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克納小說創作主題論

福克納小說創作主題論

李予軍

(北京城市學院 國際語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內容摘要：

福克納是一位極為重視小說藝術手法實驗的現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斷變化的小說創作技巧之下，掩蓋的是他一直關注的重大社會變革主題。本文通過對福克納主要作品主題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學創作追求的目標，剖析了其文學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內涵和他本人的內心痛苦和矛盾，從而進一步展示了他企圖在幻想與現實之間建立一種溝通的愿望，卻始終未能逾越這條鴻溝。

關鍵詞： 福克納；創作；手法；主題

1945年馬爾科姆·考利編輯的《袖珍福克納文集》的出版，成為美國文學界認識與理解福克納的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薩特、加繆等為代表的法國文學界對福克納的高度評價，導致了諾貝爾文學獎委員們的注意。而在其時，他的作品并不受讀者們的注意，甚至認為他獲得諾貝爾獎這個殊榮純屬“胡亂安放”的榮譽，但是這毫不影響他終于贏得了普遍的承認。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國以及西方對他的評價越來越高，各國不斷翻譯介紹他的作品，一些地區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響。福克納研究已成為世界文學現象。就是現代美國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聲稱“今天的問題在于如何從福克納的魔影下擺脫出來”。

一

福克納一生的創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國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作家；既是“意識流”小說技巧大師，又能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傳統與現代進行有機結合的偉大實驗者。人們對福克納的解讀、研究大多著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無疑問，福克納是一位極為重視寫作手法的實驗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諾貝爾頒獎辭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說形式、藝術技巧上所進行的探索和創新。然而，福克納從來沒有為探索而探索，為創新而創新，而是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堅信形式不是從外面強加于作品，而只能是從內部“長”出來的。他認為“故事中的情節決定其風格”，“??是主題，是故事造成其風格??”。所以無論福克納使用哪一種藝術手法創作，都是為了服務于他所選擇的創作內容和主題思想，都是為了更自然、更準確、更形象地表現他本人的創作思想，這也是他之所以成為真正的文學藝術家的根本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創作的主題在他那里始終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斷創新的外在形式，但這決不是說不重要。相反，他的藝術手法實際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藝術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別是人物的內心世界的刻畫更加深刻、形象。這表明，福克納在追求藝術表現手法的同時，也是在積極地尋找他要表現的東西——創作主題。這就為我們研究和把握福克納創作思想的動機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腳和最基本的出發點。

福克納一生創作豐厚，決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貫通，情節相接，構成一套《人間喜劇》式的“體系”，反映了近200年來美國南方社會變遷的歷史和各階層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變化。在他自己虛構的“世系”中，他如同“打開了一個各色人等的金礦??從而創造了一個自己的天地”。在這個“天地”里，先輩們血脈里涌動的激情在現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們完全淹沒在各種懷疑主義和相對論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現為悲劇，那些曾經攝人心魄的悲劇愛情和傳奇已無法說明現代人所面臨的嚴峻狀況和精神危機。正是他創作的一部部具體的作品，構成了他獨特的風格，表達了他獨特創作思想和鮮明的創作主題；也正是從他的主要作品中，我們能夠把握其創作命脈和思想的本質，而達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動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環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現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時間局限的共性，即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在于寫“人類的內心沖突問題”，“人的靈魂”。雖然他對人生的看法發生了轉變，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為人有靈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犧牲和忍耐精神。”他的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現在其作品中，幻想與現實在他那里很難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結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為經驗的“客觀對應物”和保存他作為藝術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時代的作家都更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種完整而獨立的存在狀態，可以在這種狀態下客觀地不受情緒影響地觀察自己另外一個真正的自我。幾乎從他的寫作生涯一開始，就分明預見到了他的時代人類價值的混亂和喪失。這種感受性，與他能夠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藝術自信心一道，使他寫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嘩與騷動》中，自然主義占居了福克納的創作思想。書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講述。他生下來就是白癡，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將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應的流動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凱蒂如果不是白癡的話，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環境扭曲的人。他們所處的環境已無法使他們繼續掌握自己的命運。人若不象昆丁那樣在絕望中掙扎，便會和杰生一樣墮落為痛苦不堪的實利主義者，或者成為班吉那樣沒有思維的可憐的白癡。昆丁是所有人當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終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雖然生活在哈佛大學校園，但思想感情卻深受南方舊傳統的影響，成為傳統道德觀念與現代社會沖突的化身，表現了苦悶、彷徨和絕望的心情。評論者們把他喻為作者本人，而福克納自己也說過，他是《喧嘩與騷動》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輪流講述，而由于福克納加入了另外一個層次：對社會的關注，所以，它實際上也發展成了一個關于南方社會的故事。這部錯綜復雜的小說是一張用回憶精心構織的密網，它沒有指向什么，卻又意味著一切。作為福克納另一個自我，他將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時，針對大學同學問他為什么仇恨南方時，他回答說“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這個人物比那個復員的飛行員（《士兵的報酬》）更遠地脫離自身和現實。福克納在這個虛構的人物身上表現了他對南方的熱愛和對人類愚昧的絕望。他對罪惡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種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種叛逆性和加爾文教的良知感，卻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種種情結。同昆丁一樣，他也是兩眼望著過去，為傳統的淪

喪而痛心疾首。它象征著人類烏托邦的破滅，象征著過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沒落與腐敗。

在《八月之光》中，作為象征，主人公喬·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這種情況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顯聯系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諷喻，具有一種深刻的悲劇感——一個被僵死的宗教和經濟剝去了人性的現代人，他既不屬于白人社會，也不被黑人社會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獨，經受了黑暗和苦難。這是一個有諷刺意味的描寫罪惡的寓言，而這種罪惡既可以發生在新教教堂之內，也可以發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個縮影。作者在這里想傳遞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話說：“這是一個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無從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劇。而《押沙龍、押沙龍》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對薩特本 的態度寓意更為明顯。托馬斯·薩特本是一個像那些由自身的弱點毀掉了舊南方的人復仇的工具。然而當他無法生出一個同一種族而且清白無辜的子嗣時，他想建立起同一種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適得其反的結果。昆丁對他耿耿于懷，因為他從他的失敗中看出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南方問題，卻找不到解決的方法。在《我彌留之際》里，本德倫一家“奧德修記”式的旅程雖然是為了埋葬死者，卻各另有所獲，特別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時內就找到了新歡。福克納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諧和具有反義的事物表明在現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沒有真正意義，現代人的命運既是一場悲劇，又是一場滑稽的玩笑。縱觀福克納筆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迅速解體，一反昔日“充滿甜蜜柔情與陽光”的田園情調，而成為危機四伏、人欲橫流的現代荒原。人們孤獨、恐慌、絕望、荒誕，成為異化的犧牲品，再現了南方社會轉型下的世態炎涼和因此造成的人們在心理上的裂變、痛苦和苦悶。舊南方的逝去與新南方的混亂，在福克納的靈魂深處引起了強烈的震顫。幻想的縈繞和現實的無情使他無法在二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更在內心深處無法接受這一社會歷史進程所帶來的種種劇變。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樸的浪漫情調，理想主義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納始終擺脫不了對南方的那種近乎著魔的熱愛和深深的眷戀，他一再將筆觸伸向最能反映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在靈魂深出發生的撞擊，企望用人物的內心獨白、夢囈和意識的自然流動來昭示現實，反映現實，以求得對過去眷戀的暫時松弛。他的靈感來自于自然主義，卻大量地運用象征主義手法，逐漸脫離了本世紀初現實主義主流，向著夢幻世界探索著，越過一個又一個巔峰，終于在他匠心獨運、處心積慮的文學創作中找到了一個最佳的表達方式，構成了他文學創作的主旋律，而在這同時，福克納追求象征主義和純藝術手法和哲學深度方面都已進入了新領域，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納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國南方為背景，但實際上遠遠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絕不是單純描寫南方風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創作題材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但表現的主題思想卻是多義的，多層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鳴。他通過零亂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內心世界的獨白，表達了他的創作思想和主題：南方貴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個蓄奴制度的失敗和與之并存的傳統道德觀念的瓦解；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給青年一代造成的內心沖突；他們不愿成為下等人，但不能違反南方傳統的道德準則，否則 將要背叛家庭、白人社會和文化遺產，他們在歷史的陰影下成長，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尋求自我；20世紀社會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資本主義工業和所謂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質樸、善良、忠誠、勇敢等品質；對人的個性以及按個人意愿生活的權利的強調和對現代社會侵犯了人的尊嚴，扼殺了人的價值的譴責；與社會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簡單純樸、非知識型的人不受社會法規的約束。他們的喜怒哀樂里沒有勉強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幫助“社會人”恢復人的自然屬性；“社會人”如能超越法規就可以達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這樣，盡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殘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這些主題的展示，使之文學創作越出了文學自身的范圍而升華為一種現代社會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哲學意義上的思考。福克納將作品中的人物賦予時代性，刻畫生動豐滿，個性鮮明，特別是對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當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悶，同時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盡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這些具體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批評他們不敢面對現實，不敢投身生活的錯誤，但感情上卻傾注了大量的筆墨，這不能不使人們產生與作者本人的真實情感的共鳴，也充分暴露出他內心的矛盾，特別是理智與感情之間的不克調和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隱痛聯系在一起就是他對南方及其過去的困惑，無疑這是時常困繞著他而終究擺脫不了的南方情結，欲愛不能，欲罷不忍。

四

福克納在塑造眾多的現代社會理想破滅的具體人物的同時，卻無法將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現于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說福克納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雖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層次上的保守主義特征即向后看的歷史意識，卻掩蓋了他靈魂深處的另一面即對舊南方先人們罪惡的歷史的痛恨，他企圖用傳統的價值觀來批評和否定現代文明對人的“異化”，以便使他所鐘愛的南方永遠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這種愛恨關系——由于愛而恨，盡管有弊端仍然愛——來自于福克納的內心深處并且反映了現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間的關系”，而這種痛苦矛盾的心理卻為反映福克納在文學創作上提供了選擇，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尋找一條跨越心理鴻溝的途徑，希冀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一個奇跡。這種探索導致了他的作品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遠在同類作家之上，而在藝術實踐的繼承與創新上也走在了同類作家的前列，成為20世紀小說家中偉大的探索者。他是一個兼有廣度、深度、歷史感、鄉土氣息與現代意識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爾扎克那樣深刻地反映了社會歷史，同時又是一個現代意識很濃的現代派作家，他既寫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溝通與疏遠的問題，更寫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問題，揭示了現代文明社會中人性受到扭曲的問題。

福克納自身充滿的矛盾以及要表現的內容也為他選擇適合表現的藝術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這種幫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這種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識流手法。“意識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變為文字流淌出來并且通過模糊事實和行動揭示自身。他不是簡單地接受和模仿諸如喬伊斯等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而是深切地感到舊傳統無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語言，無法表達他對生活的理解，無法描繪他眼中的現實和內心的感受。意識流追求的總體審美意境對于讀者來說是空前的挑戰。讀者很難一下就能把握住諸如《喧嘩與騷動》等作品中的總體意象，作品在心理時間無限自由的表現取代了傳統小說中作為推理依據的情節結構，只要能表達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樣，把這些人調來調去不受空間的限制，也不受時間的限制”，進入“夢境”或“幻想”進行思維，取代敘事小說的有目的的思維。然而正是從這些雜亂無章的作品中人們分明感覺到了作者的思想，聽到了作者的心聲和看到了充滿喧嘩與騷動的現實世界。可以這么說，如果沒有“意識流”這樣一個恰到好處地使福克納的創作主題在“雜亂”中而不是在“順序”中得以表現，人們又怎么能從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創作思想和內心的矛盾呢？實際上無論從福克納采用的藝術手法還是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主題，福克納所關心的最基本的問題已經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著一層象征性的偽裝，顯現了由于肉體的生命力同非肉體的自然力量發生沖突產生的憤怒、困惑和無助，揭示了創作者自身存在的無法解決的矛盾，幻想與現實之間——永遠無法溝通。這就是從亨利·亞當斯到托·斯·艾略特以來美國嚴肅文學家所寫的中心主題，而福克納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進一步揭示了這一沖突，而不僅僅是議論一番。

參考文獻：

1．R.漢弗斯：《現代小說中的意識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王冼：《世界著名作家訪談錄》[M]，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3．羅伯特.斯比勒：《美國文學的循環》[M]，湯潮 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4．錢青：《美國文學名著精選》[M]，商務出版社，1994.5．肖明翰：《福克納與美國南方文學傳統》[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6。6．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M], Random House,1974 7．Edmond L.Volpe: A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M], The Noonday Press,1964.On the Theme of Faulkner’s Works Li Yu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modern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s.However many critics see him as the one who was accustomed to experimenting with various writing skills in his fi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of Faulkner’s writing: focusing much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his time.Key Words: Faulkner, writing skills, social theme

作者簡介：李予軍，男，教授，北京城市學院語言學部，研究方向：語言學與外語教學。

第二篇：福克納小說創作與基督教文化【精品】

福克納小說創作與基督教文化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國現代文學史 上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大膽地創新表現手法，以自己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 和獨到的思想深度，“描寫一個年老垂死的世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國南方 舊體制腐朽沒落的根源，無情地批判了壓抑和摧殘人性的清教主義、奴隸制和種族主義，表現了身處歷史變革之中的南方人的精神危機。

在福克納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加爾文主義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勢力，主宰著整個南方 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支持著奴隸制和種族主義，控制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加爾 文主義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產生出來的一個新的派別，它一方面要求對社會進行 激烈改革，強調人與上帝之間的直接聯系；另一方面又僵硬地信奉原罪和命運生前決定 的教義，壓制人的欲望，譴責任何形式的娛樂和享受。“加爾文化了的耶和華”，具有 一種嚴厲而毫不寬容的特質，是《舊約》中那個不斷懲罰的“部落之神”。美國南 方人信奉的就是這樣一個嚴厲而僵化了的上帝，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惡”，生活 成了人們“自己把自己不斷地釘在十字架上的過程”。福克納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 宗教保守勢力橫行的社會環境中。他的家庭也信奉傳統的基督教。他的曾祖父“是一個 在宗教原則上絕無還價可講的人。他的原則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個人從小孩到大人 都必須準備好一段《圣經》摘錄，并流利地背誦。不然的話，就別想吃早飯”[4]。他 的父母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屬于美以美教(Methodists)，母親屬于浸禮教資料

(Baptists)，這兩個派別的教徒組成了美國南方的早期移民。正像在福克納的小說《小 鎮》里，查爾斯·莫利森回顧杰弗遜鎮的歷史時所說的那樣：“我們這個鎮是由雅利安 浸禮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所創立的”[5]。福克納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和創作，他的思想 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響。正如福克納自己所說的，基督教文 化是像他這樣“一個南方農村小孩的背景??我在其中長大，我不知不覺地將它消化吸 收。它存在于我身上，這與我究竟對它相信多少毫無關系”[6]。盡管福克納的創作思 想有著明顯的基督教的特征，盡管他的小說中有許多與基督教相關的內容與影射，但他 從未把宣揚基督教教義作為自己的創作目的。他并不是一個基督教作家。相反，在他幾 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對壓抑人性的清教主義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福克納心目中的上帝是 寬容而仁慈的，他對加爾文主義清教的上帝充滿了憤懣之情，所以才有了他作品中那么 多發生在基督教重大日子里的罪惡與不幸。

《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以耶穌受難的星期(passion week)為時間背景的。小說中班吉(Benjy)部分的時間背景是4月7日圣禮拜六，這一天正好是班吉的33歲生日，而耶穌正是33歲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這里便有著十 分明顯的影射性。班吉是一個白癡，枉有33歲的年齡而只有3歲兒童的智力，甚至不會 說話，只能“毫無意義”地“喧嘩”。(小說書名《喧嘩與騷動》出自莎士比亞悲劇《 麥克白》第五幕第五場麥克白語：“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都沒有任何 意義。”[7])小說中另一個人物，班吉的姐姐凱蒂(Caddy)漂亮、熱情而富有同情心，也是康普生家族里惟一真正愛護班吉的人。班吉和凱蒂生長資料

在一個既沒有母愛也缺乏父 愛的家庭里，從小受到清教式的嚴厲教育，在沒有愛的生活中，他們更加渴望著理解與 關心。班吉在感情上完全依賴著凱蒂，而凱蒂則試圖在異性的愛撫中得到慰藉，結果卻 走過了頭。福克納筆下的班吉影射著耶穌，盡管他是一個白癡卻有著耶穌般的超自然力，竭力想阻止凱蒂的墮落。然而這種耶穌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凱蒂于走投無路的逆 境之中，凱蒂還是墮落了，最后竟成為納粹軍官的情婦。這里影射的含義是十分直白的 ：耶穌竟像白癡一樣的無奈，只會“毫無意義”地“喧嘩”。影射對主題的深化作用也 是十分明顯的：福克納借助“耶穌”的無奈，來揭示代表著南方舊傳統體制的康普生家 族的沒落是無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不用影射上帝 作為襯托，這一主題遠不會揭示的這樣深刻。

在《寓言》(A Fable)中，福克納更是直接使用了耶穌的故事。小說塑造了一個反對戰 爭、倡導和平的人物形象，他像耶穌一樣有著12個追隨者(門徒)，而出賣他的人(猶大)也正好得到30枚銀幣。同耶穌一樣，他也是在星期三被捕，和兩個盜賊(強盜)在星期五 一起被處死，死時也正好33歲。這個班長形象，是人類追求和平與正義的象征，他曾成 功地把敵對雙方的士兵團結在一起，一度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締造了和平。福克納刻畫 這樣一個人物被處死，是對戰爭與社會腐敗的抨擊。他在談到《寓言》時曾經說過：“ 如果耶穌在1914年～1915年再度降臨的話，他就會再一次被釘死在十字架上。”[8]這 就一語道破了《寓言》的創作思想，說明它不僅僅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是對整個西 方世界的腐敗和對教會背叛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諷刺與批判。從《寓言》的創作手法上 我們不難看出，資料

由于福克納以宗教典故進行隱喻與影射，讓一個普通人的行為與命運同 耶穌和基督教聯系到了一起，使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戰爭虐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而 把宗教偽善的面具撕剝得蕩然無存，使這個故事具有了更為廣袤的寓意，也使作品的表 現力和批判性變得更為深刻與辛辣。

加爾文主義在美國南方曾有著不可一世的強大勢力，這種反動勢力之所以能在南方蔓 延和發展，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從神學的角度支持了南方的奴隸制和種族 主義。加爾文主義與種族主義相互勾結、相互支持，許多最極端、最殘忍的種族主義者，往往正是最狂熱的清教徒。福克納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取材于他11 歲時發生在南方的一樁種族慘案。1908年9月8日，一個名叫勒爾斯·伯頓的黑人因殺死 一名白人婦女，而被一群清教徒沖進監獄殺害，并在被割掉耳朵、挖出睪丸后用繩子栓 著尸體的脖子游行，然后被一絲不掛地吊在了法院門口的大樹上示眾。在美國南方，宗 教竟然高于了法律。福克納正是懷著對清教支持下的種族暴行的極大義憤，創作了他的 《八月之光》。小說中喬(Joe)是福克納筆下命運最為悲慘的人物。在他出生前父親就 被他的外祖父懷疑有黑人的血統而槍殺了。當他的母親因難產而生命垂危時，他的外祖 父再次執行“上帝的旨意”，不準找醫生相救，結果使他的母親死于難產。喬一出生就 成為孤兒，永遠失去了父母的疼愛和家庭的溫暖。喬被送進孤兒院后，他的外祖父漢斯 也悄然來到孤兒院當看門人，然而，喪心病狂的漢斯并非是來照管外孫，而是來進一步 執行“上帝的旨意”，不使喬這個“魔鬼的作物”[9]，逃脫懲罰。漢斯在孩子們中間 散布喬是“黑鬼”，使喬從小就備受歧視。喬5歲時被人領養，養父資料

在領養他時說：“ 盡你所能干活，那會防止你搗蛋。我很快就會讓你知道人的兩個惡習就是懶惰和胡思亂 想，兩個美德就是工作和敬畏上帝”[10]。當喬背誦不出來那些長老會的教義時，養父 就使足力氣有條不紊地抽打他。如果還背不出來，就繼續抽打，并不讓他吃飯，直到最 后昏倒在地。為了突出宗教對人的殘忍性，福克納在小說中描寫養父的“眼睛”和“聲 音”都“并非不和藹”[11]。福克納以此表明并非養父殘忍，而是他所信奉的清教使他 變成這個樣子。福克納正是通過這些小說的情節，向讀者表明加爾文主義清教是如何支 持和幫助了種族主義在美國南方的肆虐暴行。

資料

第三篇：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

主講：何希凡

教學目的及指導思想：

1、引導學生結合作家生平和創作背景理解郁達夫小說《沉淪》的愛國主義情感。

2、通過對作家不同時期代表作的比較分析，加深學生對作品的感悟與理解，訓練學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學過程中結合作品和學生心理實際，引導學生用真善美相統一的審美原則評判文學作品、探討文學現象。

教學時數：2課時 教學內容及過程：

一、郁達夫經歷、性格與其創作的關系

要點：

1、極富才情。7歲發蒙，9歲即能賦詩。2、3歲喪父，家道中落，對其人生產生影響。

3、良好的古典文學修養，尤善舊體詩詞——影響其文風。

4、熟悉西方文學，自述創作前閱讀上1000部外國小說。

5、敏感、多情、坦誠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結：自身“風采不揚”；留學生活中弱國子民的體驗。

“風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達夫：《致王映霞》

“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凌，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里、心里，會起怎么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象不出來的。”

——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自傳之一章》1936.1

二、怎樣理解《沉淪》的結尾及其中蘊涵的愛國主義情感

觀點引述：

“作者必自以為以愛國思想作結，給了全國書一個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愛國思想和這樣自殺放在一處實為極度的滑稽與不和諧。” ——蘇雪林《郁達夫論》1934年9月《文藝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時他有意的想寫一個有力的結束，好像沉淪那一篇，我們反感覺非常的不自然。”

——西瀅《閑話》1926年《現代評論》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樣理解小說的結尾（是否顯得“滑稽”或“不和諧”）？

教師提示：

1、小說文本內在的一致和統一：比如第2節，第7節等內容直接和結尾相呼應；結尾并不突兀。

2、小說主人公的人生苦悶和國家民族的貧弱緊密相關：

民族貧窮落后——個人貧窮，不受尊重——在異性面前自卑——性的壓抑與苦悶——對民族貧弱狀況的愈加痛苦的意識

性的苦悶、人生的苦悶（金錢、榮譽）和社會的苦悶（民族的貧窮落后）交織在一起——個人悲苦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

3、結合創作背景理解：

“這兩篇東西里（指《沉淪》和《南遷》），也有幾處說及日本的國家主義對于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壓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傳的小說，所以描寫的時候，不敢用力，不過烘云托月的點綴了幾筆。”（郁達夫《沉淪·自序》）

——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確實有受歧視、受壓迫的事實。

三、怎樣理解小說中的性描寫

1、教材的相關論述（P71-72）。

2、判斷藝術與色情的一些原則：

①表現目的——是否為人物性格、主旨服務，是否游離于主題。

②表現手段——是否“藝術地”表現，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創作心態——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發展。反對賞玩式的、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的性描寫；可以接受的創作態度：批判的態度，歌頌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勞倫斯的作品），調侃反諷（如王小波作品），抒懷泄憤（如《沉淪》）等等。

四、《遲桂花》與《沉淪》的比較

1、藝術構思之比較

遲桂花構思精巧：事件線索——翁則生的婚事，情感線索——“我”對翁蓮的情感變化；兩線由小說中心意象“遲桂花”交織在一起。

《沉淪》的結構較隨意，有過于散漫之弊。

“寫《沉淪》的時候，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著的，我只覺得不得不寫，又覺得只能照那么地寫，什么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哪能顧得這叫出來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著的樂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達夫：《懺余獨白》）

小結：《沉淪》感情悲切、真摯但同時也缺乏謹嚴的藝術構思；而《遲桂花》則構思縝密，結構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較

《沉淪》：主人公懷著人生幸福的幻夢，有著強烈的苦痛和泛濫的情感；表現了作者處于青春期的人生訴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膽，人與人感情熱烈、如膠似漆。

《遲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漸趨平寂；表現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種人生訴求——希望人性自然優美，人與人的關系和平恬淡、輕松自如。

3、人物與環境關系之比較

在《沉淪》中，自然環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內心與社會文化環境沖突激烈。在《遲桂花》里，自然凈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與外界環境的沖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現人性的美好，人際關系的和諧。

五、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國文學的影響。

2、作家自我形象的寫照。

“袋里無錢，心頭多恨。/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時始盡，/啊啊，貧困是最大的災星，富裕是最上的幸運。” “我是一個真正的零余者！”

“我對于世界是完全沒有用的??”——郁達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復雜立體的形象，但憂郁、軟弱、孤獨、自卑是其總特征。

“激昂慷慨又軟弱無能，熱愛生活又逃避生活，積極向上又消極退隱，憤世嫉俗又隨波逐流，富有正義感又缺乏奮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愛情又渴求滿足卑瑣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輕自賤??” ——袁凱聲：《論郁達夫小說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當的普泛意義：“生之苦悶”的表達，能引起處于生存競爭重壓之下的人們的共鳴。

六、郁達夫小說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強烈的主觀色彩；感傷憂郁的美學特征。

2、崇尚自然，表現自然。

成因之一： 故鄉山川風物的陶冶，傳統文化的滋養，形成了他對于自然美的強烈感受力和細膩豐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盧梭等外國作家的影響。

“小說背景的中間，最容易使讀者得到實在的感覺，又最容易使小說美化的，是自然風景和天候的描寫。”——郁達夫：《小說論》。

獨特之景象與細膩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構成了郁氏小說獨特的情味和情調。

3、故事性減弱，情緒性加強。

故事≠情節；淡化故事、強化情節是現代小說區別于傳統小說的標志之一。

閱讀書目：

《郁達夫小說全集》，時代文藝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選集。《郁達夫名作欣賞》，溫儒敏主編，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達夫研究資料》，陳子善、王自立主編，花城出版社，1985年。

第四篇：王蒙小說創作

試論王蒙的小說創作 1)王蒙的小說：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聲》《布禮》《蝴蝶》通過對人物命運的描寫，揭示了當時存在夸大政治斗爭作用的不正常氣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權勢，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陰暗心理，運用意識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動為線索，著重揭示人物內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動變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戀愛的季節》《事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 b)1)藝術特色：

他在西方現代派的基礎上,率先借鑒西方意識流方法，對舊有的小說形式進行改造，他嘗試以現實主義為主題，以意識流輔助技巧為手段，創造出一種心流現實主義的小說，小說的主題仍是人物和故事，但側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寫，在注重實踐邏輯聯系的主題上，有限的使用空間的自由組合，在敘述方式上，他將傳統的第三人稱全文敘述，于意識流的內心分析感覺分析，感情獨自相結合，不同的手法之間轉換自然，顯示了作者運用意識流的圓熟，他還多方面的借鑒現代派的各種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和黑色幽默

荒誕小說 朱慎獨“沐浴學”《沐浴學發凡》

諷刺那些國內為研究而研究的風氣，批判國民性中盲目拉攏權威，將正常的生活家易變性，將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語言上為了顯示意識活動的特點，作者放棄了對語言的完美對稱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語言的多樣化和陌生化，語言單位之間常出現大幅度的跳躍，斷裂，悖反，有些小說界見了相聲的話語方式，語言俏皮夸張，調笑成分很強，雜文語體，文言句式，民歌民謠常出現于作品中，語言密度相當大，往往由一個話題引起，語意相關或相近的詞語在文章中不斷出現追求表現面對紛繁復雜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說創作的重要語言風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現象是，經常夸大生活中荒誕可笑的一面，表現出強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說創作 對王蒙的介紹

1958年，王蒙因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復出。新時期初，王蒙以一組歷史創傷記憶作品重新走上文壇，主要有《最寶貴的》、《布禮》、《蝴蝶》、《雜色》、《春之聲》、《海的夢》、《相見時難》等。除了歷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現實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說客盈門》、《風箏飄帶》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醫梁有志傳奇》、《堅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記》、《來勁》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90年代以來，他的“季節系列” 長篇小說也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1、王蒙的現代小說藝術實驗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像別的作家那樣簡單地提出問題，而是善于領會生活對藝術的啟示，將對生活的思考與藝術的探索結合起來，同時積極接受外來的藝術影響，這使他的創作處于常新的狀態，永葆生機和活力。

王蒙認為：“對于作家來說，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東方意識流”小說

主要作品：《布禮》、《蝴蝶》、《夜的眼》、《春之聲》、《海的夢》、《風箏飄帶》、《相見時難》等系列作品。

關于意識流：所謂的“意識流”，是指19世紀末出現的，盛行于20世紀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國的現代小說表現手法，它重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意識活動，常常通過人物的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意識跳躍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以意識的自然流動來結構全篇，在文本結構上顯得騰挪跌宕，時空倒置、自由。這種“意識流”文學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中找到了理論依據，現代西方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如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尼采、叔本華等人的唯意志論等，又為它提供了哲學思想基礎。像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沃爾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識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東方意識流”與西方意識流的差別：王蒙對西方“意識流”的借鑒、運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層面上的接受，是為著內容表現的需要服務，沒有將它用來指導自己的創作。因為很明顯，現代西方的“意識流”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小說創作方法，以無中心、無主題、無意義為特色，而王蒙的創作，則是在明確的思想指導下的藝術創造過程，表現既定的主題和特定的思想意義。正因為這種區別，王蒙的這些作品又被稱為“東方意識流”小說。3.王蒙反思小說的創作特色：

⑴ 對“傷痕”文學的超越

不同于當時普遍的對文革苦難的揭露、控訴，王蒙很快實現了對“傷痕”文學的超越，直接進入到對造成文革災難的社會、歷史與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現人物的心靈現實

他的小說淡化歷史創傷記憶，更多地關注歷史災難過程中人物的心靈現實，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內心情感波動。

⑶ 寬容的歷史態度，從歷史災難中總結經驗教訓

他沒有把歷史災難的責任簡單地歸結為某個人或某場政治運動，而是從歷史的主客體雙方尋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諒解的地方。這種寬容的歷史態度，使他對歷史不進行簡單的道德評斷，而是著意于揭示歷史災難背后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訓。

⑷ 革命理想主義和歷史理性主義

他既執著于對自己青年時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堅定追求，又不斷地對這種理想主義及其實踐過程進行反思，指出它在實現上的艱難和前途的光明，表現出對歷史理性主義的認同。出于對革命的信念，他既認識到現實的力量，又表現出對現實問題的超越，避免了當時那種普遍性的感傷。

⑸ 所有的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說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時，自身的特殊經歷，使他的作品呈現出強烈的歷史感和滄桑感。

第五篇：論張愛玲小說創作中的上海情結5

論張愛玲小說創作中的上海情結

人文學院07級語文教育<2>班黃曉麗

內容摘要：

張愛玲出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人生的很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經歷的，她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張愛玲的文學史地位、聲名和深遠影響與上海息息相關，上海是張愛玲的本命城。張愛玲內心里有一種深厚的上海情結，她選擇了上海這個現代化的都市作為描寫對象，上海也成為她小說中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所，都源于她的這種上海情結。張愛玲的小說中展示了上海的傳奇與世俗，描寫了上海一般市民的形象，著重刻畫了上海情結的代言人——上海女人。上海是張愛玲創作的源泉。關鍵詞：張愛玲上海情結傳奇世俗生活上海女人

上海是近代以來中國城市文明和經濟高度發展的城市，其豐富獨特的人文內涵培育出了一個獨特的群體——“海派”作家。而在這批作家群體中，張愛玲是特殊的，她用自己獨特的筆調寫著她所熟悉的上海生活的點點滴滴。尤其對上海生活、上海市民的描寫細致入微，對上海女性的生活習慣、心理狀態、審美趣味和價值觀都傾注了很多自己的關注。張愛玲內心里有一種深厚的上海情結，她選擇了上海這個現代化的都市作為描寫對象，上海也成為她小說中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所，都源于她的這種上海情結。她出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人生的很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經歷的。這些都使得她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使得上海成為了她的本命城。張愛玲崛起于1942年，僅僅一兩年的時間，張愛玲就以無比的才情和她身上所特有的氣度征服了在戰爭浮世中無以聊生的上海人。在這一時期，她發表了她一生幾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沉香屑·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等等。1943——1944年，可謂是張愛玲一生創作的巔峰。戰火紛飛的上海是張愛玲得以生存的最佳空間。她為自己所在的這個傳奇的城市做著最真實的寫照。

張愛玲生在民國，無緣見到曾外祖父李鴻章、祖父張佩綸等在時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風姿，因此她對生活、對世界的最開始的感受來自家庭。而家庭給她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間的不和諧，這對她后來的人生及創作產生的影響是難以想象的。張愛玲的第一本小說集《傳奇》出版后，四天便銷售一空，轟動了當時的文壇。一顆文學新星冉冉升起，同時她也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壇最耀眼的明星。從此光艷奪目的張愛玲便一下子躍上了文學的舞臺。《傳奇》里的故事帶著張愛玲家族、家庭和歲月的痕跡。而這些故事 1

更加多彩的展示了張愛玲對上海傳奇與世俗的獨特認識。

一、對上海傳奇與世俗的展示

張愛玲透過了上海這個都市表層浮華的背景，通過描寫上海租界里腐朽舊式家庭中沒落的人物和生活在都市角落里的蕓蕓眾生。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來表現都市平凡人物的世俗生活，張愛玲著力于飲食男女心態刻畫，把對上海傳奇、世俗人生的書寫與對人性的思考結合在一起。如她的短篇小說《封鎖》，僅僅只是一段發生在電車上的相遇，就讓兩個之前從來不認識的人之間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男主人公宗楨斷定女主人公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對女主人公翠遠有了特殊的想法。但這只是如夢一樣的鏡頭。封鎖開放后，她和他會不會再見就變成了未知數。作品中的男女很普通，呂宗楨想擁有吳翠遠的想法很正常，但卻不現實。作者巧妙地把一段發生在電車上的傳奇與對世俗生活的思考結合在了一起。

張愛玲的作品中彌漫著濃厚的悲劇色彩，她以一種近乎冷酷的悲劇敘述一個個悲涼的傳奇，營造了一個引起森然的世界。人性的自私、卑瑣、冷漠、虛偽、扭曲、變態在其筆下一覽無余。愛情的虛假，婚姻的圈套、生命的慘白與脆弱，在其作品中處處可見。這些無不源于張愛玲的少年經歷以及她對上海世俗生活的認識。在傳奇的世界里，張愛玲通過現代中國融匯的文化嬗變來呈現都市人的生存狀態，書寫普通人的人生。同時，又從普通人的人生狀態中展示變化中的上海社會。正如《傳奇》中那個著名的“使人感到不安的”封面所象征的那樣。家常的一幕與鬼魂相映襯，傳統與現代的需要因素相比對照，二者奇妙地疊加于張愛玲的小說世界中。在《傳奇》的扉頁上，赫然印著張愛玲的題詞：“書名叫傳奇，目的是在傳奇里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張愛玲著力表現的是“奇”與“凡”的辯證統一。她努力將發生在平凡人身上的故事寫的曲曲折折，充滿了出人意料而又超凡脫俗的傳奇色彩，通過“奇”來表現“凡”,從“凡”中來發現“奇”，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樸素的底子。

現實就是現實，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傳奇也是現實的。在張愛玲作品中的那些飲食男女雖然有著各種華麗的外衣做掩飾，但卻擺脫不了安穩的底子。《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和夏宗豫最終就沒有擺脫這安穩的底子，從而回到了各自原本的生活。

在上海傳奇的敘述中，作為上海生活的經歷者、見證者，張愛玲用高度平民化的敘述，在相對靜止的敘述時間和相對封閉的敘述空間里，以人生的安穩作底子，書寫著上海三、四十年代傳統與現代因素疊加下上海世俗生活的舊式“傳奇”。

二、對上海市民的書寫

市民是現代都市生后的主體，也是張愛玲上海小說中對人生的展現。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對上海生活日常的描寫，對市民生活的刻畫，成為張愛玲書寫上海的主要切入點。生活、生長在上海的張愛玲，在觀察和記錄上海時，把眼光投向了這座城市的主體——市民階層身上，關注他們的日常生活與精神狀態。從普通市民階級的立場出發，擯棄宏大的敘事和重大題材，把筆觸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再現社會變革中市民的生存狀態，具有現實主義的人文關懷。

張愛玲作為一名地地道道的海派作家，總是以“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自稱，自稱要做個“俗人”。張愛玲在其中一篇小說《多少恨》前的題詞中說：“我對于通俗小說一直有一種難言的愛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釋的人物，他們的悲歡離合。??因此我是這樣的戀戀于這故事”。①張愛玲一直喜歡看《紅樓夢》、《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等世情小說，并對此頗有研究，晚年在美國的主要創作即綜合一生研究心得的《紅樓夢魘》、《（海上花列傳）評注》等著述。不僅如此，張愛玲還喜歡聽“市聲”——電車聲；喜歡服飾和化妝品；喜歡逛商店、吃冰激凌；喜歡看電影和中國戲劇；喜歡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強烈氣味；更喜歡聽街上小販的叫賣聲。

張愛玲對上海的日常生活，并且是現實中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她的小說世界與大時代、大歷史毫不相干，只是由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和情感故事構成，她關心的是生活在這個城市中市民生活的點滴。張愛玲的作品甚至只寫男女間的小事情，她自己說：“我的作品里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②

張愛玲要寫的市民是蕓蕓眾生中最廣大的負荷者，并且在最普通的俗事中透視人生的悲涼。那些有著“不徹底的道德觀念”講求實效和世俗的算計，為了自己的前途利益而精打細算的的小人物，構成了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群像。張愛玲用細膩的筆觸刻畫了他們的言行舉止、喜怒哀樂，有血有肉、具體可感。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業成功，對母親孝順，對兄弟友愛，對工作認真，對朋友熱心，“他做人做得十分興頭”。③他先后愛過兩個姑娘，玫瑰是個混血姑娘，振保愛他，但要把她娶來移植在自己家鄉的社會是行不通的，勞神傷財，而且不劃算。后來，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嬌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車，正沖著他轟隆隆來過來，遮得日月無關”，他要做一個“好人”。于是，他便匆匆與煙鸝結婚。盡管這樣，婚后他對煙鸝的態度并不好，打罵妻子，不回家。但他仍戴著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著惡的本質。張愛玲用冷冷的筆調描寫著這樣一個世俗社會下偽

裝成“好人”的世俗之人。

在張愛玲的作品里，物質和經濟因素是她揭示這些上海市民生存的有力途徑，也是她成功揭示上海市民生活的體現。

《傾城之戀》作為張愛玲的代表作，描寫的是一對精明過分的男女是如何在愛情上功利全局、斤斤計較的，最后卻因香港的淪陷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故事雖然主要發生在香港，但仍然寫的是上海市民的種種生活。張愛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女學生葛薇龍出于經濟角度的考慮投奔姑媽，而梁太太卻把自己的親侄女作為投資工具，是薇龍不得不按照姑媽的安排，不是替姑媽玩弄人，便是替丈夫弄錢。不勞而獲的誘惑和寄生性的生存是薇龍日漸沉淪，最終在清醒中墮落。姑侄倆的身上也透著張愛玲對上海市民經濟與物質利益的描寫。

張愛玲的小說反映著新舊交替中的上海市民生活，人物關系出于互相封閉、隔離甚至敵對的狀態，致使張愛玲筆下談到的經濟話題，一般都處于緊張和尖銳中。受個人身世的影響，加上她生在四十年代的歷史變動中，張愛玲懷著一種虛無、蒼涼的心情，對當時的上海市民生活的現狀和未來都有著一種深沉的懷疑，從而持有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

三、上海情結的代言——上海女人

在張愛玲有關上海的書寫中，她總是用她筆下的上海女子來體現她的上海情結。張愛玲認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環，生老病死，飲食繁殖。女人把人類飛躍太空的靈智栓在踏實的根樁上。”因此，張愛玲在有關上海的小說中，將女性作為立人的視角，時刻關注著女性的命運，從生存狀態、情感層面等方面對女性加以描寫，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上海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城市，新商品、新名詞伴隨新思想、新文化一起進入上海人的社會。然而，上海根底上還是舊式的，是“傳統的中國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張愛玲所寫的上海女人，畢竟還是舊中國的女人，男權社會的女人，這就是沉重的現實。她們很少反抗，因為反抗是無濟于事的只能給自己招來更多的痛苦。但是這些女性又把自己的不幸，自己的命運代代相襲，導致著一代又一代的悲劇。

《金鎖記》通過寫一個被黃金的枷鎖泯滅人性的女性曹七巧的不幸人生，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揭露了幾千年封建歷史沉重積壓在女性身上的桎梏。因為金錢，曹七巧被迫守著一個活如死尸的丈夫。黃金如一把沉重的枷鎖使曹七巧逐步走向異化。當她以青春④

愛情乃至一生的代價贏得黃金后，她卻變本加厲地報復在子女們身上。破壞兒子的婚姻，拆散女兒的姻緣，親身埋葬了兒女的幸福。曹七巧“瘋子”般的一生扮演了雙重角色，她既是“被害者”又是“施害者”。小說的結尾頗引人深：“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⑤悲劇還在繼續著。張愛玲的又一部小說《半身緣》（原名《十八春》）中的顧曼璐為了能有個孩子拴住丈夫的心，竟然與丈夫合謀奸污了自己的妹妹，導致妹妹大半生的悲劇。

張愛玲是現實的，現實的幾近乎悲觀，她筆下創作的一大批女性，可謂多姿多彩，絲毫不遜色于曹雪芹筆下的那些大觀園的女子們。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淡漠的親情，幻滅的愛情是這些上海女人的命運，落寞的海上花是她們那個歲月的憂傷，折射出的是無常的命運，蒼涼的人生，陰暗的人性。

所以很多時候，上海一直都是張愛玲創作的源泉，1967年遠在美國的張愛玲寫了又一部小說《怨女》。《怨女》的故事以女子銀娣一生為主線，敘述她如何從一個無知少女，變成一個惡毒刻薄的怨婦。《怨女》的故事情節聽起來就是張愛玲早年作品《金鎖記》的翻版。從《金鎖記》到《怨女》，從中文到英文，張愛玲不斷寫著同一個故事，離開上海——她創作靈感的源泉多年后，張愛玲也許是想借著不斷書寫老上海，來救贖日益模糊的記憶，中西夾雜的風情、日夜喧嚷的市聲、節慶儀式、青樓文化，混合麻油味兒、藥草味兒，及鴉片煙香的沒落家庭??都一一化為《怨女》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張愛玲寫銀娣，兼亦寫出她所愛的城市——上海的興盛與滄桑。

張愛玲描寫的上海是靈動、感性的。在上海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張愛玲用她自己的方式——寫作來寄托她對這個城市——上海的情感。用她的話說“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⑥

注釋：

①張愛玲著，《張愛玲作品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8年5月，第184頁

②張愛玲著，陳子善主編，《流言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5頁 ③張愛玲著，《張愛玲作品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8年5月，第27頁

④張愛玲著，陳子善主編，《流言到底是上海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48頁 ⑤張福貴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9頁

⑥張愛玲著，陳子善主編，《流言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49頁 參考文獻：

【1】王德威著，《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5月

【2】張愛玲著，陳子善主編，《流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

【3】張愛玲著，《怨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5月

【4】張愛玲著，《張愛玲作品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