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一勞動節”在的歷史變遷

“五一勞動節”在的歷史變遷

“五一勞動節”在的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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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0（查看）6 【破土編者按】“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節日，它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進入二十世紀的革命中國，見證了百年中國的歷史變遷，以及工人階級地位的起起落落。中國革命勝利后，“五一勞動節”作為勞動人民的節日成為除國慶節外中國最重要的節日慶典，是勞動人民的政治狂歡節，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而當“新時代”來臨之后，曾經代表了工人階級血淚抗爭史的“五一勞動節”卻被異化成了城市中產和商家的消費狂歡節，它的政治意義和內涵便被消費主義文化解構了。

國際勞動節又稱“五一國際勞動節”、“國際示威游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者May Day)，是世界上80多個國家的全國性節日。定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共同擁有的節日。1889年7月，由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在巴黎舉 行代表大會。會議通過決議，規定1890年5月1日國際勞動者舉行游行，并決定把5月1日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作 出決定，將5月1日確定為勞動節。1989年后，國務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每次表彰3000人左右。

五一勞動節源于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罷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二十一萬六千余名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過艱苦的流血斗 爭，終于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第二國際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這一決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國工人的積極響 應.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率先走向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游 行，以示慶祝.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在恩格斯組織召開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簡稱“五一”。這 一決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國工人的積極響應。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率先走向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 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游行，以示慶祝。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五一”勞動節“

中國人民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可追溯至1918年。這一年，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杭州、漢口等地向群眾散發了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傳單。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出版。發表蔡元培“勞工神圣”的題詞、孫中山“天下為公”的題詞和李大釗的《“五一”運動 史》、陳獨秀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等文章。同時，還登載了《旅法華工工會簡章》及唐山、山西、長江等地的勞動狀況調查。

5月1日，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各工業城市的工人群眾浩浩蕩蕩地走向街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集會。李大釗專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 《“五一”運動史》，介紹“五一”節的來歷和美法等國工人紀念“五一”的活動，號召中國工人把這年的“五一”作為覺醒的日期。陳獨秀也為慶祝這個節日發表 了《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一文，揭露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真相。陳獨秀又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作了《勞苦者的覺悟》的演說，闡明了“勞動創 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的觀點。當天各地工人和知識分子共同集會。在上海，陳獨秀指導下，5000多名工人召開了由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等7個 團體聯合籌備的世界勞動紀念大會，陳獨秀當選籌備大會顧問。紀念會上，各界代表發表演說，工人提出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教育的“三八制”要求，并高呼“勞工萬歲”、“中華工界萬歲”等口號。會后，發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國勞農政府的通告。《新青年》紀念專號還刊登了李大創的《五一運動史》、、陳獨秀的《勞動者底覺悟》、《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等重要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十多個城市和地區工人現狀的調查報告。在北京，李大釗 領導了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紀念活動。北京大學學生在這一天罷課，《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出版了“勞動紀念號”。學校內召開了500多名校工和學生參加的紀念 大會，李大釗到會講話。何孟雄等8名北大學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傳，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喚起工人為反對剝削、爭取自身權利而斗爭，被巡警拘捕。鄧中夏到北京長辛店，向鐵路工人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并發表講演。這是中國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 動節。

1921年 “五一”前夕,在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鄧中夏等人創辦的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里,工人們學唱《五一紀念歌》。其歌詞是:“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熱血, 為他犧牲,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掃除凈,記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紅旗飛舞,走光明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富貴賤,責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齊進取。”這首 雄壯有力的歌,是由長辛店勞動實習學校的教員和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共同創編而成的。

50年代：“五一”游行成為節日主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將5月1日定為法定節日，全國放假一天。每年的這一天，舉國歡慶，人們換上節日的盛裝，興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園、劇院、廣場，參加各種慶祝集會或文體娛樂活動，并對有突出貢獻的勞動者進行表彰。

1950年5月1日，新中國第一次在北京舉行全國性的慶祝“五一”節活動。這天，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群眾集會游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游行隊伍。這種慶祝形式，一直延續到1959年5月1日。

1950年4月29日下午，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在北京召集了4500余人的干部紀 念大會。大會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劉少奇在會上了作了長篇講話，他強調：“我們現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第一個‘五一’勞動節，我們是感到十分興奮 的。……‘五一’勞動節已被中央人民政府訂為國家最重要的合法節日之一……這就是說，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從有史以來才第一次在自已政府的保護之下，在自 由歡樂的情景之中，慶祝自己的節日。”

從1951年開始，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五一”節都貫穿群眾游行活動。1951年5月1日，首都八十余萬人大示威，毛澤東主席等黨和國 家領導人檢閱群眾隊伍，雄壯的抗美援朝歌聲和口號響遍大地。從1952年到1956年每年“五一”都舉行了五十萬人游行集會。1957年5月1日，五十萬 人游行主題是“慶祝五一，迎接整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和勤儉建國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等蘇聯領導人應邀出席活動。1958年5月1日對天安門廣場來講是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首都五十萬人民不但進行“思想 大檢閱，干勁大檢閱”而且還迎來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落成。1959年5月1日，首都五十萬人舉行大示威，在歡慶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同時，“反對帝國主義 和外國反動派策動的西藏叛亂，反對干涉中國內政!”

60年代—70年代：帶有鮮明政治烙印的慶祝活動

1960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擴大慶祝辦法的通知》，決定從1960年5月1日開始，紀念“五一”的慶祝游行 采取擴大分散舉行的辦法，即在每個城市中分別在幾個、十幾個或幾十個場所舉行集會游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改變了過去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只在天安門城 樓上檢閱游行隊伍的形式，一部分在首都與北京人民群眾歡度節日，另一部分到外地與各地人民群眾歡度節日。這種慶祝活動，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

1960年，毛澤東在天津，劉少奇在成都，周恩來 在貴陽同各地群眾聯歡。天安門廣場游行活動僅有朱德、宋慶齡、鄧小平等領導人參加。1961年，天安門的集中游行活動也改為群眾各處慶祝活動。1962 年，慶祝活動改為集中在夜晚舉行，當年舉行了焰火晚會。1963年、1964年和1965年，舉行的都是常規活動。1966年5月1日晚，劉少奇邀請以謝 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這也是劉少奇最后一次在“五一”節登上天安門。

1967年的“五一”，“文化大革命”已經全面爆發。1967年5月1日，毛澤東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車來到了勞動人民文化宮，后又來到中山公 園。所到之處“頓時沸騰起來，無比幸福的暖流涌上人們的心頭，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云霄。”晚上，毛澤東與林彪等領導同志又與群眾一起歡度“五一”之 夜。之后的1968年、1969年、1970年和1971年所舉行的慶祝活動大體相同。1971年5月1日晚，毛澤東、林彪等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 王等參加慶祝晚會，這也是毛澤東和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4個月后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從1971年5月1日以后，毛澤東再也沒有走上過天安門城 樓。同年國慶節天安門也沒舉行慶祝活動，自那以后，每年兩次的天安門前的慶祝游行活動就此停止。1972年到1976年的“五一”歡慶活動也都改為在首都 各處分別活動。

1977年5月1日，迎來了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人民日報》稱“北京大街小巷歌聲飛揚，家家掛紅旗，人人心歡暢。” 華國鋒、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勞動人民一道游園聯歡。1978年以后，“五一”勞動節白天的集會、游園、慶祝等活動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晚間的 首都文藝晚會。據《人民日報》報道“文藝工作者激情滿懷，放聲歌唱，翩翩起舞，熱情歌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歌頌英明領袖華主席，歌頌黨的十一大路線。《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歌唱華主席》等一曲曲頌歌在大廳里激蕩，使人們倍感親切;與觀眾久違的優秀傳統劇目京劇《三岔口》重新出現在舞臺上。”同時，1978年鄧小平復出后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出席文藝活動。1979年、1980年和1981年，華國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出席了慶祝“五一”節聯歡 晚會

改革年代：“勞動節”的消費主義異化

1999年9月，國務院改革出臺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五一”法定節日加上倒休，全國放假7天。從此，五一“黃金周”掀起的旅游消費熱成為中國經濟生活的新亮點，假日經濟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新話題。在此情況下，曾經代表了工人階級血淚抗爭史的“五一勞動節”異化成了城市中產和商家的消費狂歡節，它的政治意義和內涵便被消費主義文化解構了。而在這種現象背后，則是工人階級根本政治地位的變遷。

1950年5月1日，首都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游行，慶祝新中國的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圖為朱德、劉少奇、毛澤東、周恩來、李濟深(前排左起)等在檢閱游行隊伍

1955年5月1日，劉少奇、毛澤東、朱德、陳云、彭德懷(前排右起)等在天安門城樓上

1956年5月1日，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游行隊伍走過天安門廣場

1960年5月1日，鄧小平、習仲勛、李富春、李先念、賀龍(右起)等在頤和園參加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游園活動

1962年5月1日，宋慶齡在北京景山公園和少年兒童一起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

1963年5月1日，董必武和來華參加“五一”慶祝活動的朝鮮法律工作者代表團團長樸世昌(坐者前左二)等國際朋友和首都勞動人民、少年兒童在中山公園歡度節日

1964年5月1日，周恩來、彭真等在北京景山公園和少年兒童一起觀看文藝演出

1973年5月1日，朱德、李富春、陳云、徐向前、聶榮臻(前排右起)等參加游園聯歡

第二篇：如皋歷史變遷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為九州時，將江海大地稱為“揚州”，“揚”為“蕩”，水草蕩蕩之意。入夏以后這里成為統一的奴隸制國家的一個部分，到周朝時稱這里為“海陽”，屬吳國管轄，都城在今蘇州；春秋時期，“如皋”開始從“海陽”的東南部海里“長”出來，齊國“總理”賈大夫72歲時以權謀私，娶了16歲的青春美少女為妾，結婚后人家身歸他而心不歸他，成天悶悶不樂，一次公費旅游時將她帶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帶的江邊上拚命射殺野雞，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載入《左傳》，但只是吳國“會鄖”鎮（今海安立發鎮）治下的一個小漁村；戰國時吳王夫差為了攻打衛國（在今河南省）在“海陽”挖“邢溝”（今大運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師從長江直接進軍；后吳國為越國滅，這里又屬越國，越國又為楚國滅，這里又屬了楚國。

秦朝時廢揚州，將這里劃屬九江（今江西），后又劃屬東陽（今山東）。漢朝時劉邦將這里封給吳王劉濞，更名叫“海陵”，到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國家中央政府才開始在這里設立第一個縣級行政機構——海陵縣，隸屬臨淮郡（今淮陰），始建海陵縣城（今泰州海陵區）。東漢末年，因海水泛濫淹沒海陵縣城，曹操挾天子，下令搬遷居民去邗江（今揚州），廢除海陵縣的行政建制，海陵以東（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國時這里屬吳國，孫權在這片肥沃的空地上養馬，形成了這片廣漠的土地上許多與馬有關的地名，如“白馬”（今靖江縣城南部）、“馬塘”（今如東縣馬塘鎮）、“馬陵”（如皋縣馬塘鄉），負責作戰指揮的吳國大司馬（中央軍委副主席）呂岱將軍常駐在這里與馬為伍，依軍隊建制劃分地塊屯田養馬，每50人為一個屯，分田5千田，養500匹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萬畝，分成800個屯，動用軍民4萬人，養馬40萬匹，由于當時馬匹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相征，組織一次大型戰爭大約要損耗、淘汰5至8萬匹成年、健壯的良馬，為東吳迅速強大、最終能的鼎力三國作出了偉大貢獻。當時為了保密，將“屯”寫成“邨”字，讀“村”，這個字成為當時政府、軍民使用最多的一個字，演化為“村”的異體字，在東吳故土上流傳沿用很久。

呂岱養馬成功后，向孫權申請重建海陵縣，孫權批復，讓他兼任海陵縣第一任縣長，退休后舉家搬離海陵縣城，定居到高陽（今如皋市林梓鎮），帶領并傳授子孫做木工活，種梓樹、打家具，幾年后梓樹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為紀念他重建海陵縣，泰州有呂岱廟，如皋有呂岱祠（原北門航運公司處），如皋今有“大司馬路”（從陸橋小學到麗都大酒店）。

正是因為有了這段廢縣移民、屯兵養馬的歷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陰、張家港，西起安徵境內，東到海邊）遺留了許多與軍隊有關的方言及風俗，如尊稱別人的丈夫為“男將”、尊稱別人的老婆為“女將”；吃飯時不許將筷子豎插在飯菜上，因為這是軍中、及地方百姓為開赴前線、上陣殺敵的將士們送行時的禮儀，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來不打仗時，紀念陣亡將士也用這個禮儀，至今一些農村供祖宗時還沿用這個禮儀，從而產生一項忌諱，平常吃飯不許這樣搞。呂岱將軍還規定，農歷七月半集中祭奠陣亡將士、向其家屬發放撫恤金，每到這天各屯都要認真操辦，不得有誤，違令者斬。

東晉義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縣為海陵郡（相當于地區級），下設建陵（今邗江）、寧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臨江（老石莊鎮，在今石莊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濤（今白蒲）五縣，隸屬南兗州；50年后如皋縣政府遷往發揚（今立發，發是開始的意思，表示這里是揚州的開始，是今天所說的“發揚”一詞的源詞）。南北朝時，北周王朝宣布蒲濤縣并入如皋縣，縣政府回遷如皋（今如皋）；臨江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在曲塘。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廢郡，降級為海陵縣，建陵縣并入海陵縣；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縣，并入寧海縣，縣政府從曲塘遷發揚。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縣稱吳陵縣，撤消寧海縣，并入吳陵縣，縣政府從發揚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吳陵縣恢復原名海陵縣，分為東西南北四個“鄉”（相當于現在的區），“鄉”下設“場”（相當于現在的鎮），“場”下設“莊”（相當于現在的鄉）；其中“東鄉”下設“如皋場”（今如皋），后改為“如皋鎮”。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縣為泰州（副省級），泰州之名由此開始，下轄海陵縣；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縣的東鄉為興化、如皋兩縣，重建如皋縣。

后周時，全國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劃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個行政建制，作為軍事州，駐軍、種田、勞教貪官污吏和發配充軍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種官職，叫“通判”，相當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屬的國家級“農場”，明朝時，遷都北京，中央政府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開辟了一個國家級“農場”，仍叫“通州”，而沒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為區別兩個通州，分別冠以“南直隸通州”、和“北直隸通州”，簡寫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這個叫法，但取消了兩個通州的軍事州建制，開辟了東北寧古塔為勞教貪官污吏及發配充軍的國家級“農場”，兩個通州成為普通州衙。民國初年廢府裁州，兩個通州全部降級為“通縣”，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縣”。“南通”一詞正式成為地名出現在中華民國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區以東約3平方公里的地塊上遺存一種奇怪的方言，即不屬西北部的江淮語系，也不屬東南部的江南語系，這在全國十分罕見，它們是后周及宋元明四個朝代從全國各地捉來胡擄、當兵、充軍的人及其家眷長期生活而遺傳、融合的一種特殊語種。

宋初，長江南漲北塌，黃海西漲東塌，老石莊鎮被江水沖毀后沉入江底，石莊人一再北遷，一直動蕩了近一百年，遷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莊位置上安定下來，百年間如皋縣政府一再投資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請來京城的道士采來幾塊泰山巨石，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邊，滔滔江水還是吞沒了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塊巨石時才不漲了，這塊巨石成為石莊的福音，人們為它砌廟建園，常年供奉，后來廟廢，被政府占用，至今這塊石頭還立在石莊鎮政府大院中。

過去老石莊鎮南邊20里有一座深紅色的麻石山，叫蝦蟆山（摩訶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長江的北岸，唐朝時，揚州的鑒真和尚、日本的圓仁和尚、碎葉（前蘇聯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的僧伽和尚都駐足登山過，鑒真和尚還把它繪入地圖帶到日本，圓仁和尚將它寫進入唐游記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澤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蝦蟆山、狼山修煉，后來下落不明，傳說得道升天，被尊為“大圣菩薩”，泗州、泰州、如皋、蝦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廟供奉他，康熙年間泗州城沉入洪澤湖底，傳說就是大圣菩薩發怒，以大圣廟門口石獅子眼睛流血為約，下達淹城計劃的。

長江北侵、老石莊北遷后，蝦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壯觀，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過，石莊北遷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間長江北岸開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間江岸向南漲20里，出現了“永安沙”、“又來沙”、“二百畝”、“頭案”、“二案”、“三案”．“四案”、“頭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與此同時，江南也開始退潮成沙，在蝦蟆山南邊10里江中長成一片沙洲，石莊人紛紛渡江遷往沙洲圍墾種田，漸成村鎮，自稱“石莊”，歸屬如皋，縣政府稱它為“沙洲”。

光緒年間沙洲與常熟、江陰長成一片，常熟、江陰、靖江三縣與如皋爭搶沙洲土地，后經江蘇省政府裁定：如皋地處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將沙洲劃入常熟。宣統元年，沙洲向北漲了15里，蝦蟆山離開江中，成為距江南岸邊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沒，只剩了30多米高。為了北渡方便，首墾沙洲的“石莊人”在蝦蟆山以北江邊駁岸建港，分別有蝦蟆港、段尾港、張家港。

1948年沙洲從常熟劃出，成立“沙洲縣”，隸屬蘇州，1958年沙洲縣政府下令開山取石，拆了蝦蟆山上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大圣廟，炸了山體，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畝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頭，填沙造田，歷時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載歷史的蝦蟆山從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縣建市，以江邊的張家港為名，取名“張家港市”。至今“張家港”附近還有幾個村鎮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稱石莊人，沙鋼集團黨委書記沈榮慶說他的祖上是石莊吳窖一帶的，對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開發中，他投資在如皋港開發區建沙鋼集裝碼頭。

元朝時，泰州一度為也成為軍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國設28個“路”（相當于現在的省），這里改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復稱泰州，劃屬江南道（今蘇州）管理，下轄海陵、興化、如皋、江都；明朝時改江南道為蘇州府（省級），泰州隸屬蘇州，下轄各縣不變；清朝時合并蘇州、江寧兩府，各取一字合稱“江蘇”省，江蘇由此得名，泰州下轄各縣不變；清乾隆間分興化的東鄉為“東臺”、“鹽城”兩縣，隸屬泰州。

民國建立，裁府廢州，泰州改稱泰縣（縣級），縣城在泰州城，下轄各縣全部歸江蘇省政府直管。抗日戰爭中，江蘇省政府從蘇州遷往泰縣黃橋鎮，新四軍包圍黃橋，圍繞黃橋建立了五個“縣”，其中在泰縣境內成立“泰興縣”（宣家堡）、“泰東縣”（今海安）、“紫石縣”（今營溪）三縣；在如皋縣境內成立“如西縣”（今江安），在靖江縣境的季市鄉成立“靖江縣”與此同時，在東臺縣境內成立“大東縣”，后更名 “大豐縣”；在如皋縣東部建“如皋縣”（今丁堰）；在南通縣境內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解放戰爭后期，“紫石縣”攻占海安，更名海安縣；“泰東縣”攻占泰州城，更名泰縣，后泰州縣城成立泰州市（縣級）作為泰州專區所在地，將泰縣縣政府遷往姜堰，將“泰東縣”曲塘以東劃給海安縣。“如西縣”攻占如城，民國如皋縣政府逃往李堡，“如皋縣”縣政府隨之從丁堰遷往李堡與之作戰，后又遷往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東縣，同時如西縣更名如皋縣，將民國如皋縣的鄧元、戴莊、袁橋、夏堡、搬經劃給泰興縣，屬泰興縣“城西區”；將原如皋縣的立發、葛橋、柴灣、新民、宏壩、東陳一線以東劃給如東縣，屬如東縣“城東區”；將原南通縣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華、勇敢、龍舌劃歸如皋縣，屬如皋縣“天生港區”，后更名為平潮區。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屬蘇皖邊區第一行政區，5月1日，蘇皖邊區第一行政區在泰州成立“蘇北泰州專區”、在如皋成立“蘇北如皋專區”，如皋專區下轄東臺縣、大豐縣、如皋縣、如東縣、海安縣、南通縣、海門縣、啟東縣；1950年成立南通市（縣級），南通縣遷往金沙，如皋專區遷往南通市，更名南通專區；同時建立揚州專區、鹽城專區，將泰州專區邗江、江都兩縣劃歸揚州專區；將如皋專區東臺、大豐劃歸鹽城專區；昔日地面廣闊的“泰州”成了一塊窄長的地塊。

1950年泰興縣歸還“城西區”給如皋，成為如皋縣城西區。

1951年劃出如皋縣平潮區、薛窯區、石莊區，南通縣唐閘區、靖江縣西來區，合并成立“通如縣”，縣政府駐薛窯，劃薛窯以南至江邊碾砣港為“城區”，下設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張黃港等沿江客運、貨運碼頭，以及內河運輸、灌溉港閘，開發江中沙島圍墾建設，建立長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為蘇中、蘇北軍事防備、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縣”建設，唐閘區劃回南通，平潮區、薛窯區、石莊區劃回如皋，西來區劃回靖江，而“通如縣”的“城區”因為已經投資建設，砌好了縣委縣政府大院、邊防公安局、軍分區、糧食局、港務局等辦公用房、大型倉庫及宿舍，不便歸還給如皋白白浪費，于是劃屬南通專區直管，成立“薛窯農場”，與如皋縣平級。

同年底，將“通如縣”港口城市計劃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實，著重開發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縣劃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線給南通市，如皋縣歸還平潮區除九華、龍舌、勇敢三鄉之外的地區給南通縣。

與此同時，將如東縣的柴灣、新民、宏壩、東陳、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劃歸如皋縣；將如東縣的李堡、西場、洋蠻洋、立發、新生、壯志劃歸海安縣；將東臺縣的白甸、瓦甸、古賁、仇湖、角斜、老壩港劃歸海安；從而使海安縣成為一個“大縣”。

1950年泰州專區與揚州專區合并為“泰州專區”，專署駐泰州市（縣級），下轄泰州、揚州兩市及泰縣、泰興、靖江、江都、興化、高郵、寶應、儀征，六合9縣。同年將江蘇省劃分為上海、南京、蘇南行署（蘇州）、蘇北行署（泰州）四個省級單位，揚州市從泰州專區劃出，由蘇北行署直管，泰州專區轄1市9縣。1953年蘇南、蘇北、南京三個省級單位合并為江蘇省，上海脫離江蘇省升為國家直轄市，泰州專區遷往揚州，改稱揚州專區。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縣級）改為省轄市（地級）。1958年7月泰州市改為地轄市（縣級），屬揚州地區。1950年5月8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縣，至同年10月7日分開。1959年1月9日泰州市（縣級）與泰縣合并為泰州縣，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開。以上兩次合并縣政府均駐泰州城。1983年1月，江蘇省實行市管縣體制，泰州市（縣級）屬揚州市。1995年泰縣撤縣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三篇：漢正街的歷史變遷

漢正街的歷史變遷

歷史的變遷，時代的更替，漢正街猶在，不過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墻灰瓦”，只是朱顏已經改變了。500年悠悠歷史，大江東去浪淘盡，漢正街卻沒有沉寂在歷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嶄新的面貌不斷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漢正街不過是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街，是一條與漢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來經過明、清兩代的發展，它逐漸形成玉帶門、楊家河、武圣廟、石碼頭、永寧巷等若干個方向的“正街”。

漢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漢正街的居民。一條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續了原始住民的商業傳統。早期的商人中流傳著“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錢備小舟”的戲言。漢江沿岸的碼頭眾多，水運通達，被冠以“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行，萬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鬧非凡，成為內接荊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陜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時之間人們紛紛涌入慕名而來。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漢正街成為著名的貨物集散地，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終于成為了“漢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曾經一度經濟活躍、市場繁榮的漢正街在政治暴風雨中沉寂了。歷經幾百年的漢正街個體市場搖搖欲墜，呼啦啦大廈將傾。漢正街只余下少數幾家國營商店和合作商店，幾家國營工廠和合作工廠，悠悠歷史的商業街“漢正街”終于變成了冷清蕭條的居民區。

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務院發了一條通告，各地可以恢復和發展農貿市場。為了響應國務院的號召，國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區的工商局長到東湖賓館開現場會，商議之后經濟的發展方向。從此漢正街被中斷的商業傳統得以回歸。

厚厚的迷霧籠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個中國上空，身處迷霧中的人們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個方向前行。然而漢正街率先響應發展經濟的號召，提出恢復小商品市場，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打破計劃經濟在流通領域的體制束縛。1979年，武漢市政府決定恢復中斷了漢正街數十年的自由商貿傳統，重新開放小商品市場。103名待業青年和社會無業人員工商登記，漢正街迎來了國內首批個體經營者。他們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著石頭過河。

鄭舉選第一個站起來成為最早登記的個體戶。身有眼疾的鄭選舉并沒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歲的鄭舉選已經投入了千軍過獨木的商人隊伍，成為眾多商人大軍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販。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終在漢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為漢正街里有名的商戶。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政府縮緊了經濟政策，個體經濟難以融入集體經濟的發展，暫時終止了個體私營經濟。鄭舉選作為漢正街最知名的資本主義尾巴，被劃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單中，從而進入“學習班”學習。一年后的鄭選舉出來了，面對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養家的重擔扛上肩，改行在利濟南路賣起了冰棍。鄭選舉借此地“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干起了小百貨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以后，國家允許地方發展農貿經濟，各個省、市面還在猶豫不決，武漢政府卻大膽的提出發展個體經濟。有利的經濟政策出臺，似乎預示著市場應該朝大家期盼的方向發展，但是時值風云變幻的多事之秋，還存在很多的不確定因素。在這樣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鋼絲，必須要事事小心、步步為營。即使整日提心吊膽的做生意，不過依然難逃被抓的命運。

1978年的一天，鄭選舉的家和其親戚的家同時被抄，當時抄出價值幾萬元的貨物，在當時的年歲里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因此鄭選舉被關進了監獄。審訊人員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買貨或者供貨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議，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沉默，一人攬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個月，本有眼疾的他視力下降的越發厲害了，最后右眼徹底失明。從此，五顏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鄭選舉被釋放出獄。眾人欽佩他具有一種寧愿犧牲自己也不牽連他人的義氣，尊稱他為“盲俠”。

歷來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輕情的勢力小人，對他們嗤之以鼻，輕視并且不齒于人前；然而“盲俠”鄭選舉的重義望利徹底顛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為一批同樣注重朋友之情的“義氣”商人正名。因為鄭選舉的“義”不關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處的利，更無關乎想要贏得眾人稱贊的虛名，只是憑著自己的一顆良心做無愧于自己無愧于天的事。正是這樣的一個有良心的商人，引領了一群有情義的追隨者，在無情的商戰中演繹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義。

經過時代的洗禮，他現今儼然成為了漢正街街知巷聞的知名人物，也創造了自己的財富神話。他和“儒商”王任昌成為了漢正街永恒不滅的傳奇。

20世紀40年代，與百年老店謙祥益綢布店并重的王潤記紗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讀三國，經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間被認定為需要接受黨和人民教育的“工商業兼地主階級”。他的大兒子王任昌進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剝削階級”的家庭讓他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幾進幾出監獄，雖然歷經磨難，但他依然保持著帶著鐐銬跳舞的生活熱情。

20世紀80年代初，盡管出臺了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但文革沒有過去多久，很多人都擔心會重蹈覆轍，作為“103將”中的王任昌也憂心忡忡。他與弟弟在漢正街一起經營一家店鋪，雖說生意做得紅紅火火，賺了不少錢，但是一種無形的力始終控制著他們，使他們沒有足夠的底氣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們一邊靜待政策環境的好轉，一邊觀望市場的動向。

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促進整個大環境的好轉。武漢政府為了鞏固、擴大漢正街的市場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有利的經濟政策來刺激市場的運作。王任昌開始清楚的意識到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個體經濟以勢不可擋之勢席卷而來，徹底的擊脆了初期的猶豫彷徨。他開始放開手腳大干起來，熱火朝天的經營自己的事業。沒有后顧之憂的漢正街商戶個個士氣高漲，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罷休的氣勢。

漢正街起死回生，經濟逐漸的發展起來，人民爭先恐后的涌入漢正街，1983年，個體經營人員由最初臨時湊集的103人擴展到991名，他們在1600多米長的漢正街上擺攤經營，日日生意紅火，熱情招攬來自四方的顧客；銷售額也首次突破了億元大關，振奮了全國人民，其他各個省份地區也爭相效仿漢正街，發展個體經濟，漢正街一時成為各地的學習標兵。

1988年，武漢政府大膽的圈出漢正街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試驗田”。作為經濟改革實驗區的漢正街，個體戶們開創了“前店后廠”的家庭工廠發展模式。武漢人民首創的發展模式豐富了小商品市場的經營范圍，使漢正街不再局限于只發展小商品貿易，擴寬了漢正街的發展的廣度。

1990年，漢正街第一棟專業市場——漢正街服裝交易大樓竣工，成為漢正街在專業化經營道路上的成功嘗試，預示了漢正街今后的規模化發展，而且提升了整條街的檔次。同年，拍攝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說《曲線人生》的電視連續劇《漢正街》，紅遍大江南北，從此“漢正街”家喻戶曉。電視連續劇《漢正街》完整的記載了武漢個體經濟的發展歷程。漢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詞“小街上的人走路越來越匆忙”一樣越來越精彩。

2000年，漢正街被武漢市政府重新定位為商貿購物旅游區，先后得到龍騰、春江等五大開發商近50億的資金用來打造漢正街，建成漢正街第一大道、暨濟商城、漢正街品牌服飾批發廣場等多功能、高檔次的大型商場和特色街區。

漢正街從原始的小百貨，發展到具有服裝、副食、家電、鞋類、塑料、文化用品等10個專業大類10萬多個品種的大市場。漢正街的商品輻射范圍擴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華中、華北大片區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場。業界權威人士透露，聯合國已在漢正街設立了中國第二個采購點。

伴隨漢正街進入快速發展期，商品銷售額不再是1982年的一億元收入，銷售記錄多次被改寫，在2004年又一次創歷史新高突破200億大關。漢正街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引領全國大小街市，成為當之無愧的首腦，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稱。

在一個商業時代，一個地區必須時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覺才能夠在市場中領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國青年報》的文章說：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的高速發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極度輝煌之后，漢正街開始走下坡路。雖然漢正街市場規模比原先擴大了6倍，但稅收增速卻在下降，交易額從全國十大小商品批發市場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兩年，漢正街個體經營戶數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遞減。漢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個。漢正街上的貨品質量沒有保持以往的水準，所以大多數武漢人如今不去漢正街購物了。

難道武漢人樂于見到漢正街的衰落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漢正街的衰落已經成為鐵板定釘的事實，不容人懷疑。

漢正街源于河運，也終結于河運。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陸續修建的碼頭，便捷的河流運輸，低廉的運送費用，商人樂于接受；現代的街市多數是依據便利的馬路交通來鋪設，車流的通達可以節約大把的時間，對于視時間為金錢的商人來說就算是賺錢了。真正就是這陸上交通問題成為漢正街發展的硬傷，百年老街正遭受著現實的殘酷考驗。

在武漢讀書的幾年里，我多多少少去過幾次漢正街。漢正街作為大型的批發市場，每天有著成千上百萬計的貨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卻不寬廣。

漢正街的街頭有很多的推車工，他們每天都推著沉重的貨物到指定的送貨地點。一路上，他們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閃躲靠近的人，以免貨物受損。漢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擔工，他們全靠這根扁擔養活。扁擔工們不管貨物有多重都扛上自個兒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時如金的漢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車代步，但是漢正街里沒有專門的停車場，它們只好被隨意的停靠在馬路邊，車輛橫七扭八的霸占著本不寬裕的空間。最為可憐的要數行車在其間上的車輛了，以緩緩的速度向前爬行，甚為艱難。這樣的情形是漢正街每天的必備功課，可想而知大型的節假日該是什么狀況了？

漢正街分工明確，同類商品聚集在一起銷售。“集生產、生活、儲存”為一體的獨特經營方式，有的商鋪老板嫌回家吃飯太過麻煩，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飯來。門外的一側鋪放了許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側架起了鍋碗瓢盆。

漢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夾雜商業用途的樓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則布滿了林林總總的商鋪。一家店鋪緊挨著另一家店鋪，昂貴的地價使得在相鄰店鋪間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視為浪費的可恥行為。有的樓房年代久遠，電線老化，承擔不了太大的負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戶把塑料玩具、工藝品市場設置在樓房里。

不論是在自家的小店鋪里生火做飯，還是漢正街的歷史遺留問題，都為火災的發生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歷年來漢正街多次發生火災，消防官兵只要談及漢正街發生火災就“聞火色變”。

在過去的幾年里，流傳著一條眾人爭論的消息“武漢市政府要把漢正街搬遷到漢口北”。聽說這條消息之后，漢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憂，有的怒。這條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們暫且不提。眾所周知，漢正街和漢口北分屬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轄，在遷與不遷間存在太多的利益問題。

2010年8月，漢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關系的商戶，邀請了社會上知名的專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員，集體開了一個漢正街論壇發布會，為漢正街要搬遷的言論辟謠，同時規劃了漢正街未來20年的藍圖，并提出投資700億整頓漢正街提升漢正街的形象。這個新聞發布會有利的打擊了漢口北，告訴準備投資漢口北的人：漢正街會永遠屹立不倒，就算再破舊，也不會讓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區拿出了二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上進心開始大力整頓漢正街，擴寬馬路，改善市場內外的環境，遷走客運站，搬遷漢正街倉儲，斥巨資興建大型批發市場。硚口區這一系列的強硬行為告訴對手：我們不會認輸。

另一頭，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漢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場群的修建分秒必爭，工地通宵達旦，不分晝夜的加班加點。為爭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場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資金額不斷加大。為了配合漢口北，黃陂區政府也十分豪氣的投擲十幾億，自掏腰包開通輕軌，預計趕在2013年底前開通5.8公里的一號輕軌三期至漢口北。

雙方的拉鋸戰正式展開，由最初的爭斗升級到政府戰略上，誰也不打算服軟，死磕到底。

硚口區未來總投資大概700億用于改造、規劃漢正街，而黃陂區也預計投資600億左右來規劃漢口北。這就是說兩大市場總共投資大約1600億在無法確定的未來十年。武漢未來的商貿潛力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而兩地的意氣用事只會加大未來的風險，誰也不知道投入的錢能否賺回來。這個賭博，誰也輸不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場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幾百億誰能為它買單？是政府？還是普通老百姓？

漢正街未來的出路在哪？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還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這需要漢正街人好好的權衡。如果不再糾結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擴展視野，放眼世界，漢正街能不能迎來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應該向老前輩“鄭選舉”、“王任昌”們學習，鳳凰涅槃，在艱難困苦中依然傳承了漢正街的經商傳統，也讓漢正街在時代的新一輪轉變中得到自我救贖，贏來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漢正街人還陶醉在歷史輝煌中時，殊不知，他們已經慢慢敗下陣來。歷史的云煙，時代的更替，漢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掛上陣打響新的商業戰役。如果不想漢正街的歷史停留在今時，我們何不放下成見，學習浙江的義烏，江蘇的常熟，好好的經營各自的生意，實行產品差異化經營，各自發展各自的商貿客戶，相互扶持，榮辱與共。何愁不能再次奪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四篇：吉祥物的歷史變遷.

吉祥物的歷史變遷 吉祥，好運之征兆，祥瑞，吉利；幸運等。古籍《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

吉祥物是人類原始文化的產物，是原始的人類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形成的人類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人類首先以生存需要為中心，而在發展過程中自然就形成趨吉避邪的本能觀念。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我們的祖先創造了許多用以祈求萬事順利的象征物，而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們便稱他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們在事物固有的屬性和特征上，著意加工而成，用以表達人們的情感愿望。由原物發展成為富于吉慶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種多樣，因此，我國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從這些吉祥物中，我們可窺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們共同珍視的事情。

各種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蘊，可謂意趣無窮。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實用價值等屬性，予以放大或延長，使之具祥瑞的涵義。吉祥物的這種演化特征我們稱之為屬性延長性。以椿樹、萱草、芝蘭、磐石和竹這“五瑞”為例，莊子說過“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唐朝詩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滿頭”的詩句，因椿樹的壽命長，人們便把椿樹比作父親，稱“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長壽。

“諧音取意”是中國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民間吉祥物更是忠實地運用了“諧音取意”的原則。以“如意”為例，它是我國特有的吉祥物，本為軍旅器物，后漸成民間的“爪杖”，即搔癢工具。若在一個瓶子里插上如意，即為“平安如意”。如以兩個柿子或獅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畫上童子騎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與荷花，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則是如意與柏樹和柿子的組合。很多民間吉祥物的形成還具有傳說附會的特征，他們出于民間神話傳說：一代又一代的人，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將故事流傳、延續下去，人們對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習。如民間每于老年人壽誕時送上壽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長壽、幸福，這個習俗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傳說。相傳戰國時期齊人孫臏自十八歲離家，拜鬼谷子為師學習兵法，一別家鄉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親八十歲的生日，他想：“烏鴉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獸還知恩達禮，我卻已經有十二年沒有報母親的養育之恩”,于是向師傅請假回去看望老母，臨行前，鬼谷子隨手摘了一顆桃子讓孫臏回家獻給高堂。沒有想到，孫臏回家將桃子給老母親吃后，母親竟返老還童。人們聽說孫臏母親吃了桃子之后變得年輕，也想讓自己的父母健康長壽，于是競相仿效，也都給自己的父母“送壽桃”。傳說是否真實，人們沒有去考證，但它所蘊涵的美好寓意，卻被人傳承下來，綿延不絕。

隨著事物不斷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吉祥物被我們所知曉，在我們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慶席來說吧，對于夫妻也好，新人結婚也好，都很很不錯的吉祥物，能夠為我們帶來吉祥如意，是對我們身心健康的呵護，讓我們事業順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滿。在家中具備此物，更是能帶來順勢，讓我們一順百順。

第五篇：北戴河避暑勝地的歷史變遷

北戴河避暑勝地的歷史變遷

黃金生

北戴河的名字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這個美麗的海濱小城因與政治的不解之緣而充滿了神秘色彩。

北戴河距離北京不到300公里，18公里長的海岸線曲折蜿蜒，海面清澈平穩，沙灘潔凈綿軟，到處是天然浴場。這里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每年最高氣溫超過30攝氏度的天數平均只有7.6天。優良的氣候條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為避暑的好地方。北戴河的歷史文化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東巡派人入海求仙時就曾住在北戴河；曹操更是在此留下了“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天下名篇。但在中國古代重陸輕海觀念的影響下，即使畏懼酷暑的清朝皇室，也從未考慮過到海邊避暑。北戴河作為避暑度假區是從清末，伴隨著列強的侵略才開始的。

騎驢的仕女

1858年，英法俄美等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列強由此獲得了公使駐京的權利。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第六款中又賦予法國傳教士在中國各省可以“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權。西方人員在華日久，便利用特權四處尋找適合夏季避暑的地方。與游牧民族出身的清朝帝王選擇承德不同，歐美人開始把他們的海濱避暑之風傳到中國。

1878年，25歲的英國傳教士甘林來到中國，在天津、唐山等地傳教。當他來到北戴河海濱的時候，立刻被這個世外桃源般的海域所吸引。1895年，他租下聯峰山東峰雞冠山約400畝的土地，蓋起了兩棟別墅，雞冠山因此也被叫作甘林山。

甘林的別墅是北戴河最早的西洋別墅之一。別墅建成之時，他請一些親朋好友前來“暖房”。當時一位英國女士在北戴河車站下車后騎驢到聯峰山下，因為天氣炎熱，就騎在驢背上休息了一會兒。她戴著白帽，左手控韁，右手擎傘，騎著驢在綠蔭下的樣子很是迷人。同行中一位擅長繪畫的人用水彩把她畫了下來，這幅畫后來被京奉鐵路的英國總工程師金達所得。金達在修建天津至山海關的津榆鐵路時也發現北戴河村南面不遠的海濱，風光秀麗，非常適合休閑避暑。以他在英國的經驗，認定將來必有升值，便想在這里購地蓋房。但當時一般外國人沒有這種權利，他只好慫恿鐵路包工頭天津人楊季琳抓緊購地建房。楊季琳聽取了金達的意見，很快在北戴河海濱建了一座房屋，租賃給來這里避暑游玩的外國人住。這是外地人在海濱建的第一幢專門出租給外國人用的房屋。

金達將那幅“仕女騎驢圖”印制成京奉鐵路局的英文招貼廣告，每年夏季在火車站和外國人的居住地張貼，用以招攬中外人士到北戴河旅游。據說這是中國最早的旅游招貼畫。有了金達繪聲繪色的宣傳，幾年之后，在北戴河的海濱上，一棟棟別墅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英、法、俄、美等外國人紛紛涌進，爭相圈占和搶購土地，北戴河成為西方殖民者的避暑樂園。到1898年，應西方駐京使節的要求，北戴河正式被清政府“欽定”為中外人士避暑之地，“戴河以東至金山嘴沿海向內三里，及往東北至秦皇島對面為各國人士避暑地，準中外人雜居”。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國家確定的對外開放的各國人士避暑之地。

北戴河海濱被清政府辟為中外人士避暑地后，當地臨榆縣衙門（治所在今山海關）因該地地處偏遠，鞭長莫及，無暇管理，境內的外國人則以北戴河海濱是通商口岸為借口，于1898年首先建立起他們自己的自治團體組織——石嶺會。石嶺會以其監理會名義大肆收購土地，在區域內建有辦公樓、大會廳等。并自作主張地傾銷其所租土地，大量吸引會員。即凡愿為該會會員，承認其會章者，都有向該會租地買房的權利。“骎骎然幾有喧賓奪主之勢。”到1900年，北戴河已建成50多幢專用于療養的別墅。一些外國人看到北戴河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便開始靠囤積土地獲利。英國人施爵兒1905年在此低價買得88.9畝土地，1914年他出手10畝，1916年又出手33畝，1920年再出手11.74畝，坐吃土地升值就發了大財。

1916年，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國務總理的朱啟鈐來到北戴河，他見此情況，便積極聯絡京津上層人士，在1919年成立了地方自治團體北戴河海濱公益會，“保護主權，規劃市政，管理避暑區之行政事宜。”他主持制定北戴河街區道路規劃，規定“近海沙灘不準建房，其他地區所建房屋以能美化環境，點綴風景為宗旨”。這是我國旅游風景區的第一個城市規劃。之后，正是朱啟鈐以“修路為第一步”，把北戴河的建設有步驟地推向了科學軌道。

風姿綽約的“西洋美人”

在公益會的治理下，北戴河的公共秩序井然。1929年7月，張學良到北戴河來療養，為遵守公益會嚴禁在海濱使用汽車、摩托車等交通工具的規定，把帶來的小汽車、摩托車全部留在了專列上。張學良的發妻于鳳至在游玩時貪看風景，騎驢錯走了人行道，即被路警所阻，并被告違犯了交通規則。于鳳至下了毛驢，連說對不起，不但交了罰款，還獎給那位恪盡職守的路警10塊大洋。

由于公益會及有關方面的努力，也由于石嶺會在外國人中的影響，北戴河海濱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逐漸成了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遠東罕有其匹的避暑旅游勝地。當時北戴河的旅游業，在中國有很多開先河之舉：建有中國第一條旅游專用鐵路支線，即建于1917年的從津榆鐵路北戴河火車站到北戴河海濱站；這里還開辟了中國第一條旅游航線，即辟于1921年的從北京南苑機場到北戴河海濱赤土山機場航線。

現代旅游業的興盛，吸引了外國人大量涌入北戴河海濱。據有關資料披露，1936年北戴河海濱人口調查顯示，當時住在北戴河海濱的中國人有7902人，外國人有2535人；當年的中外觀光客有6127人。也就是說，當時在北戴河居住的外國人已接近那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中外觀光客中占據大多數的外國人算進去，那暑期北戴河海濱的中外人口比幾近相等。這在遠東除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沒有的。

奇特的山光海色使北戴河海濱有了一種特殊的魅力和韻味。早在1910年，北洋女子公學創辦人，做過袁世凱公府秘書的呂碧城就在用文言文寫的《北戴河游記》中把北戴河海濱比喻為是“西洋美人”。她開篇就寫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此二句于西湖之神態，殆摹擬矣！然猶中國美人態也。若夫海濱之風景，清奇高亢，氣象萬千，有如西方美人，細腰捷足，長裙飄飄欲仙，令人見之具瀟灑出塵之想，則北戴河似焉。”二十多年后中國第一位女教授、《西洋史》的作者陳蘅哲，也寫了關于北戴河的游記，其中《再游北戴河》一篇開篇就說：“提到北戴河，我們一定要聯想到兩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時髦”。

不平凡的“老別墅”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統計表明，北戴河海濱境內有中外別墅719棟，其中外國人別墅483棟，涉及美、英、法、德、日本、蘇聯、意大利、比利時、希臘、奧地利、瑞士、加拿大、丹麥、西班牙、瑞典、愛爾蘭、挪威、波蘭、印度、韓國等20個國家；中國人別墅236棟。在舊中國四大別墅區（江西廬山、河北北戴河海濱、浙江莫干山、河南雞公山）中，北戴河海濱是唯一的海濱別墅區，外國人的別墅數目比例最大。但是，這個依山傍海的避暑之地，絕非不問世事的世外桃源。在這些老別墅的群樓中，有1903年建造的“海關樓”；有解讀北方工業巨子周學熙心聲的“趣園”；有建設北戴河的功臣朱啟鈐的“蠡天小筑”以及曾作為少帥張學良行轅的章家樓等等。這里見證了中國近代許多不平凡的歷史事件。

1930年夏天，張學良來到北戴河避暑時，正值蔣介石、閻錫山和馮玉祥之間的“中原大戰”，而張學良的東北軍參加哪一方，將對整個戰局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張學良此時所在的北戴河聚集了各派的代表：蔣介石集團的張群、吳鐵城、方本仁；閻錫山派出的賈景德、傅作義、溫壽泉；馮玉祥派出的鄧哲熙、薛駕弼、門致中；汪精衛派出的郭漿祺、陳公博等。他們云集北戴河游說拉攏張學良，避暑勝地一時儼然成為國內政治斗爭的中心。

“九一八”事變后的1932年6月，以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曾在北戴河起草調查報告書。張學良指定北寧鐵路局局長高記毅等組成“國聯調查團海濱招待組”。其后隨著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北戴河逐步被日本人所控制。1940年4月，日本在北戴河海濱開設“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社員休養所”。5月，日本駐天津陸軍特務機關強占陸莊小河以西土地建日本陸軍醫院，供侵華中負傷生病的官兵治療休養。

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接收北戴河，北平官員及一些富商大賈決定恢復北戴河作為避暑勝地，然而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使多數官員不敢到此。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后，東北解放軍挺進山海關，到11月26日，北戴河終于“換了人間”，獲得解放。

第一個中央休養區

北戴河解放的消息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便引起了中央組織部的重視。中組部當時正考慮全國勝利后如何安置傷殘將士，顯然，北戴河是療養的好去處。于是中組部在北戴河選擇了風景最好的西山，對原有別墅進行接收或購買，組建了療養院。接著，全國工會系統也效仿蘇聯的做法，開始組織勞模到北戴河休養。1949年6月，身體欠佳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來到北戴河海濱，成為第一個來此休養的中央領導人，住在原鐵路賓館1號樓。此后，朱德幾乎每年都來北戴河休息療養，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1950年8月，又有李富春、聶榮臻、楊尚昆等中央領導到北戴河海濱療養。

1950年初，經時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親自選擇，批準在北戴河建設外交人員休養所。當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駐北戴河聯絡組”，開始接待當時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東歐等國的駐華使節。1952年，中組部療養院移交給中央辦公廳，改名為中直機關療養院，規定中直機關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養的假期。

北京的夏天十分悶熱，解放初期因條件所限，不僅沒有空調，甚至連風扇都少有。于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結束后，中央決定尋找夏季避暑辦公之地。據參與編寫北戴河地方志的朱桂新介紹：“北戴河海濱沙子質量很好，海灘不是很陡峭，鯊魚也很少，中央一個考察小組曾考察了大連、青島等地，從環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慮，最后確定了北戴河作為中央領導辦公地點。”另外，北戴河所留下大量現成的別墅也使領導人去避暑不用勞民傷財重新建設。

1953年，行政區劃上的“海濱區”易名為“北戴河區”。1954年，中直療養院改名為中直干部休養所。

毛、鄧的初次北戴河之旅

雖然日后毛澤東非常喜歡北戴河，但在1954年之前他卻一直沒有來過。1950年2月，毛澤東在訪蘇歸來途中曾來到山海關。在長期戰亂的摧殘下，昔日的雄關已是殘破不堪，滿目瘡痍。據當時跟隨在毛澤東身邊的師哲回憶，解放之初無論毛澤東走到哪里，望著殘破的山河，經常講的一句話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此刻的毛澤東，望著破敗的“天下第一關”，可能也沒有了游山玩水的興致，他看了一下山海關，便匆匆登車回京，更沒有去相距不過十余公里的北戴河。

毛澤東初次來到北戴河，是在1954年的春天。1954年4月21日他考察秦皇島，出發的第一站又來到了山海關。毛澤東一下汽車望著已修整一新的“天下第一關”城樓，驚喜地說：“這兒變了！”當晚，毛澤東便住在北戴河的章家樓休息。可是，第一次到北戴河，或許是因為大海的濤聲太大，或是因為天氣較涼，長期被失眠困擾的毛澤東當夜并沒有休息好。第二天，毛澤東便告別北戴河海濱，前往唐山視察。

同樣喜歡在北戴河暢游的鄧小平，初次北戴河之旅也頗為倉促。1952年8月，鄧小平從西南局第一書記的任上調至政務院擔任副總理。剛來中央，工作千頭萬緒，加之周恩來總理出訪蘇聯，他要主持政務院的工作，整個夏天也無暇休息。1953年7月17日，鄧小平第一次來到北戴河便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可是，那次鄧小平只待了兩周，就在毛澤東的電召下提前結束休養匆匆趕回了北京。

夏季辦公制度的形成

中共中央確定夏季在北戴河辦公，實際上帶有半休養半工作的性質。1954年，秦皇島市設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員會，下設暑期工作辦公室，簡稱“暑辦”，專職為中央領導服務。同年11月，國務院正式確定北戴河休養區的使用方針是為中央暑期辦公服務。

夏季辦公制度確定后，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專門組成暑期警衛、服務班子，到北戴河工作。在當地，也有一個暑期工作班子，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再加上警衛師四團，共同負責黨和國家領導人駐地、浴場和外出活動的服務及警衛工作。

作為新中國的領導人，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面臨著重整山河的緊張工作。1950年10月，志愿軍赴朝參戰后，毛澤東日夜關注朝鮮前線的情況，半個月間辦公、起居全在床上，睡眠極少。此外還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運動，這一段時間，毛一直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1953年朝鮮停戰的消息傳來，據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毛澤東高興地在院內清著嗓子唱了一曲京劇，接著說：“我們該脫軍裝了。我脫，你們也脫。”他還回憶說：“從這一年始，毛澤東每年都要到海邊去一次。我們都了解他一個喜好，就是觀潮。每次觀潮胸脯都會和著潮水的節奏起伏。”

1954年的夏天，毛澤東來到北戴河休養。出于常年的習慣，毛澤東不愛住洋樓，愿意住中式平房，卻又喜歡房間高大。因此中直療養院專門建了1號樓，實際上是一排平房。這年夏天毛澤東便住在這里，而且一住就不想走，直到9月天涼，其他中央首長都走了，他仍沒有走，并堅持每天下海游泳。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隨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到來，此后的每年夏天，“一片汪洋都不見”、“白浪滔天”的北戴河便在中國政治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而變得異常神秘。這個“魏武揮鞭、東臨碣石”的地方開始與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聯系起來。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19期