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扶貧紀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扶貧紀事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7年，令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是：以全球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2%的人口，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可以說，這是打了一場成功的扶貧開發攻堅戰。1949年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根據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的統計，那一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面對百廢待興的艱難局面，新中國開始了堅持不懈地發展生產、消除貧困工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扶貧”工作正式被提出，并大規模實施開展起來。承認貧困，定義貧困 1984年，鄧小平明確指出：“現在農村還有幾千萬人溫飽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這為解放思想，在全國范圍內發起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提供了依據。鄧小平多次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1992年他在南方考察談話時，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自己更是身體力行。1989年10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了旨在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兒童重返校園的“希望工程”，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關注和支持，他親自為“希望工程”題名，揭開了“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的序幕，并從1992年開始，陸陸續續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名義資助了25名失學孩子。1984年，中央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還頒布了《關于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雖有性質類似扶貧開發的以工代賑計劃和“三西”農業專項建設項目，但政策文件中卻罕見“貧困”二字。這是因為以前，我們雖然存在扶危濟困的行為，卻羞于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有貧困現象，政府也沒有專門的扶貧機構和制度。但是，到了1986年，我國依據農村人均年收入和縣級單位的財政狀況，第一次劃出了國定貧困縣標準：1985年人均純收入低于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作出過重大貢獻的老區縣放寬到300元。這個階段，甄別貧困戶沒有統一的收入標準，只憑直觀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房不蔽風雨”，簡稱“三不戶”。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在一篇文章中曾稱：“這是一個只講‘意圖’精神，要求下面根據意圖靈活掌握，以適應各地不同消費水準的典型‘中國式’政策。” 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中國式扶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活動”—拉開序幕。5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云主持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當時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口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領導方式”，是貧困地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兩個月后的第二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宣布了國務院的決定：在原來用于扶持貧困地區資金數量不變的基礎上，新增加十億元專項貼息貸款。1993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其設在農牧漁業部（現農業部）的辦公室亦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務院扶貧辦”）。同年，農村個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形勢嚴峻，投入劇增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扶貧工作依然面臨著相當嚴峻的形勢。雖然中央要減貧，地方政府也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財政狀況堪憂，很多貧困縣都沒法按時發出工資。把很少的錢投入到很久才能見效的扶貧中，還是用來解決短期財政困難，成為貧困地區地方政府面臨的兩難選擇。

1994年，著名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開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時的論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文件題目中“八七”的含義則是：在20世紀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因此，根據“四進七出”標準（凡是1992年年人均純收入低于400元的縣全部納入國家貧困縣扶持范圍，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國定貧困縣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有592個，占全國縣級單位的27%，云南、陜西、貴州、四川、甘肅等省的貧困縣均在40個以上。1996年，第一次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國扶貧政策的一個關鍵節點，以后的很多扶貧政策都是從這次會議之后出臺的，比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扶貧等。持續10年的實際扶貧資金下降的局面至此也得以扭轉。“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的7年間，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1240億元，相當于年度財政支出的5%—7%。但是隨著國家投入資金越來越多，地方在扶貧工作上把眼睛向上看，向國家討要的力度也越來越大。“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強調的“開發式扶貧”，到了基層就成為了爭取國家資金項目。因為很多優惠政策只投向國家級貧困縣，所以地方政府都積極申請加入“國家隊”（即國家級貧困縣—編者注）。從1993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減貧速度高3.6個百分點。在此期間，國定貧困縣的糧食和農業生產以及農戶純收入，其增長雖然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扶貧投資對貧困人口的數量卻沒有表現出較強的影響，這說明家庭收入增長中較大的份額可能被“國家隊”的非貧困居民分享了。在這期間中央政府也已經注意到地區發展的失衡，造成了東部與中西部發展的差距。1995年，陜西、甘肅兩省遭受了嚴重的旱災。在陜西商洛地區，有些村子由于貧窮和近親結婚，人口素質受到嚴重影響。甘肅定西市是有名的干旱和貧困區，那里的農民群眾靠積雨水窖維持全家一年的生計。為了節約用水，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很少洗臉，成了半拉“黑人”。看到這些，中央領導人心情很沉重，于是提出了“到下個世紀初要開始朝著逐步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的方向前進，到下個世紀五十年代，西部地區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扶貧藍圖。整村推進，十年評估 隨著貧困地區經濟狀況的改變，“國家隊”的名單在新世紀頭十年進行了一次調整，總數仍保持在592個。與1994年相比，名單發生了很大變化，并且“競爭”異常激烈。在地方爭奪貧困縣的同時，中央扶貧政策把目標降低到村級，實施“整村推進”。2001年在全國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2007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扶貧工作瞄準村級就瞄準了窮人，令他們真正受益。國務院相關通知稱，仍有部分貧困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需要政府給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樣在2007年，王小魯、李實、汪三貴等學者撰寫的《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引起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重視。因為當時在政策層面，更多是就貧困談貧困，沒有從更廣義的角度看待貧困問題。這份報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貧理念，比如，不僅要看到絕對貧困，還要看到相對貧困（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時維持的社會生活狀況）；除了收入貧困，也要看到教育、衛生、生活水平等多維貧困。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務院扶貧辦對《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的實施情況進行總結評估，還特地邀請了十多位扶貧領域的專家，對這10年的政策實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系統評價。這是中國扶貧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對階段性扶貧工作進行總體評價。評估報告在肯定扶貧成果的同時提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扶貧標準過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制約扶貧效果、貧困戶在扶貧資金分配中沒有受到優待等。當時雖然沒有提出“精準扶貧”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經明確提了出來：一定要把區域發展和個人幫扶結合起來，使得扶貧效果有效集中在貧困人口身上。這期間比較典型的還有北京大學研究生支教團利用自身的豐厚教育資源進行西部支教，提高了當地民眾的知識水平，使很多人擺脫了落后的根子。他們在開展支教活動的同時，積極開展各項扶貧志愿服務活動。截至2010年，北大研究生支教團共為服務地爭取到資助金30余萬元、圖書8000余冊、衣服6000余件，開展各類講座100余場，在服務地引起較大反響，受到當地政府、師生和家長的廣泛好評。支教團的成員們在各自的服務地深入社會、實地考察，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全力以赴地做好扶貧工作。胡錦濤曾親自給北京大學第十二屆研究生支教團寫信，信中肯定了他們的做法，并“希望北京大學堅持把支教扶貧的接力棒一屆一屆傳下去，讓更多的青年學生在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努力成長為堪當國家建設重任的棟梁之材”。精準扶貧，攻堅拔寨 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同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2011年年底約為1.28億人。十八大以后，“精準扶貧”成為一切扶貧工作的中心。精準扶貧戰略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在貧困問題比較普遍時，扶貧瞄準個人要耗費大量人財物，因此只能采取開發式區域性扶貧。經過30年，大部分貧困問題得以解決，只剩下幾千萬最難脫貧的人口，因此，實施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到地處武陵山區中心地帶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調研扶貧攻堅。習近平在與村干部、村民座談時說，各級黨委都很重視扶貧，還要更重視。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地目標。三件事要做實：一是發展生產要實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想方設法，把現實問題一件件解決，探索可復制的經驗。遵照指示，湖南省明確指出在扶貧攻堅中要注意“輸血”與“造血”之間的關系，十八洞村的精準扶貧就鮮活地證明了這一點。但一些地方往往對扶貧工作中的“輸血”與“造血”在認識上存在著誤區，致使不少脫貧農民再次返貧。2015年10月16日，“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出席論壇并發表題為《攜手消除貧困 促進共同發展》的主旨演講，提出“為了打贏這場攻堅戰，我們將把扶貧開發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主要內容，大幅增加扶貧投入，出臺更多惠及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場機制的益貧性，推進經濟社會包容性發展，實施一系列更有針對性的重大發展舉措。現在，中國在扶貧攻堅工作中采取的重要舉措，就是實施精準扶貧方略，找到‘貧根’，對癥下藥，靶向治療。” 脫貧攻堅亦然成為了“十三五”期間的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壓力層層向下傳遞。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期間，中西部22個省份黨政主要負責人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2015年12月1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蘇國霞表示，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較高：“從財政投入說，文件（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各級的財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相匹配。我們現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級的財政扶貧投入都會有大幅度的增加……國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銀來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對于最難脫貧的人口數量，目前存在兩個數據：7000多萬和8900多萬。據學者汪三貴介紹，7000萬是國家統計局將7000多個樣本村的抽樣調查結果反推至全國農村人口，估計出的處于貧困狀況的人數；8900萬則是2013至2014年全國建檔立卡識別出的貧困人口。但是不管是哪個數據，都說明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中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不僅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國際期盼了解的熱點內容。中國正在消滅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的道路上突飛猛進，勢必將為全世界扶貧事業做出一個成功的“中國樣板”。責任編輯 趙曉帆郵箱 zxf2014@wsjh.com.cn

第二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

聯合改革開放34年來，談談我國和自己家鄉的變化

回望祖國大地，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34個年頭了。34年來，從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著裝飲食，相信我們每個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巨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這無疑成為中國歷史的標志點，是改革開放，是解放思想，實現了中國當代發展歷史性的轉折，中國命運由此改變，社會轉型也由此開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中國社會實現了由封閉、貧窮、落后和缺乏生機到開放、富強、文明和充滿活力的歷史巨變。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基本達到小康、主人翁意識顯著增強、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顯提高，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成效顯著、社會整體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以我的家鄉滄州市河間市為例，34年前，我們縣城城區面積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主要道路僅5公里。看看34年后我們的縣城吧！光是建城區面積就擴大到三四倍之多，新增綠化區域，大樓林立，街道寬廣，基礎設施日臻完善，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童年時，很少有品種多樣的蔬菜和肉食，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著的衣服更是顏色單一，樣式簡單。少年時，各種新奇的圖書逐漸出現于我們的視野，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以前的連環畫已經被現在的錄像DVD和裝幀精美的漫畫小說所取代，五分錢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種味道的雪糕占據了少年青澀的眼球，14寸的黑白電視已經換成了29寸的高清液晶大彩電，里面播放的已經不僅僅是新聞聯播和動物世界了。走入青年時代的我們，盡管對街邊數不清的零食不再感興趣，卻發現路上的汽車比自行車還要多，超市的蔬菜比肉類更受歡迎，大背投和等離子早已不再稀奇，電腦和網絡悄然地構架起了我們生活的點、線、面。

醫療保障方面，國家給我們特別照顧，凡是門診住院看病，病人只負擔少量的支出，大頭還是國家給予支付，而且近幾年來，國家又出臺了一些相關政策，給老百姓辦起了醫療保險，只需交納一點費用，即可享受國家的高額補貼，而且看病住院70%、80%都是由國家支付，完完全全是為了我們老百姓著想。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農村的教育面貌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是教育觀念的改變。創新教育、素質教育已深入人心，把師生們從傳統的應試教育中解脫出來，我們教師再也不要為升學率、各科分數而去絞盡腦汁地出難題、找偏題，去日益繼夜地“看守”學生。而學生，也無需整天溺在題海中而“痛不欲生”了。學生的書包越來越輕，學習興趣越來越濃，學生各方面素質在穩步提高。

尤其是近幾年來，由于九年義務制教育政策的徹底落實、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面的重點投入，家鄉昔日那設施簡陋，千瘡百孔的校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幢幢窗明幾凈、寬敞舒適的新教學樓、電腦室、實驗室，教學設施一應俱全。更讓人高興的是國家推行義務教育，不但免去了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并對部分困難家庭的學生予以生活補助。使全國千千萬萬的貧困家庭直接受益，所有適齡兒童都能高高興興地上學。大學生入學政策的寬松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在以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吃、穿、住、行有太多的變化。從沒的吃到你想如何吃就如何吃；從沒的穿到下衣當上衣穿，上衣當下衣穿；從出門步行、自行車到現在的高鐵、飛機；從土房到現在一家人享受著上百平米的居室等等。這就是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我們告別舊時代的一縷春風。

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科技發展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 1、1990年北京亞運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自己的土地上舉辦的第一次綜合性的國際體育大賽，也是亞運會誕生以來的40年間第一次由中國承辦的亞洲運動會。來自亞奧理事會成員的37個國家和地區的體育代表團的6578人參加了這屆亞運會。代表團數和運動員數都超過了前十屆。2、1997年7月1日，是一個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歷經百年滄桑的香港終于回到祖國的懷抱，香港同胞從此真正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首先被用來解決香港問題，香港的發展也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因為改革開放，讓香港與大陸有了更多的契合點，香港回歸后港人消除了“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慮，香港在祖國的山河大地上依然璀璨生輝！

3.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葡兩國政府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政權交接儀式，國家主席江澤民宣告：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門回歸祖國。4、2008年，對于中國而言，是驕傲的一年。從年初的雨雪冰凍災害到汶川大地震，從奧運圣火傳遞受阻到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中國以另一種形象和氣勢出現在世人眼前。

5、從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中國人幾千年的飛天夢想終成現實，到今天2011年11月8日神州八號與天宮一號的成功對接，中國實現了從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到開展深空探索的巨大跨越。

三十四年的改革開放，有了如今黃河猛，長江壯，泰山雄，昆侖莽，萬河山河浩浩蕩蕩以天安門前走過，走過一隊隊徐洪剛，走過一隊隊雷鋒，走過一隊隊李向群，走出中國人民最風流最風光最風情的步伐，走出中華民族最壯觀，最壯美的方陣。仰望藍天，神州飛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峽工程曠世神奇。改革開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相機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嫦娥奔月使我們祖先幾千年偉大的夢想，奧運會成功舉辦，圓夢百年，這一系列成功，證明了今天我們的強大實力，改革開放特大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改革開放，讓我們以采薇采茶的手，編織彩燈云錦，讓我們以喊江喊海的喉嚨，在金黃季節的金黃般的早晨，唱響國歌和五星紅旗，唱響千百年來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中華民族像一個巨人，屹立在世界東方。為了實現我們的光榮使命，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和人類的燦爛文化武裝自己。學號將設祖國的本領。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奉獻聰明才智。我堅信，在我們不懈的努力下，祖國的明天，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經濟更繁榮，人們更幸福，國力更強盛，祖國的明天更美好，繼往開來的中華民族會更加輝煌！

第三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

轉眼之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早已有了32個年頭了。在這32年當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新的偉大革命。不錯，要是沒有當初的鄧小平一聲令下喊出來改革開放的口號，誰又能知道今天的中國是什么樣子的呢？

首先，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中國改革開放30年，保證了和平穩定，建立起全面的物質生產體系，經濟建設取得顯著成就。

沿海地區，從南到北，形成了廣闊的前沿開放地帶，高新技術產業的 發展。建立了以珠海為中心的經濟特區，使工業規模顯著擴大，產業結構漸趨合理，所有制結構日益完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形成了行業分類廣泛、技術含量較高、外向度突出的工業格局。按照近幾年統計顯示，1997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246.97億元，比1978年增長8.1倍,平均每年遞增11.7%增長.改革開放不僅僅使國內的生產總值達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使得農村經濟全面發展。

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推行了以家庭為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他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村經濟由單一的農業生產發展為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農工建運商服綜合經營的新局面。農民們的大力發展畜牧業,加快農村經濟發展步伐。畜牧業是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容忽視的就是中國的工業的建設，充分發揮了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為全市經濟發展起到了主導作用。

中國通過調整工業結構解決輕重工業的比例失調問題，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上了正確的道路，從而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可以促進三大產業的協調發展，進一步的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其次，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自從2001年中國申請加入WTO組織來說，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了不可忽視的變化。緊接著就是2001年中國的申奧成功2001年7月13日北京時間22：00，萬眾矚目的2008年奧運會舉辦城市終于在莫斯科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中揭曉。薩馬蘭奇雄渾的宣告聲中只有一個名字：BEIJING!中國北京憑借其過人的優勢，完美的陳述報告，在五個2008年奧運會申辦城市中脫穎而出，奪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也是世界給中國最大的肯定。之后神州五號，六號乃至七號的升天，是中國成為繼俄羅斯和美國之后，世界上第三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都證明了中國無論是在經濟上面還是在科技上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中國不再是停留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那個任人宰割的中國了。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城鄉居民和城鎮職工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吃的方面，人們由量的滿足向質的方面提高，人們飲食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并趨于優化。我國商品早已告別短缺，進入物質資料相對豐富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吃糧憑供應，副食要票證”的狀況一去不復返了，人們的生活消費總量增加，在質量上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穿的方面，人們穿著向“成衣化”、“多樣化”和“個性化”方向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生活中人們印象最深刻、最直觀、最生動的變化莫過于衣著服飾的變化。十幾年前，人們服裝主要以“灰白”、“軍綠”為格調，樣式陳舊。可如今，人們穿著成衣化大大提高，衣著講究美觀、舒適，款式繁多且變化快。以往注重服飾厚實耐穿的觀念，遂嬗變為追求衣著新穎雅觀，部分高收入階層的婦女日就華麗。黃金項鏈、腳手鐲，以至袒肩露胸的上衣和超短裙，已在部分青年女子身上出現。

住的方面，住房成套率明顯提高，居室環境大為改善。隨著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住房建設速度的加快，一批“安居房”、“解困房”和居民小區相繼建成，居民住房條件明顯改善。甚至在中國的部分地區出現了小洋樓或者是別墅形式的樓房。

居民日常耐用消費品由“實用型”向“享受型”方向發展。手表、縫紉機、自行車，這個在六、七十年代曾代表富有標志的“老三件”，曾經是多少人的向往和夢寐以求，并且成為人們追求的奢侈品，時過境遷，居民家庭的耐用品演繹了兩次更新換代。

最后，國民預期壽命明顯提高

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標，預期壽命提高不但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也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提升。根據中國人口普查數據，1982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67.77歲，2000年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上升到71.40歲，增加了3.63歲。

國民的壽命的提高和改革開放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人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也進入一個與世界同步的時代。人民的生活更加的豐富多彩。

改革開放他就像是一個旗幟，帶領著中國人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然而他也為中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使這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中國在一個全新的時代可以更好的生存。在世界上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想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最大的作用吧。

第四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政治制度的巨大變化

新加坡的國大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只不過是這些變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們評價如何，正是這些政治制度上的變化，使得中國有能力適應和消化社會經濟變革，以及轉型所帶來的各種變化。

那么，中國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識形態，并不能幫助人們獲得有關中國政治制度實質性的知識，一切要從中國政治制度的實際行為出發。因為政黨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人們又進而要從認識這一政黨制度入手。

簡單地說，中國已經演變成為一個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制度。

第一是開放。開放最重要。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如果不開放，就必然表現為排他性和封閉性。只有開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來實現。理論上說，每一種利益都能夠找到能夠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中國，因為沒有多黨政治，依靠的是內部多元主義來實現。內部多元主義表明政黨的開放性。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把他們吸納到政權里面，通過利益的協調來實現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來致力于從一個革命性政黨轉型成為執政黨。在革命期間，政黨要強調依靠一些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作為執政黨，其必須依靠所有的階級和階層，才能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共的轉型不可說不快。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成功地解決了民營企業家加入執政黨、進入政治過程的問題。面臨迅速崛起的社會組織和新興社會力量，執政黨現在又開始強調社會管理，致力于通過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來擴展執政的基礎。隨著社會基礎的擴大，黨內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執政黨在不斷強調黨內民主重要性，并尋找多種形式的黨內民主的原因。

這種內部多元主義基礎上的政治開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無外部多元主義，也無內部多元主義，多數政權表現為封閉性，有一個家族（君主政權）或者少數幾個家族長期壟斷政權，統治國家。即使在民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和日本，國家政權也經常被幾個政治大家族所壟斷。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從社會底層進入政治領域的人數，中國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共產黨統治不是家族統治，這使得共產黨更具有群眾性。

第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解決了精英階層更替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說，西方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定期的選舉，解決政治精英的變更。在民主政治產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權更替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這種情形也在中國傳統社會存在數千年，所謂的“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的意思。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拒絕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經發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這要歸功于鄧小平。鄧小平確立了兩種相關的制度，一是領導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錄用制度，從社會的各個領域錄用人才。現在這個制度從基層到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制度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年齡的限制（即任何一個領導人一旦到了規定的年齡，就必須從相應的職位上退下來），各個階層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沒有其它任何一個制度所能比擬的，包括民主制度。盡管年齡規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來，甚至已經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確產生了諸多積極的政治效果。

這個體制的優勢是很顯然的。首先，它避免了個人專制。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內部多元主義所形成的“黨內民主”，或者黨內集體領導制度。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制衡，遠比民主國家的多。例如在美國，一旦當選總統，其經常擁有“帝王般”的權力。而中國領導層中，在強人政治時代過去之后，再也難出現這種“帝王般”的權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現在一般上，領導層包括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它重要職位，至多是兩個任期，即十年。這和西方的總統制并沒有什么區別。很顯然，限任制是對個人專制的一種有效制度制約。就是說，中國盡管沒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樣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來保證不會出現個人專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現象就是個人專制，無論是君主制國家還是具有現代政黨制度的國家。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統治一個國家數十年的時候，就會弊端叢生，令社會不可忍受。

中國政治制度具強大動員能力

其次，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政治更新異常地迅速，政治能夠有效反映代際變化，因此也是利益的變化。較之其它任何政體，中國政治體系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官員流動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官員離開其任職的崗位，也有同樣多的官員進入這些崗位。這種快速的流動盡管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更加有效地反映時代的變化。

第三，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強大的政策動員能力，從而促成政策的及時變化。從理論上說，多黨制國家的政策變化的阻力應當比一黨制的為少，因為政策可以隨著政黨的輪替而變化。但事實上則不然。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無論是西方發達的民主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反對黨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黨，而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變化變得非常困難。

中國則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現為政權輪替，中國更多地表現為政策“輪替”。盡管中國社會經常抱怨執政黨政策變化緩慢，但較之其它政體，中國的政策變革速度還是相當地快。只不過，在民主國家，人們可以互相推卸責任，而在中國，執政黨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紀，中國實現了數次重大的政策轉型。看不到執政黨的政策動員能力，就很難理解中國這些年來的巨大變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制度不存在問題。相反，中國的制度面臨很多非常嚴峻的挑戰。想說明的一點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內，所有制度都在面臨

挑戰。任何一個制度，如果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就會發生危機。沒有一個制度是終極的，可以終結世界歷史。所有制度都要在變化中求生存和發展。

盡管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但是要認識中國，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別的概念和理論來理解中國，用西方或者其它的價值來評判中國。如果這樣，既無助于理解已經發生的變化，更無助于看到所存在問題的本質，要談解決問題更不可能了。這一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卻往往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漠視。

第五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交通狀況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交通狀況的變化

引言

人們常說：“要致富，先修路！”在這波瀾壯闊的30年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交通行業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帶領人們走上了致富路。30年前，大家總是這樣描述當時的交通狀況：“開門就是坡（山），抬頭就是坡，邁步就是坡，啥時有大路，修到咱這坡？”30年后，條條寬敞的公路、四通八達的公路網、鐵路網、航空網、水路，讓大家不再為出行難，為農產品運不出山而發愁了。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交通大發展的30年。在21世紀中國崛起，交通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公路發展

80年代中期，高速公路還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種標記。在當時出版的中國公路交通圖中，高速公路一直是空白。1988年10月31日，我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建成通車。此后，我國高速公路建設突飛猛進，增長幅度之大世界罕見：1995年，我國高速公路達到2141公里；1998年末達到8733公里，居世界第六位；1999年10月，突破了1萬公里，躍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達到1．6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三位；2001年末，達到1．9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二位；2004年8月底突破了3萬公里，比世界第三位的加拿大多出近一倍。近3年多來中國高速公路建設繼續突飛猛進地發展，2007年新修通高速公路8300公里，是歷史上最多的一年。

（二）鐵路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鐵路建設步伐逐步加快，營運里程從1978年的5.17萬公里增長到2007年的8萬公里，增長了54.7％。中國鐵路以占世界鐵路6％的營運里程完成了世界鐵路25％的工作量，運輸效率世界第一。從大秦、京九鐵路到青藏鐵路，再到京津城際鐵路；從20多條時速200公里至350公里客運專線和城際鐵路相繼開工建設，到京滬高速鐵路正式開工；從10年大提速到“貼地飛行”的動車組列車馳騁于大江南北，改革開放為中國鐵路事業快速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回首走過的路，我們由衷地感嘆：是改革開放成就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中國速度”，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鐵路突飛猛進的大發展。

（三）航空發展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航空總周轉量為2.98億噸公里，而在2010年總周轉量538億噸公里，是1978的180倍；在2010年我國航空完成旅客運輸量26769萬人，為1978年231萬人的116倍；在2010年我國航空完成貨郵運輸量536萬噸，為1978年6.4萬噸的84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國民航只有７條國內航線，通航國內８個城市。到2010底，中國民航擁有160個民用運輸機場，定期航線總數已達到1532，內地通航城市有150個，國際通航城市達104個。中國民航全行業擁有運輸飛機1259架，擁有世界上各型先進的運輸飛機。我國現已具有國航、東航、南航等大型航空公司，在國際上都名列前茅。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成立的航空企業，一開始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已成為民航發展不可或缺的新生代。

（四）水路發展

在改革開放期間，我國水運發展，可以說是舉世矚目，也可以稱得上是跨越式。第一個特點是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效顯著。目前，在我國港口碼頭的生產性泊位已經達到了3.6萬個，其中萬噸級以上的泊位也達到了1300多個，內河航道的通航里程已經達12.35萬公里，50%都是等級航道。第二，運力和運量成倍增長。我國船隊的總規模已經達到了1.18億載重噸，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也只有1600萬載重噸。我國船隊的總規模由過去的世界排名40位，提高到2010年的第4位。港口的吞吐量，到2010年達到了64億噸，特別是集裝箱在去年年底超過了1億TEU。我國集裝箱的發展，可以用一組數字講，從1973年零起步，花了16年，達到了100萬TEU；從100萬到1000萬花了9年；從1000萬到5000 萬，用了6年；從5000萬到1個億，只用了3年。所以說，運力規模和運量是成倍增長。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我國交通的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力地提高了我國運輸的力量。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學習，堅持交通發展，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及經濟騰飛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騰訊新聞

2.梁成谷:《中國鐵路發展》，鐵路出版社，2010.9.6 3.劉宇:《國際航空》2002年第09期 4.陳東: 《中國水運》2006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