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監獄人權保障

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

半個世紀前，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是一個具有進步意義的歷史性文獻。監獄的人權保障，往往從一個側面反映國家的文明與進步程度，是整個人權事業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通過５０周年時，研究監獄人權保障，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研究監獄人權保障，首先要解決采取什么樣的視角問題。就是說，不能只著眼于對罪犯合法權益的保護，而應當同時肯定，國家依法懲罰犯罪分子，是對廣大公眾人權的有力保障。人權，首要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我們不能只是站在罪犯的角度來談監獄的人權保障，而應在強調保障罪犯權利的同時，更要站在人民群眾特別是受害人的角度，明確認識到，依法懲罰罪犯，正是為了伸張正義，維護法紀。正如鄧小平所說的：“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懲罰是正義的，合理合法的，當然，懲罰也絕不是為了報復，而是要在懲罰的前提下，依法保障罪犯的權利，切實實施有效的改造。

中國政府歷來把犯罪的人當作人，對他有希望，對他有幫助，當然也要有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罪犯雖因犯罪被判處刑罰，但他仍然是“人”，是中國公民，這正是中國監獄人權保障的出發點。罪犯是人，監獄就應保障他作為一個人所必須享有的權利；罪犯還是公民，監獄就應保障他作為一個公民理應享有的由憲法規定而又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公民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根據我國一貫注重人道主義的行刑思想，結合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時代要求，對罪犯的權利作出廣泛而具體的規定。《監獄法》共７８條，直接或間接涉及罪犯權利的就有３３條，并且把罪犯處于監禁狀態下需要予以特別保護的權利寫進了法的總則。法律規定的罪犯權利計有：人格不受侮辱權，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合法財產享有權，申訴權，辯護權，控告權，檢舉權；入監時有攜帶生活必需品的權利，入監后有獲知監獄是否通知其家屬的權利；釋放后獲得當地政府幫助安置權，依照條件獲得救濟權，依法享有與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通信權，會見權，依照規定接受物品和錢款的權利，獲得包括衣、食、住、醫療等必要的生活保障的權利；獲得行政或物質獎勵的權利，依法獲得減刑權，假釋權，離監探親權，受教育權，參加體育文娛活動權；勞動權，休息權，參加勞動的罪犯依照規定獲得勞動報酬權，獲得勞動保護、勞動保險權；享有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利，包括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享有選舉權。此外，對女犯、未成年犯和少數民族罪犯，還規定一些特殊的權利。有些權利，雖然《監獄法》 未作規定，但實際是予以保障的，如宗教信仰自由、財產繼承、專利申請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權利等。這些權利，既有法律、訴訟方面的，又有社會、文化方面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又有經濟方面的；既有基礎性的物質生活，又有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既有服刑期間的權利，又有刑滿釋放回歸社會后的權利。可見，中國監獄對罪犯權利的保障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

法律在規定罪犯享有廣泛權利的同時，還規定了他們必須嚴格履行的義務。中國《憲法》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罪犯作為被判處刑罰的公民，更應嚴格履行特定的義務。《監獄法》不僅保障罪犯個人的權利，也要保障罪犯這一特殊群體的權利，強調罪犯個人對集體、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因此在法的總則中也規定了罪犯的主要義務，即“罪犯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監規紀律，服從管理，接受教育，參加勞動”。在其他條款中，還規定了罪犯的相應義務。眾所周知，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享有權利是履行義務的基礎，履行義務是實觀權利的保障。罪犯只有嚴格履行義務，才能保證個人權利的充分實現；如果不認真履行義務，而是胡作非為，甚至損害國家、集體或他人的權利，那么自己的權利也就很難得到保證，甚至可能會受到部分的限制或剝奪。

中國法律不僅規定罪犯享有的權利，還規定了實現這些權利的條件和手段，并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法律監督機制。為了保障罪犯的人格尊嚴和人身安全等權利，《監獄法》明確規定監獄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罪犯”、“侮辱罪犯的人格”、“毆打或者縱容他人毆打罪犯”等九種禁止性行為，并且規定，監獄人民警察如有所列行為之一，“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未構成犯罪的，應當予以行政處分”。中國的《刑法》也專門規定了“刑訊逼供罪”、“虐待被監管人罪”、“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罪”等，并且規定了相應的刑罰。為了保障罪犯的申訴、控告等權利，《監獄法》規定：“罪犯對生效的判決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訴。對于罪犯的申訴，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及時處理。”“罪犯的申訴、控告、檢舉材料，監獄應當及時轉遞，不得扣壓。”“監獄在執行刑罰過程中，根據罪犯的申訴，認為判決可能有錯誤的，應當提請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處理，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監獄提請處理意見書之日起六 個月內將處理結果通知監獄。”為了保障罪犯的生活，《監獄法》規定，罪犯生活費“列入國家預算”，“罪犯生活費標準按實物量計算，由國家規定”，“罪犯的被服由國家統一配 發”，“罪犯的醫療保健列入監獄所在地區的衛生、防疫計劃”。為了保障罪犯依法獲得減刑、假釋權，《監獄法》列舉罪犯有“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等六項重大立功表觀的，作出“應當減刑”的法律規定，并且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減刑（或假釋）建議書之日起一個月內予以審核裁定；案情復雜或者情況特殊的，可以延長一個 月”。為了健全監督機制，《監獄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監獄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依法實行監督。”中國所有的監獄，都有人民檢察院的派出機構。在實際工作中，還建立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視察、監督制度，以及監獄內部的監督體系。事實表明，將罪犯的權利以及對侵犯權利者的追究，以法律形式昭告于天下，不僅世人知道，而且罪犯及其親屬也清楚，充分體觀了中國對罪犯權利保障的真實性，也反映了中國政府光明磊落的態度和堅定不移的信心，這正是有力量的表觀。

同世界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監獄重視罪犯的物質生活保障。監舍力求堅固透光，通風保暖，整潔有序；監區環境力求綠化、美化、凈化。據１９９７年統計，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費為１０２元，實際消耗糧食２１．９６公斤，食油０．７２公斤，蔬菜２５．０９公斤，肉食１．９公斤，魚、畜、蛋、豆類１．４２公斤，每人每日從食品中攝取的熱量為３３４３千卡。近幾年來，由于農副產品價格放開，為了保證罪犯生活水平不下降，許多監獄為罪犯食堂劃出菜地，建立禽圈，發展“自種、自養、自加工”，產品扣除種籽（幼畜）、化肥、飼料等必要的成本后，全部提供罪犯食用。為了維護罪犯的身體健康，中國監獄系統形成了由省監獄局中心醫院、監獄醫院和基層醫務室組成的三級醫療、防疫網絡。１９９７年，罪犯每千人擁有醫師數為３．７人，每千人擁有醫院病床數為１２．７６張，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于一個還有５０００萬人口沒有脫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對罪犯物質生活能保障到這樣的程度，確實是很不容易的。不僅如此，中國監獄還規定了保外就醫制度，對身患嚴重疾病、監獄醫院難以治愈的罪犯，經監獄當局批準，予以保外就醫。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三年中，全國有３５００余名保外就醫罪犯經社會醫院治療得以痊愈或基本恢復健康。１９９７年底，全國尚有保外就醫罪犯２．７萬余名，約占在押犯總數的２％。

中國監獄不僅保障罪犯的生存權，而且更為重視罪犯的發展權。監獄實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方針，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和合格的勞動者，是監獄一切工作的歸宿。為實現這一目的，中國監獄在依法實行嚴格、文明、科學管理的同時，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高度重視對罪犯的教育。中國監獄當局認為，監獄不應只是懲罰機關，更應當是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學校。從８０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監獄系統開展了大規模的“辦特殊學校”活動，對罪犯進行比較系統、正規的思想、文化、技術教育。受教育不僅是罪犯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思想教育以法制、道德、形勢、政策、前途教育為主要內容，約９５％以上的罪犯接受這類教育。文化教育以普及初等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為主，１９９７年全國監獄共開設各級文化班１．２６萬余個，５３萬余人入學。自辦學以來，經考試，累計已有２２２．４萬余人次獲得教育部門頒發的從脫盲到大專的學業證書，其中獲脫盲證書的達７０．６萬余人次。技術教育根據 監獄生產和罪犯釋放后就業需要統籌安排，１９９７年全國監獄共開設各類技術培訓班１．３３萬余個，７５．２余萬人入學，經考試、考核，累計有２１３．２余萬人次獲得勞動部門頒發的各類、各級技術等級證書。全國監獄共配備各類教師６．４萬余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具備教學資格的罪犯擔任文化、技術教師。監獄系統的辦學活動，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稱譽為“向社會輸送合格人才的一條特殊渠道”。

中國監獄還十分重規罪犯的精神生活，各監獄普遍建立圖書館、閱覽室，舉辦墻報、黑板報，組織歌詠隊、文藝演出隊，開展各類體育比賽，大力加強監區文化建設，讓罪犯生活在一個健康活躍、積極向上的氛圍中。

第二，實行勞動改造制度。法律規定，凡有勞動能力的罪犯，必須參加勞動。組織罪犯勞動，不是為了折磨他們，也不以盈利為目的，而是引導他們養成勞動習慣，樹立勞動觀念，矯正犯罪惡習，強化組織紀律性，學會生產技能，掌握謀生手段。監獄根據罪犯體力和技能狀況，合理安排勞動，實行與社會職工同樣的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制度，執行國家規定的勞動工時制度，保證罪犯享有法定節日和休息日的休息權利。許多罪犯正是通過勞動實踐和技術培訓，成為熟練的勞動者，有的還成為技術專家和業務能手。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罪犯獲國家專利１２９項，獲地、市以上政府組織的科技評比獎８５９項，（其中國家級１１３項），完成發明創造項目４８８項，完成技術革新８９０４項。監獄給６８９６名罪犯評定內部技術職稱，并發給相應的技術津貼。許多罪犯正是由于在監獄內學會了技術專長，釋放后被社會企業聘為技術員、工程師，有的還當上了廠長、經理，被推選為先進工作者、勞動模范，從而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自立于社會，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第三，實行感化政策，讓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考慮到罪犯中３５歲以下的占８０％左右，中國監獄要求監獄人民警察象父母對待子女、老師對待學生、醫生對待病人那樣，滿腔熱情地關心他們，耐心細致地教育他們。罪犯有病，工作人員親自照料；逢年過節，工作人員與他們共度節日；罪犯思想有波動，工作人員不厭其煩地跟他們談心；改造表現好的，允許他們回家探親，或與配偶同居，等等。使他們看到希望，感到有出路，有前途。近幾年，罪犯受到表揚、記功、物質獎勵的，每年都占在押犯總數的一半以上。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罪犯獲減刑、假釋獎勵的，分別占在押犯總數的２３．６４％，２３．５９％和２４．６５％。

第四，動員社會力量，搞好對罪犯的幫助教育。改造罪犯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只靠監獄部門是難以完成的，必須依靠全社會的支持。社會參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協助監獄搞好對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從國家領導人、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社會知名人士到罪犯親屬和在社會上作出顯著成績的刑滿釋放人員，都經常給罪犯做報告，講形勢，送溫暖，提希望，使他們感到 社會的關懷，家庭的期待，從而進一步穩定情緒，樹立信心，提高責任感。二是做好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幫教、安置工作。《監獄法》規定：“對刑滿釋放人員，當地人民政府幫助其安置生活。刑滿釋放人員喪失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撫養人和基本生活來源的，由當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濟。”目前，全國有２５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由黨政領導人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幫教工作協調小組，積極幫助刑滿釋放人員解決生活、就業、婚姻、學習等實際問題，并在思想上繼續給予關心和幫助，提高他們的“免疫力”，防止走回頭路。

中國監獄通過這一系列活動，使一批又一批目無法紀，道德低下、精神空虛、愚昧無知、游手好閑的罪犯，改造成為守法紀、講道德、有文化、會勞動、懂技術的人，成為無害于他人、有益于社會的人，從而真正實現做人的尊嚴，自身的權利也最終得到全部恢復。西方有些人往往對中國改造罪犯工作不以為然，指責中國監獄強迫“洗腦”，強制勞動，是“侵犯人權”。我們不否認改造過程中需要一定的強制性，我們同時強調引導罪犯由被強制到半自覺直到自覺地改造自己。這就如同醫生治療病人一樣，醫生的根本職責是確保病人恢復健康，但在治療過程中，有時也必須采取諸如隔離、絕對臥床、禁食或忌食直至施行手術等強制措施，當然誰也不會因此而指責醫生。同樣的道理，中國監獄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最終目的正是為了使罪犯以一個守法公民的身份回歸社會，這對于他們個人及其家庭，以至對社會、對國家，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怎么能說這是“侵犯人權”呢？倒是在有些發達國家的監獄里，罪犯長年無所事事，可以不學習，也可以不勞動，逍遙自在，甚至是隨心所欲，看起來似乎享有了充分的“權利”，但回歸社會后不久又重蹈覆轍，不得不再一次回到監獄，形成囚禁——釋放——再囚禁的惡性循環，讓可貴的生命白白地消耗在獄內，既給公眾的安全造成嚴重的危害，又給自身的權利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由此，我們想起了周恩來總理說過的話：“把罪犯改造成為新人，這就是人道主義精神。”應當說，這才是對“人道主義”最精辟的闡述，最準確的界定。

中國監獄對罪犯權利的保障，從總體上講，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精神，也符合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的基本要求。但勿庸諱言，由于中國是一個基礎比較薄弱 的發展中國家，由于一部分監獄人民警察法律意識、人權意識不強，政策、業務水平不高，在罪犯權利保障方面，確實還有一些不盡人意之處，諸如：有些監獄罪犯生活較差，沒有達到規定的標準；有些罪犯的申訴、控告未能得到及時處理；少數監獄勞動條件較差，生產安全事故時有發生；個別監獄警察違法亂紀，打罵罪犯，甚至致死、致殘。對此，我們既要高度重視，又要客觀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由于監管工作人員與罪犯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監管工作人員侵犯罪犯權利的現象，世界各國幾乎普遍存在，中國也在所難免。如何評價這個問題，關鍵看三條：一是國家法律是如何規定的；二是發生案件的數量和嚴重程度；三是一旦發生這類案件，國家是如何處理的。按照這三條來評估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如果不抱偏見，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中國法律明確規定罪犯享有廣泛的權利，明令禁止一切侵犯罪犯權利的行為，并在法律上作出準確無誤的規定；在中國，侵犯罪犯權利，虐待罪犯的案件年年都有發生，但數量不多，而一旦發生，中國政府都一一嚴肅查處。我們從不掩飾存在的問題，但西方某些人士所描繪的中國監獄酷刑充斥，黑暗一片，絕對是無中生有的蓄意歪曲。

監獄管理歷來是國家的內政，體現著國家的主權。監獄人權保障理所當然也應屬于國家的主權，罪犯的權利由國家依法作出規定，實踐中發生的問題也由國家作出處理，毋需別人指手畫腳，妄加評論。我們在實踐中還體會到，罪犯權利保障不能脫離國情，不能割斷歷史，而是一個動態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盡管現階段中國監獄人權保障還存在某些不足之處，但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行刑思想，堅持正確的方針政策，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經濟的發展，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進一步加強，中國對罪犯權利的保障，也必將得到不斷的發展和完善。

轉載自《中國人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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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監獄服刑人員人權保障

監獄服刑人員人權保障

摘 要: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人類文明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監獄服刑人員的人權保障是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監獄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保障服刑人員人權十分必要且勢在必行。文章對我國監獄服刑人員人權的構成、保障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如何進一步保障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監獄；服刑人員；人權保障

引言：2004年憲法修正案寫入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從而將人權保障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監獄服刑人員作為特定的主體,一方面,它擁有未被法律剝奪和限制的一些基本公民權利以及法律專門賦予服刑人員的特殊權利,另一方面,也因為其“服刑人員”這一特殊身份喪失了一些本該屬于公民的權利,或者某些權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見,其人權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此就如何保障監獄服刑人員的人權進行了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服刑人員概念與范圍界定

服刑人員是指依法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行或者管制，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假釋和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依法被關押于看守所，監獄或者在社區服刑的人員。根據我國《監獄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監獄內執行刑罰。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罪犯在被交付執行刑罰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行。可見，“在監獄執行刑罰的服刑人員的范圍是罪犯在被交付執行刑罰前余刑超過一年的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犯罪分子。”①

二、監獄服刑人員權利的內容

關于監獄服刑人員的權利這一內容,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進行不同的分類。根據我國刑法學者屈學武教授的觀點,監獄服刑人員的權利大體可以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平等權。監獄服刑人員作為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平等權。這是由我國法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指導原則所決定的。既包括了作為 ①金鑒主編《監獄學總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83頁。自然人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權利,也包括了立法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和守法的平等。它體現了作為公民,既要平等地享有權利,也要平等地履行義務的立法精神。

2.政治權利。政治權利又稱為參政權。它是指依照憲法規定,公民參加政治生活的民主權利和在政治上享有的表達個人見解的意愿的自由權。監獄服刑人員的政治權利指的是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監獄服刑人員所應當享有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政治權利,最常見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據1983年3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的若干規定》,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監獄服刑人員可以行使選舉權,但因監獄服刑人員正在接受偵查、起訴、審判,經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決定可停止其行使選舉權。而被選舉權和擔任國家機關職務及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則由于監獄服刑人員人身自由的剝奪而受到限制,其他政治權利則處于停止行使狀態。可見,未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監獄服刑人員還是享有政治權利的,只是基于其人身自由被剝奪而暫時停止行使罷了。

3.人身權利。人身權利是公民一切權利的基礎,公民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其他權利都無法行使。公民的人身權利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與人身有關的其他權利和自由受法律保護,不得非法侵犯的權利。在我國,公民的人身權利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監獄服刑人員雖然被判處剝奪了人身自由,但是其他與人身相關的權利還是享有的。如:生命權、健康權、不受刑訊和體罰的權利、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權利、通信權、知識產權中的發明和創造中的人身權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三、我國監獄服刑人員人權保障的現狀

我國基本保障了監獄服刑人員的人權，“首先我國已基本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監獄法》為核心,并由《刑法》《刑訴法》《法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民法通則》《民訴法》等法律法規的相關內容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運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司法解釋所共同構成的法律保障體系。”②此外,還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為我國監獄服刑人員人權的實現和保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礎。其次,建立了各種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民警直接管理、深入服刑人員生活、學習和勞動三大現場、安全防范措施等,對服刑人員實行依法、嚴格、文明、科學管理,從根本上保證了監所改造秩序穩定,包括創建現代化文明監所等,為服刑人員的人權實現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②參見邵名正主編《監獄學》,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頁。

四、對進一步加強我國服刑人員人權保障的探討

服刑人員在監獄服刑期間，一般要經歷入監初期階段，監獄服刑階段和出獄前階段三階段。而服刑人員的內心轉變最關鍵的時期在入監初期階段。一般情況下，服刑人員在進行必要的入監檢查之后，都會經歷為期三個月入監教育。在這三個月時間里，服刑人員應當嚴格遵守監獄制度，認真學習監獄監規，認清自己的現有身份。“監獄獄警形象的把這些內容總結為明身份，習規范，學養成，吐余罪。”③由于入監教育是每個服刑人員進入監獄服刑的必經階段，因此，這一階段的學習與行為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這一階段最難做到的，往往是第一點：明身份。很多服刑人員雖然人已身陷囹圄，但是，對自己的現有身份不愿意承認或者是不敢承認。往往被淪為階下囚的滋味是常人難以忍受的，他們不僅僅要克服身上穿的這身囚服所帶來的痛苦，更要克服的是人在監牢，自由這一最基本權利受到剝奪之后的心靈傷害。可以說，要承認自己的身份，遠遠沒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監獄獄警要隨時關注服刑人員的情緒波動與心理變化，必要時，給服刑人員提供心理輔導與心理疏導，而不應當強迫服刑人員承認自己的身份，有損他們的人格尊嚴，如果這樣，有些服刑人員會對監獄產生逆反心理，從而極大的影響改造。監獄可以設立服刑人員心理輔導室，為他們提供心理輔導平臺，盡快轉化他們入監之后扭曲的心理狀態。

入監教育之后，服刑人員則被分到監獄之下各個班中。監獄下設若干監區，監區下設若干分監區，分監區下設若干班，每個班都有責任民警負責。服刑人員在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是參加生產勞動，表現好的服刑人員有機會加分，評選勞改分子會見家屬等。當然，這期間，也有表現不積極的甚至抗拒改造的現象出現。服刑人員積極改造的，應當允許他們參加監獄文體活動，允許他們同家屬會見通信，保障他們應有的權利，抗拒改造的，應當先查明他們抗拒改造的原因，而不應當盲目將他們禁閉或用語言傷害他們，例如，有些服刑人員是因為家人生活問題無法解決，和同監舍的服刑人員之間有矛盾或者其他影響服刑人員改造情緒的問題而導致他們情緒不穩而將情緒轉嫁于勞動改造過程中。監獄獄警應當定期做服刑人員的家訪工作，了解服刑人員的家庭情況，子女上學就業問題，父母養老安置問題，了解他們的生活所存在的困難，并且為他們解決好必要的生活費問題，勸他們不要有思想壓力，了解他們對服刑人員的需求與愿望，并定期安排他們會見，不方便會見的，為他們錄制視頻或錄音，并將這些交給服刑人員觀看和收聽，以利于他們在改造過程中能夠專心，放下思想包袱，保證改造的順利完成。

由于服刑人員長期生活于高墻內，對外面的社會完全陌生了，而他們遲早還是要走出監獄，重新生活的，因此，為避免他們長期生活在監獄與世隔絕所帶來的今后出獄后完全不適應這個社會，監獄可以決定讓服刑期間表現好的服刑人員出獄接觸社會，當然，這種接觸社會的方式是有嚴格限制的，監獄可以將服刑人 ③參見盛桂英《中國監獄工作人員分類問題探討》,《犯罪與改造研究》2003年第6期。員置于警車中，只讓他們在車內活動，通過車窗觀察外界，同時，可以為他們配備相應的心里輔導，使他們不至于對外界社會充滿恐懼與陌生，為即將刑滿釋放的服刑人員盡早回歸社會、適應社會做好鋪墊。服刑人員服刑期滿前三個月是監獄服刑的最后一個階段。這期間，監獄應當為服刑人員出獄做好必要的工作。

例如，出獄前三個月，允許服刑人員不再剃頭發，即給予服刑人員三個月的長發期，在身體上逐漸讓他們了解他們與現押犯的微妙區別。這期間，監獄獄警應當為服刑人員講解出獄后戶口落戶問題，必要時對工作問題，也給他們適當安排，因為，服刑人員出獄后會受到諸多歧視，找工作難于一般人，為解決生活困難的家庭的生存問題，可以為他們安排工作，以便于他們維持生計。服刑人員的權利，并不僅僅限于法律明文規定的，例如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依法獲得減刑權等，更重要的是服刑人員作為一個人，應當具有的權利。監獄，應當充分考慮到這些權利，并保障服刑人員這些基本權利，為服刑人員積極改造創造必要條件。服刑人員也是弱勢群體，這一點應當予以考慮。

五、關于監獄改造工作其他問題

服刑人員雖然在入監之前給國家，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但是，經人民法院依法審判之后，被羈押在監獄之后，反而身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雖然說，這是犯罪分子罪有應得，但是，在現代文明社會，不能因為犯罪分子之前所犯下的罪，就將他們所有的權利都予以剝奪，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因此，監獄獄警在犯罪分子入監之后要做的，更多的是教育，是感化，讓他們從內心上真正認識到他們所犯下的罪刑，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去洗刷罪惡的雙手，而不是報應，不是一味剝奪他們的權利，他們僅有的一點權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服刑人員也是弱勢群體，監獄應當能夠保障這部分弱勢群體的利益，幫他們實現他們應得的利益。

參考文獻: [1]金川.罪犯權利的缺損與救濟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8.[2]幕亞平,周建海,吳慧.當代國際法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3]呂世倫,文正邦.法哲學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4]王果純.現代法理學—歷史與理論[M].長沙:湖南出版社, 1995.

第三篇：中國人權保障的發展

中國人權保障的發展

摘要：人權問題是當代國際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根據長期實踐的經驗，對人權問題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并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和政策。本文通過介紹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讓大家了解我國人權的發展歷程及豐富成果。

人權是一定社會或一定國家通過法律確認的人所享有的權利的一般形式，特別是基本權利。人權不僅包括生存權、人身權和政治權利，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權利；不僅包括個人人權，也包括集體人權。（李廣民、歐斌主編：《國際法》清華大學出版社，第265頁）

中國政府和人民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長時期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在積極參與國際人權領域中的活動和對外人權斗爭中，將人權的普遍性與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觀。這種人權觀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人權普遍性的原則必須同各國國情相結合（二）人權不僅包括公民政治權利, 而且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不僅包括個人人權，還包括集體權。

（三）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沒有生存權、發展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

（四）人權是權利與義務的統一——人權是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是我國人權觀的基本原則之一。

（五）穩定是實現人權的前提，發展是實現人權的關鍵，法治是實現人權的保障——人權的實現離不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和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民主和法制的保障。

（六）人權在本質上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

（七）評價一國的人權狀況不能割斷歷史，脫離國情。

（八）對話與合作是促進國際人權發展的唯一途徑——國際社會維護和促進人權的唯一正確的途徑是對話和合作。我們主張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人權領域的對話和合作。

2008年，我們同舟共濟，全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和蔓延，促使我們更加冷靜地反思經濟發展的和諧性問題，要求我們更加全面地考慮如何通過和諧發展來實現人權保障目標。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發展是解決當代社會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實現安全和人權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在貧困、愚昧無知、環境惡化的社會中生活，既沒有安全，也不符合人的尊嚴。當然，有助于全面實現人權保障目標的發展應當是一種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而不是一種病態、失衡、充斥經濟泡沫的虛假“經濟繁榮”。一旦偏離和諧發展，人權保障的目標就很可能會落空。（羅豪才《人權保障“中國模式”》第二段）

一起公民死亡事件見證了中國人權保障走過的道路。

2003年3月17日，27歲的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廣州的街頭被收容，60小時后他死在了廣州市衛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員救治站中。孫志剛之死影響深遠，他死后三個月，18名涉案者被認定有罪，23名政府官員受到處分，施行20多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

孫志剛事件的第二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憲法，隨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決定，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6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權，促進人權事業的全面發展”被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

由“人權”入憲，進而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最后到專門的行動計劃，中國人權保障路線圖的背后，折射著人權觀的改變。

現階段，司法部建議增設20或30年長期刑逐漸減少死刑，人權專家稱最高人民法院應收回死刑核準權，高法要求保障人權切實保證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說明了中國的人權保障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完善。當然，雖然在維護和促進人權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許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繼續促進人權的發展，仍然是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

參考資料：李廣民、歐斌主編《國際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國務院《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

聯合國大會第34/46號決議（1979），35/174號決議（1980），36/133號（1980）和41/128號決議（1986）萬鄂湘、郭克強著《國際人權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羅玉中、萬其剛著《人權與法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四篇：論監獄人權保障與檢察監督機制完善

論監獄人權保障與檢察監督機制完善

監獄服刑人員作為特殊的公民群體，其應有的人權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檢察機關作為法定的監督機構，如何針對當前我國監獄服刑人員人權保障方面存在的問題，建立健全完善的監督機制，對于提升服刑人員人權保障質量與水平、構建和諧社會以及促進我國人權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當前監獄人權保障和監獄檢察監督工作的法理基礎和現狀

從國際上看，截至目前，我國已先后批準和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囚犯待遇基本原則》等20多個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國際條約和公約。雖然這些條約和公約是建立在西方罪犯人權保障的理論基礎之上的，但我們有效地吸收其合理成分，按照這些條約和公約規定的標準保障我國服刑人員人權，能夠有力地促進服刑人員人權保障理論和實踐的完善。在國內法方面，我國現行法律對監獄人權保障的規定，也遍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修正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以及司法部頒布的規章等。

當前監獄人權保障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體現在：公眾對服刑人員的人權保障意識淡薄甚至忽視、服刑人員的一些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服刑人員的部分非主體權利被忽視、監獄管理運行機制還不完善、監獄干警執法指導思想不端正等，嚴重制約著我國監獄人權的保障和監獄檢察監督工作的進行。

二、構建完善的服刑人員人權保障檢察監督機制

對服刑人員人權保障的監督主要渠道有人大監督、檢察監督、監獄自身監督和輿論監督等，但最有效、最直接的監督渠道是檢察監督，可以說強化檢察監督是確保服刑人員人權的最關鍵屏障。我就建立完善監獄人權保障提出十項檢察監督機制設想。完善監督與監管機關的工作聯系機制。從根本上講，駐監檢察并不能直接維護服刑人員的人權。最終必須通過被監督者的行為才能實現。所以，要辨證處理與監管機關之間的監督與配合關系，使監管機關的人權保障工作走上正規，并取得對被監管人監管條件的改善。駐監檢察必須加強與監獄的聯系和溝通，制定共同遵守的工作制度，對依法提出的有關服刑人員人權保障的建議和意見易于為監獄所接受。并對監獄的刑罰執行活動產生影響。使其自覺履行人權保障義務。建立和完善與服刑人員及其親屬的聯系機制。服刑人員最清楚自己的人權是否受到侵害、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所以，要建立完善諸如隨時約談、設置信箱、檢察官接待日等制度，暢通與服刑人員及其親屬溝通的渠道，經常與他們保持接觸，使他們反映的問題得到及時處置。這也可以使監獄更加認真地履行職責，加強對服刑人員人權保護工作的重視。同時，與服刑人員及其親屬保持經常性聯系，可以了解更多情況，使檢察機關監督有據，監督更加富有成效。建立人權檔案監督機制。從服刑人員入監第一天起，就應為其建立人權檔案，記錄姓名、入監時間、起刑時間、刑滿時間等情況。對服刑人員入監后的表現及應得的待遇，駐監檢察要通過完善日常監督的內容和方式，每天都要對監管場所巡視，以發現監管設施或監管活動中可能威脅服刑人員人權的隱患：實地了解他們的生活、勞動狀況，及時發現侵犯人權的情況，及時監督監獄予以糾正。并把服刑人員的人權記錄在案，通過計算機管理。每天補充、更新數據，使每一名服刑人員從入監的第一天起，其人權狀況就置于檢察機關監督之下，直至釋放。建立人權狀況評估報告機制。可以參照學習香港人權監察定期公布《香港監獄狀況》的經驗，依據法律有關規定，檢察院駐監檢察部門定期對監獄監管情況、刑罰執行情況、服刑人員人權狀況進行評估，并將評估報告提交人大或上網公布。一方面可以使權力監督部門和社會公眾及時了解監獄刑罰執行的具體情況，消除公眾對監獄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對于監獄可能存在侵犯服刑人員人權的問題受到人大和社會大眾及媒體輿論的監督，增強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建立刑罰執行同步監督機制。服刑人員人權保障是隨其改造動態變化來實現的，因此，監獄檢察監督也應該根據人權保障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實現動態監督。在現行立法的框架下，檢察機關應積極爭取同監獄就監督的意義和方式達成共識，建立隨時介入制度。對于在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中存在侵權可能的各個環節，包括入獄、出獄、計分考核、減刑、假釋、保外就醫、警械具使用、安全衛生保障等活動，檢察機關可以隨時介入調查。各級監獄檢察機構要根據網絡化建設的要求，盡快與監獄實現計算機管理和動態監督雙向聯網，實現網絡化管理和動態監督，變事后監督為同步監督、靜態監督為動態監督，走上全程動態監督的良性軌道，不斷提高服刑人員人權檢察保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健全檢察機關與監獄定期聯席會議制度。構建刑罰執行變更工作由檢察機關、監獄、服刑人員本人和服刑人員代表參加的定期聯席會議制度。由法院對服刑人員是否確有悔改或立功表現的情況進行調查核實。聽取執行機關、服刑人員本人、服刑人員代表和檢察機關的意見，并將擬定同意減刑、假釋的服刑人員名單在獄中公布。檢察機關對監獄提請減刑、假釋的案件進行審查和聽證后，制作檢察意見書，隨卷提供給法院，由法官根據聽證內容和檢察意見書作出刑罰變更的裁判，達到公開、透明、說明理由式的刑罰變更。完善檢察糾正違法和檢察建議制度。暢通派駐機構了解、掌握刑罰執行情況的渠道，明確規定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向派駐檢察部門報送相關卷宗材料，檢察機關有權主動調閱刑罰執行的全部卷宗材料，可以直接參與或列席刑罰執行機關的有關活動和會議，獲取刑罰執行的第一手真實資料，這樣，才能對監獄的執行活動提出中肯的建議，易于被監獄接受。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增強檢察建議的剛性效力，不能使檢察建議流于形式，監獄無正當理由必須采納檢察建議并對采納情況在一定期限內予以回復。建立異議協調解決機制。檢察機關與監獄是執法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對監獄人權的監督工作存在異議在所難免，關鍵是要建立有效的異議協調解決機制，為有效保障監獄人權的共同目標努力。監獄認為駐監檢察部門提出的糾正違法意見不當的，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復議。如果人民檢察院經過復議決定維持原意見的，監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請復核。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復核，作出是否變更原糾正違法意見的決定，并通知下級人民檢察院執行，建立健全駐監檢察組織管理機制。作為我國司法制度中人權保障的一項重要措施，全國所有的監管場所都設立了派駐檢察院(室)，成為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監督的觸角和傳感器。要充分發揮派駐機構檢察監督的作用，當前應當以駐監檢察機構規范化建設為契機，完善派駐機構的建制，規范監督行為，強化績效問責，進一步提高檢察監督效果。一是實行派駐任期制。以有效解決當前監獄派駐機構人員經常流動造成的監督乏力的局面。二是在物質裝備方面給予一定傾斜，并落實生活補貼、特殊崗位津貼。提高檢察干警對監管部門人權保障情況進行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三是建立健全工作考評機制和崗位責任制。通過制定目標考評辦法、派駐干警績效考評辦法、辦案責任制度、派駐檢察人員崗位職責及工作流程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在監獄檢察工作細化、量化上下功夫。將監督責任細化、量化，落實到具體的檢察人員，防止出現問題后推諉監督責任的現象，逐步增強監督者的監督意識和責任感。完善檢務督察制度。我國的檢察權是法律監督權，也面臨著如何被監督的問題，檢察機關應落實和完善檢務督察制度，探索加強內外部監督制約的新機制，一方面要加強對監所檢察部門的檢務督察。根據案件當事人申訴、有關部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對監所檢察部門檢察干警遵守各項規章制度和黨風廉政建設情況實施專門性的內部監督，提出處理建議，通過完善內部監督制約的新機制，確保檢察權的正確行使，實現檢察工作對人權的保障。

第五篇：老年人的人權保障

老年人的人權保障

對老年人的權利保障可以歸納為：第一，憲法對老年人基本權利的保障主要體現在我國憲法第44、45、49條，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老年人的退休和社會保障權；（2）老年人獲得救濟的權利；(3)老年人的醫療衛生保障權；（4）老年人的人身、婚姻、要求給付贍養等權利保障。第二，刑法特別打擊家庭成員對老年人的傷害行為，如虐待、拒絕撫養等，保護老年人的權利并規定“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來限制對老年人適用死刑；民法通則和婚姻法分別對老年人的婚姻和要求贍養扶助的權利保障。第三，我國1996年制定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專門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2年修訂通過了該法），對老年人的權利進行保障。首次將“常回家看看”精神贍養寫入條文，不常看望老人將違法。

世界上的養老保險制度有現收現付制、完全積累制、“統賬結合”部分積累制，我國現今確定的是“統賬結合”部分積累制，但是對于已退休的老人采用現收現付制，在統賬結合制下，來自企業和職工個人的當年繳費收入一部分計入社會統籌，另一部分計入職工個人賬戶。社會統籌資金由政府統一管理運用，個人賬戶基金作為個人養老儲蓄。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一部分來源于社會統籌，一部分來源于本人個人賬戶的積累。

我國養老保險主要存在轉制隱性債務

1、個人賬戶出現“空賬”、覆蓋面不夠廣、難以應付通貨膨脹等問題。對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可以參考英國，區別于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的由國家干預進行全面保障、充分就業和普遍性的模式,以及以“現代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減少社會福利待遇鼓勵私營企業參與到社會保險市場的模式的 “第三條道路”，主張逐步廢除按固定年齡強制退休的制度, 延長老年人的退休年齡,有工作能力的繼續工作,能夠為社會貢獻自己力量的人也盡量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日本推遲養老金領取年限和限制高收入者的養老金領取的方式,對于退休后再就業的老年人的養老金領取給予一定的限制,從而部分緩解養老金支付的資金問題,也使得養老保險制度更加合理。1所謂隱性債務，是指在養老金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或半基金積累制轉變過程中，由于已經工作和退休的人員沒有過去的積累，而他們又必須按新制度領取養老金，那么他們應得的，實際又沒有“積累”的那部分資金。隱性債務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應繼續付給新制度實施前已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金總額;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實施前參加工作、實施后退休的人員，在新制度實施前沒有積累的養老金總額。我國的轉制隱性債務被稱為“達摩克利斯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