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鑒賞清代鼻煙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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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清代鼻煙壺

鼻煙壺種類異常繁多，其中玻璃、瓷質(zhì)、玉石質(zhì)地最為普遍。據(jù)專家介紹，鼻煙壺的優(yōu)劣，既要看做工，更要看材質(zhì)。

料質(zhì)鼻煙壺貴在作工。料質(zhì)鼻煙壺即玻璃材質(zhì)的鼻煙壺，做工最妙的是“古月軒彩”，其次是西洋制作的五色玻璃。清代北京內(nèi)廷所燒的料煙壺，稱之為官料鼻煙壺。康熙時的官料非常精美，它們仿天然礦石或半寶石，顏色幾乎可以亂真。官料還仿瑪瑙、琥珀、翡翠和羊脂白玉，質(zhì)地滋潤，閃閃生輝。古月軒料器，以乾隆生產(chǎn)最多，嘉慶以后就絕跡了。鑒別古月軒料鼻煙壺的關鍵是：凡古月軒一定是堆料款，即字銘用琺瑯彩書寫，燒成后凸起，形成垛地形，而且一定要敷琺瑯釉和琺瑯彩。

清代的玻璃鼻煙壺中，有料胎琺瑯彩工藝，即把琺瑯彩釉繪在玻璃上焙燒而成。清代的料胎畫琺瑯，是乾隆時期的特產(chǎn)，多是小扁圓形壺體，通體彩繪花卉圖案，很少畫山水人物。花卉圖案以纖細繁復為上品，色彩鮮潤有層次。乾隆年制壺有四字款識，用藍料書仿宋槧體，十分工整，仿品難以達到。

那么接下來給大家詳細介紹清代鼻煙壺的工藝種類： 玻璃鼻煙壺

根據(jù)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們把鼻煙壺分為五大類，基本是按材質(zhì)劃分的，分別是玻璃類、金屬類(主要是銅胎畫琺瑯，數(shù)量較少)、玉石類、瓷器類以及其他材質(zhì)的鼻煙壺，如漆器、陶器等。臺北故宮有一件以貝殼為材料做成的鼻煙壺，北京故宮則有一件核桃做的鼻煙壺，都很精致。玉石鼻煙壺在造型上是最漂亮的一類。此外，使用有機類材料制成的鼻煙壺也很多，比如竹、木、象牙、葫蘆、犀角、漆器等。文竹又稱“貼黃”、“竹黃”等，乃取竹筒內(nèi)壁 上海漢風藝術品投資有限公司

之黃色表層翻轉(zhuǎn)過來，經(jīng)煮壓，黏貼到木制胎骨上。(1-5)

其中，數(shù)量最大、傳世最多的還是玻璃類的鼻煙壺。因為玻璃本身對鼻煙有保護作用。

玻璃是一種合成的材料，目前所見最早的出土時代是戰(zhàn)國時期，此后的發(fā)展很緩慢，到了清代，忽然有了一個高峰。清代的玻璃大發(fā)展和康熙皇帝喜歡西洋科技有關。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德國傳教士紀理安(Kilian Stumf)的幫助下，在清宮造辦處里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gòu)——玻璃廠，是清代玻璃制作的一個大發(fā)展。在當時，玻璃器皿比珠寶還要貴重。從檔案中可以看到，清廷每年賞賜**、**的寶物里幾乎都有玻璃類的器物。

雖然從康熙三十五年開始就有了御用玻璃廠，但是玻璃鼻煙壺中所帶年款最早的是雍正款。從乾隆朝開始，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tǒng)都有帶本朝年款的玻璃鼻煙壺。

玻璃鼻煙壺有一個特點，就是大部分不是用玻璃蓋，而是用銅鍍金鏨花蓋。玻璃鼻煙壺在玻璃廠做，蓋則是由專門的鍍金作來做。鼻煙壺里的小匙，基本上有三種材質(zhì)：最主要的一種是象牙，這是在牙作做；一類是銅鍍金，在銅作做；還有一類是竹的。

我們對玻璃鼻煙壺進行了一個簡單的分類，包括單色玻璃、套玻璃、畫琺瑯玻璃、攪玻璃、金星玻璃、攪玻璃等。

單色玻璃鼻煙壺

單色玻璃鼻煙壺的數(shù)量是最大的。玻璃有一個特點是色彩比陶瓷多，特別是單色遠遠超過了陶瓷，很多顏色是陶瓷燒出不來的。從檔案記載看，雍正時期和乾隆時期，玻璃顏色已經(jīng)達到了將近40種，但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將近20種。其中豇豆紅色玻璃和瓷器中的豇豆紅釉很相似，它的配方至今還沒有攻克。金星玻璃在雍正的檔案中有記載，但實物只在乾隆一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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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玻璃鼻煙壺

套玻璃是清代獨創(chuàng)的工藝，是指用兩色以上的玻璃制作器物。分為兩種：一種是滿套，在玻璃胎上滿套與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再用琢玉的方法在外套的玻璃上雕琢花紋；一種是將所需各色玻璃棒燒熔，直接在器表黏貼花紋。以滿套為多。

據(jù)文獻記載，從康熙朝就有套玻璃鼻煙壺，但是最早的實物只看到了乾隆時期的，康熙跟雍正時期的實物均不見。乾隆朝的套玻璃鼻煙壺，沒有大尺寸的，高度都是四五厘米左右，很精致。乾隆時期有一種套粉色玻璃鼻煙壺，粉色是乾隆朝特有的顏色。

清代的官造套玻璃鼻煙壺，大部分都是橢圓形的足，而且一定是實心的平面的實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刻款。而且玻璃器的款識和其他文物不一樣，它的字跡非常潦草，而且大部分是陰刻楷書款，只有少數(shù)是料款(僅在畫琺瑯玻璃上)，更少數(shù)的是篆書款。篆書款應該是在玉作刻的，其他款則是在玻璃廠刻。

官造的套玻璃鼻煙壺的基本規(guī)律是單色套單色，比如白套紅、白套藍、白套綠、紅套藍、紅套黃等等。套多種顏色的基本上是民間的東西，但也不排除極少數(shù)套多色的也是官造的。對于民間造的鼻煙壺的研究現(xiàn)在還沒有突破，因為沒有可資對比的參照物，一件都沒有。

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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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胎畫琺瑯雉雞牡丹

畫琺瑯是非常重要的一類清代文物。人們常說“琺瑯彩”，但這個稱謂在檔案中是沒有的，而是叫做××胎琺瑯、××胎畫琺瑯。清代有六種材料的胎用于畫琺瑯：金、銀、銅、瓷、玻璃、宜興，即金胎畫琺瑯、銅胎畫琺瑯、銀胎畫琺瑯等，其中銅胎畫琺瑯是最早的。銀胎畫琺瑯也叫銀燒藍。瓷胎畫琺瑯是現(xiàn)在最貴的品種，俗稱瓷胎琺瑯彩。宜興胎畫琺瑯大部分都是康熙年間的，基本都在臺北故宮，北京故宮很少。

在各種畫琺瑯中，工藝難度最大的是玻璃胎，但是現(xiàn)在市場上玻璃胎畫琺瑯拍不過瓷胎的，這是大家認知不充分造成的。玻璃胎畫琺瑯的成功率低，是因為它是二次燒成，先把玻璃燒成某種器形，再用琺瑯來繪畫；之后再燒，溫度高了，玻璃就碎了，溫度低了，琺瑯顏色出不來。所以清代玻璃胎畫琺瑯的生產(chǎn)量最少，極為珍貴。北京故宮收藏的清代玻璃胎畫琺瑯器大約才20多件。多年前我只在香港佳士得看見過一件玻璃胎畫琺瑯西洋人物八方形筆筒極好，似乎拍了大約6000萬港幣。現(xiàn)在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價錢已經(jīng)逼近一千萬元了。

乾隆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西洋人物和西洋建筑紋樣的器物，這在雍正時期是沒有的。雍正五年曾下令嚴禁外造制器，外造可能就是指西洋的東西。雖然如此，雍正皇帝還是留下了很多幅帶著西洋發(fā)套的畫像。乾隆時期的西洋人物和西洋建筑紋樣主要出現(xiàn)在玻璃、銅胎畫琺瑯和瓷器上，經(jīng)常是和中國的傳統(tǒng)紋樣相結(jié)合，很有意思。繪制者應該有兩類，一類是真正的西洋畫家，像郎世寧，還有一類是宮廷培養(yǎng)的畫家。這種西洋紋樣的玻璃胎畫琺瑯的數(shù)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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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畫鼻煙壺

玻璃鼻煙壺中，和現(xiàn)在能夠銜接上的一種是內(nèi)畫鼻煙壺。內(nèi)畫玻璃的歷史很短，但是研究起來難度很大。因為中國歷史上手工藝人的地位比較低，有關他們的文字記載很少。內(nèi)畫玻璃究竟何時出現(xiàn)一直是個未知數(shù)。現(xiàn)在研究認為內(nèi)畫始于嘉慶年間的甘烜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有一幅他的畫作，風格和其傳世的內(nèi)畫壺是一致的。內(nèi)畫玻璃的大發(fā)展應該是在晚清、民國時期，這和當時玻璃制造技術的發(fā)展是密切相關的。

光緒年間有名的內(nèi)畫高手有30多位，基本上是以北京為主，也有山東的。周樂元、馬少宣、葉仲三是三位京派內(nèi)畫藝術大師。原來他們的作品都很便宜，現(xiàn)在極貴，而且大量的是在國外。三位大師各有所長。周樂元主要是內(nèi)畫山水，他的作品很少，但現(xiàn)在假的很多。馬少宣內(nèi)畫鼻煙壺的特點是一面繪畫，一面題字，富于詩情畫意。據(jù)馬少宣的孫子馬增善所說，馬少宣的有些作品是由他哥哥所畫，但是也署馬少宣之名。葉仲三1945年去世，他的兩個兒子葉曉峰和葉蓁祺傳承了他的衣缽，作品都署葉仲三的名字。

實際上，在各類鼻煙壺工藝中，我們傳承得最好的就是內(nèi)畫鼻煙壺。河北的王習三大師是現(xiàn)在冀派內(nèi)畫鼻煙壺的代表，在河北衡水有五萬人在從事內(nèi)畫這個職業(yè)。另外，北京有劉守本，山東有張廣慶，等等。

鼻煙壺的一些鑒定要點

在造型上，年代越早，器形越小；年代越晚，器形越大、越蠢笨。口部的造型也有規(guī)律，越早壁越薄，越晚壁越厚。壺腹部位的規(guī)律是：年代早的一定是扁腹，鼓腹則年代晚。荷包形的鼻煙壺一定是乾隆時期的器形。傳世的康熙瓷鼻煙壺數(shù)量很少，造型多為爆竹筒式，只有青花、釉里紅兩個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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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鼻煙壺的蓋和小匙對于鑒定也是很重要的，以原有的壺身加一個后配的蓋是作偽的手段之一，也有的是新做的小匙長度不合比例。

在紋飾方面，不同部位的畫法是不一樣的，比如用哪種方式開光，開光里面的紋飾怎么搭配，開光外面的紋飾怎么組合，都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如果要學文物鑒定，有幾個紋式是很重要的：龍紋、鳳紋、云紋、螭紋和蝙蝠紋。只要掌握其中一類紋飾，再看其他文物也能有一個大致的判斷。蝙蝠紋是清代特有的一類裝飾，它的不同時期的特點也是鑒定器物時代的重要依據(jù)。早期的蝙蝠翅膀很尖，而且一定是打開的。雍正時期的云紋和康熙、乾隆時期的完全不一樣。

在款識上，康熙朝的瓷鼻煙壺中沒有帶康熙年款的，足內(nèi)主要是寫“成化年制”四字行書仿款，也有一部分不寫款。

鑒于鼻煙壺的品種紛繁復雜，初級收藏者在介入時，一定要確定自己的收藏范圍，不妨從存世量較多的瓷胎、玻璃以及內(nèi)畫壺等材質(zhì)入手。

目前存世量最多的是陶瓷類。同陶瓷一樣，鼻煙壺也講究官窯，清朝的官窯鼻煙壺是上乘之選。雍正時期的青花釉里紅官窯鼻煙壺胎細，道光時期的鼻煙壺以民俗、人物題材為主，光緒時期則大量仿前朝的精品之作。

玻璃胎鼻煙壺目前流通得也較多。收藏者在購買此類鼻煙壺時，可以先從一般價格不高的單色玻璃鼻煙壺著手，進而逐步向套多色玻璃鼻煙壺深入。

對內(nèi)畫鼻煙壺感興趣的收藏者，一定要認準大師。我國內(nèi)畫名家輩出，名聲最響的當屬周東元、馬少宣、葉仲三這3位大家。在德國漢堡博物館，就有一件馬少宣于1910年為當時德國國王威廉二世創(chuàng)作的肖像內(nèi)畫鼻煙壺。除三位大師外，還有畢龍

九、閻玉田、孟予受、丁二伸、張文堂、陳坤生等十多位內(nèi)畫名家。

鼻煙壺的市場

盡管很長時間內(nèi)，國內(nèi)藏家并不重視鼻煙壺的收藏與投資價值，視其為冷門品種，但隨著近年來鼻煙壺的拍賣價格不斷走高，許多投資者開始對這一過去問津者不多的板塊青睞有加。事實上，鼻煙壺在近20年中的價格一直在攀升，如1992年4月1日香港佳士德公司舉辦的一次中國藝術品拍賣會上，一件清代乾隆年制的金胎掐絲琺瑯仙鶴紋鼻煙壺即以104.5萬港元高價成交，創(chuàng)下了當時世界鼻煙壺拍賣紀錄。1996年春季的北京翰海鼻煙壺專場再現(xiàn)高潮，此場拍賣總成交額1441萬元，其中一件4.7厘米高的清乾隆粉彩軋道西蕃蓮紋鼻 上海漢風藝術品投資有限公司

煙壺拍出104.5元;3年之后，北京翰海秋季拍賣會上，一件清乾隆粉彩描金葫蘆形鼻煙壺以115.5萬元成交。到了 2000年天津文物公司春季展銷會拍賣專場上，一件清乾隆料胎琺瑯彩山水鼻煙壺，拍賣前的估價僅30萬元，但最后卻以驚人的242萬元成交價，創(chuàng)下了內(nèi)地鼻煙壺拍賣的最高紀錄。更值得鼻煙壺藏界驕傲的是，2004年4月25日香港佳士德推出李公偉先生鼻煙壺珍藏專場拍賣會，一件估價高達130萬～180萬港元的清乾隆御制白料琺瑯彩牡丹翠鳥鼻煙壺以230.375萬港元造了鼻煙壺拍賣世界紀錄，而晚清、民國時期的水晶內(nèi)畫“壽臣”畫像鼻煙壺（馬少宣款），則以174.375萬港元創(chuàng)造了單件內(nèi)畫鼻煙壺世界紀錄，整場2330.978萬港元的總成交額，使得其與內(nèi)地的中型藝術品拍賣會相媲美，鼻煙壺的名聲由此遠揚，并在內(nèi)地掀起了一股投資浪潮，鼻煙壺的身價更是快速飆升。

第二篇：清代名人軼事

篇一：2011年----《清代名人軼事_將略篇》 羅 提 督

東鄉(xiāng)羅提督戰(zhàn)功，見于《圣武記》者詳矣。其智能亦自可韜，非徒以武力雄一時也。公嘗率兵入南山，搜余賊，村人苦猴群盜食田糧，晨必發(fā)火器驚之。公問故，令獲一猴來，剃其毛，畫面為大眼諸丑怪狀。明晨俟群猴來，縱之去，皆驚走。后不復至。

還沒有到，眾人認為要等待禧恩來了再進攻。羅提督說：“包圍時間長了我方軍隊會懈怠，叛軍必定會逃跑。”于是違背眾人的意見馬上進攻，叛軍幾乎全部被消滅。

譯：東鄉(xiāng)人羅提督的戰(zhàn)功在《圣武記》中記載得很詳細了。他的智慧也足可以謀劃大事，不是只憑借武力稱雄一時。羅提督曾經(jīng)率領軍隊進入南山，搜捕殘余的賊寇，村民深受猴群偷吃田里的糧食之苦，早晨必須用火器才能驚跑猴群。羅提督問明原因，讓人捕來一只猴子，剃除猴子身上的毛，在這只猴子的臉上畫上大眼睛等又丑又怪的形狀。第二早晨等群猴來時，把那只猴子放回去，猴群都驚嚇跑了，以后再也不來了。

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稍）諱，并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改行后，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過門曰：“有方可救，但得錢三十千乃能配藥。”羅自念貧窶，安得三十千錢，語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餓死耳。茍鬻汝，得錢買藥，則兩活矣。”妻泣而從之，病果瘳。

譯：羅提督常向別人講述自己年輕時做賊時的事，一點都不忌諱，并且請讀書人詳細地記 載他做賊的事，真的是不一般的男子漢啊！（羅提督）改變品行后，才娶了妻子，他忽然患上了怪病，各種方法都治不好。一個道人路過門前說：“我有辦法可以救你，只是要拿三萬錢才能給你配藥。”羅提督自忖家里貧窮，哪里拿得出三萬錢，就對他的妻子說：“我病得就要死了，你也會餓死。如果賣掉你，得到錢去買藥，那么我們倆都可以活了。”妻子哭泣著聽從他，后來他的病果然好了。

官夔州游擊，夔關臨峽，山水迅急，瞬息千里，鹽梟至則鳴金叫呼，越關以過，船皆設炮械，兩旁系大竹，彎如弓，他船追及，斷系發(fā)之，船必覆，人莫敢攖。公募善泅者，持利鋸匿上流水中，俟船過，附而鋸其舵，抵關適斷，船不能行，觸石破，盡獲之。譯：（羅提督）官至夔州游擊時，夔州關靠近夔州峽，山水迅猛湍急，瞬間千里。販賣私 鹽的船到了（往往）就敲鑼吶喊，越過夔州關走了，他們的船都配備大炮器械，船兩旁綁著大毛竹，像弓一樣彎著。有別的船要追上時，就吹斷繩子將毛竹發(fā)射出去，追的船一定翻倒，沒人敢觸犯（他們）。羅提督招募擅長游泳的人，拿著鋒利的鋸子事先藏匿在上游的水中，等鹽船經(jīng)過時，靠近船用鋸子鋸鹽船的舵。鹽船抵達夔州關時舵正好斷掉，鹽船不能前行，觸碰礁石被撞破，販賣私鹽的人就全部被抓獲。

羅 既 官 游 擊，乃 遣 人 訪 其 妻，以 重 金 贖 還。為 夫 婦 如 初，報 其 鬻 身 救 夫 之 義 也。此 事 不 足 訓，然 以（之）視（那些）少 共 艱 苦，既 貴而 厭 棄 其 糟 糠 者，其 厚 薄 之 區(qū)，殆 不 可 以 道 里 計。天 生 豪 杰，磊 磊 落 落，安 得 以 道 學 家 之 律 繩 之？

譯：羅提督做游擊官后，就派人尋訪他的妻子，用重金將妻子贖回，還像當初那樣做夫 妻，報答妻子當年賣身救自己的恩情。這事不值得效法，然而拿這與年輕時共同經(jīng)歷艱苦、富貴后厭惡嫌棄糟糠之妻的人比較，這當中的重情與薄情的差別，幾乎不能用里來計算。羅提督天生豪杰，光明磊落，怎么能用道學家的法則來衡量呢？（選自葛虛存《清代名人軼事·將略篇》，有刪改）

羅少亡賴，數(shù)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púfú）至一老嫗（yù）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驍勇冠絕儕（chái等輩、婚配）輩。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宣宗以尚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遂違眾一戰(zhàn)，殲賊且盡。譯：羅提督年輕時是無賴之徒，多次行竊，縣令抓捕到他，用棍杖將他打暈，將他拋棄在 荒野。（羅提督）半夜蘇醒過來，艱難地爬到一老婆婆家，老婆婆救了他。于是他改變品行，投身行伍，在同輩中是最驍勇善戰(zhàn)的。當趙金龍發(fā)動叛亂時，羅提督接受任命，和總督盧坤前往平叛。叛軍已經(jīng)疲困，就要被擒獲了。當時宣宗皇帝命令尚書宗室禧恩前來監(jiān)督軍隊，（禧恩）注釋 韜：（韜）tāo

1、弓或劍的套子。

2、隱藏，隱蔽：～光養(yǎng)晦（隱藏才能，收斂鋒芒，不 使外露。亦作“韜晦”）。

3、用兵的謀略：～鈐。～略。

夔：kuí

1、〔～～〕敬謹恐懼的樣子。

2、〔～立〕肅立。

3、古代傳說中的一種龍形異獸。攖：（攖）yīng

1、接觸，觸犯：～怒。～其鋒。

2、擾亂，糾纏：“不以人物利害相～”。～ 寧（道家所追求的一種修養(yǎng)境界，指心神寧靜，不被外界事物所擾）。

洵：xún

1、誠實，實在：～美。《詩·邶風·靜女》：“洵美且異。”

2、疏遠。

3、流淚：～涕（默默流淚）。窶：（窶）jù

1、〔～數(shù)〕用茅草結(jié)成的圓圈。放在頭上做頂東西的墊子。

2、貧窮，貧寒：～家子（貧窮人家的子弟）。瘳： chōu

1、病愈。

2、損害，減損。

鬻： 本義為“粥”，引申為“賣”。鬻文（為人撰寫文章而接受酬勞，即“賣文”），鬻技（出賣技

藝以謀生），鬻歌（賣歌，以歌唱謀生），鬻爵（出賣官爵）。成語“賣官鬻爵”，形容政治 腐敗，統(tǒng)治階級靠出賣官職來搜刮財富。訓： 典式，法則。成語“不足為訓”，不值得作為效法的準則或榜樣。

糟糠：酒糟糠皮，是窮人賴以生活的食物。后常用“糟糠”形容窮困共患難。“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富貴時不要忘記貧賤時的知心朋友，不要拋棄共同患難過的妻子）。道里：指道學家主張的法則、規(guī)律。

磊磊落落：分明的樣子，也形容胸懷坦蕩。

繩： 木工用的墨線，引申為標準、法則，又引申為按一定的標準去衡量、糾正。繩墨，準繩，繩正，繩之以法。

【答案】c（a．為??所苦，苦于??，使困苦，困于。例：《列子·湯問》：“何苦而不平？”（苦于山挖不平）《史記·陳涉世家》：“天下苦秦久矣。” b．釋放；放走。例：縱火，縱虎歸山，七擒七縱。d．到達，抵達。例：抵京，抵臨，平安抵達。）

6、下列各組句子中，加點詞的意義和用法都不相同的一組是（）a、其智能亦自可韜語其妻曰?? ．．b、非徒以武力雄一時也 越關以過，船皆設炮械 ．．c、令捕之杖斃，棄諸野 妻泣而從之，病果瘳 ．．d、遂違眾一戰(zhàn)，殲賊且盡吾病且死，汝亦餓死耳 ．． 【答案】b（憑，介詞/相當于“而”，表順承。a．他的，代詞。c．他，代羅提督。d．將，將近，副詞。）

7、下列各組詞語，都能表現(xiàn)羅提督“足智多謀”的一組是（）①嘗率兵入南山，搜余賊 ②畫面為大眼諸丑怪狀 ③俟船過，附而鋸其舵④乃改行，投身軍營 ⑤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 ⑥得錢買藥，則兩活矣。

a．①③⑥ b．②③⑤ c．②④⑤ d．②④⑥ 【答案】b（①敘述他曾經(jīng)率兵到南山。④敘述他投身行伍。⑥敘述他跟妻子商量賣身以求錢治病事，這點勉強可算是。）

8、下列對原文有關內(nèi)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確的一項是（）

a．在南山的一個村子里，群猴偷吃莊稼，村民深受齊其害。羅提督巧用計策，幫助他解決了猴患。

b、為了對付鹽梟，羅提督因地制宜，巧妙部署，他令下屬避其鋒芒，暗中襲擊，取得了輝煌戰(zhàn)果。

c、羅提督年輕時曾經(jīng)誤入歧途，后洗手不干，投身行伍，在平定趙金龍之亂時，立下了汗馬功勞。

d、羅提督功成名就后，并不忌諱那段行竊經(jīng)歷，讓他人提醒自己，引以為鑒，再也不做違法之事。【答案】d（“讓他人提醒自己，引以為鑒，再也不做違法之事”無依據(jù)。）考 題

5、對下列句子中加點詞的解釋，正確的一項是（）a、村人苦猴群盜食田糧 痛苦 ．

b、明晨俟群猴來，縱之去騰躍 ．c、官夔州游擊，夔關臨峽做官 ．d、抵關適斷，船不能行 碰到 ．篇二：古代名人軼事 古代名人軼事

古代名人軼事<茶墨之爭> 宋代著名書法家、文學家、政治家蘇東坡既愛飲茶又擅長書法，一日司馬光問他：“茶以白為貴，墨卻以黑為貴;茶以身重為好，墨卻以身輕為好;茶講究在新，墨卻講究在陳。人們對茶與墨的追求正好相反，而您恰好喜好這兩樣東西，這是為何？”蘇東坡巧妙答說：“上好之茶與妙品之墨都有陶然清香，這是他們共有的品德;茶與墨堅結(jié)實在，這是他們同具有的節(jié)操.賢哲和君子都有共同的品德和節(jié)操，一個長的皮膚黝黑，一個卻長得白皙，這其實是同一個道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茶墨之爭的故事。

紀曉嵐對對聯(lián)

清朝大學士紀曉嵐一次奉旨巡查，乘船過一個河道。走到一處很窄的地方，正好與一大船相遇，互不相讓。紀曉嵐就呵斥對方讓路。沒想到對方是當朝的一員戰(zhàn)功赫赫的老武將。對方也不示弱，正在僵持著。那個老武將聽說是紀曉嵐大學士，就提出了對對聯(lián)的要求。武將出上聯(lián)，紀曉嵐對下聯(lián)，如果對上了，老武將自己讓路，對不上，他紀曉嵐讓路。紀曉嵐一聽連說行，沒問題。武將的上聯(lián)是：兩船并行，櫓速不如帆快。（櫓速，暗含三國的文臣魯肅。帆快，暗指劉邦手下的武將樊噲。整句話是說”文臣不如武將。）紀曉嵐也看出來了這副對聯(lián)的巧妙，就是一時對不上。急得一頭汗也沒對上，只好認輸，給武將讓路。紀曉嵐悶悶不樂乘船到達了目的地。剛一下船，歡迎他的場面特別熱鬧。有鑼鼓，有嗩吶，有吹笛的，有吹簫的。他突然來了靈感，想到了下聯(lián)：八音齊鳴，笛清哪如簫和。（笛清，暗指，西漢武將狄青。簫和，暗指劉邦手下的文官，有名的宰相蕭何。整句話說武將不如文臣。）正好對上句，可惜紀大學士當時沒對上，輸了一回，總算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東晉詩人陶淵明，熱愛田園生活，喜愛讀書。他寫了一首《雜詩》：“盛年不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等人。”告誡人們要珍惜時光，好好讀書。唐代文豪韓愈在一首讀書詩中寫道：“讀書患不多，思人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指出在治學的過程中，要“多讀、多思、虛心、躬行”。唐代書法家顏真卿寫有一首留芳千古的《勸學》詩：“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fā)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他勸誡人們要勤奮學習，不要錯過讀書的好時光。

晚唐詩人杜荀鶴，酷愛學習，他寫有一首優(yōu)美的《閑居書事》詩：“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少年辛苦終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宋代愛國詩人陸游，對讀書情有獨鐘，他寫過多首關于讀書的詩。其中有千古流傳的《冬夜讀書示子聿》詩：“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告誡兒子，只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還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要親身實踐。宋代哲學家朱熹，寫有一首富有哲理的《觀書有感》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首詩把讀書和人的知識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動。明代大劇作家湯顯祖，著有《牡丹亭》，是我國戲劇史上浪漫主義的杰作。他在《正覺寺示弟儒祖》詩中寫道：“窗間白發(fā)催愁境，燭底蒼頭勸讀書。”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寫有勸人們讀書要專一，切忌糊思亂想的《憐思詩》：“一個渾身有幾何，學書不就學兵戈。南思北想無安著，明鏡催人白發(fā)多。”明代詩人于謙喜愛讀書，認為讀書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書卷多情似故人，晨昏憂樂每相親。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

清代詩人袁枚，博學多才，他的一首讀書詩提醒了人們，讀書要求理解，切莫囫圇吞棗：“讀書不知味，不如束高閣。蠹魚爾何如，終日食糟粕。” 清代詩人蕭掄謂寫有《讀書有所見作》詩：“一日不讀書，胸臆無佳想。一月不讀書，耳目失清爽。”忠告人們要熱愛讀書，讀書要持之以恒，并將其道理表達得淋漓盡致。篇三：名人軼事錄 出版說明

本叢書從二十世紀中華浩瀚文海中精選中華名家巨擘的佳構(gòu)杰作妙 筆精華匯為一秩其內(nèi)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蠅之微舉凡名人的涉筆成 趣之作諸如寫山水名勝寵物雅品讀書之樂名人趣事煙酒茶食鬼 鬼神神幽默調(diào)侃之精品盡收其中其可謂篇篇絕妙好辭字字璣珠華美 ●人有我有人無我有本叢書對二十世紀中華名人名作妙筆精華 收羅最廣編選最精如當年林語堂幾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讓林語堂 梁實秋等人而至今鮮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叢書中一睹風采 ●體例得當規(guī)模宏大首推八卷編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萬字左 右既精致又雅重改變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冊的舊貌 可忱畔夜讀閑暇翻看可饋贈親朋高雅莊重可藏之名山傳之后 代可養(yǎng)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為有志于散文小品創(chuàng)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滿足世紀末的中國人回

首往事的懷舊情緒是二十世紀中華文學寶庫是二十世紀中華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 品更是經(jīng)典

《名人筆》叢書八卷共收有100多位中國現(xiàn)代著名作家的名篇散文其 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魯 迅 林語堂 張愛玲李健吾

賈平凹 李大釗 端木蕻良

陳獨秀 徐懋庸 海 戈葉圣陶

楊 朔 胡 適 秦 牧陳西瀅

儲安平柯 靈 周犁庵豐子愷

茅 盾 俞平伯 郁達夫臧克家

劉白羽 梁實秋 沈從文文載道

朱自清 老 舍 徐蔚南周楞伽 徐志摩錢歌川許地山梁啟超 方令孺 周作人 許欽文 廖沫沙 鄭振鐸 陳子展謝冰瑩 碧野 廬 隱 曹聚仁 吳伯蕭郭沫若

夏丐尊 施蟄存李廣田 沙 汀 錢鐘書劉海栗

文潔若 朱 湘 章克標 吳組緗 張秀亞 王了一 臺靜農(nóng)

冰 心 聶紺弩 梁遇春 陳從周 周瘦鵑 羅念生 鐘敬文 孫犁 文載道 林 庚 蘇雪林 靳 以 趙景深 吳秋山唐 弢 王任叔 夏 衍徐 訏 謝六逸 王魯彥 祝秀俠

馬國亮 陸侃如 王禮錫沈啟無 陳衡哲林徽音馬子華 吳 晗陳西瀅 潘序祖 秋 翁 柳無忌 繆崇群 邵洵美阿 英蘇 青 葉靈鳳 老 向 1《且說中國人》

本輯收五四以來魯迅胡適林語堂等三十余位文學文化大師的雜感 隨筆和雜文從不同角度和側(cè)面抨擊中國人的弱點揭示中國人性格描 畫中國人形象是對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傳神寫照文筆或莊重或辛辣或 委婉或幽默或莊諧雜出或沉痛評說干姿百態(tài)中卻皆顯現(xiàn)出一顆拳 拳赤子之心 2幽默人生語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會心的微笑中國現(xiàn)代散文史曾出現(xiàn)一 批智商極高的幽默大師他們多以生花妙筆笑說人間百態(tài)從種種人生情 狀中發(fā)現(xiàn)可笑可樂之事妙語連珠詞采風趣讀之令人忘憂令人噴飯 令人會心一笑或樂不可支如參禪悟道一樣進入妙可不言的境界 3《雪夜話讀書》

雪夜閉門讀禁書向被視為讀書人最大樂趣本書精選文化名人大師

近百篇美文看他們各以生花妙筆談讀書札記讀書的習慣方法與樂趣愛書買書賣書乃至曬書焚書的苦樂書林書話及中外著名書店的種種

軼聞趣事從書里到書外娓娓述說中包含有人間百態(tài)人生甘苦 4《山水名勝游》

俗話說看風景不如聽風景聽風景不如讀風景本書中的幾十位名人大 家足跡遍布海內(nèi)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興游盡山水名月生之后復以生 花生色之筆將人間美景移在紙上令讀者在品味其游記美文的同時亦足 下出戶而能遍游天下一舉兩得美不勝收且名人之筆往往為山水增色 讀這類游記比親游

山水名勝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5《煙酒茶食趣》

煙酒茶食為人生四樂不論偉人平民皆難以在割舍本書作者皆為文人 名人更與煙酒茶食為友為兄且比常人更能體味品嘗出其中之味之趣看 他們談煙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 人生之樂盡在其中不是神仙勝似神仙 6《寵物雅品迷》

第三篇：清代美術（模版）

清代美術 一、四王與吳惲：致力于摹古或在摹古中求變化（1）王時敏：《云山圖》創(chuàng)“婁東派”

（2）王鑒：《夏山圖》《夢境圖》

（3）王原祁：“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山中早春圖》

（4）王翚hui：《西山紅樹圖》創(chuàng)“虞山派”

（5）吳力：《湖天春色圖》

（6）惲yun壽平：《錦石秋花圖》創(chuàng)“沒骨”畫法二、四僧：（1）朱耷：號“八大山人”，構(gòu)思奇特，喜愛畫白眼瞪天的怪鳥怪魚，憤世嫉俗 《荷石水禽圖》《孔雀牡丹圖》

（2）石濤：號“苦瓜和尚” 《淮揚潔秋圖》《山水清音圖》《苦瓜和尚語錄》“借古以開今”“筆墨當隨時代”“搜盡起風打草稿”

（3）弘仁：號漸江，創(chuàng)“新安畫派”畫山水重筆墨

（4）髡kun殘：“吾之天游”《層巖疊壑圖》

三、（1）弘仁、查士標、孫逸、汪之瑞并稱海陽四大家

（2）髡殘與程正揆kui并稱“金陵二谿xi”

（3）“金陵八家”：龔賢（成就最高，八家之首）《木葉丹黃圖》《夏山過雨圖》、樊析xi、吳宏、皺喆zhe、謝蓀、葉欣、高岑、胡慥zao

四、揚州八怪：直抒胸臆，打破成規(guī)（1）鄭燮xie：號板橋，其詩、書、畫均曠世獨立，世稱“”“三絕”，從“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藝術化《竹石圖》《墨竹圖》 創(chuàng)“六分半書”

（2）金農(nóng)：創(chuàng)“漆書”

（3）羅聘：《鬼趣圖》

五、宮廷繪畫：郎世寧：《百駿圖》《崇獻英芝圖》

六、人物畫：（1）改琦：《紅樓夢圖詠》

（2）費丹旭：《東軒吟社圖卷》

七、版畫：（1）殿版版畫：焦秉貞：《耕織圖》

（2）民間版畫：《芥子園畫傳》系統(tǒng)地介紹了傳統(tǒng)繪畫的基本畫法和流派，是一部影響深遠的繪畫教科書

八、建筑：中國四大名園：留園、拙政園、頤和園、避暑山莊

九、工藝美術：（1）清代康熙時期盛行“古彩”，即五彩瓷，到雍正時期，五彩逐漸被線條柔婉、色彩淡雅的“粉彩”所取代（2）明清時期瓷器的裝飾手法，彩繪已成為主流，標志著中國陶瓷已由“青瓷時代”進入“彩瓷時代”

十、簡述“揚州八怪”？

答：

1、“揚州八怪”是泛指清中期活動在揚州地區(qū)的一批畫家，有鄭燮、金農(nóng)、黃慎等人

2、他們在商品社會的生產(chǎn)競爭中，恪守文人的文化情操和文人畫傳統(tǒng)，以梅、蘭、竹、菊、松、石等為主要描繪對象，除了表現(xiàn)諸如清高、孤傲、絕俗等思想外，還通過題詩寫文，賦予作品以深刻的社會內(nèi)容

3、在藝術上，揚州八怪發(fā)揮水墨特長，以簡括的手法塑造物象，筆墨縱橫，鋒芒盡顯，直抒胸臆，打破了成法約束，沖擊了當時流行的惲壽平一派正統(tǒng)花鳥畫風，被稱之為“怪”，這些畫家形成了反映時代變化的新風貌，發(fā)展了了文人寫意畫

十一、簡述“四僧”？

答：與四王同時的僧人畫家朱耷、石濤、髡殘、弘仁，力主繼古開今，革新創(chuàng)造，史稱“四僧”，他們都是由明入清的移民，移繪畫寄托亡國之痛，抒發(fā)內(nèi)心強烈的情感，四僧重視感受生活，觀察自然和抒發(fā)性情，創(chuàng)作時不限于臨摹，不囿于挪用古法，以個性鮮明的藝術，突破了四王所表現(xiàn)的情感內(nèi)容，以主客觀結(jié)合、“尚意”又有法則的新手法突破了舊的程式，在發(fā)揮詩歌書法入畫的效用并密切結(jié)合似與不似之間的形象上，發(fā)展了筆墨技法，藝術風貌雖各有不同，但在當時來說都是十分新穎大膽的創(chuàng)造。四僧以朱耷的藝術個性最鮮明，石濤的繪畫思想影響最大，石濤有《苦瓜和尚畫語錄》傳世。

朱耷，號八大山人，他的繪畫極具個性，具有奇簡冷逸的風格，強烈的抒發(fā)了遺民之情，達到了水墨大寫意花鳥畫的空前水平，常畫傲然屹立的荷花，白眼瞪天的怪鳥怪魚，孤寂高傲，構(gòu)思奇特，充分表達了他憤世嫉俗的個性特征，代表作有《荷石水禽圖》等。

石濤，號苦瓜和尚，其山水畫多寫對自然觀察體驗之所得，極富創(chuàng)造性，作品構(gòu)圖新穎自然，筆墨縱橫瀟灑，意境生氣勃勃，他在他的畫論《苦瓜和尚畫語錄》中提出了“借古以開今”“筆墨當隨時代”“搜盡起風打草稿”等主張，對當時被摹古風氣籠罩著的沉悶的畫壇，起到振聾發(fā)聵的啟示作用。

十二、簡述故宮？ 答：

1、故宮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為中心，兩側(cè)輔以文華、武英兩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賀、接見群臣和舉行大型典禮的地方。

2、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目前保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古代皇宮建筑群。

3、建筑物個部分輪廓更加鮮明，色彩別具一格，從而使建筑物更加富麗堂皇，體現(xiàn)了極大的對稱性，突出了皇權(quán)的至高無上。

4、故宮的建筑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和獨特風格，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經(jīng)典之作。

第四篇：清代社會保障政策研究

清代社會保障政策研究

? 2011-10-24 14:46:44

王衛(wèi)平黃鴻山 康麗躍

摘要：清代在災荒救濟、養(yǎng)老撫幼、救助鰥寡孤獨等社會弱者諸多方面都頒布了制度法令，同時，其社會保障事業(yè)也得到了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在國家與社會的共同努力下，清代的社會保障措施較為系統(tǒng)全面，收到了一定實際效果，可以說，清代的社會保障政策已經(jīng)達到封建社會的頂峰。而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和西潮的沖擊，清代的社會保障政策也開始出現(xiàn)某些近代轉(zhuǎn)型的跡象。

關 鍵 詞：清代/社會保障/荒政/養(yǎng)老撫幼/鰥寡孤獨

作者簡介：王衛(wèi)平，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黃鴻山，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康麗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江蘇蘇州215021）

清朝統(tǒng)治者雖出自東北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較為落后的滿族，但在整個統(tǒng)治期間，于尊孔崇儒、秉承漢族統(tǒng)治者傳統(tǒng)制度理念的同時，或出于自覺，或迫于無奈，在國家政策制定、制度實施等方面往往有所創(chuàng)新。這種情況同樣表現(xiàn)在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上。具體而言，清代繼承并發(fā)展了歷代王朝推行的傳統(tǒng)社會保障政策，并不乏創(chuàng)新建樹，在災荒救濟、尊老養(yǎng)老、撫育棄嬰、救助鰥寡孤獨等社會弱者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與措施，收到的效果也比較顯著。

學術界對清代社會保障的內(nèi)容涉獵已多，在荒政、慈善事業(yè)等領域已有豐碩成果問世。但目前的研究存在比較嚴重的偏向，如重視研究慈善事業(yè)，忽略內(nèi)容更為廣泛的社會保障事業(yè)；重視對荒政及其相關的倉儲制度的研究，而較少關注歷代政府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救助的政策性、制度性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擬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清代社會保障政策中的災害救助、養(yǎng)老和養(yǎng)恤貧苦孤殘等內(nèi)容作專門探討，限于篇幅，清代軍人優(yōu)撫制度留待另文論述。

一、災害救助政策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自然災害多發(fā)的國家，幾乎無年不災，而清代又是災荒發(fā)生最為頻繁的歷史時期。據(jù)鄧云特統(tǒng)計，從1616年清政權(quán)建立至1911年清政權(quán)滅亡的296年間，共發(fā)生災害1121次，平均每三月一次[1]（P23）。按照成災原因的不同，大致可把清代災害分為水災、旱災、雹災、蟲災、風災、霜雪災、地震和疾疫八類，其中以水、旱二災最為常見。與前代相比，清代災害具有發(fā)生頻率高，持續(xù)時間長；災害地區(qū)分布廣，成災面積大；特大災害繼起迭至，交相并發(fā)等特點[2]。自然災害的頻繁發(fā)生，無疑不利于社會經(jīng)濟的穩(wěn)定和政權(quán)的長治久安，為此，清政府在災前預防、災中救助乃至災后補救等各個方面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力圖減輕自然災害帶來的負面影響。

（一）災前預防

正如林則徐所言：“與其過荒補苴，何如未荒籌備”[3]，事先作好預防工作，救災時才能事半功倍，清朝統(tǒng)治者對此已有認識，對防災工作相當重視。

1.重視備荒倉儲的建設。建倉積糧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備荒手段，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倉儲制度也在不斷演化之中。沿至清代，已形成“省會以至州郡俱建常平倉，鄉(xiāng)村則建社倉，市鎮(zhèn)則設義倉，而近邊有營倉之制，所以預為之備者，無處不周矣”的局面[4]（卷88），備荒倉儲體系較為完備。

（1）常平倉。清朝建立后，仿照歷代舊制，推行常平倉建設。早在順治十一年，清政府即令各府、州、縣清查前代所設常平等倉，“稽查舊積，料理新儲”[5]（卷28）。順治十七年，戶部議定常平倉每年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生息，兇歲則按數(shù)給散貧戶[6]（卷121）。后歷代清帝也屢頒詔旨，要求各地推行常平倉，并采取勸諭官紳富民捐輸、按畝攤征、截漕增補、撥帑銀采買乃至開貢監(jiān)捐納例等多種措施充實倉廒，常平倉由此在全國范圍內(nèi)得到了普及。

為使常平倉發(fā)揮應有的功能，清政府對其管理制度、營運方式、積谷規(guī)模等方面作了具體規(guī)定。

在管理上，清政府明確了地方官員的管理責任。雍正帝即規(guī)定，如發(fā)生因地方官失職而造成常平倉谷朽腐的情況，將依溺職例予以追究，情況嚴重者可革職查辦；官員接任之時，也須將州縣倉廒盤查清楚，方許交接[7]（卷189）。

在運營上，清代常平倉通常采用“存七糶三”的辦法，即每年只準糶出三成積谷，七成留倉；倉谷糶出后，需趁谷價低廉之機買谷還倉；如被災州縣倉糧動用過多，以致所剩無幾，須在秋收豐年之時，奏請上司撥銀買補[8]（卷160）。雖然已有定制，但由于氣候、米價、災荒等原因，各地常平倉的實際存糶比例并不相同。不過，不管何種原因，決不允許出現(xiàn)糶空倉廒的情況[7]（卷189）。

在規(guī)模上，康熙四十年規(guī)定，大州縣常平倉額定積谷一萬石，中州縣八千石，小州縣六千石。到了雍正年間，標準有了提高，改為大縣一萬五千石，中縣一萬石，小縣八千石[7]（卷189）。但因南北氣候不同，北方干燥寒冷，更有利于糧食儲存，各州縣常平倉貯谷額數(shù)相對較高，多有超出標準者，而南方則多不足標準。康熙至乾隆初年，常平倉發(fā)展迅猛，全國額定儲谷數(shù)達四千八百余萬石。由于官倉積糧過多，甚至造成了全國米價上漲的情況，為此，乾隆十三年，中央政府不得不調(diào)低了各省的額定貯量。但全國實際積谷數(shù)仍達三千三百余萬石[8]（卷159）。

不過，這種情況至乾隆晚期發(fā)生了變化。乾隆五十七年上諭指出：“不肖官吏平時任意侵挪虧缺，或以借陳易新為名，勒買勒賣，短價克扣，其弊不一而足。”以致造成積谷“所存無多、不敷散賑”，常平倉已顯頹態(tài)[7]（卷189）；到了晚清，常平倉更是全面廢弛，如蘇州府常平倉在同治初年即處于“久已名存實亡”的狀態(tài)[9]（卷1）。

（2）社倉。清代社倉建設始于康熙十八年，此年“戶部題準鄉(xiāng)村立社倉，市鎮(zhèn)立義倉，公舉本鄉(xiāng)之人，出陳易新。春日借貸，秋收償還，每石取息一斗，歲底州縣將數(shù)目呈詳上司報部”。但終康熙一朝，社倉建設成效并不顯著。

雍正時高度重視社倉建設，認為“備荒之倉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便于社倉”，雍正帝即位不久即諭令各省建立社倉，并要求“有司善為倡導于前，留心稽核于后，使地方有社倉之宜，無社倉之害”[10]（卷35）。由于皇帝的重視，各地社倉建設捷報頻傳，雍正二年時，各省已“漸行社倉之法”[7]（卷193）。

清朝社倉奉南宋朱熹社倉法為圭臬，設于鄉(xiāng)村，由民間推舉社長管理，用春借秋還方法救濟貧民。社倉的谷本來源有二：一是官府調(diào)撥；二是民間捐輸。在社倉的創(chuàng)始階段，官府調(diào)撥起到了很大作用。為了鼓勵民間捐輸社倉的積極性，清政府于雍正二年制定了獎勵措施：“有司勸捐，不得苛派，所捐之數(shù)，立冊登注，不拘升斗，如有捐至十石以上者，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者，給以匾額，五十石以上者遞加獎勵，其有年久不倦，捐至三四百石者給以八品頂戴帶。”[4]（卷88）

由于政府的重視，清代社倉建設在雍正、乾隆年間曾出現(xiàn)繁榮的局面，但因制度本身存在著弊端，且受清中期后吏治腐敗的影響，社倉由盛轉(zhuǎn)衰，其作用自然受到很大影響[11]。

（3）義倉。清代義倉主要由民間捐建，其具體營運辦法似未有定制，往往因時因地而異。

在早期的義倉中，影響較大的當屬鹽義倉。雍正四年，兩淮眾鹽商捐銀二十四萬兩，鹽政繳公務銀八萬兩。清政府以其中三十萬兩在揚州建倉積儲，名曰鹽義倉。由兩淮巡鹽御史交由商人經(jīng)理，每年青黃不接時，照存七糶三例出陳易新。如地方遇災則開倉平糶，秋成糴補[7]（卷193）。可見其運行方法乃仿照常平倉而來。

清朝晚期，由陶澍在道光年間創(chuàng)立的豐備義倉也流傳頗廣，江蘇、安徽等地多有仿行者，但也沒有統(tǒng)一的運營方法，如安徽豐備義倉多設立于鄉(xiāng)村，規(guī)模較小，而道光十五年蘇州創(chuàng)立的長元吳豐備義倉則設立于城市之中，一度發(fā)展到擁有田產(chǎn)上萬畝、積谷十數(shù)萬石、存銀十幾萬兩的規(guī)模，對蘇州地區(qū)的社會保障事業(yè)起到了巨大作用[12]。

2.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倉儲的意義在于“以豐年之有余，備荒年之不足”，采取的是以有余補不足的方法，但若有余不多，補不足自然無從談起。可見，防災還必須著眼于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高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清政府在這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鼓勵墾荒。早在順治元年，清政府即將各州縣衛(wèi)所的無主荒地，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荒地則官給牛種，免科3年。康熙年間，新墾荒地起科年限進一步放寬，規(guī)定“新荒者3年起科，積荒者5年起科，極荒者永不起科”。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民眾墾荒的積極性。為了激勵地方重視墾荒，清政府還將墾荒成效作為官員的考績根據(jù)之一。由于政府的重視與民眾的辛勤勞作，清代前期的墾荒事業(yè)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僅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不到40年時間中，耕地面積由607萬頃驟增至723萬余頃[13]（P206）。二是重視推廣農(nóng)業(yè)技術。為推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乾隆年間，清政府組織力量，將舊文獻中有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資料匯編成《授時通考》一書，這是我國最后一部傳統(tǒng)形式的大型農(nóng)書。另外，清代還根據(jù)各地自然條件的不同，注意選擇耐旱、耐澇、耐鹽堿、耐貧瘠和抗病蟲以及其他各種抗逆高產(chǎn)作物品種[2]。三是重視水利興修。從康熙年間開始，清政府就出臺了一系列法規(guī)，對水利工程的修建、經(jīng)費的開支、設施的管護、護水與用水關系處理等諸多方面作了明文規(guī)定，并在雍正、乾隆年間屢有增益，形成較為完備的水利法律體系，對清代水利工程興修起了很大的促進與保障作用。

（二）臨災救助

防災措施的實行并不能杜絕自然災害的發(fā)生，當發(fā)生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時，倉儲等備荒設施往往無法滿足救災需要。因此，清政府制定了較為完備的救災政策，采取各種手段減輕災害帶來的負面影響。總體而論，清代的救荒程序已比較完備，對報災、勘災、救災的程序作了嚴格規(guī)定，救荒手段也日趨多樣化。

1.報災。清代將報災視為地方官的責任，發(fā)生災荒時，地方官必須及時上報災情。順治六年，清朝政府已要求“地方督撫巡按即行詳查頃畝情形具奏”[14]（卷190）。順治十年，戶部對報災程序作了嚴格限定：“夏災限六月終，秋災限九月終。先將被災情形馳奏，再于一月內(nèi)，查核輕重分數(shù)，題請蠲免。”如有地方官逾期不報、延誤救災者，必須受到相應處罰。[15]（卷79）

2.勘災。發(fā)生災荒之后，地方官員還必須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勘查地方受災程度，作為采取救濟措施的依據(jù)。在勘災時，清代已有固定程序。受災州縣須預先刊刻“簡明呈式”（即表格），開列受災民眾姓名、家口、住址、被災田畝數(shù)量、坐落等內(nèi)容，先由災戶自行填報部分內(nèi)容，經(jīng)地方官核實后按區(qū)圖村莊裝訂存檔，作為勘災底冊。查災官員赴莊查災時，需比照勘災底冊按田踏勘，將受災情況登明冊內(nèi)，勘畢將底冊上繳州縣，由州縣官員核造總冊，繪出本地受災地圖，被災之處，以色筆標示，最后附上州縣的賑濟意見一并上報。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便一縣中各處受災情況也未必相同，所以清代規(guī)定以村莊為基本單位確定災情輕重，“不得以通縣成熟田地統(tǒng)計分數(shù)”。

3.救災。查勘災情是為了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予以救助。清政府根據(jù)災情輕重不等，采取相應的救濟措施，包括災蠲和緩征、賑粥、散放棉衣、工賑等。限于篇幅，此處不贅。

二、養(yǎng)老和養(yǎng)恤貧苦孤殘政策

在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中，孝道占據(jù)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孝經(jīng)》中即認為：“夫孝，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儒家又根據(jù)“己欲達而達于人”的原則，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將孝道從家庭推廣到社會。封建統(tǒng)治者也尤為關注孝的作用，認為可“求忠臣于孝門”，歷來標榜“以孝治天下”。作為孝道的具體表現(xiàn)，養(yǎng)老事業(yè)備受國家和社會重視。而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起見，各朝統(tǒng)治者也屢有推行“仁政”、養(yǎng)恤貧苦孤殘等社會弱勢群體的行為。清朝是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與此相應，其在養(yǎng)老和養(yǎng)恤貧苦孤殘方面的措施也最為周詳。

（一）養(yǎng)老政策

清代養(yǎng)老政策的對象可分為三個部分：孤老、普通老人和致仕官員。因針對孤老的政策將在后面部分論及，這里主要討論后面兩項。

1.平民養(yǎng)老政策。清代普通民眾的養(yǎng)老以家庭為主體，但是國家也采取了一些優(yōu)惠政策，這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1）免除老人及其家庭成員差役負擔。順治元年清政府已作規(guī)定：“凡軍民人等，年70以上者，免其丁夫雜差”。年過70即不必承擔國家差役。至康熙二十七年，為使家庭能充分照顧老人生活，清政府又詔“軍民70以上者，許一丁侍養(yǎng)，免其雜派差役”[16]（卷68），開始把免除差役的范圍擴大到老人的家庭成員。

（2）對老人予以物質(zhì)補助。順治元年規(guī)定，軍民80以上者，政府賞給絹一匹，棉花十斤，米一石，肉十斤；90以上，加倍給予。雍正四年，又遍賞全國70以上老人錢物，共費銀八十九萬余兩、米一十六萬五千余石。每逢朝廷慶典時，清政府也通常會對老人有所賞賜，如康熙60大壽時，即“凡兵民男婦自65歲以上者，賜緞匹衣服及銀兩有差”[16]（卷68）。

（3）存問、旌表高壽老人。在古代社會條件下，高壽極不易得，故而高壽不僅為個人之福，也常被視為國泰民安的祥瑞之兆，為此，歷代政府往往對高壽者有特別照顧，清代自不例外。清朝要求地方官應不時“存問”90歲以上的老人，如果老人系孤寡或因其子孫貧困而不能得到贍養(yǎng)的話，地方官應對其采取賑恤措施[14]（卷379）。因百歲老人尤為難得，清政府不僅賞給財物，還常予以旌表。康熙九年即規(guī)定：“命婦女孀居，壽至百歲者，題明給予‘貞壽之門’匾額，建坊銀三十兩”。康熙四十二年后，旌表的對象有所擴大，無論男女，只要年過百歲，“照例給予建坊銀，并給‘升平人瑞’匾額”[8]（卷314）。

（4）法律等方面的優(yōu)待。清代法律對老人犯罪作了特別的規(guī)定：如年過70以上者犯流罪以下，罪行并不嚴重者，可以錢贖罪；80以上老人犯罪，罪行嚴重須判死刑者，應由皇帝親自裁決；90以上者，則“雖有死罪不加刑”。在其他方面，老人也享有特殊待遇。如在科舉考試中，清政府對堅持參加考試的老年應試者往往格外開恩[17]（卷99）。

為提高老人地位，提倡敬老風氣。康熙、乾隆兩朝還舉行了“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為了慶祝康熙60壽辰，邀請了全國65歲以上在職和退休的文武官員以及全國各地推舉的賢德長者共二三千人進京赴宴。乾隆50大壽時也曾仿行“千叟宴”，與宴者達3000人。

2.對致仕官員的生活保障。致仕大致相當于今日的退休制度，但其適用面較窄，只是針對官員而言。官員作為統(tǒng)治階級，在任期間領受厚祿，自然生活無憂。但如年事漸高，不再任職領祿的話，生活水平不免出現(xiàn)較大的落差。為防止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清朝政府對致仕官員的生活待遇作了種種規(guī)定。

早在順治年間，清朝政府就開始關注致仕官員的待遇問題，規(guī)定60以上正常致仕八旗武官發(fā)給原俸祿之半。后陸續(xù)對此有所增補，如順治十六年規(guī)定，“凡滿洲、蒙古、漢軍大小各官致仕”，“致仕之官有世襲者照品給俸”，順治十八年又規(guī)定：“無世職之官，年至60致仕者，仍給半俸，未及60歲，因疾辭仕者，不準給。”[18]（卷104）致仕領半俸始成定例。

至康熙、乾隆年間，為使在職官員實心任事，開始將致仕后的待遇與政績戰(zhàn)功掛鉤。康熙五年諭曰：“年老解任官員，其歷任幾年及效力情由，俱著明白開列，應否給與半俸，請旨具奏。”[18]（卷104）這主要是針對文職官員的。乾隆二年，對武官也作了規(guī)定：“老病乞休各官，核明曾經(jīng)出征臨陣受傷得有功牌者，請旨令其原品休致，給以全俸，以養(yǎng)天年。其出征并未御敵及無功牌者，請旨令其原品休致，給以半俸。”[8]（卷519）即有戰(zhàn)功者可得到格外優(yōu)待。

（二）養(yǎng)恤貧苦孤殘

清代在養(yǎng)恤貧苦孤殘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體現(xiàn)在其設立的養(yǎng)濟院、普濟堂、育嬰堂、棲留所、工藝局等社會福利機構(gòu)方面。

1.養(yǎng)濟院。養(yǎng)濟院是由官方設立的收養(yǎng)鰥寡孤獨殘疾無依者的機構(gòu)。清代養(yǎng)濟院始立于順治五年，此年順治帝詔令“各處設養(yǎng)濟院，收養(yǎng)鰥寡孤獨及殘疾無告之人”。此后諸帝多有復申，養(yǎng)濟院設置漸趨普及，遍布全國縣治以上城市，以每城一所的情況最為常見。各養(yǎng)濟院的規(guī)模大小與城市等級密切相關，等級愈高則規(guī)模大，反之亦然。如清初松江府城養(yǎng)濟院有屋51間，其所屬花亭、婁山二縣養(yǎng)濟院則各有屋25間[5]（卷16）。此外，養(yǎng)濟院規(guī)模還受當?shù)厝丝凇⒇斄暗胤焦賳T個人因素的制約。

清代早期養(yǎng)濟院的收養(yǎng)對象以當?shù)亍蚌姽压陋殮埣矡o告之人”為限，外來者需移送本籍養(yǎng)濟院收養(yǎng)。但是隨著社會形勢的發(fā)展，養(yǎng)濟院也開始將部分外來者列入收養(yǎng)范圍，如雍正十三年規(guī)定，“軍流犯年逾60不能力食者，照例撥入養(yǎng)濟院”[14]（卷379）。乾隆四年，清政府要求各地養(yǎng)濟院收養(yǎng)流民中的殘廢人[14]（卷182）。

養(yǎng)濟院收養(yǎng)孤貧時，必須遵照嚴格的程序。以清代廣東省樂昌縣養(yǎng)濟院為例，在辦理收養(yǎng)時，首先孤貧必須出示鄉(xiāng)約及鄰里的保狀書，證明符合條件；入住養(yǎng)濟院后，必須登記姓名、年齡、相貌、特征和入住原因，并注明原居村莊里圖；最后按此內(nèi)容，制作腰牌發(fā)給住院孤貧。養(yǎng)濟院收養(yǎng)滿額后，即暫停收養(yǎng)，待出現(xiàn)空額后按序頂補。為便于管理，養(yǎng)濟院對入住孤貧進行編制，每10人設立一甲長，輪流擔任，互相監(jiān)督；遇人滋事，須報官府處理；如有孤貧溝通作弊，則“革糧另補”。

清代養(yǎng)濟院在救助標準上也有章可循，但存在地區(qū)差異。乾隆二年時清政府曾統(tǒng)一標準，“每孤貧一名，歲給銀一兩二錢六分，米二石八斗三升各有奇。遇閏加銀三分，加米二斗三升各有奇。”[14]（卷182）但因地方財力強弱不一，各地養(yǎng)濟院的救濟標準實際上還是存在很大不同，大概而言，地方財力雄厚則救濟標準高，財力窘迫則標準低。

由于養(yǎng)濟院的舉辦經(jīng)費來自政府，所以多由地方官員直接管理。為提高官員的重視程度，清政府將養(yǎng)濟院的經(jīng)營情況列為考績內(nèi)容，并具體規(guī)定了地方官員的管理責任。如地方官必須登記孤貧個人資料、發(fā)放銀米、點驗人員、維修設施[7]（卷602）。但制度完備并不能完全保障養(yǎng)濟院的正常運行，在雍正年間，養(yǎng)濟院已顯弊端，如不法官吏欺蒙舞弊、任意克扣侵蝕，無賴混充冒入、真正孤貧難得養(yǎng)恤等情況屢見不鮮。為消除官營所帶來的弊端，清朝晚期，地方社會也開始介入養(yǎng)濟院的建設，養(yǎng)濟院的官營色彩漸趨淡薄。

2.普濟堂。因養(yǎng)濟院的收養(yǎng)名額有限，且弊端眾多，日漸衰敗，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為補養(yǎng)濟院不足，清代還出現(xiàn)了另一收養(yǎng)孤貧的機構(gòu)——普濟堂。

最早的普濟堂由地方社會舉辦，“康熙四十五年，京師廣寧門外，士民公建普濟堂，頒發(fā)御制碑文及‘膏澤回春’匾額”。因其成效顯著，且無需政府出資，可補養(yǎng)濟院之不足，得到雍正帝的肯定，并要求地方政府“時加獎勵，以鼓舞之”。在皇帝的號召下，普濟堂建設盛行一時。如河東總督王士俊即命河南省“每一州縣，必于境內(nèi)建造普濟堂一所，多置義田，以溥皇恩，以恤煢獨。限文到一月內(nèi)，鳩工庀材，先將興工日期報查，再廣置義產(chǎn)，續(xù)詳查核。”以此為契機，河南省109個州縣共建立了129所普濟堂，山東省101個州縣衛(wèi)所中也設置了131所普濟堂。這些普濟堂“纖毫不需公項”，完全利用民間資金興建。但乾隆以后，官方開始擔負起創(chuàng)設、資助普濟堂的責任。與此相應，普濟堂在管理方面也出現(xiàn)了變化。早期普濟堂由于開辦經(jīng)費來自地方捐助，所以通常由出資人輪流管理。在官方介入后，普濟堂開始采取聘任制的方式，由官方延請地方紳士管理，如本為民間創(chuàng)立的的蘇州普濟堂轉(zhuǎn)為官督民辦后，在乾隆四十九年，因原管者“經(jīng)理不善，堂務廢弛”，遂仿照江寧普濟堂的方法，延請紳士輪流經(jīng)管。但因官營普濟堂更易滋長弊端，因而太平天國戰(zhàn)爭后重建的普濟堂一般都采取了官民合辦的方式。

普濟堂收養(yǎng)對象是鰥寡孤獨貧病之人，但與養(yǎng)濟院有所區(qū)別。普濟堂以收養(yǎng)貧病老人為主，對收養(yǎng)對象的年齡有特別限定，一般要求至少在50歲以上，浙江省平湖縣則規(guī)定為70歲以上，而養(yǎng)濟院則比較強調(diào)貧困的殘疾之人，平湖縣《普濟堂規(guī)條》中特別強調(diào)：“廢疾目盲，例應歸養(yǎng)濟院者，無庸保呈（進入普濟堂）”。可見普濟堂與養(yǎng)濟院雖都以孤貧為收養(yǎng)對象，卻各有偏重。

3.育嬰堂。育嬰堂是收養(yǎng)棄嬰的機構(gòu)，在清代的民間慈善事業(yè)中，它發(fā)生最早、且最受政府和地方社會重視。在順治二年，太倉州出現(xiàn)了全國最早的育嬰堂，10年以后，向揚州、杭州、高郵等地不斷蔓延。早期的育嬰堂皆由民間自發(fā)辦理，數(shù)量不多，但雍正二年頒布詔書，“再行文各省督撫，轉(zhuǎn)飭有司，勸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若可以照京師（育嬰堂）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fā)而興起矣”[7]（卷269）。以此勸諭詔書為契機，育嬰堂的設立日趨興盛，并開始由城市向鄉(xiāng)村地區(qū)普及，乾隆年間江南各府縣的育嬰堂普及率不低于62.5％[19]。同時，育嬰堂也越來越多地得到官府的指導和扶助，逐漸染上濃厚的官方色彩，演變成官督民辦的慈善機構(gòu)。

4.棲流所與工藝局。流民可以說是最易引發(fā)**的社會群體，因此歷代政府都格外重視。清代還先后設立了收養(yǎng)流民的機構(gòu)——棲流所和工藝局。

早在順治十年，清政府即在京師五城建造棲流所，每處建屋20間[7]（卷869），收養(yǎng)流民。至雍正年間，規(guī)制漸備，如雍正十三年議定：“凡外來無依及病臥街衢者，該坊總甲報官收入該司，坊官按名登記循環(huán)薄，每名日給小米一倉升，煤炭油菜制錢一十五文，隆冬無棉衣者給粗布棉襖一件，每所各募本城誠實民人一名，月給工食五錢，責令看管房屋照料在所流民。若流民患病報官撥醫(yī)調(diào)治，有在所病故及沿途臥斃者，通令報官掩埋官給棺木，每口價銀八錢，埋于義冢。”明確了棲流所的職責及救助措施。

除北京城外，清代各省城州縣多設有棲流所，章程較為完備。棲流所除收養(yǎng)流民外，實際上還有限制流民人身自由的功能，在運營上得到了官府和地方善堂的共同參與，帶有官督民辦的色彩。

隨著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潮東漸”的歷史進程，清政府和部分先進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善堂只事收養(yǎng)的不足，主張改革，重視對所收貧民的技能教育，教、養(yǎng)并重。為此，從光緒二十六年開始，各地開始陸續(xù)推行工藝局，就筆者所見，北京、直隸、河南、山東、江西、四川、貴州、云南、廣東、廣西、湖北、新疆、熱河、吉林、黑龍江、奉天、陜西、山西、甘肅、浙江、江蘇、安徽、福建等處皆有設立。工藝局的功能與棲流所有類似的一面，皆以流民為收容對象，但其與棲流所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僅注意收養(yǎng)，而且重視教給流民工藝，使之可自食其力。

三、結(jié)語

清朝是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保障政策較多地吸取、繼承了歷朝歷代的有效經(jīng)驗，其荒政、養(yǎng)老、養(yǎng)恤貧苦孤殘政策大多為沿襲前代而來。但與前代相比，清代社會保障政策也不無進步之處。清代對流民問題格外重視，設立了專門收養(yǎng)流民的棲流所；清代各種社會保障、慈善機構(gòu)的數(shù)量和普及程度大大超過前代，如江南地區(qū)的育嬰事業(yè)趨于興盛，構(gòu)成了城鄉(xiāng)一體化的育嬰網(wǎng)絡；清代特別注意鼓勵和利用社會力量參與社會保障事業(yè)，出現(xiàn)了多種官督民辦的社會保障機構(gòu)及民間慈善設施。可以說，清代社會保障政策已集歷代之大成，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但是，它仍不能跳出封建窠臼，存在著很大的局限。如保障措施帶有濃重的道德教化色彩；保障的層次較低，集中在保障人們最低生活需要的社會救濟層次上；加上人治社會的局限，各種保障措施不能得到長久有效的運行，往往時興時廢。

清代也是我國近代化的發(fā)端期。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隨著西潮的沖擊和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清代的社會保障政策開始出現(xiàn)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動向，如晚清時期設立的工藝局，便開始對無業(yè)貧民采取就業(yè)培訓的新方法，保障層次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此時的清政府已腐朽不堪、搖搖欲墜，沒有能力完成近代化的歷史使命，制定并實施現(xiàn)代社會保障政策的任務只好留待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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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清代文言小說

第九章 清代文言小說

教學目的：了解《聊齋志異》的作者和版本，掌握小說描寫愛情和揭露科舉制度等方面的內(nèi)容，以及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方法，熟悉《聊齋志異》對后代文言小說的影響。

清代是封建社會的最后時代，也是小說成就最高的時代。王國維先生說過：“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無庸置疑，清代的代表文學樣式是小說，可以說，清代鑄造了中國古代小說的輝煌。具體表現(xiàn)在三大方面：一是小說流派眾多，除了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世情等重要流派之外，又出現(xiàn)了諷刺小說、譴責小說、俠義公案小說等許多流派；二是出現(xiàn)了高峰性小說：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均出現(xiàn)了巔峰之作，《聊齋志異》是古代文言小說的集大成之作，《儒林外史》則是空前絕后的諷刺小說，《紅樓夢》不僅是世情小說的高峰，而且是中國古代小說的高峰；三是小說理論有了飛躍發(fā)展，金圣嘆批《水滸》，張竹坡批點《金瓶梅》，脂硯齋評點《紅樓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以獨特的方式繁榮了小說理論。

《聊齋志異》屬于文言小說。在市民階層崛起、白話小說大行其道的宋元時代，文言小說一蹶不振，每況愈下。明代文言小說的數(shù)量、質(zhì)量均不理想，比較有影響的只有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模仿此書的李昌祺的《剪燈余話》、邵景瞻的《覓燈因話》，簡稱為“剪燈三種”。到清代，小說觀念有了較大突破，愈來愈多的小說評論家充分認識到，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擬話本已經(jīng)成為小說的主流，代表了小說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在文言小說領域，只有生活于清初的蒲松齡，獨辟蹊徑，吸取了魏晉筆記語言精練、唐傳奇風格旖旎、擬話本情節(jié)曲折的優(yōu)點，從而創(chuàng)作出文言小說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聊齋志異》。

第一節(jié)

《聊齋志異》的作者和版本

一、作者

《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

士，山東淄川（山東淄博市）人。蒲松齡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地主家庭，但家道中落。他的父親因家境窘迫和連試不售，便棄儒經(jīng)商，曾積累了一些家業(yè)。但到蒲松齡成人時，已經(jīng)入不敷出，分家后更加貧困。在時代風氣和家庭環(huán)境影響下，他自然走上科舉道路。蒲松齡從小聰明過人，十九歲“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籍籍諸生間”（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然而，他命途多舛，屢試不第。為了生計，大半時間在縉紳人家坐館，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是教書、讀書、寫書，是一位地道的貧寒書生。其間，三十一歲時，曾為江蘇寶應縣知縣孫蕙做過一年時間的幕僚，因不習慣于應酬，次年便辭幕回鄉(xiāng)。迫于家計，他只能一面準備應試，一面設館授徒教學以維持生活。但直到七十歲仍是一名窮秀才。次年援例入貢，四年后死去。他撰寫的一副對聯(lián)說：“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這是他一生執(zhí)著于科舉功名的動力與寫照。對聯(lián)飽含哲理，勸人進取。但他拼搏一生，仍然名落孫山的悲劇還是發(fā)生了。可憐他至死也沒有明白，他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所處的封建社會末期，黑白顛倒，賢愚異位。他的悲劇是社會和時代所決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蒲松齡的思想比較復雜，他數(shù)十年科場拼搏，屢困場屋，懷才不遇。科場的辛酸使他對科舉制度的弊端看得格外清楚，但他并不反對科舉制度本身；他長期混跡于普通群眾之間，對勞動人民的疾苦了解透徹；多年的設帳坐館和短期的幕僚生涯，使他能接觸到下層官吏，所以揭露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腐朽黑暗時，“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題書于山東淄博蒲松齡紀念館）。但他又宣揚封建倫理綱常、因果報應、迷信宿命等腐朽思想，因此其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具有一定的復雜性。《聊齋志異》的內(nèi)容基本上是現(xiàn)實主義的，披上了神話志怪的外衣，以獨特的面貌，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蒲松齡多才多藝，他的詩、詞、戲曲、俚曲、小說等都有一定成就。許多作品的內(nèi)容與風格可以與《聊齋志異》相互印證。他也有些俚曲語言生動通俗，表現(xiàn)出與《聊齋志異》迥然相異的藝術風格，代表了其創(chuàng)作風格的另一面。胡適經(jīng)過考證，認為《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齡，主要理由是其中悍婦的形象與《聊齋志異》所寫的悍婦有相似之處。今天看來，這種證據(jù)顯得蒼白無力，不足憑信。目前這一觀點基本被否定。《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周生到底是誰？有學者在研究，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蒲松齡的這些作品均收錄在路大荒編輯的《蒲松齡集》中；今人盛偉編輯有《蒲松齡全集》。

二、版本

《聊齋志異》的抄本和刻本較多，比較重要的有手稿本、鑄雪齋抄本、青柯亭刻本和三會本。

手稿本系作者晚年手訂，手稿本明確提及所記故事發(fā)生的最晚時間是《夏雪》和《化男》，均發(fā)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作者時年六十七歲。手稿本僅存半部，不分卷，共237篇，其中《豬婆龍》篇重復，《木雕美人》有文無目。手稿本大致按時間先后排列，有助于了解作者的藝術構(gòu)思，以及數(shù)十年創(chuàng)作歷程的變化演進，有很高的版本價值。

鑄雪齋抄本是現(xiàn)存較早、較完整的抄本，是歷城張希杰于乾隆十六年（1751）根據(jù)濟南朱氏抄本（現(xiàn)已佚）過錄的，基本忠實于手稿本。全書分十二卷，收文474篇，其中14篇有目無文。

青柯亭刻本是現(xiàn)存最早的刻本。山東萊陽人趙起杲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分十六卷，共收文425篇。篇目雖不完備，但舉凡《聊齋志異》的重要篇目基本都網(wǎng)羅在內(nèi)，文字與手稿本基本相同，后來的所有選本、評注本皆以此為據(jù)。該刻本對于《聊齋志異》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三會本即會校會注會評本，今人張友鶴編輯。分為十二卷，收文491篇，附錄6篇，凡《聊齋志異》中比較重要的版本異文、注釋、評語，大都匯集于此本內(nèi)，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本子，當然是閱讀、研究的最佳版本。

第二節(jié) 《聊齋志異》的內(nèi)容

《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取材廣泛，內(nèi)容涉及到一個下層文人所能接收到的各種信息，包括當時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思想內(nèi)容比較龐雜。作者性格內(nèi)向，心情壓抑，古鈍清高，愛看書，會看書，平時又細心觀察，廣搜異聞。《聊齋自志》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鄒弢《三借廬筆談》稱其路設煙茶，“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他自云：“集腋成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齋自志》），說明作品是有所寄托的。王士禎詩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則從反面說明其寄托之深。

《聊齋志異》中數(shù)量最多、藝術魅力最大的是對于青年男女愛情的頌歌。難能可貴的是，作品提出了嶄新的愛情觀，既不講究門當戶對，也不要求郎才女貌、富貴榮華。作者反復強調(diào)，男女雙方真誠相愛才是愛情最堅實的基礎。這包含著作者的親身體驗和深刻思考。如，《連城》中的喬生與連城傾心相戀，明知最終與連城不能結(jié)為連理，但仍然愿意割肉為她療病。女父欲酬以千金，喬生堅辭不收，說：“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但得真知我，不諧何害？”《瑞云》中的瑞云是杭城名妓。她不嫌賀生清寒，待之以誠；賀生也視瑞云為知己，但因家道艱難，不能與之結(jié)合。不久，瑞云因偶然事故變得相貌奇丑。就在萬人不齒的時刻，賀生毅然將之贖回作為妻子。他說：“人生所重者知己。”喬生、賀生的形象中，顯然有作者的影子，寄托了作者的愛情理想。又如《鴉頭》中的鴉頭身為妓女，卻有自己的擇偶標準。諸客酬以千金，她未肯俯就；一旦看中了誠實厚道的王文，便毅然與其私奔。夫婦經(jīng)營酒店，辛勤勞作。后被其母強行帶走，日遭痛撻，迫其改嫁。雖被囚幽室，度日如年，仍思念王生。最后歷盡千辛萬苦，才得團聚。作品中的男女都不再以才、貌、身份、地位衡量對方，而傾向于兩情相悅，基本接近現(xiàn)代的愛情觀。其他，如《嬰寧》、《小翠》、《狐諧》等等，都表達了較為進步的愛情觀，謳歌了婦女對封建禮教的反抗。

抨擊科舉制度的黑暗腐朽是《聊齋志異》的又一重要內(nèi)容。蒲松齡在科舉考場上跌爬滾打了半個世紀，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飽嘗其中況味。他滿腹牢騷批判科舉弊端的血淚文字，如匕首投槍，字字見血。《葉生》中的葉生“文章詞賦，冠絕當時”，卻屢試不中，抑郁而終。死后魂隨丁公，教誨其子，連捷高中。“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zhàn)之罪也。”顯然，葉生就是作者的化身，批判的矛頭直指不學無術的考官。《賈奉雉》中的賈生才高八斗而屢試不中。后聽從內(nèi)行勸告，盡選落卷中的拉雜蕪蔓文字，拼湊成篇，“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矣”。然而，憑這幾篇文章，竟然高中。《司文郎》中的王平子、余杭生一起請瞽僧鑒定文章，此僧為前朝名家之鬼，以鼻代目，萬無一失。王生先焚文章，瞽僧稱“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余杭生文章尚未焚完，瞽僧“嗅其余灰，咳逆數(shù)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膈，再焚，則作惡矣。”數(shù)日放榜，王生落第而余杭生高中。瞽僧嘆曰：“仆雖盲于目，而不盲于鼻。簾中人并鼻盲矣。”《考弊司》中外表森嚴、執(zhí)法不茍的鬼王，面對“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石碑，卻要每個秀

才從身上割一塊肉給他，怕痛者則向他要行賄。作品不僅抨擊了試官的昏庸貪婪，對科舉制度毒害下的舉子也作了嘲諷。《雨錢》中的秀才品行不端，想做賊行竊，遭到捉弄。《續(xù)黃梁》中的曾孝廉夢中作宰，私恩必酬，睚眥必報，排斥異己，鬻爵索賄，無惡不作。《嘉平公子》中的舉子錯別字連篇，“恨”寫成“浪”，“花椒”寫成“花菽”，“生姜”寫成“生江”，與他相好的妓女憤而作打油詩云：“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娼。”舉子們胸無點墨，可見一斑。《聊齋志異》中有許多反映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作品。蒲松齡生于明末，五歲時清兵入關，親眼目睹了漢族人民的反抗斗爭和滿清政府的血腥鎮(zhèn)壓。在《公孫九娘》中反映民族矛盾最為深沉。“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萊陽、棲霞兩縣最多。一日俘數(shù)百人，盡戮于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僅用54字，就描繪了一幅清軍鎮(zhèn)壓漢族人民反抗的血腥屠城畫卷。主人公公孫九娘母子被擄，九娘自剄，在陰間生活凄慘，悲歌一曲，“白楊風雨繞孤墳，誰想陽臺更作云？忽啟鏤金箱里看，血腥猶染舊羅裙”。萊陽生本答應為之遷骸骨，終因無法辨認，致九娘抱恨九泉。還有《林四娘》、《亂離》等也反映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反映階級矛盾的篇章更多。《席方平》中的席廉因與富室羊姓有隙，羊死后，賄囑冥使，痛打席廉致死。其子席方平赴冥府告狀，因羊某內(nèi)外賄通，城隍、郡司、冥王均袒護羊某，對席方平用盡酷刑。小說對于官吏的昏庸貪暴，揭露得入木三分。誠如二郎神判詞所云：“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潞令》中的宋國英“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于庭”，他得意洋洋地說：“官雖小，蒞位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商三官》中商士禹被邑豪令家奴打死，兩個兒子上告無門，商三官女扮男裝，終于手刃仇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從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續(xù)黃粱》、《促織》），到諸侯王（《羅剎海市》、《王成》、《八大王》、《聶政》），再到下層官吏，全面深刻地進行了抨擊，表現(xiàn)出大無畏的斗爭精神。

《聊齋志異》還有不少折獄、寓言故事。折獄公案故事有《胭脂》、《詩讞》、《折獄》等，內(nèi)容贊揚注重調(diào)查研究的清官施閏章等，批判了草菅人命的昏官，揭露了封建社會司法腐敗的現(xiàn)實。寓言故事《畫皮》說明看任何人或事物，不能只看外表；而《嶗山道士》則告誡人們學藝切忌淺嘗則止；《武技》的啟示是“滿遭損，謙受益”。

作者的筆觸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描繪了各類人物的生活、思想、言行。

除了官宦、士子、妓女、烈婦、仙狐鬼怪等外，還有悍婦（《江城》）、獵戶（《田七郎》）、強盜（《念秧》）、騙子（《局詐》）、民間藝人（《口技》）、農(nóng)夫（《農(nóng)人》）、屠戶（《狼三則》）、牧民（《牧豎》）、畫匠（《吳門畫工》）、俠客（《宮夢弼》）、商賈（《黃英》）等。有的故事反映外國入侵（《紅毛氈》）、海外交往（《西僧》）、諷刺賣國求榮（《三朝元老》）等。還有不少篇章記載奇聞逸事，如《山市》、《地震》、《海大魚》、《查牙山洞》、《義犬》、《古瓶》等等。

《聊齋志異》也有其局限性。作者見聞有限，交游不廣，對社會矛盾的揭露，感性多于理性，羅列多于分析。他批判科舉制度的種種弊端，但始終沒有懷疑其本質(zhì)。作者還宣揚封建倫理綱常、因果報應，污蔑農(nóng)民起義，這也是其思想意識上的缺陷。

第三節(jié)《聊齋志異》的藝術性

作為古代文言小說的巔峰，《聊齋志異》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魯迅云：“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骨突，知復非人。”（《中國小說史略》第179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作品把花妖狐魅介入現(xiàn)實生活，賦予人格化，形成幽明相間、人妖交織的世界。作品中的花妖狐魅，一般都具有二重性，既具有當時現(xiàn)實生活中的某一類人的特征，同時又帶有濃郁的理想色彩。作者試圖通過披上狐妖外衣的形象，曲折反映現(xiàn)實生活，這樣可以有效地規(guī)避清初盛行的文字獄。從這一意義上說，所有的花妖狐魅，都有現(xiàn)實生活的原型，因而作品應該是現(xiàn)實主義的。另一方面，這些花妖狐魅，又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式的超現(xiàn)實的力量，作者的動機是借助于這些超現(xiàn)實的力量，來實現(xiàn)當時社會生活中不可能實現(xiàn)的理想。從這一意義上說，作品又是浪漫主義的。比如，《席方平》寫誠樸的席廉因得罪了富豪羊某，被羊某死后賄囑陰司榜掠而死；死后，羊某又囑冥間獄吏凌掠席廉。席廉托夢其子席方平，方平魂赴陰府告狀。但上自冥王下到獄吏都被羊某買通，致使席方平備受酷刑，負屈銜冤。但他百折不撓，大義凜然，最終洗怨雪恨。故事雖然寫的是陰司鬼域，其實作者是借陰曹地府，曲折反映陽間人世。作品寫到的鬼魅，從獄吏、郡司、城隍到冥王，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自下而上的司法官員的化身。他們官紳勾結(jié)，貪污納賄，上下串通，官官相護，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司法的腐敗。而為民伸冤、懲處貪官的二郎神則象征了極個別良心未泯、尚能

主持正義的上層官吏。其實，這樣的官吏在現(xiàn)實當中未必存在，他可能只是作者一廂情愿的畫餅充饑罷了。但其思想意義并不能低估，因為它畢竟是廣大勞動人民的理想寄托，讓處于水生火熱中的勞苦大眾看到了一絲光明。作者在《聊齋自志》中說的“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是此意。其他類似的作品均可以作如是觀。

其次，人物形象鮮明，富有個性。《聊齋志異》作為文言短制，自然以刻畫人物形象為指歸。但是在短小的篇幅里，要刻畫鮮明的人物性格，頗有難度，需要相當高的技巧。在《聊齋志異》全書四百九十多篇故事中，絕大多數(shù)篇章有一個或幾個人物形象，全書總?cè)藬?shù)當以百計，但并不給人千人一面的感覺。這主要得力于作者的寫作技巧。

《聊齋志異》善于抓住人物出奇的不尋常舉動，描寫人物的個性特征，塑造獨特的藝術形象。比如寫反對封建禮教傳統(tǒng)的年輕女性，就各有奇招。《嬰寧》中的嬰寧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笑不絕口，蔑視封建禮教，連舉行婚禮時也笑得前仰后合。《連城》中的連城體弱多病，而心有所屬。面對反復無常的家長，她靜觀其變，終于找到了生死知己。《小翠》中的小翠喜歡游戲，愛開玩笑，瘋瘋傻傻，毫無顧忌。她竟敢用舊袍敗絮做了一套皇帝的服裝讓丈夫穿上，視大逆不道的滅族舉動如兒戲，將權(quán)臣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能穩(wěn)坐釣魚臺。《狐諧》中的狐娘子不避男女之大防，諸男友“數(shù)日必一來，索狐笑罵”，聰穎異常的狐女常常弄得諸客不勝難堪。他們之間表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真摯的友誼，滑稽中見端莊，真誠而有趣味，是健康、有益、自然的正常交際。這在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社會，無疑顯得石破天驚。同樣寫妓女渴望正常的愛情生活也面目各異。鴉頭身為妓女卻有自己的擇偶標準，看中了一個誠實厚道的人，便決然與其私奔。夫婦自食其力，經(jīng)營酒店。細侯是一位癡情剛烈的妓女，為了愛情，竟然破釜沉舟，殺子私奔。瑞云是杭城名妓，但不嫌賀生貧窮寒酸，待之以誠，視為知己。這些做法當然不全部值得肯定，“殺子私奔”就不可取，因為“私奔”不一定要以“殺子”為前提；但還是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人所重者知己”的道理，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反封建禮教的意義。此外，寫復仇女性也形態(tài)各殊。《商三官》中商三官鑒于兩位哥哥的無能，精心籌劃，以演戲為掩護，手刃仇家，終于為父報仇；《俠女》中的無名俠女矢志復仇。為了報仇雪恨，她隱姓埋名，忍辱負重，四處查訪，終于如愿以償。

《聊齋志異》還善于通過社會上蕓蕓眾生的特殊癖好寫活人物形象，如《書癡》寫書呆子，《酒狂》寫酒徒，《石清虛》寫石迷，《阿寶》寫情癡，《鴝鵒》寫鳥迷，《黃英》寫菊花癖等等，典型反地映了封建社會末期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五彩斑斕的社會生活。

在古代長篇白話章回小說中，能寫出人物性格復雜性的只有《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寥寥幾部。在文言短制中寫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更加不易。《聊齋志異》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典范，有些篇章在一定程度上刻畫出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復雜性。《俠女》中的俠女英姿豪爽，工于心計，有俠客往來無跡、快意恩仇、行俠仗義的一面；對顧母的柔順孝敬、對顧生的曲意愛戀，又顯示出其舊時女性溫柔善良等本色的一面；顯得血肉豐滿，真實感人。《黃英》中的黃英美貌聰明，端莊大方，具有高超的藝菊本領；但又不脫商人本性，她所賣之菊雖漂亮，但過一年就變種，“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于陶”。其所作所為，表現(xiàn)出幾分商人的奸詐。

再次，《聊齋志異》善于運用矛盾沖突、精于細節(jié)描寫，擅長營造曲折離奇的生動情節(jié)，故事騰挪跌宕，引人入勝。《促織》寫由于皇帝愛好斗蟋蟀，地方官吏獻媚取寵，借機勒索，“每責一頭，則傾數(shù)家之產(chǎn)”。成名因為買不起應征的蟋蟀，受盡官府杖責，奄奄待斃。后歷盡艱辛捕得一頭，先是一喜；但天有不測風云，蟋蟀卻不幸被兒子弄死，情節(jié)陡轉(zhuǎn)，又是一悲。小說中寫到：

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yè)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復算耳。”兒涕而出。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復聊賴。（引文見三會本《聊齋志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兒子懼怕，告訴母親，遭大罵；又懼怕父親嚴責，投井而死，更是悲上加悲。為了一只蟋蟀，搭上兒子一條性命。對于一般家庭，無異于滅頂之災。作品對于“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劇，在不動聲色的描寫中揭露得痛快淋漓。這時峰回路轉(zhuǎn)，先是成名的兒子復活，一喜；接著，其靈魂化為一只輕捷善斗的蟋蟀，挽救了全家瀕臨毀滅的命運，二喜；這只蟋蟀被獻入宮廷，得到皇帝的歡心，府臣縣宰獲得封賞，三喜。其實成名一家驚魂未定，心有余悸，笑不出來，但作者幾度狂喜、幾度悲傷的情節(jié)安排是巧妙的，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罪行的揭露是深刻的。其中，“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的細節(jié)描摹，富于生活氣息，非常真實感人。

《王桂庵》寫王桂庵在江上初逢蕓娘，后沿江尋訪，苦于不見。不料偶入一江村，卻意外地再見蕓娘。卻又由于一句戲言，致使蕓娘投江。經(jīng)年后自河南返家，途中又驀然見蕓娘并未死亡，猶然在世。好事多磨，節(jié)外生枝，幾起幾落，妙趣橫生，真有山窮水盡，柳暗花明之趣。王桂庵與蕓娘初見面的幾個細節(jié)很傳神。起初是王桂庵故意高聲朗誦詩歌挑逗蕓娘，蕓娘“似解其為己者，略舉首以斜視之”。接著，王桂庵投以金錠，蕓娘“拾棄之”。嗣后，王桂庵再投以金鐲，蕓娘“操業(yè)不顧”。正在此時，其父歸來，她“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文字洗練，景象如繪，蕓娘多情、持重、機靈的性格栩栩如生。

《西湖主》寫陳弼教在洞庭湖遇風翻船落水，浮水登崖，誤入湖君妃子的禁苑、殿閣，本有犯駕當死之虞。后在花叢中又私窺了公主，不禁著了迷，又撿到公主失落的紅巾，他膽大包天，在紅巾上題詩一首。公主派來尋覓紅巾的女子發(fā)現(xiàn)了他，陳弼教簡直到了行將被逮、必死無疑的境地。

（女子）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涂鴉若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皇持巾去。（引文見三會本《聊齋志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至此，讀者暗暗為陳生捏了一把汗。但當該女子第二次出來時，卻報告了“公主看巾三四遍，囅然無怒容”的消息。過了一會，該女子又來送酒食，讀者松了口氣。但“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正當令人茫然之際，又傳言有多言者泄其事于王妃，王妃見巾大怒，接著是“持索數(shù)人，洶洶入戶”，陳生命在旦夕。然而，此時又出現(xiàn)了意外：

內(nèi)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反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引文見三會本《聊齋志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卻又陡然化險為夷、轉(zhuǎn)兇為吉。最終，陳生成為湖君的乘龍快婿。原來陳生曾在洞庭湖放生過一只被捕的豬婆龍，龍即王妃，婢即銜龍尾同時遇難的小魚，故有此報。小說情節(jié)變幻莫測，步步扣人心弦。其中龍女看巾的幾個細節(jié)描繪，值得稱道。

最后，《聊齋志異》詞匯豐富，語言精練。作者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古代文學語言，又能適當吸收、提煉當時的口語，俗語、方言的運用頗見特色。在單行奇句中，間用駢語儷句，典雅工麗而又生動活潑，富有形象性和表現(xiàn)力。文言小說能熟練、自如、協(xié)調(diào)地運用俗語、方言，更體現(xiàn)了作者駕馭語言的能力和語言運用的成就。請看《聊齋志異》翩翩與花城娘子的一段對話：

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將來？”曰：“方嗚之，睡卻矣。·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跡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斷腸矣。”女亦起曰：“貪引她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引文見三會本《聊齋志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其他，在《邵女》、《仙人島》、《口技》、《閻王》、《嬰寧》等篇中，均有出彩的人物對話。但是，作者有時在“異史氏曰”的“論贊”和一些四六文中，如《席方平》中的判詞，逞才使氣，大量用典，影響了語言的鮮明生動，破壞了文章的和諧統(tǒng)一。

第四節(jié)

清代其他文言小說

《聊齋志異》問世之后，文言小說大量涌現(xiàn)，無不受其滋潤。其中最著名的是袁枚《子不語》和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堪稱與《聊齋志異》鼎足而三。

一、袁枚《子不語》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晚號隨園老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二十四歲中進士，入翰林，做過溧水、沭陽、江寧等地的知縣。三十三歲后，退職定居于南京小倉山，致力于教學和創(chuàng)作。其創(chuàng)作以詩文為主，創(chuàng)性靈一派，為“乾隆三大家”之一。也創(chuàng)作文言小說，有《子不語》及《續(xù)子不語》。

《子不語》書名出自《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后見元代小說中已有用《子不語》作書名的，便將此書名改為《新齊諧》，取自《莊子·逍遙游》“齊諧者，志怪者也”。注明此書性質(zhì)是記奇詭神怪之事。《子不語》全書二十四卷，《續(xù)子不語》十卷。

《子不語》內(nèi)容廣泛，涉及社會各個層面。有的作品揭露貪官污吏，諷刺世俗的澆薄。如卷十五《鬼寶塔》寫邱老因天熱坐戶外算帳，月色朦朧，見人影晃動。注目視之，連見十二影，皆美婦；轉(zhuǎn)眼間，這些美婦皆變成猙獰鬼。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復，極象目下人情世態(tài)。”有的尖刻嘲弄鄭康成、孔穎達注經(jīng)的穿鑿附會，抨擊程朱理學的空疏。小說對女性女色的觀點具有進步性，《續(xù)子不語》卷二《沙彌思老虎》值得一讀：

五臺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五歲。五臺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后十余年，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則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舍他不得。（引文見”袁枚《續(xù)子不語》，岳麓書社 1986年版。）

還有不少不怕鬼的故事，如卷十九《觀音作別》、卷二十《成神不必賢人》等卷十七《射天箭》中寫一人平素喜歡對空射箭，有一次竟射中太陽神的屁股。可以想見是些什么神了。作者用筆輕靈，敘事通暢。娓娓道來，毫不費力。時見松散油滑，過于率意。

二、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紀昀（1724—1805）字曉嵐，又字春帆，自號觀弈道人，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少即博聞強識，穎悟過人。三十一歲中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讀學士，總纂《四庫全書》，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提要》抉隱發(fā)微，指瑕摘疵，多中肯綮，對于我國學術文化作出了貢獻，在文學批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其他

著作不多。《閱微草堂筆記》是他晚年著作，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嘉慶三年（1798）的十年間陸續(xù)寫成，包括《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妄聽之》、《灤陽續(xù)錄》五種二十四卷。嘉慶五年（1800）其門人盛時彥將其合刊，名為《閱微草堂筆記》。紀昀批評《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指摘其傳奇式的志怪，當為的評。紀昀是大學問家，閱歷豐富，才華橫溢。其《閱微草堂筆記》有意與《聊齋志異》對立，向筆記雜錄靠攏，記敘見聞，結(jié)撰故事，辯證史地訛誤，發(fā)表議論。雖然思想保守，記載神鬼怪異常常寄寓綱常禮教，但時有可觀。魯迅說：“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證，亦有灼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但遠不足與《聊齋志異》相頡頏。

《閱微草堂筆記》有些作品反映人民疾苦。《灤陽消夏錄》卷二記載崇禎末年河南、山東大旱，竟至以人為食，“婦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刲羊豕”。《如是我聞》卷二也有人吃人的記載，令人不忍卒讀。有些作品則揭露吏治的腐敗、官僚的貪贓枉法。《灤陽消夏錄》中說：“其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針對清官，他提出“無功即有罪”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也有描述、嘲弄世俗風尚的筆墨，如《姑妄聽之》卷一記一扶乩大師，為前朝圍棋高手，卻不敢與今人對弈，旨在諷刺當今風氣日薄，人心日巧。還有的作品抨擊程朱理學和虛偽道學，《姑妄聽之》卷二記一老儒，對學生極嚴，負端方之名，而帳內(nèi)暗藏一名妓女。《閱微草堂筆記》還間雜考證，《如是我聞》卷三證明《西游記》中有明制，故非元代丘處機作。書中還描繪西域風光、習俗，《灤陽續(xù)錄》中描寫塞外風光，自有特色，文筆優(yōu)美。《閱微草堂筆記》糟粕不少，如不遺余力地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綱常、蔑視白話小說等。藝術上，人物蒼白，情節(jié)單薄，有的既無人物，也無情節(jié)，有的通篇議論，不足稱以小說。

清代其他文言小說還有樂鈞《耳食錄》、沈起鳳《諧鐸》、和幫額《夜譚隨錄》、長白浩歌子《熒窗異草》、宣鼎《夜雨秋燈錄》、俞樾《右臺仙館筆記》、《耳郵》、王韜《淞隱漫錄》等。

思考題

1．《聊齋志異》中愛情描寫表現(xiàn)出怎么樣的愛情觀？舉例說明。2．《聊齋志異》暴露了封建科舉制度哪些方面的弊端？

3．《聊齋志異》是如何刻畫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的？

4．你認為《聊齋志異》最出色的女性形象為誰？請加以分析。5．《聊齋志異》有何思想局限性？

6．袁枚《續(xù)子不語》卷二《沙彌思老虎》的進步意義表現(xiàn)在哪里？請寫一篇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