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

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

政治文化是圍繞當代社會政治、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過程的一種主觀意識領域與社會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識、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心理、政治觀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價值觀等方面。每個國家都有與自己的政治體系和歷史發展階段相關的政治文化系統，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改革開放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一、主導政治文化的形成好范文版權所有

政治文化是由多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構成的一個文化系統，在整個系統中各種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種政治文化居于主導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從屬地位或次要地位。我們將政治文化系統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稱之為主導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從屬地位的政治文化稱之為政治亞文化。主導政治文化在整個文化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為整個政治文化體系攝定基本的政治價值觀，使整個政治文化形成一種基本的政治文化傾向，并因此而影響整個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各種政治亞文化間的認同和共識得到有效的發展，各種政治亞文化有了協調的基礎。

建國以后，在文化上我們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政治文化。馬克思主義適合了時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國政治文化轉換的需要，在我國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導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前進方向。特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不斷探索、試驗和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其所包含的集體主義觀、民主觀、法治觀和愛國主義等構成了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應當說，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是符合時代和歷史要求的。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加上建國以后所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嚴重的個人崇拜使得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蒙上了傳統專制主義的陰影，等級觀念、人治觀、義務觀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觀念大量沉積，造成了主導政治文化的嚴重扭曲，給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害。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總結了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并在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創立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使過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正軌，重新煥發出了生機和活力。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理論成為人們解放思想的理論動力，凝聚人心的強大思想武器，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續堅持、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五大在肯定鄧小平理論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的同時，在黨章中載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明確提出了在新的世紀要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目前，鄧小平理論已成為我們的主導政治文化，這種主導作用主要是通過它對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導作用體現出來的。主要表現在：第一，政治觀點上的統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質而言，屬于觀念上層建筑，它必然會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現象，并提出有關的政治觀點。在我國的現有政治文化體系中，多種學說并存。針對一定的政治現象，各種學說必然會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因此就有必要對這些學說在政治觀點上加以統一。在當代中國，我們是用鄧小平理論來加以統一的。這就是說，對于其他各種學說，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須要求它們跟鄧小平理論保持一致。比如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三個有利于的標準。第二，政治文化活動方面的規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們政治行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僅僅表現于理論觀點方面，而且表現于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活動方面。這種政治文化活動通常具體表現為具有不同思想意識的人運用不同的觀點對政治和社會現象進行評價，政治文化活動還具體表現于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在多種學說并存的條件下，必須要求有一種主導政治文化來對政治文化活動發揮一種規范作用。正如伊斯頓所說：“任何系統都具備一定的主導政治價值，它們會給政治行為規范和結構排列確定基調和方向”。在當今中國只有鄧小平理論才能起到這種規范作用。第三，方法論上的引導作用。鄧小平理論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學說或意識形態，而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對其他學說均具有引導作用。例如，鄧小平理論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問題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學方法，這些方法對其他政治文化

理論研究社會現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變遷

政治合法性是一個政治體系存在、持續、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權威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信仰、忠誠和服從，并通過特定時空條件下適當的決策及政策實施來塑造政治秩序和適應環境變化，保持政治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決于

政府的活動，包括國家政權為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而運用意識形態的、法律的和道德倫理的力量為自身所做的種種論證，另一方面其更為實質的內容是國家政權在大眾當中贏得廣泛的信任和忠誠，從而使人民自覺地把對政府的服從當作自己的義務。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現為人們對政治體系、政治權威的認知、評價和態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通過研究合法性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的變遷。

中國政治合法性經過了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過程，其合法性類型的更替經過了大致封建社會身份趨向的傳統合法性到建國后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時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領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礎，再到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時期的以經濟增長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合法性類型，最后到第三代領導集體時代中國領導層一方面繼續鞏固鄧小平時代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礎等幾個不同的階段。

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政權都是建筑在傳統合法性基礎之上的。中國的合法性危機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動搖了王朝賴以生存的文化基礎——身份取向的傳統合法性。但從破壞傳統合法性到建設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新中國建立前，民族獨立與國家的統一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這期間中國的政治勢力不得不從民族主義中尋求合法性的來源，但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是我們黨要求民眾支持和統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勝利以后，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為新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過程中，由于長期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片面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人的思想政治領域中的問題，而忽視經濟建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單純化為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調控，這一合法型訴求加之對領導人個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終于導致了“文革”的混亂。“文革”結束后，隨著傳統合法性的消失，“兩個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形勢的發展表明，執政黨的合法性面臨新的挑戰。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深切地感到我們黨統治的問題。早在～年的一系列講話中，他就強髁司貿刪投雜謖撾榷ǖ墓丶饔茫骸吧緇嶂饕迦綣鮮喬畹模駝靜蛔！薄熬霉ぷ魘塹鼻白畬蟮惱危夢侍饈茄溝掛磺械惱撾侍狻！薄罷喂ぷ饕涫檔驕蒙廈媯撾侍庖泳玫慕嵌壤唇餼觥！薄拔頤歉錈哪康木褪墻夥派Γ⒄股Α！薄吧矯嫻母錈親罡鏡母錈！盵顯然，經濟增長作為“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途徑，被鄧小平視為好范文版權所有新時期我們黨統治合法性的來源。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沒有忽視既有的意識形態基礎。針對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他明確提出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的底線，即無論經濟增長有多重要，它必須與此原則保持不沖突的狀況，這就是以經濟增長為合法性來源與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辯證關系。

經濟的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資源適應了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客觀需要，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長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這是因為經濟的增長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也使其對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脹。許多“政治系統不能很快提高滿足要求的能力以適應來勢快的多的政治抱負和期望的高漲，這樣就使政治體系陷入了困難”。事實上，許多政府保持了較高的政績，但其政權合法性還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經濟增長中民主化、社會公正、自由等價值觀目標受到了忽視，這種代價與該政權有關，從而減少了公眾對該政權的支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自由、民主、契約、公正等價值觀正在上升為人們的普遍追求、信仰的東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對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習慣于根據公民的經常性利益來評價政治”。因此，經濟增長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資源可以說在逐漸削弱。世紀年代以來，一方面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繼續維持合法性現狀，另一方面則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進程明顯加快。特別是在黨的十五大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依法治國”的方略是我們黨適應時代要求，探索建立現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項重要舉措。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礎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傳統政治文化的對稱，是根據現代社會模式實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認為，世俗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主要區別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確的方式而不是用籠統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來觀察客觀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標準和概念而不是與某些單一獨特的標準看齊，在評價和錄用個人擔任社會角色時世俗文化重視成就，而不重世襲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越來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點。

公民民主法制觀念增強。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它強調各市場主體依照規律平等競爭、公平交易。隨著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識逐漸增加。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更切實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成為新時期人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與社會主義民主觀相適應，人們的法治觀也逐步增強，社會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人們訴諸解決問題的方式逐漸由找“長官”轉向找“法官”，這表明公民開始確立依法有序表達意志和要求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政治價值觀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為人們判斷事物的主要價值尺度。在個人方面，人們更傾向于追求知識、財富和個人的自我實現；隨著經濟與科技的進步，人們擁有更多的信息、機會、生活方式和社會化渠道；公眾對政府的評價更具有現實性，更看重政府的實際作為；在政治生活中，人們不再盲目絕對服從

第二篇：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演進方式

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演進方式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推進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恢復性重構、創造性建設、體系化發展和大眾化表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話語支撐。

關鍵詞：改革開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演進方式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5）-09-0025-03

馬克思主義原理表明，主流意識形態即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因此，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反映、適應和服務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它具有高度的整合力、強大的傳播力和普遍的感召力。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推進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恢復性重建、創造性建設、體系化發展和大眾化表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話語支撐。

一、主流意識形態的恢復性重構

20世紀60～70年代，新中國經過了一場“文革”十年災難的重創，期間偏離了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發展的應然軌道，消解了社會民眾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社會主義制度的忠實信仰與執著追求。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黨的執政目標，必須率先開展思想領域的解放運動，徹底消除“文革”意識及思維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有效規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面臨的意識形態危機。

科學認識和客觀評價毛澤東思想，是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的不可回避的首要話題。1977年7月，鄧小平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推向前進。”[2]只有確保毛澤東思想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嚴格劃清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理論與毛澤東本人晚年錯誤之間的界限，才不至于割裂、歪曲和損害毛澤東思想，才能回歸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上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定位和全新提法，為沖破“兩個凡是”之思想迷障提供了有力的批判武器。要糾正和扭轉“兩個凡是”的謬誤方針，就必須進行“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3]鄧小平公開地支持1978年5月刊發在《理論動態》（中央黨校內部刊物）上的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加快了撥亂反正的步伐，“逐漸匯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對‘兩個凡是’的禁區形成了強大沖擊，從而加速了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的實現。”[4]

重新恢復、確立和發展黨的思想路線，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性轉換找到了著力點。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回擊了當時出現的淡化、拒斥、消除、替代主流意識形態等攻擊共產黨執政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適時地將“實事求是”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偉大號召，這個號召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思想內容，具有劃時代的戰略意義。鄧小平認為，“解放思想”是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保持勃勃生機的前提條件，“事實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底色和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理論基礎，只有不懈堅持“解放思想”和切實做到“實事求是”，才能順利發展黨的指導思想和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指出，必須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開展現代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向其他國家學習與借鑒，但學習借鑒的目的不在于一味地模仿他國經驗和照搬他國模式，而是在綜合其失敗教訓與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吸收，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社會實踐，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框架和主體內容，成為指導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基石和思想源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與踐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煥發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機與活力，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重新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場域。

二、主流意識形態的創造性建設

20世紀90年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紛繁復雜、變幻莫測的國際國內環境。從國際環境來看，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導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意識形態遭受了嚴重挫折，“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社會主義失敗論”等論斷對社會主義持悲觀情緒甚至詆毀態度，“歷史終結論”和“文明沖突論”等社會思潮迅速充斥和力圖搶占全球意識形態市場，特別是“歷史終結論”宣稱，“在歷史的終結點上，自由民主已經沒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強敵。”[5]從國內環境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和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社會在經濟成分、社會階層、組織形式、文化意識、就業方式、利益分配和精神生活等各個方面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復雜、多樣和尖銳的矛盾與沖突，考驗著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挑戰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為了有效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發起的文化攻勢，切實處理我國社會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吸取蘇共垮臺、蘇聯潰敗的歷史教訓，始終不渝地從“管黨治黨”角度加強執政黨建設。通過加強執政黨建設，提高黨統領推進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能力，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公信力，從而引領各種社會思潮的發展。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牢記和不負鄧小平關于“聚精會神抓黨建”的政治囑托，開啟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代背景下的黨建新征程。黨的十五大對黨的建設進行了總體部署，強調“全面加強黨的建設”要從思想、組織和作風等三個方面協調推進，以提高黨治國理政的水平和增強黨拒腐防變的能力。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這是江澤民首次完整地全面地表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精煉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執政宗旨及歷史使命，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源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由三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理論命題構成的有機統一體：“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物質保障;“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思想引領;“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價值歸宿。這三個理論命題的內在聯動，破解了長期執政過程中“建設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密碼，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豐富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內容。黨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并列寫入黨章和共同納入指導思想。江澤民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一脈相承就是既不斷繼承又不斷創新的發展過程，是我們共產黨人不斷繼承、不斷發展著的科學真理的統一體”。[6]“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過程中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創新的又一理論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新要求，展現了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以執政黨建設為依托，創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新理路。

三、主流意識形態的體系化發展

進入新世紀，國際社會發展呈現出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態勢，為我國融入全球經濟發展、參與國際政治對話、進行跨國文化交流創造了良好機遇和廣闊平臺，同時也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領域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提供了便利條件。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把我國尚處起步階段的意識形態工作卷入了和世界不同國家意識形態相互競爭、斗爭、借鑒的一個新舞臺。”[7]裹挾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及其行為方式向我國進行強勢滲透，旨在實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和平演變或整體置換。面對挑戰與機遇共存的文化生態及意識形態環境，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緊扣“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的時代課題，加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體系建設，以服務新世紀新時期新階段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基本國情，總結國內發展的實踐探索和借鑒國外發展的有益經驗，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變化和新要求，逐步構建了系統的發展理論：“科學發展觀”。2003年4月，胡錦濤在廣東視察時提出“全面的發展觀”，旨在從全局戰略高度來思考發展問題，以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2003年8月，胡錦濤在江西考察時開始明確使用“科學發展觀”概念，提出“要牢固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積極探索符合實際的發展新路子。”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對“科學發展觀”進行完整的明確的表述，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歷代中國共產黨人有關發展的觀念、思想及理論，集中展示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及方法論，全面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建設和人類社會發展等“三大規律”的認識，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價值導向、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南。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的過程中，我國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日趨系統化和體系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做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發展”明確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要求用“科學發展觀”來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強調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引領各種社會思潮，在尊重差異和包容多樣的同時，最大限度的產生社會思想共識。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共同構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全黨、全國和全社會有了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道德規范，為激發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奠定了價值基礎。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由此可見，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再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標志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走向體系化的發展范式。

四、主流意識形態的大眾化表達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夢進入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匯聚了共同的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涉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近代以來中國無數志士仁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愿景，是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及發展過程中最為突出的鮮明的時代主題。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以“中國夢”來表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的提出，展示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自覺和使命擔當。

習近平于2013年3月在人大舉行閉幕會上，深刻地闡釋了中國夢的本質內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習近平還從方向、動力和主體等維度，勾畫了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即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繼“美國夢”和“歐洲夢”之后，“中國夢”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夢不是他國夢的翻版或復制品，而是植根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精神、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鍥而不舍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艱辛探索的成功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魅力。

中國夢作為中國主流政治話語受到了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贊譽。意識形態話語權，對于一個政黨或階級來說具有極端重要的價值和功能，只有掌握了意識形態話語權，才能影響社會輿論的走向和引領時代發展的潮流。“在一個文化多元、意識形態紛爭的時代，在人類還沒有超越階級社會以前，一個階級如果忽視甚至有意無意地放棄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就意味著另一個階級對它的占有和另一個社會對它的滲透。”[8]為了鞏固執政合法性基礎和贏取國際競爭優勢地位，中國共產黨必須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和領導權。“中國夢”在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內容和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將相對抽象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用更加形象、通俗、樸實、親切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化話語方式表達出來，拉近了普通的人民群眾與崇高的共同理想之間的距離，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更加清晰、具體及親和的呈現在人民群眾面前，產生了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社會效應，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凝聚共識和匯聚力量。因此，“中國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進行大眾化的話語轉換，既有利于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又有利于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項目來源：四川省教育廳“全省高校優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擇優資助計劃”專項項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川教函〔2013〕96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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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摘要：改革開放的成功使得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都有了飛速的發展。正是當時領導人的正確決策以及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入認識，將其思想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有效地相結合，是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有效地原因。關鍵詞：改革開放

經濟 政治 思想 文化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的成就，可以說驚天動地，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而且慢慢得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在經濟方面，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獲得高速增長。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由低收入國家躍升為中等偏下收入的行列。其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開放政策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三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運行機制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前，中國長期以來物資短缺問題，不僅生產資料靠計劃分配，生活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也很低。如今商品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機制也已基本形成。經濟體制的破舊主張和徹底轉型。我國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一個很嚴的轉變。是經濟體制的破舊主張和徹底轉型。我國所創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既發揮了社會主義基制度的優越性又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在資源配置中也發揮了靈活性和有效性，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舉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又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的根本的原因。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也必然要政治體制、文化體制進行改革。以鞏固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我國的改革，是把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改革促進開放，開放反過來又促進改革，形成了改革開放良性互動的局面。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經之路，對外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改革與開放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一個鮮明的特點，也是改革取得成就的必要原因。

不但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思想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思想方面，毛澤東思想轉向鄧小平理論、自力更生理論轉向對外開放理論、國際戰爭理論轉向國際和平理論、階級斗爭理論轉向經濟建設理論、社會公平理論轉向社會競爭理論、農村化理論轉向城市化理論、綠色經濟理論等。國民的思想觀念進一步得到了提高。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并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就是實事求是，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來改革。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多種新問題新情況，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前蘇聯改革不是從思想上著手解決問題，不聯系當時蘇聯的實際情況，是通過撤換干部來解決問題，結果沒有促進改革，反而阻礙了改革，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理論的核心是全面現代化的思想。與此前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強調工業化的重要，也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工業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現代化的統一，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導致現代化 過程中的種種失衡現象出現。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面現代化的思想，在黨的十三大報 告中被規范地表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 表述被黨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來，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

在文化上，建國后對我國政治經濟學影響頗大的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雖論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但只講前蘇聯陣營內部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排斥這些國家向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由沒有對外經濟關系的分析發展到在社會主義部分的某一章中加進了少量有關介紹，再發展到單獨設置了“對外經濟關系”一章，直到我國將對外開放確定為重要國策，才開始從真正意義上闡述了經濟對外開放的理論。但是，受教科書的性質、篇幅等限制和影響，書中展開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紹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原則、形式等。因此，對我國經濟開放理論從發展歷史到現狀進行系統考察與分析，將有利于展開和深入研究對外開放的基本理論，使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這一越來越顯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實。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吸納和借鑒了 世界的和我國的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找到了一條真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道路，實現了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現代化的全面發展。

第四篇：論中國合同法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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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合同法的演進

陳小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教授 , 易軍 中國政法

大學 副教授

肇端于清末法制改革的中國法律現代化歷程迄今已有一個世紀,今日中國所進行的聲勢浩大的立法活動依然是這場運動的延續,除非中國法制實現全面的現代化,這場運動將無停息之日。在對中國合同法歷史變遷的考察中,我們可以體味百年來法制變革所經歷的困境與艱辛,并為我們苦難的中國逐步摸索到步入康莊大道的路徑以及在近20 年的法制建設中所取得的偉大進步深感慶幸。一部合同法史,就是一部濃縮了的法制變革史與經濟社會變遷史。

一、中國合同立法的回眸

我國古代合同法的表現形式為禮制中的有關規定及民事習慣,現代意義上的合同法始于1911 年第一次民法草案,從1911 年到1929 年國民黨民法典通過并公布,是我國民事立法的主要時期。此期間我國合同法完成了由習慣法到成文法的過渡。中華民國民法具有現代資本主義民法及債法的特點,能夠適應資本主義經濟需要。(1)但在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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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國建國后作為舊法統在祖國大陸被廢止,現在僅在臺灣地區有效。

新中國的成立揭開了合同立法史嶄新的一頁。半個世紀來我國合同法的發展表現出了明顯的階段性。與經濟發展的進程相適應,合同法的發展呈現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建國初至70 年代末,是合同法艱難徘徊的時期,合同法表現為法規性或規章性文件,效力層次低下,其發展陷入“前進—停滯”的怪圈。第二個階段從80 年代初開始至90 年代初,是合同法取得實質進展的時期,整個80 年代我國合同立法蔚為壯觀。《民法通則》及三大合同法以及有關規章、司法解釋相繼頒布,中國合同法體系初具規模。第三個階段從黨的十四大召開一直持續到現在,并包括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此間發生了兩件對合同法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即十四大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以及十五大依法治國方略的實行。市場經濟要求統一市場活動的法律規則,重新構建合同立法的基本內容;依法治國方略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合同法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及樹立合同法權威的迫切性。可以說進入90 年代以后,擺在立法機關和民商法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制定一部集科學性、統一性、現代性為一體且系統明確的合同法。圍繞著合同法的制定,學者和司法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從而使合同法成為民商法各具體制度中理論研究最為成熟的領域。經過長期的醞釀、探討與論證,在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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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的第7 年即1999 年的3 月1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終于誕生。

年來合同立法的實踐充分表明:包括合同法在內的民商法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國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其中以經濟生活條件的影響最為深遠。合同法是涉及財產或勞務的私人轉讓的法律。(2)合同法調整動態財產關系,本質上是交易法,而交易關系只是在商品(市場)經濟條件下才會發生,因此合同法與商品(市場)經濟有著不可割舍的關系。合同法與商品(市場)經濟同命運共興衰,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商品(市場)經濟的基本關系。人類文明史已經充分昭示:一部合同法史即一部商品經濟發展史。商品(市場)經濟經歷了由古代→近代→現代的發展,合同法也隨之實現了從古代→近代→現代的過渡。從制度角度而言,合同法的規范只是商品交換關系的內在要求在制度上的反映;從觀念層面論之,契約精神只是商品交換關系的本質要求在觀念上的體現。我國古代私法制度的粗陋、私法觀念的淡薄與商品經濟的缺失關系甚大。建國后實行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20 多年基本上未有變化。雖因社會分工的存在時有物資讓渡關系的發生,但它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商品交換關系;雖然仍采用合同的形式,但合同并非當事人追求利潤的手段,沒有絲毫的平等、自由、權利的色彩。合同法經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歷程。近20 年的改革,實質上是一個對市場重要性的認識逐步深化從而對商品市場經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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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承認到無限承認的過程。市場體制的確立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關系是最普遍的社會關系,合同法從而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法。市場制度的確立與實行,使合同法的繁榮不可避免。以至于當我們在展望下一世紀中國合同法前景的時候,能夠滿懷信心與希望。

二、統一合同法的進步性

我們認為,統一合同法是中國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律。與現行民法的其它組成單元相比,它最具進步性。甚至可以斷言,這部合同法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我國未來民法典的某些面貌。合同法的進步性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模式上的進步。計劃經濟體制下財產流轉關系實際上被分割為兩部分,即納入計劃范圍的財產流轉關系和與計劃無關的財產流轉關系;與之相適應,在立法上實行經濟合同法與民事合同法分開立法的二元立法模式。各具體合同實際上被分割為兩部分,分別受不同法律調整。統一合同法的出臺廢止了此種立法模式,取消了經濟合同與非經濟合同的劃分,實現了對各種具體合同統一的規范和調整。

2.立法體系上的進步。改革開放后,我國先后制定了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三部合同法律適用于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合同關系,相互獨立并行不悖,在立法層次上是同一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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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行法,除受憲法統率外,誰也不統率誰,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這種局面的形成是與80 年代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分不開的,其根本原因是經濟起飛時期發展不平衡所致。三足鼎立的弊害可謂眾人皆知,統一合同法的出臺使得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復存在,實現了合同立法天下一統的局面。

3.立法技術上的進步。廣義的立法技術包括立法體制技術、立法程序技術與立法表達技術。在這幾個方面,統一合同法較過去均有很大改進。以往的三部合同法均由國務院所屬部委起草,這些機關往往不可能從全局考慮,而是較多考慮本部門利益,導致法律規范互不協調、相互抵觸、規定重復。統一合同法的立法工作由全國人大法工委承擔,從而克服了上述弊端。并且此次立法系由學者提出立法方案并擬定建議草案,學者參與此次立法所受到的重視遠非以往所能比。值得一提的是,1998 年9 月,《法制日報》及《人民日報》分別刊登了合同法草案第五稿全文,公布法律草案進行“全民公決”并非我國立法必經程序,將一個尚未生效的法律草案公諸報端,給公眾提供一個實實在在地參與立法的機會,這一舉措本身即蘊涵著巨大而深遠的意義!合同法在立法體例上沿襲了傳統民法的樣式,從而具有科學性;在立法語言上,通俗而不失規范,易懂而不失嚴謹,用語準確清晰,文字流暢;立法內容的歸納分布和條目的排列基本上依從了從一般到特殊、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順序。特別是在起草學者建議草案時,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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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方面較嚴格地依循了立法方案的要求,條文規整、條理清晰、邏輯線索明確,另一方面,每個條文都撰擬了相應的立法理由,為后來的立法在技術的操作上提供了較大便利,也肯定會對今后合同法適用、解釋等實務活動提供若干依據,顯示了立法的較高水準。

4.法律規范內容上的進步。在具體制度上,合同法的進步性表現在以下方面:(1)吸收、借鑒、移植國外的先進制度,力求完備。合同法大量采納了反映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共同規則,從而基本上能適應建立成熟市場經濟體制后對法律調整的需要。合同法構筑了許多嶄新的制度,其數量之巨,不勝枚舉。如僅就合同履行而言,即創設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負擔合同、同時履行抗辯權、先履行抗辯權、代位權、撤銷權等制度。并且合同法在繼受具體制度時不拘于嚴格區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而是兼容并蓄,凡實用優越的制度通通拿來為我所用。此點在總則中表現尤為明顯,如根本違約、預期違約等均為英美法系的固有制度,合同解除中引入了根本違約,嚴格限制法定解除權的濫用;將預期違約納入違約行為形態,使非違約方獲得了即時尋求法律救濟措施的權利;不安抗辯權的適用要件及法律效力上吸收了默示毀約制度的合理內核,從而使我國法上的不安抗辯權制度成為世界各國相應制度中最為完善的制度。即使是分則,也采納了英美法系的某些制度,如委托合同中規定的委托人的介入權與第三人的選擇權系英美代理法中的特有制度。(2)對于過于原則、簡略的規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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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體化,增強其可操作性。如合同轉讓中,明確規定了債權轉讓、債務轉讓、債權債務概括轉讓三種形式,就債權轉讓而言,詳細規定了其成立要件及對內對外效力等內容。(3)廢止過時、錯誤、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規范。如以往立法對無效合同的規定極為寬泛,合同法明確地將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分為三類,與傳統民法趨于一致,并且擴大了可撤銷合同、效力未定合同的范圍。這既避免了財產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又有利于尊重當事人意志、保護當事人利益,并且有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鼓勵交易目標的實現。(4)對于發生矛盾、沖突的規范予以整合協調。如對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表述互不相同。(3)誠如王澤鑒先生所言,合同的基本原則是否是因其為一般合同、經濟合同、涉外經濟合同或技術合同而異? 上述規定的不同,究竟僅是文字上的差異,強調的不同,抑或具有實質的意義? 經濟合同是否不受誠實信用的規范?(4)在具體制度的構建上,合同法充分發揮了后發優勢盡享后發利益。如合同法對格式合同的規制是較為先進的,在日本,至今還沒有制定出有關約款的一般性質的法律,就是說,日本不存在類似德國法約款規制法這樣的法律,只是在證券交易法、分期付款銷售法、住宅房屋交易業法等特別法中,對約款進行一定的規制。(5)再如合同法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后契約義務、融資租賃合同等制度,這些規定都是20 世紀民法實務和理論的較新成果,迄今只有很少幾個國家將之納入民法典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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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立法精神上的進步。舊法過多的反映計劃經濟要求,計劃色彩濃厚,如1981 年經濟合同法明確將“保障國家計劃執行”作為立法的基本目標之一,該法的諸多制度、規定都體現了這一要求,(7)合同只是執行國家計劃的形式。當然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刪除了大部分有關計劃的條文,使之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此次修改僅觸及皮毛,還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合同法以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為使命,因此市場經濟社會所應倡導、弘揚的鼓勵交易、維護合同自由、注重兼顧交易便捷與安全等價值在合同法中均有其體現。這里著重探討合同自由原則。因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生命和精髓,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我國合同法才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決定合同法基本原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體制。(8)與上述“保障國家計劃執行”的立法目的相適應,計劃體制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為計劃原則。市場經濟體制則要求實行合同自由原則,因為合同自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關系發展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契約自由的概念包含了兩層緊密聯系但卻又有區別的意思。首先,它表明契約是建立在相互意見一致的基礎之上;其次,它強調契約的產生是不受諸如政府或立法干涉等外來因素影響的自由選擇的結果。(9)契約自由在19 世紀以來,隨個人主義及市場經濟的興起,成為私法理念,使個人從身分的束縛中獲得解放,發揮其聰明才智,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對社會進步,具有重大貢獻。(10)中國合同法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這是無可置疑的。合同法領域的最大思想解放就是合同自由成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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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規則的基本精神以及誠信原則及制度對信用危機的制約。(11)在世界其他國家的契約法出現了一種反自由主義傾向的同時,在契約自由的衰落被認為是現代契約法相對于古典契約法最重大發展的時候,我國合同法卻毅然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似乎是不趨潮流的。然而,這個原則的確立對我國這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并有深厚底蘊的傳統文化背景從而極端缺乏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的國度將有極其深遠的意義!當然,合同法不能無視現代的社會生活條件而不得不對當前契約法領域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有所反映,如對格式合同的規制、承運人強制締結義務的確立、擴張性的合同義務的認可等。因此,合同法所確立的合同自由是建立在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實質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抽象人格基礎上的絕對的自由;(12)是從社會本位出發受有一定限制的自由,而不是從個人本位出發的絕對的自由。由是觀之,中國合同法一方面在補上已經拉下的近代合同法的課程,另一方面又肩負著迎頭趕上現代合同法的使命。一部合同法,卻要完成西方合同法近兩個世紀走完的路程,似乎承受了太多太多的重負,飽含了太多太多的期冀。

三、合同法當前所面臨的任務

法制的現代化,不僅指法律制度的現代化,還應是法律文化的現代化,也就是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的現代化。這部合同法雖然并非盡善盡美,未能實現預期的“領導21 世紀合同法發展潮流”的目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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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成為一部“21 世紀序曲而非20 世紀尾聲”的法律,但是將它定位為一部現代化的合同法,從而認為中國合同法在制度層面上已實現了現代化卻并不為過。因此,如何實現契約法觀念和意識的現代化是當前面臨的重要任務,為此必須大力弘揚契約觀念和契約精神。弘揚契約觀念不僅應在經濟生活領域進行,在政治生活中弘揚契約觀念意義更為重大。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民的社會合意,因而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權利為其存在的根本,以服務于人民的權利為其宗旨。此有助于擺正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實即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從而確保權力平穩運行。只有實現政治生活的契約化,充分發揮人民主權對政府權力的監督約束作用,才能從根本上清除和遏制腐敗,保護和鞏固經濟契約化的成果。(13)

契約與合同的內涵不同,以契約取代合同更有利于平等、自由、獨立人格、協作和權利的觀念與精神的傳播。契約或合同在西方語言中的對應詞為Contract ,其用法極為廣泛,既可表示關于商品交換的協議,也可表示關于變動身份關系的協議,還可指關于政治安排的協議。從使用領域來看,它廣泛運用于經濟法律、政治學、宗教神學、道德哲學等領域。Contract 一語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內在價值與理念,它的廣泛使用意味著它所承載的平等自由諸精神的普及與更大范圍的傳播。西方社會素有法治傳統,民主、人權觀念深入人心,這與Contract 的普及有莫大關系。在我國傳統社會中,無論合同還是契約，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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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范圍均極為狹窄,主要是一個經濟法律術語,是關于商品交換的協議,不曾有其它方面的涵義。在政治生活方面,契約思想未曾萌芽,并且契約也從未踏入神學、哲學的殿堂。當然,嚴格探究起來,合同與契約是有差別的,合同是能將“同”字合起來的契約,只是契約的一種類型,其使用范圍比契約更為狹窄。(14)如果說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契約與合同的區別無足輕重,兩者在適用范圍的狹窄上具有一致性的話,則最近百余年來,契約與合同的差異已經加劇。自近代以來,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從翻譯盧梭的《The Contract of society》一書開始,契約的使用范圍逐步擴大。在該書中,Contract 一詞意為“數人通過達成協議以建立國家和政府”,但在中國的漢字庫里竟找不出一個術語來表達它,因為此種含義為中國人聞所未聞,只有表示“數人達成協議進行商品交換”涵義的契約一詞與之稍為接近,因此萬般無奈只得用“契約”來表示“Contract”,從而使之獲得了嶄新的內涵,成為一個政治學術語。相繼的,契約的使用領域逐步擴展到其它領域,如圣經中描寫以色列國重建時說大衛和以色列的長老們在耶和華面前立“約”(而不是合同),學者們用“契約”來表示康德、黑格爾、羅爾斯等人著作中作為道德哲學概念的“Contract”,因此,時至今日,契約與合同的差異已十分明顯。合同僅表示商品交換的協議,其含義一直未曾變化,是不折不扣的經濟術語,而契約一語,運用廣泛,除具備有合同的涵義外,還可表示關于“政治安排的協議”等意義,其使用范圍已擴展至政治、神學、哲學等領域。這種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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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至今已耳熟能詳的術語命題“社會契約論”、“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從未見被表述為“社會合同論”、“從身分到合同的運動。”只有“契約精神、觀念”、“契約神圣”的稱呼,并無“合同精神、觀念”、“合同神圣”的提法。合同蘊涵的信息沒有契約豐富,合同未進入上述領域,其使用范圍的局限性限制了其所承載的價值產生的影響,不利于平等自由諸觀念的普遍弘揚,因此,以契約取代合同,意味著契約在更多領域得到運用,從而表明契約觀念和精神在更大范圍內得以弘揚與傳播。

四、中國合同法之最近的未來

中國合同立法以及理論研究業已取得的成就,為合同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尤為關鍵的是,當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已走上了良性發展的軌道,社 會生活諸因素所形成的強大合力必然推動合同法走向新的輝煌。

當以一種樂觀的心態去展望下一個世紀合同法發展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作為本世紀以來中國合同法發展的延續,置身于世界性發展潮流中的中國合同法必然會表現出更為鮮明的國際化、開放化趨勢。合同法本身有國際性,這主要是由于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則,受政治制度、文化傳統以及所有制形式的影響遠遠不及其他部門法及民法中物權、親屬等制度那樣突出,具有天然的共通性。隨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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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的日趨頻繁、科技發展的全球化及經濟一體化,使各國合同法融合、統一趨勢更為明顯。科桑蒂尼教授已提出了一個“世界債法草案”,(15)世界范圍內合同法的統一雖不是指日可待,但也不再是天方夜譚。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生活的百科全書,總是密切關注經濟發展實踐,注重對新型經濟關系及時確認,極富時代氣息。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會帶來許多亟須合同法調整的新課題和領域;其它學科如生命科學、計算機科學對合同法的滲透也會全面展開,合同法會出現許多新的術語、規則和制度,合同法開放化趨勢進一步增強。

這里著重探討幾個與合同法未來有關的更現實的問題,即合同法與物權法的關系、合同判例作用之發揮以及合同法的歸宿。

物權法的制定工作已被立法機關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國物權法學者建議草案業已擬定,最近,李鵬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法制講座時明確指出,要抓緊起草物權法。(16)由此完全可以樂觀地估計,一部完善的物權法的出臺已為時不遠。由于物權制度與債權制度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因此物權法的創制必然會對合同法產生相當的影響。雖然物權法尚未出臺,中國物權制度到底如何設計尚難預料,暫時還無法對這種影響作出確切、具體地描述,但物權法制訂中某些重要制度的選擇取舍將會對合同法的適用甚至某些制度的構建產生影響應是毫無疑問的。聊舉數例以作說明。第一,所有權變動的標準不同,直接影響合同的效力。關于所有權之變動,向來有不同立法例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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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有人主張,種類物所有權自交付時移轉,特定物所有權自合同成立時移轉。若立法采納此種觀點,出現特定物雙重買賣的情形時,因物之所有權已移轉于第一買受人,則第二個買賣合同無效。但是在不區分特定物與種類物而統一適用交付主義時,在上述情形下,第二個買賣合同亦屬有效,應依債權平等性原則予以解決。第二,是否采納物權行為之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影響到合同法第58 條之適用。依尚未采納該理論的現行法之規定,合同被確認無效后,已發生之物權變動也歸于無效,債權人對其已交付標的物享有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如采納上述理論,則即便債權合同無效,債務人仍依物權合同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債權人僅得依不當得利制度請求返還標的物。第三,合同法第51 條確立了無權處分制度,但存在疏于保護善意第三人的缺陷。當物權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建立后,無權處分制度應與善意取得制度配合使用,使真權利人與善意第三人之利益得以兼顧。

判例雖然是英美法系法律的主要淵源并因此而號稱判例法被作為法系劃分的一個標準,但絕非英美法系所獨有。20 世紀以來,大陸法系在借鑒并活用英美判例法的基礎上形成了風格獨具的“判例法”。這些判例雖然不具備法律的拘束力,從而與英美判例大異其趣,但是大多數法官在實際上是尊重先例的,特別是對上訴法院的判例,因此判例具有事實上的約束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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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法系有些國家的某些法律領域,司法判例地位和作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與英美法系國家并無二致。判例作為成文法的輔助與補充,在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果我們留意一下德國司法判例發展的諸如‘情勢不變條款’、‘交易基礎消滅’、‘濫用權利’、‘與事實真象不符’、‘失效’等概念,就不難理解法官是如何修正民法典中僵化的契約法條文了。”(18)作為一個深受大陸法系法律傳統影響的國家,我國自然無法抗拒此種法律淵源方面的國際趨勢。日本學者后藤武秀在考察了判例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后認為,即使正從人治走向法治之轉換時期的中國現階段雖說不承認判例的法源性,但重視判例的時代即將到來。(19)

事實上,判例的巨大作用在我國已有所顯現,如合同法規定免除人身傷害責任的免責條款無效,就是采納了天津法院關于工傷概不負責案判決所確立的裁判規則。此即為判決促進法律發展的明證。就合同法而言,通過判例來彌補合同法的漏洞或許是目前最急迫并最具現實意義的事情。法律漏洞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在所難免,合同法也不例外,統一合同法雖十分詳備,但諸如情事變更原則、第三人侵害債權等重要制度尚付闕如,特別是情事變更原則,由于合同法對顯失公平合同制度作出了修改,即只有在訂立合同時就存在顯失公平的,才能適用第54 條第1 款第2 項規定的顯失公平規則,使得原來通過對顯失公平規則進行擴張解釋以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的嘗試成為不可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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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下了更難以彌補的法律漏洞。并且,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在合同法施行中必然會產生諸多新型的難以受合同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法律漏洞不可能完全消除。作為一種重要的漏洞補救方法,充分發揮合同判例的漏洞補救作用將有利于克服由于頻頻修法所造成的打斷法律發展連續性使社會發生震蕩的弊端。如德國法院創設的附隨義務、后契約義務、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等制度已歷數十載迄今尚未在法典上作出規定,但已為德國國民意識所支持,具有習慣法上之效力,并被認為是契約理論上判例促進法律進步之一項重大成就。(20)因此,在短期內不可能修改合同法增補新制度的情況下,實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或收集并公布有關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第三人侵害債權、附獲獎機會合同,損益相抵等制度的典型判例,使各級法院裁判案件時有所依循。最高人民法院自1985 年開始即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但該制度尚待規范與完善,其效力還有待提升,其作用還有待加強。

關于合同法的歸宿,實際上是指合同法與民法典的關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自清末變法修律運動以來,中國對素有法典化傳統的大陸法系表現出了更多的親睞。建國以前出現的三部民法典是德國民法典的翻版;建國后,新中國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的成果即1956 年民法草案雖直接繼受了1922 年蘇俄民法典,但蘇俄民法典本身乃是參考德國民法典,這就決定了新中國第一個民法典草案及此后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論，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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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與大陸法系民法一脈相通,并有著相同的立法體例、基本概念、基本制度。(21)因此,如同法、德、日等諸國編纂出一部民法典從而實現民商法現代化以至法制現代化一直是國人孜孜以求的目標。目前新中國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已經啟動,中國民法典之夢即將成為現實。作為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合同法之融入民法典終究不可避免。不難想象,在民法典出臺后,中國社會將不會存在直接冠以“合同法”名稱的法律。法典化后的中國,只有“實質意義的合同法”。可以這樣說,消滅“形式意義上的合同法”是最近一段時期內中國學者與立法者所要完成的任務。? 在兩大法典編制體系中,學說匯纂式較法學階梯式對中國影響更為深遠,中國已出現的數個民法典全部或部分采納學說匯纂式即為明證。中國未來民法典采納何種模式,雖有激烈爭論,但學者在偏重德意式的傾向上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22)法律行為、債是從合同關系中被抽象出來的制度,對法律行為、債的規定實際上是對合同的規定,如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實際上是對合同有效要件的規定。在民法典體系中,既要保存法律行為、債等作為人類抽象思維結晶的概念,又要使合同法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存在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雖然合同法在現存的法律關系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把所有的合同問題作為一體歸納成的體系,在學說匯纂體系中卻沒有存在,(23)因此,保存合同法在民法典中的相對獨立性,即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存在有相當的難度。在現在的大陸法系各國,合同法并不一定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而在法律秩序內確定了它的地位，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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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遺憾的。(24)由于合同法在學說匯纂體系中特殊的地位,現實中發生的合同現象作為全體來掌握,就不一定容易了,有時雖然是重要的合同現象,但在學說匯纂的抽象體系下,就可能被無視或被輕視。(25)看來采納學說匯纂體系的民法典的出臺,是以犧牲合同法體系的完整性為代價的。因此,在民法典的框架中,如何兼顧民法典的體系價值與合同法的體系價值是值得深思的。

合同概念的界定與合同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是密切相關的。國內學者對合同的理解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合同是變動債的關系的協議,二是認為合同是變動民事關系的協議。如果采納第一種觀點,合同作為變動債的手段之一,屬債的下位概念,從而在未來民法典中將關于合同的規定置于債的體系之內為理所當然。但是,我們認為合同應采納比變動債的關系的協議更為廣泛的概念。實際上,我國合同法已采納了此種觀點,合同法將合同界定為變動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非變動債權債務關系的協議,已擴張合同的運用領域。(26)合同的本質是合意,合同是市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最普遍的聯系形式與最經常的行為方式,是當事人利用自己的創造熱情形成法律關系的有效手段,當事人不僅利用合同創設債權,而且利用它取得物權、人格權、身份權、知識產權等民事權利,此種意義上的合同具有極大普遍性與廣泛性,類似于“雙方民事法律行為”,采納此種觀點后,將合同法完全置入債法是不妥當的,鑒于合同的普遍性與重要性,我們認為，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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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鑒德國民法的作法將合同置于雙方民事法律行為的地位從而在民法典法律行為制度中為合同留出一席之地。(27)

注釋:

(1)參見王家福:《民法債權》,法律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 頁。

(2)參見[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張軍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4頁。

(3)參見民法通則第3 條、經濟合同法第5 條、涉外經濟合同法第3 條、技術合同法第4 條的有關規定。

(4)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7 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 頁。

(5)參見王晨:《日本契約法的現狀與課題》, 《外國法譯評》1995 年第2期。

(6)參見謝懷木式:《合同法的統一是我國民事立法工作的一個重大進步》,《中國法學》1999 年第3 期。

(7)參見1981 年經濟合同法第1、4、7、27 條的有關規定。

(8)參見李開國:《民法基本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4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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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參見[英]伊特揚:《現代契約法的發展》。

(10)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7 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 頁。

(11)參見楊振山:《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中國民商法學獲得向前發展的進軍令》,《政法論壇》1998 年第5 期。

(12)參見傅靜坤:《二十世紀契約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9 頁。

(13)參見蔣先福:《從身份社會向契約社會的轉化及社會條件》,《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1995 年第1 期。

(14)參見賀衛方:《法邊馀墨》,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1 頁。

(15)參見[法]勒內·羅迪埃文:《比較法概論》,陳春龍譯,李澤銳校,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第115 頁。

(16)參見《法制日報》1999 年9 月1 日第1 版。

(17)美國法學家梅利曼認為,大陸法系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對待判例的態度同英國的法院沒有多大區別,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法官深受先前法院判例的權威的影響;第二,法官懶于獨立思考;第三，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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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冒自己所作判決被上訴審撤銷的風險。參見[美]梅利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等譯,知識出版社1984 年版,第53 頁。

(18)任強:《判例法與判定法的運作與未來》,《判例與研究》1996年第2 期。

(19)參見[日]后藤武秀:《判例在日本法律近代化中的作用》,《比較法研究》1997 年第1 期。

(20)參見王澤鑒:《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第2 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35 頁。

(21)參見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63 頁。

(22)就目前已掌握的資料來看,反對學說匯纂式最有力者是徐國棟先生,但在徐先生所提出的中南政法學院民法典立法方案中,分編在結構上仍采納了德國民法模式,并保留了德國民法最優秀成果——法律行為制度。

(23)參見[日]北川善太郎:《中國的合同法與模范合同法》，王辰譯,《國外法學》1986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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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參見[日]北川善太郎:《中國的合同法與模范合同法》,王辰譯,《國外法學》1986 年第3 期。

(25)參見[日]北川善太郎:《中國的合同法與模范合同法》,王辰譯,《國外法學》1986 年第3 期。

(26)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 條的規定。

(27)德國民法典將關于契約的普遍規定納入總則編,即德國民法典第一編第三章三節,在第二編即債的關系編僅規定債務契約的特殊情形及各種債務契約。我國臺灣地區民法視合同為債權合同,在民法典體系上將合同法的規定納入債編。有學者已對此種立法提出異議,如梅仲協先生在其著作中將臺灣民法債編第153～156 條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放入法律行為制度中加以闡述,參見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1 頁。

出處:《法商研究》199906

第五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聯合改革開放34年來，談談我國和自己家鄉的變化

回望祖國大地，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34個年頭了。34年來，從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著裝飲食，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巨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這無疑成為中國歷史的標志點，是改革開放，是解放思想，實現了中國當代發展歷史性的轉折，中國命運由此改變，社會轉型也由此開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中國社會實現了由封閉、貧窮、落后和缺乏生機到開放、富強、文明和充滿活力的歷史巨變。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基本達到小康、主人翁意識顯著增強、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顯提高，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成效顯著、社會整體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以我的家鄉滄州市河間市為例，34年前，我們縣城城區面積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主要道路僅5公里。看看34年后我們的縣城吧！光是建城區面積就擴大到三四倍之多，新增綠化區域，大樓林立，街道寬廣，基礎設施日臻完善，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童年時，很少有品種多樣的蔬菜和肉食，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著的衣服更是顏色單一，樣式簡單。少年時，各種新奇的圖書逐漸出現于我們的視野，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以前的連環畫已經被現在的錄像DVD和裝幀精美的漫畫小說所取代，五分錢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種味道的雪糕占據了少年青澀的眼球，14寸的黑白電視已經換成了29寸的高清液晶大彩電，里面播放的已經不僅僅是新聞聯播和動物世界了。走入青年時代的我們，盡管對街邊數不清的零食不再感興趣，卻發現路上的汽車比自行車還要多，超市的蔬菜比肉類更受歡迎，大背投和等離子早已不再稀奇，電腦和網絡悄然地構架起了我們生活的點、線、面。

醫療保障方面，國家給我們特別照顧，凡是門診住院看病，病人只負擔少量的支出，大頭還是國家給予支付，而且近幾年來，國家又出臺了一些相關政策，給老百姓辦起了醫療保險，只需交納一點費用，即可享受國家的高額補貼，而且看病住院70%、80%都是由國家支付，完完全全是為了我們老百姓著想。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農村的教育面貌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教育觀念的改變。創新教育、素質教育已深入人心，把師生們從傳統的應試教育中解脫出來，我們教師再也不要為升學率、各科分數而去絞盡腦汁地出難題、找偏題，去日益繼夜地“看守”學生。而學生，也無需整天溺在題海中而“痛不欲生”了。學生的書包越來越輕，學習興趣越來越濃，學生各方面素質在穩步提高。

尤其是近幾年來，由于九年義務制教育政策的徹底落實、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面的重點投入，家鄉昔日那設施簡陋，千瘡百孔的校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幢幢窗明幾凈、寬敞舒適的新教學樓、電腦室、實驗室，教學設施一應俱全。更讓人高興的是國家推行義務教育，不但免去了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并對部分困難家庭的學生予以生活補助。使全國千千萬萬的貧困家庭直接受益，所有適齡兒童都能高高興興地上學。大學生入學政策的寬松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在以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吃、穿、住、行有太多的變化。從沒的吃到你想如何吃就如何吃；從沒的穿到下衣當上衣穿，上衣當下衣穿；從出門步行、自行車到現在的高鐵、飛機；從土房到現在一家人享受著上百平米的居室等等。這就是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我們告別舊時代的一縷春風。

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科技發展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 1、1990年北京亞運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自己的土地上舉辦的第一次綜合性的國際體育大賽，也是亞運會誕生以來的40年間第一次由中國承辦的亞洲運動會。來自亞奧理事會成員的37個國家和地區的體育代表團的6578人參加了這屆亞運會。代表團數和運動員數都超過了前十屆。2、1997年7月1日，是一個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于回到祖國的懷抱，香港同胞從此真正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首先被用來解決香港問題，香港的發展也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因為改革開放，讓香港與大陸有了更多的契合點，香港回歸后港人消除了“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慮，香港在祖國的山河大地上依然璀璨生輝！

3.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葡兩國政府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政權交接儀式，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告：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門回歸祖國。4、2008年，對于中國而言，是驕傲的一年。從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到汶川大地震，從奧運圣火傳遞受阻到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中國以另一種形象和氣勢出現在世人眼前。

5、從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中國人幾千年的飛天夢想終成現實，到今天2011年11月8日神州八號與天宮一號的成功對接，中國實現了從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到開展深空探索的巨大跨越。

三十四年的改革開放，有了如今黃河猛，長江壯，泰山雄，昆侖莽，萬河山河浩浩蕩蕩以天安門前走過，走過一隊隊徐洪剛，走過一隊隊雷鋒，走過一隊隊李向群，走出中國人民最風流最風光最風情的步伐，走出中華民族最壯觀，最壯美的方陣。仰望藍天，神州飛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峽工程曠世神奇。改革開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相機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嫦娥奔月使我們祖先幾千年偉大的夢想，奧運會成功舉辦，圓夢百年，這一系列成功，證明了今天我們的強大實力，改革開放特大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改革開放，讓我們以采薇采茶的手，編織彩燈云錦，讓我們以喊江喊海的喉嚨，在金黃季節的金黃般的早晨，唱響國歌和五星紅旗，唱響千百年來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中華民族像一個巨人，屹立在世界東方。為了實現我們的光榮使命，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和人類的燦爛文化武裝自己。學號將設祖國的本領。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奉獻聰明才智。我堅信，在我們不懈的努力下，祖國的明天，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經濟更繁榮，人們更幸福，國力更強盛，祖國的明天更美好，繼往開來的中華民族會更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