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代民族經濟法述論 清代民族經濟法述論 清代民族經濟法述論

有清一代的法制，既是中國整個封建時代法制的集大成者和總結者，也是中國近現代法制的開啟者和傳承者。與前朝法制資料失散、匱缺之狀況相比，清代法制資料浩瀚如海，“史料

詳備，脈絡清晰，是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法制史的圭臬” 清代民族經濟法，入關前的民族經濟法

以入關前作為時間界限的意義在于：其一，統一的全國政權未建立，但已經制定了一系

列促進滿族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律，這些法律是清代法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納入少數民族中

央政權民族經濟法的范疇予以論證。其二，這些法律主要適用于本民族，盡管它體現在對其他

民族的經濟關系方面。這一時期的民族經濟法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經濟發展法

滿族統治者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深諳經濟發展是立國之根本。為此，早在努爾哈赤時

代，就十分重視用法律手段保護新生的經濟關系，促進滿族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方面的法律

規范之總和，就是經濟發展法。法律規定，“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官牛錄章京，小撥

什庫等俱治罪”。禁止王公貴族“擾害人民，蹂踐田園，傷殘牲畜” ；禁止隨意宰殺牛馬騾驢，以保護農業生產力。實行按丁分配國有土地的制度，“每丁給田五日，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從此出”。允許糧食自由買賣，并實行納粟贖罪制度。“獲罪之人，無銀納贖，愿輸糧者，準依時價算收。有余糧愿助者，量給獎賞。愿賣者許其自糶”。這些法律規定，對保障農業

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當然，它們也是社會大變動的產物，它表明和記載著封建經濟關系的要

求。

〈2〉經濟貿易法

后金政權為了規制日益發展的商業經濟貿易，規定了一系列經濟貿易法。在市場管理方

面，下令開店的諸申和尼基，要把店主的姓名刻在石頭或木頭上，立在店前，否則，將予以治

罪。同時，禁止“行商”游走，擾亂秩序。為此諭令戶部：“自今以后，若別旗地方貿易及街

市往來貿易等人有為盜者，昔令本主連坐。既為貿易之主，即有約束之責，……自八家以下，滿州、蒙古、漢人官員人等，各令家中閑散人俱歸屯居住，牛錄章京及家長各嚴加稽察。” 在貿易價格和稅收方面，命令給各種貿易物品定價，對于蒙古人販的牲畜，皮毛、布匹的價格，規定違背價格，多給的錢不能私收，否則，將沒收多給的部分，并給當事人定罪處罰。表明后

金政權加強了對貿易活動的干預。同時，對于市場上貿易的對象，抽取稅收，并規定了嚴格的處罰。

總之，入關之前實施經濟法律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為清入關

統一全國起到了一定作用。

統一穩定期間的民族經濟法

從1644年清軍入關到1840年鴉片戰爭，為清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穩定時期，王朝在全

國建立了統一的法制，其民族經濟立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立法數量上看，許多重要法典和單行法中都包含有民族經濟法規范。清朝統一全國以來，十分重視用統一的法制來實施專制統治。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

于元，而極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反映在法制上，普遍適用的法律如《大清律例》

之戶律、刑律，《康熙令典》中關于貢賦、錢幣之規定，《欽定戶部漕運全書》等法律中，均有

關于民族經濟法之規定。反映了清王朝努力推進統一法制之努力。清王朝還制定了許多專門的民族法，這些民族法針對不同的少數民族作出法律規制，內容詳備，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屬于

民族經濟法范疇。《蒙古律例》主要適用于蒙古族居住的地區，其中的“戶口差徭門”對差役

徭役和戶口管理作出規定，“朝貢門”有關于朝貢的事項，“邊境卡哨門”對貿易往來作出規定。

《理藩院則例》以《蒙古律例》為基礎修訂而成，其中有關于戶口管理、地畝、倉儲、征賦、朝覲、貢輸等民族經濟法內容，而且將其由原來的僅適用于蒙古地區的蒙古族擴大到適用于西

藏、青海地區的蒙古族以及藏族，這也反映出清王朝在千差萬別的客觀條件下追求法制統一的決心，實屬難得。《回疆則例》繼承了清初確認的“伯克”制度，對回疆地區的度量衡、貨幣、貿易和賦稅、差役作了專門規定。另外，《西寧青海番夷成例》和《苗例》中均包含大量的民

族經濟法規定。從內容看，以經濟發展法、賦稅法和經濟貿易法為主。

清初，為了保護“國家肇興之地”──東北，清王朝頒布了一系列封禁令，禁止漢族人進

入東北墾殖。但對蒙古地區，則極力發展農業生產，清圣祖諭曰：“朕巡幸所經，貝教漢及奈

曼諸部田土甚嘉，百谷可種……其向種谷之地不可牧馬，未曾懇耕者，今教漢、奈曼蒙古捕魚

為業者眾，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從”。由于“教彼耕種，亦甚緊要”，于是派人教蒙

古人從事農業生產。其實，清兵南征后，迫使大批漢民逃往蒙古地區，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一些蒙古王公，也招募漢族農民開墾種植，收取地租，使蒙古地區的農業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

而清王朝的發展農業經濟之法律，順應了這種客觀要求。到嘉慶十九年（1814年），頒行《試

墾章程》，說明法律在保障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日漸重要，清王朝也更加重視對經濟法手段的適用。在賦稅方面，清王朝對落后貧困的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減免賦稅和賑濟制度。康熙二

十二年（1683年），諭戶部曰：“黔省為滇南孔道，地瘠民貧 ……所有本年秋冬及來年春夏應

征地丁正項錢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