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主講：何希凡

教學目的及指導思想：

1、引導學生結合作家生平和創作背景理解郁達夫小說《沉淪》的愛國主義情感。

2、通過對作家不同時期代表作的比較分析，加深學生對作品的感悟與理解，訓練學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學過程中結合作品和學生心理實際，引導學生用真善美相統一的審美原則評判文學作品、探討文學現象。

教學時數：2課時 教學內容及過程：

一、郁達夫經歷、性格與其創作的關系

要點：

1、極富才情。7歲發蒙，9歲即能賦詩。2、3歲喪父，家道中落，對其人生產生影響。

3、良好的古典文學修養，尤善舊體詩詞——影響其文風。

4、熟悉西方文學，自述創作前閱讀上1000部外國小說。

5、敏感、多情、坦誠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結：自身“風采不揚”；留學生活中弱國子民的體驗。

“風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達夫：《致王映霞》

“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里、心里，會起怎么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象不出來的。”

——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自傳之一章》1936.1

二、怎樣理解《沉淪》的結尾及其中蘊涵的愛國主義情感

觀點引述：

“作者必自以為以愛國思想作結，給了全國書一個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愛國思想和這樣自殺放在一處實為極度的滑稽與不和諧。” ——蘇雪林《郁達夫論》1934年9月《文藝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時他有意的想寫一個有力的結束，好像沉淪那一篇，我們反感覺非常的不自然。”

——西瀅《閑話》1926年《現代評論》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樣理解小說的結尾（是否顯得“滑稽”或“不和諧”）？

教師提示：

1、小說文本內在的一致和統一：比如第2節，第7節等內容直接和結尾相呼應；結尾并不突兀。

2、小說主人公的人生苦悶和國家民族的貧弱緊密相關：

民族貧窮落后——個人貧窮，不受尊重——在異性面前自卑——性的壓抑與苦悶——對民族貧弱狀況的愈加痛苦的意識

性的苦悶、人生的苦悶（金錢、榮譽）和社會的苦悶（民族的貧窮落后）交織在一起——個人悲苦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

3、結合創作背景理解：

“這兩篇東西里（指《沉淪》和《南遷》），也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于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所以描寫的時候，不敢用力，不過烘云托月的點綴了幾筆。”（郁達夫《沉淪·自序》）

——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確實有受歧視、受壓迫的事實。

三、怎樣理解小說中的性描寫

1、教材的相關論述（P71-72）。

2、判斷藝術與色情的一些原則：

①表現目的——是否為人物性格、主旨服務，是否游離于主題。

②表現手段——是否“藝術地”表現，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創作心態——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發展。反對賞玩式的、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的性描寫；可以接受的創作態度：批判的態度，歌頌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勞倫斯的作品），調侃反諷（如王小波作品），抒懷泄憤（如《沉淪》）等等。

四、《遲桂花》與《沉淪》的比較

1、藝術構思之比較

遲桂花構思精巧：事件線索——翁則生的婚事，情感線索——“我”對翁蓮的情感變化；兩線由小說中心意象“遲桂花”交織在一起。

《沉淪》的結構較隨意，有過于散漫之弊。

“寫《沉淪》的時候，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著的，我只覺得不得不寫，又覺得只能照那么地寫，什么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哪能顧得這叫出來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著的樂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達夫：《懺余獨白》）

小結：《沉淪》感情悲切、真摯但同時也缺乏謹嚴的藝術構思；而《遲桂花》則構思縝密，結構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較

《沉淪》：主人公懷著人生幸福的幻夢，有著強烈的苦痛和泛濫的情感；表現了作者處于青春期的人生訴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膽，人與人感情熱烈、如膠似漆。

《遲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漸趨平寂；表現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種人生訴求——希望人性自然優美，人與人的關系和平恬淡、輕松自如。

3、人物與環境關系之比較

在《沉淪》中，自然環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內心與社會文化環境沖突激烈。在《遲桂花》里，自然凈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與外界環境的沖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現人性的美好，人際關系的和諧。

五、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國文學的影響。

2、作家自我形象的寫照。

“袋里無錢，心頭多恨。/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時始盡，/啊啊，貧困是最大的災星，富裕是最上的幸運。” “我是一個真正的零余者！”

“我對于世界是完全沒有用的??”——郁達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復雜立體的形象，但憂郁、軟弱、孤獨、自卑是其總特征。

“激昂慷慨又軟弱無能，熱愛生活又逃避生活，積極向上又消極退隱，憤世嫉俗又隨波逐流，富有正義感又缺乏奮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愛情又渴求滿足卑瑣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輕自賤??” ——袁凱聲：《論郁達夫小說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當的普泛意義：“生之苦悶”的表達，能引起處于生存競爭重壓之下的人們的共鳴。

六、郁達夫小說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強烈的主觀色彩；感傷憂郁的美學特征。

2、崇尚自然，表現自然。

成因之一： 故鄉山川風物的陶冶，傳統文化的滋養，形成了他對于自然美的強烈感受力和細膩豐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盧梭等外國作家的影響。

“小說背景的中間，最容易使讀者得到實在的感覺，又最容易使小說美化的，是自然風景和天候的描寫。”——郁達夫：《小說論》。

獨特之景象與細膩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構成了郁氏小說獨特的情味和情調。

3、故事性減弱，情緒性加強。

故事≠情節；淡化故事、強化情節是現代小說區別于傳統小說的標志之一。

閱讀書目：

《郁達夫小說全集》，時代文藝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選集。《郁達夫名作欣賞》，溫儒敏主編，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達夫研究資料》，陳子善、王自立主編，花城出版社，1985年。

第二篇：郁達夫小說《遲桂花》解讀

人間真情的呼喚

——郁達夫小說《遲桂花》解讀

摘 要：《遲桂花》是郁達夫后期小說的代表作之一，體現了與前期作品不同的思想情感。從敘事學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小說中主要人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小說設置的敘事結構進行詳細分析和解讀，可以看出，小說主要表現的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對人間親情和友情的真切呼喚。

關鍵詞：現代文學；郁達夫；遲桂花；思想；解讀

郁達夫是中國現代文壇的著名作家，他開創了自敘傳式的抒情體小說，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沉淪》為代表的前期小說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敢于毫無遮掩的暴露自我，“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里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于狂怒了。”[1]但30年代以后，進入中年的郁達夫，其小說無論是在風格上還是思想內容上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遲桂花》就是這一時期的小說代表作之一，作者一改大膽的暴露，零余者形象的寫法，在淳樸靜美的境界中蕩滌自己內心的躁動，發出了對人間真情的呼喚。雖然《遲桂花》發表后的影響并沒有《沉淪》等作品那樣大，但卻“是小說家融合心靈的體驗、詩意的感悟和自由的想象而寫成的一部抒情小說杰作。”[2]其所具有的思想意蘊更為深厚，在藝術表現上也更為成熟。要想把握小說豐厚的內在意蘊，就必須結合作品對主要人物之間的各種關系以及作品內在的敘事結構進行詳細梳理和分析，通過文本細讀我們自然就能感受到其內在的真意。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或隱或顯地包含著作者的某種思想情感，對于小說而言，作者通常是不會站出來直接言說的，思想情感的表現比較隱蔽。在小說中，作者的觀點是通過小說的敘述者或小說中的人物來傳達的。換句話說，小說的敘述者或人物就是起到傳達作者觀點的功能的。同時，小說作為一種敘事作品是有情節的，自然也就內含著一個敘事結構或稱話語結構。不同的敘事結構隱含著不同的意義，其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一樣。因此，對于一篇小說而言，我們只要能不為表面的精彩所迷惑，撇開那些細枝末節的東西，把握住核心的人物關系和敘事結構，并找出它們所共同指向的所在，作者所要真正表達的思想情感也就一目了然了。

作為一部短篇小說，《遲桂花》的篇幅并不長，人物關系也不復雜，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三個：“我”，一個來自“煤煙灰土很深的上海”的作家；翁則生，居住在杭州翁家山的“我”十幾年未見的老同學；翁蓮，因夫死而在娘家寡居的翁則生的妹妹。整篇小說就是圍繞這三個人物的活動展開的，這三個人物在故事中又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形成了“我”與翁則生，翁蓮與翁則生，“我”與翁蓮三組不同的人際關系，不同的關系隱含著不同的象征意義，并共同指向小說的核心意義。當然，由于小說采取的是第一人稱敘事，小說的敘述者就是人物之一的“我”，因此就沒有分析的必要了。我們首先來看看“我”與翁則生之間的關系，這是小說最先引出的關系，也是結構全篇的基本關系，顯然他們是同學關系。在這一關系中，翁則生在偶然得知“我”的音訊后就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給“我”寫了一封長信，感謝“我”以前對他的關心，并熱忱邀請“我”參加他的婚禮。“我”在收到信后也很爽快的接受了邀請并前往。兩人相見時，“平時總是很沉靜”的翁則生是“就同猴子似的跳回來”的，見面后又有說不完的話，等等。可見兩人雖然有十幾年未見面了，但相互之間的感情沒有變，還是非常真摯而深厚。這讓人感受到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深深友情關系。翁蓮與翁則生則是兄妹關系。對這一關系，小說雖然著墨并不多，但翁則生對妹妹翁蓮的關懷與疼愛卻是溢于言表的，這從翁則生在信里敘述翁蓮之事時流露出的憐愛與心疼，以及隨后為照顧翁蓮的心境，怕她見自己準備婚禮而觸景傷心，托付 “我”陪她出去散心等方面，都能明顯看出。因此，這一關系讓我們看到的是親人之間那相互關懷的濃濃的親情關系。而我與翁蓮之間的關系則是小說敘述的重點，是一組有發展變化的關系。一開始，總“似乎要起性欲沖動”的“我”在與翁蓮同游五云山時，受了情欲的誘惑，不由自主地對翁蓮“發育的太完全”的成熟女性身體“簇生異想”，“貪鄙起來”，產生了非分之想，兩人之間實際形成了一種情欲關系。然而，翁蓮卻是心無雜念，纖塵不染。在“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對她注視了一分鐘，但她的眼里臉上卻絲毫也沒有羞懼興奮的痕跡出現，她的微笑，還依舊同平時一點兒也沒有什么的笑容一樣”時，“我”深感羞愧了。翁蓮的率真和自然，讓“我”打消了邪念，“我的心地開朗了，欲情也凈化了”，“我”在得到了翁蓮的原諒后，兩人最終結拜成了兄妹。至此，“我”與翁蓮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低俗的情欲關系轉變成了純真的兄妹關系，一種親如一家的親情關系。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三組關系的最終指向都是親情和友情，特別是“我”與翁蓮關系的變化，這種指向最為明顯。親情和友情是人人都想擁有的人類最真摯、最美好的情感，顯然這也是作者郁達夫在本篇所要展現并渴望擁有的。

小說的故事情節也較為簡單，講述了“我”應老同學翁則生的邀請赴杭州翁家山參加其婚禮的故事。故事的原型依然是那種古老的男人與女人的故事模式，敘述了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從顯性層面看，小說是以時間先后為順序，講述了“我”離開上海去杭州的翁家山參加婚禮再回來的過程。從基本敘事結構來講，小說是用第一人稱敘事，按上海——翁家山——上海的地點變換來敘述的。人物活動的地點只有兩個：上海（略寫）和翁家山（詳寫），一個是繁華喧鬧，“煤煙灰土很深的 ”大都市，一個是寧靜祥和，淳樸美麗的鄉間。表面上看，“我”離開上海去翁家山是為了參加老同學的婚禮，但細加分析就會發現，小說對婚禮的場面描述并不多，更多的是描繪了翁家山寧靜美好的自然山水，以及“我”與翁蓮同游五云山的難忘旅程。可見，“我”離開上海去翁家山，參加婚禮只是個由頭，真正原因是因為那里有讓人心靈純潔的美麗大自然，更因為那里有“我”在上海得不到的東西，這就是友情和親情。那里的男人（翁則生）給了“我”誠摯的友情，更讓人想不到的是，那里的女人（翁蓮）洗去了“我”這個欲望都市男人的邪念，讓“我”得到了純真的親情。因此，這次出行實際上是“我”心靈的一次出走→獲得→回歸的過程，是一次靈魂得到凈化和升華的過程。小說的敘事隱含的是一種追尋結構，翁家山之旅就是一次心靈的追尋之旅，追尋的是“我”在上海感到匱乏的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最終，追尋獲得了成功，“我”走出了私欲，獲得了真情，回歸了真我。翁家山才是“我”心靈的桃園圣地。小說這一敘事結構的安排，很明顯讓我們看到了作者內在的心靈追求。這一敘事結構與作者所設定的人物關系共同作用，清楚地向我們昭示了作者郁達夫對人間真情的呼喚。值得注意的是，郁達夫在這篇小說里為何如此強烈地渴求親情和友情？郁達夫生活在中國社會動蕩不安，急劇變化的時期，他從小失去父母之愛，身染肺病，回國后長期失業、流浪，受制于專制婚姻。社會的冷遇、故國的貧弱種種人生的不幸匯集一身，這使郁達夫的生活和精神一直處于一種困頓狀態，形成了其多愁善感、嫉惡如仇、自卑自賤又有些神經質等極其復雜的個性特征。正因如此，郁達夫前期創造了大量的零余者的形象，這“ 實際上是對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自述，并經過拷問自己來探索‘五四’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3]郁達夫一直希望突破這種精神困境，但卻并未成功。在創作《遲桂花》這一時期，他又疊經“創造社”的變故，大革命的失敗，雖曾參加“左聯”，卻正過著隱居生活，思想上的苦悶，內心的寂寞與孤獨可想而知。在這種狀態下，郁達夫自然極為渴望有親情、友情的伴隨，過上一種寧靜安謐的生活，以慰藉那顆疲憊的心。《遲桂花》正是在這種心境下誕生的。而郁達夫此時對“天外的使者”——王映霞的大膽而執著的追求，應該說也是這種心境的流露。當然，在《遲桂花》里作者也確實流露出了某些隱逸思想和名士心理，于是有的學者就認為，在“革命已深入的三十年代，這種逃避斗爭的‘名士’意識，則顯得特別灰暗落后”。[4]這種不顧實際，以政治眼光來看待一切的做法，未免對作家有些苛求了。況且，小說主要還是表達作者渴望得到親情和友情的心情，這也沒什么錯。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郁達夫在那樣的狀況下卻并沒有沉淪，而是發出了對人間真情的熱切呼喚，這難道不也是對那黑暗現實的一種反抗嗎？

第三篇：王蒙小說創作

試論王蒙的小說創作 1)王蒙的小說：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聲》《布禮》《蝴蝶》通過對人物命運的描寫，揭示了當時存在夸大政治斗爭作用的不正常氣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權勢，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陰暗心理，運用意識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動為線索，著重揭示人物內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動變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戀愛的季節》《事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 b)1)藝術特色：

他在西方現代派的基礎上,率先借鑒西方意識流方法，對舊有的小說形式進行改造，他嘗試以現實主義為主題，以意識流輔助技巧為手段，創造出一種心流現實主義的小說，小說的主題仍是人物和故事，但側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寫，在注重實踐邏輯聯系的主題上，有限的使用空間的自由組合，在敘述方式上，他將傳統的第三人稱全文敘述，于意識流的內心分析感覺分析，感情獨自相結合，不同的手法之間轉換自然，顯示了作者運用意識流的圓熟，他還多方面的借鑒現代派的各種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和黑色幽默

荒誕小說 朱慎獨“沐浴學”《沐浴學發凡》

諷刺那些國內為研究而研究的風氣，批判國民性中盲目拉攏權威，將正常的生活家易變性，將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語言上為了顯示意識活動的特點，作者放棄了對語言的完美對稱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語言的多樣化和陌生化，語言單位之間常出現大幅度的跳躍，斷裂，悖反，有些小說界見了相聲的話語方式，語言俏皮夸張，調笑成分很強，雜文語體，文言句式，民歌民謠常出現于作品中，語言密度相當大，往往由一個話題引起，語意相關或相近的詞語在文章中不斷出現追求表現面對紛繁復雜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說創作的重要語言風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現象是，經常夸大生活中荒誕可笑的一面，表現出強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說創作 對王蒙的介紹

1958年，王蒙因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復出。新時期初，王蒙以一組歷史創傷記憶作品重新走上文壇，主要有《最寶貴的》、《布禮》、《蝴蝶》、《雜色》、《春之聲》、《海的夢》、《相見時難》等。除了歷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現實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說客盈門》、《風箏飄帶》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醫梁有志傳奇》、《堅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記》、《來勁》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90年代以來，他的“季節系列” 長篇小說也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1、王蒙的現代小說藝術實驗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像別的作家那樣簡單地提出問題，而是善于領會生活對藝術的啟示，將對生活的思考與藝術的探索結合起來，同時積極接受外來的藝術影響，這使他的創作處于常新的狀態，永葆生機和活力。

王蒙認為：“對于作家來說，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東方意識流”小說

主要作品：《布禮》、《蝴蝶》、《夜的眼》、《春之聲》、《海的夢》、《風箏飄帶》、《相見時難》等系列作品。

關于意識流：所謂的“意識流”，是指19世紀末出現的，盛行于20世紀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國的現代小說表現手法，它重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意識活動，常常通過人物的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意識跳躍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以意識的自然流動來結構全篇，在文本結構上顯得騰挪跌宕，時空倒置、自由。這種“意識流”文學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中找到了理論依據，現代西方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如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尼采、叔本華等人的唯意志論等，又為它提供了哲學思想基礎。像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沃爾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識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東方意識流”與西方意識流的差別：王蒙對西方“意識流”的借鑒、運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層面上的接受，是為著內容表現的需要服務，沒有將它用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因為很明顯，現代西方的“意識流”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小說創作方法，以無中心、無主題、無意義為特色，而王蒙的創作，則是在明確的思想指導下的藝術創造過程，表現既定的主題和特定的思想意義。正因為這種區別，王蒙的這些作品又被稱為“東方意識流”小說。3.王蒙反思小說的創作特色：

⑴ 對“傷痕”文學的超越

不同于當時普遍的對文革苦難的揭露、控訴，王蒙很快實現了對“傷痕”文學的超越，直接進入到對造成文革災難的社會、歷史與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現人物的心靈現實

他的小說淡化歷史創傷記憶，更多地關注歷史災難過程中人物的心靈現實，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內心情感波動。

⑶ 寬容的歷史態度，從歷史災難中總結經驗教訓

他沒有把歷史災難的責任簡單地歸結為某個人或某場政治運動，而是從歷史的主客體雙方尋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諒解的地方。這種寬容的歷史態度，使他對歷史不進行簡單的道德評斷，而是著意于揭示歷史災難背后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訓。

⑷ 革命理想主義和歷史理性主義

他既執著于對自己青年時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堅定追求，又不斷地對這種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進行反思，指出它在實現上的艱難和前途的光明，表現出對歷史理性主義的認同。出于對革命的信念，他既認識到現實的力量，又表現出對現實問題的超越，避免了當時那種普遍性的感傷。

⑸ 所有的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說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時，自身的特殊經歷，使他的作品呈現出強烈的歷史感和滄桑感。

第四篇：魯迅沈從文小說創作比較

魯迅沈從文小說創作比較

魯迅的犀利尖刻，沈從文的詩情畫意，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壇中閃發著異樣的光彩，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領軍人物。魯迅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從文被列為僅次于魯迅的中國最偉大的作家。盡管他們的創作風格南轅北轍，藝術主張差異很大，但他們在改造和重建中國國民性精神上殊途同歸。魯迅的小說“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沈從文小說則使“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層的理解”。正如蘇雪林所說，沈從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使他們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的權利”。盡管他們表達的是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國民性，但在表現手法和語言藝術風格上又有著迥然的不同。

一、魯迅專注人性丑的批判，沈從文專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羅斯畫家列賓說：“光禿禿的線條也可以躍然紙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從文的筆下，湘西獨特優美的自然景象，猶如一幅幅清理脫俗的風景畫，簡直就是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同時，又給讀者留下廣闊的空間，擴大作品的彈性和拓深人物的審美品位，讀者可以自己的經歷，知識構成，審美傾向自由填充，這樣，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無限的延伸。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由于他從小就喜歡上繪畫，他對美有著獨特的感悟和發現。他筆下的人物形象，一個個都是美和力的結合體，天真、純潔、善良、勇敢、熱情、堅韌、執著??“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遜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龍朱》）簡短的比喻，一個完美的龍朱的整體形象躍然紙上。《三三》的三三，《長河》中的夭夭——恬靜、溫柔、純凈、忠貞、從外表到內心都散發著濃濃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種脫俗的美——愛崗敬業。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邊城》里描寫翠翠聽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記祖父所說的事情，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時，她仰頭望著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極熟習。崖壁三五丈高，平時攀折不到手，這時節卻可以選頂大的葉子作傘。一切皆象是祖父說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帳子里草薦上，以為這夢做得頂美頂甜。祖父卻在上醒著，張起個耳朵聽對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夢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當真有誰來在對溪高崖上為你唱歌，你怎么樣？”祖父把話當笑話說著的。翠翠便也當笑話答道：“有人唱歌我就聽下去，他唱多久我也聽多久！”一個美的化身——翠翠，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濃濃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樸素、信仰簡單而執著，就這樣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回味無窮。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于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魯迅的小說，是以一種醫生的眼光看待病態的社會，病態的人性，病態的人情。他熱嘲冷諷，只是為了揭露病苦，引起療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筆下，犀利、刻薄、無情、反思、質疑、批判??利劍般直射國民的劣根性，想徹底摧毀中國人民身上的牢籠，殘酷地鞭打著人的靈魂。但他并不以拷問自身為目的，更從不鑒賞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對任何形式的任從，他的最終指向是“絕望的反抗”：對社會，更是對人自身的反抗。試圖重鑄國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拯救中華民族危機。他批判的筆尖深深地刺進社會各階層，深深地關注和揭露著病態社會的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華老栓、閏土、單四嫂、祥林嫂、阿Q是農民的代表，他們承受著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禮教的腐蝕，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蝕了。特別是阿Q，魯迅的批判筆墨最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被社會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創的精神勝利法里忘了還鄉路。他不承認自己落后與被奴隸，沉醉在沒有根據的自尊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什么東西？”；挨了洋鬼子的哭喪棒后很快就忘記一切并且“有些高興了”；為了平衡被欺負的壓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憤，在轉嫁中得到滿足；自輕自賤，甘居落后與被奴隸：“我是蟲豸——還不放么？遭到趙老太爺的欺負：說一聲老子打兒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別人一般”。

揭露知識分子精神的苦悶，冷峻地解剖了他們陷入社會的無人之陣里，一次次的突圍，一次次的失敗，更加暴露了社會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樓上》寫出辛亥革命獨戰多年英雄擺脫不了孤獨者的命運，在強大的封建傳統壓力下，像一只蒼蠅飛了一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沉中無辜消磨著生命；《傷逝》揭露出五四時期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抗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了附麗，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在《藥》，夏瑜被殺的情景令人觸目驚心：群眾“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里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啟蒙者竟然被被啟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這里被質疑、批判的對象是雙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眾，更是被吃的啟蒙者，甚至啟蒙本身。

二、魯迅的語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種迫切的緊張與沉思；沈從文的語言明凈純真，輕快中蘊藏著對人性人性深層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學是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映現實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維的。”高爾基這句話告訴我們，語言是通向文學的橋梁和紐帶，是讀者進入作家精神世界和體驗文學美感的必經渠道，因此，理解語言是理解文學的前提和基礎。

魯迅小說的語言，犀利、深沉、簡練，和沈從文明凈、純真、輕快相比，多了幾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讀《吶喊》后的感受：“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絢麗的陽光。”《在酒樓上》：“窗外只有漬痕班駁的墻壁，帖著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祝福》：“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孔乙己》：“中秋過后，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了。”第二年的端午節，“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簡潔凝練的語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壓抑，蒼白蕭條的場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殘酷與凄涼，把死亡與蒼白的社會聯系起來，具有極強的批判力量，有一種威壓，逼迫讀者直面現實，反思自己和社會。

沈從文的小說，其實就是一首散文詩，語言明凈純樸，詩感濃郁，從中迸射出來的一連串色彩斑斕的意象，就像一連串墜地有聲的珍珠，不但給人視覺上的享受，還給人聽覺，甚至觸覺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筆調，讓讀者在輕松愉悅中陶醉在湘西明凈和諧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樸的民族風情里，流連在還沒有受到都市腐蝕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詩意的語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刻畫得淋漓盡致，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在《邊城》中介紹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長的環境時，其實就是一首詩——“為了住處兩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來，老船夫隨便為這可憐的孤雛拾取了一個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須修飾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兒女，純潔、善良、天真、美麗，“皮膚變得黑黑的”“儼然如一只小獸物”“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一個天使般純潔的女孩瞬間閃現在讀者面前，這不是美的化身？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華？《柏子》開篇這樣寫到：“把船停頓到岸邊，岸是辰州的岸。”這樣簡單一句話則更為簡潔明了地將讀者引入沈從文式的湘西水鄉風情中，墊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質樸的基調。在《長河》的《人與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樹椏間的主人，必快快樂樂的回答，話說得肯定而明白，“我這橘子不賣。”

“真不賣？我出錢！”

“大總統來出錢也不賣。”

“嘿，寶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賣！”

古人說“入境問俗”，若知道“不賣”和“不許吃”是兩回事，那你聽說不賣以后，盡管就手摘來吃好了，橘子園主人不會干涉的。

??

“鄉親，我這橘子賣可不賣，你要吃，盡管吃好了。水泡泡的東西，你一個人能吃多少個？十個八個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趕路，天氣老早咧。”

短短的幾句對話，輕輕松松地把一個世外桃源似的湘細農村勾畫得淋漓盡致，這里沒有狡詐，沒有欺騙、沒有斗，更沒有大都市的喧嘩、緊張、忙繁和唯利是圖。透過這段文字，讀者驚喜地看到一個沒有受到都市污染的農村自然樸質的美和沒有被社會扭曲的純凈的人心。

第五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小說創作

國統區小說創作 茅盾：《第一階段的故事》、《腐蝕》、《霜葉紅于二月花》、《走上崗位》、《鍛煉》等小說 張天翼：《速寫三篇》包括《華威先生》(1938、2發表于長沙)、《譚九先生的工作》、《“新生”》

（1938、11）、《金鴨帝國》（1942、1）

沙汀：《防空——在勘察加的一角》（后改名為《防空》）寫于四川

《在其香居茶館里》1940、12

“長篇三記”：（《淘金記》(1941年秋)、《困獸記》、《還鄉記》）

《磁力》、《奇異的旅程》（即《闖關》）

《堪察加小景》后改名為《一個秋天晚上》

短篇小說集：《呼嘯》、《播種者》、《醫生》

艾蕪:《豐饒的原野》》（由三個系列性的中篇《春天》、《落花時節》和《山中歷險記》組成，寫于成都）、《秋收》、《紡車復活的時候》

《山野》和《故鄉》，以及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短篇小說《石青嫂子》。路翎：《饑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青春的祝福》、《求愛》、《在鐵鏈中》、《財主的女兒 們》、《卸煤臺下》、《何紹德被捕了》、《王興發夫婦》、《老的和小的》、《英雄的舞蹈》、《谷》、《旅途》、《人權》

沈從文：《長河》； 馮至：《伍子胥》；

蕭紅：《呼蘭河傳》《曠野的呼喊》、《朦朧的期待》、《孩子的演講》、《馬伯樂》； 汪曾祺：京派回憶性小說《老魯》、《雞鴨名家》；

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大地的海》、《螺獅谷》、《風陵渡》 王西彥：追尋三部曲（長篇《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老舍：《四世同堂》（由《惶惑》、《偷生》、《饑荒》三部組成）巴金：《憩園》及《寒夜》、《第四病室》、《火》三部曲

王西彥：《古屋》短篇集《夜宿集》、《鄉井》、《鄉下朋友》、《還鄉》等，“追尋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等 嚴文井：《一個人的煩惱》 郁如：《遙遠的愛》 黃谷柳:《蝦球傳》 穗青:《脫韁的馬》

汪曾祺:《邂逅集》(包括《復仇》、《老魯》、《雞鴨名家》、《戴車匠》等)駱賓基：《幼年》（又名《混沌——姜步畏家史》、《鄉親——康天則》、《紅玻璃的故事》

解放區

趙樹理代表作：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羅漢錢》；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邪不壓正》；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等。

孫犁：《荷花淀》、《蘆花蕩》、《麥收》《荷花淀》（散文、小說合集）、《蘆花蕩》、《囑咐》、《采蒲臺》、《白洋淀紀事》（散文、小說合集）等和中篇小說《村歌》，康濯的代表作是《災難的明天》和《我的兩家房東》，孔厥的代表作是《受苦人》和《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劉白羽的代表作主要有短篇集《政治委員》、《無敵三勇士》、《戰火紛飛》、《紅旗》和中篇小說《火光在前》 邵子南的《地雷陣》、華山的《雞毛信》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一顆未出膛的子彈》；中篇小說《在醫院中》和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延安

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松江省珠河縣元寶區 馬加的中篇小說《江山村十日》

歐陽山的《高干大》 柳青的《種谷記》 草明的中篇《原動力》 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 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 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

淪陷區

張愛玲：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長篇小說《十八春》等，電影劇本《多少恨》、《太太萬歲》，以及學術專著《紅樓夢魘》等。代表作品：《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沉香屑.第二爐香》、《自己的文章》、《公寓生活記趣》等。上海 錢鐘書：著有小說《圍城》《人.獸.鬼》（包括《上帝的夢》《貓》《靈感》與《紀念》）

師陀：《無望村的館主》、《果園城記》、《結婚》、《馬蘭》

蘇青：《結婚十年》

梅娘：水族系列小說"：中篇《蚌》、短篇《魚》、中篇《蟹》。張恨水：《八十一夢》、《魍魎世界》、《五子登科》等諷刺小說和《水滸新傳》、《秦淮世家》、《丹鳳街》

徐訏：《鬼戀》、《荒謬的英法海峽》、《吉布賽的誘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長篇小說《風蕭蕭》等。孤島上海

無名氏：《露西亞之戀》、《龍窟》、《北極風情畫》和《塔里的女人》

野獸.野獸.野獸》、《海艷》、《金色的蛇夜》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