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教育改革開放30周年文章

教育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了30年，中國教育發展取得長足進步。

1977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至而立之年。30年前，當他們剛剛降生的時候，中國正醞釀著一場重大的改革。就在那一年冬天，關閉長達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門終于重新打開了。那年的高考，猶如中國大地上的一聲春雷，改變了整整一代

人的命運，整個國家也開始有了新的活力。

恢復高考：教育改革拉開帷幕

2007年6月7日是高考開始的日子。現在看來，一年一度的高考似乎只是一種規模擴大了的例行公事的人才選拔方式，人們早已習以為常。但對于30年前的那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遠離校園的學生而言，高考不啻于一場命運攸關的鏖戰。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發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講話，讓持續10年的大學推舉制結束。當年12月10日，那場改變歷史的考試成為了現實。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后的首屆高考，570萬人報名考試，27萬人被錄取。

51歲的蘇建國先生談起他的過去，感慨萬千地說：“60、70年代的初中畢業生當時是沒有出路的，絕大部分畢業生都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插隊，1975年高中畢業的蘇建國先生跟隨學校的畢業生一起去農村插隊，由于出身不好，盡管酷愛讀書的蘇先生根本與上大學無緣，那時上大學完全靠推薦，只有根正苗紅的工農子弟才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

1977年8月當蘇建國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時，他喜悅的心情簡直難以形容：“機會終于來了！”離12月份考試盡管只有4個月的時間，蘇建國白天下地干農活，晚上專心埋頭于書本，由于勤奮努力，考試順利通過，最終蘇建國被北京航空學院(后改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儀表與傳感器專業錄取。

而去年蘇建國的兒子蘇醒也參加了高考，兒子的境況比他當年高考不知要好多少倍，從小學黑芝麻到東直門中學，兒子一路順利走來。苦學之余，兒子喜歡繪畫、拉小提琴……老蘇感慨地說：“現在的孩子可不比我們那時，個性空間得到了充分發揮。我發現我兒子和我當年高考時的心態相比，少了一份激動，多了一份平靜。”

兩代人參加高考的不同心態，折射出30年來高考發生的諸多變遷，讓蘇建國感受最深的是錄取比例的變化；1977年，高考報考人數570萬人，錄取比例為29：1，2007年，高校計劃招生567萬，與30年前報考人數極其相近，錄取比例為2：1。

新課改：教育改革發起主攻

如果說恢復高考是教育領域改革的一個突破口，那更加復雜、更加艱難的戰役就是課程的改革了。擁有43年教齡的市級優秀班主任孫蒲遠老師在談到2007年新課改的施行對記者：“新的課程改變標志著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轉變。這種轉變蘊涵了更多的溫情，更加凸顯了“以人為本”。

新課改確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強調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為主體，通過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學習來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尊重學生的個性張揚。

現如今，孩子們在上課時，有了更多的參與性、互動性，老師授課內容更講究生動、有趣，充分調動孩子學習熱望。這同我們以前的教育模式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孫老師：“越來越多的教師采用的是啟發式教學，就一篇課文老師先提出問題，然后要求學生同老師一起找答案”，在課后，教師也要和學生一樣，要靠上網搜索、圖書館查詢、同事間探討等形式，最終在課堂上和學生通過探討，找到大家都能認可的答案。學生的能力也在這一系列參與活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升。

現在的教育理念，已遠非記者上學時可比擬，30多年前郎微大姐就讀于北京遂安伯小學，那時的課堂教育，更多的是老師一言堂教育，整節課都在聽老師講，課上得枯燥、乏味，課后老師還會布置一大堆作業，讓學生自己去消化，一到考試學生們就得開夜車背考試內容的現象比比皆是。而今一種全新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理念完全代替了過去的一言堂式教育，教育界煥發出勃勃生機。

一支粉筆，一塊黑板，一本教材，是教師上課沿襲了幾十年的三大教具。孫蒲遠老教師清楚地記得，30年前她教語文時，每節課都要在黑板上反反復復寫字，不夠寫了，用黑板擦擦掉再寫，一堂課下來，嘴里、頭發上、衣服上沾滿了一層白白的粉筆灰。很多老師的手指都被粉筆燒出了裂口，那時，哪里能想到幾十年后的今天，上課居然用起了電腦，只需鼠標輕輕一點，資料應有盡有。

從粉筆加黑板到幻燈片、錄音機，再到實物投影儀、多媒體，30年來，教學手段有了翻天地覆的變化，越來越多的現代化教學設備開始走進學校，走進教室。這是廣大教師們一個共同的感受。

教學工具的現代化給課堂教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教師們驚喜地發現，以前需要到處托人尋找的教輔書，如今電腦上應有盡有；以前需要將備課內容一點一點全部書寫到黑板上，如今不僅可以用電腦備課、制作漂亮形象的課件，并且隨時可以在課堂上調出來。

“十五”期間，北京逐步建立教師終身學習制度，不斷加強教師的繼續教育，提高教師專業化水平。其中，“現代教育信息技術應用”被規定為1960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在職教師的必修課。

告別孫老師，我的耳邊始終縈繞著古人一句話：“乘風破浪終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我想這句話恰好可以對中國30教

育改革所取得的長足進步做一個注解。

第二篇：改革開放30周年演講文章

改革開放——我身邊輝煌的三十年

努力著，奮斗著，拼搏著，終于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如一夜春風，吹開了拂面革新的新局面。30年的征程，中華民族終于以嶄新的強者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閃耀東方。30年的滄桑巨變，30年的奮起拼搏，鑄就了一個民族近百年的夢想！

我生于70年代中期，自己的成長記憶正是伴隨著祖國30年的巨大改變而一起走過，這30年來，祖國改革的滾滾大潮翻天覆地般的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30年前，我們國家糧食緊缺，大家都吃不飽，每年一到青黃不接的時期，大部分家庭的米缸面缸已經是“底朝天”，大人們餓得手腳浮腫，小孩更是營養不良。30年后，當大米、白面、雞鴨魚肉已經成為老百姓餐桌的家常便飯時，我們卻在為如何吃的更健康而發愁，所以就會跑到專門的粗糧飯館，一邊嘴里品嘗著玉米雜糧和野菜丸子，一邊心里想，這味道怎么就比30年前的好吃呢！

30年前，我們無論男女老幼，都是穿著灰色、黑色或者綠色的服裝，單調呆板的色彩充斥著城市鄉村。姑娘們無法展示自己美妙的身段，小伙子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都要成熟許多。30年后，當五顏六色款式新穎的漂亮服裝擺放到專賣店的櫥窗里時，我們

1卻在為如何穿的更舒服而發愁。甚至時不時的想把自己腳上的金利來皮鞋換成土疙瘩布鞋！

30年前，我們住的是一片灰暗低矮的樓房和平房，大雜院和筒子樓是那個時代的代名詞。30年后，當一幢幢摩天大樓在城市里拔地而起，一排排小別墅點綴著美麗的新農村時，我們卻拿著照相機在城市的老城區里尋找四合院的影子，或者背起行囊到偏遠山區里享受一下世外桃源的寧靜！

30年前，出趟門，路近的話，就只能靠步行，有一輛自行車都感到是一種奢望；如果能有機會出趟遠門，坐一次時速六十公里的火車，回到家后，肯定要吹噓自己開了眼界見了世面。30年后，當時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速列車在中華大地上風馳電掣地奔馳時，我們卻想只開著自己的小轎車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去探親訪友!

30年前，我們的人民幣最大面值的是十塊錢，錢包根本都不需要用，褲兜里能有個塊二八毛都感到自己是“大款”。30年后，當百元大鈔早就漫天飛舞時，我們的錢包卻裝滿了各種各樣的銀行卡和信用卡，并時不時的抱怨沒有刷卡機來刷卡!

30年前，我們城市的夜晚是一片灰暗的顏色，晚上只有路燈孤獨的矗立著。30年后，當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不停地在大街小巷閃爍時，我們卻還想到酒吧里喝兩杯，享受一下“小資”的情調！

30年前，我們還在體育大家庭之外徘徊，心里上“東亞病夫”的綽號還在隱隱作痛。30年后，當我們站在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金牌榜第一時，卻還在為鳥巢的田徑賽場上劉翔的退賽而遺憾不已！

30年前，我們抱著收音機，聽著信號時斷時續的廣播節目，連電視是什么模樣都不知道。30年后，當家里的液晶電視上播放著幾十套節目時，我們卻因為不知道該換哪個臺而發愁！干脆關掉電視，到鼓樓廣場上兜風乘涼、踢毽子，看別人學跳探戈！30年前，電腦還只是我們漢語詞典里的一個詞語，到底長什么樣，據說只有比爾蓋茨知道。30年后，當互聯網以百兆、千兆的速度接入到我們每個家庭的電腦時，我們卻想到網吧里感受一下中國兩億網民同時上網聊QQ、斗地主的那個熱鬧勁！30年前，我們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還在太空忍受著獨自跳舞的寂寞。30年后，當“神州七號”宇宙飛船上的宇航員翟志剛已經跳著太空霹靂舞時，我們卻想什么時候自己能夠親自到月亮上看看嫦娥姐姐，給她捎去“雙合成”月餅，順便也嘗嘗吳剛的桂花酒！

30年前，我們思想僵化，只會舉起手臂高呼一個口號，卻站在原地踏步不前。30年后，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早已深入到人們的腦海時，我們卻想如何能夠膽子再大點，步子更快點，把改革開放的事業再推上一個新的臺階！

30年前，也許你曾是憂慮的志士，迷茫的青年，懵懂的少年，初生的嬰兒；如今，你已成為國家的、社會的、家庭的中流砥柱，或者，正坐著搖椅安度晚年，享受改革的成果。然而，做為中國人，我們可以很自豪的說這三十年，是一座豐碑更是一個開端，明天我們還要在改革開放征程中，再鑄新的輝煌，為祖**親增光添彩，為民族復興寫下壯麗篇章！

第三篇：政協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文章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創人民政協事業新局面

改革開放30年來，***州人民政協在中共***州委的正確領導下，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人民政協工作的方針政策，始終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始終把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自覺服從和服多于全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不斷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求真務實，切實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特色，充分發揮了人民政協自身優勢和特殊作用，為全州的改革發展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一一政治協商力度進一步加大。歷屆政協充分發揮例會協商的作用，不斷提高例會協商的質量和效果，逐步形成了全委會議集中協商、常委會議專題協商、主席會議重點協商的格局。為我州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社會穩定和各項事業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發表了許多意見建議，從各個方面真實而準確地反映了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重要問題，受到黨政機關的關注和重視。

一一專題調研工作取得較好成果。歷屆政協始終圍繞黨政中心工作，圍繞廣大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認真選題、精心組織調研，形成了大量有情況、有分析、有建議的調研報告和專項建議。這些重要成果，凝聚著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廣大政協委員的心血和智慧，集中了委員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真知灼見，有不少調研報告受到黨政領導的高度重視，領導批示件數增多，進入決策的有效率提高，為科學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一提案質量和辦理質量逐年提高。廣大政協委員利用每年一次的全委會，充分行使民主監督和知情明政權利，提案工作越來越受到廣大委員的重視，提案質量一年比一年好。提案的辦理工作，黨政部門也越來越重視，列入督辦重點，明確辦理要求，保證辦理質量，由以前的“要我辦”，轉變為“我要辦”，提高了辦理速度和實效。

一一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成為履行職能的新亮點。近年來，切實加強反映社情民意工作、進一步明確了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思路，設計了《社情民意》版面，規范了工作機制，建立了社情民意報送制度。強調人民政協反映社情民意工作、要為黨政機關決策服務、為廣大委員履行職責服務。在例會、調研、視察過程中注意隨時隨地了解和收集社情民意信息，如實地向黨委、政府反映，為黨政機關了解民情、體察民意、集中民智發揮了重要作用。州委領導對政協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的問題和建議十分重視，每年都在若干信息件上作了重要批示，一些領導關注和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經過各方努力較快得到解決，在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中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受到各方面的一致好評。

一一為維護社會穩定盡職盡責。在政協的各項工作和活動中，充分發揮各族各界人士、人民團體和廣大委員的積極作用。通過座談會、走訪、約談、組織委員調研等形式，加強與委員之間的聯系和溝通，提供發表見解、表達意愿的渠道。以社會穩定為己任、發揮委員維護穩定、增進團結方面的特殊作用。特別是民族宗教界的委員，以大局為重，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以自身的特殊身份和優勢，幫助黨委、政府做了大量理順情緒、協調關系、化解矛盾、促進穩定的工作。使一些一觸即發的民事糾紛、草山糾紛和群體性械斗事件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把民族宗教工作作為關系全州大局的重大問題，作為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扎實有效地深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思想，旗幟鮮明地抵制和反對境內外敵對勢力的分裂滲透活動，反對邪教和宗教極端勢力，為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盡了政協組織應盡之責。

一一自身建設不斷得到加強。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新時期統一戰線理論、人民政協理論與實踐以及黨的方針政策。切實加強政協機關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制度建設，使政協的各項工作規范有序，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軌道。政協機關的辦公條件得到很大改善。一個黨委重視、政府支持政協主動、各方配合、社會關注的良好發展氛圍已經形成。

文史資料工作繼續得到重視和加強。整理、編輯、出版了五輯《***文史》資料，充分發揮了文史資料在存史、資政、團結、育人方面的作用。

回顧***人民政協30年走過的歷程，我州經濟快速增長，城鎮面貌換然一新，社會事業全面發展，民主法制建設穩步推進，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這其中浸透著歷屆政協委員的心血和貢獻。在實踐中我們深切體會到：人民政協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各項工作；必須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選好參政議政角度，注重履行職能的實效；必須堅持與時俱進，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在實踐中不斷開拓創新；必須突出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把這兩大主題貫穿于人民政協工作的各方面和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全過程，創造寬松和諧的氛圍；必須始終貼近群眾、關心群眾、注重發揮政協界別作用、委員主體作用和專委會的基礎作用。

第四篇：改革開放30周年感想文章

我們即將迎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一九七八年，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面對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難局面，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科學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吹響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創立鄧小平理論，指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上闊步前進。

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承、發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歷史關頭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在國內外政治**、經濟風險等嚴峻考驗面前，依靠黨和人民，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開創全面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續引領改革開放的航船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

十六大以來，我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變化，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發揚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精神，堅持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著力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中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改革的進程勢不可當地展開了；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大門毅然決然地打開了。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今天，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我們黨實施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帶領人民艱苦奮斗，推動我國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續快速發展起來。我國經濟從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兩億五千多萬減少到兩千多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并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

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取得了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近一百六十年的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全黨同志要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發展黨歷經艱辛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第五篇：勞動保障系統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文章

早在12年前，著名的經濟學家于光遠曾發表一篇短文，題目是《三個“三十年”——是預想也是希望》。其中寫道：從1979年到2008年，將是第三個30年。到2008年，我國將建立起一個較完善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及其他社會體制改革也會有可喜的進展。事實證明，他的預想、希望，完全實現了！

在“第三個‘三十年'”

中，勞動保障事業也得到了全面迅速的發展。機構變化影響巨大

黨中央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具體負責全國勞動工作的專門機構是國家勞動總局；而在改革開放的第五個年頭，根據五屆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國家勞動總局、國家人事局、國務院科學技術干部局和國家編制委員會已經合并，組建成了勞動人事部。

早在1949年11月，政務院曾設立勞動部。自1954年9月起，該部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非常重視勞動工作。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同志曾集體接見勞動部有關會議的全體代表，并同他們合影留念；1958年6月，劉少奇還特地視察勞動部，并同司局以上干部座談勞動工資問題；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文件上，也常常將財政部、勞動部并稱為“兩部”。

但是，時至“文化大革命”，勞動領域也像其他領域一樣，受到林彪、“四人幫”一伙的嚴重干擾和破壞。而到1970年6月，勞動部竟被撤銷了！

1975年5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其整頓方針，國務院設立了國家勞動總局。然而，不久便刮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使勞動總局也面臨種種困難，工作幾乎無法開展。

勞動人事部成立后，部黨組遵照中央“撥亂反正”的精神，漸漸恢復了正常的勞動業務。

1988年5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勞動人事分離，并分別充實了其他功能后，成立了人事部、勞動部。

10年過后，即1998年，在勞動部的基礎上又組建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并將勞動部管理的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劃出，而把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各行業統籌的養老保險以及公費醫療，連同勞動部一直管理的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統一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管理。

今年3月18日，新一屆政府成立，為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實現人力資源強國戰略，減少機構重疊、職能交叉又脫節等現象，原人事部和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又合并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就業方式繽紛沓至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長期實行國家統分統包的計劃用工制度，不利于勞動力流動和使用。為此，勞動部門一直在探索新的用工機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此舉卻被“造反派”誣蔑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從而使用工方式再度劃一呆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前。

改革開放不久，大批農民工先是涌向珠江三角洲，繼而遍布各大城市，一度被時人稱之為“民工潮”。

對“民工潮”是“疏”還是“堵”？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表意見。最終，政府審時度勢，采取了疏導的方針。不久，人們又就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問題達成了共識；國家還逐漸實行“政企分開”，加大企業自主權等等。從此，過去曾有的臨時工、合同工、亦工亦農再次出現，而且越來越多；過去沒有的周日工、小時工等等，也開始活躍在一些企業乃至家政服務業中。與此同時，各類職業介紹機構也應運而生。

為進一步拓寬就業渠道，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98年提出了新時期的就業方針，即：在國家政策指導下，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和政府促進就業。為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或城鎮就業，農業部、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還于2004年共同啟動實施了“陽光工程”，由政府財政補貼，在輸出地開展轉移就業前的職業技能短期培訓。全國人大常委會還于2007年6月和8月，先后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賦予所有勞動者平等的勞動權利。

工資分配漸漸轉軌

革命隊伍內部的分配制度源于井岡山時期。當時，開始只是供給制，后來又漸漸出現了工資制和由供給與工資兩個不同部分構成的混合工資制三者并存的情況。新中國成立后，于1952年進行了工資改革；1956年，又對工資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1964年，勞動部還準備對工資制度進行“再改革”，并提出了“一條龍”改革方案。然而，正在抓試點期間，這一方案卻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給攪和了！從此，一連十幾年幾乎沒再調整過工資，但工資分配仍由國家統一管理。

改革開放后，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擴大企業自主權，并于1979年7月實行企業利潤留成，從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獎金分配形式。1983年和1984年，又分兩步對國營企業實行“利改稅”，允許企業可以用獎金給部分職

工浮動升級，或搞自費“工資改革”。至1985年1月，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國營企業工資改革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企業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在國營企業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企業經濟效益按比例浮動的辦法。無疑，這是對傳統工資分配模式的有力沖擊，是工資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1993年3月，勞動部發出《關于行業部門實行動

態調控的彈性勞動工資計劃的通知》，對勞動工資計劃不再實行具體的指標控制，而是間接調控職工人數。此后，勞動部還會同國家經貿委、國家體改委下發了《全民所有制企業工資總額管理暫行規定》，會同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和國家經貿委下發了《國有企業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規定》，會同國家計委決定對部分行業、企業實行工資控制線辦法等等。凡此種種，都保證了工資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標志著我國的工資分配制度發生了“轉軌”性的變革。

社會保障后來居上

在改革開放前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勞動部門一直存在這么一個順口溜：“一工資，二調配，保險福利排不上隊。”

改革開放后，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保障不但“排上了隊”，而且成了勞動部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特別是在1998年組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設養老保險司、失業保險司、醫療保險司、工傷保險司、農村保險司和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司，其業務活動迅速成了人們密切關注的焦點，堪稱后來居上。

事實上，社會保障工作一直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如1951年3月，政務院就公布試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3月又修正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條例》，并在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全部建立了公費醫療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誣蔑為福利主義而遭到批判。

粉碎“四人幫”后，國家首先于1978年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和《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1984年，部分地區開始探索新的養老保險方式，在國有企業和大部分城鎮集體企業中推行養老金社會統籌，實行企業補充保險、職工個人繳費；同時，一些地區還大膽探索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制度。1986年，國務院頒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暫行規定》，建立了勞動合同制工人的養老保險制度；1991年，國務院又頒布了《關于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的決定》，建立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機關事業單位和部分農村也進行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試點。而到了1995年，國務院又發出《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

在工傷、生育、失業、醫療保險方面也如此。如1992年，勞動部、衛生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頒布了《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并逐步建立工傷社會保險基金；1996年，勞動部發布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2004年，《工傷保險條例》又開始實施。此外，國務院于1988年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86年頒布了《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1993年頒布了《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而1999年頒布了《失業保險條例》。在1994年，體改委、財政部、勞動部和衛生部還聯合發布了《關于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等等。

時至今日，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為下一步的充實和完善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改革開放之初，由于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80%的職工沒有達到初中文化程度，缺乏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知識，實際操作水平低；另有一些人勞動紀律差。鑒此，黨中央、國務院于1981年2月發布了《關于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明確了職工教育的重點，即樹立主人翁責任感，提高文化科學知識。從此，各地勞動部門紛紛辦技校，一些企事業單位也競相開辦培訓中心，使職業培訓蓬勃發展起來。據統計，到80年代末，累計培訓職工2億多人次。

為進一步激勵職工學技術，勞動部在1992年12月頒布了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種分類目錄》，包括46個行業、4700多個工種，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工人從事的工作種類及其要求的技術等級標準；1993年2月頒發了《職業技能鑒定規定》，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勞動行政部門和國務院有關行業主管部門組織企事業單位和職工進行職業技能鑒定，并將考核、考評結果同使用、待遇掛鉤。在1994年2月，勞動部、人事部又聯合頒發了《職業資格證書規定》，明確了職業資格證書是勞動者從業和執業的資格證明，是達到獨立開業和從事某種職業所具備的學識、技術和能力的標志。

目前，全國開展職業培訓的機構已比比皆是。它們大致可分四大類：一是就業訓練中心，二是技術學校，三是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等職業學校，四是職工大學，職業技術學院、廣播電視大學、普通院校等高等職業技術學院。由于這些培訓機構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用人單位實際需要和職業技能標準確定培訓目標、專業設置和教學內容，堅持培訓與生產相結合，又采取比較靈活的培訓形式和彈性學制，越來越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

勞動監察有效執法

早在1950年，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就發布了《關于各省、市人民政府勞動局與當地國營企業工作關系的決定》，規定勞動局有權監督、檢查國營企業內有關勞動保護、勞動保險、工資待遇、童工女工、雇用解雇、集體合同、文化教育等勞動政策法令的執行。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又開始建立安全衛生監察制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一切全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東西而遭到批判、取消。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在企業內部形成了出資者、經營者和勞動者不同的利益主體，從而使勞動關系變得復雜起來，勞動爭議也隨之越來越多。

為保障勞動者合法權宜，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地區的勞動部門率先成立了勞動監察大隊，對企業和勞動者遵守勞動管理、工資分配、社會保險、職業技能開發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情況進行監督檢查。1993年8月，勞動部發布《勞動監察規定》，明確勞動行政部門的勞動監察職責，初步確立了勞動監察制度。1994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勞動法又專門設有“監督檢查”專章，進一步明確了勞動監察的機構和職責。隨后，勞動部先后配套制定了《勞動監察員管理辦法》《勞動監察員準則》《勞動監察程序規定》和《處理舉報勞動違法行為規定》等一系列具體規定。

目前，各省、市、自治區都設有勞動監察行政處或監察總隊，市(地)級都設有監察科(支隊)，縣設監察大隊，配備了勞動監察人員，初步形成了省、市(地)、縣三級勞動監察組織體系，運用行政執法手段制止和糾正違法行為，維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的合法權益。

勞動保護減少事故

“勞動保護”一詞源于恩格斯1850年2月的著作《十小時工作制問題》。它主要包括勞動保護的科學管理、安全技術和工業衛生。

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決定：“實行工礦檢查制度，以改進工礦的安全和衛生設備”。從此，勞動保護越來越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國務院還相繼頒發了《三大規程》和《五項規定》，要求企業從不同方面加強勞動保護組織管理工作。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勞動保護工作卻被抨擊為“資產階級活命哲學”，規章制度被稱為“管、卡、壓”，致使管理一片混亂，生產幾近癱瘓。

打倒“四人幫”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勞動保護工作迅速地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縱觀其歷程，大致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為1977年至1991年。此間，黨和政府著手進行全面的治理整頓。為此，國務院相繼發布了《礦山安全條例》《礦山安全監察條例》《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和《職工傷亡事故報告和處理規定》。重組后的勞動部也先后設立了相關機構。在1987年全國勞動安全監察工作會議上，還把勞動保護工作的方針規定為“安全第一，預防為主”。

第二階段約為1992年至2002年。為適應由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1993年國家確立了“企業負責、行業管理、國家監察、群眾監督”的安全生產管理體制，相繼頒布了《礦山安全法》和《勞動法》，以及工傷保險，傷亡事故報告、調查、處理和重大危險源監督管理等多項法律、法規。2002年11月，又出臺了《安全生產法》，使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納入法制軌道。

第三階段始于2003年。黨和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理念，在法制、體制、機制和投入等各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使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勞動保障隊伍的綜合素質大大提高、各項規章制度也比較健全，打下了良好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