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代民國西藏方志研究

清代民國西藏方志研究

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

研究生彭升紅

指導(dǎo)教師王川教授

摘要中華民族在5000年的發(fā)展進程中，創(chuàng)造了極其燦爛的文化，始終 沒有中止，同有一種歷史不斷的重要因素一直起著維系作用休戚相關(guān)，這一重 要因素就是積有累世不絕的文字記載和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據(jù)學界估算，我 國古代典籍約10萬余種，其中，地方志約占十分之一，有9000多種，據(jù)《聯(lián) 目》統(tǒng)計現(xiàn)存8264種，不下11萬卷。地方志是我國古代文獻中最古老、也最 重要的一個類別。法國和前蘇聯(lián)等有地方博物館，而無地方志書;西方國家有 地域地理志，而無以行政區(qū)劃為主兼賅地理、歷史、人物、文獻的中國特有形 式的方志。這種優(yōu)異的文化傳統(tǒng)是我國的驕傲，是我們的先人留給我們的珍貴 遺產(chǎn)。

我國歷朝歷代盛世無不修志，發(fā)展到清代，方志編纂達到鼎盛，清人公私 修志有5685種;民國也有1255種，共有6940種。這其中，根據(jù)筆者的搜羅 與界定，清代民國西藏方志有46種，這46種藏志分別集中產(chǎn)生于三個時期: 第一次集中產(chǎn)生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約1720--1750年)，計有9種;第 二個時期是乾隆末年至道光末年(約1791-1850年)，計有8種;第三個涌 現(xiàn)期是英軍侵藏戰(zhàn)爭至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約1888-1945年)，計有29種。這

三批藏志每一次出現(xiàn)對應(yīng)的時代背景恰是西藏的多事之秋，這與內(nèi)地省份的修 志背景迥然不同，內(nèi)地省份一般是盛世修志，藏志的出現(xiàn)則是志隨事出，即藏 亂起，藏志出。當然，在修志宗旨上，藏志和內(nèi)地志乘則又是基本一致的，都 是政府了解地情的反映，都是以昭天下一統(tǒng)無外之模，都是為了資治、存史和 教化。清代民國時期的藏志有著鮮明的藏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主要表現(xiàn)為:

第二篇：清代司法審判制度研究

《清代司法審判制度研究》

作者:鄭秦著 頁數(shù):256 出版社: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05

《中國法律思想史綱 上》

作者:張國華，饒鑫賢主編 頁數(shù):526 出版社:蘭州市：甘肅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中國法制史自學精要》

作者:王振安編 頁數(shù):206 出版社:烏魯木齊市：新疆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青少年犯罪新論》

作者:董穎著 頁數(shù):330 出版社:北京市：中國婦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8

《中國傳統(tǒng)行刑文化研究》

作者:孟祥沛著 頁數(shù):265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簡介:本書主要內(nèi)容包括概論、中國傳統(tǒng)行刑思想及其表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行刑制度研究、中國傳統(tǒng)行刑行為研究、中國傳統(tǒng)行刑相關(guān)人研究、刑訊用刑和監(jiān)獄行刑、清末行刑制度的改革和中國傳統(tǒng)行刑文化的近代轉(zhuǎn)型等。

《中國法律思想史綱》

作者:馬作武著 頁數(shù):396 出版社:廣州市：中山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簡介:本書將以秦三代、春秋戰(zhàn)國、秦漢、唐宋及明清之際共五個部分作為古代法律思想史的時期劃分，闡述古代法律思想的產(chǎn)生、發(fā)展、主流的形成以及演變的基本過程。

《天有兇年 清代災(zāi)荒與中國社會》

作者:李文海，夏明方編 頁數(shù):572 出版社: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出版日期:2007

簡介:這是一本會議論文集，涉及清代災(zāi)荒及其社會影響、清代官方救災(zāi)制度與實踐、清代基層社會與民間救荒機制、官義合辦與中國救荒制度的近代轉(zhuǎn)型、清代救荒觀念的變遷。

《中國法律形象的一面 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法》

作者:張中秋編 頁數(shù):339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簡介:本書主要內(nèi)容包括：論中國的法律觀；傳統(tǒng)中國法律的基本觀念；中國法思想的基礎(chǔ)；中國早期法治傳統(tǒng)比較觀等

《法苑談往》

作者:洪丕謨著 頁數(shù):315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05

《中國法律之最》

作者:王健安，唐域編寫 頁數(shù):230 出版社: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第三篇：清代族譜字輩問題研究

清代族譜字輩問題研究

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珍藏著許多族譜，它們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筆者查閱了館藏的部分清代族譜，對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字輩（名稱不統(tǒng)一，本文稱字輩）進行了一些探討，談?wù)勄宕遄V字輩問題，以期有助于對清代時期這一問題的歷史、文化及民俗現(xiàn)象的認識。

一

在館藏十三姓二十二種清代族譜（家譜、生庚薄、清明墳會薄。下稱《某譜》）中，我們從各姓入蜀的時間看，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亂外逃，清初穩(wěn)定后回籍，或落業(yè)原籍附近，或落業(yè)它縣。典型的是鐘姓。鐘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內(nèi)江縣大通鄉(xiāng)梧桐里草延鎮(zhèn)金紫橋，傳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藺賊奢崇明”、張獻忠及部下三次過邑和“吳三桂又變”，族人“避兵遠徙，竄入夜郎”，鐘植倫“三走遵義，數(shù)年吳逆平”回原籍，老業(yè)被別人報占，因祖墳所在，“故不忍遠離，仍就近居焉。”二種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間（1662—1795），“湖廣填四川”等入蜀落業(yè)。《周譜》記載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還有朱姓的朱光先。他們是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遲的是資中陳姓和簡陽城鐘姓，分別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們再從各姓入蜀來源看，他們分別來自湖廣（含湖南、湖北，楚）、廣東、江西、陜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廣有十姓，來自麻城縣、桃源縣、新化縣、新寧縣、陵零縣、衡陽縣。廣東有三姓，來自長樂縣、永安縣、博羅縣。來自江西一姓。來自陜西扶風縣一姓。各姓回籍和入蜀落業(yè)后，大多數(shù)獲得一定土地，隨著清初逐步穩(wěn)定，以及清代統(tǒng)治者賦稅政策的優(yōu)惠和生產(chǎn)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經(jīng)濟得到了恢復(fù)和發(fā)展。由于生產(chǎn)的繼續(xù)發(fā)展，客觀上需要勞動力的支持，加之主觀上壯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倫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響等等，促進了人口快速增長。宗族內(nèi)人口增多，為維護宗族制度，族譜的編修和續(xù)修成為了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雷譜》說：“迄于今，生齒漸繁，基址宏開，衣食既足，禮義宜興。倘不將譜參閱校訂修明，數(shù)世而后則昭穆無所考證，凡我同宗親疏等相遇，恐視至親如秦越者也矣。”《朱譜》也說：族譜“列以尊卑，綱紀正焉；序以昭穆，人倫明焉。綱紀正而人倫明，則一本之緒傳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脈所流班次可據(jù)，名號可考，包括無余，胥備至當矣。”《馬譜》還說：“家譜之修何為乎？上稽宗祧，述遺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倫也。”《陶譜》稱“譜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國修續(xù)族譜的歷史悠久，鄭樵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漢到唐，崇尚門閥譜系”（《古代的禮制和宗法》李學勤）。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對門閥制度毀滅性打擊，“譜遂大廢”（《嘉祐集》卷13《譜例》）。經(jīng)過北宋蘇洵、歐陽修等編修本家新族譜的大力倡導(dǎo)，族譜修續(xù)又興。四川在清代是一個移民大省，通過修續(xù)族譜追敘宗族和先輩創(chuàng)業(yè)歷史，增強宗族凝聚力尤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個清代期間，以至民國，族譜的修續(xù)工作方興未艾。在各族譜中，修譜時間最早、續(xù)修次數(shù)最多的是《李譜》。第一次修譜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續(xù)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續(xù)修是光緒丁丑年（1877），第四次續(xù)修民國元年（1912）。各姓在修譜前，族譜的傳、存主要有四種情況：一種是在明末清初之亂遺失明代族譜，回籍后無譜而修譜。李姓稱：“我族在有明一代，譜凡數(shù)數(shù)修矣，……無如獻賊屠川，川南卅縣戶口百無一存，而譜牒亦因之蕩失。”鄧姓也是“當明季之亂，舊譜失遺”。二種是清初入蜀未帶譜牒，或無譜可稽而修譜。威遠葉姓 “昔高祖輩入蜀，未帶譜牒”，朱姓“舊譜未傳于蜀地，新譜宜修于家庭。”三種是入蜀落業(yè)后回原籍抄來族譜。周姓舊譜是入蜀落業(yè)后，由周尚金、周尚銀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來。四種是明代族譜在明末清初因亂散失外地，回籍后輾轉(zhuǎn)訪尋抄回舊譜。內(nèi)江鐘姓族人避亂攜族譜逃遵義等地未歸，而鐘志吾“竄黔回蜀時未有老譜”，咸豐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譜。基于這些情況，各姓在清代修續(xù)譜時，資料來源不一。有老譜的依據(jù)老譜，或?qū)さ美献V后，修訂已修的譜。如《周譜》依據(jù)“舊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誤），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為洪武七年，有誤）”的舊譜而修。《雷譜》也遠追雷開憲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譜。內(nèi)江《鐘譜》嘉慶十年（1805）修，后獲得散失黔省老譜，“較原地更為清楚”，咸豐六年（1856）續(xù)修時進行了說明。無老譜的憑先輩口授傳聞，或記錄的零星有關(guān)材料，或參考史書、縣志記載，甚至搜尋族中明時舊墓舊碑文字修譜。許多族譜在敘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不少口授傳聞，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記錄。內(nèi)江《鐘譜》、跳墩壩《張譜》等在記述明代事時，參考了內(nèi)江縣志、《明史》等。《鄧譜》對族中先輩“生卒有考廬墓”。跳墩壩《張譜》對入蜀或回籍后修譜情況則說的非常詳細：明時族中名宦鄉(xiāng)賢“有縣志可稽，家乘、修祠記足據(jù)”，“兵燹后文獻無征”，“爰是據(jù)覺悟公碑陰之記，中丞公臨難自敘之譜，且更據(jù)縣中遺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譜之。對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則按照實際搜集記述或續(xù)記譜中。但在缺乏先輩傳聞、文字記錄，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難，以及修譜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譜時間比較晚的，譜中有些記載也不準確。內(nèi)江、威遠葉姓為一族，威遠《葉譜》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屬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內(nèi)江《葉譜》在同治年間（1862—1874）編，清楚記載入蜀第二代葉國征生于湖廣常德府桃源縣，依靠先輩生庚簿準確記錄傳

存，這明確了威遠葉姓入蜀來自湖廣常德府桃源縣。這是我們檔案館研究族譜需要重視的問題，要根據(jù)族譜資料來源理性地對待族譜中的史料和價值。

各族譜的體例、內(nèi)容、形式等諸方面各具風格，也具有許多共同點。其中，必須在各自族譜中記述宗族字輩，專門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專篇，或通過“族規(guī)”、“祠規(guī)”、“凡例”、“例言”、“條規(guī)”，明確規(guī)定和要求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遵守字輩，違反者要受到族內(nèi)的責懲，確保字輩在宗族內(nèi)的正常使用。如《周譜》、《李譜》等專門列有“派名”篇，《陶譜》有“班次說”等等，族譜“班次可據(jù)”。可見字輩在宗族和族譜內(nèi)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還要刻上字輩。如《周譜》就記載周懿墓碑上刻有“諱懿，班次長，字運金”的文字，說明周懿屬“長”字輩。不僅如此，如果宗族內(nèi)字輩出現(xiàn)紊亂或者不明確，還會促進族譜的修續(xù)工作。內(nèi)江《鐘譜》說：“迄今傳遠而生齒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復(fù)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異日椒衍瓜綿，后世子孫必有數(shù)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講也。”《李譜》稱“家譜者，所以記名號而敘班次也，續(xù)家譜者，以名號班次之日繁復(fù)，從而記敘之也。”還說“所謂名號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統(tǒng)系之，則族屬散漫，咎將安辭。”因此，當宗族內(nèi)字輩“紊”、“繁”時，必須修續(xù)族譜。

二

字輩，是宗族內(nèi)規(guī)定族人取名統(tǒng)一使用的表明輩（代、世）次用字（偏旁）聯(lián)綴的成語、對聯(lián)或詩句。各族譜中對字輩的稱謂不統(tǒng)一。稱呼“字輩”的有資中《陳譜》；稱呼“字派”的有《羅譜》、《馬譜》、《王譜》、內(nèi)江《鐘譜》；稱呼“班次”的有《朱譜》、《馬譜》、內(nèi)江《鐘譜》、《鄧譜》、《周譜》；稱呼“班行”、“班排”的有內(nèi)江《鐘譜》；稱呼“班派”的有《王譜》；稱呼“班輩”的有跳墩壩《張譜》；稱呼“班位”的有資陽《葉譜》；稱呼“輩數(shù)”的有染坊壩《張譜》；稱呼“派名”的有《周譜》、《李譜》；稱呼“派弟”的有內(nèi)江《鐘譜》；稱呼“派行”的有簡陽河?xùn)|《鐘譜》；稱呼“名次”的有簡陽城《鐘譜》等等。有的同譜內(nèi)也稱謂不一，《馬譜》不同稱謂有三種，內(nèi)江《鐘譜》不同稱謂達五種。這是無規(guī)范統(tǒng)一的名稱或同譜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國按照字輩取名起源較早，稱為“排行”，即“兄弟雙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單名以偏旁為排行”。《左傳》中有長狄兄弟四人，名為僑如、焚如、榮如、簡如，“這是排行之始。”漢末的劉琦、劉琮兄弟，三國魏的應(yīng)璩、應(yīng)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國文化史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譜》“派名”中說：“命名之誼詳于中（申）繻，班次則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聯(lián)綴，誼實本此。秦、漢以來，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僅見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晉，此風少歇。右軍、大令父子同派，斯實紊矣。”其中關(guān)于命名問題，提及了魯桓公的嫡長子出生后，曾經(jīng)問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傳?桓公六年》），但認為“班次則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話人物，在屈原《離騷》和《山海經(jīng)?大荒南經(jīng)》中有記載；同時講了先秦已經(jīng)有了“以一字聯(lián)綴”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晉間，“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認為王羲之和王獻之因為“之”字而是同輩“實紊矣”，則是不知道晉至南朝間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綴后，父子間也如此，非以字輩取名。

字輩在宗族中維護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簡陽河?xùn)|《鐘譜》“命名派行” 里有一段話，高度概括了字輩的作用。“世系源流，國史賴以序始終，而家乘則賴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與，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茲者公同酌定……預(yù)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幾歸于畫一。雖錯處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問名，而即知尊卑，別親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們從具體作用講，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字輩可以明確宗族內(nèi)世系。宗族內(nèi)族人通過字輩取名，確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確，“一脈所流班次可據(jù)”。字輩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這就關(guān)系著宗族制度的維護問題。《李譜》說：我族“子孫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統(tǒng)之，則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綿綿延延，傳之無窮，不其偉歟！”

其次，字輩可以規(guī)范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依據(jù)字輩取名，使宗族內(nèi)族人名字具有統(tǒng)一、整齊特點，有規(guī)可尋，“歸于畫一”。同輩間字輩相同，雙名的姓名同輩就有兩個字相同，單名字輩偏旁相同；不同輩間字輩不相同。

再次，字輩在宗族內(nèi)可以分辯尊卑。字輩中每字的先后順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內(nèi)不同的輩次，字輩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輩，依序前推高兩、三、四等輩；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輩，依序后推低兩、三、四等輩。依照字輩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內(nèi)族人輩份高低。輩份高為尊，輩份低為卑。輩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輩份高的，“列以尊卑，綱紀正焉”。在修譜時，字輩還可以對不詳?shù)淖迦艘勒账鶎僮州吪判颉！恶R譜》中規(guī)定：“舊譜有序其名而不詳者，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實際也是按照字輩分辯尊卑。

第四，字輩在宗族內(nèi)可以區(qū)別親疏。字輩通常是以每一個宗族為單位制訂的，同姓之間能夠區(qū)別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輩就同宗族，自然就親；雖然同姓，但字輩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當然就疏。《馬譜》“馬氏祠規(guī)”要求，“凡老譜所未載，來歷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竄入，庶非妄拜汾陽。”以避免亂攀、妄攀而亂宗族。亂攀望族是修譜歷史上的通病，雖然經(jīng)過蘇洵、歐陽修等創(chuàng)立族譜編修新方法的沖擊，但其風未絕。因而，各族譜中對此都努力杜絕，確難以完全克服。

依靠字輩尋得同宗的事在內(nèi)江《鐘譜》里有記載：邑南“長峰鎮(zhèn)鐘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義回內(nèi)江者，與吾

祖正良公同屬一派弟，不識為兄為弟，親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識宗親，須向破堰尋覓。乾隆年間（1736—1795），其孫成璉、成瑞來訪，見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躍然曰得之矣！”并于嘉慶四年（1799）合族捐資在破堰橋同修祖祠。這個字輩尋宗事中，同時還反映出一個“同屬一派弟”，“親疏何若”的問題，也就是同宗族同輩也有親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對親，同宗不同支的相對疏。還有同宗內(nèi)不同支各自制訂字輩的情況，又在同宗內(nèi)支與支之間通過字輩同否區(qū)別親疏。一般輩數(shù)越遠的越疏，而輩數(shù)越近的越親。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決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內(nèi)計算，即從高祖至玄孫縱向為九族，九族內(nèi)為親，出九族相對疏。高祖“高者，言最在上。”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爾雅義疏?二?釋親四》）這是從縱向講的；“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爾雅?釋親》）也就是祖父的兄或弟稱為從祖父，從祖父的子開始稱為族父，族父的子稱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經(jīng)稱為親同姓了。這從橫向表明三代以內(nèi)不同支的親疏關(guān)系。跳墩壩《張譜》有“譜之遠祖則略，近祖則詳，以先后之勢然也。本支加詳，他支從略，以親疏傳聞異也”的修譜原則，也可以幫助我們深刻理解親疏問題。

三

各姓字輩的形成和來源因宗族發(fā)展情況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著許多共同點。

第一，修續(xù)族譜制訂字輩，字輩因譜而立。各姓在修續(xù)譜時，宗族內(nèi)必須討論、議訂字輩，形成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輩，并且記載于譜中。一是修譜時歸納先輩取名用字形成字輩。其中，先輩取名有可能有字輩，依照字輩取名，或有意識按照字輩原理取名；也可能無字輩，隨意取名。這種情況形成的字輩已經(jīng)是過去的事實。有的族譜是歸納明代及以前的先輩取名，如《李譜》、資中《陳譜》等。《李譜》在第一次修譜時，就上追十二輩，從明代洪武時（1368—1398）的先輩取名開始歸納；有的族譜是從入蜀或回籍時的先輩開始歸納，如簡陽河?xùn)|《鐘譜》、《周譜》、《鄧譜》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輩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還有的是從入蜀或回籍以后幾代起，如《陶譜》是從回籍以后四世開始歸納的。二是修譜時新議、公議字輩。在歸納先輩取名形成字輩同時，還議定以后數(shù)輩字輩。《雷譜》在嘉慶元年（1796）修譜時，從父輩開始議定字輩。跳墩壩《張譜》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時，“前二十代皆無班輩，實望弟與吾議，自二十一輩以后，須遵班輩字樣改名，……爰擬二十字載在譜后。”三是續(xù)修族譜時續(xù)議、改訂字輩。續(xù)議字輩是在已有字輩外“增議”、“新議”字輩，與已有字輩各自獨立；還有是在已有字輩后增補字輩，聯(lián)系緊密，形成一體。《李譜》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輩外，又獨立“增議派名”十六字。《鄧譜》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輩外，光緒十六年（1890）修譜時，“合族又緒以二十字”字輩。內(nèi)江、威遠葉姓各自修譜時，于原有十字字輩基礎(chǔ)上，又在其后續(xù)增十字，與原字輩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輩。改定字輩是在已有字輩上進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輩。最具典型的是簡陽河?xùn)|《鐘譜》。道光辛丑年（1841）修譜“排行五十六字”，光緒丁酉年（1897）續(xù)譜時又認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擬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復(fù)。”因此，原有字輩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廢除，另外改定新字輩。《羅譜》記載，光緒時（1875—1908）任族長的羅筆峰規(guī)定有“萬世永昌”為字輩，后增衍為二十字字輩，也形成新字輩；另有“長房萱公派國楨公系及篤之公系，別立‘文章華國’四字為字派。”在二十字字輩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統(tǒng)一而免混淆。”這也是改定和廢除字輩的情況。

第二，入蜀前議訂的字輩在入蜀后繼續(xù)使用，新議字輩也來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譜》說：“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議班次，來自湖廣，支派皆同。”所以，《周譜》中的“歷代班次”和“新議班次”都來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譜》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議定的“楚次”字輩，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譜》道光八年（1828）修譜，記載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廣所議之派”。

第三，無族譜規(guī)定字輩，宗族內(nèi)約定字輩遵行。許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時沒有族譜和字輩，就在宗族內(nèi)由長輩或有威望、有學問的族長、族人約定、議訂字輩，供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使用。《鄧譜》修譜前的字輩是因為清初鄧聯(lián)芳回籍，“鷺序之班未詳”，所以，“咸豐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豎碑，培補祖塋，宣明班次，庶幾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綿延不絕矣。”在“培補祖塋”同時，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約定遵行。內(nèi)江、威遠葉姓皆從入蜀第二代開始約定字輩取名，編修族譜時記載譜內(nèi)。還有的雖然沒有形成字輩，但取名時有字輩用字的約定。《陶譜》中記載回籍第二世有五子，為“之”字輩，三世為單名，五子各自分別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選字為自己兒子取名，第四世就開始統(tǒng)一按照議訂字輩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為宗族內(nèi)族人遷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輩。許多宗族內(nèi)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斷遷徙，出現(xiàn)散居，這樣就導(dǎo)致同宗字輩不相同情況出現(xiàn)。同宗字輩不同有多種形式。內(nèi)江、威遠《葉譜》記載，內(nèi)江、威遠、資中葉姓入蜀初約定“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字輩，乾隆乙亥年（1855）冬葉國祥遷移威遠，修譜時將“官清民自安”改為“家齊業(yè)必昌”，并續(xù)增“奉先思孝友，詩書繼世長。”而內(nèi)江、資中葉姓依然按原字輩取名，內(nèi)江葉姓也續(xù)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 威遠的“家”為第六代，“世”為十九代，而內(nèi)江的兩字分別為十二代，十一代。這樣形成同宗因遷徙分處不同地域而字輩變化，甚至出現(xiàn)相同的字輩字輩次混亂。簡陽河?xùn)|《鐘譜》“各房另擬”字輩是一種同宗不同房、字輩不同的情況，但它是有意識改定并記載譜內(nèi)的，有椐可查。乾隆壬

子年（1792）馬純程修《馬譜》時，回籍后以馬純程以上兩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觀前后之名諱，競有混同，蓋因譜未修而派未確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結(jié)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輩就有同輩多達八字（偏旁）的，查閱《馬譜》中該輩名字，實際還沒有概括完。這是同宗無字輩、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馬譜》“馬氏祠規(guī)”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擬數(shù)字則親而反疏，決不妄改。”避免同輩多字輩。

四

各譜字輩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要求和原則，一般按照輩次先后依序聯(lián)綴成句、對聯(lián)或詩句。內(nèi)江《鐘譜》認為“族中班排字樣，或單或雙，古頗不拘”。從字輩句數(shù)上講，二句至數(shù)句不等，多為偶句，尤以四句為多。在各譜中，兩句的有《朱譜》“楚次”；四句的有《朱譜》“川續(xù)”、《羅譜》、《馬譜》“四句”、《鄧譜》、跳墩壩和染坊壩《張譜》、簡陽城《鐘譜》、簡陽河?xùn)|《鐘譜》“分房續(xù)”、《雷譜》、資中《陳譜》、《李譜》“增議”、《陶譜》“二十字”、《周譜》、威遠和內(nèi)江《葉譜》字輩；八句的有簡陽河?xùn)|《鐘譜》、《王譜》、安岳《陳譜》、《陶譜》“四十字”、《周譜》“新議”字輩。從字數(shù)上來看，每句四字（言）至數(shù)字。四字句的有《王譜》、《李譜》字輩；五字句的有《周譜》、《朱譜》、《羅譜》、《鄧譜》、《陶譜》、威遠和內(nèi)江《葉譜》、《雷譜》、跳墩壩《張譜》、簡陽城《鐘譜》字輩；六字句的《馬譜》、安岳《陳譜》字輩；七字句的有資中《陳譜》、簡陽河?xùn)|《鐘譜》、染坊壩《張譜》字輩。此外，也有一句或者七句的。《羅譜》“萬世永昌”、“文章華國”為一句字輩，《李譜》原字輩就為七句。更有聯(lián)綴不能成句的。《馬譜》六世字輩屬于羅列式的，第一世為“東、火、天、氵、王、龍”，第二世為“傳”，第三世為“純”，第四世為“家、文、廣、言、車、正、振、心”，第五世為“德、再、佑”，第六世為“麟、國、興”等字和偏旁，同輩多字和偏旁，不能成句。《王譜》的“承登子”也不能成句。各譜字輩的總字數(shù)都達二十字以上，其中三十字以上的達八姓，四十字以上達五姓，尤其以《周譜》六十字為最多，次為簡陽河?xùn)|《鐘譜》五十六字。我們不妨將《周譜》字輩錄于文中：“歷代班次”是“士夢以思可，友文志永興，庭奉朝承嘉，尚正大益長。”“新議班次”是“榮先維繼述，裕后樂英賢，秩序本天定，彝倫在人全，謨烈由今紹，奕葉普相傳，家乘恪遵守，祥發(fā)永綿長。”從字輩形成過程和字數(shù)多的情況不難說明：一是各姓在修譜時，喜歡續(xù)訂或新議字輩，不斷追求寓意完美；二是字輩崇尚多字，反映了修譜者希望宗族人丁興旺、永遠發(fā)達的一種理想意愿。馬純程在修《馬譜》時還說：“茍四句話竭之后，有能承其志者，擇其無重復(fù)者而繼續(xù)之，庶幾譜牒無蒙，字派不盡。是殆予之厚望也夫！”一個修譜者希望“譜牒無蒙，字派不盡”的殷殷之情躍然譜上。從各譜使用字輩字數(shù)看，在整個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一般使用了十字左右，因此，各譜字輩如果在清代后繼續(xù)使用，至少還要使用二百至四百年了。

字輩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形成許多鮮明的特色。一是努力追求美好寓意，多選擇吉祥興旺、隆大昌盛、光宗耀祖、福祿壽長、忠孝仁義、詩書儒林、國家朝廷、文武安邦等等含義的文字，組成有寓意的句子。如 《馬譜》“四句”字輩：“朝廷重用賢良，忠孝發(fā)為文章。厚德信能載福，盛名宜紹前光。”染坊壩《張譜》字輩：“廷乾可志宀鳳金，士毓文昌作國臣。永耀邦家光祖德，詩書繼世翼儒林。” 《李譜》“增議”字輩：“綱常克定，明庭增光，孝敬和順，貞吉安康” 等。二是四句以上字輩多數(shù)類似詩句，有的就是一首詩，有平仄和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容易記憶，因此，選字除考慮寓意外，還注意音韻和對仗。如跳墩壩《張譜》同治辛未年（1871）議定字輩：“仁義傳先圣，忠烈仰前光。孝友能時守，世代自綿長”等。三是選擇偏旁代字，這是許多族譜字輩采用的，是一種重要的選字方法。《馬譜》六世字輩中偏旁占有較大比例，染坊壩《張譜》字輩句“廷乾可志宀鳳金”中的“宀”、“金”，《李譜》字輩句“守金思大，朝世之時，希木芳應(yīng)”中的“金”、“之”、“木”都是偏旁。四是字輩用字避諱。清代避諱非常嚴格，字輩用字是不能犯諱的。這里講的是宗族避諱。宗族內(nèi)因為某方面原因，忌諱某字，就需要避諱，在字輩用字中也自然不用避諱字。如《王譜》字輩句“善顯名揚”，“原議作‘善德名揚’，以‘德’字為吾族所共諱，因易之。”五是字輩用字在字輩內(nèi)不得重復(fù)，避免輩次混亂。《馬譜》就強調(diào)，在字輩用完后“擇其無重復(fù)者而繼續(xù)之”。但個別譜中也出現(xiàn)相同字的情況，《李譜》字輩“守金思大，朝世之時，希木芳應(yīng)，先木果茂，正學文興，木子洪昌，萬代永登。”其中就有三個重復(fù)的“木”字。六是字輩中同輩選擇多字。如《鄧譜》字輩“文、國廷思君寵”句，“文、國”同輩。簡陽城《鐘譜》字輩“文、開道仁鴻昌”句，“文、開”也是同輩。《馬譜》六世字輩也屬同輩選擇多字。這些是一種字輩中同輩選擇多字的情況。特殊的同輩選擇多字要數(shù)簡陽河?xùn)|《鐘譜》“分房續(xù)”字輩。族內(nèi)分為“瑅公派”、“琮公派”、“環(huán)公派”、“珘公派”、“瓏公派”、“瑸公派” 共六派，每派各立字輩，除第一句相同外，其他三句二十一 字每派各不相同，即同輩選擇了六個不同的字，但六個不同的字卻偏旁相同。如“瑅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培樹時煊守福循。敏倫詳繼思貞潤，康逢邦國銓岳珍。”“琮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增楷昭炘安祥行。政伯謙維憲貢澤，度進邠因銘岑珣。” 各派“以土、木、日、火、宀、示、彳、文、亻、言、纟、心、貝、水、廣、辶、阝、囗、金、山、玉等各偏旁”相同形成相互間的聯(lián)系，“培”、“增”雖然字不同，偏旁相同，凡是字輩字偏旁相同，在族內(nèi)就是同輩兄弟。這是多種字輩中同輩選擇多字的情況。七是為使字輩成句有寓意或成詞，字輩中選取與實際取名不一致的字。《王譜》字輩第一句“王國文武”，“王”字輩的實際取名是單名“亻”偏旁，如王仙、王作、王儀兄弟。可能一方面是為

組成“王國” 一詞，二方面是表示“王”姓。《朱譜》的“枝南希世永”句中，“枝”字輩的實際取名用字是“毓”字，也應(yīng)是求“枝南” 寓意。八是概括先輩字輩用字寓意性相對弱些，有意識新訂字輩用字寓意性相對更強。正如《羅譜》所言：先輩取名用字“悉成過去，禮無追改，不能變更”。新訂字輩是供現(xiàn)在和將來使用，用字具有選擇性，寓意性就更強。如《雷譜》字輩：“漢揚洪山三，仁義禮智信。培德家聲遠，忠孝能定國。”第一句寓意性就弱。染坊壩《張譜》字輩等也是這種情況。此外，還有字輩用字未確定而入譜的情況。《王譜》字輩有三種，一種大約在咸豐（1851—1861）以前擬定，二種是咸豐初期對第三、四句“因易之一生孝友十六字，乃成武公所議，然尚未妥，以待酌擬可也。”三種是“為康之作。”因而，一、二種三、四句不一樣，一、二種與三種二、三、四句不一樣，屬于用字未確定。《陶譜》也是兩種字輩未確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吾宗字派自四世起，原定為四十字”，嘉慶至同治（1816—1869）年間“七世祖紹緒公所擬字派為二十字”，兩種字輩都在使用，所以，修譜的陶詩炎建議：“余意‘世’字以下，統(tǒng)歸一派為宜。若以祖先所定，世守不渝，則當專依一派，勿致混亂”。

各姓為使本宗族字輩寓意完美盡善，都精心擬制字輩，有的還請當?shù)孛舜鷶M，表現(xiàn)出很高水平。一般在選用成句、古代詩詞和典故，表達良好愿望外，還有的寓意是敘述宗族歷史或發(fā)展內(nèi)容。內(nèi)江《葉譜》“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字輩句出自《警世通言》中。有的詞語、句意出自《詩經(jīng)》等，如《鄧譜》字輩句“貽謀懷燕翼”，簡陽河?xùn)|《鐘譜》字輩句“奕代淵源繩祖武”，《朱譜》“川續(xù)”字輩句“祖武克延雍”中的繩祖武、祖武等就出自《詩經(jīng)》里。《羅譜》字輩“萬世永昌大，孝友必賢良。善慶存詩訓(xùn)，養(yǎng)正紹書香”中，“善慶”為羅氏善慶祠名，“詩訓(xùn)”指羅氏“世傳遠祖”元末期入蜀，令子孫“散處各邑”避難，“當時，曾口授七律詩一首，敘明源流，以為亂平復(fù)合之證”，“養(yǎng)正”指羅氏興辦的養(yǎng)正學堂。跳墩壩《張譜》字輩句“仁義傳先圣，忠烈仰前光。”其中“忠烈”指張氏十二世伯祖明安廬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亮謚 “忠烈”事，《明史》中有記載。《鄧譜》字輩句“東漢勛猷顯，南陽世德長”中，顯揚鄧氏先輩鄧禹在東漢扶助光武帝劉秀的顯赫功勛，鄧禹曾任大司徒，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南陽”指鄧禹是南陽新野人。《朱譜》“川續(xù)”字輩的“枝南希世永，祖武克延雍，協(xié)典輝麟鳳，云揚繼我宗。”是內(nèi)江名人“賜進士出身原任山東武定府知府河工議敘道”王果“拜撰”的。簡陽河?xùn)|《鐘譜》“分房續(xù)”字輩也值得稱贊，非常巧妙，充分利用漢字偏旁的特點，將分房不同字輩聯(lián)系起來，達到“雖分而猶合”目的。

五

字輩確定以后，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必須嚴格遵守，正確使用。如果不正確使用，宗族內(nèi)要進行一定懲罰。跳墩壩《張譜》規(guī)定“自二十一輩起，以后須遵班輩字樣改名”。《羅譜》說“族眾規(guī)定以后改名必須將字派置于姓與名之間，以歸劃一，其有不合此規(guī)定者，由祠中為之改正，交房長通知本人遵改，務(wù)希注意為幸。” 《馬譜》“馬氏祠規(guī)”也講“前訂六言四句班次尚未改完，后添丁者仍照前循序立派，永遠遵行。但派字當安在上一字，萬不可顛倒，后若顛倒者，各支族長責懲之。” 內(nèi)江鐘姓分派訂字輩，要求“分派之后，各房俱照字樣改名，不得任意妄改，以致房數(shù)混亂。” 簡陽河?xùn)|《鐘譜》也要求對“預(yù)派五十六字”“世世依定上、下，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幾歸于畫一。”這些要求和規(guī)定都提出了正確使用字輩的方法。

第一，在使用字輩取名時，字輩字在名中有規(guī)定位置。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在嚴格遵守字輩同時，字輩字放置名中的位置必須正確，不能顛倒。簡陽河?xùn)|《鐘譜》字輩每一字標明了“上”或“下”。如第一句是“上下曰上佳上世上廷上永上生下”，其中 “上”或“下” 表示字輩字在名中的位置。簡陽城《鐘譜》字輩也有標明。有的字輩雖然沒有標明“上”或“下”，但宗族內(nèi)也有約定。“上”就是字輩在雙名第一字，“置于姓與名之間”，如《羅譜》“世慶”、“世文”兄弟，這是最普遍的位置。“下”就是字輩在雙名第二字，如簡陽河?xùn)|《鐘譜》的“成上”、“寅上”、“信上”、“明上”兄弟。在有的譜中，也出現(xiàn)用錯位置的情況。《王譜》字輩“昌”應(yīng)為“上”，譜中同輩有“忠昌”、“應(yīng)昌”、“汝昌”、“果昌”兄弟，位置變?yōu)椤跋隆薄?/p>

第二，字輩字是偏旁的情況比較復(fù)雜，運用要準確。字輩字是偏旁的多是單名使用，這是字輩使用中比較復(fù)雜而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字輩字是不成字的偏旁，非常明確，如染坊壩《張譜》字輩的“宀”，是運用帶“宀”的字表示字輩，同輩有“張寬”、“張宦”、“張密”、“張容”等等，《馬譜》“六言”字輩許多也是非常明確的偏旁。而有的偏旁是成字的。再如染坊壩《張譜》字輩的“金”，不是直接使用該字，是作為偏旁使用，同輩有“張錺”、“張錕” 等等。更特別的是《李譜》字輩的“之”，也不是運用該字，而是取有“廴”、“辶” 旁的字，同輩有“李進”、“李逵”、“李筵”、“李廷”、“李延”等等。

第三，字輩字不是取名用字，而是表示單名。《鄧譜》字輩“聯(lián)仕芝單單名宏”句的“單”，標明“單名”，不是取名用字，是指該輩系單名，同輩有“鄧珪”、“鄧珩”、“鄧玠”、“鄧珣”兄弟，實際是使用有“玉” 旁的字。

第四，運用字輩字同音或近形字取名。如《鄧譜》“芝”字，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鄧仕華”墓碑上，刻有“男 之茂、-賢、-奇、-成、-林”，在取名中表示字輩的字用“之”，與字輩字“芝” 不合，但是同音和近形字。

第五，不符合字輩的取名，必須進行更改。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必須符合字輩，這是

第四篇：清代族譜字輩問題研究

清代族譜字輩問題研究

清代族譜字輩問題研究

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珍藏著許多族譜，它們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史料之一。筆者查閱了館藏的部分清代族譜，對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字輩（名稱不統(tǒng)一，本文稱字輩）進行了一些探討，談?wù)勄宕遄V字輩問題，以期有助于對清代時期這一問題的歷史、文化及民俗現(xiàn)象的認識。

一

在館

藏十三姓二十二種清代族譜（家譜、生庚薄、清明墳會薄。下稱《某譜》）中，我們從各姓入蜀的時間看，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元末明初入蜀，明末清初避亂外逃，清初穩(wěn)定后回籍，或落業(yè)原籍附近，或落業(yè)它縣。典型的是鐘姓。鐘在明在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入蜀，居內(nèi)江縣大通鄉(xiāng)梧桐里草延鎮(zhèn)金紫橋，傳十二世。明末清初因“藺賊奢崇明”、張獻忠及部下三次過邑和“吳三桂又變”，族人“避兵遠徙，竄入夜郎”，鐘植倫“三走遵義，數(shù)年吳逆平”回原籍，老業(yè)被別人報占，因祖墳所在，“故不忍遠離，仍就近居焉。”二種是清初康熙至乾隆年間（1662—1795），“湖廣填四川”等入蜀落業(yè)。《周譜》記載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御批湖南填川文，周嘉虞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入川。同年入川還有朱姓的朱光先。他們是這些填川者中最早入蜀的。最遲的是資中陳姓和簡陽城鐘姓，分別是乾隆元年（1736）、三年（1738）入蜀的。

我們再從各姓入蜀來源看，他們分別來自湖廣（含湖南、湖北，楚）、廣東、江西、陜西等省（承宣布政使司）。湖廣有十姓，來自麻城縣、桃源縣、新化縣、新寧縣、陵零縣、衡陽縣。廣東有三姓，來自長樂縣、永安縣、博羅縣。來自江西一姓。來自陜西扶風縣一姓。各姓回籍和入蜀落業(yè)后，大多數(shù)獲得一定土地，隨著清初逐步穩(wěn)定，以及清代統(tǒng)治者賦稅政策的優(yōu)惠和生產(chǎn)上的一些扶持，蜀中經(jīng)濟得到了恢復(fù)和發(fā)展。由于生產(chǎn)的繼續(xù)發(fā)展，客觀上需要勞動力的支持，加之主觀上壯大宗族（家族）力量、封建倫理多子多福思想的影響等等，促進了人口快速增長。宗族內(nèi)人口增多，為維護宗族制度，族譜的編修和續(xù)修成為了重要的內(nèi)容之一。《雷譜》說：“迄于今，生齒漸繁，基址宏開，衣食既足，禮義宜興。倘不將譜參閱校訂修明，數(shù)世而后則昭穆無所考證，凡我同宗親疏等相遇，恐視至親如秦越者也矣。”《朱譜》也說：族譜“列以尊卑，綱紀正焉；序以昭穆，人倫明焉。綱紀正而人倫明，則一本之緒傳不紊，斯百世之宗派自清，且一脈所流班次可據(jù)，名號可考，包括無余，胥備至當矣。”《馬譜》還說：“家譜之修何為乎？上稽宗祧，述遺徽，彰祖德；下定班行，依字派，正人倫也。”《陶譜》稱“譜者，所以敬祖宗而合宗族也。”我國修續(xù)族譜的歷史悠久，鄭樵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由漢到唐，崇尚門閥譜系”（《古代的禮制和宗法》李學勤）。唐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對門閥制度毀滅性打擊，“譜遂大廢”（《嘉祐集》卷13《譜例》）。經(jīng)過北宋蘇洵、歐陽修等編修本家新族譜的大力倡導(dǎo)，族譜修續(xù)又興。四川在清代是一個移民大省，通過修續(xù)族譜追敘宗族和先輩創(chuàng)業(yè)歷史，增強宗族凝聚力尤為重要和突出。因此，四川在整個清代期間，以至民國，族譜的修續(xù)工作方興未艾。在各族譜中，修譜時間最早、續(xù)修次數(shù)最多的是《李譜》。第一次修譜是康熙甲午年（1714），第二次續(xù)修是道光十年（1830），第三次續(xù)修是光緒丁丑年（1877），第四次續(xù)修民國元年（1912）。各姓在修譜前，族譜的傳、存主要有四種情況：一種是在明末清初之亂遺失明代族譜，回籍后無譜而修譜。李姓稱：“我族在有明一代，譜凡數(shù)數(shù)修矣，……無如獻賊屠川，川南卅縣戶口百無一存，而譜牒亦因之蕩失。”鄧姓也是“當明季之亂，舊譜失遺”。二種是清初入蜀未帶譜牒，或無譜可稽而修譜。威遠葉姓“昔高祖輩入蜀，未帶譜牒”，朱姓“舊譜未傳于蜀地，新譜宜修于家庭。”三種是入蜀落業(yè)后回原籍抄來族譜。周姓舊譜是入蜀落業(yè)后，由周尚金、周尚銀于雍正元年（1723）回楚抄來。四種是明代族譜在明末清初因亂散失外地，回籍后輾轉(zhuǎn)訪尋抄回舊譜。內(nèi)江鐘姓族人避亂攜族譜逃遵義等地未歸，而鐘志吾“竄黔回蜀時未有老譜”，咸豐五年（1855）才抄得黔省老譜。基于這些情況，各姓在清代修續(xù)譜時，資料來源不一。有老譜的依據(jù)老譜，或?qū)さ美献V后，修訂已修的譜。如《周譜》依據(jù)“舊修于宋淳祐戊申（1248）理宗十七年（1241，戊申為理宗在位的二十四年，有誤），重修于明洪武甲寅（1374）十七年（1384，甲寅為洪武七年，有誤）”的舊譜而修。《雷譜》也遠追雷開憲于元成宗二年（1296）所修族譜。內(nèi)江《鐘譜》嘉慶十年（1805）修，后獲得散失黔省老譜，“較原地更為清楚”，咸豐六年（1856）續(xù)修時進行了說明。無老譜的憑先輩口授傳聞，或記錄的零星有關(guān)材料，或參考史書、縣志記載，甚至搜尋族中明時舊墓舊碑文字修譜。許多族譜在敘述明代或入蜀前宗族中族人事情都有

不少口授傳聞，有一定文化的有一些文字記錄。內(nèi)江《鐘譜》、跳墩壩《張譜》等在記述明代事時，參考了內(nèi)江縣志、《明史》等。《鄧譜》對族中先輩“生卒有考廬墓”。跳墩壩《張譜》對入蜀或回籍后修譜情況則說的非常詳細：明時族中名宦鄉(xiāng)賢“有縣志可稽，家乘、修祠記足據(jù)”，“兵燹后文獻無征”，“爰是據(jù)覺悟公碑陰之記，中丞公臨難自敘之譜，且更據(jù)縣中遺志，遍采各祖墓碑”而譜之。對于入蜀和回籍后宗族中族人事情，各姓則按照實際搜集記述或續(xù)記譜中。但在缺乏先輩傳聞、文字記錄，或族人分散，收集材料困難，以及修譜者水平局限，甚至修譜時間比較晚的，譜中有些記載也不準確。內(nèi)江、威遠葉姓為一族，威遠《葉譜》修于道光十四年（1834），屬入蜀后第五代，但不清楚清初由何省入蜀。而內(nèi)江《葉譜》在同治年間（1862—1874）編，清楚記載入蜀第二代葉國征生于湖廣常德府桃源縣，依靠先輩生庚簿準確記錄傳存，這明確了威遠葉姓入蜀來自湖廣常德府桃源縣。這是我們檔案館研究族譜需要重視的問題，要根據(jù)族譜資料來源理性地對待族譜中的史料和價值。

各族譜的體例、內(nèi)容、形式等諸方面各具風格，也具有許多共同點。其中，必須在各自族譜中記述宗族字輩，專門列出“派名”、“字派”、“命名派行”等專篇，或通過“族規(guī)”、“祠規(guī)”、“凡例”、“例言”、“條規(guī)”，明確規(guī)定和要求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遵守字輩，違反者要受到族內(nèi)的責懲，確保字輩在宗族內(nèi)的正常使用。如《周譜》、《李譜》等專門列有“派名”篇，《陶譜》有“班次說”等等，族譜“班次可據(jù)”。可見字輩在宗族和族譜內(nèi)的重要性。甚至有的族人死后，在墓碑上還要刻上字輩。如《周譜》就記載周懿墓碑上刻有“諱懿，班次長，字運金”的文字，說明周懿屬“長”字輩。不僅如此，如果宗族內(nèi)字輩出現(xiàn)紊亂或者不明確，還會促進族譜的修續(xù)工作。內(nèi)江《鐘譜》說：“迄今傳遠而生齒日繁，死葬愈多，而班行又紊，不復(fù)起而修之，何以承先以裕后，異日椒衍瓜綿，后世子孫必有數(shù)典而忘其祖者，是不可不急講也。”《李譜》稱“家譜者，所以記名號而敘班次也，續(xù)家譜者，以名號班次之日繁復(fù)，從而記敘之也。”還說“所謂名號班次之日繁者，不思有以統(tǒng)系之，則族屬散漫，咎將安辭。”因此，當宗族內(nèi)字輩“紊”、“繁”時，必須修續(xù)族譜。

二

字輩，是宗族內(nèi)規(guī)定族人取名統(tǒng)一使用的表明輩（代、世）次用字（偏旁）聯(lián)綴的成語、對聯(lián)或詩句。各族譜中對字輩的稱謂不統(tǒng)一。稱呼“字輩”的有資中《陳譜》；稱呼“字派”的有《羅譜》、《馬譜》、《王譜》、內(nèi)江《鐘譜》；稱呼“班次”的有《朱譜》、《馬譜》、內(nèi)江《鐘譜》、《鄧譜》、《周譜》；稱呼“班行”、“班排”的有內(nèi)江《鐘譜》；稱呼“班派”的有《王譜》；稱呼“班輩”的有跳墩壩《張譜》；稱呼“班位”的有資陽《葉譜》；稱呼“輩數(shù)”的有染坊壩《張譜》；稱呼“派名”的有《周譜》、《李譜》；稱呼“派弟”的有內(nèi)江《鐘譜》；稱呼“派行”的有簡陽河?xùn)|《鐘譜》；稱呼“名次”的有簡陽城《鐘譜》等等。有的同譜內(nèi)也稱謂不一，《馬譜》不同稱謂有三種，內(nèi)江《鐘譜》不同稱謂達五種。這是無規(guī)范統(tǒng)一的名稱或同譜多修等原因造成的。我國按照字輩取名起源較早，稱為“排行”，即“兄弟雙名，其上一字或下一字相同”，“單名以偏旁為排行”。《左傳》中有長狄兄弟四人，名為僑如、焚如、榮如、簡如，“這是排行之始。”漢末的劉琦、劉琮兄弟，三國魏的應(yīng)璩、應(yīng)玚兄弟，都是用“玉”作偏旁（《中國文化史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李譜》“派名”中說：“命名之誼詳于中（申）繻，班次則肇始羲和。成周八士，分伯、仲、叔、季，后世昆季，以一字聯(lián)綴，誼實本此。秦、漢以來，二名特少，如元方、季方，其僅見也。新莽禁二名，迄于魏、晉，此風少歇。右軍、大令父子同派，斯實紊矣。”其中關(guān)于命名問題，提及了魯桓公的嫡長子出生后，曾經(jīng)問名于大夫申繻的典故（《左傳?桓公六年》），但認為“班次則肇始羲和”是不可信的，羲和是神話人物，在屈原《離騷》和《山海經(jīng)?大荒南經(jīng)》中有記載；同時講了先秦已經(jīng)有了“以一字聯(lián)綴”昆季的命名，但在秦至魏、晉間，“二名特少”，有王莽禁止二名的原因。至于認為王羲之和王獻之因為“之”字而是同輩“實紊矣”，則是不知道晉至南朝間的人，取名喜用“之”字綴后，父子間也如此，非以字輩取名。

字輩在宗族中維護宗族制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簡陽河?xùn)|《鐘譜》“命名派行”里有一段話，高度概括了字輩的作用。“世系源流，國史賴以序始終，而家乘則賴以序昭穆。乃近世之宗支混淆，昭穆亦因之失序者，果世系之不明與，亦派行之未立故耳。故茲者公同酌定……預(yù)派五十六字，……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幾歸于畫一。雖錯處九州，而行列相符，甫一問名，而即知尊卑，別親疏也。尚何有昭穆之失序乎？”我們從具體作用講，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字輩可以明確宗族內(nèi)世系。宗族內(nèi)族人通過字輩取名，確保宗族世系清楚明確，“一脈所流班次可據(jù)”。字輩未立，世系不明，宗支混淆，昭穆失序，這就關(guān)系著宗族制度的維護問題。《李譜》說：我族“子孫蕃衍，有名以辨之，派以統(tǒng)之，則伯霜仲雪，秩序厘然。于以永敦和睦，綿綿延延，傳之無窮，不其偉歟！”

其次，字輩可以規(guī)范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依據(jù)字輩取名，使宗族內(nèi)族人名字具有統(tǒng)一、整齊特點，有規(guī)可尋，“歸于畫一”。同輩間字輩相同，雙名的姓名同輩就有兩個字相同，單名字輩偏旁相同；不同輩間字輩不相同。

再次，字輩在宗族內(nèi)可以分辯尊卑。字輩中每字的先后順序依序反映了宗族內(nèi)不同的輩次，字輩某字的前一字高一輩，依序前推高兩、三、四等輩；某字的后一字低一輩，依序后推低兩、三、四等輩。依照字輩取名，可以知道宗族內(nèi)族人輩份高低。輩份高為尊，輩份低為卑。輩份低的要尊重、尊敬輩份高的，“列以尊卑，綱紀正焉”。在修譜時，字輩還可以對不詳?shù)淖迦艘勒账鶎僮州吪判颉！恶R譜》中規(guī)定：“舊譜有序其名而不詳者，為何人之子者，仍依班次序于其后而已，何敢妄加注解。”實際也是按照字輩分辯尊卑。

第四，字輩在宗族內(nèi)可以區(qū)別親疏。字輩通常是以每一個宗族為單位制訂的，同姓之間能夠區(qū)別不同的宗族。同姓同字輩就同宗族，自然就親；雖然同姓，但字輩不同，一般就不同宗族，當然就疏。《馬譜》“馬氏祠規(guī)”要求，“凡老譜所未載，來歷不清，班排不合，不敢竄入，庶非妄拜汾陽。”以避免亂攀、妄攀而亂宗族。亂攀望族是修譜歷史上的通病，雖然經(jīng)過蘇洵、歐陽修等創(chuàng)立族譜編修新方法的沖擊，但其風未絕。因而，各族譜中對此都努力杜絕，確難以完全克服。

依靠字輩尋得同宗的事在內(nèi)江《鐘譜》里有記載：邑南“長峰鎮(zhèn)鐘氏一支，其祖正文公系逃遵義回內(nèi)江者，與吾祖正良公同屬一派弟，不識為兄為弟，親疏何若耳。先是其祖常言，欲識宗親，須向破堰尋覓。乾隆年間（1736—1795），其孫成璉、成瑞來訪，見有正良公、正乾公字派，不禁躍然曰得之矣！”并于嘉慶四年（1799）合族捐資在破堰橋同修祖祠。這個字輩尋宗事中，同時還反映出一個“同屬一派弟”，“親疏何若”的問題，也就是同宗族同輩也有親疏之分。同宗同支（派、房）的相對親，同宗不同支的相對疏。還有同宗內(nèi)不同支各自制訂字輩的情況，又在同宗內(nèi)支與支之間通過字輩同否區(qū)別親疏。一般輩數(shù)越遠的越疏，而輩數(shù)越近的越親。這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決定的。以自己上、下四世內(nèi)計算，即從高祖至玄孫縱向為九族，九族內(nèi)為親，出九族相對疏。高祖“高者，言最在上。”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爾雅義疏?二?釋親四》）這是從縱向講的；“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爾雅?釋親》）也就是祖父的兄或弟稱為從祖父，從祖父的子開始稱為族父，族父的子稱為族兄弟，而族兄弟的子就已經(jīng)稱為親同姓了。這從橫向表明三代以內(nèi)不同支的親疏關(guān)系。跳墩壩《張譜》有“譜之遠祖則略，近祖則詳，以先后之勢然也。本支加詳，他支從略，以親疏傳聞異也”的修譜原則，也可以幫助我們深刻理解親疏問題。

三

各姓字輩的形成和來源因宗族發(fā)展情況不一，各不相同，但存在著許多共同點。

第一，修續(xù)族譜制訂字輩，字輩因譜而立。各姓在修續(xù)譜時，宗族內(nèi)必須討論、議訂字輩，形成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共同遵守的字輩，并且記載于譜中。一是修譜時歸納先輩取名用字形成字輩。其中，先輩取名有可能有字輩，依照字輩取名，或有意識按照字輩原理取名；也可能無字輩，隨意取名。這種情況形成的字輩已經(jīng)是過去的事實。有的族譜是歸納明代及以前的先輩取名，如《李譜》、資中《陳譜》等。《李譜》在第一次修譜時，就上追十二輩，從明代洪武時（1368—1398）的先輩取名開始歸納；有的族譜是從入蜀或回籍時的先輩開始歸納，如簡陽河?xùn)|《鐘譜》、《周譜》、《鄧譜》等，以入蜀或回籍的先輩為一世祖或入蜀始祖；還有的是從入蜀或回籍以后幾代起，如《陶譜》是從回籍以后四世開始歸納的。二是修譜時新議、公議字輩。在歸納先輩取名形成字輩同時，還議定以后數(shù)輩字輩。《雷譜》在嘉慶元年（1796）修譜時，從父輩開始議定字輩。跳墩壩《張譜》在同治辛末年（1871）重修時，“前二十代皆無班輩，實望弟與吾議，自二十一輩以后，須遵班輩字樣改名，……爰擬二十字載在譜后。”三是續(xù)修族譜時續(xù)議、改訂字輩。續(xù)議字輩是在已有字輩外“增議”、“新議”字輩，與已有字輩各自獨立；還有是在已有字輩后增補字輩，聯(lián)系緊密，形成一體。《李譜》在原有二十八字字輩外，又獨立“增議派名”十六字。《鄧譜》也在已有二十字字輩外，光緒十六年（1890）修譜時，“合族又緒以二十字”字輩。內(nèi)江、威遠葉姓各自修譜時，于原有十字字輩基礎(chǔ)上，又在其后續(xù)增十字，與原字輩形成完整的二十字字輩。改定字輩是在已有字輩上進行修改，形成新的字輩。最具典型的是簡陽河?xùn)|《鐘譜》。道光辛丑年（1841）修譜“排行五十六字”，光緒丁酉年（1897）續(xù)譜時又認為“近因本族藩衍，名多雷同，除首句外，各房另擬二十一字，以免命名重復(fù)。”因此，原有字輩除首句保留外，完全廢除，另外改定新字輩。《羅譜》記載，光緒時（1875—1908）任族長的羅筆峰規(guī)定有“萬世永昌”為字輩，后增衍為二十字字輩，也形成新字輩；另有“長房萱公派國楨公系及篤之公系，別立‘文章華國’四字為字派。”在二十字字輩使用后，“不能再用，以昭統(tǒng)一而免混淆。”這也是改定和廢除字輩的情況。

第二，入蜀前議訂的字輩在入蜀后繼續(xù)使用，新議字輩也來自入蜀前的原籍。《周譜》說：“吾族命名世次，始于南宋，以迄清初，新議班次，來自湖廣，支派皆同。”所以，《周譜》中的“歷代班次”和“新議班次”都來自入蜀前的原籍。在《朱譜》中也有入蜀前原籍議定的“楚次”字輩，入蜀后第三代使用完。《王譜》道光八年（1828）修譜，記載有“承登子”“三字乃湖廣所議之派”。

第三，無族譜規(guī)定字輩，宗族內(nèi)約定字輩遵行。許多姓在入蜀或回籍時沒有族譜和字輩，就在宗族內(nèi)由長輩或有威望、有學問的族長、族人約定、議訂字輩，供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使用。《鄧譜》修譜前的字輩是因為清初鄧聯(lián)芳回籍，“鷺序之班未詳”，所以，“咸豐壬子（1852）春，有族廷彪、思溥、思彰等倡首豎碑，培補祖塋，宣明班次，庶幾云礽之次第可稽，瓜瓞之綿延不絕矣。”在“培補祖塋”同時，也向族人“宣明班次”，約定遵行。內(nèi)江、威遠葉姓皆從入蜀第二代開始約定字輩取名，編修族譜時記載譜內(nèi)。還有的雖然沒有形成字輩，但取名時有字輩用字的約定。《陶譜》中記載回籍第二世有五子，為“之”字輩，三世為單名，五子各自分別以“金”、木、“水”、“火”、“土”偏旁選字為自己兒子取名，第四世就開始統(tǒng)一按照議訂字輩取名。

第四，入蜀或回籍后，因為宗族內(nèi)族人遷徙或散居形成新字輩。許多宗族內(nèi)族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不斷遷徙，出現(xiàn)散居，這樣就導(dǎo)致同宗字輩不相同情況出現(xiàn)。同宗字輩不同有多種形式。內(nèi)江、威遠《葉譜》記載，內(nèi)江、威遠、資中葉姓入蜀初約定“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字輩，乾隆乙亥年（1855）冬葉國祥遷移威遠，修譜時將“官清民自安”改為“家齊業(yè)必昌”，并續(xù)增“奉先思孝友，詩書繼世長。”而內(nèi)江、資中葉姓依然按原字輩取名，內(nèi)江葉姓也續(xù)增有“世家真有道，裕后必光前。”威遠的“家”為第六代，“世”為十九代，而內(nèi)江的兩字分別為十二代，十一代。這樣形成同宗因遷徙分處不同地域而字輩變化，甚至出現(xiàn)相同的字輩字輩次混亂。簡陽河?xùn)|《鐘譜》“各房另擬”字輩是一種同宗不同房、字輩不同的情況，但它是有意識改定并記載譜內(nèi)的，有椐可查。乾隆壬子年（1792）馬純程修《馬譜》時，回籍后以馬純程以上兩代、以下四代共有六代了，九支并散居，他“觀前后之名諱，競有混同，蓋因譜未修而派未確也。”于是，“六世以后作六言四句，循字以立派焉。”結(jié)果，在六言中概括的取名字輩就有同輩多達八字（偏旁）的，查閱《馬譜》中該輩名字，實際還沒有概括完。這是同宗無字輩、宗支不同和散居造成的。因而，《馬譜》“馬氏祠規(guī)”告戒族人“凡排行同班一字，多擬數(shù)字則親而反疏，決不妄改。”避免同輩多字輩。

四

各譜字輩在形式上有一定的要求和原則，一般按照輩次先后依序聯(lián)綴成句、對聯(lián)或詩句。內(nèi)江《鐘譜》認為“族中班排字樣，或單或雙，古頗不拘”。從字輩句數(shù)上講，二句至數(shù)句不等，多為偶句，尤以四句為多。在各譜中，兩句的有《朱譜》“楚次”；四句的有《朱譜》“川續(xù)”、《羅譜》、《馬譜》“四句”、《鄧譜》、跳墩壩和染坊壩《張譜》、簡陽城《鐘譜》、簡陽河?xùn)|《鐘譜》“分房續(xù)”、《雷譜》、資中《陳譜》、《李譜》“增議”、《陶譜》“二十字”、《周譜》、威遠和內(nèi)江《葉譜》字輩；八句的有簡陽河?xùn)|《鐘譜》、《王譜》、安岳《陳譜》、《陶譜》“四十字”、《周譜》“新議”字輩。從字數(shù)上來看，每句四字（言）至數(shù)字。四字句的有《王譜》、《李譜》字輩；五字句的有《周譜》、《朱譜》、《羅譜》、《鄧譜》、《陶譜》、威遠和內(nèi)江《葉譜》、《雷譜》、跳墩壩《張譜》、簡陽城《鐘譜》字輩；六字句的《馬譜》、安岳《陳譜》字輩；七字句的有資中《陳譜》、簡陽河?xùn)|《鐘譜》、染坊壩《張譜》字輩。此外，也有一句或者七句的。《羅譜》“萬世永昌”、“文章華國”為一句字輩，《李譜》原字輩就為七句。更有聯(lián)綴不能成句的。《馬譜》六世字輩屬于羅列式的，第一世為“東、火、天、氵、王、龍”，第二世為“傳”，第三世為“純”，第四世為“家、文、廣、言、車、正、振、心”，第五世為“德、再、佑”，第六世為“麟、國、興”等字和偏旁，同輩多字和偏旁，不能成句。《王譜》的“承登子”也不能成句。各譜字輩的總字數(shù)都達二十字以上，其中三十字以上的達八姓，四十字以上達五姓，尤其以《周譜》六十字為最多，次為簡陽河?xùn)|《鐘譜》五十六字。我們不妨將《周譜》字輩錄于文中：“歷代班次”是“士夢以思可，友文志永興，庭奉朝承嘉，尚正大益長。”“新議班次”是“榮先維繼述，裕后樂英賢，秩序本天定，彝倫在人全，謨烈由今紹，奕葉普相傳，家乘恪遵守，祥發(fā)永綿長。”從字輩形成過程和字數(shù)多的情況不難說明：一是各姓在修譜時，喜歡續(xù)訂或新議字輩，不斷追求寓意完美；二是字輩崇尚多字，反映了修譜者希望宗族人丁興旺、永遠發(fā)達的一種理想意愿。馬純程在修《馬譜》時還說：“茍四句話竭之后，有能承其志者，擇其無重復(fù)者而繼續(xù)之，庶幾譜牒無蒙，字派不盡。是殆予之厚望也夫！”一個修譜者希望“譜牒無蒙，字派不盡”的殷殷之情躍然譜上。從各譜使用字輩字數(shù)看，在整個清代二百六十余年中，一般使用了十字左右，因此，各譜字輩如果在清代后繼續(xù)使用，至少還要使用二百至四百年了。

字輩在用字方面非常考究，形成許多鮮明的特色。一是努力追求美好寓意，多選擇吉祥興旺、隆大昌盛、光宗耀祖、福祿壽長、忠孝仁義、詩書儒林、國家朝廷、文武安邦等等含義的文字，組成有寓意的句子。如《馬譜》“四句”字輩：“朝廷重用賢良，忠孝發(fā)為文章。厚德信能載福，盛名宜紹前光。”染坊壩《張譜》字輩：“廷乾可志宀鳳金，士毓文昌作國臣。永耀邦家光祖德，詩書繼世翼儒林。”《李譜》“增議”字輩：“綱常克定，明庭增光，孝敬和順，貞吉安康”等。二是四句以上字輩多數(shù)類似詩句，有的就是一首詩，有平仄和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容易記憶，因此，選字除考慮寓意外，還注意音韻和對仗。如跳墩壩《張譜》同治辛未年（1871）議定字輩：“仁義傳先圣，忠烈仰前光。孝友能時守，世代自綿長”等。三是選擇偏旁代字，這是許多族譜字輩采用的，是一種重要的選字方法。《馬譜》六世字輩中偏旁占有較大比例，染坊壩《張譜》字輩句“廷乾可志宀鳳金”中的“宀”、“金”，《李譜》字輩句“守金思大，朝世之時，希木芳應(yīng)”中的“金”、“之”、“木”都是偏旁。四是字輩用字避諱。清代避諱非常嚴格，字輩用字是不能犯諱的。這里講的是宗族避諱。宗族內(nèi)因為某方面原因，忌諱某字，就需要避諱，在字輩用字中也自然不用避諱字。如《王譜》字輩句“善顯名揚”，“原議作‘善德名揚’，以‘德’字為吾族所共諱，因易之。”五是字輩用字在字輩內(nèi)不得重復(fù)，避免輩次混亂。《馬譜》就強調(diào)，在字輩用完后“擇其無重復(fù)者而繼續(xù)之”。但個別譜中也出現(xiàn)相同字的情況，《李譜》字輩“守金思大，朝世之時，希木芳應(yīng)，先木果茂，正學文興，木子洪昌，萬代永登。”其中就有三個重復(fù)的“木”字。六是字輩中同輩選擇多字。如《鄧譜》字輩“文、國廷思君寵”句，“文、國”同輩。簡陽城《鐘譜》字輩“文、開道仁鴻昌”句，“文、開”也是同輩。《馬譜》六世字輩也屬同輩選擇多字。這些是一種字輩中同輩選擇多字的情況。特殊的同輩選擇多字要數(shù)簡陽河?xùn)|《鐘譜》“分房續(xù)”字輩。族內(nèi)分為“瑅公派”、“琮公派”、“環(huán)公派”、“珘公派”、“瓏公派”、“瑸公派”共六派，每派各立字輩，除第一句相同外，其他三句二十一字每派各不相同，即同輩選擇了六個不同的字，但六個不同的字卻偏旁相同。如“瑅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培樹時煊守福循。敏倫詳繼思貞潤，康逢邦國銓岳珍。”“琮公派”是“上曰佳人世廷永生，增楷昭炘安祥行。政伯謙維憲貢澤，度進邠因銘岑珣。”各派“以土、木、日、火、宀、示、彳、文、亻、言、纟、心、貝、水、廣、辶、阝、囗、金、山、玉等各偏旁”相同形成相互間的聯(lián)系，“培”、“增”雖然字不同，偏旁相同，凡是字輩字偏旁相同，在族內(nèi)就是同輩兄弟。這是多種字輩中同輩選擇多字的情況。七是為使字輩成句有寓意或成詞，字輩中選取與實際取名不一致的字。《王譜》字輩第一句“王國文武”，“王”字輩的實際取名是單名“亻”偏旁，如王仙、王作、王儀兄弟。可能一方面是為組成“王國”一詞，二方面是表示“王”姓。《朱譜》的“枝南希世永”句中，“枝”字輩的實際取名用字是“毓”字，也應(yīng)是求“枝南”寓意。八是概括先輩字輩用字寓意性相對弱些，有意識新訂字輩用字寓意性相對更強。正如《羅譜》所言：先輩取名用字“悉成過去，禮無追改，不能變更”。新訂字輩是供現(xiàn)在和將來使用，用字具有選擇性，寓意性就更強。如《雷譜》字輩：“漢揚洪山三，仁義禮智信。培德家聲遠，忠孝能定國。”第一句寓意性就弱。染坊壩《張譜》字輩等也是這種情況。此外，還有字輩用字未確定而入譜的情況。《王譜》字輩有三種，一種大約在咸豐（1851—1861）以前擬定，二種是咸豐初期對第三、四句“因易之一生孝友十六字，乃成武公所議，然尚未妥，以待酌擬可也。”三種是“為康之作。”因而，一、二種三、四句不一樣，一、二種與三種二、三、四句不一樣，屬于用字未確定。《陶譜》也是兩種字輩未確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吾宗字派自四世起，原定為四十字”，嘉慶至同治（1816—1869）年間“七世祖紹緒公所擬字派為二十字”，兩種字輩都在使用，所以，修譜的陶詩炎建議：“余意‘世’字以下，統(tǒng)歸一派為宜。若以祖先所定，世守不渝，則當專依一派，勿致混亂”。

各姓為使本宗族字輩寓意完美盡善，都精心擬制字輩，有的還請當?shù)孛舜鷶M，表現(xiàn)出很高水平。一般在選用成句、古代詩詞和典故，表達良好愿望外，還有的寓意是敘述宗族歷史或發(fā)展內(nèi)容。內(nèi)江《葉譜》“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字輩句出自《警世通言》中。有的詞語、句意出自《詩經(jīng)》等，如《鄧譜》字輩句“貽謀懷燕翼”，簡陽河?xùn)|《鐘譜》字輩句“奕代淵源繩祖武”，《朱譜》“川續(xù)”字輩句“祖武克延雍”中的繩祖武、祖武等就出自《詩經(jīng)》里。《羅譜》字輩“萬世永昌大，孝友必賢良。善慶存詩訓(xùn)，養(yǎng)正紹書香”中，“善慶”為羅氏善慶祠名，“詩訓(xùn)”指羅氏“世傳遠祖”元末期入蜀，令子孫“散處各邑”避難，“當時，曾口授七律詩一首，敘明源流，以為亂平復(fù)合之證”，“養(yǎng)正”指羅氏興辦的養(yǎng)正學堂。跳墩壩《張譜》字輩句“仁義傳先圣，忠烈仰前光。”其中“忠烈”指張氏十二世伯祖明安廬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亮謚“忠烈”事，《明史》中有記載。《鄧譜》字輩句“東漢勛猷顯，南陽世德長”中，顯揚鄧氏先輩鄧禹在東漢扶助光武帝劉秀的顯赫功勛，鄧禹曾任大司徒，封酂侯，后改封高密侯，“南陽”指鄧禹是南陽新野人。《朱譜》“川續(xù)”字輩的“枝南希世永，祖武克延雍，協(xié)典輝麟鳳，云揚繼我宗。”是內(nèi)江名人“賜進士出身原任山東武定府知府河工議敘道”王果“拜撰”的。簡陽河?xùn)|《鐘譜》“分房續(xù)”字輩也值得稱贊，非常巧妙，充分利用漢字偏旁的特點，將分房不同字輩聯(lián)系起來，達到“雖分而猶合”目的。

五

字輩確定以后，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必須嚴格遵守，正確使用。如果不正確使用，宗族內(nèi)要進行一定懲罰。跳墩壩《張譜》規(guī)定“自二十一輩起，以后須遵班輩字樣改名”。《羅譜》說“族眾規(guī)定以后改名必須將字派置于姓與名之間，以歸劃一，其有不合此規(guī)定者，由祠中為之改正，交房長通知本人遵改，務(wù)希注意為幸。”《馬譜》“馬氏祠規(guī)”也講“前訂六言四句班次尚未改完，后添丁者仍照前循序立派，永遠遵行。但派字當安在上一字，萬不可顛倒，后若顛倒者，各支族長責懲之。”內(nèi)江鐘姓分派訂字輩，要求“分派之后，各房俱照字樣改名，不得任意妄改，以致房數(shù)混亂。”簡陽河?xùn)|《鐘譜》也要求對“預(yù)派五十六字”“世世依定上、下，挨行命名。且命名不得犯此五十六字，混淆派行，庶幾歸于畫一。”這些要求和規(guī)定都提出了正確使用字輩的方法。

第一，在使用字輩取名時，字輩字在名中有規(guī)定位置。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在嚴格遵守字輩同時，字輩字放置名中的位置必須正確，不能顛倒。簡陽河?xùn)|《鐘譜》字輩每一字標明了“上”或“下”。如第一句是“上下曰上佳上世上廷上永上生下”，其中“上”或“下”表示字輩字在名中的位置。簡陽城《鐘譜》字輩也有標明。有的字輩雖然沒有標明“上”或“下”，但宗族內(nèi)也有約定。“上”就是字輩在雙名第一字，“置于姓與名之間”，如《羅譜》“世慶”、“世文”兄弟，這是最普遍的位置。“下”就是字輩在雙名第二字，如簡陽河?xùn)|《鐘譜》的“成上”、“寅上”、“信上”、“明上”兄弟。在有的譜中，也出現(xiàn)用錯位置的情況。《王譜》字輩“昌”應(yīng)為“上”，譜中同輩有“忠昌”、“應(yīng)昌”、“汝昌”、“果昌”兄弟，位置變?yōu)椤跋隆薄?/p>

第二，字輩字是偏旁的情況比較復(fù)雜，運用要準確。字輩字是偏旁的多是單名使用，這是字輩使用中比較復(fù)雜而重要的一部分。有的字輩字是不成字的偏旁，非常明確，如染坊壩《張譜》字輩的“宀”，是運用帶“宀”的字表示字輩，同輩有“張寬”、“張宦”、“張密”、“張容”等等，《馬譜》“六言”字輩許多也是非常明確的偏旁。而有的偏旁是成字的。再如染坊壩《張譜》字輩的“金”，不是直接使用該字，是作為偏旁使用，同輩有“張錺”、“張錕”等等。更特別的是《李譜》字輩的“之”，也不是運用該字，而是取有“廴”、“辶”旁的字，同輩有“李進”、“李逵”、“李筵”、“李廷”、“李延”等等。

第三，字輩字不是取名用字，而是表示單名。《鄧譜》字輩“聯(lián)仕芝單單名宏”句的“單”，標明“單名”，不是取名用字，是指該輩系單名，同輩有“鄧珪”、“鄧珩”、“鄧玠”、“鄧珣”兄弟，實際是使用有“玉”旁的字。

第四，運用字輩字同音或近形字取名。如《鄧譜》“芝”字，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鄧仕華”墓碑上，刻有“男之茂、-賢、-奇、-成、-林”，在取名中表示字輩的字用“之”，與字輩字“芝”不合，但是同音和近形字。

第五，不符合字輩的取名，必須進行更改。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必須符合字輩，這是許多譜中所強調(diào)的。但因為某些原因，有的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也有不符合字輩的情況，在修譜或族內(nèi)集會時，要給以更改和注明，以求符合字輩。跳墩壩《張譜》規(guī)定“自二十一輩起”，按照“仁義傳先圣”等字輩改名，在二十二輩中已經(jīng)有族人取名為“誠”、“注”、“讀”等的，修譜時就分別改名為“尚義”、“本義”、“正義”，以符合字輩“義”字，還在譜中注明。

在使用字輩取名過程中，由于同輩字輩相同，雙名僅有一字區(qū)別，名中用字選擇余地小；單名是同偏旁，選字也有一定局限性。加之宗族內(nèi)族人或不同支、或不同地域，各自取名難免出現(xiàn)同名。僅據(jù)《周譜》中周尚玉長子支“維”字輩一百○三人的統(tǒng)計，同名“維富”六人、“維銀”六人、“維金”三人，其他兩人同名的有十二個，兩人同音的有五個。針對這種情況，各姓采取了多種措施，以解決同名問題。內(nèi)江《鐘譜》認為“今族眾人繁，一字一派礙難取義”，采取“分派”辦法，簡陽河?xùn)|《鐘譜》也是“近因族眾人繁，易涉雷同”，六派分立字輩。這種“分派”各立字輩的辦法，實際是對同輩增加字輩字，擴大字輩字范圍。《周譜》規(guī)定：“族中子孫繁盛，命名不免雷同，宜以卑避尊，以幼避長。今后遇有同名者，便自更改。若先代不敢擅易。譜內(nèi)注明某與同，庶不混淆，以便查考。”《周譜》和《李譜》都認為“子孫繁衍，命名皆以一字綴系，勢必多同。今協(xié)議各房房長儲一小冊，每房生子命名何，必向房長舉報登記，春祭咸會祠內(nèi)，有同即易或志之，歸使自易，如此辦理，可免同名，并可以杜橫累，含混牽涉。”《馬譜》辦法是：“今以吾內(nèi)邑之宗支，六世之內(nèi)，前后同名不同字派者，不復(fù)盡更，齊等同名不同字派者亦不復(fù)盡改，只將同派同名者而更改之。”可見，對宗族內(nèi)族人同名運用了“分派”各立字輩，同輩增加字輩字；先代不敢擅易，譜內(nèi)注明；同派同名者更改或便自更改；同名更改以卑避尊，以幼避長；房長儲一小冊登記取名，春祭集中對同名更改等等辦法和原則，努力避免同名，防止混亂。內(nèi)江《鐘譜》中還講了“我族中先年有同名者借債書約，其后年久同名未借之子孫竟替還之”的故事，強調(diào)“此即前車之炯戒也”。

綜上所述，清代四川是一個移民大省，為維護宗族制度，族譜編修續(xù)修活動盛行，宗族重視字輩的制訂和新續(xù)，對字輩的形成、使用、同名更改等等制定了一系列辦法和規(guī)定，在宗族內(nèi)起到了明確世系、規(guī)范族人取名、分辯尊卑、區(qū)別親疏、尋覓同宗等作用，最終達到所謂綱紀正、人倫明和敬祖宗、合宗族的目的。同時，各族譜中的字輩取名內(nèi)容也為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和民俗等提供了許多生動材料。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宗族制度對宗族內(nèi)族人的壓迫也體現(xiàn)在字輩取名中，如同名更改要以卑避尊，以幼避長，取名不符合字輩必須更改，限制了宗族內(nèi)族人取名的自由權(quán)利；字輩本身也表現(xiàn)出封建思想意識的烙印；特別要強調(diào)的是字輩只限宗族內(nèi)男性族人使用，對女性族人應(yīng)是一種歧視。由于依照字輩取名的限制，存在表現(xiàn)單一和缺乏活力的問題。

第五篇：漳平清代茶業(yè)文化發(fā)展研究

漳平清代茶業(yè)文化發(fā)展研究

漳平，一座具有五百年歷史的古城，雖經(jīng)滄海桑田，但頗具當?shù)貍鹘y(tǒng)特色的茶鄉(xiāng)文化卻沿襲至今。民間以祖?zhèn)鞴に囍谱鞯乃刹瑁褪钦钠接凭貌栉幕慕?jīng)典之作。

漳平是我國南方茶葉的重要產(chǎn)地之一。水仙茶屬烏龍茶系列。傳說水仙茶最早產(chǎn)自境內(nèi)一條叫做“九鵬溪”的周邊地區(qū)。九鵬溪水滋潤著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兩岸人民占據(jù)著亞熱帶的氣候優(yōu)勢和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條件，從元代就開始了茶葉種植，到明清時期已有相當規(guī)模，并有了專門茶葉加工作坊。清朝光緒二十年，由“泰昌茶莊”選送的漳平水仙茶葉獲得了巴拿馬博覽會和上海博覽會金獎。而在境內(nèi)出土的明代紫砂茶壺，說明漳平很早以前就盛行功夫茶、講究飲茶文化了。所有這些史料足以道出漳平水仙茶葉生產(chǎn)的歷史悠久和茶文化的深遠厚重。在南洋鄉(xiāng)北寮和雙洋鎮(zhèn)中村的交界地有一座海拔1365米的 山峰——石牛崠，崖峰峭壁，終年云霧繚繞，山頂至今還遺存著幾十株郁郁蔥蔥的水仙茶母本樹，其中一棵最大的高達7.35米，這株罕見的水仙茶古樹被專家妙稱為水仙茶母本活化石，被當?shù)厝罕娮u為“仙茶”，所說有治腹痛和拉痢的奇效。

說起水茶餅，在漳平民間流傳一段精彩的故事。相傳清朝年間，乾隆帝下江南至福建時，巡府大人為了討主子的歡心備了兩廳的大龍蝦，不料皇帝吃了不久，便感到上腹肚之間嘰喱咕嚕似翻江倒海，這可急壞了拍馬屁的巡府，心想咋一不小心就惹來殺身之禍，而那些平時欺上瞞下的狗官門此時也一個個呆若木雞，不知如何是好。此刻，在屋內(nèi)服待巡府老母的丫環(huán)叫水仙的走入室內(nèi)，說她從家鄉(xiāng)閩西漳平帶來的茶餅或許可以幫助巡府，百般無奈的巡府急忙照水仙交代取出兩個茶餅放入紫砂壺部入滾滾開水，隨后請萬歲爺用茶。被折騰得心煩意亂的乾隆接過茶一聞，那空谷幽馨香似的茶香沁人心脾，押一口，清醇爽回甘無窮，滿滿一大壺釅茶一口氣喝了下去，真是神了，不到一袋煙功夫乾隆頓覺腹脹消減，精神抖擻，身體恢復(fù)如初。乾隆大喜，問這是什么茶，巡府一時答不出來便召來水仙，乾隆一見水仙，竟被水仙姑娘即清純自然的美貌迷得好久回不過神來，連水仙的話也聽得半懂不懂。最后，他高興的說，今后就把這茶葉叫水仙茶吧。從此，漳平水仙茶名聲大振，成為乾隆每年必要的貢茶。

漳平水仙茶史由來已久，在清代光緒年間最為鼎盛，曾是漳平市（原寧洋縣）歷史上外銷的一大土特產(chǎn)品，也是當?shù)剞r(nóng)民的一項主要副業(yè)收入。這一景象至今在漳平市雙洋集鎮(zhèn)的四周山上還依稀可見不少梯帶狀的茶畦遺址，并且還有保留完好的東洋村古民居，如賴氏二大院、吳氏二大院，以及溫坑余氏大土樓（現(xiàn)已毀，遺址在），其建筑風格精致高雅又宏偉壯觀，成為了雙洋古民居的一大特色，這些古民居都是清代中葉經(jīng)營茶葉發(fā)家致富所構(gòu)建的，有的是茶館會所，有的是學堂，擁有規(guī)模宏偉的古民居建筑成為當時富庶一方的富豪象征，這些古民居的存在如今成為漳平近代水仙茶史繁榮昌盛的一個有力佐證。

在雙洋鎮(zhèn)城外村一帶還有不少平房，原來都是加工茶葉的“茶館”，現(xiàn)還仍然保存著，最著名的當然是橫街的“泰昌茶莊”了。泰昌茶莊是清光緒年間由上杭人陳長濟在城外下橋（青云橋）橫街開設(shè)茶廠，收購茶葉加工外銷，其大宗產(chǎn)品為烏龍茶，產(chǎn)品暢銷潮、汕及東南亞地區(qū)。如今城外橫街還保留著當時泰昌茶莊的加工廠舊址，在樓板上還依稀可見張貼著泰昌茶莊的茶葉廣告單。

遺憾的是泰昌之子陳瑞慶、之孫陳必生都于前二年相距過逝，只為我們留下了可見證茶莊歷史的四樣文物，一是泰昌茶莊的各品種茶說明的宣傳廣告單；二是為警示假冒泰昌茶莊茶品的廣告宣傳單；三是泰昌茶莊鐵盒包裝的商標印刷樣品；四是印有泰昌茶莊篆書、宣傳茶葉品牌、相當于瓦當?shù)准y的八言對聯(lián)模本等，可供人用筆墨直接在上面書寫對聯(lián)張貼使用的紅底紙對聯(lián)模本。2007年，為了保護來之不易的文物，我們將此四樣文物歸送到漳平市博物館保存。在對四種泰昌茶莊文物的考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水仙茶在清朝中葉曾是十分鼎盛的時期，“泰昌茶品”成了上層建筑人士、社會各界人士乃至國內(nèi)外友人的重要飲品。

從泰昌茶莊的產(chǎn)品廣告單來看，清光緒年間泰昌茶莊在省內(nèi)外各地設(shè)有分售處達12家之多，它們共分布在龍巖、汀州、永定、漳州及廣東的興寧、河源等地。泰昌茶莊經(jīng)營的茶品上等、品種較多，共有九種，它們是“野山茶”、“水仙茶”、“太蒼種”、“七里柑”、“玉桂種”、“奇蘭種”、“苦瓜種”、“正素種”、“金菊種”等，這些茶品中除了非人工種植的野生茶外，人工種植的茶品均屬烏龍類茶，人工種植茶中就屬“水仙茶”品種價格最高，每矸為洋毫六角，其余品種每矸才洋毫五角、三角不等。

從泰昌茶莊的商標來看，泰昌茶莊的茶品包裝十分精致，有自己的商標品牌——中國泰昌（china tai chong），在光緒癸丑（1903年）改換了精致的鐵盒包裝，包裝十分精致，這在當時的市場中是極為少見的，可見已經(jīng)成為人們相互傳送品茗的禮品了。商標在民國六年（1917年）又改換洋版新印刷，印有彩色的“鹿啣芝草”圖，這在當時的印刷業(yè)中也是很少見的，制作相當昂貴，可見其用心之苦，成本之高，經(jīng)營之大了。

從防偽申明廣告單和商標改版申明來看，說明當時市場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許多的假冒泰昌茶品，由此也證明了當時泰昌茶品在社會已經(jīng)廣泛得到認可，泰昌茶品在社會的知名度已經(jīng)很高，成為人人皆知、喜愛的茶品。也證明了泰昌茶品在上個世紀就已經(jīng)備受社會各界人士所鐘愛，說明了泰昌茶品營銷鼎盛。由于商標有英文品牌及注解，充分說明了國外人士也十分鐘愛泰昌茶品，因此也為漳平水仙茶在清代就已經(jīng)飄揚過海銷往國外得到了有力的佐證。從泰昌茶莊防偽廣告單、及商標改版申明，可見泰昌茶莊在當時已經(jīng)具有很強的商標品牌意識了。由于泰昌茶莊的茶品上乘，曾在巴拿馬博覽會和上海博覽會上獲金獎，茶品在福建省第三次國貨陳列會上被評為一等品（在茶品廣告單的宣傳內(nèi)容中也提到了“泰昌茶品制造精良，各種名茶早已馳名中外，在各處展覽會上多次得獎”），由此可見泰昌茶品得到了當時官方的一致認可、支持與扶持。在茶品宣傳廣告單中，可以清晰可見陸續(xù)得到了當時寧洋縣正堂戴培基“香國同春”的題詞，寧洋縣知事吳錦“云胰妙品”的題詞，福建省實業(yè)廳（相當于現(xiàn)在的農(nóng)業(yè)廳）李厚恩廳長“余甘舊種”的題詞（因茶品時在第三次國貨陳列會上被評為一等品而題詞）。由此可見，當時泰昌茶莊的茶品不僅得到社會群眾的喜愛，同樣也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成為上層建筑人士、社會各界人士和中外友人的推崇和喜愛，漳平水仙成為漳平（原寧洋）縣的一個大品牌。清末列強侵華，漳平（原寧洋縣）的茶葉生產(chǎn)開始日趨衰落。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因戰(zhàn)亂，海、陸交通受阻，外銷不暢，曾經(jīng)紅極一時的泰昌茶莊被迫歇業(yè)了，漳平（原寧洋縣）的茶葉規(guī)模性發(fā)展也由此而受到了限制。

圖一：泰昌茶莊茶品宣傳廣告單

圖二：中國泰昌商標

漳平水仙茶餅古色古香，極具濃郁的傳統(tǒng)風味，香氣清高幽長，具有如蘭氣質(zhì)的天然花香，滋味醇爽細潤，鮮靈活潑，這些都因為其制作講究，極具靈活性、藝術(shù)性。

首先，鮮葉必須是來自綠色無公害的茶樹。這茶樹都種在山高林密霧多無污染的山坡上，茶農(nóng)們只用農(nóng)家肥給茶樹下肥。這里的茶農(nóng)猶如茶樹的保健醫(yī)生，時不時給茶樹松松土，整整形，灑灑水。茶季到了。人們總是挑選風和日麗的日子，從茶樹上采摘露水剛剛風干的三片標準葉尖。茶青從山上運回農(nóng)舍后，繁雜而神秘的制作過程開始了。

第一道工序叫“晾青”。這是讓采下的茶葉重新“活”起來，制茶師傅們有個生動的比喻，說是讓茶葉內(nèi)部“走走水”。

接下來的是“曬青”。茶葉靜靜地躺著接受陽光，別看茶葉一地沉默無語，其實每分鐘每秒鐘都在起化學變化，都在醞釀著它的芳香。

最有技巧的“搖青”開始了。搖搖停停，停停搖搖，緩緩急急，前后四次。這種對茶葉的“蹂躪”過程，是進一步促進茶葉走水和發(fā)酵，一直搖到茶葉“紅邊綠肚”，散發(fā)出濃濃的花果香為止。

為了守住“搖”來的成果，必須借以烈火。這就是“殺青”工序了。“殺青”就像中國烹調(diào)一樣講究熱鍋快炒，鍋多熱，茶多少，翻幾次，都有講究。茶師傅們知道，這是茶葉色、香、味形成的關(guān)鍵。經(jīng)過火的洗禮，茶葉逆來順受，全沒山里的一點脾氣，服服貼貼地任人揉搓。這是“揉捻”，也就是給茶葉“美容造型”。幾翻揉捻后，別具一格的工序開始了。看，用木模具壓筑茶葉成型，而后包紙定型。別以為這是多么老土的工序，其實那正是獨特茶香的臉譜，古老品牌的象征。

用紙包好的茶餅，此時進入最后一道工序：烘烤。正如中國菜講究火候，烤茶更需要火候。靜靜地用炭火慢慢煨著，烤著，一縷縷濃濃的茶香，淡淡的茶味飄在烤房內(nèi)外，吸引幾十米遠的過路人進房探問究竟，享受著一陣陣蘭花香。經(jīng)過十幾道生產(chǎn)出的水仙茶餅，經(jīng)久藏，耐沖泡，茶色赤黃，細品有水仙花香，喉潤好，有回甘，更有久飲多飲而不傷胃的特點，除醒腦提神外，還兼有健胃通腸，排毒，去濕等功能，實屬茶中極品，不可貌相。

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香氣滿乾坤。正是這看似簡陋包裝的藝術(shù)品，民國初期便飄洋過海，大量出口香港、臺灣、日本等東南亞地區(qū)和國家。在近年來的茶葉發(fā)展中，漳平市在傳承、保留“漳平水仙”獨特成分的同時，不斷改進制作工藝，走品牌、標準發(fā)展之路。為探求低產(chǎn)水仙茶園最佳改造技術(shù)，在南洋鄉(xiāng)北寮村、梧溪村、南洋村進行低產(chǎn)水仙茶園改造試點，通過50畝的試點推廣到了5000多畝，通過培育茶業(yè)企業(yè)龍頭帶動，推廣茶園連片整合、水仙茶新技術(shù)、新工藝，突出漳平水仙茶福建地方標準和標準化茶園建設(shè)。

中國現(xiàn)代茶業(yè)事業(yè)的開拓者，被列為繼陸羽之后的當代十大茶葉專家之一的張?zhí)旄Ｏ壬?007年9月份到漳平時再度認為，漳平水仙茶品種在福建茶品種中算是極品：味香，適合做烏龍茶、紅茶、綠茶、白茶等茶種。目前，漳平南洋、雙洋等鄉(xiāng)鎮(zhèn)，水仙茶葉發(fā)展勢頭良好，成為農(nóng)民致富的重要途徑。實施科技興茶戰(zhàn)略，領(lǐng)先科技培育龍頭企業(yè)。依托省農(nóng)林大學技術(shù)優(yōu)勢，積極扶持茶葉龍頭企業(yè)技改，同時開展水仙茶的新工藝研究，大力革新制茶工藝與設(shè)備，并做好新工藝、新技術(shù)、新設(shè)備的示范推廣，有力提高了全市茶葉科技水平，提升了“漳平水仙”的科技含量和產(chǎn)品附加值，使產(chǎn)品更加適應(yīng)市場、。漳平水仙主要產(chǎn)地為南洋鄉(xiāng)，南洋鄉(xiāng)也因此成為著名的“水仙茶鄉(xiāng)”。漳平水仙品種鮮葉具有梗粗壯、節(jié)間長、葉張肥厚、含水量高、容易發(fā)酵紅變的特點，種植地方環(huán)境天然山林中，絕對零工業(yè)污染，漳平水仙茶經(jīng)環(huán)境檢測評估和茶葉抽檢化驗，各項指標均符合無公害要求，經(jīng)漳平市茶葉協(xié)會組織申報，日前已與省綠色食品發(fā)展中心簽訂了無公害標志使用協(xié)議。水仙茶餅古色古香，極具濃郁的傳統(tǒng)風味，香氣清高幽長，具有天然水仙花香或蘭花香，滋味醇爽細潤，鮮靈活潑。中國茶葉泰斗張?zhí)旄＠舷壬鵀椤罢钠剿伞碧峁P寫下“典清和靜”。1995年，水仙茶餅在全國第二屆農(nóng)業(yè)博覽會上獲金獎，多次在福建省茶葉評獎中獲獎，并被收入《中國名茶錄》。2000年7月，國內(nèi)唯一烏龍茶類緊壓茶－－漳平水仙餅獲國內(nèi)先進水平，被中國茶葉博物館作為名優(yōu)茶收藏陳列，曾在中國博覽會、廈門“中日韓”國際文化交流會、省鑒評會獲得13個金獎。2006年 第四屆“閩茶杯”名優(yōu)茶鑒評會上，漳平水仙榮獲第四屆“閩茶杯”2006年名優(yōu)茶特等獎。2007年 第七屆廣州茶文化博覽會金獎。

實施名牌戰(zhàn)略，緊緊圍繞“優(yōu)質(zhì)、精品、名牌”為中心，靠優(yōu)質(zhì)闖市場，靠精品占市場，靠名牌擴市場。全力打造“漳平水仙”大品牌形象，一方面，通過舉辦“漳平水仙”茶王賽和品嘗會，促進制茶技術(shù)水平全面提高，打造茶鄉(xiāng)文化氛圍；另一方面，下廈門、上福州舉辦“漳平水仙”推介會，全面提高名茶知名度。積極開展漳平水仙茶餅原產(chǎn)地標記地理標志和原產(chǎn)地域產(chǎn)品認定注冊申報工作，充分發(fā)揮水仙茶餅的獨特性、歷史性、優(yōu)越性。

今天，“漳平水仙”不再是“空谷幽蘭”，不再是“深閨佳人”，而是穿著各式各樣的精美的時裝的清純少女，給廣大消費者帶去了純純的、濃濃的鄉(xiāng)村的芬芳。九鵬大地茶園綠，水仙飄香誘人來。走進茶鄉(xiāng)，遠山黛，近山青，到處可見連綿起伏的水仙茶園。到處可聞心人心肺的水仙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