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漢字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精神

漢字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精神

摘要：本文闡述了漢字中傳達出的儒釋道精神，以及儒釋道精神對中國漢字的影響，正確運用儒釋道精神解讀中國漢字的意義以及用好漢字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關鍵詞：漢字儒釋道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是儒、釋、道精神。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視覺符號，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信息的載體。在當今社會，有些年輕人用鍵盤輸入取代手寫漢字。不認識繁體字，無法讀懂古代優秀典籍，網絡新詞不斷地被創造，很多漢字的字義已經和原義相去甚遠，很多人崇尚西方文化無視中國傳統文化，丟棄傳統倫理道德，人生觀價值觀出現扭曲，凡此種種表明應用好漢字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格外重要。

一、漢字傳達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精神

漢字本身記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如《弟子規》《論語》《道德經》??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佛教文化逐漸融入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幾千年來，中國古代典籍得以流傳，中華民族的文化一脈相承，漢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漢字與儒家思想

漢字是以筆畫和偏旁作基本結構單位的表意文字，與西方表音文字不同，中國文字直觀、形象，“儒”字，從人從需。“需”字，是指在等待著雨水的滋潤，“儒”字也指圣賢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說服別人，為人所需。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百善孝為先”，“孝”字的上邊是個“老”字頭，下邊是“子”，是小孩攙扶著老人的形象，奉養照顧父母的意思。

儒家思想中的倫理觀念主要是三綱五常。每個人要做到仁、義、禮、智、信。《說文》：“仁、親也，從人從二”。一個人自己站立時要考慮到其他兩個人，說明人與人要仁愛 ；“義”字是會意字。從我，從羊。“我”字代表金屬的兵器，說明義行要承擔風險和責任，獻祭的“羊”有奉獻的精神。“禮”字是會意字。《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引申為對別人的尊重和奉獻精神。智，從“知”。“知”是會意字，從矢從口。“矢”是象形字，本意是箭，引申為正直、端正，同時如箭發而無悔。“知”是智的古字。通曉天地之道、深明人生哲理是智。“信”是會意字，從人，從言。信的本義是指人的言行應誠實不欺詐。2.漢字與道教

“道”字，《說文》：道，所行道也。從辵（chuò），惪（dé）聲。人通過頭頂與天道相通，天人合一就是道。“德”字，《說文》：德，升也。形聲。從彳（chì），“彳”雙人旁，有眾人之義，表示行走、實踐。“―”橫為東西，“|”豎為南北，四方中央皆備。在這里為十種善心：忠孝心、好善心、慈悲心、平等心、博愛心、教化心、忠恕心、和藹心、忍耐心、勇猛心。這個“四”，是一只眼睛向天上看，表示尊天德之道而行，“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行”。“德”字的本義，有升華心靈品格的意思，一心一意去

實踐才稱得上是德。3.漢字與佛教

佛：梵文buddha音譯“佛陀”的簡稱。意譯為“覺者”、“知者”、“覺”。“覺”有三義：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小乘講的“佛”，一般是用作對釋迦牟尼的尊稱。“佛”：屬象形字，也屬表意字。“弗”作“不”解，說明不同常人才能成佛。“悟”：吾心之意，佛陀是通過自我覺悟才得以成道。

二、儒釋道精神對中國漢字的影響

中國的漢字外形現在是方塊，甲骨文、金文卻不是。從周朝后期開始，漢字字形逐漸變方，說明中國文字受到了儒家文化中庸之道的影響。

“示”甲骨文本作“t”，像祭臺形狀。后來在橫上又加了一橫，表示在天上方；下邊的豎也加了兩條，變成三豎，明確表示出是日月星三神。這也是許慎的解釋。

佛教創造了很多新字。比如“魔”字，中國原沒有這個字，因為“魔”指惡鬼，以“鬼”為表意偏旁，讀音與“麻”字相近，所以就成了“魔”。古人從譯經悟出反切，研習梵語，對語音聲、韻有了深入研究，形成漢語語音學基礎。現在有許多佛教“術語”成為日常用語，比如：“世界”出自《楞嚴經》，“世”指時間，“界”指空間。“實際”出自《智度論》，指“真如”（宇宙本體）。

三、正確運用儒釋道精神解讀中國漢字的意義

比如數字“三”可表示定數，也可表示約數，從中國傳統文化上

講，三表示多，但也不一定，“三番兩次”表多，“三言兩語”表示少。“三羊開泰”本來是“三陽開泰”，《漢語成語詞典》解釋：“《易經》以十一個月為復卦，一陽生于下；十二個月為臨卦，二陽生于下；正月為泰卦，三陽生于下。指冬去春來，陰消陽長，是吉利的象征。”《易經》以正月為泰卦，古人認為是陰氣漸去陽氣始生。農歷十一月白晝漸長，故認為冬至是“一陽生”，十二月是“二陽生”，正月則是“三陽開泰”。“三陽”是序數“三”，“三羊”是統數，同音借用，表示安泰吉祥。

如果不從儒釋道精神角度理解字義容易偏離。比如“好”字，現代人以為女子就是好，其實 “好”是會意。從女，從子。“女”的古字像個雙手交叉在胸前跪在地上的女人，生孩子多是“好”的意思，不好的意思是和女子聯系起來的，比如“奴”、“婪”、“佞”、“奸”、“娼妓”、“嫉妒”。女子呆在家里才平安，所以“安”上為“宀”，下為“女”。“妥”上為“手（爪）”，下為“女”，得到女子嚴加管束才安妥。“無毒不丈夫”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儒釋道精神去理解，也許正確的解釋應該是“無度不丈夫”。

四、用好漢字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五四以來有人想要毀滅漢字，第四次漢字簡化被取消了，是因為很多漢字不能簡化更不能取消，比如：曾將“道”字的“首”簡化成“刀”字加上一個“辶”，完全失去了傳統文化的內涵，“義”改成了以兵器割草取籽粒的“義”，缺乏奉獻精神。簡化字的“禮”，“乚”像拿著釣魚鉤沽名釣譽，“信”字，曾將“言”字邊簡化成

“文”字，失去了誠信之意。

漢字不僅是記錄語言的工具，我們還可以把它作為藝術品來欣賞，更可以作為一種文化一種道德進行教化。漢字簡化的同時，一些能夠突出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漢字，如果不是太繁雜難于書寫理解，還是應該保持本來面目。理解漢字不妨從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精神入手，應用好漢字，將中國傳統文化傳承下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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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傳統文化與儒釋道

中國傳統文化與儒釋道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也被理解為狹義的所有中國公民的文化，是指華人社會繼承自中國文化后不斷演化、發展而成的特有文化。

關鍵詞：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儒釋道；歷史悠久。

一． 儒釋道起源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其長期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不僅產生了眾多的本土學派，也不斷有外來文化的傳入，這些不同的學派和文化，在矛盾沖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豐富了、發展了、壯大了，有的則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約從東晉開始至隋唐時期，中國文化逐漸確立了以儒家為主體，儒釋道三家既各自獨標旗幟，同時又合力互補以應用于社會的基本格局。中國文化的這一基本格局，一直持續到了19世紀末，乃至20世紀初，歷時1600年左右。可以這樣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補的文化。

儒學乃中國文化之主脈，是為國人，不可不察。

儒學之起源，史無定論。或為術士說，或為殷遺民說，或為保師說，不一而足。唯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述較為確切。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學之發展各有建樹，世稱三圣人。

道教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將中華民族的祖宗——黃帝作為其源頭。至殷商時代，史前時期的自然崇拜已發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為中心的天神系統，遇事便由巫祝通過卜筮以向天帝請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發展到以血緣為基礎，與宗法關系相結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動定期舉行。當時國家和社會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進一步發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個系統。并把崇拜祖宗神靈與祭祀天地并列，稱為敬天準祖。蓋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齋醮法事，亦與古人鬼神祭祀禮儀和禮制有密切的關系。人們崇拜神靈就要舉行祭祀活動，而祭祀活動離不開“禮樂文明”，禮樂文明隨著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逐漸由上層走向民間，被后來的民間方士和巫覡所繼承，道教成立后，演變為道教的齋醮科儀。道教實際上是禮樂文明的繼承者。佛教發源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印度（天竺、身毒），距今2600多年。當時印度有八個小國，其中一國王名凈飯王，有太子名悉達多。悉達多太子見眾生輪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歲時舍棄王位，出家修行，為了尋求解脫眾生生老病死煩惱的辦法，苦行六年，而后圓滿究竟覺悟人生真諦宇宙真相，是名為佛陀，意為覺者。后來佛陀應周圍的弟子、國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請問，而為闡明人生真諦宇宙真相，為說解脫生老病死苦煩的辦法，后來被其弟子記錄下來，是為經典。

佛陀于世間說法四十九年，說大乘佛法經典約三千部，小乘經典約二千部。佛陀于八十歲時，度緣已盡，即入涅盤。

之后約600年，于漢明帝時，佛經傳入中國。之后中國歷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經。流傳入中國的多數為大乘經典，流傳入泰國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多為小乘經典。隨后中國又將佛經傳往日本朝鮮等國。現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國。佛教是現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參與政治、軍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與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區和國家發生沖突和爭端及戰爭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張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報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兩大主干的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是在中國這塊本土之上產生的文化。佛家文化起先是外來的文化，后經不斷與中土文化融合，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對于儒道佛三家的功用及其特質，古人多有論述。

一曰不治儒家不能“入世”（經世、治世、濟世），她強調的是一種“有為”精神，因而具有“現實”的特點。

二曰不治道家就不能“超世”（避世、忘世），她強調的是一種“無為”的精神，因而具有“超現實”的特點。

三曰不治佛家就不能“出世”，她強調的是一種“空無”的精神。因而具有“非現實”的特點。

總之，入世有為、超世無為、出世空無分別體現了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各自特征。

三、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價值和意義

儒道佛三家思想對中國人的靈魂多面性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所謂的中國人的靈魂多面性主要指中國人的內在的和本質的“根性”的那種存在性。換句話說，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不同方面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本質。她們思想的最終目的都是使人們實現和踐履這種人性，提升人的存在方式，并最終過上有意義和價值的生活。

儒家著力挖掘人性中的道德本質和社會本質。至圣先師孔子的“仁者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寬信敏惠”。亞圣孟子的“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的“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宋明理學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等論述，都是在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性”在于她有愛心，有同情心，有道德性和社會性。儒家的正心誠意、修身養性、存理復性、格物致知正是要人們發現、培植、擴充人性中的“良性”的一面，從而成賢成圣。由此可見，儒家的思想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色彩。她強調了人的價值，凸顯了人的主體性；強調人與人的關系應當相愛；強調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應敬畏、和諧；人與天道的關系是相互貫通。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

道家深切洞明人性中的自然本質。力倡“道法自然”、“法天貴真”、“回真返樸”。道家所謂“自然”是本然、天然之意，并不單指大自然，即“牛馬四足”、“無為為之”之謂也。道家所謂的人的自然性是指超越了人的現實善惡、美丑、是非的那種“本然”的“圣德”。清靜、無為、素樸、玄同是這“圣德”的表現形式。道家要人們掙脫物之役、情之累、意之染、心之滯，從而成為至人真人。

道家人生智慧：身重于物；知足知止。

道家論為君之道：自然之道、無為之道、柔弱之道以及“四不”之道。

道家論為臣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

佛教一言以蔽之：“空”。所謂“空”是指緣起性空，佛教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眾多原因和條件構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萬事萬物就其本性來說都不是真實的存在，即假即不真即空，此之謂也。離開原因和條件就沒有獨立的存在。佛教由此派生出三大法則：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構成的條件是時刻變化的，所以要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就是沒有一個絕緣的實體存在。世界萬物包括上帝、神都是因其它條件而產生的，都是因緣和合而成。但是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產生很多煩惱。最常見的煩惱有八種：生、老、病、死，愛離別、怨憎會、求不得、五取蘊。佛家深刻明見人性中的本心本性。也即佛性，而“佛性”即人之心性，即清凈，即平等不二，即慈悲歡喜。佛教之本懷乃在于“離苦得樂”。佛家所要明見的本心本性乃是指蘊藏在人性中那光輝的一面，是人性中的慈悲、和平、良善等本質屬性。佛家通過“三學”（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等修行要使人們達到圓融不二的境界，從而覺悟成佛。

總之，儒道佛三家思想之終的是要揭示人性中光輝的一面，使人們獲得符合人性的對待生活方式，以突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第三篇：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儒釋道之三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春秋之后的兩千多年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的是儒家、釋家和道家。古來大抵說法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確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和傳統。儒釋道之三家，猶如中國傳統文化讀本《三字經》所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家猶如三才離不開三光。歷史的實踐證明，儒釋道之三家，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處于同一時代。

這三家的鼻祖：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長久的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處于同一時代。老子大約生于公元前570年前后；過了4年，即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釋迦牟尼出生；又過了15年，即公元前551年8月27日孔子出生。

據說當年孔子曾拜見了老子。從老子那兒回來，孔子三天沒有說話。子貢很奇怪，就問老師是怎么回事。孔子說：“鳥，我知道它能飛；魚，我知道它能游；獸，我知道它能跑。能跑的，我可以用網去捉它；能游的，我可以用絲線去釣它；能飛的，我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龍，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乘風云上天的。我今天見到老子，他就象龍一樣深不可測啊！” 儒釋道三教的創始人:孔子、釋迦牟尼、（老子）張道陵

儒教的創始人是孔子，從漢代開始，一直把儒教作為國家宗教。儒教是以孔子為先師，圣人神道設教，“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倡導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國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經為經典，以古代官僚機構為組織，以天壇、宗廟、孔廟、泰山為祭祀場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釋奠禮、五祀為祭祀儀式。

佛教的創始人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出生，其父北印度的迦毗羅城（今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西南約二百公里處），是該城的城主，相當于中國古代的一個小諸侯。15歲被立為繼承人，17歲結婚，一妻二妾。29歲出家修行，35歲成佛，講經說法49年，84歲涅槃。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佛教對于中國習俗風尚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具體表現在：第一信三世；第二信六道；第三信善惡報。道教淵源于古代巫術，由張道陵首創于四川鶴鳴山，是中國漢族固有的宗教。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尊稱他為“太上老君”。尊稱張道陵為第一代天師，因而又叫“天師道”。武當山（湖北）、青城山（四川）與龍虎山（江西）、齊云山（安徽）合稱道教四大名山。張道陵由于規定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因此也稱“五斗米教”。由于張道陵開始煉丹修道于龍虎山，于是龍虎山可稱為中國道教第一山。

如何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人因為有私情，利己之心嚴重，故有吉兇禍福之邂逅，故應取法深厚、平坦、忠實、大公無私的大地的體性，《周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故“人法地”。

地法天：但大地雖然如此，還因勢之高低，質之軟硬，有滄桑之無常，須取法天道無不私覆、永不衰竭的運化之道，故“地法天”。

天法道：但天還有四時變更、寒暑交替之幻化，還須師法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天養萬物、無有任何主觀意氣、感情私心的“道”，故“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的最高屬性就是自然法則，故“道法自然”，順應自然的法則。到此境界，才是人與萬物天地與道合為一體。到此境界，正是與道的屬性自然法則合為一體。當此時也，天清地寧，河海靜默，山岳穩固，陰陽和諧，風調雨順，萬物繁榮。那人間社會呢？天下太平，四海寧靜，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第四篇：儒釋道三教與中國文明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人生智慧的關注和思考。中國人生智慧極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對此，儒、道、佛三家從不同角度給予了闡釋，為中國傳統人生智慧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化圖景。“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修行處世之道。

中國傳統人生智慧融儒、道、釋為一體，互補相融。儒家講入世，強調剛健有為，以天下為己任；道家講忘世，強調清靜無為，精神超脫，以柔克剛，安時處順；佛家講出世，強調萬物皆空，排除煩惱，自度度人。儒、道、釋三家在人生智慧問題上雖然有所差異，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煉出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取向，人與人關系的定位取舍，人與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紀人類面臨著一項共同的挑戰和沖突，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沖突，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生態危機、人文危機和精神危機。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把視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認為發掘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寶，尋求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對于解決人類面臨的沖突和危機是十分有益的。當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關系的和諧發展，也要從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中汲取營養，特別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一個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

自古以來，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學問，也稱為天人之學，與義理之學、會通之學并稱為三大學問。天人關系是研究知天的問題，也是探索人生意義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精神、行為與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達到的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從而實現完滿和諧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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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人類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不斷發展生產力。若從歷史的跨度進行比較：人類的歷史約有300萬年，人類的文明史約有6000年，科學技術的歷史約有2500年，近代科學的歷史約400年，現代科學技術的歷史還不到100年，然而有學者估計，今天社會在3年內所發生的變化相當于上世紀初30年內的變化、牛頓以前時代的300年內的變化、石器時代的3000年內的變化。

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然而也隨之出現了環境污染、生態失調、能源短缺、城市臃腫、交通紊亂、人口膨脹和糧食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兩次世界性能源危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聯合國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強調保護環境、保護資源的迫切性。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學者們從不同的認識角度提出了改進的對策。戴利（H·Daly）等經濟學家提出了“穩態經濟”理論，他們把傳統的不考慮生態影響的經濟模式稱為“增長經濟”，而把根據生態和社會相結合觀念而形成的經濟稱為“穩態經濟”，主張在必要時應該不惜放棄短期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以維持整個社會的長期生存和穩定，能夠為全社會 1 提供一個無限期保持下去的較高的生活水平。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飛船理論”，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飛行的宇宙飛船，要靠不斷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資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開發資源，肆意破壞環境，就會走向毀滅。英國經濟學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學家提出了“生態藍圖”理論，他們指出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帶來的不是社會的進步而是無窮的災難，必須控制人口、保護資源、壓縮生產，提倡一種新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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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革命時代，人們曾經不相信火車的速度能超過馬匹，但人類從此翻天覆地地改變著自然。

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向來主張親近自然，并且重視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

關注天人關系是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顯著特點。從先秦時代到明清時期，我國大多數思想家、哲學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觀”，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獨特現象。縱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觀，一是老子的“見素抱樸”、“回歸自然”的“順天說”，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說”，三是《易傳》提出的天人和諧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觀點各有差異，但主張天人和諧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是可以統一的。

《易傳》在天人關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樸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要服從普遍規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諧。在今天，這些思想，特別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諧”的思想依然對我們為人處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易傳》主張天人和諧。要達到天人和諧，首先要解決“窮神知化”的問題。《系辭上》說：“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指萬物變化之神妙；幾，指事物運動變化的苗頭。極深研幾，即“窮神知化”。這就是說，無論怎樣的幽深不測，怎樣的變化細微，都要窮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在當時就能提出“窮神知化”的觀點，對于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奧秘，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推動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則，又要自強不息，有所作為，以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為此，《易傳》又提出“裁成輔相”說：“天地交泰。后（君）以財（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之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說應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加以輔助、節制或調整，使其更加符合人類的要求。“裁成輔相”的觀點，既要求深刻地認識自然，又要求能動地協調自然，樸素地表達了人與自然的辨證統一關系。

《易傳》認為人生的理想應當是與天地相合，達到天人和諧的最高境界。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違”、“不過”，講究天人和諧，比較正確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易傳》認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于大自然養育了人類及萬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無窮極之仁”。而“仁”集中表現在大自然永恒的創造力之中，“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個“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則，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整個宇宙充滿了生機、活力，成為生生不息、日新月異的大化流行過程，生命始終流暢不滯。

傳統的天人和諧一方面強調天地、人相統一，另一方面強調人的特殊性，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定位在一種積極的和諧關系上，不主張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創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并能夠將仁的精神推廣及于天下，澤及草木禽獸有生之物，達到天地萬物人我一體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進，圓融無間。這些思想啟示我們，人生要“順天”，才能實現天人和諧的目標。

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向來主張親近自然，關注自然，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時，重視自然資源的作用。自然資源是自然奉獻給人類的珍貴禮物，它不僅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也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自然資源可以理解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時間空間格局、對人類生存和生活直接間接地產生影響的所有自然因素的總和。自然資源包括一切具有現實價值和潛在價值的自然因素，對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滿足人類多方面的需求，有著極其重要的功用價值。除了具有顯而易見的經濟價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樣性還決定了具有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

（1）自然生態為人類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與生存需要的“維生價值”；（2）自然資源作為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對象物，為人類提供“經濟價值”；（3）自然資源為人類提供“經濟”作用的同時，還提供“生態價值”。雖不能直接在市場上進行交換，體現的是潛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護、救災、凈化、涵養水源等生態價值；（4）自然為人類滿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價值”，體現的是存在價值或文化價值，如自然景觀、珍稀物種、自然遺產等所體現的精神性價值；（5）自然為滿足人類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學研究價值”等。人類的活動不能只顧及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還有十分重視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等。

要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作用，既要通過向自然資源投資來恢復和擴大自然資源存量，又要運用生態學模式重新設計工業，還要通過開展服務和流通經濟，改變原來的生產和消費方式。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二個問題:人與人的關系

人與人的關系，是講人要知人，最終目標是實現人際和諧，解決人文危機。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么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一 3 種什么樣的關系，一個人應該如何對待他人，怎樣才能與他人和諧相處，就成為文化與人生領域中非常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在對待人與人關系的問題上，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張“修己以安人”，通過自我完善，和諧處世，促進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終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更大價值。

一、“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僅在各種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標準。在《論語》中講“仁”有104次之多，可見“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規范，又是區別善惡的標準。哪些事應當做，哪些事不應當做，都要用“仁”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還分別提出了仁的一些具體條目，例如恭、寬、信、敏、惠，認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恭即莊重、自尊。寬即寬厚，對他人寬厚，對自己嚴格。信即誠實，講信用，不說假話。敏即勤快、認真。惠即幫助他人。這五條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實踐了“愛人”的信條。在愛人的基礎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寬廣情懷和安老懷少的社會風尚，形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社會生活中濃烈的人文情懷和生活情趣。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有60多億人口，6000多種語言，2500多個民族，200多個國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與人之間由于利益不同、觀念不同、信仰不同，難免會發生沖突和矛盾，要實現和諧共處，必須提出取得廣泛共識的“全球倫理”。1993年八九月間，為紀念“世界宗教會議”召集一百周年，來自世界上大小120多個宗教團體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開了“世界宗教議會”大會。為建立起公認的全球倫理，代表們在大會上經過長期討論和反復修改，通過并簽署了《世界宗教議會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確定為“全球倫理”，并指出“這個原則是有數千年歷史的宗教和倫理和傳統所尋獲并持守的”，“這個終極的、絕對的標準，適用于人生各個范疇，家庭和社會，種族、國家和宗教。”這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經被世界各國有識之士所接受，為全人類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和而不同

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是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普遍和諧。為實現和諧的追求，中國文化提供了兩大法寶，一是“和”，一是“中”。

將相和的故事體現出中國人處理人際間矛盾的特點：對立和斗爭不以一方面消滅另一方面為結局，而是相輔相成，協調配合。

清朝的張英是朝廷要員，他在安徽桐城的老宅建房，與鄰家爭地，家人要求張英出面干涉此事。但張英讓家人謙讓，結果兩家間形成了一個寬六尺的巷子，傳為美談。

中國文化十分重視人與人和睦相處，待人誠懇、互相關心、與人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異，以達到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為貴”一詞出自《論語》，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主張借禮的作用來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達了對人與人和諧關系的追求。

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和”與“同”是中國文化所關注的一對含義不同的范疇。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過所謂“和同”之辨。“和”是眾多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同”是簡單的同一。《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在回答鄭桓公“周其弊乎”的發問時認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區別“和”與“同”。“以他平他謂之和”，就是說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產生新事物，所以說“和實生物”；“以同裨同”，就是說把相同的事物疊加起來，是不能產生新事物的。五聲和，則可聽；五色和，則成文；五味和，則可食。推及施政，則必須“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綜合不同意見，防止偏于一端、專橫獨斷，否則，則“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觀點。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認為君子能汲取別人的有益思想，糾正其錯誤思想，力求公允正確，絕不盲從，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會隨聲附和，從不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內涵十分豐富，充滿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張多樣，二是主張平衡，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事物，持以寬容的態度，“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提倡寬厚之德，發揚包容萬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載物”的博大精神。就處世待人的方法論而言，和諧精神主張：一是要有獨立見解，堅持己見；二是尊重別人，求同存異；三是要通過協商方式，增進共識，取得雙贏。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爭的。宋代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講：“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說只要有一種事物、一種現象，必定有與之相對的事物和現象，兩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爭，最后解決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張載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間社會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決上他主張“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對立和斗爭不應以一方面消滅另一方面作為最終的結局，而是應相輔相成，協調配合，趨向于“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體現在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諧的方法來消除矛盾、解決矛盾，使事物向一個更新的方面來發展，最后解決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讓矛盾沖突擴大。只有“和”才有生機和活力。這種對待矛盾的樸素的辨證思想，對于我們實現和諧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論，也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的一種思維觀念和行為準則。《禮記·中庸篇》講：“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萬物通觀，“道中庸”說的是行事圓融，不走極端。所謂“中”，是說凡事應有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就是“過”；沒有達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處理事情，要合乎這個“度”，就是“執中”。“執中”就是講究適時、適當、適度。所謂“庸”，就是傳統，就是規律，就是不變的法則，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現，是實現“中”的規律法則和途徑。

孔子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又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孔子的這兩段話，不但說明“中”的思想源遠流長，而且強調指出它的重要性。堯傳舜，舜傳禹，只交代

一句話，就是“允執其中”，并認為如此便可“天祿永終”，可見“中”的重要。又說舜是大智的人，為什么說舜有大智呢，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舜能夠“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進一步說明“中”的重要以及“中”的難能可貴。

關于“中”的含義，孔子自己解釋為“過猶不及”、“執兩用中”、“中立不倚”。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哪個好一些？孔子說：子張有些“過”，子夏卻顯得“不及”。子貢說：那么，子張好些吧？孔子說：“過猶不及”。可見，在孔子看來，“中”就是既無“過”，也無“不及”。同時，孔子認為，作為標準的“中”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他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孔子言“中”，并在實際生活中，靈活地運用了“中”。如在行為上，他主張中行，“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認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養境界。在人際關系上，他主張“無適”、“無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黨”。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張“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些都是孔子靈活運用“中”的具體表現。

有人認為“中”是一種調和論，是一種折衷主義，其實不然。首先，“中”的思想含有辯證法的因素，“中”反對“過”與“不及”。其次，三代相傳，只交代一句“允執其中”，便可“天祿永終”。并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如此重要的德行，絕不可能是指不左不右、不好不壞的圓滑處世的折衷主義。再次，孔子歷來痛恨搞折衷主義的人，對于“同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孔子一概斥之為“鄉愿”，認為他們是亂雅之鄭、奪朱之紫的“德之賊”。孔子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這就是說，一旦確立了“中”的準則，永不偏離，甚至“至死不變”。可見這“中”絕不是折衷主義的產物。

與“中”有關的還有“權”、“和”等概念。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概念，其本義是秤錘，可隨物體的輕重在秤桿賞左右移動后達到平衡，可引申為變通。《孟子·盡心上》說：“執中無權，欲執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權變，就是執于一端。儒家提出“權”的概念作為“中”的補充，為了使人能通權達變，以利于“執中”。“和”是說“中”要達到的效果，東漢大儒鄭玄對“中庸”解釋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一詞的含義是指按“中”的標準去做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

中國文化所蘊涵的講“執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創造和諧的人文環境的基本原則。它作為一種調節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深刻哲理，為我們保持和諧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精神資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其中，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等方面的目標匯總起來，就是和諧社會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即人與人的和諧。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就是人與社會之間關系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融洽的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為此，必須把社會的公平正義作為處理人與人 6 之間關系的標尺，把誠信友愛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把充分激發每個人的活力作為奮斗目標，讓全社會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與人和諧相處要講究中庸之道。拔苗助長的故事說明了“過猶不及”這個道理。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三個問題:人與自我的關系

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強調做人要自知。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說能清醒地認識自己，對待自己，才是最聰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難，老子選擇一個“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對著黑來講的，對著盲來講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喪失了視力。看別人看得見，看自己看不見，這就是自我的盲區。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要求我們要讓自己走出盲區，進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認識自我認識自我的困難就在于“我”之復雜，每個人身上都有四個“我”：一是公開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隱私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潛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兩種可以說是淺層的，易于認識的，絕大部分人的盲點則在于后兩種。自我感覺良好，時常沉溺于自戀幻覺中的人，是因為不知道背后的我，總將當面的恭維和逢迎的捧場視為全部的評價。自卑自賤自慚形穢者則失落于不知有潛在的我。

認識自己的一個關鍵是要正確分辨煩惱，不要讓無謂的煩惱所遮蔽，影響了自我的判斷。有心理學家對煩惱進行了數字化分析，認為人們的煩惱中，有40％屬于杞人憂天；30％是為了怎么煩惱也沒有用的既定事實；另12％是事實上并不存在的幻想；還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說，我們的心中有92％的煩惱都是自尋的。

清除自我認識中的盲點，是一種積極的自我開拓。當然，即使到了生命結束的時刻，我們都無法窮盡自我，但是時時警惕自我、激勵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們不枉為人，不虛此生。人類不斷成長，是因為能不斷認識自我，磨練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認識自我則是人生“自覺”的起點，人生永恒的主題。

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境界說”是他哲學思想中珍貴的一個部分。

張良拜師的故事說明，磨練自我也是學習的一個過程。

二、磨練自我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是實現自我價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國人積極人生態度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也是人類在認識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說。

孔子十分重視“剛”的品德，他說：“剛毅木訥近仁”，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種臨大節而不奪的品質即是剛毅的生動表現。在他看來，剛毅和有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剛毅，又要有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實踐為崇高理想而不懈奮斗，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儒家提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治學之道，主張刻苦學習，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些，都是剛健自強、積極有為思想的表現。

《易傳》對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經典性的表述。《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體運行，健動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動乃是效法天，故應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這里闡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思想。

在物欲張揚、精神式微的今天，強調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更有現實意義，人應當立志高遠，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奮發圖強，敢于面對現實，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戰，在挫折面前不氣餒，在困難面前不低頭，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孔顏樂處”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國，顛沛流離，困厄萬端；顏淵一簞食，一瓢飲，窮居陋巷。這本身并無樂處可言，但孔顏化解了身處逆境或物質匱乏所引起的外感之憂，使自得其樂，體悟到一種理性的愉悅。這種快樂，樂于揚棄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識到自身與天道合其德，同其體，也就是體認到個體自身的內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統一的自由人格。這就是一種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問題，其他問題都圍繞它而來。境界說是中國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這里所說的境界，是一種在精神層面上對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華，是中國哲學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極至的一種精神狀態、精神天地。

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境界說”是他哲學思想中最為珍貴的一個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論人生中的境界》），這四種境界是人與周圍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種關系或四種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習”的，也就是順從自然來發揮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習慣；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們所確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行義”的，其行為所及的對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會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他不僅認識到社會的全，還進而認識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應對社會有貢獻，也應對自然有貢獻。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關系，亦即哲學境界，一種自覺有超社會、為天地立心的意義，這是一種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來，在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上，絕對人類中心主義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人類被看作是判斷萬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評判者。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天地境界”尤為重要。人類有責任維護環境生態的完整性，人類的首要目標必須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資源的同時關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說人要有自覺，在地球上只有人類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沒有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是人類境界的試金石，如果人類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狹隘的人生境界，進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順有逆，有勝有敗，有進有退，有榮有辱。順境易處，逆境難為，關鍵在于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順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論順境逆境、圓缺福禍，都要理解別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處順逆，隨緣自適，用舍由時，善對名利，安心為本，才是處理好人與自我關系的關鍵。

我認為要做好下面三個方面：

進退有節，仰俯皆寬

蘇軾在一首詞中寫到“用舍由時，行藏在我”，這轉引自孔子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里面含有“進退有節，仰俯皆寬”的意思。蘇軾一生坎坷，但在對待人生順逆上，他卻是中國文人當中一個典型例子。上面這句詞體現了蘇軾的人生態度，他圓滿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禪宗，入則奉儒，憂國憂民，出則道禪，一身灑脫，形成了“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曠精神”。

孟子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說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僅是個體善的修煉，更重要的是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是濟世救民。儒者對國事民瘼有真誠的關懷，努力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業，即使遭到貶謫也以深沉的憂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國家的興亡。同時，儒家也講究超越精神，窮居陋巷，自得其樂，安貧樂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現出了這種情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獨和放達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積極達觀的人生態度，幾千年來其影響始終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為上”

面對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脫之道。這其中禪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禪宗有則故事：當佛陀在世的時候，有位婆羅門貴族來 9 看望他。婆羅門雙手各捧一個花瓶，準備獻給佛陀作禮物。佛陀對婆羅門說：“放下。”婆羅門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說：“放下。”于是婆羅門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舊對他說：“放下。”婆羅門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經兩手空空，你還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說：“你雖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內心并沒有徹底的放下執著。只有當你放下對自我感觀思慮的執著、放下對外在享受的執著，你才能夠從生死的輪回之中解脫出來。”

當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開出的藥方，雖有“懸壺”之功，卻乏“濟世”之力，人們不可能完全擺脫名利，該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該追求依然要追求。不過，在物欲張揚、精神式微的當下，勸人把名利看得淡一點，“空”一點，淡泊處世，清心守靜，在清靜中尋找舒適，在閑適中享受樂趣，使人經常調劑到一種怡樂自在的最佳狀態，從這個角度看三家之說，不無裨益。

安心為本，豁達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國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禪宗二祖慧可，少為儒生、博覽群書，通達老莊易學。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內典。年約四十歲時，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即斷臂求師。《祖堂集》中記載，慧可問達摩祖師：請佛心印的法門，可以說給我聽嗎？達摩說：諸佛心法，并不是從別人那里得到的！他聽了又問道：我心不得安寧，請大師為我說安心法門。達摩便說：你把心找出來，我便為你安心。慧可聽了這話，當時便愣住了，良久，方說：找了半天心，連個影子也找不到。達摩開導他說：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經幫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嗎？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達摩求法，其實就是為了“安心”，見師傅把自己截了回來，便把問題的實質托了出來。佛教禪宗一派傳入中國，與老莊合理核心相結合，發揮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的特點，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禪，表現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禪宗主張凡事持平常心，不過分追求、過分祈盼、過分喜怒哀樂，順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來，繁雜的人生問題，就變得比較簡單明了。在任何環境中，人生還有一種最后的自由，就是選擇自己的心態。良好的心態有利于正確對待客觀事物，對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態對健康有害，甚至導致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球完全沒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據保守估計，目前我國每年大約有25萬人自殺，約100萬人自殺未遂，約260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癥。預防抑郁癥的主要辦法就是要緩解壓力，及時調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轉化”不良心理，具體就是要能夠知足常樂、達觀超脫、宣泄疏導、排遣自娛。有專家指出，19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肺病，20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癌癥，21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精神疾病，這種說法值得深思。

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標、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張載的“橫渠四句”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這四句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氣象”和“天地情懷”。今天我們繼承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的精髓，實現和諧人生，構建和諧社會，正是要實現這一偉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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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個豐富的思想寶庫，無論就人與自然的友好相處而言，還是就社會的和諧發展而言，抑或就個體人格的健康發展而言，人類在21世紀應更加需要借助、光大優秀的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們理當拿出自信來，從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體驗與生活睿智中尋找瑰寶，尋找生命力，為當下的生存、現實的關懷、生命的定位、處世的方法、價值的實現、精神的寄托、理想的達成，發揮其價值。

嚴子陵是東漢時期的名士，盡管當時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請他作官，但嚴子陵淡泊名利，依舊在家鄉富春山種地、在旁邊的富春江釣魚，“在清靜中尋找舒適，在閑適中享受樂趣”。

第五篇：茶文化與儒釋道

茶文化與儒釋道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茶與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了密切的關系,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的思想來源,中國茶學與儒釋道的思想理念有著極深的淵源關系。

茶文化與儒家思想中“禮”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儒家認為禮就是秩序與和諧,“禮”也是一切民俗民風的源頭。禮儀的觀念深入到社會活動的一切領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會有所體現。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賓客相見、婚喪大典、節慶宴飲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劉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說,其中就有“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二句,這說明最遲在唐代,來客敬茶,以茶為禮,已成為普遍風俗。而在官場中,茶禮則已經演化為一種區別官階等級的標志,點茶與點湯成為官場的待下之禮。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學思想強調適度原則。茶文化中體現了這一點,《茶經》中強調選水要選緩流的活水,反對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飲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僅作“暖盞”之用,并不飲用,第二次的茶湯才是最佳之“至味”,飲茶的量也強調適度。飲茶人通過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達到一種“和”的境界，這就是茶道。

唐代詩人們品茶,已經是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滿足,著重從審美的角度來品嘗茶湯的色、香、味、形,強調心靈感受,追求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過飲茶與茶道展示,表現出人的精神氣度和文化修養,表現人清高廉潔,節儉樸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強調對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經》說:“道法自然”,這個“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長于川谷之間,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質,提倡“真茶”的觀念,反對在茶湯中滲以香料。在飲茶上,追求忘機超脫,沖淡自然的情趣,這些都是對自然之趣的反映。

茶文化中也有道家養生的精神。最早的神農嘗百草,以茶解毒,作為本草的茶的確與藥草有密切的關系。茶主下氣,除好覺,消宿食。茶可以消除心中的煩悶。因而茶與道家的養生樂生精神的結合,也就成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態。

佛教傳入我國是在西漢末期,由于僧侶活動的需要,茶就與佛教結下了緣分,佛教的重要活動是僧人坐禪修行,“過午不食”,不可飲酒,戒葷吃素,清心守規。因而就需要有一種既符合佛教規誡,又能消除坐禪帶來的疲勞和補充“過午不食”的營養,茶葉中的各種豐富的營養成分,提神醒腦的作用,使茶成為了僧侶最理想的飲料。

在《晉書》中記載,東晉敦煌人單開道,在昭德寺修行時,室內坐禪,晝夜不眠,“不畏寒暑”,誦經四十余萬言,經常用飲“茶蘇”來提神防睡。唐宋時,佛教盛行,寺院飲茶之風更熱,此時,飲茶已成為禪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茶與佛教的結合還表現在一個“悟”字上。正是在這個“悟”字上,茶與禪有了它們的共同之處,“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都與茶事活動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佛家視茶道為一種修身的過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統一起來,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貫著佛家對真、善、美、的追求。

中國的茶文化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儒釋道的思想和茶學相結合,豐富了茶文化的內容。茶之為飲,促進了人們之間的交流與相處,營造的是一種清正廉潔、恬淡安靜、和誠處世的氣氛,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