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人權文化的歷史變遷

論中國人權文化的歷史變遷

鮮開林

? 2012-07-03 22:03:37

來源：人權雜志

文化是人權的精神本質和精神支撐，人權是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人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人權文化觀念和人權文化價值取向。廣義人權文化是人權物質文明成果和人權精神文明成果的統稱。狹義人權文化是人權精神文明成果的觀念形態，是人們在人權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人權知識體系、人權價值觀念、人權生存方式等構成的人權觀念形態的復合體，是人類人權生存方式的深刻反映和人類人權生存智慧的結晶。中國人權文化既是中國人權歷史的產物，又是中國人權歷史過程的積淀，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然而，長期以來，人們誤認為，人權文化在西方，似乎中國沒有人權文化。其實，中國人權文化厚古今偉，“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在中華文化五千年的變遷中，我們可以大致勾畫出如下幾個歷史階段。

一、中國古代人權文化基因的豐富多彩

中國古代優秀的人權文化基因，彰顯了中國人權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認真研究。”①這是一部“不可割斷”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思想傳統，不懂得這一部“不可割斷”的優秀民族文化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中國人權思想生成的文化根基。江澤民同志更加明確地指出：“重視人的尊嚴和價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國古代先哲提出的'天地之間，莫貴于人'、'仁者莫大于愛人'的思想，在社會中有著深厚的影響。”“中華民族歷來尊重人的尊嚴與價值。”②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

孔子是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其對中國和世界的深刻影響超越了歷史時空，孔子的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孔子的仁學理論，是中國古代樸素人權思想的集中代表和最高成就。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仁學理論。孔子的仁學理論對于中國古代樸素的人權思想啟蒙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它所蘊含的人權文化基因主要有：

（一）發現了“人”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從殷商以來的天命神學中解放了“人”，從而發現了“人”，創立了中國古代樸素人本主義的人學。在殷商時代，天命神學占統治地位，人世間的一切都受“天命”、上帝的支配。孔子一反傳統，把人的觀念意識引到重視人的軌道上來，把天看成是隨四時變化、萬物生長的自然現象，否定了天的絕對權威性；強調重視和研究人的現實生活，重視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而創立了中國古代樸素的人學思想。孔子關于“人”的發現比西歐在文藝復興時才發現“人”，要早一千多年，因此孔子被西方思想家們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二）“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禮記?禮運》篇中說：“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周易》的大宇宙觀認為，宇宙是由天、地、人三種物質材料構成的，稱之為“三才”，并且上為天，下為地，中為人。人在整個宇宙的構成中處于中心地位，是宇宙的觀察者和體悟者。既然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就是價值的尺度，是價值的主體，離開了人來講價值，就沒有任何意義。

（三）“人為萬物之靈”的思想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重視人，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尚書》中說：“惟人為萬物之靈。”宋代的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也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四）“民為貴”的思想

民者，人也。孟子說：土地、人民、政事是諸侯國的三件寶，人民是國家的三件寶之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③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人民最為重要。所以，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從實際經驗中得出了一個真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④荀子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⑤這些觀點一方面維護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古代樸素人權思想的啟蒙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和為貴”的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是東亞文化的主要源流。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為貴”的思想，在中國儒家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孔子的《論語》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說：“萬物各得其和也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漢書》和《尚書》還分別提出了“和氣致祥”、“和衷共濟”的思想。“和為貴”的思想，是儒家“人為貴”思想的擴充。“人為貴”思想，是認為“天地之間，莫貴于人”，主張要愛護人、維護人的尊嚴。“和為貴”思想，是主張人與人之間、人際各種關系要和睦、和諧、和善。“人為貴”與“和為貴”是互相聯系的。孔子說：“仁者人也”，認為兩人以上相處就應該講仁的道德。孔子主張“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要維護個人的權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權益。堪稱處理當今國際關系的“黃金規則”。求同存異的包容思維更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寬廣胸懷。

還有墨子強調經驗論，強調人的主觀能動精神，強調“兼愛”、“非攻”和“節用”，都對后世有深刻的積極影響，為中國人權文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積極的思想素材。其中，韓非是先秦諸子中最后一名著名思想家。他繼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思想，吸收了荀子以及道家思想的一些成果，成為法家的最杰出的代表。韓非子贊成前期法家關于古今勢異、因時變法的觀點，提出了“變古易常”、“美當今”，而反對“法先王”的主張。他繼承并改造了老子關于“道”的理論，提出了“理”，而且要以“理”解“道”，對“道”和“理”概念進行了明確界定并闡明了二者的關系。他繼承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張以人的力量積極地改造自然。他指出，現成的為人所用的器具、武器是沒有的，都是人自己制造出來的，是人使用工具使自然得到了改變，成為人可用之物。

中國古代樸素的人權文化思想，既對我國古代人民爭取基本的生存和發展具有積極的啟蒙作用，又使得和諧與包容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當今世界人權對話中的積極作用日益彰顯。

二、近代中國人權文化桎梏的腐朽沒落

中國本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她不僅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化，而且對推動世界歷史進程，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是，當歷史發展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封建專制的腐敗，愚昧意識的桎梏，使中華民族的主權、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到了空前絕后的踐踏。

（一）封建愚昧意識的自我泯滅

封建愚昧意識對人性、人權的泯滅，到了明清時期達到了極點。最為典型的是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桎梏信條。他的根本理論缺陷，是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所謂“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這就把屬于社會倫理的“天理”看作獨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會還沒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來確立“天理”的內容時，而被任意賦予各種規定，從而造成如清代戴震所說的“以理殺人”、“以理吃人”。近代封建統治者更是用過時僵化的倫理綱常如“三綱五常”之類作為統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封建愚昧的“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僵死說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昧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級趣味的庸俗文化，互相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泯滅人民人權自由思想，扼殺民族生機的思想桎梏。

（二）封建王權文化的任意剝奪

臣民對皇帝絕對忠誠的至高無上的封建王權文化，其實就是封建王權文化對臣民權利的任意剝奪。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導致中國人民的生活難以維持。舊中國的歷代政府不僅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災難。在舊中國，只占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占有70%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70%的貧雇農卻只有10%的土地。地主和富農憑其所占有的土地殘酷地剝削廣大農民。封建社會的中國人民，毫無人權可言。特別是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利用特權，控制國家的主要經濟命脈，刮盡民脂民膏。亂發貨幣，進行金融壟斷，使得廣大中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狀態更加悲慘。

（三）西方殖民文化的肆意踐踏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先后對中國發動過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了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憑借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搶占中國的大片領土，把獨立統一的中國分割為他們的“勢力范圍”。偌大的中國支離破碎，國不成國。國家喪失了主權，人民就會被欺辱，被蹂躪。1867年春天，上海外灘法國租界公園門口，各國洋人出出進進。門口卻赫然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中國自己的土地，不允許中國人進出，這是十足的強盜邏輯。當帝國主義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圍墻的時候，在另一個領域，一場無硝煙的戰爭也在全面展開，這就是以傳教士為先鋒的文化侵略戰。他們不僅以傳教的謊言來掩蓋掠奪的圖謀，干著武裝侵略所不能及的罪惡勾當，而且向中國灌輸崇洋媚外思想，“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通過傳教、報紙、“慈善”事業、學校教育等等，把毒素散播到城鎮鄉村。這都是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

三、近代中國人權文化啟蒙的吶喊抗爭

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人權沉吟史，又是一部中國人權文化啟蒙的吶喊抗爭史。憤怒覺醒的中國近代仁人志士，他們將人權的理論從西方引入中國，開始了近代中國人權文化啟蒙的吶喊與抗爭。

（一）康有為的人權思想啟蒙

康有為是我國19世紀末改良維新派知識分子的首領和杰出代表。當時他在主要是針對君權的人權運動中，常用“民權”這個與君權相對的詞，因此康有為的人權思想也可稱為“民權”思想的啟蒙。其主要內容是：抽象的“升民權降君權”的理論闡述；宣揚人性論，反對壓抑人性的封建倫理道德觀；要求變革危害人權的不合理制度；描繪了人人平等、人人都愛勞動的理想大同社會。

（二）孫中山的人權思想啟蒙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權斗士。他的一生，都是在為爭取中國人民應享有的各種權利而奮斗，同各種踐踏和壓制人權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西方殖民侵略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堅決斗爭。在幾十年的革命實踐中，孫中山留下了豐富的人權思想。他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和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五權分立的憲法思想，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人權思想啟蒙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成就。

（三）鄒容的《革命軍》、胡適的《人權約法》和羅隆基的《論人權》等，都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人權啟蒙思想的重要文獻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在人權問題上也有不少貢獻。如就當時中國所涉及到的人權思想來看，幾乎西歐所有流行的人權觀點都有了，并且有不少在傳播、介紹、闡述人權思想的過程中，還注意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和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使中國近代資產階級人權思想的啟蒙不同程度地帶有中華民族的自己特色。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人權啟蒙思想家們在接受西方資產階級人權觀的基礎上，結合近代中國國情進行人權思想啟蒙宣傳，為喚起國民的自身解放、打破封建傳統文化的束縛，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他們的人權理論啟蒙也必然和西方資產階級的人權理論一樣，存在著抽象人學唯心論、虛偽性、利己性等局限性。他們用這種人權理論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其結果都未能如愿以償，自然吃了敗仗。

四、現代中國人權文化變革的浴火新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具體的國情相結合，開辟了中國人權革命的歷史新紀元。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權變革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它極大地促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序幕。五四運動還是中國人權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使得以前那種簡單借用西方人權思想，注重爭取個人平等、自由的人權理論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升華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喊出了民主與科學的時代最強音。五四運動時期人民群眾在爭取思想言論自由、爭取個性解放的斗爭中，在“打倒孔家店”和雪恥喪權辱國的吶喊聲中，極大地普及和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民主意識和人權意識，隨著五四運動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經過五四運動風暴洗禮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人權概念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爭人權、爭自由的浴血奮斗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斗，形成和創立了中國人權的新理論，迎來了中國人權的新曙光。為中國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爭人權、獲自由、得解放，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貫基本立場和原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爭人權、爭自由、獲得民族獨立解放，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高舉的一面旗幟。早在建黨之初，我們黨就在領導“二七”大罷工中明確地提出了“爭人權，爭自由”的口號。在抗日戰爭中，我們黨號召全國人民“為人權自由而戰”，“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斗”，并領導人民在各個抗日戰爭根據地建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綱領，頒布了一系列專門的人權保障條例。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提出“保障人權、解救民生、完成統一”的革命政策主張，并在解放區領導人民制定實施“保障人權、財權、公民權”的各種施政綱領、憲法原則和專門法令，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開展了“反饑餓、反壓迫、反內戰”和“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愛國民主運動。

（三）毛澤東人權思想的創立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的半個多世紀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權理論的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的人權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他的人民權利思想。毛澤東的人民權利思想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權利論的理論旗幟。毛澤東的人權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毛澤東的人權思想為后來的人權理論和人權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使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受到嚴重損失，人民正當的合法權益受到傷害。這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人們對毛澤東人權思想的全面客觀評價。對此，西方某敵對勢力大肆攻擊和歪曲中國社會主義的人權事業，這是我們應當吸取和總結的嚴重教訓。

（四）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獲得了一個真正“做人的資格”，從根本上改變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東亞病夫”，毫無人格尊嚴的悲慘狀況；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實現了中國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空前團結，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五）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人權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為全國各族人民真正實現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為全國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經濟發展和平等分享勞動成果，提供了根本性的經濟制度保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婚姻法》的制訂，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各項權益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五、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的自覺自信

（一）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責任

建黨90年的寶貴經驗啟示，新中國60多年的人權建設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人權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使得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進入了嶄新的自覺自信階段。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進行文化創造”。⑥

（二）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基本內涵和生動體現

所謂文化自覺，主要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文化上的覺悟和提升，包括對文化在歷史進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用著名社會學大師費孝通的至理名言來說，“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目的“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⑦文化自覺，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強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動人類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內生動力。所謂文化自信，主要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主流文化的自信心和創造力，包括主流意識形態文化和傳統優秀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開放包容多樣性以及創造思維活性。改革開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的尊重差異、開放多元、包容多樣就是生動體現。

（三）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精神實質和基本內容

建黨9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權發展道路，逐漸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逐漸建立了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權保障制度。她深刻反映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文化自覺和人權文化自信的精神實質，反映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文化的創造力和感召力。作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基本內容，主要由中國特色的人權本質規定、中國特色的人權理論基石、中國特色的人權實踐基礎、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體系、中國特色的人權原則立場、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的國際人權合作等方面構成，以維護中國最廣大人民權利為核心，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人權新思想、人權新觀點為邏輯主線，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性實踐為堅實基礎。

（四）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文化自覺自信的系列新觀點和新思想

第一，以人為本，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第二，人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第三，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尊重和保障人權；第四，“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用憲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第五，人權的實現是一個過程，受多種條件的決定與制約；第六，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始終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基本人權；第七，科學統籌協調發展，促進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第八，公民基本人權是各種權利的有機統一；第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不斷提高人民群眾享受經濟社會文化權益的水平；第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各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選擇符合自己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第十一，切實尊重和保護特殊群體的各種合法權益；第十二，共建和諧世界，積極開展國際人權合作與對話，促進國際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第十三，努力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充分人權實現的重要目標；第十四，對廣大基本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進行系統性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教育等等。這些人權新思想、新觀點，既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新成果，也是對當今國際人權事業的新貢獻。（作者系東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學院人權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

②《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23--3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③《孟子盡心下》。

④《論語?五子之歌》。

⑤《荀子.哀公》篇。

⑥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單行本，[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頁。

⑦費孝通：《美美與共與人類文明》，[J]，新華文摘，2005年第8期，第13頁。

第二篇：論中國人權現狀及改進對策

論中國人權現狀及改進對策

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就其完整的意義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現在的人類社會構成情況來看，由于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對公民具有相當大的利益影響，所以人權應該也包含人人參與政治的權利，人人對政治的期望，從而使政策合理的適應大多數人的需求，這就使一個國家的公民在具備了最基本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之后，在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繼而又擴展出了包括政治權的人權。

（一）我國人權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權事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作為一個擁有巨大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來講，我國的人權發展還存在著問題，我國人權現狀還不容樂觀。

我國現在的政治、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民主法制也不夠健全，各級政府依法行政和尊重人權的意識也不夠強烈，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差距的拉大也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人民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相當突出，這些都影響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權利。因此，繼續加大力度促進和保障人權，仍是我國政府和人民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二）我國人權取得的成就

第一，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以及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得到改善。與此同時，我國的農村地區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明顯改善，如社會保障體系，其中包括城市和農村。并且已初步形成了一個整體的醫療保險計劃。同時人民受教育的權利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第二，人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更有效的保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的原則，人民作為國家和法治的主人，已納入每一個環節的努力，加強行動計劃的實施民主和法律制度;積極和穩步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加強民主和法治，堅持和改善人大，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和社區水平的系統自我治理和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增加決策透明度，向公眾更好地了解政府事務，并投入更多的努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和監督的權利。.所以，以改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進一步豐富了選舉法規定的選舉機制和程序，并保證保護公民平等的表決權，這標志著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顯著進展。經過近年來得努力，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并有在經濟領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和保護人權的法律和法規。與此同時，人權已更好地保護行政法規的執法和司法的行駛。

第三，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人和殘疾人的權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過去的兩年中，我國有完善的法律和法規，以保護少數族裔的權利和利益，并充分保證他們的權利，依法管理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國家事務的事務。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為民族地區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宗教信仰和文化遺產的保護也得到了提高。婦女的合法權益和利益也得到充分保護。近兩年來已經看到增加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現在很好的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和利益。兒童的衛生和教育的權利得到保障。全國各地的地級及以上城市建立了兒童福利機構，形成一個基本的服務網絡，為兒童福利。政府還加緊努力，以防止和打擊濫用童工和拐賣兒童的犯罪，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了進一步增強。.此外，政府已提高為老人服務。國家已修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政府還建立了機構，為老人提供各種急需的服務。

第四，公眾的人權教育正在廣泛，我國公眾的人權意識已顯著增強。在過去兩年中，我國已經集成了人權知識與法律知識的普及宣傳，并有計劃地開展各種人權教育方案，主要是由依靠現行的教育體制，培訓機構，國家機關和廣播電視。結果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人權和公眾的意識，以保障這些權利的能力。.第五，在國際人權領域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增強。我國認真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及時報告，并提交它是如何實現的約定，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和聯合國有關機構反腐敗公約。我國已派出許多代表團出席聯合國人權會議。我國高度重視人權委員會特別程序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所發揮的作用，并與他們保持良好的合作。我國主張并積極參加有關人權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主動積極和其他國家進行人權對話和協商。我國的非政府組織也促進在人權領域的合作與交流。

（三）推動我國人權發展的改進對策

經過改革開放的努力，我國在人權方面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的特點是堅持以人為本，以穩定為前提，以改革為動力，以發展為關鍵，以法治為保障，促進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全面協調發展。只要順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的人權事業必將會隨著現代化事業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進步。

第一，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的基本國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的發展中國家，人均資源占有量處于較低水平不平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足。這是為了解決所有問題，我國必須面對的基本國情。為了改善我國的人權，我們必須考慮到的基本國情和實事求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普遍人權納入到我國的基本國家條件，生存權和發展權在人權發展的過程中，并持之以恒，在維護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達到平衡。

第二，我們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觀，有效地保證社會的所有成員都具有平等的參與權和發展權。我們應該促進人權納入構建和諧社會的全過程，努力解決關于他們的權利和利益的人最切身的實際問題，確保發展為人民，由人民與人民分享它的果實，給予更多的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日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水平。

第三，我們必須堅持法治，并在此基礎上促進人權發展。.我們要全面落實法律規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完善法律法規，以促進和保護人權，確保嚴格公正司法和執法，促進和保障人權法治，不斷增強人權的法律保護。

第四，我們必須提高制度化，堅持政府指導，并動員社會各界共同參與，以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我們要繼續堅持和完善聯席會議機制，充分發揮其優勢，不斷建立，完善和機制創新的努力，并動員共同努力，推動人權的整體發展。

我們應該堅信，要構建好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堅定不移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和法治建設，而且只有這樣，人民享有的人權才會更加充分，人民的生活才會更加美滿和諧。

第三篇：如皋歷史變遷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為九州時，將江海大地稱為“揚州”，“揚”為“蕩”，水草蕩蕩之意。入夏以后這里成為統一的奴隸制國家的一個部分，到周朝時稱這里為“海陽”，屬吳國管轄，都城在今蘇州；春秋時期，“如皋”開始從“海陽”的東南部海里“長”出來，齊國“總理”賈大夫72歲時以權謀私，娶了16歲的青春美少女為妾，結婚后人家身歸他而心不歸他，成天悶悶不樂，一次公費旅游時將她帶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帶的江邊上拚命射殺野雞，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載入《左傳》，但只是吳國“會鄖”鎮（今海安立發鎮）治下的一個小漁村；戰國時吳王夫差為了攻打衛國（在今河南省）在“海陽”挖“邢溝”（今大運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師從長江直接進軍；后吳國為越國滅，這里又屬越國，越國又為楚國滅，這里又屬了楚國。

秦朝時廢揚州，將這里劃屬九江（今江西），后又劃屬東陽（今山東）。漢朝時劉邦將這里封給吳王劉濞，更名叫“海陵”，到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國家中央政府才開始在這里設立第一個縣級行政機構——海陵縣，隸屬臨淮郡（今淮陰），始建海陵縣城（今泰州海陵區）。東漢末年，因海水泛濫淹沒海陵縣城，曹操挾天子，下令搬遷居民去邗江（今揚州），廢除海陵縣的行政建制，海陵以東（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國時這里屬吳國，孫權在這片肥沃的空地上養馬，形成了這片廣漠的土地上許多與馬有關的地名，如“白馬”（今靖江縣城南部）、“馬塘”（今如東縣馬塘鎮）、“馬陵”（如皋縣馬塘鄉），負責作戰指揮的吳國大司馬（中央軍委副主席）呂岱將軍常駐在這里與馬為伍，依軍隊建制劃分地塊屯田養馬，每50人為一個屯，分田5千田，養500匹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萬畝，分成800個屯，動用軍民4萬人，養馬40萬匹，由于當時馬匹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相征，組織一次大型戰爭大約要損耗、淘汰5至8萬匹成年、健壯的良馬，為東吳迅速強大、最終能的鼎力三國作出了偉大貢獻。當時為了保密，將“屯”寫成“邨”字，讀“村”，這個字成為當時政府、軍民使用最多的一個字，演化為“村”的異體字，在東吳故土上流傳沿用很久。

呂岱養馬成功后，向孫權申請重建海陵縣，孫權批復，讓他兼任海陵縣第一任縣長，退休后舉家搬離海陵縣城，定居到高陽（今如皋市林梓鎮），帶領并傳授子孫做木工活，種梓樹、打家具，幾年后梓樹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為紀念他重建海陵縣，泰州有呂岱廟，如皋有呂岱祠（原北門航運公司處），如皋今有“大司馬路”（從陸橋小學到麗都大酒店）。

正是因為有了這段廢縣移民、屯兵養馬的歷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陰、張家港，西起安徵境內，東到海邊）遺留了許多與軍隊有關的方言及風俗，如尊稱別人的丈夫為“男將”、尊稱別人的老婆為“女將”；吃飯時不許將筷子豎插在飯菜上，因為這是軍中、及地方百姓為開赴前線、上陣殺敵的將士們送行時的禮儀，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來不打仗時，紀念陣亡將士也用這個禮儀，至今一些農村供祖宗時還沿用這個禮儀，從而產生一項忌諱，平常吃飯不許這樣搞。呂岱將軍還規定，農歷七月半集中祭奠陣亡將士、向其家屬發放撫恤金，每到這天各屯都要認真操辦，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東晉義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縣為海陵郡（相當于地區級），下設建陵（今邗江）、寧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臨江（老石莊鎮，在今石莊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濤（今白蒲）五縣，隸屬南兗州；50年后如皋縣政府遷往發揚（今立發，發是開始的意思，表示這里是揚州的開始，是今天所說的“發揚”一詞的源詞）。南北朝時，北周王朝宣布蒲濤縣并入如皋縣，縣政府回遷如皋（今如皋）；臨江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在曲塘。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廢郡，降級為海陵縣，建陵縣并入海陵縣；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從曲塘遷發揚。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縣稱吳陵縣，撤消寧海縣，并入吳陵縣，縣政府從發揚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吳陵縣恢復原名海陵縣，分為東西南北四個“鄉”（相當于現在的區），“鄉”下設“場”（相當于現在的鎮），“場”下設“莊”（相當于現在的鄉）；其中“東鄉”下設“如皋場”（今如皋），后改為“如皋鎮”。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縣為泰州（副省級），泰州之名由此開始，下轄海陵縣；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縣的東鄉為興化、如皋兩縣，重建如皋縣。

后周時，全國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劃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個行政建制，作為軍事州，駐軍、種田、勞教貪官污吏和發配充軍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種官職，叫“通判”，相當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屬的國家級“農場”，明朝時，遷都北京，中央政府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開辟了一個國家級“農場”，仍叫“通州”，而沒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為區別兩個通州，分別冠以“南直隸通州”、和“北直隸通州”，簡寫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這個叫法，但取消了兩個通州的軍事州建制，開辟了東北寧古塔為勞教貪官污吏及發配充軍的國家級“農場”，兩個通州成為普通州衙。民國初年廢府裁州，兩個通州全部降級為“通縣”，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縣”。“南通”一詞正式成為地名出現在中華民國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區以東約3平方公里的地塊上遺存一種奇怪的方言，即不屬西北部的江淮語系，也不屬東南部的江南語系，這在全國十分罕見，它們是后周及宋元明四個朝代從全國各地捉來胡擄、當兵、充軍的人及其家眷長期生活而遺傳、融合的一種特殊語種。

宋初，長江南漲北塌，黃海西漲東塌，老石莊鎮被江水沖毀后沉入江底，石莊人一再北遷，一直動蕩了近一百年，遷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莊位置上安定下來，百年間如皋縣政府一再投資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請來京城的道士采來幾塊泰山巨石，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邊，滔滔江水還是吞沒了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塊巨石時才不漲了，這塊巨石成為石莊的福音，人們為它砌廟建園，常年供奉，后來廟廢，被政府占用，至今這塊石頭還立在石莊鎮政府大院中。

過去老石莊鎮南邊20里有一座深紅色的麻石山，叫蝦蟆山（摩訶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長江的北岸，唐朝時，揚州的鑒真和尚、日本的圓仁和尚、碎葉（前蘇聯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的僧伽和尚都駐足登山過，鑒真和尚還把它繪入地圖帶到日本，圓仁和尚將它寫進入唐游記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澤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蝦蟆山、狼山修煉，后來下落不明，傳說得道升天，被尊為“大圣菩薩”，泗州、泰州、如皋、蝦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廟供奉他，康熙年間泗州城沉入洪澤湖底，傳說就是大圣菩薩發怒，以大圣廟門口石獅子眼睛流血為約，下達淹城計劃的。

長江北侵、老石莊北遷后，蝦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壯觀，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過，石莊北遷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間長江北岸開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間江岸向南漲20里，出現了“永安沙”、“又來沙”、“二百畝”、“頭案”、“二案”、“三案”．“四案”、“頭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與此同時，江南也開始退潮成沙，在蝦蟆山南邊10里江中長成一片沙洲，石莊人紛紛渡江遷往沙洲圍墾種田，漸成村鎮，自稱“石莊”，歸屬如皋，縣政府稱它為“沙洲”。

光緒年間沙洲與常熟、江陰長成一片，常熟、江陰、靖江三縣與如皋爭搶沙洲土地，后經江蘇省政府裁定：如皋地處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將沙洲劃入常熟。宣統元年，沙洲向北漲了15里，蝦蟆山離開江中，成為距江南岸邊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沒，只剩了30多米高。為了北渡方便，首墾沙洲的“石莊人”在蝦蟆山以北江邊駁岸建港，分別有蝦蟆港、段尾港、張家港。

1948年沙洲從常熟劃出，成立“沙洲縣”，隸屬蘇州，1958年沙洲縣政府下令開山取石，拆了蝦蟆山上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圣廟，炸了山體，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畝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頭，填沙造田，歷時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載歷史的蝦蟆山從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縣建市，以江邊的張家港為名，取名“張家港市”。至今“張家港”附近還有幾個村鎮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稱石莊人，沙鋼集團黨委書記沈榮慶說他的祖上是石莊吳窖一帶的，對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開發中，他投資在如皋港開發區建沙鋼集裝碼頭。

元朝時，泰州一度為也成為軍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國設28個“路”（相當于現在的省），這里改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復稱泰州，劃屬江南道（今蘇州）管理，下轄海陵、興化、如皋、江都；明朝時改江南道為蘇州府（省級），泰州隸屬蘇州，下轄各縣不變；清朝時合并蘇州、江寧兩府，各取一字合稱“江蘇”省，江蘇由此得名，泰州下轄各縣不變；清乾隆間分興化的東鄉為“東臺”、“鹽城”兩縣，隸屬泰州。

民國建立，裁府廢州，泰州改稱泰縣（縣級），縣城在泰州城，下轄各縣全部歸江蘇省政府直管。抗日戰爭中，江蘇省政府從蘇州遷往泰縣黃橋鎮，新四軍包圍黃橋，圍繞黃橋建立了五個“縣”，其中在泰縣境內成立“泰興縣”（宣家堡）、“泰東縣”（今海安）、“紫石縣”（今營溪）三縣；在如皋縣境內成立“如西縣”（今江安），在靖江縣境的季市鄉成立“靖江縣”與此同時，在東臺縣境內成立“大東縣”，后更名 “大豐縣”；在如皋縣東部建“如皋縣”（今丁堰）；在南通縣境內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解放戰爭后期，“紫石縣”攻占海安，更名海安縣；“泰東縣”攻占泰州城，更名泰縣，后泰州縣城成立泰州市（縣級）作為泰州專區所在地，將泰縣縣政府遷往姜堰，將“泰東縣”曲塘以東劃給海安縣。“如西縣”攻占如城，民國如皋縣政府逃往李堡，“如皋縣”縣政府隨之從丁堰遷往李堡與之作戰，后又遷往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東縣，同時如西縣更名如皋縣，將民國如皋縣的鄧元、戴莊、袁橋、夏堡、搬經劃給泰興縣，屬泰興縣“城西區”；將原如皋縣的立發、葛橋、柴灣、新民、宏壩、東陳一線以東劃給如東縣，屬如東縣“城東區”；將原南通縣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華、勇敢、龍舌劃歸如皋縣，屬如皋縣“天生港區”，后更名為平潮區。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屬蘇皖邊區第一行政區，5月1日，蘇皖邊區第一行政區在泰州成立“蘇北泰州專區”、在如皋成立“蘇北如皋專區”，如皋專區下轄東臺縣、大豐縣、如皋縣、如東縣、海安縣、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1950年成立南通市（縣級），南通縣遷往金沙，如皋專區遷往南通市，更名南通專區；同時建立揚州專區、鹽城專區，將泰州專區邗江、江都兩縣劃歸揚州專區；將如皋專區東臺、大豐劃歸鹽城專區；昔日地面廣闊的“泰州”成了一塊窄長的地塊。

1950年泰興縣歸還“城西區”給如皋，成為如皋縣城西區。

1951年劃出如皋縣平潮區、薛窯區、石莊區，南通縣唐閘區、靖江縣西來區，合并成立“通如縣”，縣政府駐薛窯，劃薛窯以南至江邊碾砣港為“城區”，下設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張黃港等沿江客運、貨運碼頭，以及內河運輸、灌溉港閘，開發江中沙島圍墾建設，建立長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為蘇中、蘇北軍事防備、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縣”建設，唐閘區劃回南通，平潮區、薛窯區、石莊區劃回如皋，西來區劃回靖江，而“通如縣”的“城區”因為已經投資建設，砌好了縣委縣政府大院、邊防公安局、軍分區、糧食局、港務局等辦公用房、大型倉庫及宿舍，不便歸還給如皋白白浪費，于是劃屬南通專區直管，成立“薛窯農場”，與如皋縣平級。

同年底，將“通如縣”港口城市計劃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實，著重開發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縣劃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線給南通市，如皋縣歸還平潮區除九華、龍舌、勇敢三鄉之外的地區給南通縣。

與此同時，將如東縣的柴灣、新民、宏壩、東陳、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劃歸如皋縣；將如東縣的李堡、西場、洋蠻洋、立發、新生、壯志劃歸海安縣；將東臺縣的白甸、瓦甸、古賁、仇湖、角斜、老壩港劃歸海安；從而使海安縣成為一個“大縣”。

1950年泰州專區與揚州專區合并為“泰州專區”，專署駐泰州市（縣級），下轄泰州、揚州兩市及泰縣、泰興、靖江、江都、興化、高郵、寶應、儀征，六合9縣。同年將江蘇省劃分為上海、南京、蘇南行署（蘇州）、蘇北行署（泰州）四個省級單位，揚州市從泰州專區劃出，由蘇北行署直管，泰州專區轄1市9縣。1953年蘇南、蘇北、南京三個省級單位合并為江蘇省，上海脫離江蘇省升為國家直轄市，泰州專區遷往揚州，改稱揚州專區。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縣級）改為省轄市（地級）。1958年7月泰州市改為地轄市（縣級），屬揚州地區。1950年5月8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縣，至同年10月7日分開。1959年1月9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州縣，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開。以上兩次合并縣政府均駐泰州城。1983年1月，江蘇省實行市管縣體制，泰州市（縣級）屬揚州市。1995年泰縣撤縣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四篇：《文化變遷》讀書筆記范文

文化變遷，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任何一個民族都在發展變化，體現民族特征的文化特點也隨之變化。文化變遷是指或由于民族社會內部的發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接觸。因而引起一個民族的文化的改變。人類學家們認為文化的變遷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現象，人類文明的恒久因素，文化的均衡是相對的，變化發展是絕對的。文化變遷與社會變遷密切相關。社會變遷指社會各方面現象的變化，更確切地說指社會制度的結構或功能發生的改變。而文化變遷總是與他相伴隨的，所以有的人類學家用“社會文化變遷”。

從人類學誕生以來，各個學派都講社會文化變遷。

早期進化學派用文化進化理論來說明文化發展的普遍性，認為人類文化普遍地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發展進化，形成一個發展順序。涉及的主要是歷史上的文化變遷，當然重建人類的過去也是為了了解現在的情況，但他們不大重視民族之間的文化接觸，以及正在發生的文化變遷過程。

傳播學派側重于進化論所忽視的文化的地理、空間和地方性變異，著重研究文化的橫向散布，認為文化的變遷過程就是傳播過程，文化主要在傳播過程中發生變遷。但是，他們忽視人類創造文化的能力，對文化變遷的過程或傳播時間順序的解釋就缺乏說服力。

功能學派雖著重于社會文化的功能、結構的研究，講文化現象的變化著重講它的功能的變化、消失與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調查中所發現的文化變遷。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論述了文化接觸產生的相互作用，認為研究文化變遷的過程，共時性研究優于歷時性研究，但同時也必須進行歷時性研究，才能發現文化變遷的規律。

文化間的連接說明不同文化接觸時發生什么事情。接觸事實上發生在文化之間，而是在互相建立聯系的集團之間和個人之間。這些聯系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結構的，或者稱為文化間作用系統，這是建立在文化(宗教的、商業的、軍事的)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是成對的、相互的關系。第二是成對關系的元素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能僅僅 限于兩個系統的一些成員之間；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傳播、影響著大批的人。確切地說是人而不是文化進行互相接觸，但沒有—個人或群體能夠向別個群體的成員顯示出他們的文化的整體，也沒有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叢體能夠全面地處于涵化狀態之中。當今的世界，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世界，科技的發展，信息的傳遞，逐漸使地球變成一個村莊，世界的格局正在發生激烈的演變，以經濟為龍頭的全球化正在帶動其它領域，迅速地浸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也成為必然。文化的范疇非常廣，這一詞在我國最早出現于漢朝的《說苑》中，文化原義是指文治和教化；在當今世界，指社會中的所有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也指特殊的意識形態。回顧我們的歷史，不難發現，我國文化的發軌跡，從本土的巫術文化，到獨尊儒術的儒家文化，我國文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經董仲舒等發揚光大，儒學文化成為我國的核心文化，它所提倡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倫理規范，長期影響歷朝歷代，促進了我們文化的發展，深刻影響到教育、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造就了一批在我們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等。

眾所周知,九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引發了許所未有的社會人生問題。中國要走向世界，理所當然地要使中國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理所當然地必須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彌漫于大學校園的是一幅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生動的景象，有關國家民族命運的重大話題，是每個青年熱衷談論的對象。到了90年代，社會轉型已基本完成，談論和言辭的時代隨之終結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行動時代的到來。無論是校園還是在社會，青年們對討論

已不再熱衷，從入學那天起，專業上比較優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準備考托福，他們個人的目標是十分明確的，有關民族命運的中國文化，再也不受他們的晴睬，隨波逐流，各式文化馬戲逐次上演，當它們頹然下場的時候，留下的只有一如空曠的幕后背景和氣力不接的空寂前臺。

第五篇：中國鄉村政治文化變遷的主要脈絡

中國鄉村政治文化變遷的主要脈絡

———家族勢力、國家權力、民間力量的相互盈縮

駱正林

摘 要: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產生的。特定的自然歷史條件培育了鄉村“政治場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國家權力、家族勢力和民間力量,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變遷,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三股力量的互為盈縮。在1949年之前,雖然這三股政治力量從未停歇過博弈,但是家族勢力基本上處在鄉村政治生活的主導地位。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權力加快了向鄉村滲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導了鄉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國家權力開始有限地退出鄉村,鄉村的民間力量開始崛起,并且逐漸顯示出自己的生命力。關鍵詞:鄉村政治文化;文化變遷;脈絡

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產生的。農業立國、文明的早熟、小農經濟的發展、宗法制度的確立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面貌,也決定了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特定的自然歷史條件培育了鄉村“政治場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國家權力、家族勢力和民間力量。這三股政治力量在歷史的坐標上相互協作和競爭,它們之間力量上的互為盈縮直接決定了中國鄉村政治文化演變的主要脈絡(如下圖)。中國鄉村政治文化變遷示意圖

一、中國鄉村政治文化變遷的主要脈絡

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變遷,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國家權力、家族勢力和民間力量的互為盈縮。在1949年之前,雖然這三股政治力量從未停歇過博弈,但是家族勢力基本上處在鄉村政治生活的主導地位。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權力加快了向鄉村滲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導了鄉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國家權力開始有限地退出鄉村,鄉村的民間力量開始崛起,并且逐漸顯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一)1949年之前:家族勢力主導時期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基礎的狀況決定政治文化的面貌。我國是個以水為生、以農立國的文明古國,早在父系氏族社會,鋤耕農業就讓我們的先民有了最早的社會保障。農業生產需要水利灌溉,然而,縱橫交錯的江河湖澤,既能帶來灌溉之利,又可招來洪水之災。為了保證農業的豐收,我們的先民很早就在尋找治水的辦法。為了戰勝洪水,禹在治水的時候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團結各氏族首領作為自己的“股肱心膂”[1],建立治水機構;組織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來確定版圖,調劑勞力;在經濟上,“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庶類”[2],按地位高低分配治水成果。這樣,原來維護氏族共同利益的灌溉機構就演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政權[3]。“學術界一般把文字的發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屬器具(青銅或鐵器)的制造作為一個‘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標志。”[4]到了商、西周時代,三種文化形成的標志在中國先后出現,中國文化的主體框架逐漸形成。

在歐洲,古希臘、古羅馬是在使用鐵器的情況下,通過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用家庭的個體生產代替原始性的集體協作生產,發展家庭私有制,進入文明社會。而中國,則是在鐵器還未使用、商品經濟還沒有發展、氏族血緣關系還沒有被瓦解的情況下,直接將治水組織演變成國家機構。這種早熟的文明形態,保留了公社組織,帶著氏族的臍帶跨入文明的門檻。正是獨特的自然歷史條件,使中國古代社會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結構,即一脈相傳的專制制度和帶有血緣溫情的宗法制度的結合。馬克思曾用“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來描述包括中國在內的古代亞洲國家在社會經濟形態上的特征,這個特征包括三個要素,即農村公社、土地國有、專制主義的三位一體。

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立國的社會,鄉村一直是古代國家最主要的經濟基礎,歷代王朝都提倡“重農抑商”,加強對鄉村社會的管理。然而,國家管理鄉村社會的難度太大,因此,在不影響穩定的情況下,國家權力退出了鄉村,通過在鄉村培養代理人來管理廣大的鄉村。當國家權力管理力不從心的時候,鄉村社會成了國家權力與民間權威的交匯場所,家族勢力在得到國家權力許可之后,成了鄉村政治文化中的主導力量,鄉紳勢力既要幫助國家做事,也要維護村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家族勢力在中國鄉村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

(二)1949-1978年:國家權力主導時期

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各種政權雖不斷更迭,但國家權力卻始終沒有放棄深入鄉村的努力,可是這些努力幾乎沒有取得實際的效果。朱新山認為傳統中國鄉村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國家對鄉村的控制除了確保稅收和維持治安之外別無它求。后來的內憂外患和推進現代化,國家需要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傳統稅收關系是國家與個人(納稅人)之間的關系,而近代國家“資源動員”的需要,使常規的稅務持續演變成了非常的政治動員,稅收變成了國家與社區(行政單位)間的關系。

建國后,人民政權面臨著兩大重要任務,一是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總體性危機,二是改變中國在世界工業化潮流下的落后局面。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需要新政權強化國家權威,從統一中國版圖、整合社會心理、再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塑造新的國家形象。鄉村是中國版圖的主要部分,國家權力必須強化對鄉村的管理才能體現國家真正的統治。同時,世界工業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國社會面臨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國家工業化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源主要來自鄉村,因此,國家只有加強對鄉村社會的管理,才能保證從鄉村社會汲取更多的工業化資源。因此,建國后,“國家機器在實際運轉中承認了村莊整體的重要性”[5],村莊作為鄉村管理的重要機構被納入到國家權力體系中。

郭正林將國家權力向鄉村滲透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50-1953年),國家通過土地改革運動重新分配土地資源,確立黨和政府在鄉村社會崇高的道德威望,把農民動員到國家政權建設中來,“解決社會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6]。第二階段(1954-1958年),用憲法形式確立鄉級政權的法律地位,加快農村黨建步伐,大大強化了國家政權對鄉村的滲透,完成了對鄉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三階段(1958-1983年)是人民公社時期,這一時期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濟管理體制、“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政治管理體制、“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體制、“社員大會”、“社員代表大會”的社員參與體制等一整套體制,國家權力試圖全面管理鄉村事務。

經過國家權力的下沉運動,村莊被作為一個整體成為國家動員和調控的對象,村莊內部階級分化的被抑制消滅了鄉村社會傳統的精英階層,再造和重構了鄉村社會的管理組織。在新的鄉村組織中,國家權力確立了自己絕對的權威。

(三)1978年之后:民間力量崛起時期

1970年代末,中國政府開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堅決地告別原有的計劃體制。郭正林認為,國家權力向鄉村滲透的第四個階段出現在改革開放后,隨著“包產到戶”政策的推行,村級組織原有的計劃管理功能基本完結,鄉鎮政府與村級組織的關系進入到以村民自治為特色的“鄉政村治”階段。在改革開放之初,國家肩負著追趕世界經濟發展速度、快速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重任。為了完成國家現代化的重任,國家需要鄉村為城市化和現代化貢獻更多的資源,為此,鄉鎮權力得到加強,鄉鎮作為一級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多完善。然而,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由于政府對鄉村汲取能力的強化、自身約束力的減弱,少數基層政府完全蛻變成贏利型經紀人,成為收費性、掠奪性政府。而在村莊內部,土地承包、分散經營導致村級組織失去了對農民的約束能力和管理能力,鄉村公共事務無人問津。劉世定發現,改革開放導致了鄉村社會管理出現“末端失靈”現象,在廣東省,由于“面對大量外來勞動力的流入,鄉鎮政府從本地發展的利益出發,對許多自上而下的傳統管理方法,既缺乏動力,也缺乏能力來嚴格貫徹。”[7]

當鄉村社會出現秩序上的危機時,中國農民開始自發地參與鄉村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創新。廣西農民在1980年代初,為改善鄉村治安狀況的自治活動,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視,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村民自治逐漸成為鄉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村民自治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使鄉村社會從精英解釋村規向村民參與決策過渡,民間力量在鄉村崛起,并成為鄉村政治活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隨著民間力量的崛起及村民自治活動的加強,精減鄉鎮成了鄉村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鄉村社會推行村民選舉與自治是鄉村政治制度的重要轉變,它必然對鄉村社會以“契約意識”為特征的社會轉型產生深刻影響。

二、不同歷史時期鄉村社會主導的社會心理

在鄉村社會政治文化場中,受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影響,國家權力、家族勢力和民間力量不斷地互為盈縮。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三種政治力量雖然在勢力上有所調整,但是,政治文化的變遷并不是一種模式完全覆蓋另一種模式,而是基于鄉村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沿著“家族主導———國家主導———民間主導”的方向演進。在鄉村政治文化演進過程中,三種政治勢力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他們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鄉村政治生活。但是,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受主導的政治力量的影響,農民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心理也會做出新的調整,其中與政治文化演變的主流脈搏共振的社會心理,必然會在鄉村社會發揮著更大的社會影響。

(一)家族勢力主導時期:宗法意識的統治

所謂宗法就是以家族為中心,按照血統遠近區別親疏的法則。宗法制度是在原始氏族社會血緣關系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在長達幾百萬年的遠古時代,包括母系氏族社會和父系氏族社會的大部分時期,維系人類社會組織的基本紐帶就是人類自然繁衍的血緣,可以說血緣關系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起點。氏族社會人們的血緣關系簡單而粗糙,因此,家族勢力在氏族制的環境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而進入文明時代后,原始的宗法思想被理論化、制度化,并作為中國文化的因子積淀在人們的社會心理中,對后來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基礎就是以宗法制度和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結構為基礎的,它以綱常名教為基本教義,以忠孝為人們感情的聚焦點,以皇權崇拜為核心,以成為圣人為人生最高境界。儒家學術之所以能夠從先秦各家之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就是因為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宗法社會結構的特征和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在家國同構的社會中,家與國的概念混淆不清,因此,宗法意識成了古代中國主導的社會心理。在鄉村社會,家族既是農民的依靠,也是農民與國家聯系的紐帶。在鄉村生活中,農民每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但是回報卻是微薄的。對自然和社會變故的脆弱承受力,使個體離不開家族的關心和保護。另一方面,鄉紳往往既是大家族的族長,也是國家的代表和象征,對于鄉村,他們扮演著保護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對于國家,他們則又是政府的代表。在家國同構中,農民接受家族統治,遵從家庭倫常,信奉“在家盡孝,在國盡忠”的信條,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標。

(二)國家權力主導時期:集體意識的壟斷

王國斌認為,國內外學者將中國未能順利實現近代化的原因歸咎于三大罪魁。這三大罪魁包括:國家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阻礙進步,帝國主義迫使中國經濟變化屈從于外國利益,封建勢力為保護其社會地位而反對進步[8]。建國后,帝國主義勢力被趕出了中國,封建勢力得到批判和打擊,國家政權被轉移到人民手中。歷史發展無法擺脫慣性的影響,新中國雖然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然而,它無法絕對地斬斷與歷史的聯系,封建思想的殘余還比較多地存在于國家建設中。在鄉村社會,生產隊是帶有地域界限的居住單位,“帶有建立在婚后從夫居規范之上的清晰的父系繼嗣偏見。”[9]隨著國家政權向鄉村的滲透,鄉村中的宗族勢力受到很大的打擊和壓制,鄉村權力過分集中于國家組織,社會組織缺乏自主性,集體意識成了鄉村權力運行的主要動力。“在人民公社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農民不僅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于其所隸屬的生產隊和生產大隊,而且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也被其所依賴的集體所控制。”[10]雖然在人民公社時期,按照當時制度,生產大隊的干部由全體社員選舉產生,但公社對大隊干部選與不選具有相當程度的決定權。

(三)民間力量崛起時期:契約意識的形成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獲得更多的工業化資源,國家在鄉村加快了權力建設的步伐,鄉鎮政府職能迅速得到強化和擴張。然而,一方面包產到戶政策結束了農民的集體生產,小農經濟重新成為鄉村主導經濟模式。另一方面,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復興,使鄉村社會人口流動加快,村莊利益來源出現多樣化的趨勢。汲取工業化、城市化資源的重任,使鄉村權力組織降低了“服務性”,幾乎完全成了“贏利型經紀人”。然而,小農經濟微薄的回報,使鄉村很難完成國家下達的各種任務;分散的家庭經營降低了農民對國家的依賴,鄉村社會與國家政權之間出現了斷裂;鄉村經濟的多元化更加弱化了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于是,在鄉村社會與基層政府的博弈中,一種新的鄉村政治文化得到建構,契約意識逐漸在村民意識中形成。

契約意識的第一個表現是農民自我意識的形成。阿爾蒙德認為,發展中國家政治文化的發展應該逐漸走向世俗化。“在這種世俗化的政治文化中,社會公眾越來越重視在周圍世界中可以把握的因果關系,人們用明確的方式而不是用籠統的方式來觀察客觀事物,自信擁有改變外部環境的能力,社會評價越來越注重個人成就而不是世襲地位。”[11]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由集體生產退回到小農經濟環境中,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農業生產和成果支配的主人,農民的自我意識開始出現。

契約意識的第二個表現是反抗意識的增強。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鄉鎮企業的崛起,民工大規模進城,農民的收入來源呈現出多元化。同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傳播的發達,使農民的現代意識明顯增強。在計劃經濟年代,人的價值和權利曾經遭到過極度否定,然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民卻越來越關注自身的權利,當他們的權利被惡性剝奪時,他們會以各種方式去抗爭。在一些經濟落后地區,當農民難以承受沉重的負擔時,當他們遭遇到野蠻行政時,當他們的權利受到無理侵犯和削弱時,他們或依照法律程序,或走上抗爭之路,去索取自己的權利。

契約意識的第三個表現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改革開放后,國家權力對村莊的影響力減弱,鄉村公共事務出現了危機,作為村民自救的產物,村民自治誕生。而國家推行村民自治的目的是重新借鑒民間力量,加強對鄉村社會的管理。“隨著經濟的增長、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會公眾要求以某種形式參與政治生活,以實現自身的政治抱負或政治利益。”[12]不管目前村民自治在各地的發展水平如何,村民在選舉與自治中契約意識都明顯地得到了增強。

三、鄉村權力結構變化與鄉村政治文化的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的權力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國家權力雖然占主導地位,但是它的影響力卻在弱化;民間力量雖然還很弱小,但成長的勢頭卻令人關注;家族勢力雖有所抬頭,但與時代潮流不符,應該成不了氣候。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孜孜以求、并為之奮斗的社會理想。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真正轉變成執政黨,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鄉村,因此,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有效管理,不僅是共產黨執政的重要任務,也是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主要前提。鄉村權力結構的變化,使契約精神在鄉村社會不斷加強,草根民主正在改變中國鄉村政治文化,并對中國現代政治生活產生積極影響。因此,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應該秉承現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規律,尊重基層民主發展的現實,調整管理鄉村的政策和策略,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發展。

(一)草根民主的社會地位

鄉村社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因此英國統治者關于鄉村社會的早期記載中就認為:“鄉村帶有一點共和國的意思,自給自足,有自己的負責人,能在整個帝國的崩潰中幸存下來。”[13]中國古代鄉村社會是一個散漫的、平鋪的、自然的社會,在鄉村社會,皇權從來就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無所不能。正是由于皇權在管理鄉村社會時力不從心,因此,傳統社會自古就有一定限度的自治和民主。李昌平認為:“在封建社會,家庭是不民主的,但家族是講民主的。行里是不講民主的,但行業是講民主的。”不過,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的民主是自發的、內生的、有限的民主,它沒有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也難以形成令世人矚目的政治力量。

建國后,國家力量雖然深入滲透到鄉村,但是村莊內部還是存在著一定的自由政治空間,只是這個空間依然是內生的、有限的,難以擺脫“工具化”的性質。改革開放后,鄉村社會各項事業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動的加快、大眾傳媒的普及,使農民的知識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農民的民主素質、民主能力和民主熱情都得到空前提高。經濟的發展使農民從溫飽的困境中掙脫了出來,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自身的尊嚴和權力問題。正是鄉村社會的發展促使廣大農民重新尋找“人的價值”,在個人、社會和國家的關系上,很多農民已經不再把人看成國家的工具,而是向社會要求把人作為出發點,尊重農民,重視農民,幫助農村走向現代化。農民正在從思想上把自己從“國家的工具”轉變為“自己的主人”。主體思想的確立增強了農民的契約意識,促進了鄉村社會公共空間的形成。

村民選舉是農民自己的創造,后來得到國家認可,并在國家制度的層面上逐漸走向了規范化和法制化。村民選舉在鄉村的推行,使農民通過村委會、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等法定組織,獲得了利益表達的法定渠道。利益表達渠道的建立又反過來提升了農民的利益表達意識,使農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我的權利,促使他們更加自覺地通過利益表達渠道主動地影響公共政策,通過法定程序追求和維護自身的合理要求。當農民的契約意識不斷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時候,國家對鄉村的管理就必須尊重草根的力量,讓農民作為自己的主人決定自己能夠決定的鄉村事務。趙心樹認為,一套制度的正當性有兩個關鍵內容,一是合法,一是合民意。當合法度不變時,民意就成了決定因素[14]。民間力量的崛起使國家權力必須尊重民意,在法制的軌道上推進村民自治的發展。

(二)國家權力的有限退出

在中國近代史上,各種政權都力圖在鄉村完成國家政權建設,然而,“從近代以來村治興衰的整個過程來看,政府的一廂情愿是鄉村政權建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15]政府的一廂情愿造成了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對鄉村社會的榨取能力,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在中國只是部分地得到實現。“文革”以后,國家對鄉村管理采用的是兩手策略:在經濟上,通過擴展基層政府的規模和權威,全面控制鄉村的經濟資源,以消化工業化、城市化所支付的社會成本;在社會上,國家權力退出鄉村,放棄鄉村公共事務的建設責任,要求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這種一手軟一手硬的管理方式,在改革開放之初確實為國家消化了改革成本,但是,隨著鄉村社會過度輸血之后的“貧血”,隨著鄉村社會矛盾的激化,國家在鄉村社會的管理遭遇到局部的、根本性的危機,在少數地方,農民的群體事件增多,政府行政受到較多的抵制。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出現的村民自治和村民選舉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國家還權與民的重要舉措,即通過村民自治,利用民間的力量,化解鄉村社會的治理危機,節約國家治理鄉村的成本。進入新世紀,國家更是把鄉村的發展擺到了黨和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今日的鄉村社會,隨著村民選舉的推行、鄉村社會民間力量的崛起,事實上基層政府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力已經降低了。然而,少數地方政府受傳統的鄉村權力的影響,不愿或不敢接受村民契約意識覺醒的現實,往往采取保守的方式,維護自身傳統的權威。當然,農民參與鄉村事務的決策,確實給基層管理者帶來很多挑戰,“失敗的風險使公共管理者常常想回避公民參與的要求,或者將公民參與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化。”[16]然而,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基層政府都不能違背時代潮流,否則會讓自己陷入到治理的尷尬之中。

現代社會是公民意識覺醒的社會,雖然農民總體的現代意識落后于城市市民,但是,鄉村社會民主化道路必然是向前延伸的。在現代鄉村,那種單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手段,對鄉村資源進行全面控制的模式,越來越不適應鄉村社會的發展需要。

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應該堅決地、適度地退出,讓農民真正擁有實質意義上的自治權。在實施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的國家,政府往往尊重社會價值的多元化,不提煉主導意識形態,統治集團無力也無法實行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很多威權國家,都開放具有一定競爭性或‘半競爭性’的各項選舉。”[17]當然,威權體制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現狀,我們不能動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心,但是,我們可以對威權體制進行批判的吸收,拋棄具體的社會制度;我們可以從管理原則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為治理鄉村所用。按照威權體制的做法,國家權力可以有限退出鄉村,尊重鄉村社會的多元價值,限制威權領袖個人或集團權力的行使。

(三)家族勢力的回光返照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人們附著在土地上很少遷徙。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借一位“研究語言的朋友”的口說:“村子里幾百年來老是這幾個姓,我從墓碑上去重構每家的家譜,清清楚楚,一直到現在還是那些人。鄉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費孝通總結說,“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即使在流動的情況下,也會形成新的宗法社會。“因為人口在增加,一塊地上只要幾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飽和點;過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負起鋤頭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動的。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從老樹上被風吹出去的種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個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的也就在各式各樣的命運下被淘汰了,或是‘發跡了’。”[18]應該說,在中國古代社會,宗法意識一直在鄉村占據著主導地位,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由個人決定的,而是由家庭或婚姻關系規定的。

“農民心目中的家族集體主義情結,是家族在共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社會共同體意識。”[19]這種共同體意識對鄉村權力結構和鄉村政治文化曾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國家政權建設中,鄉村社會的家族勢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家族勢力在鄉村政治生活中逐漸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能量。人民公社、社會主義思想改革運動、“破四舊”等運動,最終使鄉村家族勢力幾乎無立錐之地。改革開放后,小農經濟地位重新恢復,國家權力退出鄉村公共事務,鄉村家族勢力有所抬頭。在一些地方的村民選舉中,出現過家族勢力操縱選票,造成舊時代的沉渣泛起,少數地方家族勢力、黑勢力、地方惡霸重新登上鄉村政治舞臺,給基層民主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鄉村社會的流動性已經大大加快,鄉村社會經濟結構也在快速走向多元化,少數地方家族勢力的恢復應該說只是一種回光返照,不會給鄉村政治文化帶來太大的影響。鄉村社會的現代化,應該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現代化,目前鄉村社會已經基本實現了物質現代化,村民的精神現代化也在發展中,而村民選舉是制度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因此,作為舊時代產物的家族勢力會在特定條件下對鄉村政治文化有所影響,但是,它已經趕不上村民契約意識的發展,在鄉村社會,農民個人之間自由締結的契約所包含的權利和義務,正在代替以家族所賦予的身份所包含的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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