：魯迅 小說 蒙昧 人道主義思想

一、人道主義先驅——魯迅先生

人道主義是探討和研究人的問題，也就是以人為中心而展開的一種倫理思想。人道主義最初產生于西歐的文藝復興時代，是反對封建教會及其意識形態的一種進步文化運動。他開始于十四世紀初的意大利，以后傳播到德國、荷蘭、法國、英國。人道主義者提出人的世俗權利同虛偽的宗教禁欲主義對立，提出理性認識同所謂的神學對立。他們著名的口號是：“我是人，一切屬于人的東西我都能掌握。”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啟蒙運動，曾經大力提倡和宣傳人道主義思想。在當時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運動中，一開始，人道主義就成了一面鮮明的旗幟；跟著，以人道主義為內容的文學，“人的文學”等等主張和口號就被認真地提到議事日程上。從此，人道主義這一思想，無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部發展過程中，還是在個別作家的創作實踐中，始終是一個值得加以探討和研究的重要現象或課題。魯迅先生的人道主義思想表現得尤為突出。魯迅先生是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知識分子——個偉大的叛逆者和啟蒙主義者；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知識分子—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偉大先驅。他繼承和發展了中外優秀的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他的思想和著作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毛澤東曾說：“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不僅如此，魯迅還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二、人道主義思想在魯迅小說中的具體體現

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1918年5月魯迅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創作小說《狂人日記》，顯示了其文學革命的實績，初步奠定了我國文學現代化的基礎。小說《狂人日記》以飽蘸憤怒感情的筆觸，描繪了一幅“非人生活”圖畫，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舊禮教的“吃人”現象，抨擊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吃人本質。他期望未來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吃人者”的理想社會，一個“真的人”的社會。他發出“救救孩子”的熱切呼聲，這是人道主義的呼聲。《狂人日記》可以說是一篇人道主義的宣言，以人道主義為本來表現這種不幸的人生社會問題。首先，對社會“吃人”的看法，基本上認為社會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吃人者，惟有“我”和狼子村的的“大惡人”等是被吃的。吃人者既有“趙貴翁”“古久先生”“娘老子”又有“給知縣打枷過的”“給紳士掌過嘴的”“衙門占了妻子的”；既有“那個女人”“狼子村的佃戶”又有那庸醫“老頭子”“大哥”以及“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個不相識的人”等，他們的“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著，這就是吃人的家伙”。小說的藝術描寫顯示出作者主要是以對“人”是行“人道”還是施“獸道”為標準，來觀察、認識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恰恰是人道主義思想的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統治的社會是“滅人欲”“毀人性”的，不僅統治階級成了吃人者，就是被統治階級里的一些人也因不“人道”的禮教毒化而成了吃人者的幫手。凡是吃人者，大都是背離人道而走獸道鬼道；凡被吃者，大都深蒙“非人生活”的苦難。作者對前者一律加以痛斥，對后者統統予以關切。《狂人日記》著重以這種籠統的人道觀點，描寫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基本上將“人”劃為“被吃者”和“吃人者”兩層。這既表現了徹底反封建的革命性，又表現出階級關系模糊的局限性，正是人道主義固有的兩面性的具體反映。其次，《狂人日記》對家庭“吃人”的看法，同樣以“人道”為準繩，分為“吃人者”和“被吃者”。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大哥”是吃人者，具有民主要求的封建禮教叛逆者狂人則是被吃者。家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礎，是吃人社會的縮影。小說以家族為軸心，構成一張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欲吃狂人這類少數人的羅網。這張羅網，是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以人道主義觀點洞察五四前夕中國黑暗****的封建社會所結織的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買賣、生殖崇拜、靈學、一夫多妻等的蠻人文化的羅網。《狂人日記》所創造的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環境正是這種“中國社會”的典型，而造成這種“吃人”的社會現實，根系在背人道而行獸道的蠻人文化。狂人針對作為家族代表、吃人禮教的維護者的“大哥”，對他吃人罪行的揭露，顯示了以“人道”反“吃人之道”的巨大思想威力。狂人對大哥的假慈悲的虛偽性、何先生笑里藏刀的陰險性、“今天天氣很好”者含含糊糊的卑鄙性看得一清二楚，同時對罩著偽善外衣的“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也揭露得淋漓盡致，可見這種人道主義在五四時期具有強烈的反封建進步性。

同樣在魯迅的其他一些小說中也體現出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如在《阿Q正傳》中，魯迅正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塑造了阿Q這個不僅沒有“人”的地位，沒有“人”的尊嚴，甚至“生存”和“溫飽”的基本****都被剝奪了，最后連生命也被剝奪了的“人物”形象，有力地抨擊了那個“不把人當人”的封建社會，為被剝奪了“人”的一切權利甚至生命，還得不到絲毫同情的阿Q這樣的人提出了熱切的申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正是魯迅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明天》《祝福》《離婚》《傷逝》被稱作是魯迅先生描寫舊社會婦女悲慘命運的幾個系列篇。在這些小說中，魯迅先生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從不同側面作了深刻的揭露，對被壓迫、被侮辱，甚至被“吃掉的”勞動婦女寄予深切的同情。魯迅先生堅決反對殘害婦女的“貞節”、“三從四德”之類的封建道德觀念，并發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他還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要求人類都享受正當的幸福，應該有愛情，這些論點都表明了魯迅的人道主義思想。《一件小事》歌頌了一個人力車夫的偉大人格，其所包含的人道主義思想又遠遠超越了當時通行的對人力車夫的痛苦生活僅僅表示一點同情的人道主義。魯迅對那些善良正直而又命運多舛，窮困潦倒，不得不去干自己所不愿干的事情如呂緯甫者（《在酒樓上》），或是逆來順受，不得不“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如魏連殳者（《孤獨者》）等類型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給予了熱切的關注。

祥林嫂悲慘地死去時，“天地圣眾”在“歆享了牲醴和香煙”之后，正在“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我”在參加了“孤獨者”魏連殳的大殮后出來時，耳朵里似乎聽到了“受傷的狼”“在深夜的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這兩種情調完全不同的描寫，本質上同樣是對舊社會反人道的有力控訴。在《傷逝》中，魯迅對青年知識分子涓生和子君為爭取人格獨立、婚姻自由而斗爭的勇氣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對子君認識的局限性和對涓生個人主義的思想實質分別給予恰如其分的批判。這也表明了魯迅人道主義思想的深刻性。

三、戰斗的人道主義者

魯迅的人道主義具有時代特征，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環境中形成的。因為古老的中國在長期的內憂外患侵襲之下，廣大人民群眾已經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深重的苦難迫使人們不能再按老樣子生活下去。這種為變革現實的悲慘處境而斗爭的愿望，自然而然反映到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中來。所以魯迅對舊社會被損害被侮辱的人們給予了無限的同情，而且把剝削人壓迫人的反動統治者及其幫兇視為不共戴天之敵。在魯迅的作品中，沒有十九世紀古典文學中那樣既憎惡上層社會的****又惋惜它的沒落，既同情貧苦人民的不幸又不愿他們反抗的的矛盾情緒。他之憎惡本階級，是“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如果我們從具體歷史條件來看魯迅的人道主義，特別是它所賦予的戰斗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魯迅思想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他前期的人道主義思想雖然也屬于資產階級性質，但是，又有著他自己的特點。魯迅的人道主義一開始就同這種抽象的“愛”、愛一切人乃至愛仇敵的思想有明顯的差別。在他的作品中，從來沒有宣傳過階級調和論和無條件的和平。恰恰相反，他有“熱烈的愛”，也有“熱烈的恨”，這種正義的愛與憎在他的胸中形成嫉惡如仇的怒火。他想把舊社會一切丑惡的、有害的東西徹底燒毀，因此他對阻礙這一切行動的敵人展開了堅韌的斗爭。魯迅的言論和行動充分表明他是戰斗的人道主義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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