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

改革開放３０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輝煌成就，是由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改革開放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在這方面，首先要提到兩個歷史因素。一是中國在歷史上是經濟大國，在當代面臨著特有的巨大發展空間。依據麥迪森教授按１９９０年國際元計算的資料，１８２０年，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２２８６億元，１２６億元，２０９億元；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３２．４％，１．８％，３％；分別居世界第一位、第六位和第五位。當然，同歷史的中國相比，當代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有眾多不可比因素。但像任何事物的發展一樣，中國經濟的現實發展和歷史也有某種聯系，有某種共同點（如人口大國和優秀科學文化傳統等）。這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做到的事情，在各種有利條件的配合下，再經過長期艱苦努力，當代中國也是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做到的。二是改革以前，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國存在著巨大經濟發展潛力。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城鄉存在數以億計的富余的勞動力。當然，無論是把上述經濟增長潛力發揮出來，或者是把巨大發展空間變成現實，都需要一系列的條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對外開放的總體格局，并成為這期間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為什么經濟體制改革對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歷史已經充分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歷史也已充分證明：作為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具體表現形式的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在這方面，經濟體制的產生、發展和消失，也都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又反作用于生產力，既可以成為生產力的巨大動力，又可以是生產力的桎梏。經濟體制既是基本經濟制度（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的表現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經濟制度，既可以維護它，又可以導致它的滅亡。經濟體制既可以受到作為上層建筑的政府的維護，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而進行改革的情況下，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來推動，反過來也鞏固政府。在違反生產力的要求而不進行改革的情況下，也能導致政府的滅亡。這里還要指出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的一些重要差別。一是前者能夠容納社會生產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續時間比后者也要長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變革，在階級社會里一般都要經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變革是在政府維護基本階級制度的前提下實現自我完善。

需要著重指出：運用經濟體制范疇有助于進一步具體揭示古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先以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而論。中國封建領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轉變，就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下列兩種歷史現象。第一，依據歷史資料，中國領主經濟從產生到消滅，大約只經歷了不到６００年的時間；而地主經濟從建立到滅亡，卻經歷了近２４００年的時間。后者經歷的時間約為前者的四倍。還要看到：盡管整個說來，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特征是生產技術停滯，但地主經濟時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領主時代還是快得多。所以，這個歷史現象證明：地主經濟能夠容納的社會生產力的高度比領主經濟要高得多。第二，歐洲的封建莊園制度（類似中國的領主經濟制度）只綿延了１０００年，而中國的封建經濟制度卻延續了３０００年。決定這個差異的，當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經濟比莊園經濟能夠容納更高的社會生產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論。現在看來，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他們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制度滅亡規律都是正確的。但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時間都估計短了，對它的滅亡時間估計早了。形成這一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理論上說，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他們沒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的高度遠遠超過了古典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說來，這主要是由于馬克思和列寧所處時代的限制。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可能看到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巨大作用。這種解釋既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也符合歷史唯物論。

最后，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論。蘇聯在１９９１年解體，而中國在１９７８年以后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涉及諸多方面。但蘇聯長期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致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很慢；而中國在１９７８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場取向改革的道路，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無疑是一個根本的原因。可見，如果脫離了政府改革經濟體制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的作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曲折發展，都難以得到充分說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獨特作用

這里值得提出一點，即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聯系的競爭。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共有本質，但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存在著一種特有的激烈競爭。決定這一點的主要因

素有：

（１）當代經濟發達國家經過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發展，資本早已越過了原始資本積累階段，人民生活早已解決了溫飽問題，已經步入經濟發達和生活富裕的階段。這時當然還存在競爭，而且在有些領域仍很激烈。但總的說來，與資本主義初期那種資本為原始積累，人民為生存而展開的競爭比較起來要緩和得多。而中國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還不到百分之一，全國還有２．５億貧困人口。這樣，對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來說，勢必重新為積累原始資本而開展競爭；對廣大貧困人口來說，勢必存在為生存而開展的競爭。事實表明：這個階段上的競爭比經濟發達階段上的競爭要激烈得多。這是就競爭的發展階段來說的。

（２）就競爭的主體來說，在經濟發達國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國有企業不說以外，主要是私人企業之間的競爭。而在中國現階段，不僅存在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之間的競爭，也不僅存在居于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的競爭，還存在處于城鄉二元體制下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擁有眾多優惠條件的外資企業與中資企業之間的競爭，特別是還存在擁有或實際上擁有大量生產資源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這種數量極多的、優勢劣勢同在的、復雜的市場主體，使得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３）就競爭的目的看，在經濟發達國家，伴隨健全的市場體系、社會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平等競爭的有序進行和充分展開，利潤趨于平均化。當然，同時存在爭取超額利潤的競爭，對壟斷企業來說還有爭取壟斷利潤的競爭。但在中國現階段，市場交易混亂，社會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競爭并未充分展開。許多可以獲得巨額利潤的行業還有待發展。由于計劃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長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尋租空間。在這些條件下，許多企業不僅不滿足于獲取中等水平的利潤，也不滿足于獲得超額利潤和壟斷利潤，而是熱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這種行為，促使競爭激烈化。也正是這種行為在較短時期內促使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發戶。這種財富集中的“示范”效應，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競爭的激烈化。

（４）從生產要素市場的情況看，中國本來勞動力就多，潛在失業人口（特別是農村潛在失業人口）數以億計。伴隨改革進展，從公有企業中還要釋放出數以千萬計的多余勞動力。伴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優化，就業彈性系數顯著下降。這一切都會激化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中國人均土地面積也少，伴隨城鎮化和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的發展，土地市場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銳起來。在資金方面盡管國有或國家控股的銀行存貸差在擴大，但中小企業、農村和邊遠地區需要的資金又遠遠得不到滿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間借貸迅速發展。所有這些都使得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等要素市場上的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５）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地區之間重復建設和重復生產的問題就很嚴重。改革以來，由于全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并未真正形成，這種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和重復生產甚至有所發展。這也是加劇競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６）總的說來，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條的低端，高科技產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也不多，出口產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勞動成本低為特征的相關產品上。這種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產品結構也使得相關企業面臨著激烈競爭。從積極的主導方面說，正是上述由市場取向改革激發的激烈競爭，使得現階段經濟充滿活力，把各種生產潛力越來越充分地發揮出來，從而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推動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從消極方面說，這種激烈的競爭，對經濟發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壞作用。但這是問題的次要方面。

改革開放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的具體作用

第一，社會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一是資源在各種所有制之間的優化配置。改革以前，幾乎是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一統天下。改革以來，已經基本形成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多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以在國民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工業為例。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６年，工業總產值由４２３７億元增加到３１６５８８．９億元，其中，公有制工業（包括國有和集體工業）由４２３７億元增加到１３４２２０．９７億元，非公有制工業由０增加到１８２３６８億元；二者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由１００％下降４２．４％，由０％上升到５７．６％。但在這期間，不僅非公有制經濟以其特有的活力獲得了飛速發展，而且在公有工業占主要地位的國有工業領域，伴隨改革的進展，特別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下半期以來進行的國有經濟戰略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進展以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加強，經濟活力大為增強，效益顯著提高。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６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由９８７０９元增長到５４８２８４元。即使扣除價格上升因素，勞動生產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資源在各個產業部門的優化配置。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６年，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占全國就業總數的比重，分別由７０．５％下降到４２．６％，由１７．３％上升到２５．２％，由１２．２％上升到３２．２％。而在這期間，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分別為４．１％、７．４％和４．５％。列舉這些數據的目的，在于說明改革以來作為社會資源最重要因素——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它并不否定當前我國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

第二，生產要素運營效益的提高。比如，改革后１９７９年－２００７年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是改革前１９５３年－１９７８年的２．１倍。

第三，對外開放是國內經濟改革的對外延伸，而對外開放是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和兩種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必經渠道。從一定意義上說，對外開放是在一定的世界范圍內合理配置社會生產資源的方式。因而成為促進改革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改革以來，對外開放從擴大就業、增加稅收、調節市場供需矛盾，緩解資源環境壓力，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國際競爭力和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比如，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７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９．８％，而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年均增速分別高達１７．４％和１７．１％。當然，當前在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方面，都面臨著調整規模和提高質量的問題。

我們在前面強調了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并不否定它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更不否定其他因素在促進改革后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這方面值得著重提出的重要因素有：一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進步效應；二是我國當前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效應；三是人口大國和經濟大國的積極效應；四是積累了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全過程、多方面的宏觀調控經驗；五是贏得了一個長期的政治穩定局面；六是我國贏得了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但是，這些因素積極作用的充分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有賴于改革開放。從這方面來說，改革開放不失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第二篇：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感想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感想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由此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實現了中國當代發展歷史性的轉折，中國命運由此改變。2008年，我們迎來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間，改革開放激發了各行各業的活力，使中國的生產力不斷得到發展。一個個新興城市拔地而起。一項項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開發。一個個大型工程得到竣工。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根本動力。

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個領域。我們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狀態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了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完善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時，推進了教育、文化、科技、衛生等社會領域的改革，推進了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確立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方略。

中國30年的變化，得益于改革開放。中國要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目標，仍然要靠改革開放。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不平衡、不協調，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等方面問題仍然較多。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一定要貫穿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

當前困難不少，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更趨嚴峻復雜，金融動蕩加劇，經濟明顯減速；另一方面，國內農業基礎還很薄弱，能源資源制約經濟發展的矛盾比較突出，金融領域存在不少隱患。但是，中國所遭遇的困難，是發展過程中的困難。我們需要在改革的性質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在改革的方向上，堅持市場取向；在改革的目標模式上，選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的方法上，堅持先易后難、逐步深化、漸進式推進；在改革的總體部署上，堅持統籌兼顧，處理好若干重要關系。

三十年間的種種變化讓我感慨很多，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歷程，取得的偉大成就來之不易。薪火相傳，生生不息，通過我們一代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和奮斗，祖國必將越發繁榮富強，人民的生活也必將越來越美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開放中不斷變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國人民，必定能突破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復雜矛盾，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成果。

第三篇：2008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30周年

2008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30周年。2008年8月8日，奧運火炬在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點燃。開

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北京奧委會高呼著“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號，實現了“新北京、新奧運”的戰略構想。

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三農”是什么？就是“農民、農村、農業”。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同胞的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深切哀悼，國務院決定 ：2008年5月19日至21日為 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

中國農村的改革要從安徽的鳳陽縣說起—包產到戶。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設計了“三步走”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管理民主。

第一個經濟特區，是廣東深圳。

我的經濟特區有：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全國哀悼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發展民族教育、資助貧困學生上 大學，這些都體現了公民的受教育權得到了尊重。定為重慶“農民工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提出來，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標志。重慶設立“農民工日”把每年 11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特區的精神是特別能改革、特別能創新、特別能開放。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 農貿市場、股份制企業、證券交易所，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工程。

動表現。建設和諧世界，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5年4月22日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董建華雅加達亞非峰會上第一次提出來的。任

首任行政長官。鄭重重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2000年至2020年生產總值“翻兩番”。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到祖國懷抱，“一國兩制，澳人治澳2010”。年上海世博會是一次空前的國際盛會。它將于 我國的沿江開放城市有：蕪湖、武漢、岳陽、重慶、黃石、宜昌、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舉辦。

萬州、涪陵。2008年4月1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出席了 怎樣打破封閉呢？辦法只有一個：開放。京滬高速鐵路開工典禮。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它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 的第143個成員。隆重開幕，農民工代表走進人民大會堂。

現在，中國轎車工業已經躍居世界第四位。

對外開放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國策。構建和諧社會需要遵循的原則是什么：必須堅持以人 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 2006年11月15日，中菲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在北京舉行，表明了中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 國與非洲國家的友好情誼。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鐵路——青藏鐵路。1

建設創新型國家靠什么？靠科技發展。科技發展靠什么？

靠人才。人才人哪里來？靠培養。

課本循環、垃圾回收、建節能大樓，就是節約資源，保護

環境。

2007年11月5日，我國“嫦娥一號”成為我國第顆繞月

衛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發射按月衛星的國家。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楊利偉成為我國首位飛上太空的航天員。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號”飛船在酒泉衛星發射。

2001年7月13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莊嚴宣布了

2008年第29屆奧委會舉辦城市：北京。

第四篇：黨校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征文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改革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改革開放，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構成了我國30年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本背景。今天中國的改革發展已進入新階段，我們必須面對新要求，研究新課題，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毫不動搖地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一定要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革命意義

對于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鄧小平曾一語中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至今，這依然是對改革開放最經典的論述。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從時代和戰略的高度，對改革開放再一次作了根本性的政治定位：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革命，改革開放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革命，改革開放是促進和推動人們思維方式深刻轉變的革命，改革開放是加速提升中國社會總體文明發展水平的革命，改革開放是立足當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一定要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十條經驗

黨的十七大報告以及胡錦濤總書記近期發表的署名文章，都強調了我國改革開放30年“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

“十個結合”生動闡明了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是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如何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如何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如何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如何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這“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是我們黨和人民經過30年的實踐和艱辛探索得來的，是我們黨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必須牢牢記取、深刻理解、堅持運用、繼續加以豐富和發展。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推進改革

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可能一蹴而就。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就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

黨的十七大提出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思路，并對新階段的改革開放作出了總體部署，其中以下五個方面相當重要：

一是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按照十七大的目標，要在2020年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使十幾億人全面進入小康社會。這意味著要運用更少的資源來生產比過去多得多的產品。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加快推進國內資源要素領域的市場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快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這既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形成規范收入分配體制的前提，也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重要方面。

二是加快推進農村綜合改革。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農村改革經歷了三大步，第一步，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農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通過全面免除農業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目前正處于第三步，需要推進以改革農村上層建筑為重點的農村綜合改革，盡快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保障。

三是更加主動地推進對外開放。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已使我國同世界的生產和消費緊密融合。目前，我國對外經濟部門的就業已超過1億人，我國已開始大量使用國際資源來發展自己，我們的許多產品直接依賴于國際市場。只有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對外開放，才能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各種機遇發展自己，切實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

四是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與改革之初相比，我國的社會結構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社會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會利益整合和協調機制，社會管理方式還相當落后，不少方面仍保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的色彩。建設和諧社會，當務之急就是要提高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

五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十七大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深化全面改革的重要環節。當前要加快政府轉型，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制定改革總體方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使各項制度逐步

完善起來。

第五篇：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

1978年，我們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立和發展的進程。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斷推進著我們黨的理論創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著鮮活的實踐經驗，也對已有的理論進行著不斷的檢驗。可以認定，改革開放的實踐孕育和催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才能實行和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歸根到底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在實踐上發揮巨大功能，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果。

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我們要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征程中，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發展黨歷經艱辛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理論創新，必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提供了根本指導方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所蘊含的世界觀、方法論，不斷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與時俱進，勇于變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礎。事實證明，只要我們旗幟鮮明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地位，就能夠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立之初，就以“走自己的路”為鮮明特色。從那以后，我們始終牢記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直堅持從國情出發。科學發展觀，就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產物。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生命力深深地根植（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立足國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根本基礎，也必將是它發展的根本基礎。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與人民群眾同命運。科學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征，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真正的英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關鍵就在于這些理論始終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善于凝聚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創造，最為關注人民群眾的利益。

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鄧小平與當代中國思想解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是持續快速發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大發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作為解放思想的旗手,對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回顧鄧小平領導我們解放思想的艱辛歷程,重溫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拉開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序幕

“兩個凡是”首見于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按照這一方針,那就要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就只能使中國繼續陷入**和混亂。這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當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首先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觀點。

(一)復出前多次發表談話,對“兩個凡是”表示異議。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1977年2月,“兩個凡是”一提出,鄧小平立即表示反對。他同前來看望他的王震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鄧小平同前來看望他的汪東興、李鑫談中共中央轉發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關情況,在談話中向他們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系統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其中包括這樣幾個主要論點:第一,“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第二,即使是正確的話,也不能到處搬用,“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第三,毛澤東思想是個科學體系,要準確、完整地理解,不能斷章取義。他說,我給中央寫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斗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這篇講話,是最早從政治上和哲學上對“兩個凡是”思想的系統批判。

(二)復出后第一次講話的中心內容就是強調“完整準確”與“兩個凡是”的對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發表復出后的第一次講話,便是強調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其鋒芒仍然是指向“兩個凡是”。他說:“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完整體系去獲得正確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幫”那樣,“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那樣,只能“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他特別強調,在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中,“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特別重要”。其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觀,而“兩個凡是”正是同這兩條根本對立的。

在“文革”結束之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身負眾望的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對當代中國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盡管他的這些談話和講話還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已經在中央領導人和一部分高級干部中開始傳播,“完整準確”與“兩個凡是”的對立已經日趨鮮明,二者的斗爭已經不可避免,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經拉開。

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號角

在鄧小平批判“兩個凡是”的同時,廣大干部、群眾要求撥亂反正、糾正“文革”錯誤的呼聲也一直以實踐的方式沖擊著“兩個凡是”。歷史把解決真理標準問題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熱烈擁護,在全國范圍內開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時,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對,包括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某些領導人和某些理論“權威”,他們認為這篇文章的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是“砍旗”、“丟刀子”,是“方向性錯誤”。一時形勢變得嚴峻起來,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個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首先站了出來,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以堅決有力的支持,領導和推動了意義深遠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

(一)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的觀點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準備這次會議講話稿的時候,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因此決定,這次會議的講話,第一個問題就講實事求是。他在講話中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后的實踐來檢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就一定什么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或者不可能正確解決”。他批評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為了反駁所謂“砍旗”的說法,鄧小平引述了毛澤東從1929年到1963年關于實事求是的一系列論述,指出:離開實事求是,“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只能是違背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篇講話,對主張“實踐標準”的同志是個堅強有力的支持,對否定“實踐標準”的同志是個深刻有力的批評,對剛剛興起的群眾性思想解放大潮是個巨大的推動。

(二)1978年下半年鄧小平連續發表重要談話,支持和指導開展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負責人張平化談話,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談話,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8月13日,他同吳冷西談話,指出: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是對的,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氣還不夠濃,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不要設禁區,要鼓勵破除框框。8月19日,在聽取黃鎮等關于文化工作的匯報后談到理論問題,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但有人反對,說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說:現在對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這個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根本問題是“違反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這種所謂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實際上是“形式主義的高舉,是假的高舉”。10月14日,鄧小平同韋國清談話,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是常識,也有人不贊成,這樣的人還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開動機器,不獨立思考,那非垮臺不可。這一年的整個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月月都講真理標準問題,都講解放思想問題,可見這個問題在鄧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宣言書,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解放思想的號召,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認為“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他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標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由此掀開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當代中國解放思想根本,領導開創中國社會主義新局面

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開展,隨著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以及對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斷深入。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領導我們緊緊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解放思想,使我們的社會主義觀念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

(一)研究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們破除蘇聯那種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觀念,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我們過去的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蘇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我們破除超階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堅持一切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鄧小平說:過去“左”的教訓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現在我們確認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這就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真正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而擺脫了種種空想。

我們破除離開發展生產力抽象談論姓“社”姓“資”的思維定勢,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鄧小平說,關于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確立,加深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使人們的思想進一步解放。

我們破除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思想,堅持在實踐中不斷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鄧小平強調:老祖宗不能丟,又要講新話。“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就使我們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不斷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二)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理解發生了重大變化。

長期以來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許多誤區。鄧小平說:“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他領導我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銳意創新,使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包括: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針對“四人幫”所謂“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鄧小平說:“當然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鄧小平說:“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比較快地先富起來,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反復地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的問題”,“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嶄新結論,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論成果。

(三)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回答發生了重大變化。

“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有密切聯系。搞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便談不上正確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但二者又有區別。“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理論一般;“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同國情相聯系的較為具體的理論問題。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領導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點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條道路同過去相比,實現了三個偉大歷史轉折。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所決定的。鄧小平反復強調,對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扭住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只有把經濟搞上去,才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為解決國際國內一切問題提供物質基礎,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質基礎,為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提供物質基礎。

從僵化半僵化轉到實行改革。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質和我國原有體制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所決定的。鄧小平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他說:“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

從封閉半封閉轉到對外開放。鄧小平說:“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只有對外開放,才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只有對外開放,才能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活力。

學習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堅定不移繼續解放思想

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的發展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決定我們必須把發展的新起點同時作為解放思想的新起點,以新的思想解放推進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以更加奮發有為、積極進取、銳意創新的精神狀態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

(一)解放思想永無止境,要在實踐中不斷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實踐在發展,事物在發展,人們的思想也必須隨之向前發展。解放思想應該成為人們思想的常態,什么時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時候就要犯錯誤了;哪個地方思想僵化了,哪個地方就要落后了。當前世界的大變動,中國的新發展,黨情的新變化,尤其要求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只有這樣,才能正確應對新形勢、回答新問題、解決新矛盾、實現新發展,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越來越豐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越來越興旺。

(二)解放思想要緊緊圍繞三大基本問題,推進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30年解放思想的歷史（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從根本上說,就是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三大基本問題解放思想的歷史。只有突出解決這三大基本問題,才能從全局上推動我們事業的發展,從根本上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在當前,尤其要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胡錦濤同志說:“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著力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著力解決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圍繞三大基本問題解放思想要注重實效,努力做到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和各方面工作創新,努力做到推進改革開放、推進科學發展、推進社會和諧。為此,就要注重調查研究,從實際生活中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不要坐而論道,流于空談;要注重開闊視野,從別人、別地、別國那里吸收營養、拓寬思路,不要閉目塞聽,坐井觀天;要注重總結經驗教訓,勇于拋棄一切錯誤或過時的東西,不要把已有的經驗、做法絕對化、神圣化;要注重轉變作風,從各種各樣的形式主義、文山會海、八股套話中解放出來。

(三)解放思想要始終堅持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人民滿意標準。實踐標準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認識標準。一個觀點、一個思路、一個辦法,是否正確,要由實踐作結論,“拿事實來說話”,不要搞抽象爭論,不要動不動就拿本本來,不要動不動就外國如何,不要動不動就“想當年”。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就堅持,不管有什么非議,不管有什么干擾;反之,就改正,“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生產力標準是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歷史標準。一條路線、一個方針、一項政策,是否進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種理念、原則,而是看它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則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東西,就堅持;反之,就拋棄。人民滿意標準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標準。我們所從事的一切實踐活動、生產活動,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像鄧小平說的那樣,要以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為標準。一切理論、方針、政策和實踐,都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和呼聲。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眾滿意高興的事情，就堅持;反之，就反對，就拋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三個判斷標準，解放思想就有正確方向，解放思想的燦爛之花就會結成豐碩的物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