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清代宦官制度
淺談清代宦官制度
歷史文化學院 09級2班
朱恩會
209012530
宦官,已成太監,文書上稱為很多,例如閹人,閹臣,宦者,中官,內官,內侍,內監等,是中國古代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先秦和西漢時期并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則全為被閹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據《后漢書·宦官列傳序》記載,我國先秦和西漢時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才全部用閹人。“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用調他士”。這是由于在皇宮內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宮女等,女眷較多,難免會發生穢亂宮帷的事,所以決不允許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宮中當差。
在封建社會消亡之前看,沒有與宦官的時代不多,太監作為皇帝和后妃的仆役,支撐著皇家宮廷的金碧輝煌,成就了皇宮內統治者優裕舒適的生活條件。宦官制度是封建專制的產物,是統治階級對窮苦勞動人民的殘酷壓榨。由于太監不僅涉足于王公貴族的日常生活,而且或多或少的接觸復雜的政治斗爭,所以當中不乏專橫暴虐這結黨營私蒙蔽圣聽,殘害忠良。中國古代歷代的衰亡大都與太監作亂有關。而且漢,唐,明三朝的覆滅就與宦官專權有直接關系。這些人雖數量不多,但殘忍狠毒,狡黠陰險,危害性極強。我想這不僅與外部條件有關,更是由于他們生理殘缺所造成的心理畸形。
鑒于宦官勢力膨脹危害極大,故歷朝都有些許限制宦官的規定。然而在朝代后期,皇帝一旦沒有威信或者過于幼小,都會依賴于其一起生活的太監。生活上的依賴一旦升級為心理依賴,后果不堪設想。宦官專權時期往往是一個朝代最為黑暗的時期。宦官主演過一幕幕禍國殃民的慘劇,其中以明朝最甚,成化年間的汪直,武宗時期的劉瑾,熹宗時期的魏忠賢等,他們權傾朝野,專橫跋扈,加劇了明朝的腐敗,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鑒于明朝宦官為害之烈,清朝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改革了明朝臃腫的太監機構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宮規宮法。清初規定宦官鬼內務府管轄,具體由敬事房管轄。敬事房亦稱宮殿兼辦處,設總管,副總管,帶班首領,御前太監,殿上太監,一般太監和下層打掃處大小太監之分。發展至清代末期,太監等級更加復雜,在宮殿監中就有總管,首領,掌案,回事和大小太監之分。在各處所中又有領班,大師傅,師傅,帶班,陳人,徒弟之別等等。如此層層節制,一級壓一級,統治的十分嚴密,而總監并不大過四級官職。裁明代“二十四衙門”為“十三衙門”,人數大幅度縮減,順治時設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間增至三千余人,直至清末過此數。宦官升遷由內務府移文吏部決定,宦官犯法,內務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順治帝仿朱元璋舊制,鑄鐵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規定凡有不法行為,均凌遲處死。些措施得到了較好的貫徹,雖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寵臣安德海李蓮英等屢犯例禁,朝臣為之側目,終未出現漢唐明宦官專權的現象。
例如,公元1813年,爆發李文成,林清理教起義,宮內太監劉金、劉德才、楊進忠等在入宮前即是天理教徒,他們準備里應外合,一舉推翻清王朝。起義失敗后,劉金等人被殺害。經此變故,清廷對宦官的約束更加嚴格,規定宦官一經當差,就不準回本主私宅。違者都要嚴懲,杖斃宦官時有發生。這時,宦官們的地位很低,管束又嚴,生活困苦,反抗行為也在所難免。
清朝后期,朝廷內憂外患的同時出現了母后垂簾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現了像安德海,李蓮英等大宦官,雖然沒有如前朝一樣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但這些大宦官們也曾經威風一時。
安德海是清咸豐帝時的太監總管。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勢,安德海與權力欲極為旺盛的懿貴妃相互勾結。適逢咸豐帝病死在熱河,遺詔載垣、肅順等人為顧命八大臣,輔佐皇子載淳。已經晉升“西太后”的懿貴妃企圖制服八大臣,實現自己專權的目的,急需聯絡遠在京城的恭親王。安德海獻苦肉計,被打得皮開肉綻后被趕回京師,正好成為與恭親王通氣之人。安德海還聯絡了手握京城兵權的勝保等武官對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親王與勝保等人強有力的支持下顧命大臣或被殺或被斥,西太后政變成功。
西太后掌權后,安德海又幫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為議政王的恭親王奕的職務。至此,清廷中已無人能與西太后爭鋒。大權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專橫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趨,不僅不敬畏皇帝,反而經常在太后面前說皇帝的壞話。對安德海充滿仇恨的同治帝,因為安德海是太后的紅人,也無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為太后采辦龍衣織料為名,在太后的默許下出宮。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隨便出京的,擅出都門者就地處斬。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撐腰,耀武揚威地離開京城,與隨從乘坐兩條大船,冒名欽差,掛著“奉旨欽差”、“采辦龍袍”的條幅,順京杭大運河南下,很快到達了山東的德州。
山東巡撫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發現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當時西太后正在生病,這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勢力提供了大好的時機。山東巡撫果斷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還有恃無恐,聲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宮辦差。決心已定的山東巡撫以“太監私自出宮,違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詐無疑”為由,處死安德海。
由此可見,清朝的宦官制度雖然過于殘忍無情,對于盡心盡力服侍自己的太監們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是殘酷的剝削,但它極大地防止了宦官專權,為保障政治的清明,人民的安居樂業,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說是犧牲了受部分人的利益,保證了大多數人的生存權利,也是無可厚非的。
第二篇:中國古代宦官制度
中國古代宦官制度
中國封建社會里皇宮中專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特有產物。歷史上多次發生宦官專權、干預朝政,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有重要影響。
沿革 宦官指經過閹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進入皇宮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員,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來源不一,有自宮,因罪被宮,進貢,拐賣、挑選后被強行閹割而成等。史書上對宦官稱謂很多,如以曾經閹割稱為閹宦、刑臣,以任職宮中稱為內侍、中官,以官職稱為軍容、太監,以服飾稱為貂,尊之為公公,貶之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禮》中對帶有各種職銜的宦官的人數、職掌已有明確記載。這時宦官人數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擔負看守宮門、傳達命令、侍奉起居等雜役,地位低賤。但由于宦官侍君側,容易得到君王的寵信,能對君王施加某些影響,甚至參與政治。春秋戰國時,齊豎刁、宋伊戾等個別宦官開始擠入統治者的行列,參與政治活動。秦漢時,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加強,宦官制度也在強化,對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宮內范圍,正式進入政治領域。秦朝宦官趙高任中丞相,勢力足以總攬朝政,策動廢立。漢朝宦官擔任的中書謁者令、中常侍均擁有丞相之實權。但從制度上來說,宦官仍屬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監督。東漢以后,內官職屬全部由宦官擔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樣享有俸祿、食邑、食租。從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權力體系,成為一種特殊的、干預國家政治的勢力。“宦官”一詞亦正式見于《后漢書》。和帝以后,幼帝頻更,母后臨朝,導致外戚、宦官輪流執政。在權力斗爭中,宦官集團得勝,出現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勢力遍于各州郡,禁軍亦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晉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訓,歷代對宦官干政均有嚴格限制,但都由于沒有觸動宦官制度而終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決一般政事,監軍、統兵出征。安史之亂后,宦官擔任的樞密使可代替皇帝裁決政務,宦官還出任兵部尚書、觀軍容使,統領神策軍,充當節度使等,宦官典軍成為定制。其勢力的強大,以致唐朝后期從肅宗到昭宗十三帝,無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謂“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皇帝與官僚聯合反宦官的斗爭,“二王八司馬事件”、“甘露之變”均以朝官慘敗而告終。宋朝童貫掌兵權20年,有“媼相”之稱。元朝的侍衛制度雖不利于宦官竊權,但仍有宦官插手廢立。
明朝皇權空前膨脹,宦官制度發展到頂點,其機構的龐雜,人員的冗濫,為史上僅見。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如元輔”;秉筆太監可代皇帝批,實權凌駕于內閣首輔之上。明朝后期,閣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見司禮大。掌管東廠的司禮監太監“權如總憲”,東廠作為“朝廷心腹”,可以偵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滅亡前夕,城防大權全部由宦官掌握,終至開門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構成對皇權的威脅,顯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劉瑾、“九千歲”魏忠賢,其命運仍操縱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較嚴格,規定不準領軍,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權力系統。宦官干政的程度已遠遜于前朝。
歷代宦官機構設置 宦官員額在各朝均無嚴格的限制,其統屬、機構設置、職掌,歷代繁簡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時稱巷伯、司宮、寺人等。戰國趙有宦者令,秦有監。秦漢時有宦者令,屬少府。東漢以后,由宦官擔任的職務有:中常侍、小黃門、黃門令、黃門、畫室、玉堂、丙等署長、中黃門冗從仆射,中黃門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鉤盾等令。皇后官屬大長秋以下,太后官屬長信、長樂少府,全部用宦官,屬少府。南朝梁宦官屬大長秋。北齊有長秋寺掌諸宮閣;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內侍省。隋朝內侍省設內侍、內常侍等,領內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仆、內府等局。大業三年(607),改內侍省為長秋監,參用士人。唐朝內侍省又稱內侍監、司宮臺、北司,全部用宦者,設監、少監、內侍等,下屬掖庭、宮闈、奚官、內仆、內府等局。宋朝于內侍省外增置更為親近的人入內內侍省,稱前后省。南宋時合并為入內內侍省,職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稱有內客省、延福宮等使。元豐改制改為通侍、正侍等大夫。遼內省有內省使、副使等。內侍省有黃門令、內謁者等。金朝內侍省隸屬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總數最多時達到10萬,宦官機構有二十四衙門,即司禮等十二監,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內府供用諸庫,甲字等十庫,御酒、御藥等房,盔甲、安民等廠,提督東、西廠,京營。二十四衙門的太監還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備、織造、鎮守、市舶、監督倉場、諸陵神宮監,以及監軍、采辦、糧稅、礦稅、關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為十三衙門,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稱宮殿監辦事處)辦理宮內一切事務,隸屬內務府。宦官以總管太監、首領太監為首。
產生的原因和特點 中國封建君主集權制的產生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延續,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國封建社會充分發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點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專制政治的必然產物。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皇位實行宗法世襲制。帝王設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眾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員,又要確保自己家天下血統的純潔性。皇帝時刻防范臣下不忠,擔心皇位被篡,深居宮禁,成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聽命于他。他們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后代,必然緊緊依附于皇權,不會成為皇權的威脅。故宦官在歷史上的亂政雖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卻與封建王朝相始終。
② 宦官專權是皇權的異化,皇權的旁落。皇帝獨攬大權,如隨侍君側的宦官操縱皇帝,便控制了國家的政柄。歷史上,宦官專權往往出現于皇帝昏庸、幼主臨朝、母后主政之時。隨著封建專制主義走向頂峰,宦官專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來越加深。秦漢時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權,唐朝以后進一步控制軍權,明朝則從中央到地方、軍政刑財獄無所不包。宦官專權與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化密切相關。它往往促使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更加尖銳劇烈,導致或加速農民起義的爆發,使舊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專政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總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權力和財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會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級森嚴,在充滿利害傾軋的環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寵,一旦得勢,則以殘害臣民作為補償;宦官缺乏儒學的熏陶,只知仗勢求個人眼前之利,不顧國家長治久安;他們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監察,他們擅權往往比官僚擅權為禍更烈。
④ 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彈性,宦官職務的考核、升降、俸祿待遇、職掌雖有一般規定,實際上并未嚴格遵行。宦官雖然有官品,實際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極少數宮外有第宅,年老被恩準退休外,大多數均衣食于內庭,終身供職。生殺予奪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為宮廷派系斗爭的犧牲品。
第三篇:清代盟旗制度
清代盟旗制度
明代后期,南遷到遼寧西北部的兀良哈三衛蒙古人,同遷入當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爾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穩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體為蒙郭勒津人)之稱納入清朝的統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區實行盟旗制的統治,在遼寧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區,也實行盟旗制。后金天聰三年(1629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領蘇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領下歸附后金。天聰九年(1635年),后金將喀喇沁部編為左右二翼旗,封蘇布地之子固魯思齊布為札薩克(旗長),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為札薩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設于官大海,后遷公營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南公營子)。
原駐牧于歸化城(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附近地區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孫噶爾圖統領,為避林丹汗部的侵擾,由歸化城附近東遷,與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東移于喀喇沁部之東(遼寧省朝陽縣、北票縣、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一帶)。為區別于故地歸化城的土默特部,稱東土默特。后金天聰二年噶爾圖之子鄂木克楚琥爾率部歸附后金,于天聰九年,后金封鄂木克楚琥爾為札薩克,收所部駐牧之地編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爾死,由其子固穆承襲札薩克職。
元臣兀良哈人濟拉瑪后裔莽古爾岱,率所部從喀喇沁部徙居東土默特駐牧地東(約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一帶),并統領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聰三年,莽古爾岱之孫善巴所部歸附后金。天聰九年,后金將善巴所部的駐牧地編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為旗札薩克。
由喀喇沁兩翼旗和土默特兩翼旗組成一個“盟”。因四旗開始會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圖(在朝陽縣境內)地方,故名卓索圖盟,為清代內蒙古六盟之一。盟設盟長1人,副盟長1人,由理藩院從盟內札薩克或閑散王公中選出,奏請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設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圖盟管轄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爾喀左翼旗、錫埒圖庫倫旗也歸卓索圖盟管轄。各旗札薩克必須嚴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許相互越界,調整牧地需經朝廷允許指定,札薩克和盟長均無權分封領地。
在遼寧省境內各旗駐牧地區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陽縣、北票縣一帶,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阜新市區和郊區一帶,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和建昌縣等地區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縣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貴族不斷招來漢民墾耕土地.關內一些地區的漢人出關謀生,清政府也實行“借地養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漢人流入遼寧境內蒙古人駐牧地區,并定居下來。清政府為蒙漢分治,于乾隆蘭年(1738年)設塔子溝廳(廳址在今凌源縣),管轄漢民,其地蒙古人仍歸各旗管轄。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又將塔子溝廳一分為二。東部,在朝陽縣內增設三座塔廳,管理朝陽縣、北票縣及阜新等地區的漢民l西部仍歸塔子溝廳,管轄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建平、建昌一帶漢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廳”建縣,撤塔子溝廳建立建昌縣(凌源境內),撤三座塔廳建朝陽縣。二縣專司漢民政令,蒙古族仍歸各旗管轄。在二縣內專設“三堂”,由滿、蒙、漢各一官員組成,專理蒙、漢民糾紛案件。光緒三十年(1904年),升朝陽縣為朝陽府,另將建昌縣和平泉縣(屬河北省)各劃出一部,設建平縣(取二縣名的首字的新縣名)。光緒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內再設阜新縣,實行旗縣并立,蒙、漢分治制度。朝陽、建昌、建平、阜新和綏東五縣均隸朝陽府。
盟旗制的組織關系。“盟”是旗的會盟組織,合數旗而成,但非一級行政機構,只是清廷對盟內各旗的監督組織。各札薩克定期會盟,由盟長主持,審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編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時的武備情況也要到會盟地接受檢閱。戰時,盟長帶領各旗兵丁出征。盟長無權干涉各旗的政事或發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現難解決的民、刑案件時,會同札薩克審理。
“旗”是清政府依據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會統治制度的基礎上,調整或分封牧地后編立的,是清朝統治蒙古族地區基本軍政合一的單位。旗札薩克(旗長)是由清政府從蒙古族王公貴族(王、貝勒、貝子、塔布囊)中選任,為一旗之主。平時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稅等事務。戰時,征調一旗軍隊參戰。札薩克下設協理臺胄(蒙古語稱“圖斯拉格齊”)2入,協助札薩克管理旗務,協理臺吉之下設管旗章京(蒙古語稱“札合日格齊”),負責處理和監督全旗政令的實施、兵務和法律執行情況,管旗章京下設梅林,分為管旗、印務、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內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務。印務梅林主管旗署(或稱王府)內的印、文書檔案,草擬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務、兵營、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設參領若干名,每一參領分管旗下佐領4至6人。此外,旗署內還有筆帖式若干,為文書職務。
旗以下設“佐”若干(佐或稱“箭”,蒙古語稱“蘇木”)。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編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設“佐領”(或稱“箭長”,蒙古語稱作“蘇木章京”),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薩克之命,審定所屬人丁,征收一佐課稅,為旗征調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糾紛,也為王府派遣護衛和傳遞信件等。每佐在佐領之下設驍騎校1員、領催6員,協助佐領辦理一佐事務。佐領一般為4至6名,上受旗參領管轄,如清道光年間,喀喇沁左翼旗有參領9員,管理旗下53名佐領,全旗有驍騎校53員、領催318員。
在佐之下,每10民戶設一“什長”,為旗內最低一級之官,受佐領之命,管理民戶。
旗內成年男子都要經過審丁。一般規定,年18到60為丁口,逐年審定造冊。蒙古族丁口除當喇嘛、廟丁和王公貴族家丁外,都要編入丁冊。每佐150丁,選50丁當兵,余百丁為“附丁”,即為預備兵,平時勞動和習武,候選充兵。
清代康熙年間,清政府調派八旗蒙古軍隊到盛京等地駐防,稱“駐防八旗蒙古”。又撥一部分巴爾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當兵,為蒙古“游牧八旗”。八旗蒙古軍隊的家眷和附丁,隨駐防于各地的蒙古軍就地編佐,撥繪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編立1佐。八旗蒙古與八旗滿洲相同,為軍事編制,不屬地方盟旗管轄。夠一旗之軍,委派都統或總管統之。下為駐防各地的佐領,管轄蒙古民戶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補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軍中。清代的盛京、新賓、風城、岫巖、開原、遼陽、熊岳、復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戶,都隸屬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領的管轄。
(二)蒙古族封建等級制度
清代,滿族統治者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勢力,對于歸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與功勞的大小,給予爵位,分別授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襲罔替,相傳子孫。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薩克色校,順治五年(1648年)封鎮國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薩克固穆,封鎮國公,康熙二年(1663年)晉為固山貝子,世襲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薩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達爾漢鎮國公。
貴族階層還有塔布囊和臺吉。塔布囊,漢譯意為“駙馬”。兀良哈氏濟拉瑪(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駙馬。成吉思汗封其子孫為“世襲塔布囊"稱號,成為蒙古貴族,享有特權。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臺吉,蒙語,由漢語“太子”訛變而來。其義展延,巳與皇族相當。成吉思汗家族“孛兒只斤氏”為“黃金家族”。凡這個家庭的男性世襲“臺吉”稱號,成為貴族階層。平民階層稱哈日出特(蒙語),漢譯意為“黎民”。亦稱呼雅根阿日特(蒙語),漢譯意為“甲士”,有當兵、服徭役、納稅義務,也有當差升官職的資格。屬下階層稱屬下,即領屬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爺屬下和寺廟屬下。王爺屬下有“隨旗蒙古人”。他們是外地遷移而來的匠人、藝人等。王爺屬下還有“套斯各”(蒙語,漢譯意為“莊戶”)、“朱勒沁”(蒙語,漢譯意為“押墓屬下”或“陵丁”)和“達日罕包勒”(蒙語,漢譯意為“獲釋奴隸”),他們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貴族、官宦陪嫁而來的侍從、藝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廟屬下,一是投靠寺廟的隨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廟時,從外地招
來的工匠藝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廟而定居下來,成了歸屬寺廟的屬下。他們每年要向寺廟納貢、服勞役。奴隸階層的“格仁包勒”,即漢語“家奴”。他們世代為奴,是社會最底層。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薩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薩克世系第一任札薩克色棱,天聰九年(1635年)封。順治五年(1648年)封鎮國公、順治十四年卒。
第二任札薩克色梭次子奇達特,順治十四年(1657年)以公爵襲職。康熙五年(1666年)卒。第三任札薩克奇達特子烏特巴拉,康熙六年(1667年)襲職。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
第四任札薩克烏特巴拉弟善巴拉什,康熙三十年以鎮國公爵襲職。晉固山貝子任卓索圖盟盟長。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
第五任札薩克善巴拉什子僧袞札布,康熙五十六年以固山貝子爵襲職。雍正九年(1731年)晉多羅貝勒。乾隆七年(1742年)卒。.
第六任札薩克僧袞札布子瑚圖靈阿,乾隆七年以固山貝子爵襲職,晉郡王。乾隆十四年(1749年)降爵為鎮國公。乾隆四十年復固山貝子爵。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
第七任札薩克瑚圖靈阿子濟克濟特札布,乾隆四十四年襲職.翌年因罪削職。
第八任札薩克瑚圖靈阿弟札拉豐阿,乾隆七年封鎮國公,乾隆十四年晉固山貝子,乾隆四十年晉郡王。其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罪割爵,轉又封貝子,復又降為鎮國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復封貝子。乾隆四十五年晉多羅貝勒。乾隆四十六年以鎮國公爵兼喀喇沁左翼旗札薩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封多羅貝勒、御前大臣。
第九任札薩克札拉豐阿子丹巴多爾濟,乾隆四十八年以固山貝子爵襲札薩克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革職.乾隆五十七年乾清門行走。嘉慶八年(1803年)因功封多羅貝勒、御前行走。第十任札薩克喇特納克爾第,乾隆五十六年以一等塔布囊襲札薩克。乾清門行走,后為駙馬喀喇沁郡王。
第十一任札薩克托恩多,嘉慶十八年(1813年)襲職至嘉慶二十二年。道光十年(1830年)卒。第十=任札薩克星額,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以一等塔布囊襲職。曾任卓索圖盟副盟長。第十三任札薩克德布齋札布,道光十二年(1832)襲職,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第十四任札薩克布里渾巴拉,道光二十七年襲職到咸豐元年(1851年)。
第十五任札薩克烏凌阿,咸豐二年(1852年)襲職,咸豐五年封鎮國公兼卓索圖盟副盟長,直至光緒元年(1875年)。
第十六任札薩克熙凌阿,多羅貝勒,光緒二年襲職至光緒十年(1885年),后以多羅貝勒駐京。第十七任札薩克索特旺,光緒十一年以一等塔布囊襲職,至光緒二十一年(1896年)。第十八任札薩克巴特瑪鄂特薩爾,光緒二十二年以一等塔布囊襲職。次年革職。
第十九任札薩克熙凌阿,即第十六任札薩克在光緒二十三年復襲職,直至民國7年(1918年)。第二十任札薩克默爾賡額,民國8年襲職,直至民國27年。
2、土默特右翼旗札薩克世系第一任札薩克鄂木布楚琥爾,天聰九年(1635年)封。同年卒。
第二任札薩克鄂木布楚琥爾子固穆襲,順治五年(1648年)晉鎮國公。康熙二年(1663年)晉固山貝子。
第三任札薩克固穆第七子袞濟斯札布,康熙十三年襲固山貝子。
第四任札薩克固穆第六子拉斯扎布,康熙三十年襲固山貝子。
第五任札薩克拉斯扎布長子班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襲固山貝子。
第六任札薩克班第長子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圖,康熙四十九年襲固山貝子。
第七任札薩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圖長子垂扎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襲固山貝子。第八任札薩克垂札布次子色布騰棟羅布,乾隆三十九年襲固山貝子。
第九任札薩克垂札布三子色布騰喇什,乾隆五十五年襲固山貝子。
第十任札薩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圖第九子朋素克嶙親,乾隆五十七年襲固山貝子。
第十一任札薩克朋素克嶙親第四子瑪尼巴達喇,嘉慶四年(1799年)襲固山貝子。嘉慶七年與嘉慶第四女慶靜公主成婚,賞郡王品級。
第十二任札薩克瑪尼巴達喇長子德勒格色楞,道光十三年(1833年)襲固山貝子,后因隨同僧格林沁幫辦軍務有功,晉為貝勒,補授閱兵大臣。
第十三任札薩克德勒克色楞長子索特那木色登,咸豐七年(1857年)襲固山貝子。第十四任札薩克索特那木色登子棍布扎布,光緒六年(1880年)襲固山貝子。
第十五任札薩克棍布札布第五子沁布多爾濟,民國19年(1930年)襲固山貝子。民國21年沁布多爾濟被偽滿皇帝溥儀封為和碩親王,任土默特右旗旗長。民國29年(1940年)設土默特中旗,沁布道爾濟任旗長。
3.土默特左翼旗札薩克世系第一任札薩克善巴,天聰九年(1635年)封。崇德元年(1636年)晉達爾漢鎮國公,詔世襲罔替。
第二任札薩克甍巴子卓里克圖,康熙元年(1662年)授予多羅達爾漢貝勒,世襲罔替。第三任札薩克卓里克圖之長子兆圖,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
第四任札薩克兆圖之第三子額爾德穆圖,三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又尚縣主,授多羅額附。第五任札薩克額爾德穆圖之長子瑪尼,四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
第六任札薩克瑪尼之長子阿拉布坦,五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又尚郡主,授和碩額附。雍正十一年(1734年)任卓索圖盟盟長。
第七任札薩克阿拉布坦之孫索諾木巴勒珠爾,六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尚鄉君,授額附。乾隆四十四年任卓索圖盟盟長,兼任理藩院侍郎、木蘭行圍場長等職。
第八任札薩克索諾木巴勒珠爾之次子貢楚克巴爾桑,七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兼任卓索圖盟副盟長。
第九任札薩克貢楚克巴爾桑之長子濟克英特札布,八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
第十任札薩克濟克莫特札布之長子那遜烏勒濟,九襲多羅達爾漢貝勒爵,兼任卓索圖盟副盟長。
第十一任札薩克那遜烏勒濟之長子散巴勒諾爾贊,十襲多羅達爾漢貝勒之爵。同治九年(1871年)被削札薩克之職。
第十二任札薩克散巴勒諾爾贊之弟哈斯塔瑪嘎于同治九年辭僧職還俗,以一等塔布囊之爵承襲札薩克,但這一委任未報清廷亦未得到爵位。
第十三任札薩克散巴勒諾爾贊之長子色凌那穆濟勒旺寶,十一襲多羅達爾漢貝勒之爵。光緒二十九年(1909年)晉郡王。被追敘為親王。兼任卓索圖盟長、理藩院侍郎。
第十四任札薩克那遜烏勒濟二弟寶銀烏勒濟之孫嘎勒桑道爾濟之子云丹桑布,系色凌那穆濟勒旺寶過繼子。民國7年(1918年),民國政府發給札薩克郡王的委任狀,時年13歲。是土默特左翼旗最后一任札薩克。
4、辛亥革命后旗縣變化
辛亥革命后的軍閥統治時期,民國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漢民初歸河北省,后改為熱河省特別區建昌縣管轄,民國3年因建昌縣與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稱凌源縣。同年,撤銷朝陽府,原所轄五縣先后改隸承德府、熱河特別區。到民國17年(1928年),劃歸熱河省,民國20年,將凌源縣東南部、朝陽縣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區劃出,增設凌南縣(建昌、喀左境內)。將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漢民劃歸凌源縣管轄。民國年間,土默特左翼旗、阜新縣同屬熱河省。
東北淪陷時期,在遼寧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實行殖民統治的旗縣制,為適應殖民統治的需要,旗縣及其隸屬關系也有變更。民國23年(1934年),將朝陽縣改隸錦州省。民國26年,將凌
源、凌南兩縣合并,改為建昌縣,偽縣署設于莽牛營子(建昌鎮)。同年,將建平縣北部50個村劃出,另建新惠縣。并將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區4個村、寧城縣(今屬內蒙古)西橋區9個村劃歸建平縣。民國29年,將朝陽縣復改為土默特右旗,又將朝陽縣北部劃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設于北票。建昌縣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縣存旗稱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設于鴕牛營子。建平縣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設于建平,后遷平莊,各旗縣均隸熱河省。期間,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縣同隸錦州省,蒙漢分治。同年,撤銷阜新縣,仍由土默特左旗統管全縣。解放戰爭期間,朝陽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區的旗縣,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權,有的旗縣又新劃建置和改稱,增加新縣。先歸中共熱東地委領導,后改隸冀熱遼十八行政專員公署領導。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義縣聯合縣政府,歸遼西省。1949年,朝陽地區旗縣所轄地區又有調整,撤銷北、阜、義聯合縣。同年,撤銷冀熱遼十八專員公署,旗縣統歸熱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權——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營子(南公營子),下轄11個區。旗為蒙古族行政機構。.1947年12月,結束蒙漢分治。1949年7月,撤銷葉柏壽縣(1947年7月,建平縣改為葉柏壽縣),將原葉柏壽縣所轄半拉燒鍋、甘招、羊角溝3個區,劃歸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營子遷至大城子。1956年,撤銷熱河省,劃歸遼寧省管轄。
第四篇:清代的后宮制度
從選八旗秀女看大清后妃制度
內容摘要:清代后妃制度是隨著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發展而確立和發展起來的。清代從1636年皇太極改用國號“大清”,到1911年宣統皇帝遜位,共經歷了十一代皇帝,除宣統皇帝年幼未婚外,其他十位皇帝先后冊立了二十六位皇后,各種答應、常在、貴人、嬪、妃的數量更是難以估量的。除此之外,更多的八旗女子都要經歷夜以繼日的選秀女、記名、復選、冊封等儀式。封建專制君主將這些女子視為己有,束縛了她們的婚姻自由以及人生自由,這種后妃制度是同八旗秀女的悲慘命運共存的。直至清末,年幼的宣統帝在辛亥革命的沖擊下退位了,這種為統治階級上層人事服務的制度也便隨著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清王朝的滅亡而宣告結束。
關鍵詞:來源 命運 變遷
我國歷代君主選擇天下美女“充侍后宮”據為妻妾,同時使役大量宮女,由來已久,僅見于歷代史籍中的有關記載就不勝枚舉。清代自建立以來,逐步形成了一種后妃制度。清代自順治以來迄于光緒,經常揀選八旗秀女,視為重要典章制度,從未間斷。被選中的這些女子中,除極少數人能“飛上枝頭變鳳凰”外,大多數人便開始了被封建倫理制度束縛的悲慘命運。這種制度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封建制度的確立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成為一種為統治階級上層人士服務的封建制度,對清代皇族王室的生活有著直接的影響。
一、清代后妃的來源——選秀女與宮女
清朝入關后,每三年在固定的八旗內部選一次秀女,其目的在于“或備各廷主位,或為皇子、皇孫拴婚,或為成親,郡王及親,郡王之子指婚”①并制訂有一套嚴密的選秀女制度。1.選秀女的范圍
清代選秀女訂有嚴密的制度,僅僅挑選秀女的范圍,各朝就有許多規定。順治朝規定:凡滿、蒙、漢八旗官員,另戶軍士和閑散壯丁的女兒,年至十三歲時,都要參加每三年一次的挑選秀女,到年至十七歲以后,謂之“逾歲”,就不再參加挑選了。康熙時又增加了一條新的規定:后族近支或母系“宗室覺羅”之女者,均可聲明免選秀女(嘉慶時復列入應選)。乾隆八年的諭旨又規定:選秀女時,外任旗人之女,若一律送京閱看,路途遙遠,不免往返跋涉之勞,嗣后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擊以下之女,停其送選。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又經奏準“嗣后遇到閱選秀女之年,將各旗佐領下附入之額魯特及歲之女,一同入選。”②這樣,挑選秀女的范圍又擴大到各旗佐領屬下的額魯特蒙古之女了。
嘉慶五年時,皇帝覺得自己后妃的親姊妹和其他人一樣參加備選秀女,選中后,有的還賜給近支宗室為福晉,不合體統,決定嗣后自嬪以上后妃的親姊妹,可免選秀女。另外,過去挑選秀女,公主下嫁后的生女一樣也要備選,選中后入宮再做皇帝的妃嬪或配給近支宗室。這種婚姻制度,在封建制已有相當發展的社會里,從人倫和血緣上實在說不過去,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嘉慶六年時才規定,嗣后挑選秀女時,公主之女著加恩毋庸入選。從此,才消除了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道光二年,又令八旗滿、蒙、漢軍內旗人抱養漢人之子嗣所生的女子,不必備選秀女,原因就是這些人將來入漢籍,而宮內不選漢女是清朝的祖制家法。2.選秀女制度
①②
合乎標準的八旗女子,到了適齡,除在北京的先報名本旗外,外任官員的女子,皆須先期送到北京。在報名閱選秀女時,如果確實是殘疾不堪入選者,需要由族長、領催、驍騎校、佐領等的層層審批,呈報到各旗都統聲明原因,由都統咨行戶部,由戶部奏準皇帝,才準免選。
到了選期,由旗署官員會同戶部司員,按照“旗別”次序,分排領至神武門東柵欄,由帶排章京負責管理,在由領排太監領入宮內,在順貞門前集齊,再按事先排好的排單順序進順貞門備帝后們選看。引見時,每五人為一班,當意者,則留下牌子,再進入復選,不留者,則撂牌子,被淘汰出局。
經過引閱后的秀女,其中不被選入者,撂牌子后可以得到賞賜,以后便可以自由婚嫁了。所得到的賞賜根據其父的品級也有所不同,品級較高的,得到的賞賜也較多。而經過選閱后入選記名的秀女,還要復選一次,在未復選前,不得自由婚嫁,違者上至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下至族長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處分。《八旗則例》載,秀女記名期為五年,記名期間,每月給以銀兩,其數目是:三品以下人員之女記名者,每月給銀一兩,復選如再落選,既可以退出記名,自由嫁娶。如記名過五年才退出記名的,另外再加賞銀20兩。因某原因從未入選,或記名后久不復選,過了五年仍未得到退出記名的明文,那么,這樣的女子只好終身不嫁了。被選中入宮的秀女,如果得到了皇帝的封號,就是內廷主位了,直到死也不能出宮另嫁。
清《八旗則例》卷七規定:“凡應選之秀女,未經選驗以前,不準私行許聘出嫁,違者交部治罪,如選驗時適有事故,不及閱看之秀女,年末及歲尚可候者,候下次驗選,若十八歲至二十歲者,該旗都統查明遲誤緣由,具奏請旨。” 這則規定嚴格的控制了符合選秀女規定的女子的婚嫁自由,將她們的美好時光都耗費在漫長的等待之中,到了乾隆五年更重申前旨,又規定,雖然秀女到了20歲,還是不能聘嫁,違者治罪。這較《八旗則例》所載更嚴了,即使是官高一品的封疆大吏,其女未經選閱,也不能通融。乾隆六年時,兩廣總督瑪爾泰的女兒恒志,年已過十七,但從未入選秀女,瑪爾泰為此曾專折奏請為女兒完婚,結果遭到皇帝的申斥。
在封建專制時代,封建君主把人民的一切都視為私有,揚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更何況清代八旗戶口是他們的“世仆”呢?自然更不許有婚姻自由了。
至于乾隆所稱“挑選旗人女子,原為于王阿哥等揀選福晉(夫人)”一語,此則因清代近支宗室,多由內廷指婚,所以在選驗秀女的日子,宗人府要同時呈報禁止宗室名單。如雍正朝指配秀女的近支宗室,皆屬康熙衍派24支,乾隆朝則指配雍正的近支衍派子孫,遠支者不為指配。但清代最初挑選秀女的本旨,原為充侍后宮,指婚宗室,那時附帶的事情。乾隆說的選秀女原來是為王阿哥等揀選福晉的話,只能是違心之論。
二、秀女的命運
被選中入宮秀女的命運,要比那些被撂牌子的更為不幸,在歷史文獻中就記載了不少“后宮粉黛日望君王顏色”的可憐人,唐朝李建勛有詩形容此事:“宮門常閉舞衣閑,略識君王鬢便斑。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她們比起因記名不能議嫁要的更為殘酷和不自由。在清朝260年的時間里,不知有多少位地位低微的后宮女子將自己的美好青春葬送在無盡的等待之中,以致抑郁而死。
秀女們經過繁瑣的選閱后,尚被選入宮中,便開始了與家人和社會分離的生活。清代還規定了讓她們同家人會親的制度,《清宮史·宮規》規定:“凡秀女入宮,有名號者,父母年老,特旨許會親,一年或數月,許本生父母入宮,家下婦女不許隨入,其余親戚不許入宮。”這個規定可謂相當嚴格,較之以往歷代制度來說,都要苛刻。按這一規定,有封號的秀女還需特旨才可與家人相會,那么,無封號的或者沒有得到特旨的,便真的是“一入宮門深似海”了。在《紅樓夢》中,也有一段描寫賈母與王夫人進宮看望賈元春的場面,“賈妃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這樣凄切,悲痛的場面,不失為封建社會的一種真實反映。
入宮秀女的最大“幸運”,是日后選為后妃或升為后妃,但這是有定額的。從《清史稿·后妃傳》中可以看到,清代后妃中有許多是由秀女而來。一般秀女入宮后,得到皇帝的喜愛,便可取得答應、常在、貴人的封號,一些幸運的,也可以在升為嬪妃,也能夠由于“中宮虛位”而由嬪妃升到后位,如清末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在咸豐年間由秀女選入后宮時稱貴人,后升為懿嬪,因為生了兒子,又升為懿妃,其后母以子貴升為皇太后了。
清代皇帝的皇后,在大婚時冊立的有順治、康熙、同治、宣統則在辛亥革命后的1923年才結婚,這些皇帝都是年幼即位的,另外,雍正、乾隆、嘉慶、咸豐五帝,則都是中年時代“入承大統”的,所以他們的皇后都是由“藩邸”時的福晉而升進冊立的,他們的福晉,即為皇子時指給他們的秀女。
由于清代秀女被選入宮中或指配皇子,她們可能有以上的前途,因此清代滿族特別重視女兒,在未完婚以前,家族或家屬例不接受她們的跪拜之禮,蓋八旗女兒均須經皇帝選閱,一經選入后宮,得到主位的封號,其家族長輩還需尊以國禮,向晚輩跪拜
至于被選中后稱妃的秀女們,她們并不完全是幸運的。
同治的皇后,在當日不能說身份不顯赫,但因慈禧皇太后的處處刁難,而被迫在同治皇帝死后自殺,那時她才20歲左右。光緒皇帝的珍妃,也是在大婚時冊立為嬪,后進為妃的,她美麗賢惠,喜詩善畫,性格開朗,深得光緒帝的喜愛,但也因為支持光緒帝的維新變法而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宮,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夾持光緒逃往西安,臨行前借口珍妃年輕貌美,洋兵來犯,恐遭不測,強行命令太監將其推入井中,時年僅二十五歲。1901年,慈禧從西安回京后,才把珍妃的尸體打撈上來葬于西直門外。被選為后妃的,下場尚且如此,其他無名無號的,結局就更可悲了。
可見,這種封建專制制度對八旗女子的人生束縛相當嚴重,符合條件的女子,從小就為了選秀而準備,直至長成,還要經歷夜以繼日的選秀女的過程,這對于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幼女來說,是相當困苦的。而一旦當意被留牌子,接下來的又是等待復選的結果,選入宮中后,如久未得到封號,便要等到二十五歲③才可遣出宮外,那時的她們,雖然得到了自由,但青春不再,她們將這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獻給了專制君主,而留下了終生的遺憾。
三、后妃制度的變遷
清代后妃制度是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發展而確立和健全起來的。1583年,清太主努爾哈赤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并于1616年正式即汗位,建立了后金政權,但它還是一支新興的割據勢力,后宮也沒有什么后妃制度。隨著后金奴隸制社會的逐步發展,勢力不斷擴大,受封建制生產關系的影響,努爾哈赤統 ③ 也有30歲一說
治集團立即采取了相應的改革措施,調整改革生產關系,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斗爭之后,封建制取代了奴隸制,這對滿族社會來說是個極大的進步。1636年,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登上封建皇帝的寶座,將國號該為“大清”,繼續推行封建改革,這種封建制的種種改革反映在后宮內,就是要有一套封建的后妃制度與之相適應,所以,皇太極在即位稱帝的同時,也宣布冊立了皇后和四位妃子,于是“王宮并建,位號即明,等位漸辨”。3清代后妃制度就這樣創建起來了,但在當時還只有福晉、元妃、大妃的名稱,順治帝進關以后,以明朝宮殿規模完備,禮部逐步完備了宮闈等級的名號。
康熙以后,典制大備,后宮號位之制嚴明。皇帝的祖母尊為太皇太后,母尊為皇太后,她們一般居住在慈寧宮,康壽宮和寧壽宮,其他先帝的后妃、嬪都尊為太妃、太嬪等,隨太皇太后、皇太后在各宮居住。皇帝的正嫡曰皇后,居中宮,主內治,以下是皇貴妃一人,貴妃兩人,妃四人,嬪六人,分居東西十二宮,佐皇后主內治。嬪以下還有貴人、常在、答應三級,俱無定額,隨居東西各宮,勤修內政。
但是,制度規定的盡管十分嚴格,各朝妃嬪數目的多少實際上并未完全照規定執行。康熙,乾隆帝的嬪妃都是大大超過了規定的數目,而同治,光緒帝等又遠遠沒有那么多的嬪妃。另外,嬪妃的晉封情況也不一樣,有的是逐級晉封,有的是越級加封,還有的是有封有降,有的入宮時就被封為嬪或妃,有的入宮時僅封為答應、常在。總之,這些情況的產生,都是與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分不開的。
歷史發展到了同治、光緒兩朝,由于外部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強,內部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風起云涌,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已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而宮廷之內則是皇帝年幼,皇太后專權,帝后兩黨的斗爭愈演愈烈,這些歷史特點反映到宮內后妃制度上,一是皇太后長期掌握政權,二是后妃制度直接為政治服務。
清代祖制家法中雖規定后妃不得干預政治,可是,在清初順治帝即位時,由于年幼,由其母孝莊文皇后左右政治,康熙帝年幼時,也有過皇太后干預政治的實例,這說明皇太后過問朝政在皇帝年幼的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被打破的。但是,自從同治朝慈禧,慈安兩位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后,清代所謂“后妃不能干預朝政”的祖制就被徹底打破了,從這時起,在半個世紀左右的清代歷史中,皇太后操縱了包括帝后命運在內的一切大權,從而使選妃立后與政治需要緊密結合在一起。
這種利用給皇帝選后妃為政治斗爭服務的現象,在光緒朝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光緒十四年,慈禧為了監視和控制光緒,決意立其胞弟、副都統桂祥之女為皇后,即孝定景皇后。光緒帝雖然不愿意,但拗不過慈禧,所以婚后帝后關系一直不好,而與皇后同時被選入宮的珍妃他他拉氏很受光緒帝的喜愛,在政治上同慶光緒帝的改良主張,這便更得罪了慈禧太后,為此,慈禧借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之際,派人將珍妃害死。光緒帝一生三十八歲,只選了一后兩妃,是清代皇帝(宣統皇帝除外)中后妃最少的一個,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正是慈禧皇太后在后宮專權的緣故,她直接破壞了清代后妃制度的一切規定。
清代作為上層建筑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的后妃制度,使隨著滿族社會封建化的進程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它本身就尊崇了封建的倫理綱常思想,是封建制度在皇族婚姻問題上的反應。這種制度嚴重的束縛了封建社會中八旗女子的婚嫁自由,將她們的一生鎖定在集權的君主身上,體現了極大的為政治需要服務的特點,隨著封建制度的日益衰落和清王朝的滅亡,這種制度也必將走向終結。
1《養吉齋叢錄》 卷二十五 五頁 2《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一五四 3《清史稿》 列傳卷一 8897頁
參考書目:
《故宮札記》 單士元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6月
《晚清宮廷生活見聞》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2年9月
《清宮史話》 王樹卿、李鵬年著 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5 月
《遜清皇室軼事》 秦國經著 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8月
第五篇:明代宦官政治(精選)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 明代宦官的總體概況
歷數中國古代各朝,唯東漢、唐、明三代,宦官為禍最烈,而尤以明朝為最。作為皇權卵翼下禍國殃民的一股特殊勢力,他們威福遠達官門之外,滲透到各地各部門,人數竟達數萬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國古代是比較多的,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等,這些都算是宦官一門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們有的能夠挾持皇帝,有的被稱為“站皇帝”,有的被稱為“九千歲”,那么究竟他們是怎樣做到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機構有二十四個,還有好些附屬機構。朝政上他們甚至可以與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分庭抗禮,地方上他們還可以監督封疆大吏,軍隊中可以監軍。可以這么說,他們已經完全的參與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參與者。下面讓我們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洪武建文朝概況
作為開國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禍國亂政的劣跡,他曾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所以他對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確規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階不得超過四品,政府各部門不得與宦官公文往來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還特地在一塊鐵牌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這幾個大字,以示威懾。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銷了丞相,以致事無巨細都得有皇上一人來處理,但是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將一些事交給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當政的中后期,宦官開始在政治舞臺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參與稅務,參與茶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還增設宦官機構,后來的二十四衙門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礎。
建文朝時由于朱允炆嚴格遵從祖訓,所以宦官勢力沒有興起。
宦官勢力的抬頭
明成祖朱棣時,宦官開始受到重用,權勢也越來越大,這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屬于謀逆性質的,竊取機密,宦官充當耳目,“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鄭和。
宦官稱謂在此時得以揚眉吐氣,歷史上宦官的職務,秦有中車府令,漢唐沿襲不變,至于中謁者、中常侍之類,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間以監正、監丞之類。永樂初“始改監正曰太監”,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躍身為“太”字輩了。
在任職上更是開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監軍、宦官分鎮地方、進一步插手經濟而且還開始利用東廠進行特務活動。臭名昭著的東廠就是在這個時候登上歷史舞臺的,關于東廠,后面再詳細介紹,這里不再贅言。
文宗在位僅僅十個月,倒是沒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兒子宣宗在位時,卻做出了一件貽害無窮的事,那就是:設立了內書堂。
內書堂就是宮內較小太監讀書識字的地方,內書堂的設立也就改了太監不得識字的祖訓,這樣也就為以后太監參政提供了方便。內書堂的第一任教授還是為大學士,叫做陳山。其實為那些小太監講學的人書評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閣等這種有學問的地方。順便說一下內書堂有副對聯很有特色,上聯:學未到孔孟門墻,須努力趲行幾步;下聯: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
其實明宣宗還是個很不錯的皇帝,他叫太監識字也只是想讓他們幫自己處理一下政務。畢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們老祖宗朱元璋那樣的勞模,一天處理幾百件政務,所以就不得不找點幫手了。宣宗對太監實際上是
很好的,他曾賜幾個太監免死詔,還送給太監銀牌,那些銀牌可有諸如“忠肝義膽”、“忠誠自勵”、“心跡雙清”的字樣,以示褒獎。不過由于明宣宗還是個勤政的皇帝,太監雖受寵,卻還不敢放肆,也未專權,但是宦官掌權的苗頭開始萌發。
宦官勢力的急劇膨脹
從明英宗到明武宗時,這段時期是宦官勢力發展的黃金期,這時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實的成為了呼風喚雨的一股勢力。
先是英宗朝正統年間有挾持皇帝以致發生土木之變的王振,接著天順時又有陰謀篡位的曹吉祥(電影《新龍門客棧》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還有憲宗時期的汪直,武宗時期的“站皇帝”劉瑾。
這一時期宦官的情況和明初就有著很大的不同了,宦官開始把持朝政,專權誤國,橫行無忌。后人曾這樣評論“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時所說的明朝太監的拙劣事跡其實也主要是指這個時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這時已經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經濟、軍事生活的個個方面,后面還要細講,這里不再多說。
宦官事業的低迷期
如果你認為宦官的勢力會一直膨脹下去,那么你就錯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監管宦官最為嚴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卻沒有一個權宦出現,與他對宦官的嚴格控制是不無關系的。這是與嘉靖皇帝的自身經歷有關的,由于他出身王爺,正是由于皇帝無子,他才得以入繼大統。而他早些年當王爺的經歷讓他看到了宦官的種種劣跡。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個性,使他不會像那些皇帝那樣信任宦官。他總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實上嘉靖帝認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們當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監遠沒有前朝的太監風光,當然更好沒有他們后朝的太監啦。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不過陽光總在風雨后,嘉靖朝過后便迎來了宦官們的春天。
宦官勢力登峰造極
穆宗時期太監沒有太大作為,轉機發生在萬歷朝。先是有“大伴”馮保飛揚跋扈,而萬歷皇帝本人極力往各地派遣鹽鹽稅使,為自己大肆斂財,因而這時期的宦官勢力實際上是相當的囂張。頂峰發生在明熹宗年間,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歲”魏忠賢。
天啟年間,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殘害百姓,收受賄賂,拉幫結黨無惡不作,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實際上也給明王朝敲響了喪鐘。而崇禎皇帝雖然鏟除了魏忠賢這一惡勢力團伙,但是由于崇禎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來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宦官的惡劣形跡又進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機構
既然明朝宦官能夠在這樣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國柄,那么他們的機構也必然疊床架屋,異常龐大。前面提到過培養小宦官的內書房,其實那只不過是宦官機構的冰山一角。下面我們要說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門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機構。
廿四衙門
? 司禮監惜薪司
? 內官監鐘鼓司
? 御用監寶鈔司
? 司設監混堂司
? 御馬監兵仗局
? 神宮監銀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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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膳監浣衣局 尚寶監巾帽局印綬監針工局 直殿監內織染局 尚衣監酒醋面局都知監司苑局
“十二監、四司、八局,所謂二十四衙門也。”
除了這二十四個衙門外,還有很多部門,比如文書房、中書房、提督東廠、御前近侍、提督京營、南京守備等等,這幾個只是宦官衙門中上層的機構,其他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鹽醬醋方面的宦官部門還有很多。這些機構中我們著重講兩個—司禮監、御馬監。
宦官第一官— 司禮監
司禮監,在宣德年間成為宦官系列中的總領,排于二十四衙門之首,該監人員編制最多,職責范圍最廣,職權也最大,是名副其實的太監第一職務。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內一應儀禮刑名,及鈐束長隨、當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催督光祿供應等事。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記奏章及諸出納號簿。”到后來,提督太監和掌印太監逐漸發展為一人。掌印太監同大學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視元輔”,權力相當于內閣首輔,而其寵信程度,則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輔之上。其實這只是司禮監最為重要的職務,另外司禮監還與三法司會審大案,代表皇帝參加內閣會議、廷議,以對閣臣或眾大臣的議事進行控制和監視。
南京守備是司禮監的外差,其地位相當高,守備南京的公侯伯都得聽他的指揮。排座次時,守備太監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側左。
司禮監下還有文書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并會極門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圣諭旨意御批的機要部門。“凡升司禮者,必由文書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這樣司禮監得以掌握國家軍政大事的一切機密動態。
司禮監還掌握著宦官衙門的升遷降貶、外派、撤回、懲辦的權力。
司禮監所有權力中最為關鍵、與中樞決策系統關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廠衛。
第二“司禮監”—御馬監
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寫道“(御馬監)掌乃御廄兵符等,與兵部相關。近日內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馬中丞。”這就是說,御馬監與兵部及督撫共執兵柄,實為內廷“樞府”。其實,御馬監還要管理草場和皇莊、經營皇店,與戶部分理財政,為明廷的“內管家”;兩度設置的西廠,也由御馬監提督,與司禮監提督的東廠分庭抗禮。
御馬監相當重要的的一個職能就是統帥禁兵。這一職能使得御馬監在內廷諸衙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參與軍政事務的基礎,也使御馬監本身逐漸具備多種軍事職能,并被視為內廷中的武職衙門。另外,御馬監還具有財政職能。這一點主要體現在管理御馬草料場上。至成化時期,由于御馬監管理草料場的經驗,皇莊后來也由御馬監來經營。這樣,御馬監由于具有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權力成為太監機構中的第二熱門。
宦官政治的具體體現
一、架空內閣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廢除了中國歷史上有著上千年歷史的丞相制度,將中書省的權力分歸于六部,另外還設了其他一些機構。但是這樣造成權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無法處理政務,所以后來又設置了內閣、殿閣大學士,以后發展為內閣制度。但是內閣畢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機構,而只是類似于一個智囊團的性質,因而他們得到的權力也只是票擬。隨之而產生的另一項權力則是批朱,這一特權則掌握在司禮監的手里。
所謂“批朱”,相當于現在的蓋印。批朱權是皇帝的權利,也是明王朝辦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著最后拍板,而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利,本該由皇帝完成,后來卻落入了內宮的手中。因為有這樣的規定,司禮太監批朱時“間有偏旁偏訛者,亦不妨略為改動 ”有這樣的權力,有就是改動票擬之權。這批朱權就成了司禮監壓制內閣的有力武器。
二、操縱廠衛
眾所周知的東廠,其實只是司禮監的一個下屬機構而已,是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第二、三人擔任廠公,人稱“督主”。東廠作為一個特務機構,由于直接聽命于皇帝,權勢非常之大,這一點僅從東廠一把手的稱謂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關防一顆,篆文是“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如若司禮監掌印太監與東廠督主同為一人,那么此人勢力絕對如日中天,非同尋常。
與東廠相呼應的則是錦衣衛。雖然錦衣衛設立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勢力的不斷膨脹錦衣衛的地位逐漸屈居于東廠之下。錦衣衛的官員常常由掌握東廠的司禮太監親信出任,這樣司禮監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控制錦衣衛了。比如英宗時期王振為司禮太監,而錦衣衛指揮使馬順就是他的私黨,可謂政出一門。
三、插手財政
征收各種賦稅的大權,關系到整個國家財政的收入。而在明代,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權卻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預。永樂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楊實等核天下庫藏出納之數,這便是宦官插手財政的開始。隨著宦官勢力的增大,稅務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萬歷時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萬歷皇帝貪婪的性格,加之皇宮大興土木,軍費又大量增加,他不斷的向各地派遣礦、鹽稅使搜刮銀兩。而宦官為了中飽私囊,也不遺余力地增加稅務的項目,提高稅務的比率,也就是所謂的增稅、濫稅。
在明代紡織業是第一大手工業,而其中又以絲織為主,而監督織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攬了下來。在宦官職務中有“織造”一職,而且有提督太監南京、蘇州、杭州各一員。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個地方是絕對的經濟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織造所管有基本上以絲織為主,而絲綢又是值錢的東西,所以宦官把持這個職務,使他們對經濟的干預又加深了一步。當時輿論有這樣的呼聲“今天下之為民害者,熟有甚于監督織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織造久已”,這主要是宦官借織造之名,加大所需織造的數額,營私舞弊,敲詐民財。關于宦官插手財政的方面還有很多,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四、統兵監軍
關于宦官統兵,大名鼎鼎的鄭和就是因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賴的。明軍在土木堡的慘敗也正是由于王振親自統兵的結果,而汪直更是喜歡統兵打仗。至于宦官監軍,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明末時期,每有戰事,將領所到之處則必有監軍之太監。而那些太監非但不能起到積極作用,反而處處掣肘軍事將領,因而所打之仗也多敗績。《國史舊聞》中指出宦官監軍的四處弊病:侵蝕軍實、避敵殃民、遏制大將、謊報軍功。
五、擔任鎮守和守備
所謂鎮守和守備,本來都是武將的職銜。但是隨著宦官勢力的擴張,各地的鎮守、守備逐漸由他們所把持。《明史?職官志》中有“鎮守,鎮守太監始于洪熙,遍設
于正統,凡各省各鎮無不有鎮守太監,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另外職官志中還設有南京守備、天壽山守備、湖廣承天府守備等職務。由宦官擔任地方鎮守和守備,地方行政必然會受到干預,加之宦官的惡劣本性,地方百姓則會嚴重受到他們禍害。
宦官個例分析—站皇帝
劉瑾,陜西興平人。本姓談。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后自宮當了太監,遂冒姓劉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來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觀色,隨機應變,深受信任。太子繼位后,他數次升遷,爬上司禮監掌印太監的寶座。但他一旦大權在握,便引誘武宗沉溺于驕奢淫逸中,自己則趁機專擅朝政,時人稱他為立皇帝,武宗為坐皇帝。他排斥異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員大都受他迫害。如戶部尚書韓文被罷職下獄,五官監侯楊源受杖刑而死??而劉宇、焦芳等小人則奔走其門,成為其黨羽。但他最終落得個凌遲處死、千刀萬剮的下場,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那么劉瑾是怎樣一步步控制大權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寵愛和信任,所以他極盡所能的討好明武宗。第二,劉瑾掌握了權力最大的宦官機構—司禮監。這樣他就能夠橫行無忌的干預朝政,包括欺壓內閣,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禮監強大的權勢,它能夠在幾乎所有的朝臣頭上作威作福,并且時不時的打壓不服從他的官員。
還有就是劉瑾設立“內行廠”,這是一個比東廠還要黑暗的特務機構,它監視的層面比東廠更廣,甚至東廠,也在它的監視之下,而且用刑比東廠還要殘酷。內行廠完全就是一個劉瑾用來打擊異己,監視官員和百姓行動的特務機構。
掌握大權之后,劉瑾開始了各種非法和不軌的勾當。他利用自己的職權極度的斂財,大肆地收受賄賂。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是要向劉瑾行賄,叫做“拜見禮”。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謝”劉瑾,叫做“謝禮”。送少了還不行,否則要馬上撤職,但如果你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復。接受別人賄賂之后,劉瑾還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獄。劉瑾的專權使朝政混亂,他的索賄受賄也直接導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劉瑾在權勢的路上越走越遠,最后竟動了篡位之心,企圖尋機奪位。后來,劉瑾被另外一虎—張永和大臣楊一清算計,被明武宗一舉拿下。當武宗得知劉瑾要謀反后,被處以凌遲刑,共行刑三天。劉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財的數字,各史籍記載不一。高岱《鴻猷錄》記為:“金24萬錠又57800兩;銀元寶500錠又1583600兩;寶石2斗;金甲2;金鉤3000;金銀湯鼎500;蟒衣470襲;牙牌2櫝;穿宮牌500;袞龍袍4;金龍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帶4160束;他物稱是”。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曾將明朝太監劉瑾列入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單。
宦官政治的影響
宦官橫行,宦官勢力的蔓延,給明王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了嚴重的影響。這里我們分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分別闡述。
政治上進一步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由于宦官只聽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傾軋內閣和六部的權力,這樣就導致皇權的進一步集中。
宦官的惡劣行跡,還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由于操縱著廠衛,這些特務便會利用職務之便為非作歹,凈是做些傷天害理的勾當,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見有華衣怒馬、操京師語音者,即驚恐相告,遠遠避開。明朝宦官的逞兇肆虐,使明代封建專制主義的枷鎖更緊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劇了封疆統治與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專權,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明爭暗斗,如明朝后期的東林黨與閹黨之爭。
作為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別,閹黨與東林黨之間的門戶之見是很深的。而魏忠賢秉政后,兩黨的爭斗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尤其是楊漣上書揭發魏忠賢的24大罪后,“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他命其黨羽炮制《三朝要典》、《東林點將錄》等,將反對自己的東林黨人統統殺掉。可是魏忠賢死后,東林黨東山再起,又極力將閹黨及與閹黨有關的人統統一網打盡,兩派力量一直持續到明亡。這也極大削弱了統治階級的力量。
宦官對經濟的破壞則更加嚴重。他們插手財政,擾亂正常的經濟政策。作為礦、鹽稅使,他們橫征暴斂,大肆搜刮;作為織造,他們巧立名目,中飽私囊。正常的經濟生活已經完全被他們打破了,這樣的結果是到處“鼎沸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桑腳困”,“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百姓無法生存,農民起義便會揭竿而起。
宦官監軍,加快了軍隊的腐敗,加之設守備、鎮守之處又多是邊塞要地,導致邊防大為削弱,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這樣一來,明末發生農民戰爭后,由于各處軍隊皆有宦官掣肘,導致將領無法有效統帥軍隊,使農民軍得以較為順利的發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對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們來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強中央集權,諸如撤銷丞相,設立四輔官、殿閣等等,這樣皇權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處理朝政和其他宮廷事務。這樣,宦官的參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預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權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撤銷了丞相,這樣一來,皇帝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皇帝的任務驟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會找人幫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為當初就是怕相權過大才撤銷的,跳來跳
去就選擇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慣例,皇帝所選妃子一概選自民間,這樣后宮的素質必然不高,因而對皇子的教育也就會相應的弱化。這樣,與皇儲接觸最多的宦官對皇儲的影響就會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對宦官的過度依賴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時,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明朝皇帝的綜合素質是歷朝歷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們可以從各種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權力有多大,它畢竟不過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權力。不論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厲害,他們無不是拉著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們不能滿足皇帝的意愿,或是對皇權造成了威脅,立即就會被皇帝除掉。王世貞曾經說過,“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就是像魏忠賢那樣,勢力權傾朝野,生祠遍立中國,真是到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啟帝一死,照樣還是被崇禎帝一舉拿下,最后自縊身死。這就充分表明,宦官專權是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午發根除的積弊。
參考書目:
《明史》張廷玉等著 網絡版
《中國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綱主編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 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與三案》溫宮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