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論——盧飛宏

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論

（中華武學思想文化探索研究）

中國在五千余年歷史的長河中，文化燦爛輝煌，從先秦至明清中國思想界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展現了數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畫卷。從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到西漢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標志著之后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統治地位的確立。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到唐朝佛學的鼎盛發展，又到宋明理學的興起，儒釋道三教的相互借鑒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確立，讓人們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中國文化具有連續性、獨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統一性，它是在相當大的地域范圍內各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瑰寶。華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燦爛的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結晶，儒釋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合一文化對中國社會、哲學、思想、文化和藝術等各個方面的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對周邊國家文化也有深遠的影響。在當今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的大 規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對于促進傳統文化的進步與發展，激活中華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歷史形成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學為主要內容和主流意識的，主體是儒道釋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態。在歷史發展中儒釋道三家各自發展，各有傳承，相互融合，統貫著社會、學術與文化的命脈。儒釋道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內涵，它們從相互尊重到相互對立和斗爭，到相互借鑒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釋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國歷史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傳統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華民族各種傳統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產物，歷史上它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對歷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華民族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于促進今后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綜觀歷史上儒釋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儒釋道三教連稱，彼此獨立，相提并論，出現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時期三教加強了內在意識上的流通融合，逐步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鑒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 各樹一幟。元明清階段出現了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其三個階段的發展是儒釋道三教發展和融合的基本過程，第二階段是在繼承第一階段三教功能互補的基礎上更添新內容，第三階段是在前二個階段的基礎上再演化出來“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三教合一發展中，也出現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為主要形態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義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態，前者與后者有本質的區別，后者是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歷史性的飛躍。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態 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軒轅黃帝（前2717～前2599），繼承了華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脈。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創，形成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與古印度，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中國，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佛教經過長期演化，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道教迅速傳播，儒學的發展逐漸出現危機.，三教相互滲透、相互吸納，調和之風盛行，是中國思想文化出現繁榮的時期。

西漢前期，以黃老的思想指導政治，在官吏或社會上，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躍，這樣的情況不利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基本上采納了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西漢中后期儒家學說逐步成為社會的統治思想。自此，儒家憑借政治上優勢取得了主體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國文化逐漸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主，以釋道為輔，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補和融合的文化格局，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紀初，歷時二千多年的時間，一直未有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影響巨大。

佛教傳入中國后受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及傳統文化的影響，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也引起與道教、儒家中國傳統思想的抗爭。漢靈帝末年《牟子理惑說》云：“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經》為琴簧”，闡述了三教異同，開“儒釋道”三教調和并立的先聲。三教調和至東晉南北朝時開始在社會上，特別在思想文化領域，發生著廣泛的影響。在后秦以鳩摩羅什為首的譯經活動，形成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的高潮。此時南北高僧居士輩出，使佛教成為足以與儒道相鼎立的一種文化勢力，且透露出壓倒儒道的趨勢。由于儒家在中國的正統官方地位十分鞏固，這使得許多佛教徒力圖調合儒、道的矛盾，不斷地援儒、道入佛，論證三教的一致性。標榜“內外兼修”，“內儒外佛”，解釋戒殺為仁，戒盜為義，調合五戒與五常的關系。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則解釋為出 家不是不問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統一了出家與入世的關系。自東漢末至三國時期，已翻譯的一些佛教經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國傳統的固有名詞概念，來加強對佛經精神的闡述，這對于佛教的廣泛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視，印度佛教經過改造以后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逐漸在民間扎下根，并取得重要的發展，道教也在民間廣為傳播，儒學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發展。魏晉時代以研究《老子》、《莊子》、《周易》為核心哲學思潮的玄學，把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和道家哲學思想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學”文化，將三教的思想進行了融合。玄學在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成為思想主流。東晉時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內外兼修，提出以神仙養生為內，儒術應世為外，將道教的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結合，所謂“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包樸子?釋滯》）。之后宣傳“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陸修靜、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將當時各個道教派別的典籍加以整理，并親自撰述，將道教推往一個新地步，并加強了三教的融合。同時期道家中人士提到的“三教”的愈來愈多，論證也愈來愈深入。西晉的滅亡使玄學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學中開始滲入大量佛教教義，二者互相滲透也為佛教的傳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東晉以后，玄學與佛教趨于合流，玄學逐 漸衰落，佛教迅速發展起來了。

儒釋道三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互相靠攏、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間的爭論有時表現得很激烈，儒佛的沖突主要集中于入世與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規與傳統倫常關系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時儒家與佛教之間有關因果報應之爭，以后又有神學理論上的爭論。宋末齊初之間的道教與佛教之間的夷夏問題之辯；在北朝時由于佛、道斗爭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廢佛法難事件（二武滅佛），以及北齊文宣帝時展開的佛、道之間的傾軋，導致抑制道教的舉措。這一時期佛教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激烈，在相互尖銳的斗爭中，隨之也出現調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釋道自身中的一些學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來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由于在中國王權始終高于教權的情況下，三教之爭均以佛教的妥協、折衷或迎合傳統而告終，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國站住腳，并得以發展。三教概念的出現被社會所廣泛接受，在魏晉南北朝時率先由佛教表現出來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無為，以及陰陽五行家的理論學說，完成了形式和理論上的自我調適，取得了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協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融合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

魏晉面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戰亂頻繁，在民族融合和 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進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國歷史上又達到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繁榮、文化復興的新的高潮。由于儒學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兩漢時期形成的獨尊儒術的文化格局被徹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雙流，儒釋道三家相互融攝、協調發展的新文化格局，從而成為隋唐以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演變的基本趨勢。

（二）唐宋時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從南北朝至唐初兩三百年間，是儒釋道三教思想紛爭與彼此融和的重要歷史時期。唐宋之際，儒釋道三教之間的相互影響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舉的政策，對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北周衛元嵩撰齊三教論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講論，肇始于北周武帝，當時，三教之間關系成了政治上的一個熱門話題。隋唐宋諸朝間屢屢舉行的三教辯論大會，雖然表面上呈現了三家之間的區別與矛盾，并漸由論難而趨于融匯調和。通過彼此之間的相互陳述與辯論，結果卻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詞匯、概念和思維表達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羅香林《唐代三教講論考》指出“三教歸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學者以釋道義理解釋儒家經義，從而也促進了儒家思想的轉變。三教名流論難客觀上使三教在內質上加深了彼此間的了 解與認同，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機會，并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對整合三家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時代達到了鼎盛，不僅三教鼎立的局面達到了一個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頻繁。隋朝名士李士謙重佛道而儒輔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學的基礎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規模翻譯和注解佛經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寫了不少宣傳中國倫理綱常的佛教經典。中國的佛教宗派是在攝取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道思想的基礎上創立起來的。從唐代起開始風行中國佛教界的禪宗就是一個典型的儒釋道三教結合的派別，它在堅持佛教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將老莊的自然主義哲學、儒家心性學說融入到禪學中去，是一種擺脫煩惱，追求自覺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國禪宗始祖菩提達摩的“與道冥符”到神秀的“觀心看凈”的漸悟觀，都可以看到老子“靜觀其道”、“靜心致遠”的思想痕跡；從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頓悟觀中可以聯想到莊子的“物我兩忘”的境界，其實質都是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結果。此時期形成了許多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教宗派和學派，并傳播到了中國鄰近的國家。

始創于南北朝北齊的天臺宗把止觀學說與儒家的心性論調和起來，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內丹”的修煉方法也引進了佛教。傳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識、凈土、律 宗、禪宗為旨要，發揮天臺宗的教觀，又主張釋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諸宗的調和，對后世有很大的啟發。華嚴宗五祖宗密不僅認為禪、教一致，還進而認為儒、釋同源。佛教在建立中華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論體系時攝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與儒、道進行全國上下的爭論，與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勢。佛教在唐末，由于戰亂頻繁，社會動蕩，日益呈現衰頹之勢，在宋初一度復蘇。宋元以后，儒釋道三教之間的融洽關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為當時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編大藏經；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繁榮，但佛教總的趨勢在衰落。在此期間，佛教與儒道結合，“三教合一”呈現出發展趨勢。

在北宋期間，道教進入了全盛時期，北宋幾位統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眾倍增，宮觀規模日益擴大。道教中也出現了龍虎、天師、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這些派別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實踐中攝取了很多儒、釋的內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師張伯端，他以修煉性命說會通三教，明顯地是三教的結合。在北方影響最大的是王重陽在金大定年間創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歸一，以道為主，兼輔儒釋、性命雙修，凡圣雙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義理本無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南渡后出 現了不少主張“三教合一”道派。金元朝時代，佛教進一步世俗化、儒學化，出現的以佛教為正宗的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時道教全真、正一兩個重大派別，盛極一時。這些派別也從自己教派的立場出發，高舉“三教合一”旗幟，使三教合一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隋唐時期，儒學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張，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發展。唐宋時期士大夫階層對三個宗教都有著較多的接觸，并且從中尋求在不同環境下尋求不同的理論作為入世或出世的根據，達到心靈安定和心理平衡；在市井階層拜神以求心靈安慰。三教發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補充。統治階層大力鼓勵三教發展，以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地位。佛教在發展中不斷與中國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從佛教中吸收營養，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斷豐富自己，不斷產生了儒釋道三種文化融合的狀態。從唐時起中醫藥學成為儒道佛的一種共同語言和聯系紐帶。在唐代三教連稱，雖然亦將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時三教內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轉入到儒家。歷史上南朝的梁陳和北朝的齊隋都極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極力提倡儒家經世之術，并以此作為組織上述三教辯論的出發點。思想上的融會貫通必定會見諸于作為思想載體的語言，唐時三教之稱也在史書上頻繁出現，達到了高峰。

由于統治者從其自身利益和鞏固等級秩序出發，在不同 歷史時期對儒釋道的態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揚，但總的說來，對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唐朝統治者積極提倡佛教，玄奘回國譯出大量佛經后，唐太宗親自寫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寫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揚佛教，佛教廣為流行，使佛教全面進入了高潮期。儒釋道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呈現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為了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統之政治的需要出發，也不時提倡“三教無胭”、“三教歸一”或“會三歸一”等。隋開皇年間的三教辯論大會；大業時令沙門、道士致敬王者而引發的斗爭；唐武德年間的儒道聯合反對佛教的斗爭；貞觀時的釋、道先后之爭；高宗時的多次佛、道大辯論；高宗、武后和中宗時的“老子化胡說”之爭；唐中后期多次舉行的佛、道大辯論；唐武宗下令滅佛；韓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為“正統”的反佛、道思想等。儒釋道三教的斗爭始終貫穿于歷史發展之中，縱觀歷史上中國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難”事件，大都以佛道斗爭為背景，同時也反映了王權與佛教的激烈斗爭。

宋儒周敦頤（1017～1073）、張載等兼熔釋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學，形成理學。宋人理學由唐人開其先緒。理學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雖然排斥釋道，但大量吸收釋、道的大量哲學思想、思維形式和修持方法，將佛道理論思維精華和釋道本體論和認識論與儒家的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結合起來，完成了三教的融合。佛、道二家思想，強化了宗 教文化氣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三教文化融合的產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來闡述宇宙生成的理論。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時代已經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想潮流。金元時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現，儒釋道三教的融合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時期“三教合一”文化的發展

元明以后，佛教與道教衰落，理學勃興，形成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釋道合流的哲學思想。宋明理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王陽明（1472～1528）集儒釋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學術、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內在核心是良知和致良知經由知行合一。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觀念的流衍和變遷中，王陽明更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影響及于整個晚明思想界。陽明學術得益于佛、道二氏之處頗多，尤其與禪宗的關系更深。王門后學也主張三教合一。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以儒學為主干，吸收了釋教的“空有合一”的本體論，“頓漸合一”的認識論，“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修持觀等，與儒家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相結合，因之有人說是“陽儒陰釋”，最終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顥和程頤主張“性即理”，強調“天理”與“人欲”的對立，并通過內心的修養功夫來“窒欲”，以恢復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論和禪宗修持方法的影響。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萁哲學思想中，無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修持方法都帶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學的發展是三教長期爭論和融合的結 果，它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態呈現出來，是宋明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倫理道德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陽明是心學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體論及“致良知”的修養方法，與禪學的佛性論及修持方法有著很多相通之處。總之，理學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學范疇和方法對儒家進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華，使儒學在很大程度上佛學化、禪學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小，終至蔚成一源。世俗化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總趨勢，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無為，以及陰陽五行家的理論學說，完成了形式和理論上的自我調適，取得了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協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合一的思潮則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學者為中心，并由眾多名僧、方士參與其間，互相交游，互為影響，最終導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學的通俗化。明太祖朱元璋首開明代三教合一風氣之先，其曾經入寺為僧的經歷，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陰翊王化的玄機，深知佛、道二教內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頓，提出三教并用之說。儒釋道趨于合流，從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轉變，是與明清時代的社會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變相呼應。明初學者宋濂主張三教合一。張孟兼則將道家 世俗化，從而達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陳璉則更將道、俗合而為一，認為道教雖以清凈為本，而未嘗以捐絕世務為高，他們對儒釋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間表現的典范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創立的“三一教”，在當時理學勃興的氣氛下，打破三教門墻壁壘，倡導三教合一。“三一教”是在王陽明的的心學與佛道兩教義的混合物，標榜“心性”之學，主張為儒、為道、為釋，主于心。林兆恩通過向民間進行活動，將儒佛道三教合而為一，創立了獨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開標榜三教合為一教為宗旨，其它一些民間宗教也多以此為旗幟，此可見諸于民間宗教的經典“寶卷”中。在晚明，凡主張儒釋道合一者，都對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顧大韶，就認為兆恩之學，“以儒為表，以道為里，以釋為歸，故稱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釋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時、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為核心，對釋道兩教道德倫理批判與吸收，同時提出了一定的社會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態。“三一教“教義對明清時代眾多民間宗教的發展影響深遠。清時政府重視三教并舉，雍正曾說“儒可治國，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勸人為善，戒人為嚴惡，亦有補于教化。清時“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間宗教中充分的體現出來。

從明清儒釋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過 是藉此維系禮教秩序下的傳統統治。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釋，或趨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勢，說明理學的窮途末路，一些儒家學者從儒家陣營中游離出來，舉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間，并在晚明各個文化層面烙下深淺不同的印記。明清之際，儒佛道三教終于取得了和諧的統一，出現真正宗教形態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態，形成了強大的三教合一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三教合一的文化逐漸被社會意識形態所接受，至明時已成為社會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為風氣。

二、“三教合一”文化對歷史發展的作用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三教合一文化曾一度被社會政治主流所接納，并形成三教合一宗教信仰文化。唐宋以來，中國宗教信仰逐漸形成以儒釋道“三教”為正統，民間宗教信仰伴隨著三教合一文化歷史現象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眾多民間宗教信仰為了獲得或論證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為思想基礎，標榜“三教圣人，同出一源”。在儒釋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適應了民間民眾的精神需求，這也是“三教合一”社會歷史現象不可忽視的一面。人類文明的進程與宗教的興起和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以三教合一為教義的眾多民間宗教，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釋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國 文化氛圍中，民間宗教信仰的普及已經超過任何特定的宗教，其理論之繁雜，信眾之多，傳承之廣，影響之大，是中國其它宗教所無法比擬的。三教合一的思想為中國宗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礎，促進了中國宗教向世俗化、大眾化的轉變。中國宗教的世俗化和大眾化對中國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社會和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促進了中國宗教和各種文化思潮的發展，同時也筑起了民間宗教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礎。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也是中國民間宗教特有的文化現象，它將三教文化精華融為在一起，使之與中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相適應，反應了下層社會民眾為擺脫現實苦難，追求精神解脫的一種新追求。三教合一是中華民族漫長而紛繁復雜的思想文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一致成為歷史上中國民間宗教信仰體系的重要思想基礎。民間文化與民間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趨向也深深地影響了清代其它秘密宗教社會，由于民間宗教與歷史上農民反抗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統治階級多對民間宗教采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極在的限制了民間宗教的傳播和發展，也逐漸斬斷了民間宗教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

中國民間宗教在中華文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是廣大民眾信仰主義世界的重要領域，構成了千千萬萬底層群眾的篤誠信仰，影響著各個地區的民風、民俗，以及下層民眾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三教合一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起過不 可忽視的作用，對中世紀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發揮過重大影響，表現出驚心動魄的力量，中國歷史的發展伴隨著源遠流長的民間宗教史。明清時期的民間宗教普遍傳播于下層社會，源自傳統民間信仰，并雜揉儒釋道的思想與儀式，以彌勒佛救世思想具體演化的“三佛應劫”救世思想為指導，各種民間宗教在當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社會思潮和民間宗教傳統影響下，將儒家的綱常倫理，佛教的劫變、來世觀念，以及道教的內丹氣功修煉理論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萬教合一”、“萬法歸宗”、“萬法歸一”的民間文化信仰。三教合一文化基本被各種民間宗教所接納，形成了以信仰“無生老母”為核心，以誦經修行為憑藉，以祈福消災為目的，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為思想內容的各種民間宗教教派，特別對作為明清時期民間宗教主要代表的八卦教更有著重要影響。中國民間宗教是中國宗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歷史的發展發揮著重要和積極的作用，特別對文化、藝術、哲學起到重要的傳承作用，更兼當時條件下對人類的教化、引導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教合一文化趨向也深深影響了明清宗教的發展方向，形成了與之社會主流宗教相抗衡的思想文化體系。

歷史上民間宗教對民眾反抗意識的形成和影響廣泛而深遠，代表了廣大下層民眾的意愿，在反壓迫、反封建和反外來侵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在明清時期民間宗教 反抗運動風起云涌，震驚朝野，影響巨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山東率眾起義，揭開了清代民間宗教大規模武裝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序幕；清嘉慶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離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組合的天理教，在河南和直隸率眾起義，1861年春在魯西東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義”；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間，多次組織教眾和廣大民眾的反抗起義，以及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其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譜寫了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運動輝煌的篇章，沉重的打擊了滿清政府的封建統治，為推動歷史向前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農民起義運動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儒釋道思想三種文化的融和與發展，它們之間相互包容、融合和斗爭，是貫穿于近兩千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潮流，儒釋道和三教合一文化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總畫面。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具有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獨創性，是中華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響力的本土文化，是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座中華哲學、思想、宗教文化的高峰，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人類思想文明的承前啟后，它吸取了中國儒釋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民族思想文化體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以及中國社會的變遷具有廣泛而又深刻的 影響。儒釋道三教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中國多元化、多樣化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諧、發展的思想，是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寶貴精神資源和智慧源泉。在當今社會包容和諧的社會環境下，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于重建中華民族道德宗教信仰文化體系，繁榮中華傳統文化，促進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都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探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實質和本質，克服幾千來封建專制對大眾思想文化的桎梏，掙脫精神思想的枷鎖，激發中華民族的原動力和創造力，推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促進中國的“文藝復興”思想文化運動，實現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創新，以及更好的踐行中華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三教合一”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的分合貫穿于近二千多年中國思想文化史，三教合一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發展到一定社會階段的產物，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文化現象，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是人類智慧的寶貴精神財富和思想文化遺產，是人類對主客體認識的知識結晶。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以及現代、未來的文明人 類的前途，都將與儒佛道傳統文化融合密切相關。豐富多樣的儒釋道文化大融合，促進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長期以來支配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對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巨大的影響。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儒家修身，道家養性，佛家修心，共同構成了中國古典士大夫的處世和哲學基礎，也對中國的古典文化以及當今中國人的習俗傳統等具有深遠持久的影響。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儒釋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三家既相互競爭，彼此吸收融合，不斷發展進步，其中以儒家為主而釋道兩家為輔，但其又沒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區別，中國傳統文化是以這三家為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多元文化沖突的背景下，適應鞏固中央集權專制的社會需要而產生的社會思潮，其旨歸在于和諧三教關系從而和諧整個社會秩序。縱觀從三教到三教合一觀念的變化，大一統的社會政治體制的不斷加強，皇權重儒而抑佛道，或崇佛而壓儒道，以及后來的融合、互相承認對方，吸取對方優勢以為己用。特別是佛教進入中國吸取了大量儒家道家思想，形成對上層階級和底層人民都有吸引力的信仰體系。皇權需要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態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于是三教合一的呼聲也越加強烈。鑒于自春秋至秦漢思想趨向一致所形成的傳統，三教在長期并存的過程中，內質上通過交流，彼此的認同越來越加深，隨著時間的推移，三教的真 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足的條件。唐宋以來中國宗教倫理發展的整個趨勢，最后匯歸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大量儒釋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這種現象也在當時上層建筑中各個領域內泛現。中國民眾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釋道諸家的內容都早已司空見慣，把這些最熟悉的文化調和起來，推陳出新，達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會條件。歷史上有不少理學家和思想家重視對佛老的吸收，對其哲學思想的研究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明清兩代諸多學者、大儒，一面傳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學，此風氣直至清末。中國的統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習慣于“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他們強調“三教雖殊，同歸于善”，目的是有利于維護社會道德和統治的穩定，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為一種趨勢。文化的多元化，滿足了人們日益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充實了人們的精神生活，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促進了人們以寬廣的胸襟，海納百川精神，接收新文化思想，不斷豐富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中國的人文精神，是儒釋道三位一體的精神，大江東去，風起云涌，驚濤拍岸，水落石出，處處顯現的都是儒釋道的風骨，是中國人立身宇宙之間，“萬物與我為一”自由精神的體現。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諧性和統一性，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廣泛地滲透于大眾生活之中，影響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 的傳統文化，其思想合于“道”的境界。繼承、研究、融合和發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對傳承中華文明具有重要的意義。三教合一將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佛家轉世融合在一起，是中華特殊的人文環境而產生的獨特文化思想，承擔了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各個社會職能。儒釋道三家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共同組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類發展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跡。

三教合一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要將三教合一文化置于中國社會歷史上儒釋道主流文化的高度，如建設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一樣而傳承和弘揚，使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為中華民族社會生活和發展的主流思想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的“三教合一”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廣泛地被中國民間宗教所接納，并使之成為信仰的思想文化源泉，其作為中國宗教信仰的形式存續了近千多年的歷史，特別在明清時期其思想文化達到鼎盛時期，其影響力甚至超過儒釋道三教文化的發展。

在中國宗教發展史上，與儒釋道主流宗教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以“三教合一”為思想的民間宗教，有一套自成體系的思想理論，且獨具特色。這套宗教理論約在明末清初，集明中葉以來民間宗教各教派教義思想之大成，在正統的佛教、道教衰頹和日益遠離民眾的情勢下，發揮了既有值得肯 定的歷史意義上的合理性與正義性，迅速占領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的精神領域，因而成為清代乃至民國時期下層民眾廣泛的信仰，在中國傳統宗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伴隨著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三教合一文化將在中國人的哲學、思想和文化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三教合一”文化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影響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哲學、文化、藝術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儒釋道三教是中國、韓國、朝鮮、日本、越南五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和歷史文化的核心內容，反應了中國及周邊國家的傳統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韓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遠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時候就與我國發生過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的關系。隨著儒釋道三教傳入這些國家，就開始融合起來，三教合一的思想與當地的民間信仰、文化結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理論，儒釋道三教合流思想在其這些國家社會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一世紀前后，儒家文化傳入韓半島，并對社會發展起到影響。高句麗人很早就已經接受漢朝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影響，漢文化的影響伴隨著高句麗政權的始終，儒家思想成為高句麗王朝的統治思想。隨后佛教、道教從中原傳入，逐步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體系。儒釋道三教傳入韓半島與韓國民間信仰的薩滿教等神教思想和實 踐相融合，使得三教合一在高句麗統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統一。三教合一對六至七世紀新羅出現的花郎道影響很大，他們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礎上把儒家的忠孝和道家的無為，以及佛教的因果思想融合成一個具有民族倫理特點的道德觀，以此熏陶、磨練和培養忠君愛國的思想。在唐朝時新羅求學為官的著名學者崔致遠言：“國主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則孝于家，出則忠于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為之爭，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國史記?新羅本紀》）。依此，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三教合一文化對當時社會的深刻影響。

十四世紀李朝建立后，獨尊儒術，宋明理學于高麗末期傳入后，經過普及和發展，逐步定為一尊的官學，在李朝五百多年間居于統治思想地位。理學在流變過程中，先后就“四端七情論”和“人物性同異論”開展了數百年爭論，爭論的雙方都把人的本性作為首要的論題，重視人尊精神，其本質是儒釋道三教融合的過程。此時期朱子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逐漸制度化、抽象化，理學一枝獨秀。但理學發展到后期，走向了極端，阻礙了學術思想的發展，使理學在統治階層勢微，但在民間仍有很大的影響。三教合一對韓國民族宗教信仰有深遠的影響，其教理在繼承韓國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礎上，將儒釋道相結合，攝取儒家的倫理觀念，佛教的 明心見性思想和道家養氣修持的方式。“神教”在十九世紀初出現的一些宗教派別，也是在三教合一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迄今還有它的影響力。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有長遠的影響。日本自五世紀初傳入儒學后，六世紀中葉佛教也經過韓國傳入日本。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渡日本的漢人已經陸續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傳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當時接觸中國道教之后，進步形成完善的體系。十二世紀外傳佛教發展為日本的民族佛教，成為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現在還相當流行。在古代，外來的釋、老、儒傳入日本后，便與神道結合起來，對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有巨大的影響。宋明理學傳入日本主要是在鐮倉時代末期，傳入之后一直依附佛教，十四世紀世紀至十六世紀，日本宋學擺脫了禪學的束縛，并與原有的神道相結合，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理學對日本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日本近世出現了專門研究朱子學的儒家學派，有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和古學派。這三個學派都以儒教倫理道德學說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有些人常常把理學與神道思想結合起來，使理學佛、道化，神道化。三教合一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思想、學術、宗教等都有重要的影響，儒學在日本傳播與發展，是儒學日本化的過程，也是神佛儒三教合一的過程。受西洋文明的影響，1885年(明 治十八年)，日本掀起脫離中華儒家文化傳統思潮，引起全國的震蕩，使日本走向了西方文化的現代文明之路。

中越兩國文化源遠流長，從秦代以來，就不斷有華人遷徙進入越南，從而對越南整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越南屬于漢文化圈，大約從東漢開始，漢字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中國傳統儒釋道三教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深遠而廣泛。中國宋代以來，儒釋道思想的傳播，與越南民間信仰相結合。越南的民間信仰，千年來在各方面均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宋代以后儒釋道三教融合對越南民間信仰的不同層面的交匯，可以生動地反映當時的傳播與接受狀況。越南李朝、陳朝宣揚三教融合思想，各代帝王們清楚地意識到儒教和佛教對于社會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這個時期佛教雖然在政治上為朝廷所重視，占有主導的地位，但由于儒教的道德倫理思想特別是三綱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導著人民的精神生活。儒教在社會組織方面特別是國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選拔方面已長期固定下來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會生活中也有著重要的影響，三教各有其能，統治者推行三教并行的政策方針，使三教合一思想不斷得到發展。

中國宋代以后程朱理學在思想領域占有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對越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十五世紀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幾個朝代三教并行的方針、政策，獨尊儒教，推行程朱 理學并對佛教進行排斥或者加以監管。阮朝統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撥佛教禪宗內部之間的關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勢微，但在民間特別在農民中間還有一定影響。在十八至十九世紀越南最后一個王朝—阮朝復滅時，一些著名的儒生，抱著興邦救世的強烈愿望，希望從過去歷史中尋找經驗教訓，認為儒釋道三教并存的體系是越南歷史中帶有普遍規律性的現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說。探討中、日、韓、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發掘這四國的思想文化寶藏和弘揚東亞文化，對建構二十一世紀人類新文化有積極意義。

由于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的對外貿易、人口遷徙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同時也帶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在東南亞地區如馬來西亞、印尼和新加坡等，早期華人移民其祭祀包含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精神，通過祖先祭拜、佛教神明、古代圣人以及道教民間神明的祭拜，反映了中華民族長久以來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孝道精神。中國人儒釋道雜糅的泛神信仰，影響著東南亞地區華人的祭祀文化。

五、確立“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三教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相互沖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精神，形成了中華文明中的共同價值觀；中國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儒釋道三家思想始 終在矛盾斗爭與融合滲透中發展，猶如三枝奇葩，各彰異彩，相互輝映，三者之間有著彼此補充的作用，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起到以“儒為表，釋為心，道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作用。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宇宙同根同歸的整體觀和哲學觀，是儒釋道三教合一，三教融會貫通、殊途同歸的理論基石。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相濟相補，破舊立新，萬法歸一，三教雖殊，同歸于善。三教合一，仁民愛物，崇德尚善，普化眾人，構建了中華民族民眾的理想精神家園，其作為中國人處事為人的道德標準和精神支柱必將長久的傳承下去。

中國文化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儒釋道三家在長期的沖突和融合中，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推向巔峰。儒釋道三家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此結果是在二千年文化磨合中，經相互滲透、矛盾斗爭、融合，不斷在交流融匯中豐富中國文化的內涵，并得到豐富與提高。儒釋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并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體系，是中華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強大的思想優勢。繼承、研究、融合和發展儒佛道三教合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文明的承前啟后具有重要作用。三教合一中彰顯出的憂患意識、共生意識和主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具有的優良品質和自強精神所在，其思想文化的形成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具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在歷史上由 于皇權為其統治的需要，往往采取對三教合一文化壓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釋道三教一樣得到光大和發展。在當今文化思想開放的時代，我們要有勇氣和胸懷去接納歷史文明的成果，正確認識和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將三教合一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寶貴思想文化發揚光大。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于促進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推動中國社會思想文化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一種文化如果脫離其賴以存在的歷史文化土壤，那么任何新的理論抑或新的觀念都是沒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沒有前途的，而也只有將其放在歷史文化的長河里，延續和強化其生命力，它的存在與發展才會有強勁的動力。三教合一歷經二千年變遷和社會實踐而被證明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及社會進步的精神財富，在今后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將起到重要作用。三教合一文化博采眾長，海納百川，吸收了儒釋道三教文化精華，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靈魂，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統一性。儒釋道三家的融會，也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內涵，成為中華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文化。歷史上中華文化的基因被一家獨大的儒家文化所遮蔽，長期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僵化了中國人的靈魂，阻礙了歷史文明的進步，如不能超越儒家文化的局限，突破以其為主導的思想文化體系，中華文化就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和復興。要克服 儒釋道三教的弊端和狹隘的大一統文化形態，揭開自漢以來“外儒內法”的虛偽面紗，對歷史傳統真實的認識和深刻的反思，走出中國歷史發展“輪回”治亂的“怪圈”。要對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充分吸收中華民族集聚的優秀文明成果，回歸中國人理性思維和真知，激活中華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態，真正實現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繁榮和復興，使人們更加熱愛我們的傳統文化，讓中國人善良之本質得到彰顯，讓崇尚正義和精神洗禮人們的靈魂，讓三教合一文化滋養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靈，讓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華大地上競相綻放。

儒道釋三教合一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獨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棵璀璨的明珠，這一文化并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轉移而趨于衰退，而因為其具有強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為新的歷史時期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要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兼容開放，和而不同，不斷促進文化和合進步，促進中國哲學思想和文化創新，形成中國兼容并包和寬容開放的文化，構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文化體系，促進中國思想文化解放運動，匯聚中華民族精神和智慧，形成精神信仰和強大的思想力量。讓三教合一文化為今后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提供恒久的推動力，讓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在當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無法回避普世價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三教合 一文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心懷蒼生，濟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諧的思想和普世價值必將被人們所認識。三教合一提供了處理多元文化關系的先例，為現代社會處理多元文化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和文化繁榮的經驗與借鑒。三教合一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弘揚三教合一文化，對于解決處理當今世界社會文明與文化沖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教合一文化具有憂患意識和積極進取精神，以及普世價值觀，代表了中國人高尚的人格，體現了一種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也正是中華文明孕育和包含的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才使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始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教合一具有“導民向善”、道德教化的社會作用，其思想精髓已深深的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之中，這對于重建中國人的道德信仰體系具有重要意義。三教合一的“出世觀”、“入世觀”和“自然觀”，理想地解決了中國人的靈魂的寄托問題，這必將成為廣大民眾信仰體系的重要組織部分，激勵中華民族奮發圖強，戰勝困難，歷久彌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繁榮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和思想源泉。要尊重和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思想和文化力量，推動社會進步和歷史向前發展。我們要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展示三教合一文化，以和合智慧之道助燃世界文明火炬。中國人有勇氣和智慧接納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優秀文化的精粹，促進與中國

傳統文化的結合，形成符合現代文明要求的新的精神力量，從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我們站在高山之巔，仰望藍天，以理性的視角，審視中華文明，讓三教合一文化思想，長出翱翔的翅膀，鷹擊長空；亦如久旱之甘露，滋養每個中國人的心田。要讓民族智慧文明之花，開遍中華大地，讓每個中國人都能高尚其靈魂，正義其精神，肩負其責任，善德其天下，為社會的文明進步作出努力。我們認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旨在更好地保護、繼承和發展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為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類的和平與繁榮，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斷發展而作出積極的貢獻。

作者簡介：盧飛宏，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原籍山東省日照市人，山東省臨沂市公安局工作，中華文圣拳武學研究理事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文圣拳代表性傳承人，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文圣拳》著作作者，《文圣拳武學研究系列叢書》編者。

第二篇：儒釋道三教與中國文明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人生智慧的關注和思考。中國人生智慧極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對此，儒、道、佛三家從不同角度給予了闡釋，為中國傳統人生智慧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化圖景。“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修行處世之道。

中國傳統人生智慧融儒、道、釋為一體，互補相融。儒家講入世，強調剛健有為，以天下為己任；道家講忘世，強調清靜無為，精神超脫，以柔克剛，安時處順；佛家講出世，強調萬物皆空，排除煩惱，自度度人。儒、道、釋三家在人生智慧問題上雖然有所差異，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煉出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取向，人與人關系的定位取舍，人與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紀人類面臨著一項共同的挑戰和沖突，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沖突，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生態危機、人文危機和精神危機。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把視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認為發掘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寶，尋求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對于解決人類面臨的沖突和危機是十分有益的。當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關系的和諧發展，也要從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中汲取營養，特別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一個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

自古以來，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學問，也稱為天人之學，與義理之學、會通之學并稱為三大學問。天人關系是研究知天的問題，也是探索人生意義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精神、行為與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達到的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從而實現完滿和諧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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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人類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不斷發展生產力。若從歷史的跨度進行比較：人類的歷史約有300萬年，人類的文明史約有6000年，科學技術的歷史約有2500年，近代科學的歷史約400年，現代科學技術的歷史還不到100年，然而有學者估計，今天社會在3年內所發生的變化相當于上世紀初30年內的變化、牛頓以前時代的300年內的變化、石器時代的3000年內的變化。

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然而也隨之出現了環境污染、生態失調、能源短缺、城市臃腫、交通紊亂、人口膨脹和糧食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兩次世界性能源危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聯合國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強調保護環境、保護資源的迫切性。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里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學者們從不同的認識角度提出了改進的對策。戴利（H·Daly）等經濟學家提出了“穩態經濟”理論，他們把傳統的不考慮生態影響的經濟模式稱為“增長經濟”，而把根據生態和社會相結合觀念而形成的經濟稱為“穩態經濟”，主張在必要時應該不惜放棄短期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以維持整個社會的長期生存和穩定，能夠為全社會 1 提供一個無限期保持下去的較高的生活水平。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飛船理論”，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飛行的宇宙飛船，要靠不斷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資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開發資源，肆意破壞環境，就會走向毀滅。英國經濟學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學家提出了“生態藍圖”理論，他們指出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帶來的不是社會的進步而是無窮的災難，必須控制人口、保護資源、壓縮生產，提倡一種新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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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革命時代，人們曾經不相信火車的速度能超過馬匹，但人類從此翻天覆地地改變著自然。

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向來主張親近自然，并且重視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

關注天人關系是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顯著特點。從先秦時代到明清時期，我國大多數思想家、哲學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觀”，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獨特現象。縱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觀，一是老子的“見素抱樸”、“回歸自然”的“順天說”，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說”，三是《易傳》提出的天人和諧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觀點各有差異，但主張天人和諧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是可以統一的。

《易傳》在天人關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樸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要服從普遍規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諧。在今天，這些思想，特別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諧”的思想依然對我們為人處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易傳》主張天人和諧。要達到天人和諧，首先要解決“窮神知化”的問題。《系辭上》說：“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指萬物變化之神妙；幾，指事物運動變化的苗頭。極深研幾，即“窮神知化”。這就是說，無論怎樣的幽深不測，怎樣的變化細微，都要窮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在當時就能提出“窮神知化”的觀點，對于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奧秘，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推動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則，又要自強不息，有所作為，以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為此，《易傳》又提出“裁成輔相”說：“天地交泰。后（君）以財（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之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說應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加以輔助、節制或調整，使其更加符合人類的要求。“裁成輔相”的觀點，既要求深刻地認識自然，又要求能動地協調自然，樸素地表達了人與自然的辨證統一關系。

《易傳》認為人生的理想應當是與天地相合，達到天人和諧的最高境界。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違”、“不過”，講究天人和諧，比較正確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易傳》認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于大自然養育了人類及萬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無窮極之仁”。而“仁”集中表現在大自然永恒的創造力之中，“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個“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則，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整個宇宙充滿了生機、活力，成為生生不息、日新月異的大化流行過程，生命始終流暢不滯。

傳統的天人和諧一方面強調天地、人相統一，另一方面強調人的特殊性，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定位在一種積極的和諧關系上，不主張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創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并能夠將仁的精神推廣及于天下，澤及草木禽獸有生之物，達到天地萬物人我一體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進，圓融無間。這些思想啟示我們，人生要“順天”，才能實現天人和諧的目標。

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向來主張親近自然，關注自然，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時，重視自然資源的作用。自然資源是自然奉獻給人類的珍貴禮物，它不僅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也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自然資源可以理解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時間空間格局、對人類生存和生活直接間接地產生影響的所有自然因素的總和。自然資源包括一切具有現實價值和潛在價值的自然因素，對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滿足人類多方面的需求，有著極其重要的功用價值。除了具有顯而易見的經濟價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樣性還決定了具有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

（1）自然生態為人類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與生存需要的“維生價值”；（2）自然資源作為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對象物，為人類提供“經濟價值”；（3）自然資源為人類提供“經濟”作用的同時，還提供“生態價值”。雖不能直接在市場上進行交換，體現的是潛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護、救災、凈化、涵養水源等生態價值；（4）自然為人類滿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價值”，體現的是存在價值或文化價值，如自然景觀、珍稀物種、自然遺產等所體現的精神性價值；（5）自然為滿足人類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學研究價值”等。人類的活動不能只顧及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還有十分重視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等。

要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作用，既要通過向自然資源投資來恢復和擴大自然資源存量，又要運用生態學模式重新設計工業，還要通過開展服務和流通經濟，改變原來的生產和消費方式。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二個問題:人與人的關系

人與人的關系，是講人要知人，最終目標是實現人際和諧，解決人文危機。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么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一 3 種什么樣的關系，一個人應該如何對待他人，怎樣才能與他人和諧相處，就成為文化與人生領域中非常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在對待人與人關系的問題上，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張“修己以安人”，通過自我完善，和諧處世，促進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終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更大價值。

一、“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僅在各種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標準。在《論語》中講“仁”有104次之多，可見“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規范，又是區別善惡的標準。哪些事應當做，哪些事不應當做，都要用“仁”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還分別提出了仁的一些具體條目，例如恭、寬、信、敏、惠，認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恭即莊重、自尊。寬即寬厚，對他人寬厚，對自己嚴格。信即誠實，講信用，不說假話。敏即勤快、認真。惠即幫助他人。這五條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實踐了“愛人”的信條。在愛人的基礎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寬廣情懷和安老懷少的社會風尚，形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社會生活中濃烈的人文情懷和生活情趣。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有60多億人口，6000多種語言，2500多個民族，200多個國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與人之間由于利益不同、觀念不同、信仰不同，難免會發生沖突和矛盾，要實現和諧共處，必須提出取得廣泛共識的“全球倫理”。1993年八九月間，為紀念“世界宗教會議”召集一百周年，來自世界上大小120多個宗教團體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開了“世界宗教議會”大會。為建立起公認的全球倫理，代表們在大會上經過長期討論和反復修改，通過并簽署了《世界宗教議會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確定為“全球倫理”，并指出“這個原則是有數千年歷史的宗教和倫理和傳統所尋獲并持守的”，“這個終極的、絕對的標準，適用于人生各個范疇，家庭和社會，種族、國家和宗教。”這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經被世界各國有識之士所接受，為全人類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和而不同

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是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普遍和諧。為實現和諧的追求，中國文化提供了兩大法寶，一是“和”，一是“中”。

將相和的故事體現出中國人處理人際間矛盾的特點：對立和斗爭不以一方面消滅另一方面為結局，而是相輔相成，協調配合。

清朝的張英是朝廷要員，他在安徽桐城的老宅建房，與鄰家爭地，家人要求張英出面干涉此事。但張英讓家人謙讓，結果兩家間形成了一個寬六尺的巷子，傳為美談。

中國文化十分重視人與人和睦相處，待人誠懇、互相關心、與人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異，以達到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為貴”一詞出自《論語》，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主張借禮的作用來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達了對人與人和諧關系的追求。

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和”與“同”是中國文化所關注的一對含義不同的范疇。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過所謂“和同”之辨。“和”是眾多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同”是簡單的同一。《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在回答鄭桓公“周其弊乎”的發問時認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區別“和”與“同”。“以他平他謂之和”，就是說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產生新事物，所以說“和實生物”；“以同裨同”，就是說把相同的事物疊加起來，是不能產生新事物的。五聲和，則可聽；五色和，則成文；五味和，則可食。推及施政，則必須“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綜合不同意見，防止偏于一端、專橫獨斷，否則，則“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觀點。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認為君子能汲取別人的有益思想，糾正其錯誤思想，力求公允正確，絕不盲從，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會隨聲附和，從不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內涵十分豐富，充滿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張多樣，二是主張平衡，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事物，持以寬容的態度，“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提倡寬厚之德，發揚包容萬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載物”的博大精神。就處世待人的方法論而言，和諧精神主張：一是要有獨立見解，堅持己見；二是尊重別人，求同存異；三是要通過協商方式，增進共識，取得雙贏。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爭的。宋代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講：“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說只要有一種事物、一種現象，必定有與之相對的事物和現象，兩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爭，最后解決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張載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間社會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決上他主張“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對立和斗爭不應以一方面消滅另一方面作為最終的結局，而是應相輔相成，協調配合，趨向于“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體現在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諧的方法來消除矛盾、解決矛盾，使事物向一個更新的方面來發展，最后解決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讓矛盾沖突擴大。只有“和”才有生機和活力。這種對待矛盾的樸素的辨證思想，對于我們實現和諧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論，也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的一種思維觀念和行為準則。《禮記·中庸篇》講：“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萬物通觀，“道中庸”說的是行事圓融，不走極端。所謂“中”，是說凡事應有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就是“過”；沒有達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處理事情，要合乎這個“度”，就是“執中”。“執中”就是講究適時、適當、適度。所謂“庸”，就是傳統，就是規律，就是不變的法則，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現，是實現“中”的規律法則和途徑。

孔子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又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孔子的這兩段話，不但說明“中”的思想源遠流長，而且強調指出它的重要性。堯傳舜，舜傳禹，只交代

一句話，就是“允執其中”，并認為如此便可“天祿永終”，可見“中”的重要。又說舜是大智的人，為什么說舜有大智呢，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舜能夠“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進一步說明“中”的重要以及“中”的難能可貴。

關于“中”的含義，孔子自己解釋為“過猶不及”、“執兩用中”、“中立不倚”。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哪個好一些？孔子說：子張有些“過”，子夏卻顯得“不及”。子貢說：那么，子張好些吧？孔子說：“過猶不及”。可見，在孔子看來，“中”就是既無“過”，也無“不及”。同時，孔子認為，作為標準的“中”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他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孔子言“中”，并在實際生活中，靈活地運用了“中”。如在行為上，他主張中行，“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認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養境界。在人際關系上，他主張“無適”、“無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黨”。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張“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些都是孔子靈活運用“中”的具體表現。

有人認為“中”是一種調和論，是一種折衷主義，其實不然。首先，“中”的思想含有辯證法的因素，“中”反對“過”與“不及”。其次，三代相傳，只交代一句“允執其中”，便可“天祿永終”。并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如此重要的德行，絕不可能是指不左不右、不好不壞的圓滑處世的折衷主義。再次，孔子歷來痛恨搞折衷主義的人，對于“同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孔子一概斥之為“鄉愿”，認為他們是亂雅之鄭、奪朱之紫的“德之賊”。孔子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這就是說，一旦確立了“中”的準則，永不偏離，甚至“至死不變”。可見這“中”絕不是折衷主義的產物。

與“中”有關的還有“權”、“和”等概念。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概念，其本義是秤錘，可隨物體的輕重在秤桿賞左右移動后達到平衡，可引申為變通。《孟子·盡心上》說：“執中無權，欲執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權變，就是執于一端。儒家提出“權”的概念作為“中”的補充，為了使人能通權達變，以利于“執中”。“和”是說“中”要達到的效果，東漢大儒鄭玄對“中庸”解釋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一詞的含義是指按“中”的標準去做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

中國文化所蘊涵的講“執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創造和諧的人文環境的基本原則。它作為一種調節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深刻哲理，為我們保持和諧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精神資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其中，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等方面的目標匯總起來，就是和諧社會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即人與人的和諧。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就是人與社會之間關系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融洽的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為此，必須把社會的公平正義作為處理人與人 6 之間關系的標尺，把誠信友愛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把充分激發每個人的活力作為奮斗目標，讓全社會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與人和諧相處要講究中庸之道。拔苗助長的故事說明了“過猶不及”這個道理。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三個問題:人與自我的關系

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強調做人要自知。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說能清醒地認識自己，對待自己，才是最聰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難，老子選擇一個“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對著黑來講的，對著盲來講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喪失了視力。看別人看得見，看自己看不見，這就是自我的盲區。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要求我們要讓自己走出盲區，進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認識自我認識自我的困難就在于“我”之復雜，每個人身上都有四個“我”：一是公開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隱私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潛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兩種可以說是淺層的，易于認識的，絕大部分人的盲點則在于后兩種。自我感覺良好，時常沉溺于自戀幻覺中的人，是因為不知道背后的我，總將當面的恭維和逢迎的捧場視為全部的評價。自卑自賤自慚形穢者則失落于不知有潛在的我。

認識自己的一個關鍵是要正確分辨煩惱，不要讓無謂的煩惱所遮蔽，影響了自我的判斷。有心理學家對煩惱進行了數字化分析，認為人們的煩惱中，有40％屬于杞人憂天；30％是為了怎么煩惱也沒有用的既定事實；另12％是事實上并不存在的幻想；還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說，我們的心中有92％的煩惱都是自尋的。

清除自我認識中的盲點，是一種積極的自我開拓。當然，即使到了生命結束的時刻，我們都無法窮盡自我，但是時時警惕自我、激勵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們不枉為人，不虛此生。人類不斷成長，是因為能不斷認識自我，磨練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認識自我則是人生“自覺”的起點，人生永恒的主題。

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境界說”是他哲學思想中珍貴的一個部分。

張良拜師的故事說明，磨練自我也是學習的一個過程。

二、磨練自我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是實現自我價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國人積極人生態度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也是人類在認識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說。

孔子十分重視“剛”的品德，他說：“剛毅木訥近仁”，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種臨大節而不奪的品質即是剛毅的生動表現。在他看來，剛毅和有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剛毅，又要有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實踐為崇高理想而不懈奮斗，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儒家提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治學之道，主張刻苦學習，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些，都是剛健自強、積極有為思想的表現。

《易傳》對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經典性的表述。《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體運行，健動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動乃是效法天，故應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這里闡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思想。

在物欲張揚、精神式微的今天，強調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更有現實意義，人應當立志高遠，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奮發圖強，敢于面對現實，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戰，在挫折面前不氣餒，在困難面前不低頭，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孔顏樂處”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國，顛沛流離，困厄萬端；顏淵一簞食，一瓢飲，窮居陋巷。這本身并無樂處可言，但孔顏化解了身處逆境或物質匱乏所引起的外感之憂，使自得其樂，體悟到一種理性的愉悅。這種快樂，樂于揚棄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識到自身與天道合其德，同其體，也就是體認到個體自身的內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統一的自由人格。這就是一種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問題，其他問題都圍繞它而來。境界說是中國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這里所說的境界，是一種在精神層面上對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華，是中國哲學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極至的一種精神狀態、精神天地。

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境界說”是他哲學思想中最為珍貴的一個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論人生中的境界》），這四種境界是人與周圍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種關系或四種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習”的，也就是順從自然來發揮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習慣；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們所確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行義”的，其行為所及的對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會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他不僅認識到社會的全，還進而認識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應對社會有貢獻，也應對自然有貢獻。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關系，亦即哲學境界，一種自覺有超社會、為天地立心的意義，這是一種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來，在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上，絕對人類中心主義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人類被看作是判斷萬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評判者。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天地境界”尤為重要。人類有責任維護環境生態的完整性，人類的首要目標必須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資源的同時關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說人要有自覺，在地球上只有人類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沒有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是人類境界的試金石，如果人類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狹隘的人生境界，進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順有逆，有勝有敗，有進有退，有榮有辱。順境易處，逆境難為，關鍵在于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順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論順境逆境、圓缺福禍，都要理解別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處順逆，隨緣自適，用舍由時，善對名利，安心為本，才是處理好人與自我關系的關鍵。

我認為要做好下面三個方面：

進退有節，仰俯皆寬

蘇軾在一首詞中寫到“用舍由時，行藏在我”，這轉引自孔子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里面含有“進退有節，仰俯皆寬”的意思。蘇軾一生坎坷，但在對待人生順逆上，他卻是中國文人當中一個典型例子。上面這句詞體現了蘇軾的人生態度，他圓滿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禪宗，入則奉儒，憂國憂民，出則道禪，一身灑脫，形成了“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曠精神”。

孟子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說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僅是個體善的修煉，更重要的是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是濟世救民。儒者對國事民瘼有真誠的關懷，努力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業，即使遭到貶謫也以深沉的憂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國家的興亡。同時，儒家也講究超越精神，窮居陋巷，自得其樂，安貧樂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現出了這種情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獨和放達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積極達觀的人生態度，幾千年來其影響始終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為上”

面對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脫之道。這其中禪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禪宗有則故事：當佛陀在世的時候，有位婆羅門貴族來 9 看望他。婆羅門雙手各捧一個花瓶，準備獻給佛陀作禮物。佛陀對婆羅門說：“放下。”婆羅門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說：“放下。”于是婆羅門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舊對他說：“放下。”婆羅門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經兩手空空，你還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說：“你雖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內心并沒有徹底的放下執著。只有當你放下對自我感觀思慮的執著、放下對外在享受的執著，你才能夠從生死的輪回之中解脫出來。”

當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開出的藥方，雖有“懸壺”之功，卻乏“濟世”之力，人們不可能完全擺脫名利，該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該追求依然要追求。不過，在物欲張揚、精神式微的當下，勸人把名利看得淡一點，“空”一點，淡泊處世，清心守靜，在清靜中尋找舒適，在閑適中享受樂趣，使人經常調劑到一種怡樂自在的最佳狀態，從這個角度看三家之說，不無裨益。

安心為本，豁達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國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禪宗二祖慧可，少為儒生、博覽群書，通達老莊易學。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內典。年約四十歲時，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即斷臂求師。《祖堂集》中記載，慧可問達摩祖師：請佛心印的法門，可以說給我聽嗎？達摩說：諸佛心法，并不是從別人那里得到的！他聽了又問道：我心不得安寧，請大師為我說安心法門。達摩便說：你把心找出來，我便為你安心。慧可聽了這話，當時便愣住了，良久，方說：找了半天心，連個影子也找不到。達摩開導他說：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經幫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嗎？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達摩求法，其實就是為了“安心”，見師傅把自己截了回來，便把問題的實質托了出來。佛教禪宗一派傳入中國，與老莊合理核心相結合，發揮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的特點，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禪，表現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禪宗主張凡事持平常心，不過分追求、過分祈盼、過分喜怒哀樂，順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來，繁雜的人生問題，就變得比較簡單明了。在任何環境中，人生還有一種最后的自由，就是選擇自己的心態。良好的心態有利于正確對待客觀事物，對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態對健康有害，甚至導致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球完全沒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據保守估計，目前我國每年大約有25萬人自殺，約100萬人自殺未遂，約260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癥。預防抑郁癥的主要辦法就是要緩解壓力，及時調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轉化”不良心理，具體就是要能夠知足常樂、達觀超脫、宣泄疏導、排遣自娛。有專家指出，19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肺病，20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癌癥，21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精神疾病，這種說法值得深思。

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標、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張載的“橫渠四句”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這四句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氣象”和“天地情懷”。今天我們繼承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的精髓，實現和諧人生，構建和諧社會，正是要實現這一偉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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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個豐富的思想寶庫，無論就人與自然的友好相處而言，還是就社會的和諧發展而言，抑或就個體人格的健康發展而言，人類在21世紀應更加需要借助、光大優秀的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們理當拿出自信來，從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體驗與生活睿智中尋找瑰寶，尋找生命力，為當下的生存、現實的關懷、生命的定位、處世的方法、價值的實現、精神的寄托、理想的達成，發揮其價值。

嚴子陵是東漢時期的名士，盡管當時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請他作官，但嚴子陵淡泊名利，依舊在家鄉富春山種地、在旁邊的富春江釣魚，“在清靜中尋找舒適，在閑適中享受樂趣”。

第三篇：儒釋道文化一瞥

儒釋道文化一瞥

我讀國學經典

通過學習《國學經典》這門課程，使我對中華的傳統文化有了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尤其對老師講的儒釋道的文化很感興趣。現在想來，儒釋道的文化就是中華文化的基石，但同時它又是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其長期歷史的發展進程中，不僅產生了大量的本土學派和文化，也不斷有外來文化的傳入，這些不同的學派和文化，在矛盾沖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豐富了、發展了、壯大了；有的則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當然，這也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畢竟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的。

在我國歷史上，西周以前，學在官府，東周以后，學術逐步走向民間，春秋后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而至戰國中期，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學派紛呈，學說豐富多彩，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寬廣的基礎。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了其父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見解, 他是把先秦以來的學派總歸納為六家,即陰陽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德家。司馬談引用《系辭》“ 天下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 的說法, 認為這六家的學說都是為安邦治國, 他

們各有所見, 也各有所偏。而由于當時社會上崇尚黃老之學, 司馬談也標榜以道家學說統攝各家。他認為, 道家“ 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 所以能“ 與時遷移, 應物變化, 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總之, 道家是“ 指約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史記》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漢書》中則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歸納為十家, 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但接著他又說, 十家中“ 可觀者九家而已” 即除去小說家, 而各家則都是“ 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他同樣也引用了上述《系辭》的話, 不僅認為各家學說都有其所長和所短, 而且還強調說“ 其言雖殊,辟猶水火, 相滅亦相生也” , “ 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當時社會已以儒學為上, 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 認為儒學“ 于道最為高。”（《漢書》卷三十, 《藝文志》）

這二位杰出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一位論六家, 以道

家為統；一位明九家, 以儒家為高。他們觀點的不同, 如前所說, 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學術風尚和他們個人不同的學術師承背景。而他們之所以分別提出道家和儒家為諸子百家的統攝者, 如果從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分析, 正是反映了在諸子百家眾多的學派中, 儒、道二家思想是最為豐富的。不僅如此, 儒、道二家還

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自我發展、不斷更新的內在機制, 所以逐漸成了諸子百家眾多學派的代表者。

事實上, 自戰國中期以后, 學術界就呈現一種紛紜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是各學派內部的大分化, 另一方面,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股各學派之間相互滲透、彼此融合的發展趨勢。中國文化就是在這諸子百家的學派分合之中不斷地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說起道家，我們都知道其創始人是老子，包括后來的道教（中國本土宗教）也都以老子為其始祖，而將其神化后的人物即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人物——太上老君。道家的思想體系以“道”為核心，道家學說的其他部分都是圍繞著“道”而逐層展開的。“道”為所有的道家學者所推崇，“合于道”是他們追求的最終目標。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追求一種天、地、人的和諧，萬物共生的一種狀態。

道家思想的主題便是“無為”，主張道法自然，因物性。人們經常把道家的無為理解為一種消極避世，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張。其實，這是很不全面，也不準確的。應當一提的是，在道家內部存在著消極無為和積極有為兩種不同的學說，他們對于無為思想精神的理解也是有不同的，有的追求一種個人的自我陶醉，不問世事的精神境界；而有的是“道常無為而無不

為”，認為任何事物都應順其自然，不應參入外界意志去制約它。因為天道“自然”，所以人道就要“無為”。

老子“南面之術”的核心還是“無為而治”，認為帝王治理天下不要什么都去做，而應該順應自然規律，尊重事物發展的內部規律，采取合適的方式來治理。不要以為自己是帝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殊不知“物極必反”，如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統一中國的“千古一帝”，而他后來實行的種種暴政，使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最后落得個“二世而亡”的悲慘下場。

儒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是最為深遠的，自孔子以來，儒家思想學說也在不斷地發展之中，比如西漢的大儒董仲舒，宋代的朱熹等都是對儒家學說的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的大儒。

儒家思想算是影響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最深的，特別是從朱熹的《四書集注》出版之后，成為所有讀書應試的的讀書人都必須學習的經典。儒家強調君子應當剛健有為，不斷去奮進，當然這也是后來的士人們追求功名的一個原因。即在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開始成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當然這一思想也一直延續到封建王朝的覆滅。

可能大家都知道最能概括儒家思想的一句話就是：“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的前面部分是對人的基本要求，人都應該這樣去做來加強自身的修養，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再往上就是“治國、平天下”，這也說明這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只有當自身的格局、修養、學識達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才能有更大的作為。當然，這一思想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

而釋家即為佛家，佛教是在兩漢之際，具體來說應該是在東漢末年由印度傳來的外來文化。當其傳來之初，人們對它了解甚少，把它看成與當時人們所熟悉的黃老之學、神仙方術相類似的學說，后來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及與中華文化的融合，便形成了有中國文化的佛教。其中把印度佛教變為中國文化最杰出的一個人便是六祖慧能。相信大家都對他的一首偈誦印象深刻：“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也許也就是佛家的要旨之所在吧。

其實，儒釋道的文化是合一的文化，都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精髓，用不著有過多的局限，而應該以一種融合的心態來看待，正如：

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

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本來是一家。

在此衷心希望我們的國學不僅能在國內發揚光大，也能走出國門，揚名于四海！

第四篇：儒釋道三家合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中華文化的起源

班級：J11電信班 姓名：

內容摘要：儒佛道三教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三大基本組成部分。在上千年的遞嬗演變中，傳統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家為主、佛道為輔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在21世紀即將到來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對這種文化進行探刻的反思，探討其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以便更好地繼承發展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關鍵詞：傳統思想文化、傳統思想、歷史價值、文化遺產。

當我們問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時，大多數人都會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這是由于有漢武帝接受衛綰、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約六百余年間，作為官方思想的“理學”，是以批判佛老異端、繼承儒家道統為旗幟的；以及作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經”、以至“三十經”，也一直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奉為中華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獲得了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被視作中華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除儒家思想體系以外的其它許多學派思想體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墨家，以及后來傳入的印度佛教等。這些學派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都起著作用，儒家并未獨占中華傳統文化的全部陣地，中華傳統文化并非單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發展進程中，自戰國時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單純性，而不斷地融入了其它學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漢代獨尊的所謂儒術，其實已經是嚴重地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晉時期的儒家則滲入了大量的老莊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論的嚴重挑戰和影響；宋明理學則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時，大量吸收佛老理論以補充儒學的一種思想體系。可見，當我們說到所謂儒家文化傳統時，必須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復雜內涵。

因而，我們在本學期對國學十六講的學習中，我知道絕不可忽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起過作用的各種思想、學派之間的對立和滲透，排斥和融合。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這篇短文中，僅準備就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釋道三家之間的矛盾斗爭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并就此談一些想法。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然而在這璀璨的長河中，儒釋道三家構成中國文化的主體和精髓，儒釋道三家在長期的沖突和融合中，將中國文化推向巔峰。

在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中國大地上涌現出不同的學派以及各派系的爭芳斗艷，他們著書講學，相互論戰，學術繁榮興盛，其中有名的如儒、法、道、墨、陰陽、兵、雜、縱橫、名，西漢劉歆將其命名后世熟悉的“九流”。

儒家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后，思想得到統一的條件下，經歷歷史的檢驗，儒家的思想得到統治者認可，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劉徹采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開始興盛，一直延續以儒治世的傳統，可以說從此奠定下儒家在中國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地位，縱觀中國歷史，儒家思想影響深入民心，深入民族的靈魂。

道教的興盛在漢末，隨著漢朝沒落，儒家的局勢急轉直下，到唐朝時，道教振興，但道教思想無為，不被統治者尊崇，然而道教宣揚得道升仙，壽命無窮，仍得到不少帝王推崇，但究其消極不作為的本質，依然不會發揚在朝廷，道教興盛在隱，得道中國不少文人的尊崇，也是道家文化影響中國文化的因數。

佛教并非中國本土文化，而是從印度傳到我國的，部分人認為佛教在張騫打開絲路后傳到中國的，同樣，佛教也在唐朝與道教交替興盛，由于宗教性質的關系，佛教亦是興盛在普通百姓間，儒釋道三家，佛教的普度思想最易被普通百姓吸收，這也造成了佛教信徒廣多的緣故，也是佛教能與儒道并列為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原因。

作為本土文化的儒家和道教之間的爭論沖突亦不可避免，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論述先秦各學派時，援引了《周易 系詞》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觀點，詳細的分析了各家思想的優缺點，然后從道家的立場出發，認為道家乃博采眾家之長，而融會貫通的學派。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萬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異采，事少而功多.”這種說法符合西漢初期形成的黃老之學，即以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為主體，博采儒墨法等諸家之長。至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文化方針,來達到思想統一以及統治者的統治。不過道家思想始終與儒家并存，在社會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而陰陽五行學說則深深地滲透了儒家思想血脈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編訂的《白虎通義》是西漢兩部正統儒家思想的范本，然而兩者都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儒家政治、倫理理論的形上學根據。

魏晉時期玄學體系形成標志著入到兩家思想在沖突中進一步融合。王弼所謂圣人體無，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故恒致歸于無，已熔儒道有無之說于一爐，讓儒道兩家主要思想融會到了無法再分你我的極高明之境，對后世宋明理學有著極大的影響。

佛教傳入中國后，在南北時期高僧居士輩出的情況下，佛教成為與儒道相鼎立的思想，然而，儒道思想早已深入民心，佛教在社會文化影響加大的同時也與儒道產生了沖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僧人棄父母出家與傳統孝道的沖突；出家人是否禮拜王者；入世與出世的沖突。這是鮮明佛儒沖突，最終產生了禪宗，它舍棄佛教理論中大量繁瑣的論證，以佛教最基本思想來解決儒家關于心性的問題，也說明儒釋道三家在沖突中不停地融會，最終在沖突和想通中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體。

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儒釋道三家的融會，也塑造了中國文化獨特內涵：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傳統思想主張“天人合一”，強調人類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進一步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立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強調人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與自然保持和諧。道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主張有機的、整體的去看待天地間的萬事萬物。

儒家對“天人合一”的思想進行了許多闡發。《禮記中庸》中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有焉。”強調了天、地、人和諧發展。人不是萬物主宰，而應實現天人協調。

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中國傳統和諧思想主張“和為貴”，寬和處世，從而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儒家提出忠、孝、誠、信、敬、愛、仁義道德等準則。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見孔子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寬厚處世，協和人我，從而創造和諧的人際關系。強調無為而治的道家也強調人際和

諧，避免沖突，實現社會穩定《老子》不僅給人們描述了一個人與人之間無欲、無為、無爭，彼此和諧，寬大為懷，人“甘其食、美其衣、樂其俗”的理想社會，還提出“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希望人們效法天道，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

總的來說，中國在近五千年的封建統治的情況下，儒家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無論是科舉還是禮教，都對中華文化起到不可磨滅的影響，時間的考驗，先賢的探索，儒釋道三家在碰撞中合流，中國的歷史留下重重的一筆，無論是對與錯，還是與現在開放思想的矛盾，儒釋道對中華民族的傳承與繁盛的是息息相關的。

儒釋道三家在興盛交替間不斷沖突和融合，儒釋道三家都得到升華。儒家剛健有為，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提出“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教明心見性，消極避世，慈悲為懷，普度眾生；道家清靜無為，返璞歸真，以柔克剛，安時處順。以佛修心，以道修身，以儒治世成為中國古人處世之道，入于儒，出于道，避于佛則成為中國古人的精神生活藝術。中國文化在這種大勢下，逐漸形成以儒釋道三家為主體精髓的文化體系，就中國千年經歷，以及日本侵華的摧殘，中國文化依舊傳承，我們應該感到幸運。參考文獻：1.《探索與爭鳴》；

2.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

3.張永東《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新評》

4.明皇侃《論語集解義疏》

5.《隋唐佛教概況與儒釋道三教的紛爭融合》

第五篇：儒釋道三家文化的比較

儒釋道三家文化的比較

1、從哲學研究的范疇上來說：

儒家——入世的哲學，道家——隱世的哲學，佛家——出世的哲學

儒家主張“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有社會責任感，他們積極入世，自覺地“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道家講“自然”，講“道”，超離了塵世。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凡事順其自然，人力所不能及的事不可過分強求，讓熱衷于塵世功名的人更加清醒。

佛家講“三界”、“輪回轉世”、“因果報應”、“色空”等，善者入天堂，惡者下地獄。

2、從功用的角度上來說：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 儒家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使命；道家以“自然”觀照人，認為，一個人若能超脫于生死的執著，其心靈也就可以超脫形體的局限，而與“道”契合為一，進入“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天地》）的境界，在心靈上獲得極大的自由，成為精神上不受任何環境影響的“圣人”，或神妙至真的“神人”。佛家基于對人生“無常故苦”的價值判斷，懷著對人的迷惑、煩惱、痛苦、死亡的真誠關切，指出解脫的方法和途徑，從而為人提供了一種宗教的精神依托。更著重轉向內心的探索、轉換和提升，把心性修養看作人生解脫的必由之路,明心見性，超脫修心。

3、從文化主旨方面來講：儒家——進取文化，道家——規律文化，佛家——奉獻文化

儒家學說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儒家的大同理想，內圣外王之學，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主張，以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心態，無不反映出剛健有為、奮進不止的精神。

老子所說的“道 ”，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規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事必須“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違反客觀規律，必然招致災禍。“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認為道是世界的終極根源，是無所不覆、無所不載、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體，否認有超越于道的任何主宰。

佛教以“犧牲”為教義，“犧牲”就是奉獻。地藏王菩薩說：“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佛家講布施，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都是奉獻精神的體現。

4、從日常生活的需要方面來講：儒家——糧店，道家——藥店，佛家——百貨店

儒家思想，是我們生活所必須的，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的DNA。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人世中，受倫理道德的規范，有禮有節地待人接物。懷有積極入世的熱情，去投身自己的事業。儒家精神，是滲透在我們每個人的骨子里的。

當國家戰亂、社會動蕩的時候，道家就像一劑良藥，為社會療傷。人在社會中遭遇不順的時候，也需要去藥店逛逛，療療傷，舒緩一下緊繃的心。以道家的廣闊視角看我們生活的人世間，實在很渺小。生活中的煩心事，更是滄海一粟，不值一提。暫時放下塵世的事務，體會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大逍遙境界。

佛家則是不論生病或不生病，它都存在。百貨店不是必須的，有糧吃、治好病，就可以在世上生存了。百貨商店可以去逛逛，不去也不會不能生存。正如佛家，信仰也好，不信也好，是每個人的選擇。即使不信佛的人，也能從佛家的佛理中找到自己需要的。

史上最全：儒釋道三家文化的比較

5、從身心修養來說：儒家——正心，道家——靜心，佛家——明心

儒家講“正心”。《大學》里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歸根到底是要“止于至善”——要守住人性中最本真、最大的那個善念。然后逐步展開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經過了止于至善、定、靜、安、慮，然后人就能心安理得。儒家“正”的這個“心”實際上就是仁愛之心。

道家講“靜心”。《道德經》認為最高明的是“致虛極，守靜篤”，就是要回歸到虛靜的狀態，所以，道家“靜”的“心”是一種虛靜之心、自然之心。這個“自然”不是大自然的意思，這個“自然”就是本然，指的是人本來的那個樣子，不虛偽、不做作，與自然界、社會、他人安然相處，自己的身心也和諧一體，不跟自己較勁，人本來的樣子就是虛靜的。所以道家講要“靜心”，修虛靜之心。

佛家講“明心”。“明”的這個“心”就是慈悲心、平常心、虛空心、精靜心，也就是人的本心，所以叫“明心見性”。“明心”，即明白世界的本性，明了自己的本心，那就不會糾結了，就能很聰明地應對各種生活，幸福感就提高了。

6、從氣度的修養來說：儒家——養正氣，道家——養大氣，佛家——化怨氣

正氣于造化，便是充塞天地間的至大至剛之氣；于人，正氣便是光明正大、剛正不屈之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具體說，就是培養正義感，培養一身正氣的儒家人格。

道家的特質，就是“大”，眼界大，氣象更大，直至大象無形、大音希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概括成一個詞，便是大氣。養大氣要以大道為心，以自然為意，以日月為雙眼，以天地為視野。別怕高不可及，說白了，就是以大觀小，以全看缺。在做人做事、看待問題上，只要能力求更有高度、更加整體，不狹隘、不偏頗，便已經是在抵達大道、通往大氣的路上。

佛教認為對違背自己心愿的他人或他事物生起怨恨之情，會使眾生身心產生熱惱、不安等精神作用，會發生爭斗，或導致互相殘殺，輕者危害一家一村，重則使整個社會，乃致使整個國家陷入災難。

如何化解心中的怨氣呢？佛學上說要“看破，放下。”看破，放下就會心中無事，就會心中無物，更別提區區怨氣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到處都是凈土蓮華，無有掛礙。

7、從提升的方式上來講：儒家——敬，道家——靜，佛家——凈

儒家講敬是敬畏，人要有敬畏感，才能敬天，敬地，敬人。道家講靜是清靜無為，人要有清靜感，只有在內心清靜的時候才能感悟到道的存在。佛家講凈，是指人心內的清凈沒有污濁，欲望和煩惱。心凈了也就是放下所有煩惱痛苦，人也就得到解脫，獲得了自在。

做事敬心，敬德，敬自然，謹慎而為！謂之儒！為人自省，除欲安心，心平不瀾，喜怒自然，不行于色，追求靜花止水，謂之道！十方世界，花是花，物是物！心中執念以來世，清心薄欲修來生！這應該算佛，不癡不嗔！無欲無求！煩是自擾！遵循萬物，道法自然！

8、從研究的方向來講：儒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道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佛家——人與超自然之間的關系

在儒家思想中，倫理關系是人與人之間最主要的關系，所以儒家心目中的人不是“社會關系的總合”，而各種倫理關系的總和，把個體視作在各種倫理關系中占據特定置的人。因此，儒家尤其強調一個人的“份”，即一個人在倫理關系中的特定位置和身份。其天地君親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愛孝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都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體現。

道家思想強調“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不可違”，認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主張人應當愛護自然，保持與大自然協調相處的和諧關系，順應大自然的客觀規律辦事，不自生而能長生，告誡人們不要做無謂的爭斗和掠奪，夫唯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一切要順其自然，就像水一樣無往不利。不爭不勝，才得以長存！反自然之道而行之，就將作繭自縛，必然會危害人類自身，引起自絕于天地的嚴重后果，甚至被大自然把整個人類都開除出“地球村”。

佛家處理的則是人與超自然的關系，講生命的超越。從中可以看到我們和其他生命最深的因緣，我們跟宇宙大化最深的連接，乃至直接地了生脫死，這是佛家修行要你觀照的地方。人類是地球上唯一會問“生從何來、死向何去”的動物，在這里就有人與超自然的連接，而它關聯著終極的關懷。佛教自從漢代傳入中國后，給中國人帶來了全新的、超驗的生死觀，中國人才有了死后來生、輪回轉世這些觀念。

9、從智慧的角度來講：儒家——德性的智慧，道家——空靈的智慧，佛家——解脫的智慧

儒家強調禮樂教化，內圣外王；道家強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佛家強調緣起性空，轉識成智。

10、從人生觀方面來講：儒家——積極進取，建功立業；道家——順其自然，自我完善；佛家——慈愛眾生，無私奉獻。

儒家的人生觀，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業為價值取向，內以修身，充實仁德，外以濟民，治國平天下，這便是內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態度是積極進取的，對社會現實有強烈的關切和歷史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強調人的社會責任，高度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人類群體生活的特征。同時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不怨天，不尤人”。主張“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這種“憂道不憂貧”、憂天下而不憂個人的憂國憂民的博大襟懷，成為一種優秀的傳統，啟迪、昭示著后人，激勵著后世之仁人君子以天下為己任，自覺地為國家分憂，為人民大眾分憂。

道家的人生觀，以超越世俗人際關系網的圖絆，獲得個人內心平靜自在為價值取向，既反對心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關心社會事業的奮斗成功，只要各自順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擾，必然自為而相因，成就一和諧寧靜的社會，其人生態度消極自保，以免禍全生為最低目標，以各安其性命之情為最高目標，儒家的出類拔萃者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為清修隱者。道家受“無為意識”的支配，倡導一種“無為而無所不為”的社會理念，強調人的內部自然而發的東西。即通過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便能夠不斷完善與發展自己。

佛教的人生觀是普世的人生觀，它關注一切生命，而不僅僅局限于人類本身，把世間一切有靈性的生命都作為考察和關懷的對象。同時，佛教的人生觀既聯通現世，又承接過去，指引未來。人生苦短，處處的無常和苦難困擾著我們，作為人本身要重視當下的自我完善，從當下的自我做起，做到心靈的和諧和生命的升華，揚善除惡，用“慈悲喜舍”、“悲智雙運”的佛教思想，充實自己，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11、從世界觀方面來講：儒家——世界是展現才華的舞臺，道家——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追求與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境界；佛家——相由心生，世界在自己心中，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

12、從個人修養角度來講：儒家——仁義禮智信，道家——領悟道，修養德，求自然，守本分，淡名利；佛家——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遵守十戒，心靈安定，運用智慧。

13、從價值觀角度來講：儒家——在努力進取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道家——以完善的自我帶動和諧的社會，佛家——在為他人獻愛心、為社會做貢獻的過程。

14、從游戲的角度來講：儒家講的是社會的“游戲規則”，道教講的是“游戲技巧”，佛家則是講的游戲中融通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