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馬恩城鄉關系思想與中國城鎮化戰略的關聯

描述：從馬克思恩格斯城鄉關系思想的論述中梳理有關城鎮化的目標、基礎、動力、本質等思想，可以得出：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是城鎮化的目標；人與自 然和諧統一是實現城鎮化的基礎；生產力發展是城鎮化的動力要求；“以人...【摘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城鄉關系思想的論述中梳理有關城鎮化的目標、基礎、動力、本質等思想，可以得出：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是城鎮化的目標；人與自 然和諧統一是實現城鎮化的基礎；生產力發展是城鎮化的動力要求；“以人為本”是城鎮化的本質要求。這些重要思想對今天中國的城鎮化戰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 實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城鄉關系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早在150多年前，馬恩就從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城鄉分離、城鄉對立的現象著 手，開始分析和研究城鄉分離的原因以及城鄉發展的未來走向，提出消滅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的思想和理論。這些思想和理論對于我們今天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 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是城鎮化的目標

人類社會城鎮化的歷史同時也是人類探討和研究城鄉關系的歷史，在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馬克思恩格斯就曾經研究了資本主義城鄉關系的由來和未來的 走向。他們關于城鄉關系的思想散見于一系列經典著作中，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共產主義原理》、《論住宅問題》、《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 和國家的起源》等等。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城鄉關系與社會分工的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人口陷于數千年的 愚昧狀態，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①。同時，由于城鄉的分離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對立”。在城鄉分離和對立的進程中，城市始終主導并深刻影響著鄉村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資本主義社會中對資本的頂禮膜拜和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造成了城市的畸形發展，大量積聚于城市的農業人口 同時受城市工商金融資本的剝削，從而給農業生產造成更大的影響，更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別甚至對立。然而，社會的發展是在一定的矛盾范圍內前進的，城鄉分 離、對立甚至沖突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歷史階段。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高度發展，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城市中人口、資源的嚴重超載等又為消除 城鄉對立創造了物質技術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對城鄉差異與對立的不合理性進行批判的同時也清楚地認識到消滅城鄉對立、實現 城鄉融合的必然性以及具體途徑。“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②其實，早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就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城鄉 融合”的思想。他說：“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勞動的將是同樣的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③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 社會的城鄉融合在新的更高生產力發展基礎之上，這種融合的模式將盡可能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兩者的偏頗。

通過以上關于馬恩城鄉關系思想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對于城鄉關系以及人類城市化進程的研究立足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城鄉對立、城鄉差 別，他們在歷史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城鄉對立的同時，又明確地肯定了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向鄉村的擴展以及對鄉村經濟的沖擊具有歷史必然性，城市化發展具有其歷 史進步性，在生產力尚未高度發展之前，“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④。然 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新型產業的出現以及“城市病”的蔓延，城鄉分離和對立終將逐步消解，進而實現城鄉之間的融合，其實質內涵即是城鄉一體化的實現。

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是實現城鎮化的基礎

從生物生存的角度看，存在于自然界的生物需要相互間的“物質變換”來獲取自身所需物質，即通過一系列的化學作用轉化為自身有用的物質，同時在 這個過程中也為其他相依賴的生物提供維持生命正常所需要的材料。人是一種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始終不能脫離自然界的高級生物，馬克思認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 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⑤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那里，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礎，人類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從來只有 在自然界中才能生存，只有靠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的物質變換才能提供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馬克思認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

從物質變換的角度看，人類城鎮化的進程也是人與自然關系不斷變化的過程。以工業化為動力的近代城鎮化進程改變了人的生存方式，實現了人的存在 方式的根本變革。在農業文明為主的鄉村社會，人們在與自然直接的作用過程中獲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由于農業文明時代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比較直接，相互間 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周期也較短。因此，在農業文明時期，人更多地對自然有一種敬畏之情，從而自發地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城市化（城鎮化）預示著人的生存方 式的提升，在告別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的同時獲得了生活質量的改善，使人們通過“物的依賴關系”作為紐帶連接成為社會關系。如果把自然分為“自在自然”和 “人化自然”的話，鄉村社會中的自然更接近自在自然，而城鎮社會中的自然則更多的是人化了的自然。人居住在人化了的自然環境中，使人與自在自然相隔閡，因 此人對自然的認知能力也就相應地受到影響。從表面上來看，城鎮化使人與自然的關系間接化了，人類可能不會因為一時違背自然而招致直接的影響。而且，城鎮作 為現代工業的中心，現代技術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人的生存環境，人類由此天真地認為自然總是按照人的需要來改造，而且技術進步是無止境的。但這恰恰 是人類的短視。因而，城市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發展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也破壞著人與土地之間最原始最淳樸的物質變換，使自然的物質交換鏈條在某種程度上形成 斷裂，甚至大量的工業廢物對土地和生態造成了持續性破壞，影響到人類的健康生活。恩格斯很早就提醒過我們，如果人類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征服的勝利，人類終 究會受到自然界的報復。自工業文明以來人類經歷的數次來自自然環境的災難已經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

城市化進程中人對自然環境的漠視成為城市污染、環境惡化的主觀因素。從1952年的倫敦霧到2012年的北京霾，人類經受了與自然關系不和諧 而導致的惡果。如果說城鎮化是現代社會能使人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階段，那么，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城鎮化戰略是能夠滿足這一要求的前提和基礎。

生產力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分工是導致城鄉分離的直接原因，也是推動城鄉關系發展的直接動因，而反過來生產力又是社會分工產生和發展的決定力 量，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分工的發展程度進而成為城鄉關系發展趨勢和演進方向的決定力量。因此，生產力發展是推動城鎮化發展的根本動力。

首先，生產力發展是社會分工形成和產生的條件。分工的出現是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的，它是歷史的產物。歷史上幾次大的社會分工都是生產力 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其次，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了社會分工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階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生產力諸要素均獲得了長足的發 展，生產工具日益更新，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不斷提高，勞動對象的范圍逐步擴展，這一切又使得分工的不斷擴大和發展成為可能。新的社會分工出現后，在市場機 制的作用下，生產資料、勞動力及其他社會資源分配逐漸趨向于生產效率較高的地區或行業，人口也加劇了從以農業產業為主的鄉村向以非農產業為主的城市（城 鎮）的遷移，社會的城鎮化率不斷提升。再次，生產力發展的不同狀況也決定了城鄉關系的不同發展面貌。因為每一次新的生產力的獲得，都會使人們改變自己的生 產方式。近代城市化的進程與工業化、現代化密切相關，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不斷革新、進步的結果。技術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深厚而 久遠，也是城鎮化發展歸根結底的原動力。無論是產業的集聚或分離，還是產業結構演進、調整，抑或是城市規模或城市規劃的變革，無一不是技術發展的最終體 現。但是，盡管馬克思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圖像識別算法，但絕不能認為生產力發展是城鎮化的唯一決定因素，那種認為“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工業 化的發展，工業化自然而然就推動了城鎮化”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關于這個問題，恩格斯很早就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 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 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⑥很顯然，城市化也會對工業化、現代化起反作用。沒有城市化，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也很難在封建母體中孕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化與現代化、城市化相互影響，工業化推動了城市化，城市化帶了現代化，正是在這有系統的相互促進、相互補充、共同演 化的進程中帶來了現代的城市文明。

“以人為本”是城鎮化的本質要求

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就是解放人、發展人的學說。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發展的起點，“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 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⑦馬克思關于人的思想強調了自然和社會的“屬人性”和以人為中心，把人當成社會歷史的主角，把人的發 展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終尺度。人以實踐的方式作用于自然，與一般的動物不同，人既是認識的主體，也是實踐活動的主體，人能夠利用規律達到掌控他物 的目的。馬克思的人本思想不僅確立起了人在自然界以及社會歷史中的基礎和主體地位，而且確立了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最高目標。馬克思認為，共產主 義社會是人類最美好的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自身的發展將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人在很高的程度上擺脫了自然界和社會的束縛，每個人的諸方面都得到盡可 能地充分發展，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高度和諧的社會。

然而，一個人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不是想當然就能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分工直接造成勞動者的片面發展，而恰 恰是由于體力和智力的分離導致了社會分工的出現，因而只有消滅這種簡單以體力和智力的不同而進行的分工，將勞動者身心、體腦結合于自身，使其在社會職能、活動方式的轉換中獲得更大的自由，人自身才能獲得更加全面的發展。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 會關系的總和。”⑧人追求自身的發展不僅要求人通過自己的斗爭從自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也要求人從社會的剝削、壓迫中解放出來，從禁錮的錯誤觀念中解放出 來，使個人的體能、智能、才能等諸方面盡可能地充分發展。城鎮化的實現也正是完成這些解放的途徑之一。城鎮化是人類社會邁向現代文明的必然歷史進程，是人 的存在方式的根本變革，也是人的實踐本質的體現。以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為動力的城市化進程改變了人的“生存方式與生活方式構成關系的結構”。在農業社會中，人通過與自然的直接作用獲得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生產方式居于主要地位；城市化則預示著告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而使人們的生存方式得以提升，使人們通過“物 的依賴關系”作為紐帶連接從而形成社會關系，并構成群體的相對獨立的非依賴的生活方式體系。在馬克思看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超越了人對人的 依賴，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關系以及人的多方面的需求全面建立和爆發。以人的自由性為基礎的個人全面發展階段，是 第三大形態，第二形態是第三形態的前提和條件。

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發展三形態的理論從人的發展的角度經歷了“人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人的自由性”的轉變，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經歷 了由“城鄉分離—城鎮化—城鄉融合”的轉變。從本質上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關于斗爭的學說也是關于人的學說，馬克思關心無產階級的命運，關心人的發展，他 認為“以物為本”甚至“金錢至上”的社會終將會被“以人為本”、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所代替。

從現實的發展來看，城市化也是人作用于自然的實踐過程的結果，人按照自己的目的進行生產實踐。城市比鄉村給人提供了更好的衣、食、住、行的條 件，人類建造和發展城市是為了人自身生活的更方便、更自由、更安全，為了讓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人的情感得到更加充分的張揚、滿足與實現。但是從人類城市 化進程的實際來看，人似乎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在現實中，人的物質生活提升了，城市繁華了，人們的精神家園卻越來貧瘠了；城市堆積了眾多的商品和財富，然 而環境污染、犯罪、吸毒、疾病、冷漠等現象似乎更加泛濫了。人們力圖通過自己的力量建設屬于人類自己的美麗城市，但結果卻事與愿違，甚至一定程度上城市成 為人的異己的力量，出現“城市異化”的現象。這樣的城市不是人類所希望實現的“以人為本”的城鎮化。

近年來，隨著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戰略的提出和實施，中國的城鎮化建設日新月異，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在城鎮化進程中，由于更多地重視城 鎮化的發展速度（依據傳統對城鎮化的理解）導致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主要是：重視土地城鎮化忽略人的城鎮化；重視表面的高樓大廈忽視文化建構；重視工業發展 忽視生態文明；大城市飽和小村莊空巢并存；現代化的城市文明與拜金、信仰缺失、貧富分化、資源缺失現象共存等等。面對傳統城鎮化過程中已然出現的問題，中 國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必須轉變思路，堅持馬克思主義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的理念，在實踐中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統籌城鄉，發展馬克思的人本思想，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構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和諧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第二篇：中國房價與城鎮化的關系

城鎮化未完，房價暴跌是妄想！

2014-03-28理財寶典最近各地樓市不斷傳出樓盤降價消息，從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的房企降價跑量動作，放大了“樓市拐點”的聲音。對此，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顧云昌表示，房價暴跌是一種妄想。

在顧云昌看來，房價大幅下跌一般與城鎮化率有關。當一個國家城鎮化率超過60%的時候，房價大幅下跌就可能發生。美國房價波動時候城鎮化率超過70%；日本房產泡沫破滅是因為城鎮化率超過67%；歐洲出現這種情況也是城鎮化率超過65%。現在就中國城鎮化率來看，樓市崩潰點還很遠。

顧云昌表示，個別房地產商為了回籠資金可能會把樓盤降價處理，但這并不是說房價都要降了，資金回籠后可能又會投向別的有競爭力的樓盤。他的觀點是今年樓市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壞。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2014年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顯示，除溫州外，其余69個城市房價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均出現上漲，最高漲幅達18.7%。

供求關系緊張也被認為是熱門城市房價穩健上漲的主要理由。最近發布的《2013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總結與2014年展望》認為，熱門城市市場目前去庫存化特征顯著，這預示著未來房價上漲的趨勢不變。以北京為例，去年前11月商品住宅供應面積僅700萬平方米，市場成交面積卻達到了1104萬平方米，住宅市場仍屬供不應求。

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也堅定看多地產前景，他不但認為今年北京房價仍將上漲，而且表示目前看不出二三線城市會出現急劇下滑和惡化的情況。“中國房地產市場起碼二三十年不會出現崩盤。”

任志強稱，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房子有使用價格和交換價格之分，對剛需購房者而言，房子的使用價格不管高和低，可能都得趕緊買，而房子的交換價格則取決于它占有的資源的稀缺性，比如說教育、交通、地理位置等。“所有人都問我是不是房地產要崩盤了，我個人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起碼二三十年不會出現崩盤。”

關于二三線城市樓市出現的價格調整，任志強表示，從今年1~2月份的統計數據

上看，東、中、西三個區域中，中部地區的房地產銷售增長速度最快，東部地區下降最快，后者是大中城市占多數，前者則是二三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占多數，卻仍然保持最高的增長率，因此看不出二三線城市會出現急劇下滑和惡化的情況。

第三篇：我國新型城鄉關系及城鎮化發展

我國新型城鄉關系及城鎮化發展

年級：2015級

專業：地理信息科學 姓名：楊旺

學號：2015013165

地理科學學院城市地理論文

我國新型城鄉關系及城鎮化發展

楊旺

（專業：地理信息科學 學號：2015013165）

摘要：城鄉關系是經濟與社會關系中的重要關系之一，只有逐步改變傳統農村和農村經濟所固有的特征，不斷調整歷史上形成的城鄉經濟社會分割格局，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克服作為各自獨立的城市系統與農村系統所必然產生的一系列矛盾，并為整個經濟社會系統的協調發展開辟廣闊的前景，而經過近六十年的發展和不斷調整，我國已形成了新型城鄉關系。關鍵詞：城鄉關系新型城鎮化城市化農村

China's new urban and rur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Yang Wang(subjec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Number.: 2015013165)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only to graduall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and rural economy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constantly adjust the formation of the divis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history, it can be possible to fundamentally overcome as a separate city system and rural system inevitably produces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n broad prospects.After nearly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adjustment, our country has forme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Key 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 new urbanized urban rural areas

引言

城鄉關系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諸種經濟與社會關系中的重要關系之一，它廣泛存在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普遍聯系與互動關系,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等諸多因素在城市和鄉村兩者關系的集中反映。城鄉關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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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產物，自城市產生后，城鄉關系便隨之而產生。城鄉關系的是否協調，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能否健康發展。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城鄉關系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不斷的進行調整，逐步形成了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城鄉關系。

一.城鄉關系與城市化的關系

從城鄉關系的角度講,城鄉關系與城市化（城市化是一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它表現為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數量的增加、規模的擴大,以及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根本性變革并獲得巨大發展的空間表現,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綜合體現。）是一種相互影響的正向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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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城市與鄉村之間消除對抗,將關系調整為協調、平衡、融合的分工協作、共同發展的關系時，社會經濟就能較快的健康發展,并由此推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反之亦然。這是因為,在一定區域內，城市和其相鄰的鄉村共同組成一個區域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城市和鄉村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這種依存和影響關系通過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技術信息等具體方式表現出來。同時，城市與鄉村在資源上的互補性，在生態上的共生性,在經濟上、發展上的相依性，也決定了二者在發展變遷上的互動共進關系是不可分割的。

城市的發展和鄉村的發展相互影響，二者任何一方的發展或滯后都會影響到另一方。在區域內，城市的發展變化，取決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域，主要是廣大鄉村的支持力度。鄉村的發展雖然處于被動地位，但它卻是一個區域發展的基礎，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基礎。在一定區域內，鄉村的發展除了自身必須具備的條件外，與之相互依存的城市的輻射、擴散作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發展和融合增長,其結果便是鄉村的繁榮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近代中國城鄉間的矛盾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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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的存在并日漸加劇,造成廣大鄉村經濟的殘破和農業生產者的貧困，導致近代城市的畸形發展和近代中國城市整體發展水平受到諸多制約，使近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無法得到必要的物質基礎支撐，從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得到發展。在認識到這些問題之后，在黨的不斷實踐中新型城鄉關系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為我國的經濟再發展提供了平臺。

二.建設新型城鄉關系面臨的突出問題

（一）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土地權益和勞動權益缺乏保護

城鎮化發展本是推動城鄉一體發展的重要載體，是實現新型城鄉關系的重要手段。但是，地理科學學院城市地理論文

一些地方不僅沒有將城鎮化作為實現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土壤，反而將城鎮化當做解決城市擴張和建設用地緊缺的手段，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和少數人的利益，將統籌城鄉發展變成了“以城吃鄉”，形成對農民利益的剝奪。這種剝奪突出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益遭到侵蝕，集體土地的終極所有者權利缺乏實質性保護，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承包權得不到尊重，農村建設用地不能同市同價，市場將農村和農民分割開，不能將龐大的農村生產要素的發展動力充分釋放出來。二是作為城市建設主力軍的農民工權益缺乏保護，由于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以及區域隔絕的社會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導致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社會的福利，這些問題不僅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阻礙城鄉經濟社會健康發展，而且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和諧的重要因素。

（二）農村公共資源和基本公共服務的缺失

從糧食生產上看，耕地數量日趨減少、水資源短缺加劇，種糧成本快速增長，糧食價格的并無明顯增長，農民種糧比較收益不高，保障糧食安全的經濟社會要素投入大，保障糧食安全的能力不寬裕。從農村基礎設施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嚴重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交通、電力、與通訊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總量和規模較小、水平較低，基本設施及配套的功能陳舊、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問題比較明顯，等級化、現代化、綜合化、系統化程度較低，抗御大災大害的能力和對經濟發展的承載力較弱。從教育、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與城市比較還有較大差距，城鄉之間師資力量、教學硬件設施和水平、醫療衛生硬件設施和水平、公共衛生服務能力、社會保障覆蓋率和社會保障水平都存在很大差別。

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必須著力解決農村公共資源和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欠賬，迅速縮小城鄉之間公共服務能力的差距，加快推動城鄉資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7]

（三）支撐現代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治理的人力資源匱乏

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不僅是生產足夠維系我國人口穩步的糧食和農產品，更要不斷提高農業產業的競爭力和生產效率，為在未來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提高競爭力，對未來農業產業和農村發展的人力資源體系提出了空前的高要求。但就目前而言，我國農村人力資源的發展態勢卻是與這種發展要求相差甚遠。一是現有農業勞動力素質較低，農村勞動力資源中，文盲和中小學文化的人群幾乎占到90%左右。二是從事農業專業化生產和農業科技研發的人才規模和質量都有差距，不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需求。三是農村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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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外出務工，留守人口基本為老弱病殘，農村人口空心化進而帶來農村產業空心化和農村社會治理的空心化。導致農村社區越來越喪失內生獲得秩序的能力，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對村民自治產生消極影響，使得農村自治有效性不足，政治治理弱化，無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務，最終加劇農村兩極分化，放大農村社會的衰敗。

（四）農村生產要素向城市單向流動

城鄉之間存在不同的生產要素，它們在區際間的自由流動，能夠改變地區要素的不足，提高區域生產效率并促進區際經濟的協調合作。但就近幾年而言，生產要素在我國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流動呈現出單向凈流出的態勢，以土地為代表的生產資料單向凈流失，對農地特別是耕地的占用，已經危及到國家糧食安全。

（五）農村社區建設與城市的趨同化

小城鎮和新農村的雙輪驅動，推動著鄉村居住條件發生著變化，傳統的分散式居住方式越來越多的被遷村并點，集中式農村社區逐步取代過去分散的村落，這種農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推動著農村現代化進程，并幫助農民迅速融入到現代化。但是農村社區畢竟不同于城市社區，農業生產特性、農村居民的族群特征、農村社會的生活習俗以及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模式都和城市存在巨大差別，即便是集中式居住，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在社會管理、社區自治、社區文化等許多方面也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建設和管理方式。而現有的農村社區建設中普遍存在社區規模過大，人均占地標準過高。部分地方把城鄉發展一體化誤解為城鄉發展一樣化，忽視了農村和城市的本質區別和功能互補。農村社區的定位沒有充分考慮農民的生活需求。為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的發展帶來了不便。

三.為建設新型城鄉關系的改革要點

（一）土地政策改革實現保護

土地是農村的重要資源，同樣也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但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問題確實矛盾突出。因此，在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完善和改革城鄉土地制度，實現城鄉土地一體化。實施土地政策改革保護，一保耕地，二保發展，三保權益。推動農村建設用地市場化，地定權、農民定性；農地農有、農地農用；家中有地，進退有據；土地收益，城鄉共享。農村政策制度的改革創新需要加快推進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和集體建設用地確權發證。

（二）保護農民非農方面權益

農民權益保護的重點在非農方面權益的保護，將就業、教育及培訓、醫療保障和養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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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作為農民在非農方面的基本權益予以保障，避免和杜絕以戶籍、土地為名剝奪農民現有和應有權利。大力提高農民經營性、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比重，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和土地流轉保值增值，形成農民家庭性收入為基礎、工資性收入為重點、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快速增加的農民增收長效機制。

城鎮基礎設施的落后給居民生活帶了很大程度上的不便，造成農村環境不斷惡化的現象。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就是加大對城鎮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投入。共享資源，均等資源。對于人們生活重要的交通，通信，電力等加強建設，不能滿足于眼前，要有長遠的眼光。不光有基礎的建設更要讓農民享有更高的生活享受，逐漸實現基礎設施城鄉均等一體化。

（三）以城帶鄉，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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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根據對中國過去那種高消耗、高污染、城鄉二元分割、不具備新型特色的城鎮化模式進行改革；與我國當前的實際相狀相結合，選擇一條與我國情符合的城鎮化道路建設；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到以人為本，全面統籌，兼顧工業、信息以及農業現代化的全面發展，以科學為依據，以和諧為目標，采取高效的模式，朝著城鄉一體的方向，保證大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鎮之間的協調發展。要以節約型城市建設為發展目標，全面提升各種資源的有效利用率，加強環境保護意識，發展大城市規模，并帶動周邊小城鎮，形成輻射效果，堅持以生態文明的理念為發展的根本核心，全面提升城鎮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做到生產、發展、環保、生活的協調性發展。

四.新型城鄉關系的“四新”特點

新型城鄉關系與傳統的城鄉關系相比，新型城鄉關系的“新”在階段、理念、制度、途徑等諸方面均有體現，具有很多鮮明的特點與優勢：一是由城鄉分離與對立向城鄉融合轉變的新階段；二是由“城鄉分治”向“城鄉統籌”轉變的新理念；三是由“城鄉二元化”向“城鄉一元化”轉變的新制度；四是由“城市片面發展”向“城鄉發展一體化”轉變的新途徑。[4]

（一）新階段

城鄉關系主要是指城市和鄉村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關系，其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方式。城鄉融合即“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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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兩者的偏頗和缺點”，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城鄉關系的發展都經歷了從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差別縮小在到城鄉融合、城鄉一體化的過程。而我國自十六大以來逐步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標志著我國城鄉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新理念

理念是靈魂，指導人的行為，馬克思認為，城鄉關系的最終發展是“城鄉融合”。長期以來，我國實行農業支持工業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遲滯，因此，“城鄉二元”發展必須向“城鄉一元”發展轉變，統籌城鄉發展也成為一種必然趨勢。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對城鄉關系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改變了“城鄉分治”的觀念，跳出了“從城市看城市，從農村看農村”的思維定式，處理城鄉關系的理念發生了轉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也已開始形成。黨的十八大提出“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將“統籌城鄉”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

（三）新制度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以城鄉二元財政體制為特征的城鄉二元體制。城鄉發展二元化的癥結在于制度的二元，為解決城鄉制度的二元問題，需要完善城鄉一元化戶籍管理制度，建立戶籍跟著人口走、戶口登記地與實際居住地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充分保障城鄉居民平等享受一切權益；要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城鄉居民社會保障一體化體系，城鄉居民在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及生育等各項社會保險方面享受同樣的政策；建立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高農村低保標準，使其達到城鎮低保水平，進城落戶并符合城鎮低保條件的，可與城鎮低保戶享受同等待遇。

（四）新途徑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城鄉協調發展的新途徑。新時期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在社會發展戰略上將城市、農村視為一個整體，使城鄉協調發展、共享發展成果，逐漸消除城鄉差別，最終融為一體。城鄉發展一體化既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又要推進城鎮化。從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角度來說，新農村不在單純的強調加快城市化，而是要實行城市支持農村的策略，改變以往過分注重城市發展導致城鄉差別擴大的狀況，新型城鎮化是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途徑，新型城鎮化的核心也不在是以犧牲農業、農村、農民以及生態和環境為代價，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變為城鎮居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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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五．總結

綜上所述，我國的特殊國情和歷史教訓決定了我們在加快城市現代化建設,促進社會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必須充分發揮城市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經濟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的輻射作用,將先進農業生產工具、技術、生產方法、信息和高級管理組織及時轉送到農村去,促進農村的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為農村提供必需的工業品、文化、教育、咨詢服務等,促進農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變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概括地講,我們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好農村的發展問題，不解決好農村的發展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所需的原料、市場、勞動力、用地空間,以及糧食、副食品等就無法得到充足的保障,工業化、現代化勢必成為一句空話。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必須建立在城鄉同步協調、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任何忽視農業,忽視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做法,都將影響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只有堅持以城市為中心,以集鎮為紐帶,以鄉村為基礎，城鄉融合,互惠互利,互相促進的發展方針,才能最終取得城市與鄉村的共同繁榮和城市化的健康、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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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推動城鄉一體化戰略 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推動城鄉一體化戰略 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如何進一步推動淮安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全面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昨日，市委舉行“季季談”活動，聽取市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市委書記姚曉東，市委副書記練月琴，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亞青，副市長趙洪權等出席會議聽取意見。

座談會上，市政協副主席、民進淮安市委主委朱毅民，市政協副主席、民革淮安市委主委程剛，市政協副主席、農工黨淮安市委主委李玉峰，市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主席范更生，民盟淮安市委主委周偉丁，民建淮安市委主委高岱明，市無黨派知聯會會長韋曉梅，九三學社淮安市委副主委陳伏濤等分別發言。大家圍繞推進產業發展規劃、鎮村建設規劃和土地開發利用規劃“三規”融合，重點小城鎮發展，農業產業化發展，現代特色農業發展，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在城鎮化建設中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工作，以全民創業淮商崛起做強城鄉一體化產業支撐等作了發言，為推進我市新型城鎮化建設獻計獻策。

“大家在深入調研、深入思考的基礎上，作了非常好的發言，對市委市政府下一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進一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將起到重要的啟發、借鑒和推動作用。在市委市政府重大工作的部署安排決策和相關部門的具體工作中，將對大家提出的意見、建議予以采納吸收。”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后，姚曉東說，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推進新型城鎮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對江蘇工作提出了“深化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要求。市委六屆三次全會提出，把城鄉一體化作為新時期淮安跨越發展的基礎戰略，把強力推進新型城鎮化高水平建設作為五個重點突破領域之一。市委、市政府專門出臺《關于加快城鄉統籌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提出重點實施“九大工程”，努力實現“六個一體化”，在頂層設計上，把中央和省委的新要求與淮安的實際作了對接，全力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工作。

淮安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怎么搞？姚曉東強調，要圍繞小城鎮產業、居住、服務三大功能的發揮，堅持“多規融合、四化同步”，即：做到以人為本、合理布局、集約高效、綠色低碳、城鄉統籌，走出一條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新路子。提高城鄉統籌的水平、城鄉規劃同步推進的水平、小城鎮建設的綜合規劃水平，因地制宜地發揮特色優勢，“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不能千村一面。打造產業鏈，提高產業集聚度，進一步集聚人口，注重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避免重復建設，避免低水平建設，加快新型城鎮化高水平建設。

姚曉東希望各級黨委政府進一步注重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和力量，相關部門要加強與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的聯系，在制定決策、實施決策的過程中，主動邀請相關同志、專家一起研究，聽取意見，進一步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水平。

第五篇：城鄉關系的戰略轉型與新時期城鄉一體化規劃探討

城鄉關系的戰略轉型與新時期城鄉一體化規劃探討

1城鄉發展的新階段與城鄉關系的戰略轉型

1.1城鄉發展的新階段：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提出

城鄉關系歷來是影響我國發展和穩定全局的戰略性問題，“城鄉互助”的思想作為基本經濟綱領在建國初期具有臨時憲法地位的《共同綱領》中就已經被提及(武力，2007)。但在實踐中，出于對快速實現中國工業化的戰略追求，在20世紀中葉后的漫長歲月中，城鄉關系的實質基本上是農業和農村支持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并通過一系列差異化的制度設計，形成并強化了城鄉的二元結構。

1.1.1改革開放前的強制性“以鄉促城”

1949—1978年，我國最根本的問題是解決吃飯問題并實現工業化，在“工業導向、城市偏向”的整體發展戰略和“挖鄉補城、以農哺工”的資金積累模式下，農業的意義除了解決吃飯問題外，更重要的是為工業化提供積累和降低成本‰這一時期的城鄉關系核心特征表現為：農產品不平等交易、城鄉勞動力之間的非自由流動、城鎮居民與農民權利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實際上是“城鄉二元結構”凸顯的過程(謝堊，2007)。但這種城鄉二元帶有明顯的政府導向性色彩，即國家通過包括農產品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城鄉二元化的制度設計來強制性推行。本質上看，實際上是政府對城市和市民實行“統包”，對農村和農民實行“統制”。

1.1.22000年以前的市場化“以鄉促城”

1978年后，農村和城市都進行了市場化改革，激活了城鄉生產要素，釋放了城鄉的生產力。更為重要的是，城鄉之間帶有強制性色彩的制度藩籬逐漸被拆除，城鄉相對封閉的格局被打破，生產要素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動。市場化條件下，由于工業收益大于農業收益的市場效應，農村的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自發地快速向城市流動，極大地促進了城鎮化的發展。但是，由于城市利益集團的壓力和傳統體制的遺留，城鄉之間的差距、農民和農村的弱勢地位并沒有改變。城鄉關系中“以鄉促城”的格局由改革開放前政府導向下的強制性色彩，改變為利益集團和資本導向下的市場化色彩。農民和農村通過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土地資源的廉價出讓和鄉鎮企業的直接投資等方式，繼續為城市和工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要素支撐。在實踐中，產生了“農民工”、“失地農民”等中國特色的詞匯。

1.1.3新時期國家戰略主導下的“以城帶鄉”

進入21世紀以來，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城鄉關系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戰略思想，“統籌城鄉”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并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之后，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兩個普遍性傾向”；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提出；直到2007年十七大“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明確提出，標志著國家在戰略層面真正進入了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階段。新時期，城鄉關系發生了戰略性轉型：首先，國家在戰略上對城鄉關系的認識由“城鄉分治”、“大力推進城市化”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階段；其次，相應的城鄉改革，由經濟領域拓展到包括免征農業稅、農村義務教育免除費用、建立新型合作醫療等社會領域，也拓展到基礎事權、調整各

級政府關系的體制領域。

1.2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內涵要求

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是城鄉關系演進的最高階段，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深入發展而得以實現，并依賴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擴散。從內容主體上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不僅僅是包括城鄉關系，還包括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對過去“重城輕鄉”的修正，也是對過去“重經濟輕社會”的修正，強調的是多元主體之間全面的統籌協調。

從內涵上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實現應該包括4個方面：①城鄉資源高效地綜合利用；②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③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④城鄉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融合。

在內容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包括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和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兩個方面的核心目標。其中，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內涵是城市(鎮)與鄉村在產出效益上趨于一致，重點是促進城鄉經濟要素(包括組織、資源、市場、勞動力、技術、信息等)的多維傳播和融合。實現途徑包括：加快城鄉經濟發展、完善城鄉經濟結構、增加城鄉經濟聯系和優化城鄉經濟布局四個方面。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內涵則是城市(鎮)與鄉村居民生活質量趨于一致，重點是城鄉居民具有同等的生活待遇和發展機會。實現途徑主要包括：加快城鄉社會建設、促進城鄉公平發展、均衡配置城鄉公共資源、統籌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等幾個方面。

而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和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實現的關鍵在于空間的落實和制度的保障。因此，對于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為目標的城鄉一體化規劃而言，其完整的內容體系應該包括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城鄉空間發展一體化和城鄉制度一體化4個方面的內容(圖1)。其中，空間一體化和制度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和社會一體化的重要支撐和保證。2國內城鄉一體化規劃的研究與實踐探索

城鄉一體化是中國首創的詞匯，但其思想淵源卻早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融合”觀點中就有所體現。從本質上看，城鄉一體化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城鄉二元”。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對于“城鄉二元”的研究，基本上從兩條平行脈絡展開：一條是對于“經濟二元”的研究，側重點是工農產業關系，發端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論”；另一條是“空間二元”的研究，側重點是城鄉關系，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麥基等。兩條脈絡平行推進并由此帶動了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的大跨步發展。對城市規劃學界而言，其最早的城鄉一體化思想發端于霍華德的“田園城市”，但彼時也僅僅作為一種思想啟蒙存在。直到1980年代加拿大學者麥基(T.G.Maggie)基于對亞洲城市化模式的大量實證研究，提出的以城鄉一體化區域(Desakota)為基礎的城市化空間模式才真正對空間規劃產生具體的指導作用(史育龍，1998)。

近代以前，中國城鄉關系具有明顯的同一性，即經濟上，城市和鄉村共同建立在農耕文明自然經濟基礎上，城市工商業發展有限，只能依賴鄉村為城市提供生存基礎。城市在政治上統治鄉村，經濟上卻又依賴鄉村(羅朝暉，2007)。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整體上的“城市偏向和重工業導向”逐漸強化的是“城鄉二元結構”。因此，在1980年代以前，“城鄉一體化”作為一種概念在我國文獻中鮮有提及，更談不上規劃實踐。之后，從概念的提出到規劃的大量實踐大體可以分為3個階段。

2.11980年代城鄉一體化思維的拓展階段。研究引導實踐

國內真正開始提“城鄉一體化”概念源于農業部1980年代在無錫農村的現代化建設試點。1983年蘇南地區最早開始城鄉一體化規劃的實踐，其最重要的背景是鄉鎮企業帶來的鄉村工業化蓬勃發展，并由此產生的城鄉之間聯系加強和矛盾的出現，規劃的編制也僅僅局限于城市建成區范圍之內。整體而言，整個1980年代仍然是城鄉一體化思維的拓展階段，主要是對國外相關經驗和理論的介紹和引進。期間，1982年“市帶縣”管理體制的施行，出發點是推進“以城帶鄉”，但由于當時城市本身處于城市化補償階段，客觀上導致了鄉村各類資源要素向城市的集聚，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

2.21990年代城鄉一體化規劃的探索階段，實踐豐富研究

1990年代，城鄉一體化經過上一階段的引入和推廣，已經開始在中國較為廣泛地流傳，并且一時間成為新聞媒體報刊文章等的流行詞匯。相關學術研究不但在量上增加，而且范圍和內容越來越廣，包括了城鄉一體化概念、內涵、研究框架、目標、動力等各方面(邵波，1995；鄒軍、劉曉磊，1997)，《城市規劃》期刊甚至為此開辟了專欄進行探討。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從解決鄉村工業化發展帶來的城鄉土地利用、環境污染、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問題出發，在經濟相對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城鄉一體化規劃實踐。比較典型的如南海城鄉一體化規劃、溫嶺城鄉一體化規劃等。規劃實踐引導了城鄉一體化的研究由簡單地探討城鄉一體化系統的建設、城鄉一體化的內涵，轉變為從指導規劃實踐的角度對其進行系統的論述(甄峰，1998)。

整體而言，1990年代的城鄉一體化規劃，主要針對的是農村工業化所產生的城鄉空間利用方面的矛盾，規劃的基本思路是“問題導向”。其積極意義是，真正在規劃實踐層面拓展了規劃的空間范圍，并一定程度上為后來《城鄉規劃法》的頒布提供了來自于實踐的基礎。但從規劃的內容看，其本質上仍然關注的是變農村工業化帶來的諸多“半城市化”、“泛城市化”為真正城市化的問題，著眼點依然是城市，而非城鄉關系的良性互動。

2.32000年以來城鄉一體化規劃的蓬勃發展。研究反思實踐

進入2000年以來，在“統籌城鄉”上升為國家戰略并逐漸成為共識的大背景下，城鄉一體化規劃在不同空間尺度和不同地區大量展開。但從規劃的方法和內容上看，仍然延續的是1990年代基于解決城鄉空間利用矛盾的內容體系，對于“城鄉一體化”的理解僅僅是規劃范圍的擴大，很少真正地探討“城鄉關系”，更談不上深入地解決“經濟與社會一體化”問題。一定程度上講，在國家明確提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當下，傳統的城鄉一體化規劃思路已經難以滿足新形勢下的新要求。

相應地，這一時期理論上對于城鄉一體化規劃的相關研究，更多的也是側重于對前一階段大量開展的規劃的回顧、總結與反思(趙燕菁，2001；石憶邵，2003；袁奇峰等，2005)。

3新時期城鄉一體化規劃的理論思考

3.1主體與邊界

明確規劃的實施主體，并基于實施主體的事權邊界確定規劃的內容體系，是城市規劃界對于長期以來規劃實施不力癥結深入思考后給出的答案。尤其是，2008年《城鄉規劃法》的頒布實施，進一步強調了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和“一級政府一級事權”的原則。規劃作為政府職能，第一不能超越其行政轄區，第二

不能超越法定的行政事權(張勤，2003；石楠，2008)。

新時期的城鄉一體化規劃，既不能把它視為空間范圍擴大化后的城市總體規劃，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傳統城鎮體系規劃的細化，而是應該定位為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區域規劃。規劃的內容乃至成果的表達方式，必須立足于政府的事權，面向操作實施。

需要明確的是，城鄉一體化規劃的實施主體是各級政府，而不是各個部門。按照“一級政府一級事權一個規劃”的思路，規劃強調整合同級政府各部門的事權，對于涉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進行統籌考慮，對于涉及空間發展和資源利用的各類規劃進行綜合。

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城鄉一體化規劃，應遵循上級政府的規劃，以尊重下級政府依法享有的決策自主權為前提。省級層面的城鄉一體化規劃強調指導性，重點在于確定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的目標體系和總體戰略，創新保障城鄉經濟要素自由流動的政策機制，明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途徑和設施配置指標體系，控制對省域整體發展不利的開發活動，提出城鄉資源統一利用、生態環境統一保護和城鄉基礎設施統一配置的方案。成果表達的最主要方式是在劃定空間禁止開發邊界的基礎上，進行政策性分區，凸顯規劃的綜合性和政策指引作用。市縣級層面的城鄉一體化規劃強化操作性，尤其對于城鄉產業發展、社會設施配置、人口流動、用地增減、基礎設施、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等內容要做到定量、定位。

3.2階段與模式

城鄉關系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一定程度上講城鄉一體化既是一個目標，更是一個過程。對于以優化“城鄉關系”為核心的城鄉一體化規劃而言，明確城鄉發展的階段性是規劃的第一步，也是確定規劃目標體系、選擇發展戰略的基礎。動態來看，城鄉關系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由自發走向有序、由城鄉分離走向城鄉融合的發展演變規律，體現出由低水平的城鄉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轉變。判斷城鄉發展階段，是客觀識別發展特征、決定規劃取向的前提。以海南為例，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2008年其城鄉收入比為2.9：1，低于全國3.9：1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廣東、重慶等相對發達的省市，說明其城鄉發展相對均衡。但其城鄉收入平均水平卻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反映了城鄉的相對均衡是建立在城鄉均不發達基礎上的低水平均衡。因此，其城鄉一體化規劃的基本取向是，在保持城鄉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低水平均衡向較高水平均衡的跨越。

由于城鄉地域特征、發展動力、基礎條件等的不同，城鄉一體化的實現模式在不同地區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可以分城市帶動、鄉村發展、城鄉互動、網絡化等不同類型(表1)。在判斷城鄉關系整體發展階段性來引導規劃基本導向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識別規劃區內不同地域城鄉關系所處發展階段的差異，選擇不同的“城鄉一體化”實現模式，作為空間“分區分類”引導發展最為根本的依據。

3.3非農化的實現形式

從內涵上來看，新時期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核心是實現非農化。但具體的實現形式，卻需要根據不同地區發展的獨特性判斷進行恰當的選擇。從國內外發展的經驗來看，非農化的實現通常包括以下幾種形式：①通過大城市的工業化，走集聚型城市化道路.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在城市中實現非農化。這是城市化的傳統路徑，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非農化實現形式；②通過鄉鎮工業化，大力發展小城鎮，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轉移就業，譬如我國蘇

南地區的“蘇南模式”和日本的小城鎮發展等；③通過農業產業化，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民生活水平，在不轉移就業的情況下實現“非農化”效益。最為典型的是德國的巴伐利亞“等值化試驗”，在農村通過土地整理和村莊改造，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并逐步消除農村在生產效率和生活質量等方面與城市的差異；④通過鄉村產業由農業向服務業和制造業的轉化，就地實現非農化。典型的如美國，在城市化高度發達的今天，仍有21%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這些人口中58%的收入來源于鄉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尤其是服務業。

因地制宜地選擇非農化的實現形式，本質上是為有針對性地確定規劃所要采取的城鎮化戰略。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的發展條件和動力來源各異，各地的城鎮化基礎也并不相同，注定了傳統的大城市集中型的城鎮化道路并非適應我國的大部分地區。不同的非農化實現形式反映在空間上就決定了不同的城鎮化道路，也決定著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空間配置的不同方式。

3.4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新時期，城鄉一體化規劃的基本要求是“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由城鄉一體化到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改變，決定了規劃在內容主體上，既包括城鄉，還包括經濟與社會。新的規劃是統籌城鄉關系，統籌經濟與社會關系的綜合。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分析，由作為傳統空間規劃中的背景與目標，變為規劃的主體內容之一。

基于此，規劃必須首先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思考經濟、社會所包括的內容體系。經濟方面的核心是增強城鄉經濟之間的聯系，具體包括：從產業鏈角度的產業自我延伸和完善，各產業之間的優勢互補，以及城鄉產業之間的相互協作共贏等；社會方面的核心是實現城鄉公平發展，具體包括：城鄉人口的自由流動和統一就業，發展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享，社會保障的一體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等方面。

其次，必須思考和回答如何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一直沒有獨立地納入到我國發展的總體格局當中。解放初期，重點強調的是政治與經濟關系，社會發展的相關內容涵蓋在經濟關系，也就是經濟基礎中考慮；改革開放后，從第6個五年計劃(1980—1985年)將名稱由“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變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開始，才正式將社會發展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到國家的總體格局中。但是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仍然為核心，并強調通過經濟發展帶動社會發展，經濟建設仍然是主體，社會發展處于次要地位。直到十六屆四中全會從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角度，提出“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社會發展作為獨立內容才真正上升到國家總體發展的格局之中。新時期的城鄉一體化規劃，需要結合本地的獨特性，探索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具體途徑和措施。

3.5制度創新的方向

城鄉一體化的目的是解決“城鄉二元”，無論是經濟二元，還是空間二元，都是最終的表現結果，其癥結都在于制度上的二元。對規劃而言，促進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演變的主線應該是制度變遷，輔線為經濟發展。空間規劃的意義在于，通過重點項目的安排和空間有效的引導和組織使兩條線索落地。

改革開放的30年就是逐步拆除制度藩籬的過程，從初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城鄉經濟要素的市場化，到2000年以來的一系列農村綜合改革所帶來的“支農惠農”政策的落實，可以認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推進的每一步都是制度創新的結果。

新時期，被賦予更多公共政策屬性的規劃，必須面向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來思考制度進一步創新的空間和表達方式。思考的重點，筆者認為應該集中在土地、人口流動與就業、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財政轉移支付等幾個方面。

3.5.1土地制度

賦予農民相對完整的土地產權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允許以各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從制度上保障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實現。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的基礎上，制度需要進一步創新的方向是：賦予承包用地更為完整的處置權，例如抵押；探索農村宅基地的用益物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實現形式等。尤其是，需要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途徑和模式。

3.5.2人口流動和就業

基本方向是改革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但重點卻應該放在“戶籍”背后所包含的社會保障體系方面。例如探索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有效銜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政策措施和法規、城鄉統一的培訓和就業服務體系、城鄉統一的勞動權益保障工作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工資支付、工傷和失業保險體系等。

3.5.3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重點是探索保障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城鄉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一體化、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化的體制機制。

3.5.4財政轉移支付

從事權和財權相匹配的角度，探索實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均衡發展的財政轉移支付的途徑和方式。從城鄉資源的統一利用和生態環境的統一保護出發，創新“發展權”補償的重點和方式等。

4結語

從本質上看，新時期的城鄉一體化規劃是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區域規劃，它既不是傳統城市總體規劃的空間擴大化，也不是城鎮體系規劃的細化，甚至不是傳統的區域規劃。它的規劃對象更復雜，不但包括城鄉關系，還包括經濟與社會關系；規劃的內容主體也更復雜，不但包括以空間資源的高效利用為重點的傳統空間規劃內容，還包括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為目標的制度創新方面的要求。

編制新時期的城鄉一體化規劃，應該遵循“一級政府一級事權一個規劃”的原則，基于事權、面向操作實施來決定規劃的編制內容；需要在客觀分析城鄉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明確規劃的目標戰略、落實分區分類的思想；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非農化”的實現形式，并通過政策性分區反映在空間上。

規劃的有效性決定于規劃的內容，而規劃的內容卻源自于對規劃的認識。因此，如何解讀新時期的城鄉一體化規劃是進行規劃內容探索的第一步。作為一種非法定規劃，城鄉一體化規劃有很大的探索和創新空間，各地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實現形式也各不相同。在充分把握“主體與邊界”、“階段與模式”、“非農化實現形式”、“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制度創新的方向”等幾方面內容的基礎上，大量展開城鄉一體化規劃的編制是促進規劃理論創新的基礎，也是深化對城鄉關系發展基本規律和深層次問題認識和理解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