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古代的重罪制度

論中國古代的重罪制度

重罪是指統治者充分利用法律強制力，打擊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的法律制度。重罪制度包括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表示某些犯罪的嚴重程度，標示著某些犯罪是刑法的打擊鋒芒所指；另一層含義是刑罰適用制度，被納入重罪范圍的罪名，在刑法適用上，有重罪加重的規定和原則。重罪主要包括十惡、六贓、七殺和奸黨。

其中“十惡” 在立法技術上表現為對嚴重犯罪的歸納與概括，內容有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惡”源于《北齊律》的“重罪十條”，但反映出了法律對倫理原則的維系更加充分。

“六贓”是指六種非法獲取財物的犯罪，其制度的確定在唐代，隨著明、清時期中央集權進一步強化以及對利用職務之便獲取財物行為的加重嚴懲，六贓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七殺”是指中國古代刑法中其中殺人罪的通稱，即謀殺、故殺、劫殺、斗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七殺將殺人的主觀方面、不同情節、性質和種類加以區分，并將這些都凝結在罪名之中，構成不同的殺人罪。這七種殺人入罪的劃分，對于正確地把握犯罪構成，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同時，由于罪名將罪犯的主客觀方面結合在一起，采取根據犯罪行為的自然外觀特征進行描述的方法，最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欠缺內在的科學性。

奸黨罪的正式入律是由于明、清之際，中央專制集權強化。極端的皇權專制，在刑法上表現為嚴厲打擊一切危害皇權的行為，因此視奸黨與謀反、謀叛罪相同的重罪，施于最嚴厲的懲罰。奸黨罪的刑事責任一是本人處斬，并連坐其妻，妻子或流放安置或為奴，沒收財產；二是常赦所不原；三是取消人犯八議等法律特權。

中國古代的重罪制度與“禮”息息相關。比如十惡中的“大不敬”（具體包括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盜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物不如本方等）、“內亂”（具體為間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不孝”等罪名都屬于重罪，遵循加重的規定和原則。

從上文的介紹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禮與法并存社會，綱常禮教與封建法律的結合,自西周開始歷經幾百年的演化、滲透和融合的過程, 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引禮入法”，再到唐律對“引禮入法”歷程的升華，成為禮法合一的典范。“禮”“法”發展的歷程中一重要階段就是《唐律》。唐律是禮法合一的典范，是漢代以來“引禮入法”歷程的升華。《唐律》的刑事規范貫穿了儒家為主、儒法合流后的中國正統法律思想，體現了中國正統倫理精神。唐律的出現與傳播，標志著中華法系正式形成和成熟。說唐律體現“禮法合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把大量違反道德的行為直接納入刑律，定為犯罪，一些從前禮的規則，現在都以國家刑典規定“出禮入刑”；其次是以儒家經義注釋（疏議）法條，如以儒家經義為依據注釋“十惡”、“八議”等；再次是法律程序盡量以禮為標準來設置，比如秋冬行刑程序、財產繼承制度、哀矜婦孺制度等都是貫徹著儒家的“禮儀”和“仁道”。

這些內容說明了中國古代禮法相依,德主刑輔的思想,同時也說明了“禮治”的實現完全是依賴于法律的強制。具體可以表現為以下三方面：首先,表現在立法目的上。“以禮入法”、“禮法合流”則明確地表明了法律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維護貴賤、尊卑、長幼、親疏有別的序列，在這一核心思想的支配之下,法律只是道德,或者說是“禮”的另一種表現而已。其次,表現在法律規范上。其次,“禮治”的法律強制表現在法律規范上。自《北齊律》創“重罪十條”,至隋唐而為“十惡”之條,察其內容,無不是破壞禮的最重要的“忠”、“孝”原則的罪名,被稱為是“常赦所不原”之大罪,這“十惡”之條為歷代刑法所承繼,直至清末。再次，表現在將違背“禮”、“儀”的行為直接規定為犯罪。唐律中“祭祀朝會等到失誤違儀”,“上書奏事犯諱”、“居父母喪嫁娶”、“別籍異財”、“登高臨宮中”等罪名比比皆是,其行為特點是直接違“禮”,設定這些罪名的目的就是強制人們守“禮”。

可見，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及社會的安定，不僅對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的謀反、叛國、貪贓等行為做了重罪規定，對于思想道德方面的管理也及其嚴格。究其根源，可以發現，“禮”最初是原始社會的習慣，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所以“禮治”就成為了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法律文化思想。而深深根植與中華民族傳統文華中的、地位極高的儒家又及其強調禮樂制度，使得“禮”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也被統治者所重視，認為“禮樂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關鍵。從漢初文景帝的黃老思想到漢武帝大一統的觀念，儒家的“禮治”思想逐漸和“法治”思想相糅合，逐漸趨近于統一，即宗法制與官僚制的結合，家族倫理原則與君主專制原則的結合，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結合，賢人政治與刑法治國的結合。表現了“禮”、“法”通過統治方法上的相互補充和交替作用，從而在制度上由原來的對立走向統一。

中國古代的重罪制度，雖然有些內容在現代看來即便需要懲罰也不至于列入重罪當中，令人感到有些過于嚴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發展，但重罪制度包含的刑罰適用制度等思想以及對社會穩定的維護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存在的歷史意義也是不容置疑的。

引用：

《中國法制史新編》 作者：陳曉楓等

《法”——論中國古代禮與法的發展歷程》 作者不詳 《禮治”實踐的法律強制及其現代意義》 作者：董長春 《從唐律看禮法合一》作者不詳

第二篇：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指朝廷允許普通人士和官員自愿向官府報名，然后經過分科考試，依照成績從中選取人才和授給官職的一種制度。

科舉制度是唐朝開始正式實行的，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緊緊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結束于清朝光緒二十七年最后一科進士考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經歷著幾個時期：

隋朝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起源。

隋朝統一全國之后，為了適應封建經濟和政治關系的發展變化，為了擴大封建統治階級參與政權要求，加強中央集權，于是就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用科舉制度代替以前的九品中正制。隋煬帝大業三年開設進士科，用考試辦法來選取進士。

唐朝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完備時期。

在唐代，考試的科目分為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常科的主要科目有明經、進士。

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大體有兩種：

一種是朝廷所設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以及各地的州、縣學館的學生，當時稱為生徒。他們在學校內考試合格之后便可以參加朝廷于尚書省舉行的科舉考試，也稱為省試。

二是不在學館的普通讀書人，可以向所在的州、縣官府報考。地方州、縣逐級對他們進行考試，合格的人被送到京城長安參加尚書省的省試。這樣的人叫做鄉貢。凡是被舉送參加省試的考生，可稱舉人。省試被錄取稱及第。第一名稱狀元或狀頭。

科舉考試及第者只是取得做官的資格，尚不能直接得到官職，還須經過吏部的考試，才能被授予官職。

吏部的考試是在每年十月以后，次年的夏天來臨之前，吏部便要按照“三注三唱”的程序公布考試人員所得到的官職，并經尚書、門下兩省和皇帝批準之后，以皇帝的名義發給委任文書“告身”【古代授官的文憑】。

宋朝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改革時期。

宋朝由于封建經濟的發展，中小地主階層逐漸擴大，想任職官吏的人在經濟實力日益雄厚的同時，迫切地要求通過科舉走上政治舞臺。因此宋朝的科舉制度與唐朝相比，有著顯著的發展：

第一，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任用的范圍。唐代錄取進士及第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

則幾人、十幾人。宋朝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及第，二等稱賜進士出身，三等稱同進士出身，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唐代錄取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實際授予官職還須通過吏部考試一關。而宋朝一經錄用便可任官，排名在前的即可得到高官。宋朝還不限制應試者的出身，甚至僧道之人也可以參加科舉。

第二，宋代確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級考試制度，由皇帝親自殿試考選，考生一律成為天子的門生，避免考生與主考官之間以師生為名結成同黨。

第三，從宋代開始，科舉正式開始實行糊名和謄錄，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糊名就是

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貫等封密起來，謄錄就是將考生的考卷另行抄一遍。這樣

考官評閱試卷時，不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連考生的字跡都無從辨認，做到絕對的公平競爭。這些方法都被后來明清所繼承。

第四，在考試的內容上，改變了唐代只考詩賦的做法，進士科增加了經義等內容，還設有“明

法”科，“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考中者任司法官員。

明朝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

明代統治者對科舉高度重視，科舉方法之嚴密超過了以往歷代。明代以前，學校只是為科舉輸送考生的途徑之一，到了明代，進學校卻成為了科舉的必由之路。

明代入國子監學習的，通稱監生。監生大體有四類：生員入監讀書的稱貢監，官僚子弟入監的稱蔭監，舉人入監的稱舉監，捐資入監的稱例監。

明代的科舉制度在程序和內容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式的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是由南、北直隸和各布政使司舉行的地方考試。地點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駐地。每三年一次。中鄉試者為舉人，第一名稱解元【解元(ｊｉè-): 唐宋科舉時鄉試(州府舉行的考試)的第一名。宋元以后用作對讀書人的尊稱，如明代唐伯虎，人稱唐解元。】。中會試者參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試。殿試分為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通過逐級考試，統治者可以從中挑選最有用的人才。

明代科舉考試內容的重要變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確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劉基【劉基(1311-1375): 明初大臣。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曾任元朝官吏，后棄官隱居，著《郁離子》，揭露元末暴政。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后，至應天(今江蘇南京)勸朱元璋脫離韓林兒獨樹一幟，并參預機要，籌劃用兵。明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1371年被胡惟庸誣陷而遭免職，憂憤而死。善文章，與宋濂齊名，有《誠意伯文集》。】的意見，規定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命題，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幾家的經義解釋來回答，絕不允許抒發自己的見解。明憲宗時，更創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對偶。堆砌雕琢，完全脫離社會現實。所以比唐宋詩文取士，更禁錮人們的思想，使科舉制度完全服務于皇帝專制的需要，同時也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引向絕路。

清朝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滅亡時期。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滿人享有種種特權，做官不必經過科舉途徑，科舉只是為漢官鋪設的一條參加政權的階梯。科舉考試的內容，仍然采取明時的八股文，用以禁錮士大夫的思想。之后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

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嚴厲，但由于科舉制度本身的弊端，舞弊越演越烈，成為歷史進步的障礙，所以最終只有走上被消滅這條道路。

總體來說，科舉制度的實行在古代是積極多于消極的。

從個人角度來說：

它的積極性體現，一個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進入朝廷，高榜題名，然后升官晉爵，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全家富貴，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舉考試。

它的消極性體現，假使一個普通人士極度看重他的名望或是某些其他原因一心要成為官吏，便投住一生的心血埋頭苦讀，本可以開始其他路途發展的機會，但全都不去考慮，有些人還是到死的那天都不能高中，不能夠成全他畢生的愿望，含恨而終。所以有的時候也不能一味地將科舉視為殊死搏斗的政治戰場，白白虛度大好光陰，漸漸加速社會的腐敗。從社會角度來說：

它的積極性體現，開放考試，吸收了不少寒士進入政權，讓他們明白考科舉可以是一條很好的出路。有益于擴大和鞏固封建統治的政治基礎，提高社會的行政效率。改變了封建社會前

期豪門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廣大庶族地主通過科舉入仕做官，給封建政權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科舉制度成為了選拔官吏唯一公正的客觀依據，有利于形成高素質的文官隊伍，讀書，考試和做官三者聯系，把權、位和學識結合起來，營造了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傳統和刻苦勤奮讀書的氛圍，更加促進了文學的繁榮昌盛。

它的消極性體現，作為一項文官選拔制度，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及近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滋養不少貪官污吏或卑鄙的害群之馬,做官位卻不做其事，皇帝賦予父母官的政策等得不到實施。明清實行八股取士，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應考者，使得許多知識分子不講求實際學問，束縛了他們原本活躍的思想，對學術文化的發展沒有推動作用，反而敗壞了良好的社會風氣，直至最終清末科舉制度嚴重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是導致近代中國自然科學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代的科舉制度這樣一路走來，經歷了不斷的改革，不斷的進步，至此古代的科舉考試演變成現在的高考。其實現在的高考也有一些當時的科舉制度歷史存在，兩者有著相似性，像當時采用糊名的方法來批閱試卷，現在的高考制度也是需要糊名的，這樣可以杜絕徇私舞弊現象。像科舉考試是選拔全國各地最好的人士，高考也是全國性的，這樣有利于更多的精英薈萃，一山還有一山高的匯總。像當時都是選舉考試第一名的，任職的官位就越高。現在的高考也是選取分數最高的就讀最好的大學，以分數高低決定前途。其次現在的高考制度比古代的科舉制度具有先進性，古代的科舉制度要在學堂住上三天三夜，直到考試圓滿結束。而現在的高考不必這樣，只是需要兩天時間分科考完四門課程。古代的科舉制度只允許男子考，做官的更是堂堂男子漢，而現在的高考男女皆可考，廢除了性別歧視制度。古代的科舉制度是為封建社會不同等級成員間的相互轉變創造了條件，通過考試決定做官的機會，高中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現在的高考是通過考試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感興趣的專業就讀，將來朝著自己的理想發展和最終獲得求職的機會。古代的科舉得了第一名之后就是狀元，沒有再高的學位，而現在的高考制度之后就是本科生，甚至繼續考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步步高升。古代的科舉制度在滿清曾經出現舞弊案興大獄，江南科場獄等混亂局面，手段陰險毒辣，令社會人士都人心惶惶。而現在的高考中也存在舞弊事件，但隨著科技手段的運用以及懲罰手段的嚴厲性，所以概論已少之又少。

因此，科舉制度與現在的高考有其關聯對應性，國家正在一步步完善各項不足，一項制度的實行必定有利有弊，怎樣做到盡善盡美正是中國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為國家輸送和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還是付諸于現在高考的制度，必須做到公平原則，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國民綜合素質，這是振興中國的必然之道。

第三篇：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試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科舉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貴族世襲的現象，以整頓吏制。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閬中貢院考場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治。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科舉考試作弊被羈押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

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仕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于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清政府為了奴化漢人，更是嚴格束縛科舉考試內容。清代科舉制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于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于消亡。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

第四篇：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1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院系：管 理 學 院

班級：07行管2班 姓名： 次

城 學號：107506218 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及其現代意義

監察制度是指國家對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進行監督、檢舉、懲戒的制度。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構成部分，歷史源遠流長，體系嚴密完備。它不僅在監督法律法令的實施、維護其統一，糾舉不法官員、保持官員的廉潔性，維護統治秩序、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而且也為后世積累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孫中山先生曾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的彈劾權是一種很好的制度，“不獨行之官吏，即君上有過，犯顏諫諍，亦不容絲毫假借”，是“自由與政府中間一種最良善的調和方法。”

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征分析

縱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嬗變歷程，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監察機構獨立化。伴隨著封建中央集權和封建君主專制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監察機構亦由最初的監察行政不分逐步走向獨立。秦漢時期，由于封建監察制度尚處于創建和形成過程中，監察機構及其職權的行使只是相對獨立，御史大夫一身二任，既為御史府的最高長官，又領副丞相之職，在隸屬關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統制。東漢御史臺的建立和中丞制的實行，標志我國古代專門監察機構的確立，表現了監察與行政分離的趨勢。但御史臺在組織上卻隸屬于少府，仍缺乏高度的獨立性。自魏晉始，御史臺脫離少府而成為完全獨立的監察機構。及至唐代，中央監察機構不僅獨立，而且健全。御史臺下設臺院、殿院和察院，分工監察，自成系統。元代的御史臺與中書省、樞密院三權分制，地位并重，鼎足而立。元世祖忽必烈曾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言表明了御史臺在皇權領導下的獨立地位。明代的六科給事中作為六部的部門監察機構，在編制和地位上完全獨立，只對皇帝負責，不附屬于任何機關。而清代的都察院無論在地位上還是在職權上，都超過了前代。不僅如此，地方的監察機構亦是獨立的，垂直于中央領導，如漢朝的刺史、唐朝的十道巡按、宋朝的監司、元朝的行臺和肅政廉訪司等，均由朝廷的御史臺管理，而明朝的督撫和明清的巡按御史均隸屬于都察院，同級或上級行政長官無權對其發號施令。監察機構的獨立，為監察職能的有效發揮提供了組織保證。

2．監察官員選任制度化。監察官員是治官之官，為“百司之率”。監察效果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察官員素質的高低。因此，中國歷代有作為的君主對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都給予高度的重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頗具特色的制度。通觀我國古代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其標準均嚴于一般官員，大致包括品德、學識和經驗三方面。一是在個人品德上，要求監察官員必須具有“清廉耿直”、“剛正不阿”、“不畏權勢”、“秉公執法”、“敢諫敢言”等品格，能“表率群僚”。明太祖朱元璋曾告誡監察官員說：“臺察之任尤清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品。”因為只有具備這種品格的監察官員，才能身當“風霜之任”。二是在學識上，一般要求監察官員“學識宏博”、“思辨敏銳”、“通經懂史”、“熟諳律例”、“文詞暢達”，故監察官員的選任大多經過比較嚴格的文化考核。漢魏時選用御史一般通過察舉考試的方式，而唐宋明清的監察官員大都選自進士出身。明成祖朱棣曾說：“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他甚至作出規定：御史之職，“勿復用吏”。這表明了中國歷代王朝對監察官員文化素質的高度重視。三是在經驗上，要求監察官員具有豐富的從政經歷和治政能力。

3．監察方式多樣化。為了有效地通過監察控制內外百官，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監察方式。從組織方式上看，在中央既設有國家最高監察領導機構，又在各部院設有部門監察機關；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領導的地方獨立監察機構，亦有遣使監察，還有地方行政衙門對下屬的分級監察。從監察內容上看，有對財政、倉庫、立法、司法、軍事、人事和禮儀等等方面的監察。從監察的實踐形式上看，有接受檢舉、控告；采訪調查、深入部門定期檢查、重大政事活動親臨督察以及考課監察相結合、常駐巡回相結合的監察方式。不僅如此，為了制約監察權力，有效地防止失監現象發生，大多數朝代還采取措施健全和完善反監互察機制；反監機制主要是指監察系統以外的官員對監察機構和監察官員的糾舉彈劾，如唐代尚書省左右仆射兼掌對御史的監察，“御史糾劾不當，兼得彈之。”

4．監察制度法律化。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較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這些監察法律詳細地規定了監察機構的設置、監察制度的構建、監察活動的合法性以及監察官吏的職責與紀律等。早在戰國時期，對官吏的監督與懲戒即已成為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如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制定《七法》以督奸吏；魏國李悝的《法經·雜律》亦為懲治假借不廉、逾制等職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秦初，國家亦頒布了察吏律令，《秦簡·語書》載：“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獨多犯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這就規定了監郡御史的工作對象和職權范圍，同時規定了辨察良吏和惡吏的細則，作為監察官員的執法依據。漢初制定的《監御史九條》是“朝廷授權監御史監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據，是中國古代性質較為明顯的監察法規”。而漢武帝親自制定的刺史《六條問事》則以地方二千石的高官及其子弟以及作為其社會基礎的強宗豪右為主要監察對象，“奠定了地方監察法的基礎，具有深遠的影向。

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現代借鑒

1．獨立的、權威的監察機關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重要前提。縱觀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歷史演變，歷朝各代的監察體制雖有變化，但基本上都實行了獨立、垂直的管理體制，保證監察機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以實現對各級官員的有效監督。而我國現行的監察機構卻實行雙重領導體制：中央設立國家監察部，接受國務院直接領導；地方政府依法設立各級行政監察機關，同時接受上級監察機關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領導。這種雙重領導體制雖然有利于保證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亦有利于各級政府對行政監察工作的領導，但也可能為各級地方政府過多干涉轄內行政監察機關獨立行使監察職能提供機會，侵蝕行政監察機關的獨立性。而獨立性的喪失，必然影響行政機關的威信，有損其權威性。因此，我國現行行政監察制度的完善，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加強監察機關的獨立性，保證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使他們能夠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權力不合理的干涉，影響監察效果。

2.科學的監察官員選任制度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關鍵。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監察的職能主要是通過廣大監察官員的工作來完成，監察官員素質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監察制度能否充分發揮其監察效用。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并制定了一套嚴格的選拔標準和任用程序。當下，我國現行行政監察制度要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同樣需要高度重視監察任務的執行者——行政監察官員綜合素質的要求，嚴格行政監察官員的選任與考核。在監察官員的選拔與任用上，我們除了要借鑒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對監察官員選任的三項標準和要求外，還要求被選任的監察官員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時在選任過程中要改變監察官員選任的傳統行政模式，加強上級監察機關的決定權，弱化行政機關的決定權，逐步形成上級監察機關官員主要從下級監察機關官員中擇優選任、監察官員自上而下有序流動的機制。

3．嚴密的反監互察機制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縱觀中國歷史，歷代王朝都把監察官員視為防止官吏腐敗的最后一道防洪堤，故而對他們委以重任，正如清代學者顧炎武所云：“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為了發揮監察官員的作用，防止監察官員弄權行私，貪贓枉法，大多數朝代均實行了反監互察機制。這種反監互察機制的運作極大地強化了監察系統的自我制約和自我控制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監察權力的濫用。我國現行的監察體制是一種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線形體系，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上命下從的、縱向指揮有力監督到位、橫向分工明確協調監督的工作機制。而權力監督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工程，需要形成一個完善而健全的協調、制約機制。為此，我們可以借鑒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中的反監互察機制，改變過去那種線形組織管理體系，逐步建成全國各種各級監察機關之間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監督的工作機制。

總之，歷史是一面鏡子，盛衰之理盡收其中。監察制度之演變從一個側面窺見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歷史地考察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嬗變，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學地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可為我國當今監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第五篇：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中國古代證據制度

研究中國古代證據制度是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證據是訴訟的基礎，證據制度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從中國有訴訟開始，與訴訟制度相伴隨的證據制度也即產生并隨之不斷地發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國古代證據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發展于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定型與成熟于唐宋，殆于進化于元明清，最終解體于清末。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古代的證據制度較為簡單、粗疏且不成體系，在傳統的法律體系中并不具備其應當具有的地位。中國古代證據主要分為口供、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驗筆錄、檢驗與鑒定、神示。中國古代法定證據制度先天不足、重視口供與刑訊逼供的采用、輕神判重人判。中國古代的證據制度按歷史的發展階段可以劃分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各個階段各有其不同的特點。

一、奴隸社會的證據制度。

公元前21世紀，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建立，從而標志著我國進入奴隸制社會時期。根據我國古代文獻的記載，我國奴隸制時期三個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公制“禮”，呂侯制“呂刑”。這些法律制度對于處理犯罪事件和財產糾紛的程序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同時其中也包含了與證據制度有關的內容。我國奴隸制社會時期已經有較為完備的證據制度。在奴隸社會這一階段，奴隸社會的訴訟中，認定案件事實，曾有過“神明裁判”的斷案方法，歷史傳說中就有““皋陶治獄用神羊”的說法，也就是在審理疑難案件時，讓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頂被告人，就證明被告人有罪，否則被告人就無罪。我國奴隸制時期已經實行證據裁判，訴訟中涉及的證據種類很多，有當事人陳述、證人證言、物證、書證，還有勘驗結果等等，其中當事人陳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證據形式，但同時也不忽略其他證據種類的證明作用。奴隸社會證據制度的主要特點有：

1、神判方法適用較少、消逝較早，法官斷案主要依據各種證據。

2、法官審查判斷證據主要采用“察聽五辭”的方法進行。

3、對疑罪的處理，遵循“疑罪唯輕”原則。

第一，夏商時期。夏商兩代基本處于神權法時代，“天罰”、“神判”特色構成了司法審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時期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十分低下，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相當有限，人們的法制指導思想以表達神權法意志為宗旨，體現出“神判”、“行天之罰”的顯著特色。夏朝尚處于樸素的自然神崇拜階段，而商朝時已由較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發展到將“天罰”與借占卜巫術進行“神判”相結合。夏商時代的統治者時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動領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決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時期。首先，創立了“五聽”的審訊方式。所謂“五聽”就是采用察言觀色的方式進行審訊，進而判斷受審者的供述是否屬實的一種方法。一為“辭聽”，即通過觀察發現其言辭供述的虛假或矛盾；二是“色聽”，即通過觀察期面部表情的變化；三為“氣聽”，即通過觀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現；四是“耳聽”，觀察其聽覺的失常之處；五是“目聽”，即觀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應。在審理案件時，要善于察言觀色，看說話人的神態是否從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氣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過外在的表現和內在的心理活動的觀察，從而揭露案件事實。“察聽五辭”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聲聽獄訟，要求法官親自坐堂問案，面對面聽取當事人陳述并注意觀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確的判斷，案件得到正確處理；另一方面，“五聽”總結了審判實踐中的一些有益經驗，其內容中不乏正確之處。但是，“察聽五辭”制度的缺陷也較為明顯：一方面，“五聽”過于強調司法官吏用察言觀色的方法對證據和案情作出判斷，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缺乏對法官心證的客觀制約；另一方面，“五聽”對審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法官必須具有較高的觀察能力，才能正確適用這一方法，但這種理想狀態實際上在當時是很難實現的。過于依賴法官的個人素質，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為法官主觀擅斷、濫用職權、以權謀私、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便利條件。這種“自由心證”式的審訊方式，是運用司法心理分析審理案件的一種嘗試。與夏商時期所盛行的“天罰”、“神判”相比，是個歷史進步。其次，還要收信相關證據，注意“五聽”與證據材料的結合運用。在西周的訴訟審訊過程中，十分注重各種證據。原被告雙方的口供及“盟詛”誓言是最重要的訴訟證據，原告與被告雙方出庭時，必須在法庭上進行盟誓或對質。另外，為了取得口供或查驗虛實，往往會使用刑訊逼供手段。在口供之外，西周的訴訟審判活動也注意運用證人證言和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西周還對疑罪采取從輕處理或占卜的方式。

一、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國進入漫長的封建社會，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種封閉形態，生產力發展極度緩慢，外在表現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諸法合體。分析封建社會的訴訟證據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的訴訟制度具有強烈地糾問式特點，表現有證據規范上即十分重視當事人口供、證人，其他證據種類較少；

2、審判的權限相當大而且充滿著露骨的唯心主義，由于專制制度的原因決定了收集證據的極端野蠻性。畫押是認定證據與收集證據的重心，刑訊逼供是取得證據的主要方式。

3、封建等級制度滲透進證據制度之中，體現在證言效力上。具體的表現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須取得被告人認罪的供詞。2．依法刑訊與法外用刑相互交織。3．以五聲聽獄訟，驗諸證信，自由推斷。4．誣告反坐，偽證者罰。5．疑罪唯輕，實行有罪推定。6．物證技術發展較早。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盡管在證據理論方面，積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實踐經驗，反映了某些訴訟規律，但從總體上來講，還是以重口供和刑訊為其主要內容，因而是十分野蠻、殘酷的證據制度。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證據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個人決斷。中國封建社會的證據制度，雖然與歐洲大陸封建社會的法定證據制度不同，但在階級本質上則是一致的，都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

第一，秦朝時期。案件審理要經過起訴、調查、勘驗等階段。秦時稱審訊為“訊獄”，秦朝處理案件的最重要的依據是口供，因此，審訊的重要目的是獲得口供。秦朝把審訊制度分為上、中、敗三個等級，上為口供、中為刑具、敗為恐嚇，秦朝在法庭上不提倡實行刑訊逼供。

第二，漢朝時期。首先，刑訊已是漢朝合法的審訊方式。漢朝時期，在審訊過程中，司法官一般首先詰問被詢問人，如果詰問的方式不能取得足以定罪的證據，審判官可以進行刑訊。其次，“春秋決獄”是漢朝的一種很重要的司法方式。“春秋決議”是從客觀事實出發，推究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動機、目的、故意與過失等），在綜合權衡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基礎上，定人罪名、裁量刑罰。再次，儒家思想開始對司法制度有所影響。漢武帝時期確立了“親親得首相匿”的原則，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思想在這一原則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訴訟中一定范圍內親屬之間可以相互免于出庭作證。而且,如果問事官為取證而違反此原則,使“有罪者子證其父、弟證其兄、婦證其夫、奴證其主”,問事官則“以違例坐罪”,受到刑事懲罰。

第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個階段盛行刑訊逼供之法，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下，重枷、測罰、測立等一些刑訊逼供的酷刑得到廣泛盛行。北魏孝文帝時，一些司法官員為了刑訊逼供，發明了一種重量很大的頸枷，甚至還用石頭縋在犯人脖子上，直到勒入其皮肉之中。南朝梁武帝時，發明了“測罰”逼供之法，對拒不招供者采取斷食饑餓的方式，以便逼取口供。陳武帝時，又發明了更加野蠻的“測立”酷刑，對受審者施加鞭打、笞捶，再強迫其戴上枷械刑具，站在一個僅能容納兩腳的圓頂土垛上，以達到逼取口供的目的。這些刑訊逼供方式，反映出司法制度的野蠻黑暗，也折射出當時復雜嚴峻的社會形勢。

第四，唐朝時期。首先，唐朝規定了“同居相隱不為罪”的原則，唐朝在繼承“親親的首相匿”原則的同時，將相隱的范圍擴大到四代以內的親屬、部曲和奴婢。其次，唐代法律認定的證據有當事人的口供、物證和旁證。口供是最重要的。為了取得口供、唐律允許考訊，并規定了考訊的程序和要求。考訊必須是在有其他旁證，但在事實仍然不清的情況下，由主審官和其他參審官員共同決定，進行考訊。考訊只可用常行杖，次數不得超過3次，每次考訊間隔在20天以上；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經過法定的考訊程序，當事人仍不供認的，取保防人。考訊不得適用于享有議、請、減等特權的貴族官僚，老幼篤疾和懷孕、生產的婦女等等。考訊的確體現了封建法律的野蠻性，但將其限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這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唐朝證據制度的進步意義在于它規定了違法刑訊逼供的責任、同居相為隱的作證規則。

第五，宋朝時期。宋朝時期的證據制度比較發達。首先，宋代證據制度中發展程度高、發展成就大的是檢查勘驗制度。宋代時期，法律明文規定，在哪些情況下，司法人員必須檢驗或不必檢驗；規定檢驗必須經過報檢、初檢、復檢三個程序；還規定檢驗必須做筆錄；法律還明文規定檢驗人員的組成及其責任。宋代還相繼出現了一些檢驗學方面的著作，如宋慈的《洗冤集錄》、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洗冤集錄》的貢獻最大，它對法醫學鑒定和現場勘驗所應注意的問題做出了很詳細的解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他被傳到了很多國家，是古典法醫學的代表之作，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法律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其次，書證在宋代民事訴訟活動中運用非常廣泛，而契約是書證中最主要的一種，也是訴訟紛爭發生時法官最希望得到的證據。

第六，明清（1840年以前）時期。明朝創立了一套會官審錄制度，有：三司會審（即由司法長官刑部尚書、大理寺和都御史共同審理）、圓審（即九卿會審）、朝審（即對已決在押囚犯會官審理）等等，這些制度都有利于取證。明朝時期，出現了廠衛干預司法，這雖是明朝法制一個重要的特點，但它實際上破壞了司法。廠衛假造證據、嚴刑逼供，這不利于司法的公正。清朝時期(1840年以前)。清朝對刑事審判中的“尸格”（即尸檢報告）、“贓證”、“失單”等證據有很多規定。而證人證言、被害人證詞也是重要的證據，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一種，口供是定案的關鍵。清朝還規定了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僅要驗證證據的確鑿性，有的還需要進行實地勘查，搜集新證據。還規定了私改證據、提供偽證者，應當予以懲罰。近代以后，隨著西方的沖擊和中國社會自身的新陳代謝，中國法律制度開始受西方的影響而逐步轉型，傳統證據制度以及與之相伴的刑訊逼供等受到猛烈批判，建立符合近代西方程序理念的證據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強烈。1905年，沈家本主持編纂《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首次將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開，隨后又編定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標志著傳統證據制度的終結和國近代證據制度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