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過度維權行為的分析與對策（寫寫幫整理）

一、消費維權過度的主要表現形式

（一）推卸責任型

消費者在自認為遭受消費侵權后，不能理性分析各自的責任，將責任一味地退到商家身上。出現產品故障問題，消費者認為這就是商家的問題，要求商家退貨賠償。

（二）漫天要價型

消費者自我維權意識快速增長，自以為掌握了一些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相關法律，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進行維權，對商家漫天要價，甚至無理取鬧。

（三）騷擾破壞型

在商家拒絕消費者的要求時，消費者不尋求正當的解決途徑，仍舊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舊思想，在經營場所大吵大鬧，影響其他消費者，限制消費者消費，破壞經營場所和經營所用電腦等辦公用品，阻止商家經營。

（四）暴力行為型

個別騷擾破壞型的過度維權行為升級為暴力行為，威脅經營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違反治安管理條例，觸犯相關法律。

二、消費維權過度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規定真空催生維權過度產生。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1993年出臺的，距今已有17年，社會發展迅速，各種消費方式層出不窮，消法已不適應當前的消費糾紛，雖然浙江省也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實施辦法，但規定賠償額度范圍太寬，個別規定在實施過程中難以實施，也給消費維權產生困難，催生消費維權過度。

（二）商家態度問題促使維權過度升級。

從目前大多數案例來分析，在消費者提出的維權要求時，商家的態度太過強硬或者商家對消費者的投訴采取敷衍推脫的態度，言語上有過失，消費者的“面子”過不去，才造成了過激的行為。

（三）維權意識過強導致維權難以完成。

部分消費者維權意識過強，或者盲目認為消法就是支持消費者無限制的維權。同時又掌握經營者顧及負面影響、息事寧人的心理，開始漫天要價。雖然我們常說“顧客就是上帝”，但是并不代表消保委支持消費者過度維權，過度維權增加了維權成本，也導致本來可以解決的問題變得難以解決。

三、防止消費維權過度的對策

（一）完善法律，填補消法空白。

過去維權給人的印象都是“受害者”、“受委屈”，如今有了消法的保護和消保委的幫助，維權已經是“理直氣壯”，甚至是“霸道強勢”。從過去的“維權困難”到現在的“維權過度”反映都是我國在維權方面的立法的不健全。一方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即將修訂，對消費者權益的規定將更加具體，對于被侵權后的賠償也將更加細化；另一方面，就經營者的權益而言，有商家呼吁國家盡快出臺《商家保護法》以避免消費者得“法”不饒人，因過度維權給商家帶來損害。

（二）誠信溝通，相互理解信任。

有很多消費維權事件中出現過度維權的原因，最主要是由于商家和消費者缺乏溝通，在出現侵權后雙方缺乏理解信任而導致糾紛的產生。作為第一責任人，商家在遇到消費者投訴時，首先應該為消費者出謀劃策、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味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更不應該在言語上激怒消費者，給問題的解決造成困難。其次，商家應該立即聯系廠家，向廠家反映產品存在的情況并尋求解決辦法。本著謙虛的心理，把每一次投訴都當做是一次友善的建議，才能提高產品，提高服務。

作為工商部門，應該靈活地運用行政指導。指導經營者誠信經營，營造消費者信得過的消費環境，盡量將消費糾紛拒之門外。在發生消費糾紛后，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供經營者考慮，勸經營者以解決消費者的問題為出發點適當讓步，補償消費的合理損失。

（三）學習消法，維護合法權益。

過度維權行為，一方面反映了消費者的維權意識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消費者的法律意識仍然十分薄弱。消費者需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了解消費者的哪些行為屬于法律保護的范圍，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維護自身的權益。過度的消費維權行為不但會增加了維權成本，也難以得到消法的支持。

作為工商部門，應該利用報紙、電視、互聯網等各種媒體途徑宣傳和引導消費者適度維權、理性維權、合理維權。發放《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宣傳資料進店進廠進社區，主動給消費者講法講理講權益，既要鼓勵消費者維護合法權益，又要提醒消費理性維權、適度維權。

第二篇：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行為分析

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行為分析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李鋒團編輯：studa121

1【摘要】近些年來，由于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導致投資過剩現象較為普遍。政府干預、地方保護、管理者缺位、管理者過度自信等原因都是導致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主要原因。對于國有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可以通過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減少政府干預、完善市場體系等措施來進行治理。

【關鍵詞】 國有上市公司 過度投資 政府干預 治理

一、過度投資概述

1989年Lang和Lizen berger從股利政策角度提出了過度投資假說，并在研究中界定了過度投資公司：擁有大量自由現金流量，以致于會接受一些NPV<0的投資機會的公司。此后，學術界所廣泛使用的過度投資概念也多源于此。潘敏、金巖（2003）認為，從投資決策效率化的角度來看，把資金投資于各種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資項目以擴大投資規模，甚至將資金投入到一些企業原本并不熟悉與企業主營業務無關的領域，這類投資行為均屬于過度投資行為。綜合以上觀點，過度投資是指接受NPV<0的投資機會，將資金投資于各種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資項目，降低資金配置效率的一種低效率投資決策行為。

二、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動因分析

1、政府干預與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

由于國有上市公司的國有背景，使得政府干預成為導致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

（1）地方政府干預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動機。第一，企業投資擴大規模會直接增加地方GDP。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年均GDP增長率預期目標為7.5%，全國各省市也制定了各自的GDP預期增速。因此，為了達到設定值，政府不得不對轄區內企業進行干預，造成過度投資。第二，企業擴大投資可以滿足地方政府財政需要。我國實行分稅制，營業稅屬于地方稅，增值稅屬于共享稅（中央占75%，地方占25%）。由于營業稅和增值稅是以基數法為基準，為了擴大稅收收入，必須依靠投資規模的擴張，因而政府會干預，過度投資在所難免。第三，企業投資規模擴張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解決社會問題。因此，地方政府很有理由干預行政區域內的國有上市公司進行過度投資，以達到政府的目標。第四，對于政府官員而言，國家實施的政府官員激勵機制，由于考察非經濟指標成本過高，所以一般都以考核經濟指標為主，即GDP增長率、稅收、就業率等。為了增加升遷的砝碼，政府官員很有理由運用手中的權利進行政府干預，導致過度投資。

（2）地方政府干預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能力。財政分權和財稅體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被賦予了相當大的財政支配權，其結果是導致地方政府盡可能地要求地方企業加大投資，以增加當地的財政收入。過度投資存在于自由現金流充足的情況之下。由于國有上市公司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天然聯系，而當地政府對于財政又具有了較大的自主權，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它的發展好壞又會影響到政府的業績，所以地方政府就會出于自身的考慮來對國有上市公司進行財政激勵，直接導致國有上市公司盲目擴大規模甚至投資于自身并不了解和與本公司并無關聯的項目，造成資源的浪費。這種盲目過度投資帶來的國有上市公司虧損現象，政府出于各種利益又會對國有上市公司進行財政補貼，使得地方國有上市公司不必擔心盲目投資的后果。而如果投資帶來的收益即使很小，地方政府也會夸大這種現象，盲目進行獎勵促使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現象更加嚴重。

2、管理者與過度投資

（1）管理者過度自信等非理性行為。行為金融理論認為，國有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等非效率投資行為可能與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和決策行為特質密切相關。不管是個體投資者，還是擁有大量理論知識背景和信息優勢的機構投資者都會受到各種認知和心理情緒偏差的影響。國有上市公司是國有企業中的優秀代表，其管理者的選擇也必然經過大量的篩選，是企業管理者中的優秀人員。因此，盡管經理人致力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時候，也可能由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等非理性對投資前景的判斷錯誤而發生過度投資行為。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也可能出于樹立和維護聲譽、節約搜尋和加工信息的成本、推卸責任、減少恐懼等原因而采取從眾行為，面對國家大規模的經濟振興投資計劃，國有上市公司很可能因此而過度投資。

（2）經理出于自身利益過度投資。國有上市公司名義屬于國家，但其必須授予其管理層來進行經營管理，而經理人會有追求自己私人目標的動機。與此同時，經理人與作為投資人的政府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公司所有者沒有足夠的信息和能力來識別經理人是否盡責，從而導致經理人可以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進行過度投資。國有上市公司規模的擴大有助于經營者獲得更多的在職消費以及其他隱形激勵。所以，經理人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過度投資。

（3）管理者為了迎合非理性的市場預期而進行過度投資。行為金融認為投資者的情緒也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行為。首先，投資者情緒會通過融資機制而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投資者情緒高漲時，會導致股價高估，企業傾向于進行股權融資，在存在大量自由現金流的情況下，常常導致過度投資。其次，由于國有上市公司對于管理者的考核、接管、解雇等外部威脅的存在，使理性的管理者有時也被迫屈從于投資者情緒進行決策。當投資者對于企業前景過分樂觀時，管理者即使了解真實情況，也會擔心由于拒絕投資人看好的項目造成股價下跌，引發接管風險，或使自己遭到國有上市公司解聘。這種迫于投資者情緒的投資決策常常導致過度投資。

三、我國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產生的現實基礎

1、國有股“所有者缺位”、法人治理機制失衡

目前，上市公司國有股的產權代理鏈條一般有全民、政府、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或授權企業集團上市公司四個層次組成。從法律上講，全體人民是國有股的最終所有者，似乎不存在所有者缺位問題。但在實際操作中，國有上市公司實際上并沒有一個合格的最終所有者。就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而言，它被授權代表國家行使股東權利，其可行性也令人懷疑。資產管理公司有著自己的行政目標，所有者目標并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當兩者發生沖突時，他們可能以行政目標代替所有者目標，令所有者利益受損。就法人股代表行使公司治理權而言，法人股代表控股公司的經理，在大多數情況下，常常由國家大股東任命，從而具有雙重身份與人格。因此，無論是從國家股還是法人股而言，都存在著“所有者缺位”問題，導致法人治理機制失衡。

2、市場體系不夠健全，發育不夠完善

目前，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框架，商品的市場化程度也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但要素市場的發育水平總體還不高，也不夠完善。首先，我國證券市場信息有效性差、投機性強，股價經常偏離國有上市公司的業績，使證券市場的發現功能大受影響。其次，我國證券交易制度還存在著重大缺陷，約有2/3股票不能上市流通，使證券市場的收購、兼并功能基本失靈。再次，我國經理人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國有上市

公司高管人員的聘任和評價都沒有實現市場化，市場對經營者的外部約束作用還十分微弱。

由于市場體系不夠健全，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營者的判斷，而經營者和作為國有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的中央及政府存在著很大的信息不對稱。這就使得經營者為了擴大業績，而盲目進行投資，導致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現象嚴重。

3、扭曲的資本市場和過強投機性行為

我國發展資本市場的初衷主要是為了解決國有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特別是眾多地方政府紛紛將幫助企業包裝上市作為協助企業擺脫困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捷徑”。發行股票上市圈錢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藥。另外，大多數的投資者沒有專業深度，這樣使大多數公司不用擔心股利等資金成本問題，投機為投資收益的形成提供了“好環境”，使得投資者為了贏得更大的差價導致過度投資現象的發生。由于國有上市公司的國有背景，使得國有上市公司與其公司所在地的政府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關系，也與當地政府的政績息息相關，所以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會協助國有上市公司擴大業績而進行過度投資。

四、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治理

1、減少直接行政干預

采用市場化手段，合理引導國有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行政干預一方面不利于國有經濟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行政干預常常附帶有一定的補貼和優惠，從而違背了公平競爭的宗旨，也扭曲了資源配置行為。因此，應該減少對國有上市公司的直接行政干預，采用按照項目提供優惠或者補貼等市場化的手段來合理引導各類企業按照自身的實際情況積極參與國家投資計劃，從而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國有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

2、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

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是防止國有上市公司管理層為謀取私利而過度投資的關鍵。

（1）完善獨立董事制度。董事會是保護股東利益的重要治理機制，尤其是獨立董事在監督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國的獨立董事存在缺乏獨立性，獲取信息渠道不暢等問題。因此，應該從獨立董事的提名、任職家數、職責履行、信息獲取、經濟激勵等制度上保證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和信息獲取權，從經濟上激勵獨立董事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公司的活動進行監督，從而真正發揮獨立董事的監督作用。

（2）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形成非國有性質的大股東對國有大股東的監督制約機制。國有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是國家，存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所有產權代表對經理的監督收益與監督成本不匹配，從而弱化了對經理的監督。但當大股東非國有性質時，其既有動力又有一定的能力對經理層實施有效監督，從而有效約束過度投資行為。梅丹（2008）發現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增加對過度投資具有制衡作用。

（3）從制度上克服各種行為導致的過度投資。改變單一的利用股票、期權的激勵方式，強化諸如債務杠桿等替代激勵機制；分散控制權以減少管理者過度自信造成的危害，比如強化國有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相關監管機構對重大投資的咨詢或者審批；提高管理者投資決策信息的反饋頻率等。對從眾心理來說，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調整管理者業績衡量辦法和報酬結構，加強投資信息披露、增加信息反饋頻率，減少投資中的不確定性，減少信息收集加工成本和交易成本等。緩解證券市場投資者情緒對管理者造成的過度投資壓力及針對投資者情緒對國有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壓力。

3、健全國有上市公司監管機制，推行高管薪酬制度改革

完善我國國有上市公司高層管理者的行為約束機制，一方面依靠國有上市公司內部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改革國有上市公司高層管理者的薪酬制度來制約。高管持股和高管年薪制相結合，可以有效降低高層管理者為了追求業績，獲得更大的升職空間而不斷努力擴大公司規模的意愿。可以將高管薪酬劃分為三個部分：基本薪酬、績效薪酬、福利薪酬。其中基本薪酬可以延續目前普遍的年薪制做法；績效薪酬與一年以來管理的國有上市公司的利潤率，銷售收入增長率等指標相結合；福利薪酬包括高管繳納社會保險和經驗決

策失誤的核查機制。這樣設計的高管薪酬制度，最大的意義在于對經營決策失誤行為進行核查，判斷其決策失誤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懲罰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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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三篇：企業過度投資的原因與對策分析

干勝道【摘要】 文章認為，過度投資是指接受對公司價值而言并非最優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從而降低資金配置效率的一種低效率投資決策行為。經營者財務目標的偏離性、過于樂觀和財務激勵不當是造成過度投資的重要原因。本文提出了解決企業過度投資的治理對策。

【關鍵詞】 過度投資；凈現值；資金配置效率

經典的財務主流理論認為，企業的價值是由投資決定的。投資的重要性、時效性、科學性受到決策者的高度重視。根據企業的財力情況進行適度適時的投資是投資管理的重要原則。然而，在現實經濟社會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都會存在，前者造成了資金的浪費，后者造成了資金的閑置，兩者對企業收益的長期穩定增長都是十分不利的。本文只討論前者，擬對過度投資的界定、形成原因和治理對策進行探討。

一、過度投資的界定

投資的一條最基本的法則是接受凈現值>0的項目。只有投資凈現值>0的項目，才能提高公司的價值。然而，許多公司投資到那些凈現值為負的項目上。1986年，Jensen的文章《自由現金流量的代理成本、公司財務與收購》以股東和管理者存在非對稱信息的假設開始，引入了投資過度問題，作為其自由現金流量理論的基礎論據。1989年，Lang和Lizenberger從股利政策角度研究和檢驗了自由現金流量假說，提出了“過度投資假說”，并在他們的研究中界定了“過度投資”公司，即擁有大量自由現金流量，以致會接受一些NPV<0的投資機會，表現為托賓Q<1的公司。此后，學術界所廣泛使用的“過度投資”的概念也多源于此。國內學者中，潘敏、金巖（2003）認為從投資決策效率化的角度來看，把資金投資于各種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資項目，以擴大投資規模，甚至將資金投入到一些企業原本不熟悉、與企業主營業務無關的領域，這類投資行為均屬于過度投資行為。李秉祥（2003）盡管沒有直接對過度投資下定義，但從其模型推導的邏輯來看，是按結果將過度投資定位于將資金投向NPV<0的投資項目的行為。劉星（2002）著眼于非理性投資行為，認為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資行為是上市公司的經營決策者僅僅從自身利益或單邊利益考慮，通過影響內部制度建立、運行機制設計、決策程序安排等各個環節，違背公司利益最大化或相關利益最大化所產生的投資行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4）指出，投資效率的下降，尤其是投資收益低于投資成本，表明社會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度投資。秦朵和宋海巖（2003）指出，一般假定一個處于完善市場環境下的經濟主體，會用成本最小化的方式來確定其適度的投資需求水平，因此將過度投資定義為，實際投資水平對這個適度投資的偏離，進而將這一偏離與兩種效率（即投資的配置效率和投資品的生產效率）的損失聯系起來。

筆者認為，過度投資是指接受對公司價值而言并非最優的投資機會，尤其是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從而降低資金配置效率的一種低效率投資決策行為。由于過度投資的低效率性，應當對過度投資原因進行詳細分析，以便有效加以遏制。

二、過度投資的形成原因

（一）委托代理所帶來的經營者偏離所有者財務目標，所有者財務監督不力而形成的在兩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下，經營者追求自己的私人目標（比如閑暇、個人帝國、回避風險、高獎金），這會偏離所有者的財務目標，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代理沖突不可避免。例如，經理人不像他們在最佳時期付出那么多努力（Holmstrom，1979)。Jensen認為經理人可能使用自由現金流量來進行符合其自身最大利益的負NPV項目，因為他們能從控制更多

資產中獲得私人利益（比如安插自己的親屬、在工程承包方選擇中尋租、在物資采購中收受回扣等）。

（二）經營者對投資的未來前景過于自信而造成的盲目投資

一些經理的性格特質屬于過度自信型，對宏觀經濟和行業前景過于樂觀，在決策中好大喜功，決策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學性不夠，造成“跟風型”投資泛濫。郝穎等（2005）基于行為金融視角,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人員過度自信的現實表現及其與企業投資決策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研究表明:第一，在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員具有過度自信行為特征；第二，同適度自信行為相比,高管人員過度自信行為不僅與投資水平顯著正相關,而且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高；第三，過度自信高管人員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隨股權融資數量的減少而上升；第四，在我國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權安排和治理結構下,過度自信高管人員在公司投資決策中更有可能引發配置效率低下的過度投資行為。

（三）所有者財務考核和激勵不當而帶來的投資規模偏好

在我國企業的當期績效評價和激勵中，凈利潤的絕對數使用頻率很高，這就使得一些經理為了個人效用原因投資熱情高漲，項目真實報酬率是否低于股東要求的報酬率無所謂，只要其大于零就能有效增加凈利潤，就會增加經理的個人效用。

企業過度投資帶來的危害，既浪費了股東可貴的資本，又損害了企業的價值，導致企業業績滑坡。

三、過度投資的治理對策

（一）優化經理獎懲機制

經理受投資者委托經營管理公司，掌握了公司資產的控制權。企業收益與經理的努力程度相關，在同等條件下，經理越努力，企業收益越好。公司必須設計激勵機制，盡量使經理的目標和股東的目標趨于一致，要達到這樣一種激勵效果：經理越努力工作，經理和股東的收益越高。也就是說，激勵機制要弱化經理的自利動機，經理以公司價值最大化為導向得到大于以私人收益為導向的收益，同時股東的收益也相應提高。所有者與經理人利益一致和集中所有權的監督可以緩和主要利益相關人的利益沖突，從而防止過度投資。經理薪酬必須與企業績效掛鉤，同時讓經理可以分享企業的剩余收益。我國出臺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為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提供了指南。目前，已經有一些公司為高層管理人員提供了股權激勵。

懲罰是負面激勵，能督促經理盡量少犯錯。經理上任之初，要求他提交責任保證金。任期屆滿，根據經理履行契約和整個宏觀經濟環境的情況，如數退還或者扣除一定比例的保證金。

對于經理的獎懲，以正面激勵為主，負面激勵為輔。有關經理獎懲信息要在媒體上發布，讓投資者知曉經理的能力和履約情況。這也是對經理的一種輿論監督，可以形成聲譽效應。如果上市公司都將公司業績和經理獎懲信息向社會發布，慢慢就形成了一種聲譽機制來監督經理們的行為。

（二）優化股權結構，完善公司治理

要全面提升上市公司質量，抑制過度投資，必須優化股權結構，完善公司治理。Richardson（2006）使用美國1998-2002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治理結構有效地減少了過度投資，其中具有獨立董事的大公司經理較少可能過度投資。

減持國有股，改變“一股獨大”局面。一方面從競爭性行業全面撤出；另一方面引進戰略機構投資者，稀釋國有股比例。股權過于集中的局面，可以通過大力培養機構投資者來改變。機構投資者有動力也有能力來監督公司的經營管理。優化股權結構，改組董事會，從而改變大股東控制公司的局面，抑制過度投資行為。

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機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決不能忽視董事會建設。董事會不能成為大股東會。吸收美國經驗，董事會應以外部董事為主。我國上市公司要求實行獨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董事會中要求1/3以上的獨立董事。實踐上，上市公司在形式上滿足了這一規定，但獨立董事沒有真正“獨立”，也沒有真正“懂事”。要“獨立”，必須從董事提名開始；要“懂事”，就必須重視董事資格。董事會中要專門設立獨立的董事提名委員會，負責董事的提名。獨立董事的資格認定可以考慮建立董事資格認證制度。獨立董事的薪酬也是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問題。獨立董事從上市公司領薪酬，同時要監督公司經營，這容易導致監督失效。監管機構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董事薪酬基金，由每家上市公司按一定辦法繳納，使獨立董事不直接從上市公司領報酬，有助于監督功能的發揮。獨立董事執行職業資格認證制度后，還可以考慮提高報酬。“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獨立董事報酬升高，可以讓其不再當掛牌董事，而真正承擔獨立董事職責。

對于項目是否能夠上馬，涉及到財務、法律、市場、戰略等各個方面，作為外部人的獨立董事不可能是全能型的專家，但他（她）可以借助專家的力量（比如聘請專業事務所人員進行篩選）進行決策，對過度投資進行有效遏制。

（三）發展資本市場，創新融資工具

融資約束是過度投資的一個原因。發展資本市場，創新融資工具，減輕融資限制，從而抑制過度投資。

要降低上市門檻，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績優公司上市。同時，也要制定辦法讓業績惡化的公司及時退市，這是對業績惡化公司的一種懲罰，也是對其它公司的警示。

負債可以有效遏制過度投資。Jensen（1986）提出了“負債控制假說”，他認為負債是股息的替代品，可以減少經理控制的自由現金流量而減少代理成本。然而，我國銀行貸款對公司約束不“硬”，債券市場也不發達，特別是公司債券才剛剛起步，使得負債的治理效應大打折扣。我國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雖基本完成，但完全市場化經營還有待時日，貸款的硬約束要逐步推進。國家應該在發展公司債券市場上下更多的功夫，從而改變目前資本市場股票重、債券輕的畸形結構。

（四）強化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

信息不對稱使資本成本升高，從而導致公司管理者不愿分配剩余現金，寧愿留在公司甚至過度投資；信息不對稱也使投資者處于信息劣勢，監督成本升高，加劇了管理者的過度投資傾向。因而，強化公司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可以抑制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政府監管機構一方面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督促上市公司真實、及時、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信息披露一定要真實，對虛假披露、欺詐投資者的行為要嚴肅查處。信息不及時披露，就失去了實效性，等于無效披露。信息披露不完整，容易引起誤解，誤導投資者行為。

公司披露的信息還要讓投資者容易獲得。這就要求公司披露信息的承載體要多樣化，報紙、網站等媒體充分利用起來。

公司信息充分披露，對外界透明度高，信息不對稱程度低，投資者監督成本下降，投資者監督的積極性就會上升。這樣，投資者可以選擇優質公司注入資金，也可以糾正管理者的一些非理性行為。

（五）健全法律制度，加大執法力度

投資者權益得到有力的保障，投資者利益被侵害的危險降低，投資者信心提高，資本市場就能吸引更多的投資。法律是保護投資者權益有力的武器。投資者權益受保護程度越好，公司價值就越高。公司應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平等、公正地對待所有股東。針對經理層損害公司和股東價值的自利動機以及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動機，法律應制定規則予以防范和打擊，從而抑制過度投資。

當股東認為利益受經理行為損害，法律可以賦予股東賠償要求權，舉證責任在經理方。而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被大股東侵占，可以允許中小股東通過集體訴訟和委托訴訟來維權。我國已經把大股東占款問題寫入刑法，明確表明大股東占款是犯罪行為，這是法律保護上市公司權益的一把利劍。

立法重要，執法更重要。依法辦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即使發現違法懲處的概率較低，只要懲處嚴厲，違法違規成本很高，也能殺一儆百，有效減少違法違規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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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罪犯過度維權調研報告

罪犯過度維權調研報告

罪犯過度維權調研報告

近年來，隨著監獄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進程的深入，監獄執法的監督體系的逐步完善，罪犯維權的渠道增多，罪犯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豐富和保障自己的權利，這是罪犯維權意識的增強，也是監獄依法治監，文明、規范執法的成果的體現。但是，部分罪犯在維護自身權利的過程中，對自己的權力范圍進行擴大，超越了監獄保障罪犯權利的相關法定界限，混淆罪犯應盡的義務與享有的權力的界限，這就出現了罪犯過度維權的現象。過度維權現象直接影響著監獄警察執法權的依法行使，給罪犯教育管理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一些監獄警察未能適應這一新情況，在工作當中

或粗暴簡單、或縮手縮腳、無所適從，這勢必影響管理教育罪犯的工作質量，進而甚至影響到監管的安全穩定。因此，如何轉變觀念，改進工作方式，適應監管工作的新變化，是擺在管理教育罪犯工作面前的一個新的課題。

一、罪犯過度維權情況的表現

過度強調權利，義務意識淡漠。罪犯在行使權利時表現得積極，履行義務時，表現卻尤為消極。把監獄依法、嚴格管理視為對罪犯權利的侵犯；把監獄對罪犯權利的依法保護視為“讓步”。例如罪犯韋某，長期裝病偷懶拒不參加勞動改造，卻一再堅稱監獄侵犯他的“休息權”，像這種沒有履行“勞動的義務”，卻要求保障“休息的權利”的罪犯屢見不鮮。

暗地監督監獄警察的執法行為。一些罪犯的反改造手段隱蔽，擅長揣摩監獄警察心理，采取記錄日記等方式觀察記錄警察言行，對直管警察的執法行為存在疑義，但沒有通過“獄內110信箱”、“紀檢監察信箱”、“監獄長信箱”等合法渠道反映或舉報，而是利用法律或制度維護、擴張自身的權利。甚至出現了，罪犯刑釋之后，到處上網“維權”或者信訪“維權”。如罪犯王某，在獄內改造時貌似老實，其實暗地私藏一本筆記本，用以收集、記錄監獄警察的“言行舉止”，待到釋放后，該犯四處宣揚、造謠監獄如何“黑暗”、警察如何“執法不公”，給監獄形象抹黑，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

過度維權的罪犯往往將自身與自然人等同。這尤其體現在接見時間、接見次數和對象的限定上，罪犯不理解甚至抵觸法律法規對其制約。法律維權是罪犯合法正當權利得以有效保障的一種重要途徑，但具體的刑罰執行中，許多罪犯誤認為，進入監獄成了犯人已是懲罰，在監獄內就能象普通人一樣，除了人身自由受限制外，其余一切權利都應享有。如罪犯文某，警官找談話時該犯不按監規脫帽蹲下，聲稱“人人平等”，“憑什么我要脫帽蹲下？”并要求保障罪

犯的“人格權”等等。

二、罪犯過度維權現象的成因

法律的缺失。隨著我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和民主法制的不斷健全，對于服刑人員合法權益保障的法律法規不斷系統化和完善，但是對于警察執法權益的保護在立法上卻顯的比較薄弱。當前，我國雖然制定了監獄法，但是監獄法的法律位階較低，權威性也有待提高。監獄法對監獄執法和警察執法大多是原則性和指導性的規定。而監獄工作的實施與開展主要靠的是司法部，廳局和監獄的文件和一些規定。這些文件和規定無法形成系統和有效鏈接，影響了監獄和法律的權威性。監獄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沒有法律的依據和強硬的支撐，致使在處置罪犯過度維權現象時顯得“底氣不足”。

法律的變化。《刑法修正案》出臺后，重刑犯、暴力犯及累犯的減刑權或減刑幅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使減刑無望，他們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其它所

謂“權利”的維護上，混刑度日、消極抗改的現象十分突出，對監獄日常的計分考核扣分處理、警告、記過處理沒有任何畏懼感，難以形成威懾作用，所犯的錯誤又得不到禁閉處分，監獄對這部分罪犯缺乏必要的懲罰和強制約束措施，警察的執法權行使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導致罪犯“過度維權”現象的發生。

罪犯構成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罪犯越來越多，他們認知能力強，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識。監獄內經濟、職務罪犯比例增加，這部分人對法律法規的熟知程度高于常人，并善于通過“咬文嚼字”或“鉆牛角尖”進行過度維權；“二進宮”、“三進宮”等“老油條”罪犯對監獄管理體制和監規紀律較之前兩種人則更加熟知，他們更清楚如何利用監規紀律“打擦邊球”，以及在違紀后如何與警察“打交道”。

舉報制度的濫用。罪犯遞交給上級的舉報材料和信件不受檢查，部分罪犯利用舉報可匿名的規定，進行不實舉報

事實上得不到處罰的司法現狀，他們把對警察嚴格公正執法的不滿，頻繁地捏造或杜撰一些“事實”向上級反映，以達到其干擾正常的司法秩序和監管改造環境的目的。警察在被舉報后，從調查取證到證明無辜，這期間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和規定的程序，對警察的心理和工作自我滿意認知度都會產生消極的影響。一些警察在對嚴格執法的認識上，都不想因為自己的堅持原則而被罪犯惡意舉報；執法嚴格逐漸轉變成過度嚴謹，寧可放松要求，也不愿自己被“卷入”舉報對象。產生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罪犯曲解法律法規，利用罪犯對警察的誣告陷害不會得到實質性懲罰的司法事實，玩法律游戲；另一方面，警察在社會輿論監督、嚴格的工作紀律、罪犯不實舉報等多重干擾下，執法難的感覺有增無減，因而放任了罪犯“過度維權”現象的發生。

三、罪犯過度維權現象的對策

完善法律法規，確保監獄警察執法

權的充分行使。目前，《監獄法》只有在第五條規定“監獄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監獄、執行刑罰、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等活動，受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也只有在第五條作了籠統的規定“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受法律保護”。由于監獄警察執法行為缺乏有力的支撐和保障，罪犯過度維權直接導致警察在日常執法中妥協執法或者因為懼怕出監管事故而“如履薄冰，不敢作為”。因此，首先在立法上，要對監獄人民警察執法權益的保護重視，并作為法律明確下來。同時對監獄法進行完善，對于人民警察執法的法律規定要細化。這樣才能真正的做到有法可依，監獄人民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才能做到有理有據。

建立健全警察申訴及復議制度，提高對警察合法權利的保障，反制罪犯過度維權現象。罪犯在日常的改造中往往鉆法律的空子，打著“維權”的幌子對警察的日常管理采取對抗、威脅、謾罵，甚至找檢察院告警察，給警察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而且警察一旦被犯人告狀，由于有很多地方的監獄沒有安裝閉路監控對警察的執法進行全程監控，警察往往很難拿出證據證明自己是無辜的。所以應建立警察申訴處理機制和行政復議制度，提高對警察合法權利的保障。

加大對過度維權罪犯的懲戒力度，達到警示他犯、“以儆效尤”的目的。惡意檢舉、逃避勞動、無理纏訴等過度維權本身就是一種違紀行為，應給予嚴厲打擊。當前，在罪犯過度維權現象逐漸增多的情況下，一些警察在管理教育罪犯工作中畏手畏腳，特別是對違規違紀罪犯的懲戒缺乏應有的力度，常常是口頭批評了事，出現了“遇事躲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惹麻煩”的思想，也就出現了“不敢管”、“不愿管”的現象。而且，當前在罪犯的管理教育體系中缺乏對過度維權罪犯的強力懲戒措施，這就出現了對罪犯過度維權的提升和對罪犯懲戒力度降低的強烈反差，這在一定程

度上導致了教育管理手段強度的相對弱化,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達到刑罰的個別預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獄內改造秩序。因此，必須健全完善對過度維權罪犯的強力懲戒措施。

提高監獄警察素質，公正文明執法。由于個別警察自己的本職工作不熟悉，業務不精通，法律意識淡薄，工作比較盲目，面對罪犯過度維權情況無能為力，導致自己的工作陷入被動。因此，必須熟悉自己的崗位業務，精通業務，能靈活運用法律和監獄的各項規章制度，這樣才能妥善處置罪犯過度維權的現象。再者，監獄警察在執法工作當中，必須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體現法律的威嚴，保護法律的尊嚴。只有這樣才能讓服刑人員心服口服，也可以少了人們對監獄人民警察的非議，從而弱化罪犯及其親屬過度維權的現象。

第五篇：治理過度醫療行為

慶城縣岐伯中醫醫院治理過度醫療行為

匯報材料

為貫徹落實上級部門文件關于治理過度醫療行為的文件精神，進一步規范醫療服務行為，解決老百姓關注的看病貴問題，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經院務會研究決定，在我院開展過度醫療行為治理活動。現將全年來的一些具體做法匯報如下：

一、成立領導小組

成立了以韓院長為組長、宋院長、張院長、蔡院長為副組長、醫務科及各科室主任為成員的治理過度醫療行為工作領導小組。由醫務科負責治理過度醫療行為的日常工作。

二、工作目標及任務

確定了治理過度醫療行為工作目標及工作任務。即通過這項活動的實施，有效遏制我院各臨床科室過度用藥、過度檢查、違規收費等過度醫療行為，減輕廣大人民群眾醫藥費負擔。力爭使各項工作指標控制在縣衛生局所要求的范圍之內。

三、具體做法：

（一）按照市縣衛生局的要求，嚴格實行了首診負責制。要求各臨床一線醫師科學合理判斷病情，嚴格掌握住院指征，屬于普通門診治療的病人禁止安排住院治療，杜絕小病大治、住院檢查及掛床等違紀違規問題發生，切實控制住院費用不合理增長。

（二）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進一步加強了中醫藥工作，推廣應用中醫藥適宜技術，充分發揮中醫藥在優勢病種和優勢環節上簡、便、廉、驗的獨特作用，各臨床科室均成立了中醫綜合 治療室，對中藥開方醫師每付藥補償一元，提高了中醫治療率，特別是適宜技術應用率，有效解決了患者看病貴的問題。

（三）將治理過度醫療行為納入院長行政查房工作，建立并實施了院長值周工作制度，通過院長行政查房及值周工作，加強了對運行病歷中濫用抗生素，不合理用藥、重復用藥，重復檢查、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等行為的檢查，將檢查結果進行院內通報批評，并將檢查結果納入科室月考核工作，與獎金發放進行掛鉤，對相關科室進行了經濟處罰。

（四）將治理過度醫療行為納入月質量分析評議會，作為月質量分析評議的重要內容，通過定期不定期檢查，將檢查結果進行匯總，分析查找過度醫療的原因及癥結，有針對性地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及措施，處罰了一些科室及臨床醫師，并將治理過度醫療工作納入科主任管理及考核指標之一。

（五）加強了處方點評工作，每月獎金發放前，由醫務科牽頭，藥劑科負責組織實施，進行處方點評工作，通過處方點評，對發現的大處方、重復用藥處方，搭車處方，濫用及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處方進行匯總通報，并直接處罰到開方醫師，提高了對藥品使用的監管力度，有效地遏制了過度醫療行為。

（六）落實公立醫院改革的有關措施，嚴格抗菌素使用品種數量，使其不超過35種。打擊藥商促銷藥品行為。一旦發現藥品促銷線索，立即停藥。加大高值耗材采購使用監管力度，杜絕虛假回扣行為。對于違規使用高值耗材料的有關醫師及科室從嚴進行了處理。

（七）嚴格落實醫療機構“八個排隊”、醫務人員“八個排 隊”工作制度，并將排隊結果進行公示，在院務會上進行通報，對相關醫師加大了經濟處罰力度，成效明顯。

（八）執行同級醫療機構之間醫學檢驗、醫學影像檢查結果互認制度，互認內容包括：對一級醫院（包括未評定等級）常規檢查，對二級以上醫院的醫學檢驗、醫學影像檢查結果認可，避免了重復檢查，有效減輕了患者的負擔。通過監管，提高了我院大型醫療設備檢查陽性率，CT、超聲、核磁等大型功能檢查陽性率大于75%，生化檢查陽性率大于80%。

（九）嚴格執行國家、省市醫療收費價格，規范醫療收費，禁止分解收費、比照收費和重復收費。對服務項目和價格進行公示，對違反規定亂收費、私收費的有關科室及人員按我院管理制度進行了嚴肅處理。

通過以上做法和措施，使我院治理過度醫療行為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治理過度醫療行為過程中發現難度較大，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在今后工作中，我們一定會增強責任意識、繼續加大檢查、管理及處罰力度，全年累計處罰金額1萬元以上，同時進行正面引導，擴大宣傳，使得我院的治理過度醫療行為工作成績得到鞏固和進一步提高。

慶城縣岐伯中醫醫院醫務科 2017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